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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志之忠王世家

admin — Sat, 11 Jun 2011 00:17:18 +0000

忠王崛起和翼王陨落挺有关系。翼王不走没有展示他军事才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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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王李秀成者，梧州藤县人也。父世高，母陆氏，生秀成及弟明成。家素寒微。幼从舅父读，粗知字义，长随父母种山帮工，计日而食。后入拜上帝会，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义军过藤县大黎里，秀成投至，从上永安，时年二十八。
癸好三年二月，金陵既克，东王杨秀清拔为右四军帅，守太平门外新营。八月，调为后四监军，于仪凤门外高桥把守。十月，即同翼王入皖安民，归春官丞相胡以晃节制。以机警矫捷、秉直任苦，特受倚重。助守庐州，旋镇和州、太平郡，进位十八指挥，复升殿右二十二检点。
乙卯五年，加地官副丞相。春，随燕王秦日纲救镇江，与清军大战于高资、汤头，解镇江之围，旋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丙辰六年七月，天京惊变，东、北王死之。三河告急，秀成把守桐城，保固安省，晋地官正丞相。招捻军张乐行、龚德树等来归，号百万之众，以功封合天侯。丁巳七年正月，与陈玉成部大破桐城围敌，连克舒城、六安、霍邱。四月，翼王率部出走，国中无人，夏，天王乃命合天候李秀成为副掌率，与正掌率赞天燕蒙得恩、又正掌率成天豫陈玉成共掌朝政。玉成秀成同握兵符，提调军务。
时天王专任安、福，秀成见国乱纷纭，主暗臣昏，遂上书，请择才而用，整肃朝纲，明正陟罚，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礼而恤民下，宽刑罚，轻赋税；仍重用翼王，不用安、福。天王怒而革其爵。秀成仍切谏，痛陈天下之大势。廷臣同谏，乃复其职。
十一月，镇江被围，率本部自六安州东下，救吴如孝部回撤。十二月，清钦差大臣和春复立江南大营于孝陵卫，长壕百三、四十里，连营百三十座，号“长城”，且从容困天京。戊午八年二月，东北门被围，南门亦将被围。自请出京调兵解救。诏下不准。秀成见事急，乃至朝门击鼓，乞重议。天王悟，如所请。翌日，突出东门，昼夜奔赴芜湖。时清军势大，李世贤兵屯宣城，秀成谋之，令牵制江南，自进江北，以交通天京。三月，选精兵五千，半由芜湖渡江，半由东梁越西梁，会师含山。不意清军先陷和州，遂领兵急救之，夺昭关，顺流而下，破清军军营廿馀，克复和州，乘胜取全椒、滁州、来安，以分江北大营之兵势。未几，敌援亦至，连战不利，退守来安。四月，又退归全椒。
天京围更急，秀成欲会通京、浦，以安人心。乃由全椒下江浦大刘村，将取道桥林，进军浦口。清江北大营饮差大臣德兴阿自浦口调集马步军万馀迎战。太平军败绩，退屯汤泉。秀成及数骑回全椒，行文各镇，会谋枞阳。遂与陈玉成约南北分兵合击，玉成由潜山过舒城，取庐州，下滁州，秀成亦由全椒指滁州。时天王设五军主将，封秀成为后军主将，进爵合天义。八月，与玉成会师乌衣，大败德兴阿。次日，又败援军于小店，直下浦口。玉成攻其前，秀成袭其后，清军大乱。遂破清江北大营，斩首万级。京围既解，人心乃安。十月，又与陈玉成救皖，战于三河，全歼湘军李续宾部。
初，李兆受投秀成，联络捻众，颇立功勋，而扰民滋事，中心不安，遂叛。且以书劝秀成降，为天王截获。是时，秀成镇浦口，天王尽封船只，不准李部一人过江者数十日。秀成窘，然不为所动，回书斥李。天王乃帛书“万古忠义”赐之，封忠王。此九年冬之事也。
和春经营江南大营，深壕广寨。天京贮粮无多，浦口又困。秀成回京力奏，天王始允其调兵以救。去浦口始三四日，城外营盘八座，卡十馀座，悉为湘军攻破，九洑洲要塞又陷，天京势危。秀成以敌兵雄寨坚，对决必不胜，而湘军军饷出苏、杭、赣、闽间，若奇袭杭州，撼动苏浙，彼必分兵往救。可乘其势单，回军急击。庚申十年正月，自芜湖发兵七千，从安吉小径昼夜赴杭。二月，亲领前军千二百五十人破杭州外城。和春接警，即命骁将张玉良领江南大营精兵，兼程往救。秀成见其入彀，乃新造旗帜，遍插城头，以作疑兵。张玉良惑之，复恋杭城金帛，不肯发，秀成已暗扑建平，合众急攻江南大营。清副帅张国梁不能御，三月，荡之。天京围解。遂一鼓而下常苏。和春走死，国梁丧生。东南大局，为之一新。
苏州既克，四境不宁，秀成乃躬自安民。乡民操戈逐之，随从尽皆失色。秀成蔼然，循为解说，民皆悦服。三日各乡安堵，七日吴县、长洲清宁。由迩及远，不战自抚。乃建苏福省，苏州遂为首府。苏南田赋本重，捐税繁多，民不聊生。秀成奏减之。又重工商，重建阊、胥，复减各卡关税，船来日多，交易日盛。故秀成居姑苏，苏南富盛如故。
六月，洋枪队陷松江，犯青浦。秀成往救，大败之，华尔狼狈。获洋枪二千，大炮十余门，前膛洋铁炮百门，船数百。七月，再克松江。攻沪，扫荡九里桥。忽风雷震动，暴雨如注，人马皆不得站立，且内应无功，遂止。冬，天王命秀成为南路统帅，与英王、侍王等分兵进武昌，以解安庆围。十月，右军主将刘官芳破羊机岭而入，占黟县，去祁门曾国藩老营仅六十里。曾大骇，至立遗嘱。以敌情不明，未攻祁门，仍从羊机岭退出，入浙江。曾大侥幸。
辛酉十一年自正月至四月，由玉山深入赣境，叠克吉安、瑞州等城，进至湖北武昌县。五月，北路英王等西进乏力，复受英人之绐，侍王、刘官芳等各部亦挫，清湖北巡抚胡林翼发兵阻之，军饷复被夺。乃退守赣中，接应李世贤军。八月，回师铅山河口，翼王部将童容海、吉庆元等以军二十万自桂来投。乃令李世贤取浙东，自领大军南下，十一月，克复杭州。先是，苏南多降卒，多团练，多枪船匪帮，秀成概抚之。时永昌徐氏联络熊、李等，预谋叛乱，而苏州守将陈坤书以扰民惧祸，逃往常州，天王思分忠王兵势，乃封陈坤书护王，众建诸侯，以少其力。此滥封之渐也。
天王又命秀成取上海。秀成照会外夷，令毋助清为虐。是时，北京条约连署，外夷齐助清军。壬戌十二年三月，连陷嘉定、青浦，进犯太仓。自松江至上海，连营百余座，皆有其军把守。四月，秀成大破洋兵清兵于太仓，踏敌营三十余，获洋枪洋炮不计其数。追亡逐北，斩法将卜罗德于奉贤南桥，困嘉定，败援军，下青浦，生擒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思德，百余营寨，一时破散。常胜军瑟缩松江城内。是时洋人望帜披靡，军威大盛，上海破在旦夕。
时曾国荃犯天京，数十日内，自安庆陷芜湖、巢县、无为、运漕、和州、东、西梁山、太平关，抵秦淮河，驻雨花台。天王一日内颁诏者三，令秀成即刻撤兵回援。秀成以湘军新到，不欲撄其锋，拟自苏浙解粮，源源济京，依托坚城，缓缓图之，俟其气竭，乃一举歼之。天王大怒，再诏严责：“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尔意欲何为？尔膺重任，知朕法度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令莫仕暌专催起马，启奏朕知！”秀成无如何也。六月，召补王、堵王、襄王、首王、来王、奉王等计议，会于建平，欲集侍王、护王等十三王，合力救天京。初，天王颇疑外臣，欲强枝弱本，拔秀成、玉成部多人为王，以分其权。秀成令不能行。乃颁《会议辑略》饬众曰：“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须联万心而作一心。”遂交割苏、浙之权，送老母家眷回天京为质，抒天王之疑忌。复张榜安民，并剿灭枪船水匪，以靖后方。乃于八月，分兵二路，一由秣陵关，一由板桥善桥。九月，围雨花台。曾国藩为之心烂胆碎。然湘军有水师，弹药补给易，得久持。太平军须陆运，十月，天渐寒而冬衣不至，天京又无粮，强攻四十日，功败垂成。
天王乃欲进北攻南，以解天京围，强令秀成弃南岸之敌而渡江攻北。秀成不能争。时常熟已叛，湘军临城，不得已，留一部牵制清军，自率大军，于十三年二月渡浦口。至六安州，皖北兵灾不已，青黄不接，无粮可购，军中既乏粮，以草果腹，死者相继。仓促南返。适逢江水暴涨，清军以船炮截击，太平军死亡枕籍，九洑洲要塞，以此丧失。此一役，秀成折兵数万，精锐丧半。天国失九洑洲及江北，湘军乘虚又克雨花台，天京围困渐成。
既归，众怨沸腾，天王不得已，加真忠军师，留守天京。先是，秀成北征，清李鸿章淮军合戈登洋枪队，自上海连陷太仓、昆山、吴江，犯苏州。左宗棠湘军合法人常捷军，自赣取金华、绍兴，围富阳，迫杭州。苏、杭各将日日飞文前来。秀成屡奏，请救苏、杭，皆不准。爰至八月初，复以老母为质，始得出京。苏州水道纵横，旱道虽畏洋炮，尚足抗衡；水师木船，难敌洋船铁艘，以是败绩。秀成亲出阊门，屯扎马塘桥，取犄角势，暂保苏州。欲回天京，面陈迁都之策，正计议间，郜永宽、汪安钧等畔杀苏州守将慕王谭绍光。初，秀成先察之，曰：“今主上蒙尘，我亦不能留尔等。若有他心，我乃国中有名之将，何人敢包我投乎！” 郜等咸曰：“王且宽心，我等万不负义。自幼蒙带至今，敢有他心！若有他心，不与王共此数年苦。”秀成以相从多年，不忍诛之，遂养此变。
十一月，苏州既失，秀成在马塘桥，闻之即上常州；无锡又失，乃暂扎丹阳。李世贤兵屯溧阳，劝其往，别作他谋，秀成不从，轻骑连夜回京。次日，上殿启奏，分剖大势，力主让城别走。天王震怒，严责之，犹跪而苦谏：“曾九得雨花台，绝南门之道；得江东桥，绝西门之道；得七瓮桥，今东门外安寨，掘深壕，屯重兵，则粮道断绝。京中人心不固，俱是朝官，战兵无有。老者多，少者多，妇女者多，费粮费饷者多，若不依臣所奏，灭绝定也！”天王又严责云：“朕奉上帝、天兄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朕铁桶江山，无预尔事。尔既畏死，欲外逃，任尔；欲在京，任尔。勇王掌朝，幼西王出令。有不遵者，诛之！”秀成曰：“乞一刀杀我，先死殿前，以明我志，免受后日之辱！”天王仍不从。含泪而出朝门。次日，天王自知其过，赐龙袍以安其心。秀成召部众千余，自是守城一月有余。甲子十四年新正，欲出京，阖城男女流涕相挽，遂止。时常州、丹阳、嘉兴诸城皆陷，坐困城中，力不能及。
初，京中粮将绝，秀成奏之，天王云：“合城俱食甜露，可以养生。”咸曰甜露安可食。天王乃身自食之，饬众遵行。城内穷家俱向秀成哭求，秀成忧急。七八月之间，尚有银米，令暂将穷家民户以及各穷苦官兵之家，开册给付，以救其生。造册者七万余；十二月，钱米都尽，苏、杭又失，京城困紧，力不能持。秀成发家存米谷赈饥民，又变卖妇女首饰充军资，亦不济。洪家私党犹潜谮之。天王责以不谙国体。秀成密令开城门，准百姓出城逃生，十数万之众以此得生。不意洪姓所用守门之粤人，杀百姓而取其财，秀成怒，斩杀数人，乃止。
天王又令出入俱用天父天兄上字样，军称天军，民称天民，国称天国，营称天营，兵称御林兵。恣行封赏，至一城王爵者两千七百余，天王府老阍卒亦侧其列。封王既多，无可改移，乃头上加三点以为“小王”。众更不服，多有他图，人心遂离散无涯矣。
二月，湘军合围之势成。天王仍疑忌之。政事俱交洪仁达提理，城门要隘亦其发人巡掌。己则不问军民之事，闭深宫不出。凡接奏，辄言天说地。国事糜烂不可救，而城外之兵日日逼紧，守营守城，俱无人可用。妻舅宋永祺劝其降，事发，补王莫仕暌囚之。疑愈重，旦夕防之。四月，天王病重。天王之病，因甜露起，又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且喜食冷，最好油煎蜈蚣。廿一日，遂死。长子洪天贵福登基。时军粮已绝，兵又自乱。曾国荃沿城开垅，不能处处防之，神策门连被放倒二次，城不可守。
六月初五日，秀成知城破在即，夜袭曾部先锋朱洪章大营未果。初六日午时，清军以火药轰塌城墙，破紫金山龙颈，一拥而入，太平军不能敌，将士多死之。幼主并两幼弟奔朝门，抱秀成问计。秀成含泪别母，欲护幼主上清凉山暂避。于初更时分，假作清兵，突袭太平门缺口，得脱者千余人。分之为二，让坐骑于幼主，令前队护之急走，自领后队以抗追兵。血战一昼夜，马不能行，与众相失，至曙，只身走入方山顶破庙。
时方山之贫民知天京陷落，伏于山，思掩执天朝官兵取利，然一见秀成，尽皆流涕下拜，重匿之破庙中。遂取珠宝分赐之。秀成不肯剃发变装以逃，曰无以对我将士。另有奸民陶大兰贪鄙，风闻之，亦来分润，两造喧哗，为清军侦之，遂为所执。山民杀陶大兰及捕秀成之亲兵，投案自承，曾国藩义而遣之。
秀成至，曾国荃深憾于雨花台九十日之攻围，挺身离座，持锥乱刺之，势若狂犬。流血淋漓。秀成神色不变，大呼曰：“曾九！各家做各家事，何须如此！” 赵烈文探之，问将来之事。秀成曰：“有死而已。顾江南江北，数十万部众无可归依，得以尺书遣散之，则九泉无憾，欢乐归阴矣。”
曾国藩犹深惮之。时方酷暑，囚以木笼，中纳小桌，令做供状。秀成乃忍死，思有以垂诫后世，奋笔疾书，叙天朝立国丧乱之前后，凡八万言，十日而成。劝曾宽赦将士，收为己用。列天朝乱政者十：曰扫北败亡，曰临清州之败，曰湘潭之误，曰东王与北王自相残杀，曰天王与翼王君臣相忌，曰不信外臣，曰主不铨政，曰封王太滥，曰不用贤才，曰立政无章。书至“如知……”，斩决令至，乃掷笔叹曰：“人事已尽，死可无憾。”解往刑场，谈笑自若，作绝命词十句，付监刑者庞省三，叙尽忠之意，从容赴难。年四十二。
秀成既殉难，湘军于其余部，多给票遣散。清律谋逆罪至重，不问首从骈戮之。秀成之功大矣哉。

