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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制度
20世纪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变的好几次，我了解过清朝的农村，读过秦晖先生研究的土改，费孝通先生民国时期的太湖地区农村。 还有些华南的农村。我不知道值不值得花时间，把中国大部分地区从清朝到现在农村的演变研究通读一遍。 当然不能像秦晖先生那样追溯到明朝，追溯到宋朝，追溯到秦汉的研究。
听说杜老最近身体不好。 杜润生先生98岁了，现在活着最了解中国农村的人。 愿杜老能活到100岁。
鸿雪说俺想当村长。 给鸿雪扯淡说我要死了，墓碑上刻个xx村长之墓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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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术界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认识经历了从皇权研究到绅权研究，并从士绅研究到 地方精英研究的转变。这一转变当然标志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和扩展的过程，同时也标志着研究视角和理念的演变。已有的研究成果关注着在传统与近代社会结构变迁过程 中，士绅阶层与地方精英的时代性差异，认为“士绅虽然生活在地方社会，但是他们的活动在国家场域。地方精英研究关注的是帝国末期，而且是在国家政权以保甲制渗入并 分解传统的村庄共同体社会之后，相对于前一时期来说是一个较混乱无序的时期，针对 的是地方社会中起实际作用的人物……关注的是地方场域。”所以表面上看来，二者虽 然都是“乡居”的权势力量，但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对象，并非是同一对象在不同时期的延续……乱世的地方精英并非完全由治世的士绅转变而来。”(注：李培林等：《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不同 于传统时代，民国时期的乡村社会权力是由地方精英而非由士绅支配。“地方精英是在地方舞台上(指县级以下)施加支配的任何个人和家族，这些精英往往比士绅的范围广泛得多，也更具有异质性，既包括持有功名的士绅，也包括韦伯论述过的地方长老，此外 还有各种所谓职能性精英，如晚清的士绅—商人，商人，士绅—经纪，以及民国时代的 教育家、军事精英、资本家、土匪首领。”(注：李猛：《从士绅到地方精英》，《中国书评》总第5期，1995年。)“他们的场域是‘地方舞台’，他们的首要特征是在地方发挥着实际的支配作用。”(注：李培林等：《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 ，第88页。)
然而，清末民初的历史演变进程，即使在乡村社会层面也并非是地方精英替代士绅的 历史运动。事实上，“地方精英”这个移植的话语并不足以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变动的内 容，也不为乡村社会所接纳——“地方精英”只是研究者借用西方话语的一个研究表达 ，而不是乡土社会的存在实体表达。乡村社会仍旧认定这些作用于社区的人物属于“士 绅”，尽管他们是不同于传统时代的士绅。因此，力求揭示其时代特性的话语可以是“ 劣绅”、“豪绅”、“土劣”或“正绅”、“开明士绅”等，但这仍是以士绅为中心语 义的表达。当然，它却告知我们，民国时代士绅的构成要素已有所变异，并由此获得了 不同以往的内容和特征。这一特征不仅仅与士绅的定义相关，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着社会结构的时代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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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统一货币，良好的交通还有法律。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工厂，运出去的东西质量都很好。天朝人自古以来都是很聪明的。 把油里面掺点地沟油啊，把蚕丝什么茶叶啊，里面掺点沙子，棉布啊。什么东西都掺点差的东西。 然后天朝商人在国际上信誉越来越差。日本越来越好。 日本一些纺织品销售量，几十年内超过天朝。 一些制度改革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改革之外的基础建设。
银子的纯度啊，一锭银子各地重量不一样。
粮食一石有时候是140斤，有时候100斤，有时候80斤…… 天朝各地很多东西都是不统一。
