好像还有本小书也叫村将不村。 最近翻的书都是200多页，有的书一两小时翻完。有的三四个小时看了三四页。看来我真不是搞数理逻辑的料。
重读马克斯韦伯对道教的研究，发现韦伯讲的不是道教而是社会宗教。经人点播我才明白，我常以贫道自居，以为韦伯对道教的评论有很多的谬误。 但是他从社会学的，世界宗教的角度来看，那是还是很对的。我在教义上较真了，本质上忽略了。他把道教称为巫术而不是先知那种方式。 巫术和偶像崇拜的因素也影响了传来的佛教，玄奘取来的因明学被抛弃，佛教变道教化。
但是开始的时候，他们都影响了儒教的孝。 儒教的孝是影响社会结构很重要的因素。 他是乡土社会的本源。
佛教原本是救赎的宗教，到天朝成了巫术传授秘法的宗教。
农民不喜欢宗教的共同体生活，但是又不得不信宗教得到个人的救赎。
但是宗族社会强大又会影响帝国，不过秦晖《传统十论》说过宗族强大未必那啥。 宗族反而是帝国推动的，不是民间自治的。帝国想要通过宗族社会来控制。 不过宗族社会反制于帝国。
扯这些和本文有什么关系。 其实没什么直接关系，了解农村问题的原因本身，比看这些简单的具体有趣多了，但是具体问题也要多了解。 不然有些道理太理论不好。
一朋友说我整天研究农民问题，或者形而上学问题。有什么用，不顶饭吃。
我说在我眼里你就是个农民。当然，我也是个农民，我是个研究农民的农民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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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磊明
尚武村隶属于湖北 J 市 D 区龙游乡。 龙游位于 J 市最北端， 离市区一个半小时的汽车路
程，素有“J 城北门户”之称；其地形以山区和丘陵为主，是个典型的农业乡，在 J 市属于
最贫困的乡镇之一。 尚武村分为 8 个村民组， 有 425 户村民， 共 1680 人左右， 计税耕地 1202
亩。全村按地形大致可分为 3 片：1、2、5、7、8 组紧临龙游街，离乡政府很近，其中尤以
2、7 两组为甚，这些组的村民往往自称是“街上的人” ，认为自己在“皇城根下” ；3、4 两
组离街大约有 1 公里左右，原来这两组叫双坪大队，70 年代并入尚武；与前面几组属于丘
陵地形不同，6 组则完全在大山深处，离街有 4 公里，同村的其他村民都称这里的人是“山
里的” 。
尚武村是个典型的杂姓村，几乎每个村民组都有上十个姓氏，本村的最大姓是廖姓，也
只占了不到全村人口的 10%。与湖北的大多数村庄一样，尚武村民散居在大小不等的弯子
里，这些弯子大的有二、三十个农户，小的只住着一两家。即使现代的交通，通信设施已经
基本进入的当地的农户， 但是由于居住十分的分散， 村子里的许多事情处理起来还是很不方
便。我们住在 4 组，从房东家到本组最东边的人家去访谈，就要走 20 多分钟的崎岖泥泞的
道路。负责包该片的村会计，为了给 70 多户挨家挨户的落实粮食直补资金，就花了整整两
天的时间。
尚武村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只有 6 分左右。粮食作物一般是小麦和水稻两季，风调雨顺
之年，合计亩产近 2000 斤。目前村里的中青年劳力大多外出务工经商，大多的年轻人是去
东南沿海，中年人较多的是在离家不远处打短工，做小生意。虽然耕地少，但是由于水利条
件优越， 加上有不少的山林资源， 因此在人民公社时期， 这里村民的生活还是相对比较好的，
其中 1 组在 70 年代中期，每个工日的工分能达到 8 毛钱左右。人民公社解体之前，村集体
留下了大量的集体资产，但是到 90 年代中后期这些集体资产已经几乎完全耗尽。取消农业
税以后， 村干部们所能控制的只剩下山林和堰塘这些公共资源， 目前这些资源也差不多快卖
光了。
在这样的一个山村里，我们对农民的日常生活、村庄治理进行了近半个月的调查。期间
恰逢当地遭遇 60 年不遇的大洪水，虽然给我们的行动带来很多不便，但也为我们解读村庄
提供了更好的机遇。在这篇报告中，我们试图展现三泉村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以及由这
个生态所决定的行为逻辑和治理结构，并力求从村庄的视角来相关的农村政策进行分析。
村庄的生活逻辑
尚武村是个农业村， 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务农和打工以及做点小生意， 绝大多数人家
的经济水平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阶段，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有的吃有的喝，
就是手上没有钱” 。尚武村目前是一个看起来比较和谐自恰的村庄，这里的民风淳朴，热情
好客，村民之间基本能和谐相处，很少有明显的仗势欺人的情况，并且在生活的一些方面还
能进行互助。尚武村又是一个日益原子化的村庄，在共同合作和制约干部等问题上，农户们
很少能形成真正的集体行动。 与之密切相关， 尚武村还是一个地方性规范和道德舆论的约束
力日渐式微的村庄， 虽然这里民风淳朴， 但是却缺少那种笼罩性的舆论压力来制约那些破坏
传统规范的人和事。 从红白事与人情往来、 老年人的生存状况、 纠纷调解、 互助与合作情况、
乡村灰色势力这几个村庄日常生活的主要面向中，我们能大致的窥视出尚武村的生活逻辑。
一）红白事与人情往来
与大多数的农村地区一样， 红白事也是尚武村民最重要的活动和仪式。 在北方的许多农
村地区，白事比红事的规模更大，仪式更加繁琐，甚至人情往来的圈子也更大；而在尚武，
则是白事的规模、规格要比红事小的多。
对于红事，当地村民一般的要操办 4 天：第一天准备，第二天和第三天请客，第四天是
接待来玩耍的亲戚。红事的人情圈，除了亲戚朋友以外，主要就是本组的邻居。一般说来，
本组内 80%左右的人家会来出人情的。人情费，五服内的兄弟现在一般的是 100 到 200 元，
邻居一般是 50 元。五服以外的兄弟，如果住在本组，也是出 50 元，如果不在本组，一般就
不来往了。吃饭的时候，主要的亲戚是全家都到场，旁亲和邻居一般来一到两人。办红事过
程中，五服内的亲戚和同一个弯子里的邻居基本上都会来帮忙。
这么大的一件事，需要有人统筹安排和指挥，因此每家办事时都要请知客先生，有的
还加上一个理帐先生（办白事时，请的这种指挥被称作督管，由于白事规模小，不需要请理
帐先生） 。知客先生一般都是本组的邻居，每个组里中都有这么几个对红白事的规则个程序
比较懂行，又有一定的指挥魄力，不怕得罪人的人。请知客先生是不需要花钱的，基本上一
请就到。几天下来，知客先生都要累的筋疲力尽。红事还好办，都是发生在农闲的时候；白
事则不然，遇到农忙时，知客先生也得放下自己家的农活，甚至请人来家干农活，自己去给
邻居帮忙。知客先生付出这么多辛劳，没有得到物质报酬，却收获了乡亲们对自己的尊重，
他们自己家有事情时，会有很多的人来帮忙。不过现在村里开始出现花钱请知客的了，不知
道这种情况会不会蔓延开来， 进而也不知道它会不会对村民们在其他方面的互助合作产生多
大的影响。在华北平原的许多地方，知客先生（当地称作“管事的” ）还经常调解村民间的
纠纷，而这里的知客一般不介入村庄调解；华北平原的“管事的”是地道的德高望重的村庄
精英，但这里的知客却算不上。
对于白事，尚武一带有一个说法“人死众人丧” ，意思是这是大家的不幸，这个时候“大
家”都是“自己人” ，都要来帮忙，也不需要出什么人情，只要带上纸和鞭炮来吊孝死者。
这里来的“大家” 、 “自己人”有两类，一是五服内的亲戚，他们会把这件事完全当作自己家
的事情看待，需要守孝，晚辈要带孝；二是近邻，他们主动的过来帮忙料理一些事情。白事
到场的人要远远少于红事，操持的时间只有两天，吃饭的规格也低于红事。
虽然没捐赠现金， 但是我们也仍然可以把出席白事当作广义的人情往来。 不过这里白事
的人情往来与红事的区别还是十分的明显。 虽然同样具有互助与义务的性质， 但是白事主要
体现在精神层面，而红事的经济层面更加突出。同样是人情圈，白事的圈子更接近于主导的
认同圈——在这样的一个认同单位内，在日常生活的很多侧面中，人们具有“我们感” 。这
种白事的人情往来，人们往往能真正的积累社会资本；而红事则未必尽然，因为当大家往往
仅把它当作义务来疲于应付，尤其是有些人把它当作一种敛财的手段时（同样在 J 市，南部
地区的一些农村，很多人在想着法子来收人情，甚至连逢五的生日也要请客） ，这种人情往
来实质上是在套兑社会资本，消解社会资本。
其实十多年前在尚武一带，白事的规模与红事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些年来，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经济交往的增加，红事的规模在不断提高；而由于火葬政策与当地实际的土
葬实践之间存在张力， 更多的使得白事的规模缩小——原先出殡时要吹喇叭， 甚至有的还要
请乐队、放电影，现在这些都免了。
从 1982 年开始，尚武一带就提出改革土葬为火化，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耕地，但是
根本没有人理会。90 年代开始，上级政府加大了工作力度，力图切实的实行这项政策，但
是这个政策在当地却实在难以推行。其主要原因有三：首先，尚武村的荒山林地很多，土葬
根本不占用耕地，这就使得这项政策在当地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其次火葬的收费很高，各
项费用加起来要 1000 多元，而且是公认的不合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无论是老人
还是子女，无论是群众还是当地的干部，入土安葬的观念不可能改变，火葬会让他们产生强
烈的拔根的感觉，即使少数的被强制火化了的，回来也还要重新做坟墓安葬。
政策推行之初， 附近村庄曾经有干部在强大的压力下， 将已经土葬的死者刨出来强行火
化，引起了强烈的民愤，最后这个干部受到了处分。对于这个根本无法推行的政策，地方政
府作出了很有趣的变通：给各村下达火葬的指标——每年火葬数量是全村人口的千分之一。
这也是干部考核的指标之一，如果完不成任务，每个编制扣 100 元。但是即便如此，这个指
标仍然无法完成，而乡里也从未因此扣过村干部的钱。现在，每次只是在上级临时检查时，
乡村干部才对这期间土葬的人罚款，金额 200 到 2000 不等。遇到这种时候，那些“死人死