赞曰：秀成于天朝诸王中以谋略称，曾国藩屡恨指其狡。观其救镇江、解京围，两破江北江南大营，多谋之名，良不虚也。其谋不成，实天数不回，屡梗于洪某。而持危扶颠，尽心效死；开城门以放百姓，让骏马以护幼主，挟湘军以全部众，其忠义仁爱，有足多者。夫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观其于酷暑之月，忍遍体之伤，囚系木笼，十日而成八万言，中述天朝十乱，甚有理致，其尤难者，岂足为玷邪？又何必哓哓争其为真降、假降也！

罗孝全与洪秀全

admin — Mon, 23 May 2011 09:18:40 +0000

马克斯韦伯曾对美国的浸礼会做了些很有趣的论述。

一群人吃饱撑着跳到水里，应该和跳到河里，说不冷哈。马克斯韦伯说你不冷吗？不冷。真不冷吗？真不冷。冻的快感冒了。

你如果想在当地做生意，必须如浸礼会。就中国传统社会，你进城做生意，必须如行会一样。跑题很多。

突然发现研究社会学对读历史还是有点帮助的。以前如果读到浸礼会，以为就是个美国的基督教派就过去了。现在起码知道他在美国怎么运作的，影响力挺大。都传到天朝来了。

跑题已经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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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浸礼会牧师罗孝全（Issachar J. Roberts），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在广州传教，接待过上门“学道”的两位广东花县人。其中一位停留数周，向他述说了自己十年前病中“升天”的怪梦，要求施洗，未获允。

过了六年（1852，当清咸丰三年），罗孝全在香港读到瑞典籍的巴色会教士韩山文（Theodore Hamburg）出示的一份“述辞”，始知那位学道者，就是这年建都南京的太平天王洪秀全，而述辞人即当年陪同未来天王来访的洪仁玕。罗孝全便给伦敦《中国普通传教士集刊》编辑去函，兴奋地讲述了这一“重要之发现”。次年，韩山文又将洪仁玕述辞，编译成英文在香港出版，题作《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原》。从此，“洪秀全革命之真相”，便在海内外西方人士中间喧腾人口。

罗孝全的公开信，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说洪秀全们，“初时并无举行革命之计划，但因官与兵之压迫及残害为吾人所不能屈伏，并无别路可走故耳。”就是说官逼民反，这一点已由各类太平天国起义史的研究反复证实。其二呢？是罗孝全对“上帝会”（他故意去掉“拜上帝会”名称中的“拜”字）所谓更重要之目的之推论：“彼等不是反抗政府，而似是为宗教自由而争斗，且实谋推翻偶像之崇拜。”这一点由洪秀全离穗回乡后，与冯云山等共创拜上帝会，首先将私塾中的孔子神主和家中的祖宗牌位撤毁，宣称除“天父天兄”外，一切偶像均为“邪神”，也似乎有了证据。

于是，罗孝全对太平天国大表同情，以为它与清英鸦片战争的效应有同等意义：“天意真是奇妙！与外国战争之出人意外的结果乃是中国之开放。如今，倘此次之革命将推翻偶像之崇拜而开放门户，使福音得普遍传播于全国，则其结果岂非同样奇妙耶？”所以，他赞同洪秀全的部下，“奉其为宗教之先知或大师”。

正因如此，太平天国八年（1866），显然由于得知洪仁玕已被其堂兄洪秀全封为干王并任天国执政，罗孝全便北上，先到苏州会晤忠王李秀成，继被洪氏兄弟迎入天京参加革命。他没有授职，但作为“帝师”，他曾获得在天京的“洋兄弟”从未得到的权力。次年三月，天王特诏保护“未助妖”的外国人，指示天国境内的外国人犯，均归罗孝全与各国领事官共同审理，交天王裁决；而外国商人事务也由罗孝全总理，各国领事官协同办理。这意味着他已俨然成为天国的外事首领。

然而罗秀全在天京过得不快乐，十五个月以后，当西元一八六二年一月（清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时同治帝已即位），他黯然离开了天京。据同年二月八日上海租界《北华捷报》刊载的他的公开信，说他脱离革命，是因为不堪忍受天王的暴政和干王的虐待。

怎么回事？据罗孝全说，他初到天京，便对洪秀王处理政治、商业及宗教问题的行为方式非常失望：“我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有了足够的理由反对他们，正如我曾有足够的理由拥护他们一样，并非我应从个人角度反对洪秀全，他一直对我非常非常友善。但我相信他是个疯子，完全无法使一个杂乱不堪的政府正常运转。他同他的那些态度冷漠的王们亦无法组织一个政府，无法与人民同享利益，甚至无法与旧的帝国政府相比。”接着就是对洪秀全个人性格和政治行为的具体控诉。很不幸，对照太平天国晚期的种种矛盾的历史陈述，我们无法否认罗孝全的说法大致合乎历史实相。例如他说天京的宗教宽容和自由教堂“只是一场闹剧”，“它只不过是推动和传播其政治宗教的一部机器而已，使他（洪秀全）等同于耶稣基督，与主上帝形成一种父子关系，建造一个凌驾于众生之上的主！”撇开作者的宗教偏见，他对晚年洪秀全的近距离观察结论，很难说不正确。

令人吃惊的，还有罗孝全对干王的控诉。洪仁玕参与创立拜上帝会，却没能赶上金田起义，以后辗转香港、上海，与在华西人交往，饱受英国式绅士教育，以后历尽辛苦到达天京，初执政就写出《资政新篇》，常令后世论者惋惜他的近代化理念没能在太平天国得到实践机会。岂知在罗孝全笔下，这位天国宰相，竟是另一副面目：“受他冷酷无情的恶魔兄长的影响，毫不顾忌他面前的上帝”，他曾当面用剑杀害罗孝全的仆人，曾不断侮辱罗孝全本人。“他殴打我，像疯子般狂暴地抓住我坐的凳子，向我脸上泼茶水的残渣，抓住我猛烈的摇晃，用大手掌抽我的右颊；遵我主之命，我转过脸，他于是用右手猛地抽了我一个更响的耳光，打得我的耳朵嗡嗡作响；看到他的言行不能激怒我反对他，他似乎更为愤怒，遂像疯狗般地撕打我，完全忘记了他的存在。”据罗孝全说，当时他想到的，“光天化日之下尚且如此胡作非为，暗地里又会怎样？”“谁敢以诚相见？”于是他对在天国传道感到绝望，只能出走。

尽管史阙有间，我们至今不知罗孝全与洪仁玕“失和”的内在缘由，但天国宰相粗暴地对待他与天王昔日接受宗教启蒙的外国教士，纵然罗孝全的描述或有夸张，却非毫无根据的造谣。那以前，在华西士西商，已向支持满清镇压太平天国的方针倾斜。那以后，对于在华西士西商有重要影响的欧美传教士，鉴于罗孝全的教训，转而一致反对太平天国的造反派，不也合乎逻辑？

罗孝全与洪秀全，连同罗孝全与洪仁玕，他们的恩怨离合，不仅是个人之间的行为，却常在近代史论者中受忽视，怎么解释？

罗信韩著均有简又文的中译本，分别题作《洪秀全革命之真相》、《太平天国起义记》，后均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六册（1952年初版）。

冯云山的“假面”与真面

admin — Sat, 23 Apr 2011 18:08:26 +0000

冯云山早期的作用是洪秀全作用的百倍。如果冯云山不死，会不会跟洪秀全争位置。那就是东王杨秀清和洪秀全的矛盾了，而是冯云山与洪秀全的矛盾。或者杨秀清与冯云山与洪秀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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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云山的“假面”与真面

太平天国是近代一场奇特的政治运动，对于这个“建在人间的天国”，百余年来人们褒贬不一，从洪秀全到石达开，从杨秀清到李秀成，几乎每个太平天国的重要人物都饱受争议，迄无定论。

在这群草莽英雄中，惟独一个人，不论评论者站在怎样的立场，对其政治主张作何评价，但对其个人能力、品德却众口一词地赞誉、佩服，这个人就是冯云山。

长期以来，冯云山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就是个忠心耿耿、深谋远虑的老黄牛兼神机军师，他不但没有野心，甚至没有脾气，差不多是天国首义领袖中唯一顾全大局、懂得谦让、没有政治野心的人物，有人断言，倘若他不死，杨秀清也不会跋扈到和洪秀全分庭抗礼的地步，后来那场几乎注定了天国覆灭命运的内讧，也许就根本不会发生；也有人认为，以他的务实性格，也许可以把后期陷入宗教癫狂状态的洪秀全拉回人间，让他少说天话，多做人事，让太平天国更像个正常国家。一句话，他简直是太平天国唯一的完人

原本支离破碎的天国史料中，关于这位完人的记载偏偏少得可怜，直到近20多年，随着海外新史料的相继发现，人们才发现了冯云山的“假面”与真面——倒不是他有心以“假面”示人，而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理解和认识，有许多地方并不那么靠谱。

政治完人.崇高评价.这一切的背后

冯云山似乎是太平天国中唯一能被各“山头”所接受的人物，对这位“政治完人”，留下的崇高评价和高贵头衔并不少。

——“三兄”：这是太平天国还没成立时，他得到的尊称。这个“三兄”可不是瓦岗寨拜把子的老三徐茂公（其实也没这档子史实），而是上帝的第三个儿子。按照洪秀全的说法，上帝的大儿子是耶稣，他自己行二，接下来就是行三的冯云山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杨秀清还只能算四弟，您说这尊崇高不高？

——男学冯云山：这话是萧朝贵假托基督的话说出的，算是“神话”，冯云山也就成了太平天国第一个男劳模。要知道和他并称的女劳模不久就换了个替补，他这男劳模的头衔，却一直挂了下来。

——天国第一状元：太平天国打下的第一座城市，是广西的永安州（今蒙山县），洪秀全、冯云山都是一直没考上秀才的读书人，这下得了个城，自然要解决这个心理障碍，就组织了太平天国历史上第一次科举考试，冯云山便是这次考试选拔出的第一个状元。虽然这状元头衔来得有些容易，不免“职务学位”之嫌，但毕竟算是开一国风气之先了。

——“云师”：定都天京后，洪秀全自称太阳，把诸王都加了个天象的头衔，已经死去的冯云山被称为“云师”，意思是在天上管理云彩的高级干部。

——杨秀清的赞美：在杨秀清组织班子编纂的《天情道理书》里，说冯云山“历山河之险阻，尝风雨之艰难，去国离乡，抛妻弃子，历尽艰辛，坚耐到底”，除了杨秀清自己，别人的评价都远没这么不吝辞藻。