通过前面经济史笔记对比天朝，其实在新政后，清朝才适合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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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财政是极端混乱的，以致中央各部以及各省政府几乎不受中央的控制。如果政府要提倡教育、发展武装和准备实行宪政，集中财政管理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在义和团事件之后，财政改革的第一个企图是统一货币。在此期间，在中国流通的货币有传统的纹银（细丝银）、铜钱和各种外国铸造的银元。此外，1889年，张之洞在广东开办了一个铸币厂，用机器生产铜钱和银币，此举证明是有利可图的，因此很多省份开办了铸币厂，源源不断地铸出钱币。但是这些硬币并没有标准化。事实上，自从1850年以来，流通着各种各样的货币，它们之间并没有定出固定的兑换率。各省官办的、私营的银行和钱庄以及外国银行都在发行纸币，这样就使财政更加混乱了。这种货币的混乱状态当然阻碍了商业的发展。西方商人愈来愈坚持要求统一货币。事实上1902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以及1903年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和中日通商行船续约都要求清政府统一货币。此外，由于1901年下半年之后世界银价激剧下降，进口贸易对于采用银本位制的中国来说变得非常不利。而且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还遭到必须以黄金偿付外国债款和赔款的损失。［1］ 因此不仅在西方人之中，而且在中国人之中也有人提出建议，要求采取金本位制和试图使货币标准化。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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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运动是美帝和台湾说法。 天朝的说法是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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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政治和总理衙门
自强运动在北京得到了总理衙门的支持，恭亲王任其领班大臣直到1884年（除了中间一段短暂的时期被名义上夺去全部职务外）。起初，总理衙门负责有关 通商事务的谈判，但到后来成为整个“洋务”的主要协调机构；“洋务”是清政府的一种新型活动，它包括对外交、外贸收入以及与贸易商人和传教士有关的一切事 务的处理，也包括涉及西方事物的新计划，如外语学堂、军队训练、兵工厂、造船厂、开矿、商船和海军等事宜的管理。总理衙门或者直接制定这些计划，或者在朝 廷上予以提倡。因而对于自强运动努力的成败，至少是部分地取决于总理衙门的政治势力。
从1861年总理衙门创设以来的大约二十三年中，人们把它 与军机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军机处的一个机构。总署大臣的人数不断增加：1861年为七人，1869年为十人，1876年为十二人。从 1861年到1868年，五名军机大臣中有三人兼领总署大臣；从1869年到1875年，五军机中有四人兼领；1876年到1881年，全部兼领（从 1880年起，军机大臣的人数增至六人）；而从1882年到时局大变的1884年，其中仍有四人兼领总署大臣。［1］ 由于军机处是清帝在处理重大政策和关键性人事问题方面的主要谘询机构，所以，总理衙门对实现清帝的政策和政纲就处于一种战略地位了。
当然，所有重要的提议仍然必须由清帝亲自批准。恭亲王和文祥（他在1876年死之前一直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两处兼职）享有权势的大小取决于这时行使着 君权的慈禧太后的喜怒。最迟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慈禧（她的锋芒超过了与之共同摄政的慈安太后）靠在朝廷高级官员和皇族中提拔对立派来设法削弱 恭亲王的权力。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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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近代史上，英国曾经是最大的殖民帝国，它四处开疆拓土，大肆进行贸易侵略和殖民掠夺，成为盛极一时的“日不落帝国”。它的各种活动几乎遍及每一个国家，世界每一个重要的地区都和它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它保存下来了数量极大、内容极为丰富的近代史资料，这些资料受到国际上研究近代国际关系的学者及各相关国家和地区历史学家广泛的重视。由于英国在中国一直有着重大的利益，历届英国政府都十分重视中国的内政外交，因此在英国政府留存下来的大量档案中关于中国的资料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果我们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档案中有很大一部分和中国的边疆地区有关，例如云南、西藏和新疆等地，这是近代英帝国长期染指我国边疆的见证。今天这些档案则是我们研究中国近代边疆史地的重要资料。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关于近代英国和中国新疆关系的研究，在论文的准备过程中，承蒙导师马大正教授和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学院纽碧L.J.Newby博士的帮助，我有幸前往英国查阅有关的资料。
