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历史 » 视频

現代中國的文化認同

admin — Sat, 31 Dec 2011 10:12:52 +0000

齊澤克悲劇鬧劇

admin — Sun, 11 Dec 2011 03:32:24 +0000

齊澤克很有名的思想家。口音好重。特別是俄語中那些顫舌音。應該不是俄語而是西斯拉夫語系，俄語是東斯拉夫。不過都有顫舌音差不多。

秦暉現代史

admin — Fri, 25 Nov 2011 05:13:36 +0000

爆笑

余英时访谈录

admin — Sun, 12 Jun 2011 17:22:14 +0000

http://www.qingchao.net/lishi/ftl/

老文重发。

杜维明-21世纪的人文精神

admin — Mon, 23 May 2011 11:54:21 +0000

以前也发个杜维明的演讲
只能说大儒，不过我这辈子对啥都会感兴趣，就对儒教不是太感兴趣。

田野调查历史学

admin — Wed, 18 May 2011 06:27:46 +0000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事。

读到顾颉刚先生一段话。

老贾善于贩书，旧家善于藏书，好事勇于刻书，皆博雅名流所与把臂入林者也。······然其人不过琴工碑匠，艺术之得接于文雅者也；所接名流既多，习闻清言名论，而胸无智珠，则道听途说，根底之浅陋亦不难窥。周学士长发以此辈人谓之“横通”，其言奇而确也。······学者陋于见闻，接横通之议论，已如疾雷之破山，遂使鱼目混珠，清浊无别，而其人亦嚣然自命，不知其通出于横也！······

故君子取其所长，而略其所短，譬琴工碑匠之足以资用而已矣。无如学者陋于闻见，接横通之议论，已如疾雷之破山，遂使鱼目混珠，清流无别，而其人亦遂嚣然自命，不自知其通之出于横也。江湖挥麈，别开琴工碑匠家风，君子所宜慎流别也。

读到顾颉刚先生说自己横通。又正好搜到一篇讲横通的好文。正好还是搞社会学的人写的。

有点像顾颉刚先生另一段话。

说“横通”

作者：章益国

治学求其通，大学教育要重视通识的养成。治史，即使治断代史，也要心存“通识”，求“通古今之变”，才有大格局——这些已经是一个通认的、通常的道理了。应该“通”，人均无异议；但何谓“通”，如何“通”？对“通”本身，似乎也该充分讨论。笔者认为，以“横通”为通，是今日通识教育（包括历史教育中对“通史”的认识）的普遍误识。

横通

“横通”的说法，见于《文史通义·横通》篇：
老贾善于贩书，旧家富于藏书，好事勇于刻书，皆博雅名流所与把臂入林者。礼失求野，其闻见亦颇有可以补博雅名流所不及者，固君子之所必访也。然其人不过琴工碑匠，艺业之得接于文雅者耳。所接名流既多，习闻清言名论，而胸无智珠，则道听途说，根底之浅陋，亦不难窥。
这样一类人，章学诚引用了时人侍读学士周长发的话，谓之“横通”：
周学士长发，以此辈人谓之横通，其言奇而确也。
“横通”不是真正的“通”，“横通之于通人，同而异、近而远、合而离”：
故君子取其所长，而略其所短，譬琴工碑匠之足以资用而已矣。无如学者陋于闻见，接横通之议论，已如疾雷之破山，遂使鱼目混珠，清流无别，而其人亦遂嚣然自命，不自知其通之出于横也。江湖挥麈，别开琴工碑匠家风，君子所宜慎流别也。
章学诚“横通非通”的说法，切中了学人治学中容易落入的一个陷阱，言简意赅。历代学者，多有以“横通”为戒者：
例如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回忆：“幼年在翻书中过日子，以为书多自然学富，心中很自满。二十后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读了（《横通》篇中）这一段，自想我的学问正是横通之流，不觉得汗流浃背。……直到近数年，胸中有了无数问题，并且有了研究问题的工作，方始知道学问是没有界限的，实物和书籍，新学和故书，外国著作和中国撰述，在研究上是不能不打通的。无论研究的问题怎样微细，总须到浑茫的学海里去捞摸，而不是浮沉于断港绝潢之中所可穷其究竟”。[1]（p.211）
钱锺书则把“横通”解释为“参考书式的多闻者”，钱本人以“博闻强记”闻名于世，但其实他以为“多闻之学”不等于真学问，“参考书式的多闻者”距离“大学问家”甚远：“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整个的性情陶融为一片，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个别的性质；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是你所学不会，学不到的”，而“反过来说，一个参考书式的多闻者（章实斋所谓横通），无论记诵如何广博，你总能把他吸收到一干二净” [2]（p.78、79）。按照钱锺书的意思，“横通”者在“丰富的数量”之外，并没有添上“个别的性质”，所以，只是类似辞典参考书而已。
“横通”一词，一个“横”字用得恰巧适当，“其言奇而确也”，含义丰富而开放，结合现今学术界对学科制度的反思，我们可以在此名下讨论通识教育中的一些通病。