的不是时候”的人家也自认倒霉，唯一可能产生不满的是罚款的金额，因为它基本取决于自
己与干部的关系。
上级的一项不切合实际的政策就这样被干部、群众“共谋”消解了。有意思的是，即使
是积怨很深的人，也不敢在这件事情上戳别人的蹩脚，否则他不仅极可能举报无效，更会招
致别人的刻骨仇恨和乡亲们的咒骂。而村民们也知道干部在这件事情上和自己是一条心的，
他们不会让干部们太为难，更不敢公然的挑衅上级的政策，即使它没有多大的合法性，因此
他们在办丧事的时候不再大张旗鼓。
问题是，现在乡村干部对农村的控制能力已大大削弱，他们已经不再敢乱收费、乱罚款
了，为什么村民们不再重新大办白事呢？实际上，对于全国各地的许多农民来说，给死者大
办丧事是为了给活人挣面子，赚象征资源，但是这这种面子的竞争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很多
人也不堪重负，但是又不得不为。在尚武一带，那个不合实际的政策恰好给骑虎难下的人们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台阶， 这恐怕倒是那些拍脑袋决策的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效果。 乡村社会在
具体的生态环境中形成了相应的规则， 有时候当这些规则产生了较强的负功能时， 它也未必
能顺理成章的自动消除，因为观念的自动流变需要较长的时间，同时也并不是每个地方，每
个情势之下都能出现一批“吃螃蟹的人” 。因此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外力的介入很可能打
破这个非理性的连环扣，从而成为新的观念和规则生成的契机。
二）老年人的生存状态
在尚武， 如果老人有几个儿子的， 一般是儿子结婚一个分出去一个， 等到小儿子结婚后，
老年人就单独过，只有极少数的家庭在儿子全部结完婚后再分家。只有一个儿子的，老人一
般会和儿子住一起，不分家不分灶，以免别人说闲话。分家时，大部分家庭都可以内部协商
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一般的先找公亲调解，如本族德高望重的人，兄弟、堂兄弟、内弟等。
公亲解决不了的，会请村干部出面；很少有通过乡里甚至法院来解决的。
单独生活的老人如果还有劳动能力，有的会给自己留下一点田地，自食其力。没劳动能
力和土地的老人，生活由儿子们共同负担，儿子给老人口粮、油盐、柴火。如果关系融洽，
老人可以到子女地里拿点蔬菜吃；否则只能自己开荒种菜了。有的家庭在分家时，把所有的
东西都平分了，老人什么都没有，只能在几个儿子家吃转饭；也有的是父亲与一个儿子住，
母亲与一个儿子住，这样老两口到了晚年就给活生生的拆开了。
村子里的大多数老人基本能做到衣食无忧。 有的老人自己还有能力挣点小钱， 有的儿女
孝顺的能给点零花钱， 这样的老人就生活的比较滋润满足了， 被别人羡慕。 老人们都很勤快，
他们能劳动一天就要劳动一天，种田，养猪，做家务，带小孩。手上有点钱的老人在清闲的
时候会去茶馆喝茶、聊天、打牌。他们一般吃过早饭，八九点钟来到茶馆，中午不回去，在
这吃包方便面，下午四五点钟回家。这样的消费每天也只要一、两块钱。老人生病了，一般
是小病自己看，大病找子女。大多数的子女都还能掏钱给老人看病。
虽然这里大多数的老人基本生活能得到保障，但是他们的地位与原先已经不可同日而
语。解放前土地私有，地契一般都捏在老人手里，而且当时家族力量还很强，对于不孝敬父
母的子女，家族一般有能力进行干预和制裁。人民公社时期，老人能从集体分得口粮，子女
对待老人不孝顺，开会时会被干部点名批评，罚站，平时还要接受其他人监督。而分田到户
以来， 老年人在尽了自己的人生义务之后手头已经没有什么资源， 乡村干部对村民的约束能
力也大大下降，这样他们的地位也因此迅速下滑。现在子女不孝的比原来多了很多，而且有
的还十分恶劣，尽管这样的比例在全村还不是很多。90 年代后期，尚武村曾出现过一起老
年人因为不堪虐待而自杀的事情。
对于那些虐待老人的人和事， 村民们几乎没有能站出来申张正义的。 即使是老人的兄弟、
亲戚，他们虽然心里不服，但是也很少过问，因为他们知道管也管不了，白白得罪人。村民
尽管都认为子女是不对的， 也会在私底下议论， 但这种舆论作用并不会对当事人产生什么影
响， 也没有人会以是否孝顺为唯一的人际交往标准。 那些对父母不孝的人不会因此感到羞愧，
其他村民也不会因某人不孝顺父母而将其视为大逆不道，不与他交往。在尚武村，吐沫星子
已经淹不死那些“不要脸”的人，这里已经不存在强有力的笼罩性的价值规范，以约束一些
村民的日常行为。
不仅道德舆论这种软约束力难起作用，行政权力这种刚性的结构性力量也难有多大作
为。 面对越来越多的不孝子， 权力式威且对自己的职责认同程度不高的村干部们是能不管尽
量不管，少一事好一事。在年轻人和老年之间，有的干部往往是欺老不欺少，宁可看着老年
人受苦也不愿意过问，去得罪年轻人。在有的事情上，乡村组织也曾经介入处理，但是却面
临执行难的尴尬局面，干部在场时，子女口头上会有一些承诺，但是事后却依然我行我素，
甚至会变本加厉的报复老人。
从总体上判断，今后这里老年人的生活处境几乎不可能得到改善，甚至还会继续下降。
有人总是在希望农村社会的“官权退，民权进” ，可是他们不知道，在村庄的内生性秩序不
断丧失的今天，官权退出后，什么民的权力会跟进，那些贫弱的老人能吗？而这种情况下，
农村里的弱势群体的权利又从何得以保障？靠法律吗？可是法律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进入
乡村，其成本又是多少，那些弱者能承受的起吗？
90 年代后期起，这一带信仰基督教的人多了起来，这些新的教徒大多是村里的老弱病
残。老人入教的增多与他们的生活处境下降密切相关，儿女不孝，求诸上帝；今生无望，但
求来世。那些地下的传教者不仅给他们建构了一个彼岸，还鼓惑他们说入教能祛病强身。老
人们是如此的无奈和功利。一些人皈依基督后精神有了寄托，身体状况改善了；可是还有不
少的人并未能消病去灾。 最近两年， 这里信教的人因此又减少了。 真不知道那些对生活绝望，
又对上帝失望的老人现在能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三）纠纷调解
现在尚武村的民间纠纷主要发生在家庭内的赡养、邻里间的水利灌溉、地界等问题上。
相对于其他很多农村地区而言， 这里的纠纷发生的并不是特别多。 对此当地人自己的解释是
很多中青年劳动力平时在外务工经商、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并不以为然，因为这两个情况
在其他很多地方都存在。 事实上在目前大多地方， 宅基地和水利灌溉是纠纷发生的两个重要
领域。而尚武村山林荒地较多，居住分散，宅基地方面的纠纷发生就比别的地方少很多；虽
然对于尚武而言， 水利灌溉纠纷是纠纷的主要方面之一， 但是由于这里的水利条件相当优越，
因此相关纠纷发生的频次也还是要少于很多地方。
尚武人的那个解释倒是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为什么现在当地的纠纷比 10 多年前要少很
多。在人民公社时期，村民之间因为实质利益引发的纠纷很少，一般说来主要就是因为平时
说闲话，或者孩子打架引起的争吵，这些鸡毛蒜皮的争端往往干部一句话就能解决了。所有
人感受最强烈，记忆最深刻的是分田到户之后，纠纷一下子多了起来，这种情况前后继续了
近 10 年。那段时期，村民之间因为山林、地界、水利灌溉、农业生产等问题经常发生冲突。
虽然分了责任田和农具， 但是脱离了集体全面控制的单个农户之间很多具体的利益边界和分
利规则还没有确定。人民公社时期，有着平等、公平理念的强大的集体组织掌控了资源的分
配，能尽可能的维持着社会的公正；而行政、集体的力量从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领域后撤
后， 农户之间实际力量的不均衡需要在利益分配领域有所体现， 强势的农户总在尽量将自己
的利益边界往外拓展。这些纠纷的发生与解决，实际上就是利益格局重新划定的过程。这种
边界的定格是地方性规范、国家法律和冲突双方力量对比的合力的结果。
还有的规则虽然早已经明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开始却未必能真正的遵守，经过长时
期的磨合后才为大家所真正的服膺。 在可供分配的利益和资源稀缺的时候， 有的人总尽量的
把对自己有利的规则用足，不顾及一点情份；针对这种情况，另一方有时就会挑战对自己不
利的规则，由是纠纷就发生了。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水利灌溉方面的纠纷。分田到户以后尚武
就形成了延续到今的用水规则： 先上游后下游。 在雨水充沛或者上游水库充分供水的情况下，
一般不会有什么矛盾；而当旱情严重，水量有限时，纠纷就多起来。用当地村民的话说就是
“上游有些人的田里要淹死，下游的人的田里却要干死。哪有不扯皮的？” “这和弟兄多少
没关系。这些人就是不讲道理，几句话不投机就吵起来，打起来了。 ”经过 10 多年争吵、打
斗，大家逐步感受到“到靠打架解决不了问题” ，而且“被打了自己不划算，把人打了要负
责任，打伤了要出钱，打死了要坐牢甚至偿命” ，因此转而真正的遵守原先的规则了。一个
妇女讲“去年插秧时，我田里干的裂了口子，我要上游的让我先放一点水，他妻子说，你的
田里的确干的很厉害， 而且我家耕田的拖拉机还没有来， 你就先放吧。 但那家男的不干， 说：
不放！老子的田在上游！我听后很生气，但也就这样算了。如果我去扒口子打了架，即使处
理了他，我受了疼也是划不来的。 ”这些年，尚武村因为灌溉而引起的争斗纠纷已经少了很
多， “先上游后下游”这个规则才算基本确立了下来。可以说，这完全是一个“打出来的规
则” 。
90 年代以后，由于利益的实际分配规则和边界已经基本确立，加上生活水平提高后对
一些小利也已不太看重， 最容易发生争斗的中青年人平时也不在村庄内， 因此纠纷自然就大
大减少了。现在，那些田间地头、串门打牌时发生的口角，一般的乡亲们都能调和。那些涉
及利益不大的一些纠纷， 有一定威望的老干部还能起到一定的调解作用， 有的甚至不需要人
调解就不了了之了。 而关涉到较大利益的纠纷， 人们一般都是直接找村干部调解了——事实
上，人们经常议论的，或者说很多研究者视野中的纠纷往往仅仅是这一类。
我们已经指出， 这种纠纷的解决实际上就是在重新划定利益边界。 在确定边界的过程中，
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合力里的重要一维。在当地的语境中，这个“力量”主要指的就是家