在伦敦期间，纽碧博士作了周到的安排，我先后访问了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英国公共事务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又称英国国家档案馆）、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虽然访问只有一个月时间，但是由于事先作了较多的准备，特别是纽碧博士对不少有关档案颇为熟悉，并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使我能够很快查阅到有关的资料。在这几个地方中，伦敦大学的东方及非洲研究院图书馆SOAS有着非常丰富的中文藏书和研究中国的西文图书，其中关于新疆的也相当多。它的珍藏室保存有不少罕见的图书珍本，例如弗赛斯T.D.Forsyth负责编写的《1873年出使叶尔羌报告》Report of a Mission to Yarkund in 1873等。牛津大学的博德莱恩Bodlian图书馆，像牛津大学本身一样，显得古老而厚重，其藏书也同样丰富，惜时间太紧，没能够详细查阅，但从电脑查询以及向工作人员咨询的结果来看，也有不少有关新疆的珍贵图书和资料，如关于在新疆长期传教的英国传教士亨特George Hunter的传记、斯坦因A.Stein所有著作的手稿等。限于篇幅，这里只谈保存在大英图书馆和英国国家档案馆中的关于新疆的档案资料。我对这些档案的基本感觉是：数量很大、内容丰富、尚无全面使用、对研究近代新疆史以及英俄（苏）在新疆的活动都非常重要。
一、档案的构成和来源
从构成来看，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主要是英国外交部的档案，同时英国海军部档案、英国殖民地档案、英国陆军部档案、英国内阁档案及英国首相府档案也都有关于新疆的内容。外交部这方面档案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FO371类目中；其他部门的档案较为分散，我从计算机上共查到73卷。大英图书馆中关于新疆的档案主要是英国印度事务部的档案，档案相对集中。
从时间上来看，跨越时段长。这些档案在1840年以前就有关于中国新疆及其有关事件的记载，如1820年前后穆尔克罗特夫Moorcroft关于新疆的报告。穆尔克罗特夫原是孟加拉的兽医，后来负责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种马场。1820年前后，他以前往中亚买马为名，要求从中国新疆境内经过，虽然遭到拒绝，但是他写了多份关于新疆的报告，递交给英属印度政府。这些报告分别从印度北部边疆的安全、英国和俄国在中亚的竞争以及贸易等多方面论述应该发展和中国新疆的关系，向北扩展英属印度的势力。尽管他的报告当时遭到封杀，但是对以后英国和中国新疆关系的演变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过从时间段上划分，我们可以把1890年马继业留在喀什噶尔作为分界线，在此以前形成的档案可以概括为部分的官方档案及部分私人活动档案，而且除了英属印度和阿古柏的部分档案外，其他档案基本上都是由于考察或游历而形成的；而1890年后，随着马继业留驻喀什噶尔，以及后来英国领事馆、总领事馆的建立，历届总领事、领事的报告形成了这批档案的主要来源，当然也有部分私人考察和游历的档案，但已经不占主要地位，这是和前期档案的不同之处。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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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立法程序， 草案要提交宪
政编查馆， 通过后再交付各中央部
院和地方督抚，以广泛征求意见。宪
政编查馆的负责人是军机大臣、庆
亲王奕匡力。 奕匡力此人虽贪得无厌、
阴险狡诈，但思想却趋于改良，对修
律大力支持。因此，草案顺利地通过
了宪政编查馆。
真正的阻力存在于征求意见的
过程中。 以兼管学部的军机大臣张
之洞为代表的保守官僚， 极力反对
沈家本的制度创新，主张传统的 “ 礼
法合一”，从而掀起了一场礼法之争
的轩然大波。
礼教派的反对理由主要有 4
点：
第一，刑法根植于礼教，礼教来
源于风俗，草案照搬西方模式，罔顾
中国国情；
第二，草案背弃礼教，对 “ 无夫
奸” （ 同寡妇通奸） 这样明显违背纲
常名教的 “ 犯罪行为”视而不见；
第三，采用过多的日语新术语，
语义难懂；
第四， 刑罚太轻， 难以震慑罪
犯。
对于种种非议， 沈家本以不变
应万变，通通用 “ 修律以收回领事裁
判权”为由应对。
这源于一段众人皆知的往事。
1902 年 9 月 5 日，中英在上海
签订了 《 马凯条约》。此约是 《 辛丑条
约》 中有关通商事宜的一个补充性
条约。 在谈判代表盛宣怀和刘坤一
的力争下，英方在 《 马凯条约》第 12
条里承诺： “ 中国深欲整顿本国律
例，以期与各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英
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 一俟查
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
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 英国即允弃
其治外法权”。
治外法权指一国国民在外国境
内不受所在国管辖， 如同处于所在