学科的边界

横通的最大弊病，是“匠人”式的通，它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突破学科门类的既定边界。
人类所需要认识的世界，百千事像、纷然杂陈，且包含未知和变幻。人类不可能一股脑把全部世界的知识打包认知，必须进行知识的分类（以及简化）。分类还有简化，可谓是人类以有限理性应对无限世界的基本策略。在人的认识活动中，分类不可或缺，但也不可僵化对待，推于极致。
于是，当我们试图超越现存分类法而讨论“通识”的时候，如何处理各学科的边界，就成了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如果说这种边界像横亘在各门学科之间的沟渠，那么“横通”者对各学科之间的横沟，依然是顺势接纳。虽然百川奔流，但仍在分水岭的横绝之下，江河枝蔓，还未汇聚于海。“横通”者博，他的知识存量不限于一科一门，但它对知识的储存方式，依然是按既有的学科抽屉分门别类，它默认今日学科体系的合理性。所以，它虽然谓“通”，却仍然象章学诚说的“不可四冲八达，不可达于大道”。
分类法是历史地演变的。涂尔干和莫斯在《原始分类》里曾经提出应对人类分类观念的形成历史进行研究，他们说：“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认为，我们的心灵天生就包含有整个分类基本框架的原型”[3]（p.6）。知识分类法随着社会变动而变迁，又与知识自身的生产有内在联系。现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设置及其内外边界，并不是与生俱来、绝对合法的。我们现在的学科结构是随着现代性在西方的产生而逐步确立起来的——自然科学的稍早，社会科学各学科内部规范与科际边界的形成基本上在1850－1945年之间[4]。在中国，更是到上世纪才经历了成建制的西学体系对“浑成恍惚”的传统学问的替代。正如沃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所说，这种现代的知识生产体系，完整再现了现代科层社会的高度分工，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附属产品。现代世界，理性凯歌行进，动力横绝天下，一方面解放了人；另方面也是控制了人、割裂了人。现代化历史进程如此，它的产物——现代知识体系也是如此。我们培育“通识”，应该以反思“现代知识体系”本身为起点。
这样的反思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举一个福柯的例子。福柯说过“学科构成了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横通”其实是默认了这个控制体系的规训。福柯的名著《词与物》，就是起源于对“知识分类”的反思。该书法文版前言中，福柯自称该书的灵感来自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一篇短篇小说（《约翰·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那本小说假弗兰兹·库恩博士（《红楼梦》德文译者）之口，引述一本中国古代叫《天朝仁学广览》的百科全书，谈到中国的动物分类法：
1)属于皇帝的、2)涂香料的、3)驯养的、4)哺乳的、5)半人半鱼的、6)远古的、7)放养的狗、8)归入此类的、9)骚动如疯子的、10)不可胜数的、11)用骆毛细笔描绘的、 12)等等、13)破罐而出的、14)远看如苍蝇的。[5]
其实所谓的《天朝仁学广览》，只是心慕中国文化的博尔赫斯虚构胡侃，却使得福柯有所思虑。福柯把“中国动物分类法”视为各种事物分类体系不可通约的寓言，从这一不可思议分类法体现的“另一思想体系的奇异魅力”，反思“我们自己思想的界限，那样思维的绝对不可能性”。现代人的思维不知不觉地在现代知识学科体系的笼罩之下，以至这一分类的前提，成为我们思维的盲点，大家很少去反思各种学科界分作为前提预设的合理性。我们的思维就好像装盛于一个个各成边界的学科容器之中，脱离了这种容器的装盛，我们甚至丧失思考的能力。正是在这一学科权力网络的统治之下，类似“中国动物分类法”的思维方式才凸现其启发性的意义。问题不在这一分类法在中国是否“真实”存在过，更不在于这样分类是否“正确”，“中国动物分类法”的意义在于它预示着另外一种全新思考的可能，原先在西方现代思想系统中所熟悉的知识分类标记，在这套分类中丧失了作用。于是，这套分类方式就标示出西方思想系统的某种界限。我们今天谈“通识”，首先就是对这一界限的自觉及反思。
今日大学通识教育，一个常见现象，就是把通识课程分成“哲学概论”、“史学通说”、“文学选讲”等等小类，这实际上只是把各专业压缩传授而已；历史学科中的“通史课”，不是断代史在纵向上的相加，就是“经济史”、“制度史”、“文化史”等等在横向上的累叠，这其实就是一种“横通”，它只是各门各类知识的组合。又如我们常常谈“跨学科”，也没有超出“横通”的境地，因为事实上跨的前提，就是学科分立。沃勒斯坦就曾经批评年鉴学派的“跨学科”研究法，试图跨越各学科边界，最后反而强化了这些学科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些新的所谓“学科”，而就他自己提出的“世界体系”分析理论，沃勒斯坦在方法论上强调“统一学科性”、“整体性”，他说：
“统一学科性不是多学科交叉。多学科交叉承认社会科学内畛域界限之正当合理，但是要求各种不同的从业者以添加的方式阅读和使用相互的研究成果。这就是厨师越多，汤往往更好喝的信念”；
“整体性不是博识教育的老调重谈。博识教育承认现代把知识分成三大领域——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及（在所谓两种文化之间的）社会科学——这一方式的基本前提”[6](p.214)。
我们可以拿章学诚的“横通”概念把这两段话简化为一句：“统一学科性”和“整体性”不是“横通”。沃勒斯坦启示我们：真正的通识应该是反学科的、对学科体制的否思，让已经形成的知识组织结构再度开放出来。