族势力——兄弟的多少与强弱（这里指的是亲兄弟，堂兄弟，不超出三服） 。当然，并不是
兄弟多的人家势力一定就大，还得看兄弟间的团结程度。在尚武村民的谈论中，我们似乎看
到了一个悖论：平常生活中，没有明显的仗着人多欺负别人的现象， “与别人打架时，亲兄
弟也未必会上来帮忙；有的遇到了也会绕道走，装作没有看见” ；而发生利益冲突时，又总
是兄弟多的人家占强。其实在这里，兄弟之间非常心齐、团结的只是一部分，也只有他们才
能敢于把利益边界划到别人脚跟前。
尽管这些人平时也没有怎么横行霸道，但是他们弟兄多，说话的语气就横一点，一有可
能就要占一下便宜，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家族在平时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表现，但一有事就
露出来了” 。而那些只有个把弟兄的，碰到什么事就都会让一下，忍一下。从这个意义上说，
家里人多势众是一个引而不发的“核威慑” ，别人不敢惹自己。即使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干
部对这样的人也还是有所顾忌的，时任大队民兵连长的王祖兵说“我当干部的时候，那些弟
兄多的，要说什么事，几弟兄都会站出来一起说。干部对他们也会马虎些，因为干部心里也
清楚，你批评他，他们几弟兄都会出来说话；如果说另外一个人，就只会有个把人出来为他
说话。 ”正因为此，弟兄多的胆子大，敢做一些其他人不敢为的事情。王祖兵讲“前年北河
水库搞维修时， 有一辆拖材料的车坏在路上了， 我看见塆子里的那五六弟兄， 就有的拿袋子，
有的拿锹，有的推班车，过去从车上拖东西。碰到这种事情，那些弟兄少的是不敢去搞的” 。
虽然尚武村存在一定的家族势力大就占强的现象， 但是普通村民之间整体上而言还是没
有形成分层。 分田到户以来， 这里有极少数的人通过各种途径迅速提升了自己的实力和地位，
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要么离开了村庄，要么成为干部（也有的原本就是干部，他们依仗权力
而发财） 。现在的村民们如同一个个均质的马铃薯，根本无力也无心过问别人的利益冲突。
即使有个别有钱有势之人，也往往缺少服众的威望，虽然他们有欺负别人的能力，但是却没
有维护村庄公正与秩序的公心。尽管村民们有时在生产和生活上还能一定程度的相互帮助，
但他们却不愿意为“管闲事”去得罪别人。因此几乎没有村民会介入纠纷调解，即使是那些
令他们也非常愤慨的虐待老人的事件。对此，我们不能简单的指责他们“奸猾” 、 “世故” ，
而应该理解这种情况是被一个结构所决定的： 这是一个缺乏社会分层、 缺乏民间精英与权威、
缺乏杜赞齐所谓的“文化网络”的村庄。
那些关涉到较大利益的纠纷，人们只能诉诸找村干部了。这二十多年来，调解一直是村
干部的主要工作之一， 现在尚武村所有的村组干部只有 4 个人， 其中一个职位就是治调主任。
尚武的治调主任姓黄，他是全乡最有名的“黄氏六兄弟”之四，且平时为人还算正直，干事
有魄力。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人，也在叫苦： “现在调解已经实在难做了，干部说了老百姓不
听，他们即使不当面顶撞，也会阳奉阴违” ；甚至对于有的无钱无势的不孝子，他也无能为
力。尤其是取消了农业税之后，村里没有资源，干群之间也几乎不发生任何联系了，村干部
的权威更低了。 目前尚武的调解基本还能做到不出村， 黄主任自己的总结是 “80%的能调解，
调解不了的就上交乡里，不过乡里一般也处理不了。但是村民之间没有出现打官司的” 。实
际上， 那些处理不了的纠纷， 最终就完全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了： 强者占便宜， 弱者吃亏，
“打掉了牙齿往肚里咽” 。黄主任现在做工作主要已经不是依赖体制的权威，而是他家族的
影响力与威慑力了；而有的村里，由于干部不具备这种资源，调解工作就远远不如尚武。
农村调解是一个低成本、高效益的长效管理机制。它向来是遵循“治理”的逻辑，是为了
消解村民之间的矛盾，维护乡村社区的秩序；而不是简单的申张个人的权利，为了建立什么
“法治”或“礼治”的理想。从表面上看，它需要一个有效的调解人队伍；实质上，它更依
赖一个扎实的支持系统：村庄精英、众所服膺的地方性规范、村民对村庄共同体的认同、国
家政权与法律的支持。 但是目前很多地方的这个支持系统正处于日益衰微之中， 尚武也不例
外。虽然黄主任说他们调解成功的纠纷达到 80%，但是据我们的了解，这 80%中，很多的
也只是暂时将冲突控制，而没有真正的化解矛盾。当前的尚武基本能保持稳定，但是这只是
一个低水平的均衡； 而今后随着纠纷调解支持系统的进一步衰微， 国家法律又不能低成本的
下乡，尚武村会不会沦为一个弱肉强食、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丛林呢？
四）村民的互助与合作
在日常生活中，尚武村民之间时常能相互帮助。例如前面提到的办红白事，周围的邻居
都会去帮忙。平时一家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别人也会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前年，有一
户新移居尚武的村民家里出现了大的变故：丈夫遇车祸死亡。时值农忙季节，妻子和未成年
的孩子手足无措， 这时乡亲们自发的来帮助妇女处理丧事并且帮她插秧耕田。 这类互助在尚
武是比较普遍的。
我们调查期间， 遇到了当地六十年未遇的洪水， 6 月 30 日晚上 10 点多， 山洪突然暴发。
1 组的处在水库下面，面对汹涌的大水，村民们纷纷往高地上走。组里有一户单独住在一个
弯子里， 紧临河流， 当时家里只有一个中年妇女， 她还浑然不知情。 在高地上的村民们见状，
就一起喊她，但声音完全被雨声淹没了。由于水位太高，村民也不敢贸然去救她，就拨打了
110，当地 110 民警把情况转到了市政府，市政府又层层把指示转到村里。水位不断的升高，
很快就进了那妇女家的屋子，此时她已经不敢开门了，害怕一开门房子就给冲垮，自己性命
不保。 无奈之下她站上到桌子上， 但是水位迅速的上升到 1 米多， 她最后被迫爬到了横梁上。
就在她已经几乎绝望的时候，村主任来到了现场，周围的几十个群众也自发赶到。村主任和
另一名男子，在腰间捆上绳子，绳子一头由高地的群众牵引，经过几次的努力，在凌晨 1
点时将她救出。正是村庄中的互助能力和关键点上的干部不缺位救了这个妇女一命。
耐人寻味的是，尚武人生活中能经常的形成互助，但是合作能力却不是很强。一个有趣
的例子是谷场的使用。分田到户之后，开始是几户或十几户合用一个公共晒谷场。当时用畜
力碾谷，打一场谷子需要三个小时，一个家庭的谷子打完往往需要一到两天。如果收谷子时
天气晴朗，那么农户之间也比较好协调，顶多耐心等待几天。但是一遇到天气变坏的时候问
题就严重了，各家各户都要抢先打谷子，由此每个谷场都会引发纠纷与争斗。在这个阶段可
以说资源是极度稀缺的， 一个让大家都满意的规则形成的空间十分有限。 因此随后村组将部
分机动田抽出来，增加了不少的谷场，基本上能做到 3、4 户合一个；而且后来人们开始用
机械碾谷，大大缩短了时间。但是即便如此，有的谷场也还是纠纷不断。到这个时候，我们
就不能仅仅抱怨资源太少，蛋糕太小了，而是要质疑村民的合作能力了。最后那些难以形成
规则，争端不休的谷场只能再分：有的村民拿出一块自家的菜园、稻田来作谷场，干脆一户
一个。因此现在尚武村一般说来是一户到三、四户用一个谷场。谷场的分合过程实际上是一
个筛选过程，它通过一个自然的筛选机制将那些不能合作的“马铃薯”筛离出去，让他们支
付更高的生产成本；而那部分能合作的农户则能享受到合作带来的便利与好处。经过 20 多
年筛选后所形成的谷场使用格局，能让我们能比较清楚的看出尚武农民的合作能力。
2005 年，尚武 1 组发生过一起集体上访事件，从这起事件中我们也能看出村民们的集
体行动能力。1983 年，1 组挟集体化之余威组织村民集体开荒，修建了一个有 2400 棵树的
柑橘场。柑桔场在 1989 年开始受益，当时收获的柑桔在小组内集体平分。两年后柑桔场承
包给本组的一村民，为期 8 年，承包费 2 万块，这笔钱由村里管理。当时大家都有意见，认
为钱应该放在小组里，但没人公开提意见，也没人上访。1999 年，本组的另一村民邓天发
以 3 万 8 千元的价格又包了 5 年。2004 年，村里对集体产实行拍卖、承包、租赁，1 组的柑
桔场也纳入拍卖范围。 村里规定， 参加拍卖的必须交 200 元的报名费， 邓天发虽然很想续包，
但因为未交报名费而没有资格参加竞争，结果柑橘场被一外村人以 6.4 万元的价格买下。拍
卖所得款被村里拿去，说放到乡经管站统一管理。
1 组的村民对此意见非常大，一是村里凭什么来拍卖小组的资产，而且所得款还控制在
村里，谁知道这些钱以后会进谁的腰包；大家普遍的认为这个钱应该分给 1 组村民；二是拍
卖是几个村干部一手操作，根本没有村民代表介入；三是拍卖时还请了想司法所来公正，他
们坐在那里几个小时就得了 4000 元。随即 1 组有四个人挺身而出，发动村民联名签名，要
代表大家去上访。这四个人中首先出场的是邓天发，他是利益受损最大的；随后附和的三个
人是李昌全、孙厚发、张有云。李昌全今年 70 岁，在村里的名声很不好，大家都说他平时
好占便宜，好挤兑别人，背后喜欢说人坏话搬弄是非，李对现任书记很不满；村民们的共识
是这个闹事专业户现在出头是为了自己能多捞点油水、 顺便整一下干部。 孙厚发是个由于作
风粗暴而下台的原民兵连长。张有云平时在外打工，性格耿直。
2004 年底，这四人发动群众签名，全组 70 多户除了 4 户村干部的亲戚外，其余的都签
了。2005 年元月份四人开始上访。第一次到乡里，结果乡里说集体财产不能分给个人，没
给答复。第二次上访到 D 区，区里转给乡里解决，乡里仍坚持以前意见。第三次他们上访
到市里，最终乡里提出把 30％的钱分给村民，其余的由乡里代管。
有意思的是，整个上访过程中，始终只有这四个人在积极活动，其他的村民虽然对村里
很不满，虽然也很想分那笔钱，但是他们所做的仅仅是签名和发牢骚。上访期间，四人要求
村民每人出 1 元钱作为上访经费，但是全组 200 多人，只收上来 20 多元。
1 组的这次集体上访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集体行动。虽然这关系到每个村民的利益；
虽然大多人都签了名，但是真正行动的只有那四个人。而那四个人中，要么是为了自己的更