国领土以外。 根据国际法和外交惯
例，此种特权通常是互相给予，且只
有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代表等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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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书目：
1、《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张仲礼 著，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7月第一版。
2、《中国绅士》费孝通著，惠海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
3、《清代地方政府》第十章瞿同祖著，范忠信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6月第一版。
相关于“士绅”这一特殊阶层的研究主要分布在中国、美国以及日本这三个地区，并且这三个地区基本上是同时起步的。但是三四十年代由吴晗、费孝通、潘光旦等人着手开始研究的绅士问题，在之后就中断了将近四十年，虽然期间也有零星的论文，但是没有出现多大影响的研究专著。（吴晗和费孝通合著的《皇权与绅权》一书算是此时最重要的著作，我有电子版的《皇权与绅权》，是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由观察社发行，发行人是储安平。费孝通的《中国绅士》英文版是1953年在美国出版的。算是受过西方学术训练后的研究成果，不能算是本土的士绅研究。）直到八十年代才有相关的论文和著作，九十年代出现一些重要的著作。（比如说王先明著《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级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0年一月第一版、贺跃夫著《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史—兼与日本士族之比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十月第一版、马敏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
日本的中国士绅研究可以参考《清史研究》上的二篇论文，一篇是巴根在《清史研究》1996年第三期上发表的《明清绅士研究综述》；一篇是郝秉键在《清史研究》2004年第四期上发表的《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二篇文章都在《清史研究》上发表，但奇怪的是后一篇文章和巴根的文章中论述日本史学界关于明清士绅的研究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郝文在引文中却未曾提及。因为不熟悉日文文献，无法查找日本的研究著作，所以郝文注释中提供了大量的日文文献可以作为研究日本学术界关于中国士绅研究状况的资料。从这二篇论文提供的日本文献来看，日本史学界对中国士绅的研究似乎丝毫不逊于美国中国史学界，可惜没有各种著作的中译本。
美国史学界是研究中国士绅最活跃的地区，重要的研究人员和著作有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和《中国绅士的收入》（1955、1962，之后九十年代有中文译本）、萧公权《中国乡村：19世纪帝国的控制》（1960，西雅图）、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1962，中文译本有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罗伯特马斯则在《官员中国精英的流动：1600—1900》（纽约，1961）、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晋升之阶：1368—1911年》（纽约，1962）周德荣《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初稿于1955年，1966在纽约出版，中文版有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这些都是六十年代之前的相关重要著作，之后还有费正清等人的一些列著作都连续不断地对“中国士绅”进行了宏观的以及微观的研究。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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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跟父亲谈到恰克图，父亲竟然知道。 原来他看一个什么电视剧，说有这个地名。 我是个与电视绝缘的人。
在中国境内，有一个城市隔着边界线和恰克图相对，它的名字是买卖城。恰克图在边界线北150米处，买卖城在边界线南150米处。
恰克图位于现在的俄蒙边界界河的北岸，和南岸的蒙古国的阿勒坦布拉格（买卖城）隔河相望。这里原是清代的中国商人对俄贸易的重要城市。1727年（清朝雍正五年）9月1日，沙俄和清政府在此签订布连斯奇条约，俄方称恰克图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河为界，河北恰克图划归俄国。清朝于河南建新市镇阿勒坦布拉格，作为中俄贸易地，汉名“买卖城”。因为在蒙古语中阿勒坦布拉格又称“南恰克图”，所以一些在阿勒坦布拉格发生的事件被纪录成在恰克图发生。