功利主义心态

“横通”不能突破学科间现存边界的直接后果，是导致通识养成中的“功利主义心态”(黄俊杰曾经把“功利主义心态”列为当前大学通识教育的两大非制度性危机之一[7]（p.129）)。章学诚以为“横通”之士，无异于“琴工碑匠”。以实用的、功利的态度对待“通”，把通人当作匠人，而既然是匠人，其实也只能是个“专家”了，此即“横通”不通之处。
各门学科的设立，自成理由，自有其用，尤《庄子·天下》中所谓“百家众技”，“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不同的用处，本来就是不同学科的划分理由之一。正是为了提高实用效率，现代社会才发展出细密的高度分工，科学研究才趋向专业化、科学家才趋向专门家。当你超出自己的专业领域，学习一些其他学科门类的知识，自然马上能体会到它的实用价值。例如，据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毕业生，在感激母校教养之恩的同时，谈到母校教育疏失，其排位最高（超过80％）的抱怨就是：学校没有教给他们足够的写作能力[8]。作为一个理工科学生，学习一些写作的技巧，显然会在其后的生活中派上大用处。然而，我们要反思的是，如果对非专业学科知识的汲取只停留在实用的技术层面，是否有助于真正通识的养成？
我们知道，专业化提高了效率，却限制了学者的眼界，扼杀了他们的宏观精神，从而削弱了知识分子对全社会的责任感和道德强度。通识的养成，正是为了知识分子能寻找回这一“失落的世界”。美国学者Ladd&Lipset曾经对不同学科学者的政治态度做过调查统计，结论是：大体而论，越是应用性越强的学科，越使其从业者趋向保守。如研究人文学科的比研究法律的思想解放，法律领域的从业者又比医生思想解放；生物学者比物理学者保守，而农学、工程学的又比生物学者保守[9]（p.90）。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讲，“功利主义心态”既是造成学科分割的驱动，又是使得知识分子丧失批判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原因。越是贴近实用的地面，越是没有高远的眼界视域和深刻的批判精神。所以，“实用性”的诉求原是分科的利刃，那么它如何能成为通识的黏合剂呢？
不同的用处，才有不同的学科。此种用和彼种用的区别，正是学科之间的横沟。而“横通”，就是仍然依据实用标准——从而也就是仍然以学科分立的眼光——去求“通”，从而把“通识”又分解回各学科之用。今日大学流行类似“理科生炼炼文笔，文科生学点电脑”的所谓通识教育，准确的讲，它只是让此学科的学生体会一下彼学科之功用而已——它依然只是某具体学科之用，而非“通识”之用。这样的“横通”，是以具体学科之小用，替代“通识”之大用。
这里连带出一个问题群：通识有什么用呢？或者，通识有用吗？或者，通识能超越有用无用之分吗？
所谓“功用”，涉及“目的与手段”的区分。什么是“有用”呢？
一般认为，人类活动与动物活动的最重要区别在于人类活动是有目的的，而人类为达到目的，则需要利用各种手段、方法和工具。当我们说某一样东西“有用”的时候，往往是指它的工具价值，就是说它可以是达到某一个目的的手段，它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可以帮助人达到这个目的。
然而工具价值之外，我们可以说还有一种价值，即事物的内在价值。所谓内在价值，就是说它本身就可以成为人的目的，它本身就值得人们去重视、去追求。这样的东西，由于它不是其他什么目的的工具，所以，可以说它是“无用”，但它本身就是目的，所以，它是“无用之大用”。
“通识”是有其工具价值的，它更有其内在价值。所谓“横通”，就是仅以工具价值度量“通识”，而无视“通识”的内在价值。它把通识当作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例如作为专业的辅助），当作一个过渡性的工具，而通识本身，反而不是目的了。
王家范师在讨论《中国历史通论》时，曾道出一点：“‘通论’应该透过‘形’，着重于点明其‘神’”[10]（p.5）。怀着功利主义的心态去追逐通识，就是太执着于形而下，沾滞于实用的地面以至不能高飞了。当年六祖慧能一听到《金刚经》中一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豁然大悟。“横通”者没有做到的，就是“无所住”，专业一变反成了求知的“业障”。看来还是佛家的话说得圆融，引一段《五灯会元》（卷三）的话作为本文结尾：