大的个人利益， 要么是怀有其他猥琐卑微的目的， 除了张有云外， 可以说都不是出于 “公心” 。
这次集体上访可以看作是少数几个人抗着民众的幌子去追逐个人利益的临时苟合行为。 狡黠
的村民们自然深明就里，顺手赋予“代表”们以“民心”的象征资本，来换得一趟便车。
到此我们似乎又看到了一个悖论：尚武人有互助，却无合作。互助与合作是一回事吗？
或者说是遵循同一个逻辑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仅仅从对两个词汇的语言学分析入手，
在字面上兜圈子，而应回到具体村庄生活的语境中来把握。
在尚武农民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里， 每一个互助行为都是针对具体事情临时发生， 群
体的边界不十分确定，其本质上是“情分”而非“义务” 。而合作则往往是群体边界明确、
需要长期维持的行为，对每个成员来说，他需要承担“义务”而非施舍“情分” 。合作维持
的门槛相对较高，需要很多的必要条件，必须有一个公认的规则和维护这个规则的力量，每
个成员即使在个人利益和短期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也必须承担义务， 否则搭便车和成员随意退
出的情况就会发生，从而使得合作失败。而互助的门槛则要低出许多，它只要具备少数的充
分条件，只需要一定程度的道德底线，通过个人的意愿和能力筛选之后就能发生，人们根据
生活经验对自己付出的“情分”有良好的收获预期，因此互助得以维持。
从根本上讲，合作已经属于“公”的行为，它需要克服搭便车，需要有效的游戏规则，
每一个必要条件都直接决定了合作的有无；而互助则属于“私”的行为，不存在搭便车的问
题，只需要道德底线这个软约束，那些充分条件只是影响着互助的多少。从经验上看，一般
能形成合作的地方，村民间的互助不存在问题；而村民间有互助的，则未必能产生合作。
尚武村是个无分层无民间权威、 地方性规范日益解体的地方， 因此这里很难有效的合作。
同时我们在这里感受到了村民的好客热情， 每次问路时， 乡亲们对我们这些陌生的外地人总
能不厌其烦的反复指点，有的甚至还直接把我们领到目的地，让我们好生感动。调查期间我
们看到一村民家十分贫寒，又遭遇天灾人祸，就丢下了 100 元，几天后这个村民还特地打听
到我们吃饭的地方，送来了感谢信。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助人为乐，给人方便、知恩图报的道
德、价值仍然存在的地方，村民之间能经常性的互助是必然的。尚武的“有互助，无合作”
让我们看到了这里的地方性规范已经很弱，但是道德的底线尚存。
五）乡村灰色势力
在尚武有一类令人头痛的群体， 他们游走于合法与非法之间， 虽然称不上是有组织的黑
社会团伙，不会明目张胆的公然对抗国家法律，却时常从事各种边缘性的活动，他们经常越
过道德的底线，给村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不良影响，直接的肢解了地方性规范。对于这些
人，国家难以绳之以法，道德舆论丝毫无力约束，老百姓拿他们无可奈何，畏惧避让三分。
这些人把边界逼近到别人承受能力的临界点，捞取这个空间的利益。这类不“白”但也够不
上是“黑”的灰色势力，在道德底线很高的人民公社时期往往被定性为“黑五类”之一——
“坏分子” 。我们把目前尚武一带的灰色势力归为三类人：豪强家族、地痞混混和大社员。
对于豪强家族，当地还没有一个自己的称呼，老百姓提起这些人时就是说“兄弟多、势
力大、有些狠气的人” 。当然也并不是兄弟多的人家都是豪强家族，还得要是兄弟间团结，
能形成一定的势力，且做派很强硬的人家。例如治调主任黄云兵家兄弟六人，在全乡范围内
都没有一个人敢得罪，而同村有一户人家也是六兄弟，但都懦弱无能，则成了几乎个个都能
捏的“软柿子” 。这些豪强家族倒也够不上是“村霸” ，他们一般也还能与大家和睦相处，不
会无端的欺压百姓。但是他们平时说话语气粗，总希望别人让他们三分，遇到利益时总是要
占点强。虽然他们也就是亲兄弟几个，最多再加上几个关系好的堂兄弟，但是面对的却是一
盘散沙的原子化的农户。因此他们在当地是如此的“扎眼” ，显山露水。这完全是一个“水
落石出”的结果。在龙游乡一带，每个村够得上称豪强家族的就 4、5 户左右。
以黄家六兄弟为例，六兄弟中首先发迹的是老大。黄老大胆子大，狠气重，心计多，80
年代初退伍回来后经营了几年就当上了村主任，并从这个位置上捞取了“第一桶金” 。当时
村里修小学，他让他连襟当包工头。盖的 4 层楼没 3 年就裂了缝，教育局来看了后，拆了 2
层。大家都说他光从学校的房子上就不知赚了多少钱。 “他家的房子原来只有 3 间，学校建
起后，他家就用转、石头圈起了 6 亩大的院子” 。后来陈老大又很传奇的转了好几个“油水
多多”的地方：乡电管站当站长、D 区开发区的某居委会主任、尚武村书记、乡兽医站长。
黄老二就是一个普通农民。 黄老三在哥哥的帮助下当到了乡城管所的副所长， 也是个敢
跟所长打架的厉害角色。黄老大村主任时，让老四当了小组长，后来老四又成了村干部。老
百姓的评价是老四是六兄弟里最本分的一个。 老五曾经当过乡粮管所主任， 现在到了市粮食
局当一般干部了。老六原来杀猪卖肉，后来开饭店，现在农贸市场的收管理费。
黄家兄弟黑白两道通吃，在当地“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乡里的农贸市场他们用 10 万就
买下来了， “其实菜场的造价都不止 10 万。菜场一共大约有 50 个门面，他把门口的 2 个门
面就卖了 10 万。如果不是在乡里有人，能买得下来？”同时那些小地痞混混对他们也十分
的敬畏，有事随叫随到。六兄弟心齐手狠，打架一起上，当地没有一个不怕的。一次老四在
处理村务时与一“愣头青”的村民发生口角，那村民居然在老四脸上抓了一把。乡派出所马
上说要处理这个人，就是这个“六兄弟中最本分”的老四却不干，放出话“不需要组织出面，
我自己拿下他一条胳膊” ， 吓的那人全家跪到黄家来求饶， 并送上 300 元药费， 老四说非 1000
元不可，后来那人又立刻追加了 700。
我们在调查时发现一个离谱的现象：当地的猪肉价格比 7、8 里以外的其他集镇要高整
整 2 块钱。后来才知道，原来黄老六主导了全街的猪肉价格联盟。现在很多人如果不是有急
事，就花上一块钱的路费到其他集镇去买肉。
我们说尚武是个缺乏分层的地方，正是面对着沉默的、无组织的大多数，极少数的强势
家族通过各种机缘巧合得以畅通无阻的迅速膨胀， 成为浮在一潭死水上的一层油。 他们现在
不仅有人，有钱，还有权有势，在那群沉默的羔羊面前能轻而易举的实现自己的各种目标，
因此他们也不需要采取多么极端的手段，反而在多数情况下能表现出平易近人，温情脉脉。
当然，黄家兄弟在当地属于比较极端的个案，他们已经接近于近代中国农村的那种“劣绅”
了。
地痞混混是另一类重要的灰色势力。 分田到户之后， 随着意识形态的放松和社会控制体
系的转型，尚武一带的地痞流氓一下子急剧膨胀。他们打架斗殴、敲诈勒索、偷窃抢劫、流
氓强奸，几乎是无恶不作。83 年严打之后，地痞混混沉寂了一段时间，到了 80 年代中后期
以后，又开始死灰复燃。不过与 80 年代初相比，现在地痞混混们主要是在集镇和城市为非
作歹，而当时更多的就在本地。造成这个差异的原因除了现在社会流动更便利频繁外，还有
一个很重要的是 80 年代初期，地痞混混们以好勇斗狠为主，捞取财富为辅；而现在他们则
更多的把目标直接指向经济利益，几乎以做地痞混混为职业了。乡下实在是贫困，仅有的一
点资源不足以养活他们。因此现在那些职业地痞混混们直接的危害面向基本在存在村庄之
外。
不过现在新出现了一种“双头鹰”式的地痞混混，他们虽然不直接的鱼肉乡里，但是通
过一种非常隐蔽的手法来虹吸农民手头仅有的一点剩余，那就是地下马庄。2005 年以来，
龙游地区的地下六合采开始盛行起来，尚武村经常购买的农户达到了 80%左右。六合采的
赔率是 41 倍，虽然还比不过体育彩票，但是中奖的概率要高出许多。它十分契合当地农民
的冒险心理与承受能力， 在发横财与风险之间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平衡点。 现在大家一般
玩的都不是很大，每次下注是几块到几十块不等，这样输也输不了多少，还能承受。但是六
合采每周都要开一次， 那些经常买马的人手上的零钱就不断的往里投， 这样六合采就象蛔虫
一样，在人们感觉不到痛苦的下将其营养慢慢吸光。
龙游的大马庄大多是外地人， 但是仅仅凭他们自己是难以立足的。 他们通过各种关系纽
带在当地发展了一批小马庄，这些小马庄实际上就是中间人，他们直接面对千家万户，按照
业绩获得提成。 这些生活在熟人和半熟人社会里的小马庄能清楚的知道各个马民的经济承受
能力和信用。 而能够成为小马庄的大多就是当地的地痞混混， 他们能很有把握的上门收取赌
金。这么长时间以来，当地还没有出现过谁敢赖帐不交赌金的现象。现在买马已经公开化，
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谈论内容。 “全民买马”不仅使得农村的资源不断流失，还使
得社会更加“灰色化” ，更走向颓废衰败。虽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禁止地下六合采的宣传标
语，但是听说乡里的一些执法人员每次买马都能中奖。
地下六合采盛行，从普通农民的角度看是由于负担减轻，这些年的粮食价格尚可，手上
的活钱多了一点； 更由于他们已经很难有致富的机会， 整个社会向上移动的大门基本已经对
他们关闭了，因此他们更把希望寄托于赌博。从那些马庄、地痞混混的角度看，他们之间一
般保持着松散的联合关系，小地痞混混一般依附于大地痞，地痞混混们之间彼此“讲义气” 、
“给面子” ，遇到事情时，相互之间会给予一定的支援。他们面对着原子化的农民和不作为
的政府组织，甚至是已经成为他们保护伞的部分干部，因此能够游刃有余。
稍微能成点气候的地痞混混往往都是投资经营的高手， 尤其是经历过几次严打之后， 他
们更深谙“民不与官斗”的道理，对有实权的干部恭之敬之，通过各种手段尽可能的依附于
权力。而干部们则为了获取灰色收入，或为了借助地痞混混的力量来减少眼前的治理成本，
甚至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也不愿意轻易的得罪他们，只要他们还不“过格” ，也和他们
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
村民们自然是不敢招惹地痞混混的，地痞混混一般情况下对那些没有钱的“窝囊废”也