看到人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额的一部分的时候，我常接一句，买卖城是大清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记得大清当年为难人家俄国人，那时候俄国还没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 在阿拉斯加弄的什么皮毛，特产一类的。 想用船海运到天朝， 清朝说不行。 你要走陆路，到恰克图交易。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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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太多关于清代铁路的文章。 不开心的一读就能开心很久。 大清之铁路和电报历史，比郭德纲的相声还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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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年，世界第一条铁路在英国诞生，十年后，铁路知识就传入中国了。一百多年来，中国铁路走过非常曲折漫长的道路。回望过去，看到什么？让我们先看一组数字：
至1949年为止，全国合计“修筑27380公里，拆除3290公里，保留24090公里。”其中东北“修筑11927公里，拆除1618公里，保留10309公里。”台湾则有919公里。[1]
这两万多公里铁路，除了日本、沙俄两大侵略者冀图把东北变为他们的殖民地而修建的铁路外，很大一部分是大清帝国的遗产。有清一代修筑了9618公里铁路，其中9254公里是甲午战争后1895至1911年间修筑的，平均每年修筑544公里，而在此以前每年仅修建20公里。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修筑3422公里，平均每年214公里。1928至1937年国民党统治时期修筑了7996公里，平均每年约800公里；1932至1937年间，更高达每年1133公里。不过，其中国民党政府修建的只有2679公里，平均每年128公里，其余主要是日本侵略者为配合它的侵略和掠夺计划而修建的。[2]
对广土众民的中国说来，区区两万多公里铁路是非常稀少的。美国从1850～1910年的60年间，共修筑铁路37万余公里，平均年筑路6000余公里。1887年筑路达20619公里，创铁路建设史上的最高纪录。1916年，美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共408745公里。而英国1890年全国性铁路网已形成，路网总长达32000公里。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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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早春，一位社会学家和一位历史学家约集了一些同仁，搞起了一个“中国社会结构”的讨论班，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大学里搞了一个同名的课程以吸引同学们加入讨论。讨论持续了半年，每双周一位与会者宣读一篇论文。于是在1948 年底便集结出版了这本由费孝通、吴晗领衔的小册子《皇权与绅权》（观察社）。
悠悠四十年过去，八十年代末叶这本书得以重印。当新一代的学子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他们惊异，社会结构与知识分子这些充满现代味道的课题在上个时代已经开端了，已经在一代师生间热烈地讨论着，已经展示出了很多闪光的思想与卓见，似乎半个世纪后的今人仍有自叹弗如之处。然而合上此书，从书本中的思想理路联系到此书出版后旋即发生的巨变，直到演至今日的半个世纪的沧桑，惋惜和遗憾是绵长的。
如费孝通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所说，它“是不成熟的”。但这本书本来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一个起点。西方现代学术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著的奠基之作当称曼海姆出版于1929 年《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曼氏去世后发表的知识分子问题的论文更成熟），和美籍波兰裔学者兹南民基出版于1944 年的《知识人的社会角色》。这两部著作问世后，西方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门研究出现了相当一段历史时期的沉默，直到60、70 年代，知识分子研究才成为显学。从这一背景看，由费孝通发轫的中国学者的知识分子研究的起点并不落后西方许多。但在青年学者们重新捡起费孝通当年的话头时，应有“世上已千年”之感慨。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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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经济运行 | 政府与经济 |