“问：儒释道三教同异如何？师（大珠慧海禅师）曰：
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机者执之即异。”

（本文原载《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6期）

————————–

[1]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 钱锺书.《谈交友》[A]. 钱锺书.钱锺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C].北京：三联书店，2002
[3] 涂尔干等.原始分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4] 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7
[5] 福柯.词与物[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6]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的兴起和将来的消亡[A]. 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C].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
[7] 黄俊杰.全球化时代大学通识教育的新挑战 [M].台北：中华民国通识教育学会，2004
[8] 万俊人.学统与思想创造[J].读书,2002,(8):44
[9] 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10]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

中苏关系史沈志华

admin — Thu, 12 May 2011 02:16:43 +0000

沈志华年轻时候是个生意人，经常背黄金。身上经常背75公斤的黄金。
后来搞学术。花几百万去收集这种资料。

我对苏联历史感兴趣源于秦晖夫妇。

这是29个视频不是一个。点豆单列表能看到其他的视频。

这个课不错。沈志华杨奎松两个人的一些，关于中苏关系的研究应该是国内一流的。

1963-1966年，北京四中（初中）毕业
1979-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专业（硕士）肄业
1982年，肄业后离开学术界，到南方经商，故没有任何学历和学术职称。
1991年，返回北京，成立民间历史学研究机构，并在中国史学会下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一方面资助史学专著出版和其他学术活动（已经资助出版史学专著70余部），一方面继续从事苏联史、中苏关系史的研究。
1996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
1997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
1998年，被北京大学历史系聘为兼职研究员，为研究生讲课；
2000年，被中国人民大学聘为兼职教授，为研究生讲课；
2001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聘为兼职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所聘为名誉研究员。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苏关系；著有《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朝鲜战争揭秘》、《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等。