不感兴趣，因此彼此基本能相安无事。但是这些年来，尚武和邻近的村都出现过村民之间发
生冲突，援引地痞混混，甚至是外乡地痞混混的力量介入来“摆平”的情况。虽然发生的并
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其潜在的影响是十分恶劣和深远的。 原先村庄中的矛盾冲突基本都是内
部解决，最多是偶尔的国家力量介入，这样村庄内部实际上具有一个“自净”的功能，能够
维持一个较高水平的均衡。这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半熟人社会里遵循着一个“大
事化小，小事化了” ，在“情、理、法”和力之间寻找平衡点的的治理逻辑。但是地痞混混
力量介入进来后， 原来平衡往往会被打破， 更关键的是它直接强烈的冲击了原来熟人社会的
治理逻辑，而张显出一个陌生人社会、且过于依赖横暴力量的丛林逻辑。虽然国家力量和地
痞混混都属于“外力” ，但是两者的差别巨大。因为国家的大传统和地方的小传统实际上是
比较匹配的， 地方性规范往往都是在国家法律的框架之下， 原来的平衡点是尽可能的偏向于
“情、理、法”的一维。而地痞混混在处理问题时虽然也会顾及一点“情、理、法” ，但是
他们则更加倾向于“力”的一端。
豪强家族和地痞混混的都是以暴力为后盾的。 村里还有一种人， 他们没有什么暴力资源，
几乎从来不作奸犯科，甚至有的也不主动的侵犯别人，但是却经常爱偷奸耍滑，调皮捣蛋，
煽阴风、生事端，活动能量比一般老百姓要大出许多。当地人把这些类似于喉中之鲠的人称
之为“大社员” 。大社员的行为远没有豪强家族和地痞混混那么恶劣，影响力与社会危害也
要小出许多，形象的说，他们是“浅灰色”一族。前文提到的 1 组的上访代表李昌全就是一
个典型的大社员。
当过大队书记的罗文全老人说“大社员和兄弟多没关系，一个人也可以成为大社员。打
不过人的人、脾气坏的人、奸猾的人也都可能成为大社员” 。 “他们一般占村民的百分之四、
五” ，换句话说，一般每个村民组总有这么两、三个。这种人古往有之，这个称谓形成于人
民公社时期。当时干部有权威，对于那些爱偷懒、搬弄是非、会影响其他人劳动积极性的大
社员，干部会进行弹压，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开大会批评、罚站，甚至还可能扣工分。分田到
户之后，一些大社员开始能公然挑战干部的权威。对于大社员，干部们用了软硬两手办法：
一是在有的地方让一些地痞混混当村组干部来管他们；同时对他们妥协，给他们点好处，如
少出工，费税可以拖欠一些。现在干部已经不能有效的制约大社员，虽然大社员一般不会直
接的去侵占其他村民的利益， 但是在公共空间总是要占便宜。 因此大社员是农村公共领域的
一个不大不小的毒瘤， 他们不仅侵蚀了地方性规范和道德体系， 还影响到国家政权在基层的
合法性。
六）小结
从尚武村民不能制约那些不孝子、 内部不能调解纠纷， 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和灰色势力
能畅通无阻的成长这几个村庄生活的侧面， 我们能判断出这是一个已经原子化的村庄， 因此
村庄内生的地方性规范已经初步解体， 难以形成一种笼罩性的力量来制约村民的行为， 村民
之间也难以形成集体行动。 而通过人们在红白事和其他生产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互助现象， 通
过当地人对外地人好客、热情的各种表现，我们又能看出这里依然民风淳朴，还能守住传统
道德的底线。
有人认为村庄呈现出原子化状态主要是市场因素的冲击所致。 但问题是为什么同样的遭
受着市场化因素的冲击， 为什么有的地方却没有原子化呢？例如东南沿海的一些村庄， 市场
因素渗透的更加彻底， 但宗族势力却依然强大。 贺雪峰的解释是东南沿海是市场经济的获益
地区，因此传统的组织因素得到了资源的滋润，得以维持；而市场经济的冲击使中部地区的
利益受损，村庄内部的资源日益枯竭，因此传统的组织因素逐步衰败。这种分析确实能解释
部分问题。 但是我们还应该考虑的是市场因素进入农村之前， 各地的自组织化状况及其生态
环境。整个 J 就属于一个移民地区，村庄基本都是杂姓村，历史和记忆都很短，解放前这里
虽然也有一定的家族势力，但是与南方其他地方的强势宗族比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同
时这里居住又十分分散， 村民之间日常的交往与互动远不如聚居的村庄那么频繁， 村庄公共
生活的空间很小，舆论、道德、价值体系形成、维持的条件也要差出许多。因此这里村庄自
组织的生态系统比较脆弱，在集体化和市场经济的轮番冲击下，瓦解的很彻底。造成村庄原
子化的因素很多，非常复杂，需要我们今后做进一步的研究。
龙游与 J 市南部的农村地区都同样是属于 “原子化” 的类型。 但是龙游的民风更加淳朴，
道德的底线要高出许多。例如，前几年出义务工的时候，尚武虽然总有大约百分之十几的人
赖着不出，但是其他的大多数人尽管心里不满，但是每次自己都还会出工；这种“别人搭便
车，自己不搭”的现象在 J 市南部农村几乎不存在：小组里只要有一两个人搭成便车了，其
他人马上就跟着效仿，结果造成没有一个人出工的局面。又比如，尚武的一些地方处于整个
水系的上游，村民即使不交水费也能用的上水，但是大家还都基本自觉的能交水费；但在 J
市南部农村，则多次出现过因村民赖交水费而停水，最后导致大幅度减产的情况。出现这个
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尚武地原子化的程度还不如 J 市南部农村高， 这里处于比较偏远的山
区，所受的市场因素的冲击要小一些。
但是随着现代交通、通讯、传媒技术的不断下乡，各种外来的解构性力量的不断渗透，
这些年尚武人的传统道德底线也在开始逐步下滑。 村民们最明显的感受就是现在 “人情味没
有那么重了” ，邻里之间的互助也没有原来频繁了；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花钱请知客先生
的情况开始出现”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这种趋势下，今后尚武村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面
貌呢？
60 多年前，费孝通先生用“被束缚在土地上的中国”来描绘、概括中国乡村社会（即
《乡土中国》 ） 。如果我们对“被束缚在土地上”加以仔细的品味咀嚼，应能发现它绝不仅仅
指当时农民的经济生活基本依赖土地；还指出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村庄共同体对
几乎每一个农民在道德伦理和行为逻辑上的规约能力。今天，像尚武村这样的村庄，已由当
初的熟人社会变成了半熟人乃至陌生人社会， 村民们在道德、 价值和行动上正逐步的挣脱了
土地的束缚。 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使得村民的生活面向外部化， 彼此之间日益生疏、
隔膜，禁忌增多，公共领域萎缩，村民们越来越原子化。由此村庄原先熟人社会的逻辑正在
渐渐演变成半熟人、陌生人社会的逻辑。
村庄治理的变迁
与全国其他的农村地区一样，人民公社解体以来尚武村也遭遇了一系列大的制度变迁，
国家权力不断后撤，社会控制和公共品提供能力不断下降。但是在这同样的大背景下，各个
地方的村治格局差异很大， 尚武村的治理状况深深的打上了其村庄生活逻辑的烙印。 从人民
公社至今有两个重要的节点， 那就 1981 年的分田到户和 2004 年的取消农业税， 它们都是治
理状况变迁的分水岭。因此对尚武村级治理的变迁历程，我们分为三个阶段：集体化时期、
从分田到户到取消农业税、取消农业税以后。对于每个阶段，我们主要从村庄的管理与村庄
秩序、公共品供给、对干部的制约与监督这几个角度来描述。
一）
集体化时期
一）
集体化时期
这一时期村级治理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干部对群众的管理严格、社会井然有序；积累了
较了丰厚的“家底” ，公共设施建设的物质成本低，成效大；有比较有效的监督手段，干部
基本廉洁。
当时的基层干部具有极高的权威，不仅是集体生产的组织者，也是村庄日常秩序的维
持者。当过生产队长的廖光银老人得意的说，那时候的生产队长非常厉害， “上管天文地理，
下管鸡毛蒜皮” 。偷奸耍滑的“大社员”总是有的，尤其是到了 70 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人
有了偷懒的动机，以至于有了几乎是全国通用的话语： “干多干少一个样” 、 “一级唬一级，
一直唬到毛主席” 。但是当时的管理体制设计的还是相当的成功，起到了最大限度的约束作
用，将偷懒限制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当时绝大部分的生产劳动是可定额的，在这样的生产劳
动中谁也不敢偷懒，因为定额工作量老完不成的，年底分配时工分的底分会往下降，最终的
收入可能只有别人的一半。 而像临时维护一下坍塌的田埂这样的不能定额的劳动， 生产队长
一般会安排老实人去干。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管理体制给偷懒留下的空间十分有限。70 年
代后期虽然“磨洋工”的情况多了起来，但是那基本都是发生在农闲的时候，尚武村从来没
有因为社员“磨洋工”而耽误“双抢”的。
那些平时能服从管理的人，如果偶尔调皮，干部只是私下说一下，公共场合不会骂。
但是一惯偷奸耍滑的，或者违背道德规范的，干部会在开会时会公开批评。当时有一不孝敬
老人的小伙，不给老人饭吃。大队里知道后，开大会时干部就罚他站起来，一五一十陈述自
己的劣迹，并做检讨。结果回去后小伙再也不敢了。
当然，干部们也不是能完全做到一碗水端平，对于一些家里兄弟多的的大社员，干部
的管理就要稍微马虎点；而对于那些和自己有隔阂，尤其是没有什么家族背景的人，管理则
要严厉些，尽可能多的给点教训。当时队里有个小伙子，队长一贯就看他不顺眼，觉得他很
犯嫌。一次，小伙子外面玩了一天，没有参加集体劳动，晚上记工分时他私自模仿队长的笔
迹签名。 工分员记工时感觉到其中有问题， 就带着他找来队长确认， 队长当即揭穿了小伙子，
小伙子更加怀恨在心。后来，小伙子没有办理结婚证就结婚了，婚礼时还故意不发队长香烟
抽以示羞辱挑衅。等不久分田到户时，队长就要求小伙子出示结婚证，小伙子拿不出来，只
得登门谢罪，但是最后他媳妇仍然没有分到田。