——洪秀全的赞美：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在1859年、太平天国最困难时期抵达天京，洪秀全大为感动，不到20多天就将洪仁玕从老百姓连升三次，提拔为干王兼军师，在封王诏书中赫然写着“胞果然志同南王，历久弥坚”，这“志同南王”四个大字，字字浸透着孤独天王对这位故去老友的怀念与赞赏。

——其他各领袖的赞美：后期最主要的将领是陈玉成和李秀成，前者在被俘后和清朝官员谈话，认为天国将领大多是庸才，只有两人例外，即冯云山和石达开；李秀成在长达七万字的供词中写“前做事皆南王也”，意思是说，起义最早的奠基工作，都是冯云山的功劳。

不过崇高评价并非都是真面，也有“假面”：

“三兄”固然好听得很，却半点不好受用：杨秀清、萧朝贵趁冯云山被迫打官司之际，靠自称上帝、耶稣附体获得大权，并得到洪秀全的认可，而原本的“二把手”冯云山被降成“四把手”，所谓“三兄”，不过是在“人权”被削夺后，胜利者从“神权”方面所给的、聊胜于无的补偿罢了。

“云师”半神半人，煞是神气，可封的时候就比杨秀清的“圣神风”低了一级，后期杨秀清、韦昌辉都死了，石达开也走了，洪秀全一个人玩神权游戏，圣神风雷、圣神雨电之类的弄了一大堆，他这个“老干部”却仍然孤零零顶着个“云师”的旧封号不上不下。

早期生涯的真真假假

冯云山是广东花县禾乐地人，客家，住处离洪秀全住的官禄埗村只有3里路，两人关系不错，据说还沾点亲戚，1843年洪秀全科举落榜，生了一场大病，醒来后自称受到上帝启发，要传播上帝福音，冯云山是最早信奉这个“上帝教”的3人之一。第二年二月，洪秀全决定去广西传教，同姓的只有3人，而且都姓冯，冯洪间的交情可见一斑。

种种迹象显示，此次广西之行，洪秀全的目的真的就是传教，而不是去谋反。到了广西贵县赐谷村洪秀全表哥家，洪秀全见村子实在太穷，捱不下去，就让三冯先回去，自己留下来帮表哥、表侄打官司。

冯云山并没有回去，而是跑进了蛮荒的紫荆山，靠拾粪、打短工度日，并因不经意间流露出才华，被读书富户曾槐生赏识，当上了私塾先生，他利用当地“三不管”的有利条件，开始传播洪秀全的上帝教，并在几年间建立了一个横跨几县、拥有几千名会众的“拜上帝会”，而且每个人都尊奉从没见过面的洪秀全，这不仅令后来回到广西的洪秀全惊奇、感动，也令许多读史者叹服不已。

这些都是事实，但真面之后也有“假面”：

冯云山并非和洪秀全“亲密无间”，洪、冯分手不完全因为经济问题，而是两人发生了言语冲突，这可是载在太平天国唯一一本官方历史书《太平天日》里的，至于两人吵嘴的内容，不得而知，但吵嘴后两人分道扬镳，几年间互不联系，而洪秀全回到花县老家后，冯家人竟气势汹汹跑到洪家要人，逼得洪秀全不得不再次去广西找人，可见矛盾不小。

冯云山是个老实人，但也是个有叛逆思想的人，在最初，他甚至比洪秀全还叛逆：直到1847年8月再次回到广西并见到冯云山前，洪秀全的梦想，不过是做个传教士，只可惜被人暗算没做成。他并不想造反，第一次去广西更不是“筹划革命”，否则何必“筹划革命”3年后，又跑去广州考“反革命清廷”的秀才？可冯云山在广西紫荆山，却已经开始物色险要，结识当地英雄好汉，还到处打砸神庙佛像，十足要造反的架势，可以说，太平天国近20年的造反史，是从冯云山、而不是洪秀全开始的，即使洪秀全最后根本没进紫荆山，冯云山也会领着上帝会起义，并把“洪先生”像陈胜吴广起义时号称的扶苏、项燕一样，尊为虚拟的偶像。

冯云山不树自己当头，而是把根本没在身边、甚至当时还不想造反的洪秀全扶为一把手，也是煞费苦心：他和当地人朝夕相处，既亲切又熟悉，容易产生感情，但很难产生敬意，扶一个远在天边的偶像，让人产生“冯云山这么厉害还得服洪先生，洪先生自然更厉害”的心理，更容易聚集人马，且朝夕相处者总会被人发现这样那样的毛病，而看不见摸不着的偶像却不会犯错误，也容易形成神话。

1847年8月洪秀全在广西和冯云山重逢，并在后者的激励下决心造反，开始编造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亲弟弟的神话（因为他的宗教启蒙读物《劝世良言》通篇没提耶稣一个字，此前他和冯云山压根不知道有“天兄耶稣”这个人），两人旋即纠集会众，在短短几个月内砸掉周遭几个州县的多座大小神庙，引起当地大户王作新、王大作兄弟的愤怒，两人纠集壮丁抓住冯云山，后被冯的表哥卢六抢回。

曾有一些记载称，清朝桂平知县王烈认为冯云山要造反，判处他和卢六凌迟极刑，上帝会好不容易才将他救出，而卢六则英勇就义。事实上，王家兄弟的确在状纸上说冯云山“不从朝廷法令”，想让他尝尝凌迟的滋味，但冯云山援引两广总督“传教合法化”的饬令，又搬出《圣经》对质，最终被判无罪。据简又文先生的访问口碑，王烈的上司、浔州知府顾元凯看了冯云山的材料，认为他是个读书人，不会造反，就让王烈以“无业游荡，遣返原籍”结案，反倒把原告王家兄弟训斥了一顿。

冯云山在大牢里蹲了整整半年（1848年1-6月），但他并非被抓，而是和卢六一起被传票传到县衙的，那时候打官司不论原被告还是证人，没结案前都得坐牢，因此不算什么犯人。6月，他被遣返原籍，走没多远就说服两个解差皈依上帝教，一同返回紫荆山，但卢六却病死在大牢里，也不能说是“英勇就义”。

浔州的“忠烈祠”里有王作新的牌位，说他被冯云山起义时满门抄斩，许多史书也这样写，但实际上王家并没有遭难，王作新直到太平军离开广西，还笃悠悠躲在山里写他的七律和八股文，这些文字今天还能看得到，很显然，冯云山既不是某些人说的“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也不是另一些人说的“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勇士”，对他而言，这场官司不过是一插曲。当地人传说，他和王作新原本还做过朋友，可王秀才见他私塾挂了副对联：“聊借荆山栖虎豹，暂将紫水活蛟龙”，认为是反诗，就此划地绝交——其实这对联是《水浒全传》里一对联改的，冯云山是想造反不假，可他怎么会明目张胆说出来呢？

冯云山出狱后便发现，自己原本的地位已经不保：当地土著杨秀清、萧朝贵靠着神灵附体的把戏夺得了实权，把他架空了。传统的说法，这时洪秀全去广州，设法营救他去了，不在广西，因此被杨、萧钻了空子，但后来在英国发现的史料《天兄圣旨》表明，萧朝贵第一次“天兄下凡”时，洪秀全本人在场，显然，杨、萧等地方实力派用“替洪秀全的神圣地位背书”——让天父天兄说洪秀全是天王，换取洪秀全对他们地位的承认，而洪本人对这桩政治交易极为满意，并毫不犹豫地牺牲了冯云山这位老朋友的利益。

假面后的真面的确很残酷：乡情、友情，最终都敌不过政治考量和利益交换。不过有一点却是真的，即冯云山的确顾全大局，毫无怨言地默默接受了这一角色错位，杨、萧起初还半遮半掩，到金田起义前夕，就干脆自居左辅、右弼正军师，把“三哥”挤到了配角和部下的地位。

冯云山的死

清方许多记载都说，冯云山是在咸丰二年（1852年）阴历四月二十三日，太平军围攻桂林不克、北上经全州，沿湘江行至湖南、广西交界处蓑衣渡时，被清朝湘勇统领江忠源阻击，中炮战死的，由于这段记载是左宗棠写的，清朝史书基本沿用，江忠源也因此名声大噪。

但据简又文先生的访问，印证清方当时编纂的情报全集《贼情汇纂》，冯云山可能未必死于蓑衣渡。

当地的口碑称，太平军本不打算攻打全州，准备绕城赶路，城上一名清朝低级军官一时冲动，对城下太平军一顶黄色轿子开了一炮，结果太平军一片哗然，不顾伤亡猛攻全州16天，终于攻破，因为轿上坐的正是当时已封为南王的冯云山。

冯云山中炮后是死于全州，还是裹伤继续北上，最终死于蓑衣渡，无法考证。蓑衣渡之战并不激烈，双方基本战成平手，江忠源甚至不是清方主力（主将和主力是正规军和春部），渲染战况和战果，无非为了邀功而已。

冯云山的尸体始终未能寻得，他也因此成为太平天国首义八王中，仅有的两名入土为安者之一。其余七人，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在内讧中死无葬身之地；石达开在成都被凌迟处死；洪秀全死后埋在宫殿院中，被随后攻破天京的湘军掘出焚尸；萧朝贵战死在长沙城外，葬于妙高峰下，太平军攻长沙不克，转进岳州，他的尸体被清兵掘出戮尸；另一位幸运者是排名8人最末的豫王胡以晄，他在1856年病死江西临江，而那里恰是他的祖籍，可谓叶落归根了。

冯云山不死又如何

冯云山如果不死，能不能如某些传统推断所言，压抑杨秀清的野心？

恐怕不能。

前面已经提到，杨秀清、萧朝贵借代天父天兄传话夺取大权，洪秀全是支持的，而他们获得大权后很快扶植起自己的嫡系，而将冯云山的势力排挤出去。根据记载，冯云山是孤身一人追随洪秀全起义，并无一个亲属在军中。他在紫荆山最初依赖的是曾家、卢家、王家（洪秀全表哥），其中曾家被排挤出太平军，除个别人外未参加金田起义，无一人的官职被正式记载；卢家据说只有卢六一人，且早已死在狱中；王家被杨秀清、萧朝贵百般打压，最终被边缘化，只是因为和洪秀全沾亲，才没有被完全排挤，1854年在天京，王家官做到最大的王维正（当时已经改姓黄，洪秀全的表侄），不过是殿前丞相、副理机匠，“殿前丞相”听着不错，其实是虚衔，普通士兵立了功也能得到，据说当时太平军中有这头衔的不下数千人；“副理机匠”就是管理织布工人的二把手，要知道王维正加入拜上帝教比杨秀清、萧朝贵都早得多，洪秀全第一次入广西，跟冯云山分手后特意留下来救的就是他，第二次入广西，砸第一座神庙——六窠庙（刘三姐庙）时，洪秀全在墙上题诗一首，给他捧砚台的也是他，他不过是这样的芝麻官，其它王姓就不用提了。也就是说，到了金田起义前夕，冯云山不但地位是杨、萧的副手，实力更远不如杨、萧，有一次萧朝贵因为芝麻绿豆大小事，要打一个叫谢享才的两千棍，冯云山看不过讲情，竟要跪在天兄附体的“六妹夫”萧朝贵脚前苦苦哀求，最后“天兄”才开金口：这次给你面子，下次再讲情，连你一块儿打——就这样的权威、这样的实力、这样的表现，他就算到了天京，也只能跟韦昌辉、石达开那样，“在东王面前不敢多言”，杨秀清不压抑他就算给他面子，他如何去压抑杨秀清的野心？

那么，他能不能如某些人所期望的，让洪秀全少搞些神权政治？

恐怕更不能。

洪秀全被杨秀清、萧朝贵的神权把戏折腾惨了，却也体会到这一套的威力，等杨、萧一死，就照方抓药甚至变本加厉，他并没有别的特长，神权是他最得力的工具，为了捍卫神权，他不惜逼走石达开，气得陈玉成宁可自取灭亡也不回天京，把李秀成差点噎死；同样为了捍卫神权，他在天京事变后3年给杨秀清、萧朝贵平反，并把幼东王（不到10岁的洪秀全亲儿子洪天佑）和幼西王（10多岁的洪秀全外甥萧有和）提拔到昔日杨秀清、萧朝贵的地位，给曾欺压过、甚至可能试图加害过自己的杨秀清加上长达47个字的超级头衔，而对于死去多年，既有功劳也有苦劳的老朋友冯云山，不过维持以往的封号。道理很简单，以神权立国的太平天国，不能没有“天父天兄”的地位，否则洪秀全这个“天父次子、天兄亲弟、天父天兄所派下凡之天王真圣主”权威何在？为获得此权威，早在广西起义前，洪秀全就牺牲过冯云山一次；为保住此权威，即使冯健在，他也只能被再牺牲一次。