前半生，档案砸掉了沈志华的饭碗；后半生，档案成了他的精神食粮，人生中的大悲与大喜都与档案密不可分。
“我差点被当成杀人犯”，沈志华回忆起30多年前自己的“档案事故”，仍心有余悸。那时他是部队里的技术尖子，却始终入不了党，最后被勒令复员。当时，团长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我不能跟你说是怎么回事，但是你留在部队里是没有前途的，还是回到地方发展吧。”
后来，指导员到北京出差，终于忍不住吐露了真相，“看你这么傻乎乎地蒙在鼓里，我真是不忍心，如果你档案里的那份东西不拿掉，你永远都没有前途。”原来有人揭发沈志华曾经杀过人，部队虽然查无实据，但却将这份材料放进了他的档案。
沈志华根据指导员提供的线索，找到了揭发者，问“你认识我吗”？对方说不认识。表明身份后，对方承认自己是为了积极表现，瞎编的。沈志华让他写了证明材料，这才把“杀人材料”从档案里抽了出来。
“如果我找不到那个人，我这辈子冤不冤？都不知道为什么？”说起此事，沈志华至今还愤怒不已。
“杀人”事情虽然抹平了，但档案的风波还没有完。粉碎四人帮前夕，他被莫名其妙地戴上了反革命帽子，被投入监牢；第一年恢复高考，又因为档案政审不合格，失去上大学的机会；以后破格考上了中国社科院世界史专业的研究生，又不能够毕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沈志华的档案无人接收。
沈志华自嘲自己的前半生真是倒霉透顶。他成为了无业人员，不得不下海，好在从商的运道还不错，他成了一名富裕的书商。沈志华谈朝鲜停战谈判1992年，已是成功商人的沈志华突然结束了自己的生意，开始研究国际史。他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定位在苏联史、冷战史和中苏关系，并把大量精力放在解密档案的搜集上。
沈志华说，如果把历史研究者看作厨师，档案就是食粮，没有一手档案，难为无米之炊。
1996年至2002年间，沈志华与社科院合作，个人出资140万元，专程到俄罗斯和美国搜集俄国解密档案，并组织翻译、整理、出版了36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档案搜集的过程让沈志华感慨万千。第一次到俄国查阅档案时，常常是到小窗口先递上介绍信，等两个小时后，被告知今天看不了。后来沈志华发现俄罗斯对自己人要宽容得多，就委托俄国同行查，给每人几百美金作为劳务费，有效率还省钱。沈志华的商人天赋，不经意地流露出来。
1997年，沈志华飞到美国查找档案时，感觉顺利多了。在那里，只要能够开放的档案，不仅一路绿灯，还有志愿者服务，又方便又快捷。
不管是受到冷遇还是周到服务，沈志华都在国外达到了自己的搜集目的，最令沈志华挠头的，反而是在自己家门口查档案。开国际会议的时候，他常常被问到，你研究中苏历史，为什么只有苏联的档案，没有中国的档案？他无言以对。他曾经去过中央档案馆三次，手续复杂不说，连个纸片也没有见着。一次想查找苏联专家的资料，向一个部委的档案馆求助，被对方干脆地拒绝说，不向外人开放。沈志华问什么叫外人，对方回答：该部委以外的人都是外人。
沈志华又自费沿中苏、中蒙边界跑了十多个省包括重点市的档案馆，“为什么跑那么多省，就是因为在上面看不到，只能去地方看。”然而，即便到地方，他也不一定有收获，这完全要看当地档案馆的具体执行人。千里迢迢赶过去，有的可以随便看，有的单位连门都不让进。最令他焦心的是有时要查找机密一些的档案，不得不先让领导审，一审就是三天，赶上领导开会、出差的话，等待的时间更长。
在沈志华家里，专门腾出两个房间，搁放搜集到的两万多件档案，“在苏联冷战史这方面，我的档案全国最全。”他不无自豪地说。许多人做博士论文，专程到沈志华家查找资料，甚至韩国、美国等地的学者都远道而来求助。中国社科院一位苏联史专家认为，有了这批档案，不仅苏联史要重新认识、重新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都要重新思考。