集体化时期，尚武村不仅完成了各级政府的出工任务，大队和小队都还能经常组织农
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当时虽然资金十分有限， 但是由于能有效的完成对农民的动员和组织，
因此用剩余的劳动力替代了稀缺的资金，完成了大量的建设。例如 1958 年时，尚武 1 队就
组织社员自己修小水库， 资金和劳动力全部由小队自己想办法解决。 当时队里把耕牛和剩余
的粮食都卖了；队里的“四类分子”出的是“义务工” ，其他社员出工则计算工分。水库建
成后既能灌溉又能发电。那时候龙游街上的电都由这里输出，电费收入归小队支配。后来小
队又在街上办了加工厂，在山上开发副业，因此收入很高，70 年代中期时，每个工日收入
就能达到 8 毛钱。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尚武在集体化后期的集体资产已经十分丰厚，大队
集体资金有 50 万左右，每个小队也都有好几万。
大队干部掌控着那么多的集体资产，但是由于有着一套比较有效的监督机制。基本上
能把贪污腐败控制在群众们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首先当时村的贫协确实能代表贫下中农有
效的监督大队干部： 贫协主任的位置排序虽然在大队书记之下， 但是平时可以向上级汇报书
记的情况，尤其是当“运动”到来时，犯了错误的书记就很容易被“揪出来” 。同时，无论
是队里还是厂里的管理都十分严格，村办厂每个月都要结帐并公开；生产队是半年一次。由
于广大群众真正被发动起来了，因此这种监督基本能做到真实而有效，每次清理帐目时，无
论是干部还是社员，欠帐的都必须还清。不少年龄大的村民还记得， “四清”时，查出大队
长和会计等三人合谋贪污了 1500 元，结果胆小的会计服毒自杀，另外两人退款，在群众大
会上作检查，并被免职。从那以后，干部“贪污搞鬼的金额都不大” ，查出贪污的，一般撤
职， 并在年终分红时要把钱补上； 挪用公款的， 及时补上后一般可以继续留任， 但是遇到 “风
声紧”或者人脉关系不好的情况，也可能会下台。
当问起那段时候大队干部的廉洁情况时，绝大多数人都是在与现在比，认为十分的廉
洁。考虑到大家对当前干部普遍不满这个情况，我们将许多带着情绪化的观点屏蔽之后，得
出的印象是“当时干部多吃多占的现象，但不明显，远不如现在这么严重” ；多数的村民都
说“这种事情也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他们现在对干部的期待并不是那种“水至清”的
境界，而是希望他们能有说收敛，不要太肆无忌惮。
尚武村人对这段历史的情感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认为那时候实在太辛苦了，尤其是
有些干部乱指挥，超过了很多人承受能力的时候。当地的顺口溜“龙游出了个活阎王，三伏
天叫人去开荒，三九天叫人挖鱼塘”就是那种抱怨情绪的反映。另一方面他们更留念那时候
的社会风气与精神风貌，感恩于那个时代留给今天的物质与精神遗产。
二）1981 年到 2003 年的村庄治理
1980 年，龙游地区就开始进行包产到户的宣传，要求推行这项制度。当年，尚武村对
此制度进行了变通，实行分田到作业组（一般每个生产队分 4 个小组） 。分田到组后，生产
规模小了好管理，产量有所提高。第二年，包产到户就全面推开。这一制度的推行在二十多
年的时间里极大程度的改变了村民的生产、生活状态和村庄的组织形态、治理绩效：村民们
又回归到从前的小农耕作； 通过外力建构起来的村庄组织体系迅速松动， 村庄的社会关联大
大削弱， 从而导致了这个自组织原本就比较薄弱的村庄日益原子化； 村庄秩序维持和公共品
提供能力下降。
在集体组织不再能全面的控制全体村民的生产和分配时， 其权威必然迅速下降， 这也就
是人们所说的 “国家权力从农村后撤导致村庄内出现权威真空” 。 经过 30 年形成的权威不断
式威，而先前就不强的村庄内生权威又已瓦解殆尽时，村庄内部必然呈现出无序的状态。前
文所提的“分田到户后，纠纷立即多了起来”就是其中的重要表现。那些个性强、心计重、
爱占便宜的“大社员”在这个期间表现的尤其扎眼。他们不仅仅在与其他村民划分利益边界
时咄咄逼人，制造事端；而且向村庄公共空间拓展利益：尽可能的侵蚀公共资源，在共同劳
动、出工时偷奸耍滑，不把村、组干部放在眼里。
当时扰乱了社会风气的除了那些“历史上就形成的”大社员外，还有一股“新生力量”
“脱蛹而出” ，他们就是随着社会控制削弱而出现的一批年轻的小地痞流氓。90 年代之前，
这些地痞混混还是以好勇斗狠，欺压乡邻为主，其危害对象主要还是乡村内部。
在这种近乎原子化的村庄里， 普通村民和那些本分的村组干部实在无能制约这些大社员
和地痞混混，到了 80 年代后期，尚武及其邻近的村庄几乎都陷入了乱局之中。尤其是那些
资源少，权威弱，但对村庄治理又十分重要的村民组长，已经很难开展工作了——几乎每个
小组都有 6、7 个左右的人老跟组长作对，有的组长甚至因为工作的事情而被村民殴打。尚
武 4 组在 1981 年到 1989 年期间，就换了 4 任组长。
当时的农村工作中， 计划生育、 组织义务工、 征收费税都是刚性的。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
当地的乡村干部们在无奈之下祭出了“强人治村” ，甚至是“恶人治村”的一招，于是一些
农村社会中的强悍人物， 如豪强家族成员、 地痞混混开始登上了村庄政治舞台。 “以暴制暴” 、
“以邪压邪”的治理策略的使用，一方面使得农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秩序，国家的相
关任务完成起来也较为顺利；但是另一方面，它形成的新的均衡是低水平的，那些带有“赢
利型经济”特征的干部在以后的 10 多年时间内几乎将村庄的公共资源侵占殆尽，使得农村
社会更加“灰色化” ，进而侵蚀了政府的合法性。
4 组村民廖天生今年 40 岁， 1982 年他初中二年级辍学后就 “混社会” ， 结交了很多 “社
会上的朋友” ，并触犯了法律，一直在邻近几个县范围内逃窜，公安部门几年内都未能抓不
到他这个“草上飞” 。1989 年，4 组组长又因为被村民殴打而撂手不干了。村里认为 4 组只
有廖天生能“摆平”那些“混混兄弟”和大社员，就要求他出任组长，并许诺帮他在公安部
门说情，免于追究以前的责任。这样廖就在 1990 年到 2002 年当了 12 年的小组长。
廖当组长期间有一套“有效”的治理手腕，他将那些“混混兄弟”牢牢抓在手上，为自
己壮声势，并敢于弹压一些出头闹事的“刺头” ；同时他又对组里有一定威望的老干部门保
持足够的尊重，过年时请他们吃顿饭，敬他们酒，平时处理事务时得到他们的支持，阻力就
会小很多。此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村民提供便利（如本组的村民被外人打了，他出面让
对方负足医药费；摆平粮站收购粮食的人，对本组人好点，不扣称、不差级；在大旱之年村
民缺生活用水的时候，利用自己的关系从上游的水库里放水等） 。这期间，4 组工作就开展
比较顺利，90 年代农民负担很重的时候，税费总能顺利的征收 90%以上；出义务工的情况
也非常好。
几乎所有的农村干部们都说“现在都是在凭自己的面子和感情在做工作” ，尚武村自
然也不例外，而我们发现在这里，这些“面子”和“感情”更多是针对那些大社员和干部的
亲信的，这些“面子”和“感情”很多的是干部们用集体的资源交换来的。在尚武 4 组，那
些势力比较大的村民是不可能白帮廖天生的忙的，廖必须给他们相应的好处。一般说来，每
次出义务工的时候，这些人必须带头去，但是可以少出部分工（一般的能少出一半左右） ，
这少出的工就会摊到其他村民头上。税费可以拖着不缴，4 组的尾欠款除了个别的特困户以
外，基本都是这些人造成的，这 10 多年，最多的人已经累计拖欠了 7000 多元。此外，集体
的堰塘、山林等公共资源发包时，廖一般也会低价承包给他们。
廖天生自己也会尽可能的利用各种手段来捞好处。1991 年小组长全年的报酬是 700 元
（1993 年涨到 1400） ， 但是他的收益远远不止这些。 当年全组的各种农民费税加起来有二万
多元，其中上交一万多，剩下的作为组里支配的共同生产费和管理费。这两万多元，上半年
要求征收 60％，但是廖只交出 40％，这样手里可以留一笔活钱，用于自己下馆子吃饭、买
香烟。这些缺口等下一次搞工程时通过虚报来填补。如此手法，他一年差不多可获得一千多
元的好处。
不少小组将“强人” 、 “恶人”吸纳进体制，这种情况在村一级表现的更加突出，前文提
到的黄老大就是村民们又厌又怕的，大量侵吞集体资产的最典型代表。尚武村“强人治村” 、
“恶人治村” 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今。 目前尚武村已经取消了村民组长， 所有的四个村干部里，
书记章学文是小学教师出身，非常有心计，虽然家族人不多，但是其弟弟在市财政当干部，
章的 “上层路线” 走的非常好， 很多村民说他家每年过年时都要买几十个猪屁股熏了去送礼。
村主任是 8 组的 “豪强” ， 他兄弟加堂兄弟有 10 多个， 且向来做派强硬， 村民称他 “有狠气” 、
“有杀气” 。治保主任是黄老四。会计鞠华是个廖天生的弟媳妇，但是她出道不是靠廖天生，
而是章学文一手提携的，村里都传说她和章关系暧昧，因此廖天生还和章打过一架。
到了90年代末， 尚武村经过几十年辛苦积累起来的50万元集体资金已经完全给耗光了。
而从 98 年开始出任村主任，后又任书记至今的章学文却仍能“有幸”的被村民们称之为尚
武村历史上 “仅次于黄老大的贪官” 。 一位老干部总结出 90 年代后期以来村干部捞好处的三
条途径：一是上面下拨的款项，如救济款、扶贫款，尤其是工程款，他们能从中做手脚。例
如前几年上级拨下来 15 万元用于村里建桥， 但是章学文把工程发包给自己的朋友,仅仅修了
3 个小拦水坝，村民们都说其真正造价最多只要 7、8 万；而正是这些拦水坝在今年洪水到
来时影响了泻洪，加剧了灾害。又如大前年县里来搞良种试验，每亩补贴农民 24 元，但是
村里实际只发放了 10 元，理由是其他的部分用于请上面的人吃饭开支了。二是变卖山林、
堰塘、果场等集体资产。章书记曾经以 700 元的价格，私自把一座山头卖给一个村民。后来
这个人不允许其他人上山砍柴，说他已经将山买了，大家才知道这件事。 “这样的事情多了，
这里几百那里几百的，积累起来钱就不少了” 。另外就是在外来移民迁户口、征兵入伍等事
情上捞油水。这些年来，一共有 30 多户从北面的山区迁入尚武村，我们的房东就是其中之