不仅如此，零星史料表明，冯的思想未必和洪有本质差别。

在广西，冯“侮弄神像”、“撕毁书籍”，做法和后来洪秀全一样，而此时洪还没打算造反，正忙着考清朝的秀才；在坐牢期间，冯搞出了一个“太平天国天历”，这本闭门造车的立法既没有闰年，也没有闰月，大月31天，小月30天，40年“一加”，加年每月都是33天，这样的历法“均匀圆满”，看上去很完美，符合洪秀全的口味，却很不符合科学——该立法推行6、7年后，太平天国的“中秋节”月亮却仍是个月牙儿，莫名其妙以至于恼羞成怒的太平军将士据说有的迁怒于月亮，竟用弓箭射、火枪轰，以泄“不圆”之忿；各方史料都记载，太平天国早期的典章制度都是冯云山制订，这样一个光丞相就有二十四名、军中到处都是大员，且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和石达开等人的姓名（甚至曾用名）都要避讳的制度，是后来洪秀全更苛刻、更可笑制度的萌芽，而这样的一个制度，就出自冯云山之手，指望他匡正洪秀全，难矣。

即便冯云山真如有些人所期望的，是个抱持温和改良立场的政治家，又能改造洪秀全么？被称为“志同南王”的洪仁玕，主张改革上帝教中“天妈天嫂”之类荒诞神话，实行资本主义改良，取消诸如避讳、肉刑等不合理制度，但他抵达天京、担任洪秀全首辅后没多久，就开始主动配合、甚至迎合洪秀全的自我神圣运动，将他反对避讳等合理主张抛在脑后，反倒以自己名义主持出版了专门介绍如何避讳“违禁文字”的《钦定敬避字样》。洪仁玕是在香港多年、受基督教正式洗礼的“新人类”，又是洪秀全的族弟、和冯云山几乎同时入教的“老革命”，他的结局是被洪秀全改造，而非改造洪秀全，关系比他更疏远的冯云山，又如何可以例外？

由此可见，“冯云山不死天国必不如此”，无非是人们出于一己愿望，所描绘出的又一“假面”而已。

冯云山的后代们

冯云山有一个弟弟、三个儿子，但家属并未随军。他曾寄信让弟弟和儿子来广西团聚，但后者途中得知要造反就吓得逃回去，金田起义后弟弟冯应戊、次子冯癸茂被捕，后来不知所终；长子冯癸方1851年追随洪仁玕等逃亡掉队，被清兵捉住，死在广州；幼子冯癸华和堂兄冯亚树逃到香港，住在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家里，1853年，罗孝全得知太平军定都天京，小刀会占据上海，就带着两个孩子取道上海，准备送去天京，但被清军水师和美国领事堵住，冯亚树不久病死，冯癸华被小刀会副元帅陈阿林收养，上海陷落、陈阿林突围时两人失散，从此不知所踪。

但据近人寻访称，冯云山其实只有癸方、癸茂两个儿子，所谓“癸华”其实是其女儿僧娇。曾去过上海、和陈阿林失散的是次子癸茂，后来他从清远、香港辗转逃回故乡花县狮岭尾隐居，而冯僧娇则隐藏身份，嫁到花县马头岭村，两人后裔至今犹存。

清方记载和太平天国记载中都没有出现“幼南王”的名姓，甚至1854年有记载明确称，没有幼南王此人。金田起义前后，洪秀全、杨秀清等都娶了不少妻妾，但并无记载说冯云山再婚或纳妾，或许，如许多记载所显示的那样，他在太平军中至死也是孤身一人。

天国志之侍王世家

admin — Sat, 23 Apr 2011 14:45:36 +0000

世贤起于天京事变石达开出走。跟着洪仁发这样的白痴领导，注定杯具。

我一直都以為戰局關鍵在於安慶。安慶的得失影響着帝國的未來。所有皖南很重要。後期天國取東南，而舍西北已是強弩之末。

陶兄評論挺好，我就不評論他了。

不稱王，不找傀儡。丫打仗可以，搞政治，搞造反完全不及格。其實，他開疆在閩，這地方窮鄉僻壤的。從經濟上來說，沒有後勤保障，養不起部隊。敗是必然。

洪氏昏谬，自取败亡，诚不足惜，而侍王在闽，为南北诸军之望，进不能自称尊以开万世之业，退不知奉洪嗣以唱三军之首，虽碌碌夫开疆，汲汲乎抚民，耻为流寇，犹号天军，而无名目，无号召，其能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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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志之侍王世家

李世贤秀成堂弟，广西藤县新旺村人，道光十四年生，家贫，世业农。冯云山等倡上帝会，世贤阖家从而信之。
庚戌岁，金田团营令下，世贤等道远不得往。
辛开元年八月，萧朝贵、罗大纲军过大黎里、新旺村，世贤等从军至永安，随征万里而入天京。
癸好、甲寅间，隶罗大纲、吴如孝等部，转战镇江、瓜洲间，是时年幼，虽勇，尚未将兵受显职也。
丙辰岁，天京变起；丁巳七年，翼王远征不归，朝堂为空，疆场渐迫。天王以世贤少勇刚强，乃拔而用之，使将兵皖南，守芜湖，护天京粮道，积功封侍天福。
九月，镇江告急，天王诏世贤东进，为安王洪仁发前驱以援镇。自天京而东，营于石埠桥、下蜀街，进逼仓头、高资，而安王不娴军务，继进迟缓，遂败，退三汊河。李秀成统兵援之，合镇江吴如孝军同返天京，弃瓜、镇不守。军还，世贤仍归守芜湖。
戊午八年二月，秀成以副掌率出京，欲合南北众将，以解天京之围。出东门，一日一夜而至芜湖，晤世贤，谋以秀成一人敌江北，世贤敌江南，为犄角之势而卫京师。会后，秀成渡江而北，世贤檄众逼南陵，攻清将周天受。三月，大破清浙江提督帮办宁国军务邓绍良于西河，进据洪杨树、新河庄，距宁郡三十里，而邓绍良乘虚袭取黄池、湾沚，世贤仓卒北返，以顾根本。
六月中，秀成、玉成盟众将于安徽枞阳，议以秀成部为东路，阻江北大营援兵；玉成、韦俊进取庐州，世贤偕朱凤魁等从玉成为西路。奏达天王，天王升封诸将，以世贤为左军主将，进爵侍天义。
七月，大破清将李孟群，克庐州，清安徽巡抚翁同书遁定远，玉成、世贤等逐之，战于池河，大破胜保马队。八月，自滁州进乌衣，合秀成部，于东葛、西葛、乌衣、小店，三战三捷，破清将鞠殿华、冯子材等，十九日，克浦口，清江北大营溃，德兴阿遁通江集。
江北既通，世贤与秀成转攻扬州，二十五日，世贤克仪征，二十九日，至方家巷，德兴阿余众溃邵伯，阻运河而守，世贤不得渡。时张国梁援师进至万福桥，世贤不得已渡江而南，九月十六日，克溧水，复归皖南，破周天受于竹塘，与南来之杨辅清部互为呼应。十月十九日，自芜湖攻鸦山，大破邓绍良，进逼湾沚。
时翼王入浙，皖南饷源断绝，新任巡抚胡兴仁吝啬贪鄙，清兵饥寒交迫，糊口无资，军心动摇。绍良等束手无策，退守湾沚，求援于江南提督郑魁士，魁士遣通永镇总兵戴文英往援，十一月六日，世贤袭破文英军营，文英仓卒回救，战死；次日，克湾沚，绍良死，全军尽没。世贤乘胜，谋三路进取高淳、秣陵关、东山镇。
然是时右军主将韦俊叛，以池州降清将杨载福，杨辅清、黄文金、刘官芳等悉众讨之，皖南空虚，清军趁虚占郭村、泾县等地，皖南局面，急转而下。世贤乃撤黄池、乌溪守军，悉力保江路通畅。十一月，渡青弋江，谋取宁国，周天受御之，相持于西河，不得进也。
己未九年秋，天王封世贤忠正京卫军侍王，号雄千岁。
时和春、张国梁立江南大营久，掘长壕，号万里长城，困实天京，内外不通。十二月十九日，忠王自浦口入皖南，次日抵芜湖，谋合侍王回救天京。
二人居芜湖十余日，详析军情，悟清营垒坚，知故伎已不可恃，乃谋变计蹈清军之虚，出浙北，攻杭城，以攻敌之必救。
庚申十年正月十二日，忠王、侍王出南陵，道宁国、广德入天目，克安吉、长兴后分兵，侍王虚攻湖州，忠王进克杭州外城。和春中计，遣张玉良往援，忠王乃自杭州间道北返，三月初二，合侍王、吴如孝、黄文金、刘官芳、吴定彩等于建平大会，议分五路攻江南大营，侍王当右翼，攻金坛不克，转取句容，以断大营后路。三月十八日，侍王自句容城东进破天京东南淳化镇，绕向东北，自姚坊门至钟山安营，出洪山、燕子矶以扑清营。
四月二十五日三更，忠王、英王、侍王、辅王等破孝陵卫清营，和春、张国梁等退镇江，天京围解。
江南大营既溃，而湘军渐逼安庆，天王计分兵攻武昌以分湘军之势。侍王领命出师，八月，出广德，克徽州，败清将李元度，西进，下休宁，逼祁门。祁门者曾国藩老营，一旦被迫，湘军上下震动。而侍王失察不之知，舍而入浙，攻衢州不能下，转克严州、临安、富阳，斩清通永镇总兵刘季三，进克余杭，攻杭州不能下，复返徽州。十一月，合刘官芳、黄文金等再围祁门，又不克。
辛酉十一年二月，出婺源入赣，破左宗棠军，进克景德镇。宗棠合余烬，再与战于乐平，侍王败，死者万余人，而宗棠死伤亦重，不能复战也。
侍王既败于乐平，遂迁延不肯西，四月，转而东，复入浙，克龙游、汤溪等，十七日，克金华府，立侍王府于此。时浙北莲蓬党、浙南金钱会、余姚十八局等蜂起，清吏疲于奔命，侍王入浙，会党纷纷归附，太平军声威大振。八月，忠王自鄂归，合江西义民及童容海吉庆元等部凡数十万人，与侍王分取两浙，忠王取浙北杭、绍、嘉、湖，侍王取浙南，至壬戌十二年春夏交，全浙十一府七十八州县，泰半入天国版图，清吏所守，惟温、衢二府城，永嘉、西安二府治，及龙泉、泰顺、庆元、瑞安、平阳、定海六县城而已。然衢州扼浙皖赣三省通途，侍王攻不能克，委而去之，隐伏后患焉。
先是，天王议改政，辛酉十一年正月廿六日，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未几复改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诏内外众臣改号换印，以收诸将之柄。侍王不从，天王怒而革其爵职，而侍王将重兵，有分地，天王无可如何。至是乃复加封侍王开朝正忠军师，后又赐号殿前户部又正地僚，以慰其心，而侍王仍坚执不肯从，旗帜印衔，一仍其旧，不改国号，直至身死而已。
壬戌十二年夏，曾国荃逼天京，天王诏诸军回救，而左宗棠已合蒋益澧屯衢州，谋犯浙南。侍王见诏不得已，乃命忠裨天将李尚扬等守金华、兰溪、汤溪、龙游，约期五十日而后返，自率七万余人赴天京，合诸王攻曾国荃大营凡四十余日，不能克，退屯高淳之东坝、小丹阳。