《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36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朝鲜战争揭秘》（23万字），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苏联专家在中国》《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25万字），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
《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50万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8万字），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中心，2000年
《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33万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32万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40万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2007年再版
《苏联专家在中国》，新华出版社，2009年

随即文章

丁东徐友渔邢小群老村温情与记忆

admin — Mon, 09 May 2011 05:18:58 +0000

我只了解徐友渔先生和丁冬先生。剩下偶尔听说。

转篇徐友渔先生的文章。

是悼念李慎之先生的文章。

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喜欢思想史。文中

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20世纪中国思想道统的四个代表。李慎之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以自己的言行为当代思想史确立坐标的人。

有趣的是这四个人，我都有过研究。读梁启超的政论和学术较多。胡适先生的小说自述性文字较多，很少看胡适的学术文章。

顾准除了他的日记没看，别的都看过。李慎之看了些他的哲学思考。

自5天前得知李先生处于弥留状态，就一直揪心地不安。19日和20日上午听到他的
症状稍有改善的消息，虽然明知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中的小波动，但心中的
祈望却挥之不去：世界上毕竟出现过奇迹，也许，我们会迎来李先生的康复。
段跃3月底给我来电话，说4月5日安排一个聚会，李先生和大家见见面。我因为4月
4日要出差成都，所以决定聚会推迟到4月12日。紧接着李先生给我打电话，要我赴
会时叫上王怡——通过网上的文章，他对这位青年学者有很深的印象。我告诉他，
王怡在成都，于是李先生要我到成都后向王怡致意。这一嘱托，我是办到了。但没
有想到，李先生却在4月2日就因感冒住进了医院。
我最后一次见到李先生是3月16日，那次是带领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任教的冯
崇义去拜望李先生。后来又来了5个朋友，整个客厅里热气腾腾，李老谈锋甚健，
神情兴奋。快到12点时，我邀他下楼去餐厅与我们一道进餐，他平时很乐意加入我
们的饭局，但这一天他不去，说是要陪老伴一起吃午饭。
李慎之先生从1985年起任社科院副院长，我从1982年起在社科院正式作研究工作，
但我与他长期无交往。我不了解他，我以为他和其他学术官僚没有两样，直到
1989年夏从同事处听到一些他的言行，然后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他被免职的消息，才
对他产生由衷的敬佩。在读了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后，他成了我心目中极少几
个值得崇敬的当代老一辈知识分子之一，能和他有同等地位的，大概只有顾准、李
锐等人。
我在90年代后期才与李先生有直接交往，谈论、交流的机会很多，见面大多在公共
场合：会场上或饭局上。我大约在3年前才开始去他家，总共也只有几次。他虽然
身体不好，行动不便，但不爱邀人去自己家。见面大家都高谈阔论，他是有可能就
随意漫谈的，但偶尔遇上了嘴上工夫了得的人，李老也只能退避三舍、洗耳恭听。