一， 他说开始村里要他交一千多元的迁入费， 后来他请人打招呼， 又请干部吃饭， 送了点礼，
结果只交了 400 元。
这些年来， 村民们对干部的腐败十分不满， 但是村干部却依然能比较安稳的坐在台上，
并屡屡得手。从村庄内部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是一个已经原子化的村庄，村民之间也难
以形成集体行动； 而村干部们一方面本身就是村庄社区的强人， 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方式成
功的对村里有一定影响力和活动能力的大社员、 老党员和老干部进行了安抚收买。 尚武村现
有 39 个党员，其中 60 岁以上的 15 人，每次过年过节时村里都会给他们发放一些福利。这
样， 虽然老党员干部们对现在的干部也不满， 但是村里有什么事情时他们基本上都还会支持
村干部。而一般说来，能以低价买到、承包到集体资产的大多是大社员。村里虽然也有民主
理财小组，但是完全被村干部操纵在手里（连民主理财小组的公章一直都在书记手里） ，根
本不能发挥一点的监督职能，他们只能看到村里做好的大帐，不能审核具体的条据、发票；
他们这种理财所能起的作用就是将村干部们的腐败行为“合法化” 。
村干部门如此的肆意妄为， 乡里为什么不加以制裁？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 80 年代以来，
乡村干部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固的利益共同体； 而我们在龙游调查发现， 这里表现得尤其
极端。龙游是 J 市 D 区最偏远的一个乡，长期以来外面的干部不愿意来这里任职，90 年代
以后， 乡里所有的干部已经全部由本地人担任了， 很多乡领导和部门领导都是从村里提拔上
来的。直到 2002 年，为了打破原有的“土围子” ，区里才下决心从外面“空降”了三个主要
干部（书记、常务副乡长、组织委员）来龙游；此后几年又陆续调出调进了几个干部。到目
前乡里共有 7 个外来干部， 他们全是党委委员 （全乡共 22 个编内人员， 其中党委委员 9 个） 。
第一批外来干部刚刚来龙游时，工作十分难开展。经过几年的艰苦攻关，加上 2004 年取消
农业税后，村里运转依赖于通过乡里下拨的转移支付，局面才有所好转。现在乡里虽然已经
开始有能力拿个别“太过分”的村干部“开刀” ，但是仍然不可能做到“是腐败的就整治” 。
村干部的行为虽然有所收敛，但是对乡党委书记以外的那些“外地人” ，还是没有完全放在
眼里。我们刚进入龙游时，就前眼目睹了组织委员多次电话催某村书记来乡里办事，而这个
村书记就是一直推脱不来的情况。
从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影响力这个角度看，尚武村可以分层为几个村干部、几十个大社
员和老党员干部、 一千多普通村民这三层。 在进行村庄治理和公共利益分配时， 村干部收买、
拉拢着大社员和老党员老干部， 面对着人数上占据绝对多数的沉默的村民， 形成了第一层吃
肉，第二层喝汤，第三层抱怨却无奈的格局。
这种治理的格局虽然一定程度上能起到维持村庄基本稳定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却使
得集体资源不断流失， 集体组织乃至政府的合法性大大受到侵蚀。 对此一个老生产队长一针
见血的指出： “以恶制恶只是暂时保证了秩序安定，但是从长远来说是不可取的；那些人的
胃口是不可能被填饱的， 一段时间以后集体就被这些人掏空了。 ” 尚武村是 2004 年取消小组
长的，而 4 组的廖天生在 2002 年就主动辞职了，因为这时他已经感觉到当小组长“没有意
思了，再也没有什么好处可以捞了” 。现在，村集体也即将成为一个被吸干的空壳了，今后，
还会不会有人当村干部呢？
分田单干以来，由于村集体经济的衰退、集体组织权威的急剧下降和农民的组织成本
越来越高， 尚武村在物质性的公共品建设方面再也没有什么大的作为， 仅有的三个大工程基
本都是依赖上级的拨款建成的：1983 年开工，85 年投入使用的北河水库；90 年代初期修建
的一条村路；2001 年建的三个小拦水坝。可以说这种年来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尚武村完
全说是在啃集体时期的“老本” 。而这些“老本”是需要维护的，20 多年间，依靠集体的组
织和村民的劳动， 尚武村内的农田水利设施基本基本上还能得到维护， 但是其间的若干变化
耐人寻味。
70 年代，尚武村在修水渠的同时，用挖出来的土在渠边修了很多的机耕道，这些路很
宽，能走手扶拖拉机。分田到户以后，农户为了增加一点收入，经常把田边的路毁掉，变成
自家的田，于是路就越来越窄。到现在许多地方不仅拖拉机过不了，甚至连 2 个人都不能并
肩走过，给收割和平时的管理带来很大的麻烦。毁路增田的行为纯属损人利己，但是利益受
损的农户却无法阻止，因为被损坏的路不是自己家的。在这种原子化的村庄里，原先集体化
时期“只要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能拿”的逻辑已经变成了“只要不是你个人的，我就可以
拿” 。在这样的行为逻辑下，不仅普通的村民不能制裁那些破坏既有均衡的人，甚至连村、
组干部也无能为力。
到现在，尚武村每年都能以小组为单位组织村民出义务工进行渠道的清淤。80 年代中
期以前，村民们出义务工都很自觉；但是以后就开始有人偷奸耍滑（有的是偷懒；有的是对
干部有意见，故意挤兑干部） ，尽量的找理由不出——当然这些人也不是每次都不出。遇到
有人偷懒，干部拿他没办法，其他人也会心里不高兴，但没有人会当面批评指责，都是背后
会有一些议论或者当面以开玩笑形式旁敲侧击地说几句。90 年代中期以前，小组里都有一
点集体资产，年终分红时算“平衡帐” ，少出了义务工的人会因此而扣钱，因此对偷懒的人
能有所制约（由于小组“平衡帐”算的义务工钱不会很高，有的人也不是很在乎，因此才会
偷懒） 。但是以后，有的小组集体资产“耗”尽，不能分红和算“平衡帐” ；有的小组虽然还
有分红，但是组长为照顾偷懒的亲信，废掉了算“平衡帐”的做法，偷懒的人便多了起来。
到现在，全村只有黄老四家所在的 7 组（也是由他包片负责）是个例外：这个组里不出义务
工就要出钱。7 组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黄老四在当地拥有绝对的权威，在不涉及自己利益
的情况下，还有一定的公心。
有意思的是， 在这种情况下， 到目前尚武村仍有 80%左右的村民每次出工都不偷懒 （每
次都偷懒的人不超过 5%） 。这些淳朴的村民虽然对那少部分人不满，但是总觉得自己出义
务工是“本分” ， “别人不对，自己不能那样” 。他们对将来的预期是“偷懒的人也就是那些，
不会增加的” 。对此我们并不是这么乐观，总担心随着这里日益的原子化，原本淳朴的农民
的道德底线会不断下滑，偷懒的人会增加。在这个问题上，真不知道是尚武的村民“没有远
见” ；还是我们的调查、认识肤浅，没有真正读懂他们的行为逻辑呢？
分田到户来的 20 多年，是尚武村摆脱了集体全方位管理、农民获得更多自由的 20 多
年。他们在 80 年代中期前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成为那一时期粮食增产的原因之一；他们在 90
年代之后大量的外出务工、经商，部分剩余的劳动力得以转移出去，有人甚至因此而发家致
富。但是同时在这 20 多年间，尚武村在村庄秩序的维持，对干部的监督制约，和村庄公共
品维持等方面的水平却大大下降。 这 20 多年是尚武村庄的边界不断开放的 20 多年， 村民的
水平流动大大增加，外面更多的信息与观念不断进入。但是同样在这 20 多年间，尚武村以
户为单位的小农直接的面对了风险莫测的市场， 犹如汪洋中的一叶扁舟； 村庄的公共空间被
切割得支离破碎；传统的道德价值舆论系统遭到了空前的冲击。
20 多年间，无论是尚武的村民还是干部，对村庄集体的认同大大下降了，他们根本没
有全村庄“共同致富”的预期，抛弃了集体主义传统的尚武村已经原子化。这种状况使得管
理成本大大增加；使得村、组干部几乎已经完全成为上级完成任务的“腿” ，而不是村庄社
区发展的领导者。原子化的村民根本无法制约乡村干部结合成的利益共同体，那些“赢利型
经纪”将尚武村当作了自己的“采邑” ，将集体资产化作了自己的“下酒菜” 。村民之间的不
合作，干群之间的相互不满，公共品的匮乏、道德的下滑，但是社会秩序尚能维持，等等，
说明了尚武村治跌入了一个低水平均衡的状态。
三）
取消农业税后的尚武村治
三）
取消农业税后的尚武村治
2004 年是全面取消农业税的一年，尚武村自不例外。伴随着这一改革，尚武村也进行
了其他的变革： 撤消村民组组长， 村干部精简为 4 个， 每人分管 2 个小组。 从表面上看， 2004
年前后，尚武的村庄治理面貌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我们发现 2 年间，村干部的工作内容和村
庄的社会关联悄悄的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些变化可能在今后对尚武的村庄治理产生很大的影
响：如果说现在尚武村的治理尚能维持住表面上稳定和谐的基本“底线”的话，今后则有可
能“底线”不保，将会“村将不村” 。
现在，尚武村组织每年的运转费只有上级下拨的 2 万元了，这些钱只能勉强够开支村
干部的报酬，根本不能用于进行公共品提供。关于取消农业税对村庄的影响，目前很多人已
经给予了关注， 但是大多数都是停留在乡村组织运转和公共品提供的层面上。 而调查中最为
冲击我们的感受的是，现在村庄的社会联结在进一步下降，本已孱弱不堪的“村庄共同体”
存在着彻底解体的危险。
由于取消了过去最为棘手，也是与村民之间互动最多收税任务，现在尚武的干部们与
村民间的联系大为减少， 对此干群双方都感觉轻松了许多。 但是正如一些敏感的村民所指出
的那样： “过去的税费虽然是个负担，但是干部们也会因此有求于我们，因此当群众需要他
们提供一些服务时，他们也不敢过于怠慢。现在他们再也没有什么捏在我们手里，今后我们
要他们做什么就更难了。 ”事实上，村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村干部们在纠纷调解的问题上推
诿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从村干部们这边来说，他们都认为这 2 年来，工作的重心与内容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