时左宗棠已入浙，陷严州，围龙游、汤溪，李尚扬等飞书告急，而天王已严诏忠王渡江，“进北攻南”，且命侍王攻金柱关，以通天京粮道，侍王部精锐，对王洪春元、贺王秦日来等，已悉散配城内外各处守御；首王范汝增、戴王黄呈忠，适守宁波，与洋兵抗衡；梯王练业坤方悉众攻诸暨包村包立身，皆无力回救，浙南遂成孤注。
十二年腊月，汤溪守将彭禹兰诱擒李尚扬等八人，降于宗棠，龙游、汤溪、金华次第陷，太平军地利尽失，弃武义、永康、东阳、义乌等诸城而北。侍王不得已，檄浙中各军出昌化，转至皖南。
壬戌癸开之交，侍王开府于溧阳，驻节东坝，以窥金柱关。清军得水师舟炮之利，侍王攻迫数月，不能得手，退屯溧水、丹阳。
癸开十三年十一月，苏州失，忠王退屯丹阳，侍王劝忠王合兵南走，忠王以愚忠不从，侍王谋以兵劫之而未果，忠王轻骑入京。
甲子十四年正月，侍王兵败于张渚，退溧阳，而守将吴人杰居城叛，侍王不得入，退往湖州，母妻俱陷于清军。
时江浙连年被兵，赤地千里，粮草为艰，诸王谋援天京者皆阻于乏粮而不得前，忠王遂遥命侍王督本部及己部之在外者入赣就粮，约于八月徽、宁、句、溧粮熟，还救天京。
六月，天京陷，幼天王走湖州，谕侍王等取抚州、建昌，谋往合之。而侍王以陈炳文叛降，林彩新等败没，独立难支，已合康王汪海洋等南入粤，围南雄，闻幼天王入赣，乃回军瑞金以迎，八月廿七日，前锋至宁都，距幼天王军仅数十里，而幼天王竟溃于石城杨家牌，未几就擒，死于南昌市。
二十九日，侍王入闽，擒清按查使张运兰于武平下坝。运兰，湘军骁将，一战而歼，清军丧胆，永定、龙岩、南靖诸城，节节而下，九月初二日，克漳州，斩总兵禄魁。十月，大破清军于万松关，斩署福建陆路提督林文察，左宗棠自浙仓卒回救，不及，全闽震动。
侍王开府于漳州，命康王守龙岩，来王陆顺德攻安溪，分兵攻长泰、泉州，盟将士，抚民众，结洋人，谋取海口，购军火，据八闽，徐图复国。闽中苦清吏者，纷起而迎之，洋人谋利者亦来，然闽中多山地，少蓄积，太平军扩军甚众，粮少不能支，且清人得水师之利，封海口，断接应，侍王屡攻泉州、福州而不能克，其势渐迫促。
乙好十五年三月，清军围漳州。四月初一日，侍王弃漳州不守，合小溪、漳浦、绍安诸军，俱至平和。初七日，弃平和而南，清军追及，侍王失道，而闽南港歧岭耸，人众拥塞，遂为清军所乘，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侍王和马坠桥，重伤而遁。十二日，退至永定塔下，河水暴涨，不得渡，清军追至，军溃，侍王策马渡河，为民人小舟所救，割须发，藏山中。七月初六日，潜行至广东镇平，投康王汪海洋，康王迎之入城。
康王皖人，勇而猜，疑侍王欲降清，漳州之役，迁延不肯救。侍王败兵来投，又籍故诛王宗李元茂等以立威。侍王至，康王惧其治罪，乃于初十日乘侍王熟睡，遣人刺杀于庭中。侍王宽厚得士心，素为各部所服，康王无故害之，众心离散不服，自是叛亡相继，以至于覆没云。

赞曰：
侍王名甚遐迩，而事迹琐碎，脉络难清，惟觉其转战奔波不休耳。
观其将兵不为多，而所当皆大阵，所斩多宿将。湾沚鏖兵，重覆军而轻略地；浙南耀武，先枝叶而后根干。明决如此，于天国中殆不多得。迨京陷主亡，狼狈入闽，驭丧家之卒，将残破之师，一夕而围漳，城中竟不之知，其治军整暇，一至于此。
然拒旨轻天，虽令明哲颌首；逆命失职，足教部属离心。偏裨他任，虎贲流离。至其入闽，所将乃多非旧部，其不得志也，岂皆天意？
洪氏昏谬，自取败亡，诚不足惜，而侍王在闽，为南北诸军之望，进不能自称尊以开万世之业，退不知奉洪嗣以唱三军之首，虽碌碌夫开疆，汲汲乎抚民，耻为流寇，犹号天军，而无名目，无号召，其能久乎？
侍王长于野战，阵斗鲜有败者，而根本罔顾，屡为狡敌所乘，宽厚仁义，至乎洋人敌寇，众口一词，而不防肘腋，竟死部将帷幄。其生也旷达，其战也酣畅，其死也率简。噫，性情中人，血勇之士，岂非侍王之谓欤！

杨秀清的人缘

admin — Sat, 23 Apr 2011 14:42:23 +0000

杨秀清的人缘

杨秀清是太平天国极为重要的人物，不论同情或憎恶这个宗教王国者都不得不承认，太平天国的兴衰，是以1856年9月2日，他的全家被杀为转折点的。
据《金陵省难纪略》记载，杨秀清刚刚被杀死，洪秀全就对韦昌辉坦言“尔我非东王不得至此”，此时杨尚是“东孽”，他的部下还在殊死抵抗，事态尚未稳定，洪秀全的话显然是真心流露；太平天国的头号大敌曾国藩指出，杨秀清死后，太平天国“大纲紊乱”，一向稳重的他居然在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三十日喊出“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的大话，这句写在给九弟曾国荃家书里的心里话，自然是建立在杨秀清之死所造成的“长毛大纲紊乱”上；洋人对太平天国的感情是复杂的，前期尤其如此，他们对杨秀清的评价也截然相反，有的说他是“天朝的英雄，鞑靼人（清朝）的恶梦”，有的则斥他为“狂徒”、“僭越者”，但不论是赞许他才能的《北华捷报》上不知名作者，还是对他的死幸灾乐祸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都一致认为，杨秀清之死将令太平天国命运骤变，历史证明，他们不幸而言中。
然而如此重要的一位太平天国大人物，人缘却似乎并不怎样。洪秀全在1858年之后给杨秀清恢复名誉，甚至把他推上神坛，但那似乎更多是政治考量，而非感情寄托，否则也不会有天京之变了；李秀成是杨秀清一手提拔，陈玉成也得到杨秀清的重用，但这两位太平天国后期的栋梁支柱，在供词中却一个将之打了“中中”的及格分，低于石达开，另一个索性说他和其他几位前期领袖“皆非将才”，不如被评为“差可”的石达开、冯云山，“差可”也就是及格分数，比“差可”还低，那大约是要补考的了。
他曾在太平天国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掌握全国军民（甚至可能包括洪秀全本人）的命运，却在一夜间从荣耀巅峰、胜利极致坠落深渊，李秀成说他“威风张扬，不知自忌”，石达开也批评他“性情高傲”，他被害时除了自己直属的东殿系统将士，北王韦昌辉、顶天燕秦日纲、佐天侯陈承鎔这三位在城中排名仅次于他的要员和其它城中文武几乎全体反目，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真如他的同事们所言，是他人缘太差么？

孤儿杨秀清和他的“政治病”

黄小配的《洪秀全演义》和清末几本不甚靠谱的小书中，都把杨秀清说成广西武宣的大财主，说他捐献巨资帮洪秀全造反，因此得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后来翻脸篡位，才酿成一出悲剧。这种说法流传甚广，不但传到日本、美国，甚至洪秀全故乡广东花县，民国时编写的洪氏族谱《万派朝宗》里，都赫然写着“大富翁杨秀清”的字样。
然而这段记载可谓毫无根据：杨秀清非但不是大富翁，而且压根就不是武宣人。
他是客家人，原籍广东嘉应州（今梅县），本名杨嗣龙，出生在广西桂平县鹏隘山，一个叫东旺村的小村子。这座村讹称“东王村”，上世纪30和50年代，简又文、罗尔纲、钟文典等史学家先后三次前往考察，试图探究“东王村”在“改名”前究竟叫什么名字，却始终不得要领，后来才发现，原来这座村子原本就叫做“东王村”，实在是无巧不成书。
虽然名字生得巧，但他的命却着实糟得很：父亲杨亚齐和母亲古氏在他5岁、9岁时分别去世，孤苦伶仃的他由伯父杨庆善抚养。
杨家是所谓“棚户”，没有土地，无法在平原立足，只得在山里靠种山、烧炭勉强糊口，他自己后来也坦承“至贫至苦”，而且大字不识一个，但这种艰苦的生活却让他变得早熟，当地人说他虽然手头很紧，却喜欢结交朋友，烧炭挣的一点钱都用来买酒，本人却几乎滴酒不沾，最喜欢看来来往往的江湖朋友在自己的草棚里把酒言欢，高谈阔论，自己就抱着膝盖静静听着。这段记载虽然只是口碑，但身为孤儿的他在起事后，居然很快拉起一支“杨家军”来，足见“好交朋友”的说法不虚。可以说，此时的杨秀清，人缘大约是挺好的。
1845年冯云山进入紫荆山区，第二年，得到客家绅士曾玉珍一家的支持，开始建立拜上帝会传教。杨秀清这时23岁，他有个远房堂姐，是曾玉珍父亲曾开俊的妻子，曾玉珍的生母，大约因为这点瓜葛，他很早就成为拜上帝会的一员。
杨秀清在紫荆山的种山者、烧炭党和江湖人物中似乎颇有地位，他和另一个烧炭出身的年轻人萧朝贵结成死党，拥有不可轻视的势力。然而他们两人的能量似乎被冯云山所低估了，冯云山和后来赶到的洪秀全，当时主要依靠的首先是自家亲戚，包括洪秀全的表哥赐谷王家，冯云山的表哥卢六等，其次则是和他们有更多共同语言的客家士绅、下层读书人包括桂平曾家，藤县陈家等，杨秀清入会虽不算晚，但早期冯、洪搞的一系列活动，像砸甘王庙之类，他似乎都没有参加，或者参加了也只是个“革命群众甲”。
杨秀清对此似乎并不十分在意，他并没有主动亲近那些会中的“大人物”，而是着手巩固跟萧朝贵的同盟：萧朝贵的妻子王宣娇是赐谷王家的人，洪秀全刚到广西时，她曾经借口“一个老人传话”，替洪秀全涂抹神圣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宣娇才是太平天国运动中第一个搞“天父下凡”的人，此时她在上帝会中的地位，也要高过杨秀清和萧朝贵。杨秀清将王宣娇认作妹妹，改名“杨宣娇”，萧朝贵自然也成了妹夫。这对“人造内兄弟”不显山不露水地等待着机会，让杨宣娇在前台吸引眼球，保持和上帝会中枢不即不离的关系，“男学冯云山，女学杨宣娇”的口号，大约就是这一时期叫响的。
机会终于来了：1847年底，桂平秀才王作新、王大作兄弟因为上帝会捣毁神像、庙宇，以“从番”、“不从清朝法律”的大逆不道罪名控诉冯云山，冯云山和卢六被传入桂平县衙门打官司，这一打就是好几个月。上帝会虽然名义上的首脑是“洪先生”，但“前做事皆南王”，冯云山才是各地会众的主心骨，冯云山这么一吃官司，缺乏管理能力的洪秀全恐怕连会众都认不全，一下陷入手足无措的境地。
1848年阴历三月初三，杨秀清突然说起梦话，声称被天父上帝附身，要“代世人赎病”，教导大家。他在这一时期的“下凡”语录，保留下来的很少，从定都天京后保留下来的《天父圣旨卷三》看，他“下凡”的“技术”比较差劲，基本上以白日做梦、说梦话为主。要知道广西在当时是个傩术盛行、神汉遍地的世界，许多神汉都能表演诸如“灵魂附体”、“小旗对战”、“筷子跳舞”，或者“跟死者对话”之类活灵活现的戏法，杨秀清这套“朴实无华”的把戏非但未能服众，反倒启发了不少“技术派”起而效尤，一时间上帝会里各路“神仙”纷纷下凡，煞是热闹，从目前留下的零星线索看，除了杨秀清，还有黄姓（可能是赐谷王姓）、郭姓，初来乍到的洪秀全见到这许多“天父天兄”，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
冯云山这年夏天就已经获释，但他和洪秀全相继回了一趟广东，上帝会的混乱局面并没有得到收拾——或许他们也不知该怎么收拾，对这么多冒出来的神仙，承认谁不承认谁，或干脆谁都不承认，都很难轻易拍板，因为每路神仙的背后，都代表着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
阴历九月初九，杨秀清的盟友萧朝贵出手了。他和杨宣娇夫妇都有神棍“专业知识”，杨宣娇更是教徒中最早搞这一套的“女模范”，他们两人的表演很快镇住了紫荆山区的会众们，自称天兄代言人的萧朝贵和“天父代言人”杨秀清一起，把郭姓、黄姓等“伪天父”气势一下压倒。
他们的表现立即吸引了现场“观战”的洪秀全，后者立即敏锐地意识到，杨、萧二人不但代表了一大股势力，而且“下凡”的表现也最能服众，如果他们能以“天父天兄”之口将自己也提拔进“神”的行列，自己就有望从“洪先生”一下变成货真价实君权神授的“太平大道君王全”，而且用这种“神术”指挥会众，要比冯云山的《周礼》和自己的宗教小册子立竿见影得多了。
于是天父天兄和“洪先生”飞快地达成心照不宣：天父天兄用“神话”证明洪秀全是天父亲子、天兄亲弟，上天注定的人间君王，而“天王”则以自己天父儿子、天兄弟弟和“上过高天”的资格，证明这二位说的话，“跟爷哥一般无二”，尽管交易之初双方还羞羞答答，但很快便越凑越近乎，原来的“二把手”冯云山被慢慢降到第四位，曾家、王家先后边缘化，几个失败的“伪天父”则干脆被赶出了上帝教，杨秀清和萧朝贵则相继在这种互动性表演中，得到“天父第三子”和“帝婿”的尊号。
历史学家曾断言，冯云山被捕和洪秀全出走造成拜上帝教混乱，全靠杨秀清、萧朝贵下凡才稳住局面，但《天兄圣旨》中记载表明，萧朝贵首次下凡时洪秀全就在身边，而冯云山虽然入狱，却并非“被捕”，而是主动去应传，所谓“混乱”，其实恰是杨秀清等人“下凡”闹出来的。不过不管怎么说，杨秀清、萧朝贵这两个在江湖上人脉广泛的广西本地人成为主心骨，让金田起义从空想一步步走向现实。
不过在金田起义准备期间，杨秀清的作用很有限，按照太平天国官方记载，他在这时生病了，甚至一度生命垂危，起义筹备大事不得不交给萧朝贵、韦昌辉等人。有一种说法称，他是得了“政治病”，目的是通过这种手段观察有利时机，进一步攘夺洪秀全、冯云山的权力，他们指出，杨秀清在1849年4月8日托天父下凡，说“高老山山令，遵正十字有一笔祈祈”（高老即上帝，“山山”合在一起是“出”，“十字有一笔”是千，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帝出令，千祈遵正”），这被认为是起义的动员令，但第二年5月，他却“忽又口哑耳聋，耳孔出脓，眼内流水，几成病废”，被许多会众认为是“不祥之兆”，但如此重病的他却在6个月之后、洪秀全、冯云山在平南县鹏化里花洲山人村被清军无意中围困，胡以晄屡次突围未果，聚集在金田团营的各地会众手足无措之际，他却忽然“不医自愈”，而且“耳聪目明，心性灵敏”，给人一种强烈的“做戏”感。
从后来发现的一些记载，如《天兄圣旨》等看，杨秀清的病恐怕未必是装出来的，他何时能病愈，甚至连亲密盟友萧朝贵也全无把握，以至于安排洪秀全回广东时，指示的回程日期竟相差半年；定都天京后许多亲眼见过杨秀清的人都说他瞎了一只眼睛，而且体弱多病，虽然他们将之归咎于杨秀清“好色”、“肾亏”，但较为严谨翔实的《贼情汇纂》却指出，杨秀清的病是早就有的，这种病和“眼内流水”正相吻合。
倒是他的“不医自愈”有些故弄玄虚：后来封为补天侯的李俊昌（即李俊良）通晓眼科，在金田起义前夕一直在杨秀清身边，当不会袖手旁观，从1850年夏天之后，萧朝贵主持的团营节奏突然加快可以推断，杨秀清的病在那时已经好了，之所以要保密，的确是为了选择时机显示神奇，从而慑服会众，独揽大权，洪秀全本人也懂医术，杨秀清在这段时间故意避开他，甚至不肯同住一个村子，恐怕正是怕被识破。这位李俊昌大夫在金田起义后不久就被封为“内军帅”，要知道整个广西转战期间，太平军的正式军帅只有10个，这个“内军帅”是不折不扣的高干，倘无特别功劳，别说李俊昌，就算李时珍再世，怕也当不上这么大的官。
无论如何，耳聪目明、“大显权能”的杨秀清指挥若定，轻而易举地给洪秀全解围，又趁势打败了闻讯赶来围剿的官军，太平天国的大旗就此轰轰烈烈竖起，他也成了这个马背政权的“军师、王爷”和中军主将。
不过这个时候他的地位也只略高于萧朝贵、冯云山，名义上发号施令的还是洪秀全。1851年8月15日，太平军从桂平茶地出发，进军莫村，下达进军命令的是洪秀全本人，杨秀清和另外4位主将则分别被派往前、中、后三路。
杨秀清此时感到孤儿的孤单：在5主将中，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都是大家族，拥有数百甚至上千的子弟兵，冯云山虽然孤身一人，但上帝会是他一手缔造，只有自己势单力孤，一旦萧朝贵出现意外或者反目，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他昔日烧炭结下的好人缘派上了用场，许多杨姓的好汉被他招入门下，认作“清”字辈兄弟，成为他的嫡系，《金陵癸甲纪事略》中有大国宗杨元清、三国宗杨永清、七国宗杨德清，其中杨元清、杨德清都是广东嘉应州人，本来是天地会的江湖好汉；后来大名鼎鼎的辅王杨辅清也被称作七国宗（一说八国宗），本名杨金生，是广西桂平人；除他们之外，还有杨润清（也许就是永清）、杨恒清、杨宜清、杨雄清、杨英清、杨友清等，杨秀清并未将他们“下放”到一线部队，而是留在身边保护自己。
这并不是说他不重视耳目，恰相反，许多记载都表明，在这段相对低调的时间里，他笼络、安排了许多耳目，遍布各军各营，对大小官员、将领的能力、心态甚至隐私都竭力掌握。对他而言，这些闲棋冷子，最终都会派上大用场。
1851年12月17日，进驻太平军占领的第一座城市——广西永安州（今蒙山）的洪秀全下诏封王，并规定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尽管此后一段时间，天王还对全军发号施令，如次年4月3日永安突围前夕，他发过著名的“突围诏”，但随着东王威信的提高，天王的诏书也变得越来越稀少了。