我们一批中年学者对李先生是恭敬执弟子礼的，但他从不以师长自居，更不以学术
思想领袖自命。他经常宣称，几十年耽搁下来，他没有多少学问。当我第一次听他
坦然说自己既不是教授（在社科院即研究员），也不是博士生导师时，我的确感到
震惊。他哈哈笑着说，他不过一学官而已，他既无大著出版，就不能去申请当教授
。我想，以他的学问和地位，换一个人，肯定觉得当院士也不在话下的。
我自觉与李先生交流密切，但记忆中他从来没有叫我替他办过私事。偶尔向他提到
一篇好文章，他找不到，就会嘱我复印了放在社科院他的邮箱中，他把好文章的复
印件送我也是常有的事。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和他都喜欢这种交往方式。
我知道，在中国学术文化界一部分人中，也有拉帮结派的风气，“认码头”、“拜
老头子”的习惯。一批后生簇拥着一位老前辈，于是老人成了“领袖”、“泰斗”
，年轻人一面跑腿、打杂，一面得到提携、奖掖。老人出场总是前呼后拥、八面威
风；年轻人有幸经常被耳提面命，也长进飞快。我们与李慎之先生的交往，毫无这
种习气。
李老生前和我说得最多的，是想为青少年编一本《公民读本》，他认为这是中国走
向自由民主的百年大计。他多次对人说，他年轻时曾在一个中学当过公民教育的教
员，这是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事，如果有“下一辈子”的话，他最想做的仍然是当
公民教育的教员。当我看到出版广告，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公民读本》
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找两本，送一本给李老。可惜一打听，书尚未出来，紧接着
，李先生就过去了。李先生生前未能看到中国的《公民读本》，这是极为遗憾的事
情。
我去年11月从瑞典返国，很快就去了李先生的家，他在我出国期间搬到新居。因为
有“乔迁之喜”这个话题，那一次我们破例说了一点学理之外的家常话，从李老新
居的布置和他的话中，我能感到作为副部级的离休干部，他的经济状况实在是十分
拮据。当然，他没有把这点放在心上，我因此产生的是更加的敬重。
我现在还来不及思考、总结李慎之先生的思想贡献和思想遗产，回顾以往的交往，
我最深的是：他是真正的君子。

一

历史将为2003年4月的中国，作两次悲痛的定格。

9日，86岁的吴祖光先生去世，一颗中国的良心永远停止了跳动。

22日，80岁的李慎之先生去世，一个中国的大脑永远停止了思考。

吴祖光先生的角色是社会公认的：他是一个杰出的剧作家、诗人，他又是一因敢于仗义直言而屡遭磨难的知识分子。全国政协，几千名委员，有些真话，只有他一个人公开说出。

李慎之先生的角色却难以给出一个社会公认的结论：说他是著名学者，但他生前没有教授、研究员之类的职称，到死尚未出版一本个人的文集或专著；说他是一个高官，他不但在最受官方赏识的时候，谢绝过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这样的要职；而且以不在刺刀下做官为由，辞去过中国社会科学副院长这样的闲职。

他曾笑着说，到国外开会，有人称他是中国“自由派的头子”。其实，自由派之所以是自由派，只是气味相投，并无组织，所以也没有什么头子。

和他同龄的何家栋先生，两年前曾有这样的论述：“人们以往习惯于从孙中山（或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个‘政统’的角度解析20世纪的中国，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增补由思想家们所构成的‘道统’。从某种意义上说，道统的重要性还在政统之上。如果在总结一个世纪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21世纪中国继续现代化、与世界接轨、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大方向，就需要确认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新道统。在笔者看来，其主链应是梁启超——胡适——顾准。再延续下去就涉及到活着的人，尽管会有争议，窃以为李慎之还是众多具有候选资格的思想家中领先的一人。在90年代高高擎起自由主义大旗，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中国思想史上却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

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20世纪中国思想道统的四个代表。李慎之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以自己的言行为当代思想史确立坐标的人。

二

李慎之先生留下的文字并不多。在被打成右派以前，写过《人民日报》观察家文章，给周恩来起草过公告，还写过一些记叙外交活动的文字，但那不是表达个人独特的思想。改正以后他再次参加中央文件起草班子，自然同样地是阐述官方的思想。他说起当时于光远、苏绍智他们力图使马克思的学说适合中国的改革，写文章兴致很高，而他自己却没有这方面的兴趣。直到1990年代，他才找到感觉，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最初，他一年只写两三篇文章，后来他的文章多起来，但公开发表又发生了困难。据帮助他整理文稿的一位朋友说，最后经他定稿的文章还不足40万字。一个思想家，到古稀之年才开始属于自己的著述活动，这在中外思想史上是不多见的。然而，就是他生命最后十年的文章和言论，使他成为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的泰山北斗。