化，那就是在当地乡村干部们中所流行的“软指标变了硬指标” 。取消农业税之前，收税、
计划生育是干部工作量最大的任务，是上级考核干部最重要的指标，被称为“硬指标” ，而
其他相关工作都是“软指标” 。现在，费税不再要收取，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也随着农民生
育观念的改变而大为减轻，当前他们耗费精力最多的工作就是在文本上“完善”各种制度，
忙于填表、做材料。过去这些无关紧要的“软指标”现在成了“硬指标” 。
从这几年来尚武村的会议记录我们发现，从 2003 年 6 月 17 日到 12 月 24 日（取消农
业税前的半年） ，村班子共开会 22 次，其中有 12 次是关于征收农业税和公路建设集资款，6
次是关于计划生育，2 次是关于村级债务，1 次是关于区人大换届选举，还有 2 次是干部例
会，内容不详。从 2006 年 5 月 8 日到 7 月 5 日近 2 个月的工作日志里，我们又看出这 58
天中，村干部有 18 天在应付填各种表格、出黑板报、大扫除、完善党建制度等各种务虚的
工作；22 天“一切正常” ，即干部基本没有办公务；而涉及移动通讯网络线路架线、讨论村
路维修、抗洪救灾（突发事件）等公共服务内容的只有 15 天。
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乡里给尚武村定的干部编制是 6 个，而尚武村
的书记认为 4 个人“辛苦点”就能完成任务，于是村里就减少了 2 个干部职数。村会计坦率
的说，上面的拨款不变，我们干部少了，每人的报酬也会增加点。事实上，现在尚武村的 4
个干部确实也能完成上级的各种任务。
村干部这种“软指标的硬指标化”表明了他们已经完全成为“守夜人” 。尚武村的干
部对考核内容和工作内容的这种变化也不满，认为是上级“没事找事做” 。事实上尚武村已
经真正进入了“没事可做”的状态了吗？在尚武村路上行走了 10 天，笔者的一双新皮鞋就
彻底报废了；调查了几天后有的学生走到龙游街上的水泥路时，就夸张的说“我感觉自己快
飞了起来” ， “在这样的路上走两天两夜都不会累” 。调查中村民们一直在抱怨干部们不能组
织农田水利和路桥沟渠的建设，不能带领大家致富；认为干部现在“不想管事，少管事，就
拿几个清闲钱” 。 或许村民们对干部的有些期待是不切实际的， 如要村干部们带领大家致富；
但是他们希望干部们多给他们提供好公共服务的愿望又是十分的真切。
“软指标的硬指标化”实质上是“硬指标的软指标化” 。现在农民对公共品有着急切的
需求，取消农业税后这本应成为乡村干部工作的“硬指标” ，但是这些并没有被列入干部的
考核指标中来，并没有成为当地干部工作的重点，而是成了仅仅落实在口头上的，可有可无
的工作。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尚武村干部们一半以上的工作量，给他们腾出了很大的空间，可
是他们却没有积极的去为村民更好的提供公共服务，而是乐得享受清闲。
尚武村的干部们在谈到公共品提供的问题时也很无奈，他们抱怨村集体组织已经完全
成为空壳，上级的拨款又十分难得。不过对这个问题老书记宫家联不这么认为，他说“很多
建设不需要什么钱，号召人就行。尚武村在家的剩余劳动力有的是。当然凭他们现在确实也
指挥不动人，因为他们平时只为自己考虑，已经没有任何威信了。 ” “如果上级现在将公共设
施建设作为考核的硬指标，情况肯定会不一样的。这样会逼着干部们平时对老百姓好点，从
而重新改变形象” ， “尚武村的民风淳朴，这种情况下还是能办出不少事情的。 ”
宫家联是对尚武的民风村情了然于胸的人，但是他的话也只对了一半，因为他不知道
最近几年湖北省正在沿着“官权退，民权进”的思路，以减少财政支出为核心目标进行着乡
镇综合配套改革。其主要内容就是建立”交叉任职”的乡镇领导体制、和”以钱养事”的乡镇事
业改革。究其实质而言，这是一种”乡派”式改革，即，将乡镇政府变为事实上的县级政府派
出机构。 这项改革是将国家权力进一步从农村后撤， 其结果可能是乡镇机构也成为 “守夜人” 。
在这种背景下，乡镇政府怎么可能积极行政，将公共服务作为考核村干部的主要考核指标
呢？
取消农业税对农村的影响将是十分深远的。它减轻了农民的一些负担，减少了社会摩
擦； 但是很多人担心它也会影响乡村组织的运转和公共品提供， 甚至担心会影响到农民的国
家观念。对于农民国家观念方面的担忧，笔者并不认同。在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力无孔不入的
现代社会，取消“皇粮国税”未必会对农民的国家观念产生多大的影响。笔者所担忧的倒是
此举将会很大程度地影响到村庄的联结和农民对村庄的认同。
一方面，取消农业税后，像尚武村这样的农业型村庄的公共财将更加稀缺，空壳化的
村组织将更加难有效的提供公共品，进而整合村庄社区。另一方面，在小农经营和农民日益
流动的背景下， 征收农业税客观上就构成了村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公共事件。 在这个过程中，
村庄成员之间的互动频繁， 干群之间的牵制复杂。 它对建构和维持村庄的公共空间有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
对于尚武村这样的已经逐步原子化的村庄来说，村集体组织犹如木桶上的铁箍一样，
使之虽然内部处处裂痕，但表面上却浑然一体。今天的尚武村，只是能勉强的维持基本的秩
序，已经完全处于“底线治理”的状态（这在全国来说，有着很大的代表性） 。今后如果村
组织进一步的消极、无为与无能，再加上村庄外部离散化力量的进一步冲击，尚武村难道没
有可能跌破这种治理的底线吗？
四）
小结
四）
小结
小农是弱势的，弱者唯有组织起来才有希望，这是大家都熟知的道理。但是无论是在
传统社会还是在当下， 农民的组织与合作又是如此的艰难。 归根到底是因为分散的小农无法
承担组织成本和管理成本。
建国后，共产党政府通过强大的外力将一盘散沙的农民捏合成一个“共同体” ，通过各
级行政组织，尤其是“先锋党”组织承担起组织成本。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组织起来的农民
焕发出巨大的能量， 尚武村也正是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才完成了荫及今天的基础建设。 但是
“神州六亿尽舜尧”的过高期待和要求过于超出了农民的本性，加上一些僵化的管理，到了
70 年代后期，尚武村民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消极倦怠的情绪。因此 1981 年的分田到户在当时
才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但是 80 年代以后，随着共有的美好预期的丧失和对村集体认同的下降，以及试图在小
农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现代的基层政府， 必然会出现社会的失序和管理成本的提高， 这种情况
在村庄的社会关联薄弱的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于是我们看到了尚武村的地痞混混沉渣泛
起； “盈利型经纪”近乎畅通无阻的侵吞集体资产；村庄的公共服务不能有效的提供。
在尚武村已经处于“底线治理”的 21 世纪初，国家彻底取消了农民的“皇粮国税” 。
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的减缓了矛盾， 但是却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经济背景下小农降
低风险、减少生产生活支出、增加公共服务、提供良好秩序等最迫切的需求。从理论上说，
当前相关的农村政策的调整终止了干群之间的掠夺性的恶性互动， 为干群之间的服务性的良
性互动创造了条件,为重建村庄共同体提供了可能；但是从尚武村的实际来看，由于村庄自
然秩序的消失和村庄认同的下将,这里几乎已经丧失了接应新农村建设的结构和力量,村庄和
农民不能成为这项伟业的主体。加上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变迁还在遵循“官退民进”的思路进
行，使得村集体组织变得更加消极无能，村庄社区基本和谐的“底线”都可能难维持。如果
这些担心都成为现实，那么尚武村就“村将不村”了。
作者简介：董磊明，1972 年 11 月生于江苏如皋，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
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三农中国》执行主编，现主要从事农村问题研究。
电话：027-62730705，13971483857。
电邮：leimingd@263.net。
邮编：43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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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中火葬的政策， 宋之王安石变法，朱元璋的户籍土地制度，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清朝的禁止汉人入关。 很多对农民的政策想当然去做，那是不行的。 帝国很强大也有政策推行不下去的时候。
还谈了些农村基督教的问题。我一直都在思考基督教是否能像传统社会中儒教一样，对农村有个很多的约束力。
第三段讲的就是职位的非制度运作。 官威在慢慢削弱，只有靠个人在宗族的地位来处理问题。
黄宗智先生有很好的理论。
韦伯是挺喜欢原子化的社会，因为儒教伦理反对原子化社会。影响资本主义的产生。
但是中西方不同的，西方有宗教改革，新教是适合资本主义的。
天朝的儒教崩溃了，没有新教，以前还有伟大的毛主席，现在科学发展观啊，八荣八耻非常的伟大光荣正确的。 但是，对老百姓的影响不及儒教和毛。 这样影响了社会自己净化，需要通过体制制度，法律，调解的方式处理问题。
又回到第二段，重建儒教形而上学，还是引用基督教来处理，道德形而上学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