| 人口变动 | 垦政 |
| 部门经济 | 农政 |
| 区域经济 | 粮政 |
| 经济制度 | 工、商与矿政 |
| 国际比较 | 赋役与财政 |
| 宏观经济运行 | 经济思想与政治文化 |
第一层页面：
为什么在第一层页面，立这样两个题目？
可能在一般的经济史研究里，只须有一方面的内容（国民经济的运行），有了那些“客观”的历史事实就够了。
我们则希望加上后者（政府的作为），这样一些“主观”因素。其实，它们也是不可分割的（如方行先生曾强调大清史农业志里一定要写政府政策）。我们觉得，历 史写作不能总是物质第一，“反客为主”，也许恰应倒过来，恢复“历史主人”、“历史主动者”的地位；这不仅是一个对清史的“正面观察”，而且是对“当事 人”的一个“尊敬”。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数千年连绵不绝，没有这样的积累、借鉴，没有这些“国家大政”的记录，是不可想象的。强调和重视这一个方面， 也可以算作我们的一个特点。
第二层页面：
国民经济运行：
一．人口变动：
在“经济史”研究里，为什么要以人口开局？这也许是不能不回答的问题。简单说来，过去许多有名的著作都是这样做的（如《欧洲经济史》、《中国经济通史（清 代经济卷）》）。或如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所说：“一切都同人口数字及其波动相关联”；与人口“这个首要因素相比，人类历史的其余因素统统只能退居次要地 位”。
人口的变动，它的增加及结构变化，所有有关的具体探讨，也许都可置于社会史的范畴（参见该网页），但却无一不对经济运行有着重要的意义，甚至构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本因素。
在数据史料缺乏的时代，人口数字和其他一些数字（如耕地数字、矿厂数字等），也都具有特定的说明作用（其中人口数字尤为重要）。
特别是，中国清代人口的增长与西方人口增加“同步”，并与现代人口增加接续，我们也应回答，清人是如何面对这一“现代问题”的？
关于人口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过去一向只给以负面的评价，这样看究竟对不对呢，这些都应予以正面的回答。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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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明清时期是科举制度实施得最充分的时期。经过明初的反复，科举制度确立起了至尊的地位。官学无法满足大众接受教育的欲求，各种民间教育形式便大行其道，仕宦望族、商人子弟、一般民众的子弟都积极致力于此，形成了文化教育的全面繁荣。其中，科举制度是民营教育发展的关键动力。尽管科举制度的实施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但由科举促成的民营教育的发展却为明清时期的政治建设发挥过积极作用，也产生过诸多正面的影响。
【关 键 词】科举制度/民营教育/文化发展
一、明初科举制度的反复与规范
明初科举制度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反复，荐举曾被朱元璋视为纠正科举弊端的重要途径。本来新王朝刚刚建立，正是急需人才的时候，朱元璋曾首先取重于科举，于洪武三年（1370年）起连续三年科举取士。他说：“汉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文学而不求德艺之全。前元待士甚优，而权豪势要，每纳奔竞之人，夤缘阿附，辄窃仕禄。其怀才抱道者，耻于并进，甘隐山林而不出。风俗之弊，一至于此。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言。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毋得与官。”[1]（卷七十，选举志二）但连续三年科举之后，朱元璋发现所取录的人大多是“后生少年”，虽然文章做得头头是道，却缺乏实际工作能力，“能以所学措诸行事有寡”。因此洪武六年（1373年）便宣布废科举而行荐举，要求有司采举“山林之士德行文艺可称者”，“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国致治”。“其目：曰聪明正直、曰贤良方正、曰孝悌力田、曰儒士、曰孝廉、曰秀才、曰举人、曰耆民。皆礼送京师，不次擢用。而各省贡生亦由太学以进。”[1]（卷七十一，选举志三）荐举制度推行到洪武十七年（1384年），另一类问题又凸显出来，就是被荐举者队伍日益庞大，几致无官可授的地步，而且被荐举者中亦良莠不齐，举主或疏于考察，或以权谋私，被荐举者往往亦奔竞钻营，“任不举职”的现象非常普遍。经过实践的比较，朱元璋认识到科举的优越性，便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下诏恢复科举，洪武十七年（1384年）定科举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最终确立起科举制度的地位。科举的制度建设不断加强，诸如科举程式、场级、内容、名额分配乃至庶吉士制度都不断规范起来。明清两朝，参加府、州、县学考试的人数相当可观。