三

李慎之先生晚年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引起了中国读者的强烈关注。因为他高瞻远瞩，思考的都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和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诸如现代化、全球化，全球价值和亚洲价值，外交和内政，民主和宪政，法制和法治，封建和专制，人权和公民权利，科学和技术，启蒙和新启蒙，革命和改良，自由主义，陈寅恪和顾准，胡适和鲁迅……许多问题经他提出，便成为中国知识界思考的焦点。例如从秦始皇到鸦片战争这两千年的历史，中国人已经习惯于接受毛泽东、郭沫若的说法，称之为封建社会，与之相关的思想体系，称之为封建思想。但李先生对此提出了有力的质疑。从此，何为封建，人们便不能不能重新加以反思。

李先生的文章与纯粹学院出身的书生味道大不相同。他年青时代投身革命，既享受过革命的荣光，也品尝过革命的炼狱。大跃进失败以后，他已经猛省，回归自我，“削肉还母，剔骨还父。”到九十年代，他更是大彻大悟。他的笔下，学理思考和人生阅历熔于一炉，所以别有一种思想的穿透力。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文章在大陆已经越来越难以公开发表。一些媒体因为发表他的署名文章遭到麻烦的事情时有耳闻。体谅媒体的难处，李先生同意采用李中、李虚中、虚中等过去的名字。然而，好文章不在于署什么名。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他说起从《万象》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十分精彩，不知作者虚中是哪里的高人。我说那就是李慎之先生，他才恍然大悟。

李慎之先生的人格力量还在于，他一方面勇敢地解剖曾为之奋斗的体制，一方面勇敢地解剖自己的灵魂。记得去年秋天，他称赞南京中年学者邵建的《事出刘文典》是一篇好文章，说清了一个大问题。后将李先生的意见转告邵建。邵给李先生写了一封信，不久便收到李先生的回信。邵建读了这封信十分感动，原来信的主要内容是对自己一生的痛彻反思！而李先生与邵建并不曾谋面。

四

第一次接触李慎之先生，是1995年夏天在中国社科院举行的顾准学术讨论会上。会场里就能感受到他是思想界的领军人物。当时邢小群还有一个对右派的系列采访计划，大约在1996年我们一起采访了他，请他对自己的经历作了简要的回忆。1997年，要出版《顾准日记》，丁东请李先生作序。当时他小中风，住在协和医院。他说，出顾准的书，我是要写的。半个月后，他支撑着病体，完成了《顾准日记》的序文。

以后在一些公共场合，多次听到李先生的高论。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一个关于民营经济的小型座谈会上，他对20世纪人类作了一个回顾。大意是说，社会主义无非是争取平等，资本主义无非是保障自由。自由和平等都是人类基本的价值追求。但是，如果剥夺了自由，连追求平等的自由也没有了，所以自由先于平等。这样高度概括的思考，真是让人茅塞顿开。此等高论，恐怕在中国任何大学也听不到。

去年我们几个朋友编了一套《大学人文读本》，其中选了李先生一篇文章《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书印出来后，和出版社的责编一起到李先生家送书。两天以后，王毅问起此书里有卖，原来李先生向他推荐，说这是目前国内最好的公民读本。丁东把这个看法告诉各位编委，大家都倍感鼓舞。李先生自己说过，如果有下一辈子，他想做一个中学公民教员。他还想为中学生编一套十二册的中学公民课本，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编的书，如果能对李先生的心愿有所补偿，也算是一种告慰。

和李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今年3月16日。那天李先生谈锋甚健，而且对于十几年前只有一面之交的人也能清楚地记得。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思想活跃，心态达观的老人，竟在一个月后驾鹤西去！

然而，我们确信，他的文章仍然活着，他的思想仍然活着。

五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去世，中国知识界和公众一起郑重地表达了失去思想家的悲痛；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胡适去世，台湾知识界和公众一起郑重地表达了失去思想家的悲痛；

今天，李公仙逝，我们又能如何表达失去思想家的悲痛呢？

2003年4月22日

北朝鮮紀實

admin — Tue, 26 Apr 2011 00:52:27 +0000

我厌恶看电视，日本NHK电视台的纪录片除外。

最近幾乎每天要聽一個小時扯淡

admin — Sun, 24 Apr 2011 03:11:33 +0000

徐友漁先生上個世紀挺出名。他也談到了顧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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