东王的耳目、嘴巴、心腹和头脑

杨秀清并不是天生的太平天国“二把手”——那本来该是冯云山的，他的权威也不是靠自己发明的“天父”安排，或洪秀全的职务任命实现的，论族人众多，他不比韦昌辉、石达开；论“下凡技术”，更没有萧朝贵夫妇来得专业，他之所以能安安稳稳地坐上这个第二把交椅，胃口很大、他生病期间一直总揽大局的萧朝贵，老资格“二把手”冯云山，都对他服服帖帖，甚至洪秀全也甘愿退居幕后，他所依靠的，是耳目、心腹、嘴巴和刀剑。
就在封王后不久，他的耳目就发挥了作用。
已经担任军帅要职的博白人周锡能借口回乡召集部众，接受了清方的内应要求，潜入永安州城，并骗取了冯云山等人的信任，杨秀清表面平静，暗中调动自己早已密布的眼线，将周锡能一行、全家的活动、言论掌握得一清二楚，不动声色地等到8天后，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人一齐前来拜谒，准备同去朝见天王，保举加封周锡能的关键时刻，忽然“天父下凡”，条理清晰地一一罗列周锡能的内应证据，迫使对方理屈词穷，不得不低头服输。
尽管这件案子疑点很多，如这样重大内应情节，清方居然毫无记载，周锡能声称见过赛尚阿也不符合事实，因为后者当时在阳朔，而不是周锡能所说的新墟大营，赛尚阿也不是“咸丰的叔父”，但周锡能一行意在策反、内应却丝毫不假，他们试图挑唆高级将领朱锡锟、黄文安献城的对话，被杨秀清的耳目听得真切，又被“天父”突然一字不差地喝出，其震撼力可想而知。周锡能案发生于1851年12月21日，上距杨秀清封王仅4天，如果说在此之前，杨秀清号令全军的威信尚未确立，此次“天做事”发生在众首领齐聚之际，证据确凿，人赃并获，诸王恍然大悟之余，自然产生敬佩、震骇、恐惧等复杂的心情，《天父下凡诏书》记载，案件审结后，韦昌辉高喊“时刻要记念天父权能恩德”，众兵将则高呼“天父皇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
天父皇上帝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靠的是耳目，却不仅仅是耳目，早在“下凡”前，周锡能等人，以及虽然严词拒绝内应、却囿于乡谊亲情未曾汇报的朱锡锟、黄文安，都已被严密监控，“下凡”不多时，周锡能全家和朱、黄等人就被擒拿，而“布控拿人”的，正是杨辅清、杨润清等刚刚认下的“杨家兄弟”们。
如果说，萧朝贵的“天兄下凡”主要靠傩术和演技，那么对这一套“业务”并不精通的杨秀清，靠的正是“发人隐私，无所不中”，于不动声色中掌握并揭穿他人的秘密，要比什么和亡妻说话之类更震撼人心，更让人感到天父——或者干脆说东王——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能力卓越、且对上帝教神话丝毫不感兴趣的石达开，每次听到“天父下凡”都惶遽流汗，其它人的敬畏可想而知。
周锡能案件，杨秀清直到处死周氏一行、全家，并处分了朱锡锟、黄文安后4天，才汇报给洪秀全，这是个不引人瞩目、但十分微妙的转折点，自那以后，洪秀全很少再贴出“岳飞五百破十万”的诏书、布告号令全军内外，取而代之的是杨秀清、萧朝贵连衔发布的诰谕，连远在广东、上海的天地会众，都知道太平军中有个东王，而相距咫尺的清方将领，居然连洪秀全是否真有其人都难下结论。
耳目立下头功，让杨秀清顺利架空了洪秀全，并不动声色地夺取了太平天国的对外话语权。
应该说，杨秀清的“嘴巴”威力十足，不亚于他的耳目。
从永安开始，他沿途散布和萧朝贵连衔的三篇檄文。这些檄文宗教色彩淡薄，着重宣传民族大义、气节，揭露满清入关后屠杀汉族民众的暴行，和横征暴敛、贪污腐败的实迹，在民族情绪浓厚的南中国，起到了强烈的感染作用，太平军出广西后如鱼入海，发展迅猛，这张“嘴巴”功不可没；杨秀清虽大字一个不识，却非常注重檄文的针对性，在永安时，清军动员团练助战，其中有许多投降的天地会众，他就以“洪门歃血”指责对方不顾大义，“反颜事仇”，激劝他们反戈一击；当太平军进入湖南，当地天地会众群起相应，檄文里指责天地会的词句就被删除干净，代之以号召“一切中国人民”推翻满清的言语。这些言辞朴实响亮，绝非洪秀全不近人情、晦涩难懂的“天话”，或洪仁玕纸上谈兵、以封官发财相诱惑的空谈所能比拟。
有了耳目、嘴巴，就要有心腹。杨秀清并没有将那些“杨家将”派出去，而是利用自己的耳聪目明，耐心发掘、大胆提拔了一大批猛将，细心的人可以发现，杨秀清主事前后，太平军中的主战将领有了很大变化，紫荆山时期经常打头阵的韦家子侄直到几年后才重新活跃，早期仅有的5个军长也被先后闲置，惯打头阵、为占领永安立下头功的罗大纲此后渐渐变成偏师，而李开芳、林凤祥、吉文元、曾水源等人地位上升；在王爵当中，曾经被称为“最勇”的韦昌辉变成朝臣，此前打头阵不多的萧朝贵、石达开冲上一线，并很快享有了“猛将”的威名。在进军江南及此后的征战中，许多后期知名的大将，如李秀成、陈玉成、吴如孝、陈坤书、胡鼎文、林启容、唐正财等，都先后被从基层提拔起来，像李秀成被提拔为军帅前不过是圣兵，林启容被重用前只是牌刀手，陈玉成还是未成年的牌尾，唐正财被任命为水营主将前则是个半路加盟的木材商人，基层官兵有才能会被赏识、被破格提拔，有功劳会被重赏，原先以家族、地域为纽带组建的太平军，很快变成了一支各级将领都由杨秀清提拔任命的军队，从这时起直到他被杀，诸王都不再固定指挥自己家族的军队，如韦昌辉的弟弟韦俊经常受石达开指挥，而石达开的堂兄石祥祯又曾受韦昌辉指挥，这种安排在把太平军锻造成一支“中央军”的同时，也同时悄悄将之变成了“杨家军”。
自永安到南京，其间仅仅11个月，杨秀清在太平天国的权势却一步步达到顶峰，洪秀全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最终到了只在本章上批“勤理天事就是朝见”，除了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和秦日纲不见朝臣，除非杨秀清批注不看奏章的地步，关键的关键，在于他让太平军上下见识到自己过人的头脑。
最初洪秀全的战略目标，仅仅是“个个保全”，他心目中的首都是小小的永安城，国土是永安周围一个里、70多个村，400平方华里，后来冲出永安，他和冯云山所能想到的，也就是胜则定都桂林，败则走昭平、梧州“投英吉利国”，也就是到广东寻求西洋教会的帮助，而杨秀清很早就提出“舍粤不顾”，进取天地会势力强大的湖南；长沙久攻不下，就果断转战益阳；在益阳、岳州夺取大量船只，就立即改变东进计划，顺洞庭、长江进攻武昌，准备直取中原，“以河南为家”；攻下第一座省城武昌后又力排众议，利用船只和长江的便利，在一个月内疾行1800里，夺取了江南名城南京，让原本虚无缥缈的“小天堂”，在这样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古都“落地”，所有这一切，几乎都出于他一个人的谋略，10多年后，在酷暑中带着遍体鳞伤，坐在囚笼里写供词的李秀成回顾至此，不由写下“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的由衷感叹。