乾隆初年，凡属大学（就规模而言，而不是指程度），应试童生自一千数百以至二三千人。因此，明清官学办学规模屡屡突破其初始的规制，表现为生员名目上，有所谓廪膳生员、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与此同时，私学、家学、宗族之学也随之勃兴，“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1]（卷六九，选举志一）明清学校之盛（数量），为唐宋以来所不及。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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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費孝通先生生平，覺得很是有趣。 費先生重要的著作都是48年以前寫的。 而費先生2005年去世。活到了九十五歲。
費孝通先生認為中國農村是一個倫理維繫的社會。 這些從費正清和秦暉書中有所瞭解。費孝通經常引用孔子和孟子，用來解釋社會現象的本源。
其實鄉村的還是靠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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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 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 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
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配轴虽
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 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 我所谓
普通的感情是和纪律相对照的。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求效率就得讲纪律；纪律
排斥私情的宽容。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亲
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这些都是事业社群里的特色。
不但在大户人家，书香门第，男女有着阃内阃外的隔离，就是在乡村里，夫妇之间感情
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我在乡间调查时特别注意过这问题，后来我又因疏散下乡，和
农家住在一所房子里很久，更使我认识了这事实。我所知道的乡下夫妇大多是“用不着多说
话的” ， “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的” 。一早起各人忙着各人的事，没有工夫说闲话。出了门，
各做各的。妇人家如果不下田，留在家里带孩子。工做完了，男子们也不常留在家里，男子
汉如果守着老婆，没出息。有事在外，没事也在外。茶馆，烟铺，甚至街头巷口，是男子们
找感情上安慰的消遣场所。在那些地方，大家有说有笑，热热闹闹的。回到家，夫妇间合作
顺利， 各人好好的按着应做的事各做各的。 做得好， 没事， 也没话， 合作得不对劲， 闹一场，
动手动脚，说不上亲热。这些观察使我觉得西洋的家和我们乡下的家，在感情生活上实在不
能并论。乡下，有说有笑，有情有意的是在同性和同年龄的集团中，男的和男的在一起，女
的和女的在一起，孩子们又在一起，除了工作和生育事务上，性别和年龄组间保持着很大的
距离。这决不是偶然的，在我看来，这是把生育之外的许多功能拉入了这社群中去之后所引
起的结果。中国人在感情上，尤其是在两性间的矜待和保留，不肯象西洋人一般的在表面上
流露，也是在这种社会圜局中养成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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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末万历年间至清代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在中国流传了二百多年。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西学的流播已作了很多研究。现在需要深入探讨的是：此时的西学究竟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有机部分，还是纯粹的一个历史偶在？当时的西学主要以天主教教义和科学技术为内容。本文试图论证明清之际西学得以流播，是与中国本土思想为其提供的接应分不开的，从而由一个侧面考察西学与明清之际中国思想的内在联系。
一、王学风行与西学的媒介
放眼晚明的思想潮流，最为突出的是王阳明的心学大为流行，这为恰在其时来到中国的西学充当了媒介。“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派和王畿使王学成为广泛的社会思潮而席卷明末。这里主要分析王学尤其是泰州、龙溪学派对西学传播所产生的思想凭借作用。