人情、宽严、公平与不公平

前面说过，杨秀清在当烧炭工时是个豪爽慷慨的人，手握大权后，他也经常表现出很近人情的一面。
1853年太平军进入天京后，扫北、西征，外加天京、镇江、瓜洲三地坚守，军情复杂繁重；太平军从流动作战转为定都立业，政务繁琐，百废待兴，这些事务，加上立法、人事等大权，都掌握在他一人手中，洪秀全除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宗教，就只管在他拟定的各项议程报告上加盖刻着“旨准”两字的木印。为了应付如此纷繁的事务，他的府中雇佣了许多“先生”，这些“先生”多数是江南文化人，对不通文墨且满口客家话的杨秀清经常忍不住失笑，对此杨秀清颇为宽容，常向他们坦然解释自己的寒微出身，并劝“先生莫笑，慢慢读来，自会晓得”；洪秀全性情暴躁，不让家属探望后宫，经常对“娘娘”、“女官”打骂虐待，杨秀清就借天父下凡，劝洪秀全善待她们，特别强调不要用靴尖“踢击”有身孕的“娘娘”；前面提到的唐正财和韦昌辉心腹张子朋不合，后者仗着资格老、功劳大欺凌水营，清方间谍张继庚趁机散布“东王待广西人厚湖南人薄”的谣言，一时间湖南人居多的水营人心惶惶，杨秀清得知后严厉处分韦昌辉、张子朋，对唐正财好言安慰，破格提拔，很快稳住了水营人心；他还在颁发的《行军总要》里关照各级官员不要打断下属的发言，军官在夜间应把棉衣借给放哨士兵等，在大事小情上显得细致入微。
但在有的地方，他却显得非常不近人情。
在武昌时，首领们对下一步进军方向争议不绝，由于洪秀全有意北上，杨秀清见附和者众多，自己争辩不过，就索性来个“天父主张”，强行通过自己意见；定都天京后他坚持“分营”，让城中军民人等大小官员夫妇分居，偌大太平天国，只有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5人可以夫妻团聚，且更能坐拥众多妻妾，这种做法非但不公平、不人道，也经常成为清方攻讦的口实，杨秀清却一面坦承民间、军中有“财务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的、“至今未息”的“嗟怨”，一面顽固坚持这种越来越坚持不下去的制度，直到连自己的表哥、贵为镇国侯的卢显拔也忍不住和妻子幽会，许多广西老兄弟也因不满而逃亡时，他才在1854年9月29日托天父之口“铺排一干小弟小妹成家”，此时距离定都，已经过去一年半了。
杨秀清为人是宽是严？
《武昌纪事》里说他最喜欢“抚爱伙党”，对有才能、有功劳的人不吝重赏，《贼情汇纂》里也说，立大功的将士有“朝为散卒，暮擢方面”的；他虽然军纪严厉，对于犯错误、打败仗的将士不管资格多老，该罚该贬，毫不留情，燕王秦日纲，名将林启容、曾天浩，重臣黄期升都曾被贬为奴，但一般而言，只要的确有能力，总会留出一线出路，那些被贬的大臣大多很快复出，或者带着“奴”的名头继续工作。
有些“问题干部”如果能力很强，他又自认为可以驾驭，仍会大胆使用，像守朝阳门的将军陈桂堂，因为自感功大赏薄，就私通清军内应，事泄后杨秀清认为自己的确用人不当，并未处死陈桂堂，不久便让他复出，陈桂堂感激涕零，后来屡建功勋，升任指挥。
但有时他的严酷苛刻，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他让石凤魁、杨再兴守武昌城，石是主将，不听杨的谏言一意孤行，结果丢了城池；杨不但屡次规劝，还浴血奋战，救出石凤魁，全军突围成功，杨秀清却不分青红皂白，下令将两人一并处死，连《贼情汇纂》的作者都为杨再兴抱不平；黄仕珍、萧志圣两个参护（警卫），只不过犯了没能及时传召某个东王亲戚“亲带灵丹过府”的错误，就被分别斩首、关押。
最极端的案例，莫过于“同庚叔事件”：有一次杨秀清的同庚叔路过顶天侯秦日纲的府邸，秦日纲的车夫一时忘记起立，同庚叔觉得受到冒犯，就痛打车夫200鞭，然后闯进府邸，揪着贵为侯爵的秦日纲，一起去主管刑案的卫国侯黄玉琨处，逼着黄玉琨杖责车夫。黄玉琨根据杨秀清自己奏请颁布的刑律，认为车夫的罪过根本不够200鞭，既然打都打了，也就不能再杖责。没想到这同庚叔一听便火了，居然掀翻刑堂办公桌，跑去杨秀清府上把两位侯爵都参了一本。杨秀清偏听偏信，居然下令拘捕秉公执法的黄玉琨，结果闹出黄玉琨、秦日纲和朝官领袖、佐天侯陈承鎔“三侯爵辞职”的大事件，自感颜面无光的杨秀清恼羞成怒，竟分别打了三位侯爵100、200和300板子，把那个倒霉的车夫五马分尸。
很显然，杨秀清在多数时候表现得比较通情达理，严中有宽，但他大权在手，乾纲独运，喜欢用严刑峻法体现威严，又不愿听别人意见，一些判决就显得草率粗疏、随心所欲。不仅如此，越到后来，他越担心大权旁落，对那些看上去可能冒犯东王权威的小事，总会火冒三丈，给出令人咋舌的重刑；此外，他对洪秀全也时刻提防，惟恐后者抢回权力，因此有时会故意借刑案出洪秀全的洋相，时人记载说，有时候他会抱着案件卷宗给洪秀全过目，征求意见，洪秀全只要说杀，他就故意不杀，洪秀全说不杀就故意杀掉，有时候明明是他上了奏章，请求洪秀全批准处死某人，洪秀全大印一盖——旨准，他拿回东王府，往床上一躺，来个“天父下凡”，再把人给放了。说到底，一个刑律任意的政权，所谓宽严，无非是为权力服务的。
不论清方或太平天国人士，许多人都认为，杨秀清办事比较公平，自己的亲信、亲属犯错一样严惩不贷，外人立功也照样提拔重用，《贼情汇纂》和李秀成口供都将他的用人公平，当做太平天国前期士气高昂、人心稳固的一大重要因素。
不过他的公平也是相对而言，私心是每个人都有的。
他的“杨家将”在他在位期间很少出战，也没有当大官的，但这与其说是“严格要求家属”，还不如说他不放心自己安全，要安排这些“自家人”看家护院，到了1856年夏天，清朝的江南、江北大营被打破，他的权力达到巅峰后，便放心大胆地把“杨家将”们放到各地带兵。
至于他的亲戚熟人，当大官的就多了，卢显拔是他表哥，李俊良是他的“私人医生”，这二位都当了前期总数不到20个侯爵，比罗大纲、曾天养这样的大将地位还高，侯爵中属于他“自己人”的还有姐夫黄维江，幕僚亲信傅学贤、刘绍廷、吉成子，他的外甥陈得隆、陈得桂，也都提拔得飞快。
隋朝大将、权臣杨素为人残忍，经常对有错的部下处以极刑，也喜欢任用亲戚、熟人，但部下一旦立功，总能很快得到提拔、重用，因此许多有才能的将士尽管战战兢兢，却都愿意归属杨素部下，正是因为杨素虽然也苛刻、也偏私，却终究还能知人善任，给人才一条出路。杨秀清生前能驾驭对他既怕又恨的一大批悍将，死后还得到后来执政者洪仁玕、李秀成等的缅怀、羡慕，奥妙正在于此，和只信任洪家人、贤愚不分、滥封官爵的洪秀全相比，杨秀清的严苛也好，偏心也罢，又算得了什么？