第一，王学的解禁打破了程朱理学对思想的垄断，创造了西学得以输入和传播的文化氛围。明代以程朱理学为正统思想的最高权威，“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朱彝尊《道传录•序》)。在这样僵硬、冷峻的文化氛围里，西学是不可能被接纳的。万历初期张居正死后，曾被嘉靖皇帝判为“邪说”而遭禁锢达50年的王学全面解禁，极大地加剧了“嘉、隆之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明史•儒林传序》）的局面，由此形成了宽容不同于程朱之异说的氛围。作为域外异说的西学此时传入中国，适逢其会。同时由于王学本身刚从“邪说”翻身，因而对于不同于以往正统儒学的西学是比较宽容的。已有论著指出在利玛窦等最初进入中国的阶段，给予帮助者均是王学或倾向于王学的学者。[1]
当然，王学能成为西学的接应者，更在于其良知准则论蕴含着反对思想垄断，宽容异说的思想内涵。王阳明强调以自家内在的“心”(良知)而不是圣贤经典作判断是非善恶的准则。王畿和泰州学派将此思想大加发挥。王畿把自信自家良知和依傍圣贤及经典格套相对立：“世之儒者，以学在读书，学在效先觉之所为，未免依籍见闻，仿循格套，不能自信其心”(《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二)。泰州学派直截了当地指出圣贤的学说并无神秘性：“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主张摒弃外在权威的束缚：“解缆放船，顺风张棹；则巨浸汪洋，纵横任我，岂不一大快事也哉!”(罗汝芳语，《明儒学案》卷三十四)。王学的解禁使得这样的思想成为社会思潮而大肆泛滥，以程朱为儒家正统的思想权威遭到了贬黜，正如时人所说：隆万年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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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合理性的高度体现，充分发展的官僚制是一个实施组织管理的严密的职能系统，它把整个社会变成一架非人格化的庞大机器，使一切社会行动都建立在功能效率关系上，以保障社会组织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效益。现代社会中，组织管理的官僚制已经透到每一个社会生活领域中，体现了社会生活的理性化。韦伯认为这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命运”。一方面它使人们的行动逐渐淡化对价值理想和意识形态的追求，专注功能效率：另一方面无情地剥削了人的个性自由，使现代社会深深地卷了以手段支配目的和取代目的的过程。
官僚制（bureaucracy）权力依职能和职位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管理方式和组织体系。亦称科层制他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
官僚制是近代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组织规模不断扩大的产物。德国社会学家M.韦伯较早阐释和分析了官僚制。他认为，任何组织都是以某种权力为基础的，合理—合法的权力是官僚制的基础；它为管理活动、管理人员和领导者行使权力提供了正式的规则。官僚制既是一种组织结构，又是一种管理体制。现代社会组织的管理就意味着按照正式规则对组织活动进行控制。
一、以合理性作为科层论的学理预设“合理性”（rationality）或“合法性”（legitimacy）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中心概念。可以说，他的政治理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展开的，是对它们的进一步引申与发挥。合理性是韦伯科层理论的重要学理预设。
韦伯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统治都有着合理性基础。既然科层制能够稳定地运作，并且呈现出等级制的权力矩阵关系，它必然也是以某种合理性作为其实现前提的。他认为，科层制是特定权力的施用和服从关系的体现。具有特殊内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可称为“统治”，此处的统治不包括纯粹暴力的控制，因而统治看来更多地限于自愿的服从。自愿的服从又是以形成个人价值氛围的“信仰体系”为基础的，作为个人，他必得深刻认同信仰体系，才能取得行动的一致性、连续性而不致导致内心的紧张，并最终获得自愿的服从。韦伯把个人自愿服从的体系视为合理性或合法性体系，从而他对一个体系的认识排除了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合理性并不表现在事实的好坏之分，而是存在于看它是否被人们在信仰上认可，或者说，个人对一种秩序保持了它是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这就是这个秩序的“正当性” （validity）或它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在正当性信念的支持之下，任何来自权威的命令都会得到个人的遵从，而不论这些命令是否来自统治者个人，或通过契约、协议产生的抽象法律条文、规章等命令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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