精明与笨拙超前与落后

在太平天国最强盛的时候，许多同时代的清方官员、文人都不约而同指出，杨秀清才是太平军的主心骨，只要除掉他，大事就基本定局了。
李秀成说他“事事严整”，洪仁玕也叹服他“令行禁止”，尽管太平军出自广西，在富庶的江南初来乍到，又面临着纵横几千里战线上的生死搏杀，和人事、民政、经济等各方面的千头万绪，而几乎所有事务，都要汇总到他的东殿来。他拥有一个庞大的幕僚班子，仅六部尚书就有72人之多，在他们之上还有以“侯相”身份理事的大臣，他们之下则有承宣和五花八门的职同官，每个人担负一个方面的职责，而杨秀清则要总览全局，并及时发出指令。
从保留下的材料看，他的反应速度是很快的：1854年，燕王秦日纲巡察湖北河道，半途得知武昌失守，湘军即将东下，便在天险田家镇、半壁山驻守，并向杨秀清汇报军情，这年天历十月十六日，他接到杨秀清派人溯江送来的“能上水木牌”，这种木牌安放炮位后可以在峡口扼守，在此后的半壁山、湖口等水战中均发挥重要作用。从文书上看，秦日纲九月二十六日抵达田家镇，而杨秀清的木牌在九月十五日即已发出，比前线的秦日纲反应还快了11天，正是这一“快”，让这艘行动迟缓的木牌在十月初六日便已到位，等湘军水师抵达峡口时，秦日纲不但已武装好天京送来的木牌，而且又照样仿制了三座。
杨秀清从未直接指挥过任何一个战役，但他的战略眼光却十分敏锐。当扫北战争失利、西征军又在湖北、安徽陷入拉锯战，天京、镇江、瓜洲三处被围时，他清晰地意识到，惟有收缩兵力，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才有望扭转战局，而唯一可以抽调成建制机动兵力的战场，只有以安庆为核心的皖北，和已攻下八府四十二县、又收编大量“花旗”的江西，于是他先抽调皖北陈玉成、李秀成、涂振兴、陈仕章、周胜坤5丞相部救援镇江，又随后密令石达开部自江西回援天京。当5丞相在秦日纲率领下转战江南、江北，先后解了镇江、瓜洲之围，击破江北大营，消灭清军吉尔杭阿部，疲惫不堪地回到南京东郊，请求进城休整时，他意识到清军主力——江南大营兵力已被分散，便果断严令“不破大营不许进城”，最终激发出秦日纲部的战斗力，在已赶到天京南郊的石达开部策应下，一举击破江南大营，逼死清军主将向荣，创造了太平天国军事巅峰。
太平天国最为人诟病的政策，是焚毁书籍、否定古代文化、历史的宗教极端政策，推行这一政策最力的，则是以教主自居的洪秀全本人。与书生出身的洪秀全相比，目不识丁的杨秀清却懂得文化的重要性，据《楚寇纪略》记载称，他在武昌曾“具衣冠谒圣”，通过拜祭孔庙约束太平军的焚书行为，虽然无旁证佐证，但事实上在太平军自广西转战至武昌的几千里征途中，其它庙宇、佛像毁灭无数，证实确系被太平军焚毁的文庙则只有被清军据作据点的郴州文庙一座。到了天京，洪秀全的宗教极端思想恶性膨胀，不但删去自己著作中的儒家章句，禁止阅读十三经等儒家经典和各种经史子集，甚至连唐太宗、明太祖这样的古代帝王，都要贬称为“侯”，对此杨秀清不以为然，甲寅四（1854）年正月廿七日，他托天父下凡，和东殿女簿书、才女付善祥合演了一出精彩的双簧，上帝教的天父口念“自古英雄不得除，流传全靠笥中书”，并通过同为读书人的女官伏善祥之口，称“名载简编，不与草木同腐，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彰”，迫使洪秀全取消读书藏书禁令，并成立“删书衙”，声称要将古书删改后出版。虽然由于洪秀全心里不服，“删书出版”成了太平天国著名的烂尾工程，11年的光景仅删出一本《武略》来，但杨秀清的高瞻远瞩，与洪秀全的偏执激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谓高下立判。更难得的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杨秀清在劝阻洪秀全全盘否定古人和古代典籍文化时，居然可以引经据典，说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礼记.中庸》）和“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第一》），着实令人惊叹不已，读书人出身的张谦、钟万智，金陵才女伏善祥乐于为这位“乡巴佬”效力，甚至牺牲生命，并非没有原因。
在内政方面，杨秀清也颇具变通之才。初到金陵，太平天国推出《待百姓条例》，根据《圣经》里关于古代基督教会的条规记载，规定“不要钱粮”、“一切所得皆归上帝”，打算实行土地、财产集中的制度，当他发现“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时，就果断和韦昌辉、石达开连衔上奏，改为“照旧交粮纳税”的传统轻徭薄赋政策；他派军西征，初衷仅仅是“惊走妖魔（清军），取来粮米”，为天京、镇江、扬州等地军民征集粮食、军需，因此最初只派出赖汉英部千余人，但当西征军所向披靡，安徽、江西、湖北郡县纷纷易手，他即刻改变战略，增派石祥祯、曾天养、胡以晄、林启容、韦俊等名将扩大战果，并建立起成片较稳固的占领区，成为中后期太平天国得以持久支持、转危为安的坚实基础。对于清方间谍的各种计谋，他也能及时醒悟，时人张晓秋记载，清方忌惮大将罗大纲的威名，曾使用反间计，想借杨秀清之手除掉这个“巨寇”，结果被杨秀清识破；清方最出色、最坚定的谍报人员张继庚被捕后，故意诬陷许多太平天国忠实官员，称他们是自己同谋，试图拉人陪葬，杨秀清虽然一开始中计，但很快醒悟，表示“哪有老兄弟都是反贼，新兄弟反倒没有同谋的道理”，下令不再追问口供，将张继庚迅速处死。
杨秀清并非不会犯错，定都天京后他置城外的向荣追兵于不顾，将最精锐的两万大军投入“扫北”攻打北京的自杀之役，导致西征兵力匮乏，天京周围陷入苦战，而扫北军也全军覆没；西征攻下汉口、汉阳后未能查明武昌城内空虚的实情，任由攻城部队在城外徘徊数月，给了湘军以从容编组、荆州清军从容布防的机会。但他往往能从失误中汲取教训，并尽力予以补救，因此在1856年前、即他本人主政期间，太平军虽然叠有兴屈，但总的态势却是向上的。
不过在某些方面，杨秀清却显得笨拙、粗暴。
武昌是太平军攻下的第一座省城，破城之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和此前守城的清兵形成鲜明对比，令大多数城中百姓感到安心，在杨秀清“纳贡即安民”的告示感召下，纷纷“进贡”换取太平军执照，社会秩序得到稳定。但不久后太平军弃城东下，杨秀清竟自食其言，逼迫全城百姓入营登舟，拆散家庭，编入男营、女营，财物则归入圣库一并运走，让偌大一座武昌城成为空城，这些被强迫随营的百姓并无战斗力，其中的老弱妇孺到天京后更成为重大负担，导致粮食匮乏，迫使太平军不得不经常为粮食而战，他们中的不少人很快逃亡，一些妇孺则在后来的拉锯战中被杨秀清无奈地借口“出城割稻”，变相赶出城外，这等于默认了自己当初的失策，这种做法对充实国力无补，却足以损害太平天国的声誉，实在是愚不可及。
在天京、镇江和太平军长期据守的城市，他都下令在城中禁绝商业，把商人赶到城外的“买卖街”，同时将城中男女老幼都编入不同的营，分别充当军人、杂役，或在各种作坊工作，城中工商业都被收归国有，甚至连茶馆、菜园也不例外。很显然，出身广西山区的杨秀清既无能力、也不耐烦处理江南繁琐的城市庶务，仅以军事需要和管理方便为出发点，把“南京城变成一座大军营”（英国使者包令的话）。当然，这种做法在军事上确实取得了一些便利，比如天京城，直到最后关头奸细、内应也未发挥预期作用，但对于一个想“争中国全图”的新兴王朝而言，在文物昌盛、工商业发达的锦绣江南如此暴殄天物，实在是得不偿失。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一下著名的定都之争了。
1853年初，太平军在武昌讨论下一步去向，洪秀全打算进取河南，杨秀清力排众议，率领全军沿江东下攻取南京。但直到这时，洪秀全还是打算分兵镇守江南，自己仍要迁都河南，杨秀清听从一名老水手建议，以“河南水小而无粮”为由否决迁都计划，将首都定在南京，并组织学者出版《建天京于金陵论》文集，力图以此彻底压倒定都问题上的其它意见。
不少著名学者，如简又文先生、王庆成先生等均认为此举是失策，理由是当时清朝部署未定，北方空虚，太平军应“取一城即弃一城”直取北京，或分兵守江南，以主力进取中原，并认为东王定都南京的意见占据上风后，太平军的战略态势因此趋向保守，失去了与清廷争天下的勇气与决心。
但事实上，太平军并未因定都金陵，而失去对北中国的关注，扫北的两万人的从客观上看的确不足以致清廷于死地，但却已是太平军最精锐的部队，全部九个军都是编号5以内的老部队，统兵主将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占了当时全部六名正副丞相的一半。当时太平军从偏远山区一路打到东南大邑，尤其自武昌至金陵的几千里征途简直势不可挡，对于经验缺乏、阅历不丰的起事农民、包括杨秀清而言，由此引起对敌我力量对比判断不明，并产生轻敌急躁情绪，是非常正常的，但不能因此指责他们忽视北中国而偏安东南。
扫北失败后太平军也并非就此失去争衡全国的信心。“誓屠八旗以安九有”、“与该清争天下”之类词句，在各级天国官员的对内对外文书布告中屡见不鲜；洪仁玕初到天京不久便连衔发布《诛妖檄文》，并自拟北伐文稿，以出师扫北，消灭清廷相鼓呼；天王本人在答复欲与其平分疆土的外国冒险家时也明白地说，“我争中国，欲想全图”，1860年并曾命忠王等出师扫北，直至壬戌十二年湘军兵临雨花台，还强令忠王“进北攻南”、争夺北方；甚至天京陷落之后，退到福建南阳乡的汪海洋余部，也仍然在壁上大书“陈谭胡廖定灭清”。虽然这些北进的想法未必现实，有些甚至是完全错误并给天国带来重大损失的部署，但这足以表明，上至天王，下至普通官兵，并未因定都天京而抛弃与清廷争天下的理想。
不仅如此，占领南京后，不论流动作战或分军镇守江南，“取河南为业”，都有其难以克服的困难。
太平军占金陵后号称百万，战兵不过十万多，精锐更少，如分军镇守，北上主力最多八九万，在江南留兵太多则主力单薄，留兵太少则后方不稳。历史上农民军北伐，分兵留守者多不能持久，如卢循攻建康，而大本营广州为晋水师袭夺；黄巢攻长安，留守岭南的鲁景仁只能守住一座连州城，太平军如果分兵，很难不蹈前人覆辙。
那么全军北上，流动作战又如何？
事实上，扫北军以单薄的兵力一路打到天津，有其特别的条件，即这数万人马都是久经战阵的选锋锐卒，战斗力较强，且无眷属拖累，骨干官兵家小都在相对安全的天京，将士无后顾之忧，进退转战都十分灵活便捷；倘若全军北进，势必扶老携幼，拖上坛坛罐罐，人员虽多，反倒失去了战略上应有的机动性、灵活性。太平军自金田至永安，从蓑衣渡到郴州，屡屡盘桓打圈，束手束脚，正是吃了这个“全军行动”的亏，而从武昌到金陵的神速进兵，则因为有万里长江，千艘船只，可以安顿妇孺辎重，且可轮流修整兵士以保持其精力，这才大大提高了老幼相杂数十万的太平军的进军效率。而全军北上中原，就得不到水运便利，再想重复上述奇迹，几乎是不可能的。
还有便是粮食问题。
杨秀清顾虑“水小而无粮”是不无道理的。淮北、河南，当时地瘠人多，粮食本已不敷食用，因此才到处有“打粮”的捻子、幅党。自元初汴水湮塞后，漕运断绝，仅凭陆运，是无法解决数十万兵民妇孺的温饱问题的——事实上大得舟楫之便、广略湖广江南鱼米之乡的天京军民，还时或弄到吃粥的窘境，何况“取河南为家”呢？
必须看到，始终坚持迁都河南的天王，其决心系建立在“天父天兄佑护”的基础上，而非建立在对局势和战局的理性分析基础上——这是这位“睡稳都坐得江山”，身居宫中不出，不喜庶政的真命天子所不屑为的。这样作出的决策难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危险性。杨秀清是太平天国实际上的当家人，当然不能像洪秀全教主那样，整天像天父天兄要答案，要知道，整个太平天国最明白“天父圣旨”是怎么一回事的，也就是他杨秀清了。
还有人认为，定都天京导致太平军内部矛盾激化，上层生活腐败，并最后导致天京事变的惨祸。但这些都是领袖们因胜利冲昏头脑和私心作祟所致，与定都本身并无关系。定都天京，同样可以如刘邦、朱元璋那样选择正确的战略措施，最终取得全国胜利；全军北上，也同样有可能像杜洛周、翟让那样发生火并和内讧，而且，倘1856年那样的火并不是发生在设防严密的天京城内，而是在流动作战的战场上，损失只会更大，太平天国政权本身也很可能无法象后来那样，在天京事变后仍维持长达八年之久。
由此可见，尽管定都天京后，包括杨秀清在内的太平天国领袖们犯了一个又一个错误，最终葬送了大好局面，但这并非定都本身的错误，仅就定都这个问题而言，杨秀清的抉择无疑高过洪秀全一筹。

矛盾的混合体

罗尔纲先生曾经批评杨秀清任人唯亲，理由是封官不公平，早期有案底可查的侯爵，连追封的在内也才19位，其中就有他的亲戚卢贤拔、姐夫黄维江、外甥女婿林大基、私人医生李俊良，以及亲信傅学贤、吉成子，所谓“东党”竟占了1/4强，此外，他的属官李寿春、侯谦芳、林锡保不过是检点或职同检点的半大官儿，却把持朝政，能让比他们官大得多的侯爵、丞相，甚至几位王爷心惊肉跳。
不过说杨秀清用人公道的声音也很多，李秀成和洪仁玕可谓不折不扣的政敌，在很多大是大非问题上意见完全不合拍，但对杨秀清的用人却异口同声地认同，李秀成把杨秀清的用人和洪秀全的乱封相对比，得出前者“人心服”的结论，而洪仁玕则在批评滥封官爵现象时感慨杨秀清时代的“令行禁止”。不仅他们，清方的张德坚也在《贼情汇纂》中承认，杨秀清善于选拔“有才能可任使者”，并且“以恩结之”，善于“笼络人心”。
应该说杨秀清的确是有些私心的，或者干脆说，在封建时代但凡用人者都有私心，关键在于，杨秀清对“自己人”的照顾、偏私，还是有一定分寸，所提拔、任用的方面大员，还是更多以能力、资历等方面考量为主。比如他并不愿意石达开在安徽、江西待得太久，但接替石达开的秦日纲、韦昌辉也并不是自己的私党，而是在资历上比石达开略低或略高的人物，至少从表面上看是正常人事安排，且被顶替的石达开仍然在其它方面获得重用；有时他在处理案件时对自己人偏心眼，听到闲言碎语后会及时补救，比如1854年初，卢贤拔和陈宗扬两人因和妻子同房、违反杨秀清的夫妻分居令而双双被捕，结果陈宗扬夫妇被处死，而卢贤拔仅仅革职，大约引来不少议论，杨秀清就在17天后托天父下凡，让女官当众打了自己50大板。虽然女官的力气和胆子大约都很小，这50大板估计连红肿的效果也未必有，但能作出这样的反省姿态，还是很不容易的，比洪秀全的“只有臣错无主错”强多了。更何况，倘撇开“夫妇同居算不算犯罪”这个大前提不论，卢贤拔仅仅和妻子偷偷约会了几回，而陈宗扬夫妇为了瞒天过海，居然想诱奸发现他们底细的另一女官，处罚有轻有重，也不能完全说就是偏私。
不仅如此，有些偏心眼是体制使然，不能全算杨秀清的错。比如封侯，黄维江、林大基这些人爬到罗大纲他们头顶上固然很可笑，但卢贤拔这个冯云山“制礼作乐”的第一助手封侯，原本就名至实归；李俊良在定都天京后固然成了“东王医务办”的负责人，但他的资历却特别老，早在金田起义之初、太平军只有5个军时，他就是排名第一的中军军长，这最早的5个军长目前有姓名可查的有4个，除了后军长黄成德早在广西时就病死外，另外两位即左军长曾锦谦、右军长朱锡锟都封了侯爵，从这点上讲，封李俊良为侯爵，也算不得太说不过去。再说他重用东殿属官管理朝政，让这些人凌驾于王侯将相之上，固然有很多弊端，但根本原因，却是太平天国早期的朝政实际掌握在东王手中，洪秀全不亲自处理政务，因此东王府的六部就成了实际朝政处理部门，六部尚书、东殿承宣等属官当然也就能在朝务上发号施令了。不过这仅限于中枢朝政，一旦“外放”，东殿属官的特权就比不过传统的上下级关系，像厨子出身的东殿户部二尚书侯裕宽，1854年出巡安徽、湖北，就要服从秦日纲、石达开的指挥，黄文金、胡鼎文、涂振兴等东殿承宣出兵安徽、江西时，也要接受胡以晄、石达开、秦日纲等人的调遣，在天京城“锻炼周求”、威风八面的殿左一检点林锡保，外放后只能指挥江西小池口守军的一部，和那些已经排到36名老编制之外的新检点别无二致。他们这些人中有的固然是在杨秀清失势后外放，更多（如侯裕宽、黄文金）却是在东王号令全国时出任方面，但并没有获得特别权威，可见杨秀清的“重用属官”，在很大程度上是“东王负责制”的体制使然。
杨秀清之所以能够让洪秀全以下的太平天国各色人物敬畏、害怕，天父下凡只是一个表象，毕竟广西这个傩术大世界里，有这项特长的人不计其数，何况前面说过，论跳大神的专业水准，杨秀清比萧朝贵差远了，他的专才不在于会扮演天父，而在于会让天父说出别人心中的大小秘密，而且“炯人隐私，无所不中”，周锡能事件被“天父”侦破曝光后，不但众兵将齐声赞颂“天父皇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连即将被处死的周锡能妻子蔡晚妹都叹息“今日真是天做事”——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仿佛真的用一双万能的眼睛24小时顶住你的“天父”，能不让人敬畏么？
他能做到这点，靠得当然不是什么神力，而是耳目和间谍，按照张德坚的说法是“多任心腹，密布私人，罗察群下”，正因为有这个庞大细致的间谍网，他才能随时掌握朝中、军中的蛛丝马迹，然后或者抬出“天父”，或者直接用东王的权威及时作出反应。这种“耳目”针对的不仅仅是军政大事，有时甚至是极小的事情，比如曾是他心腹的李寿春、曾水源，就是在私下听见一个女官发牢骚说“若是东王升天，尔们为官的都难了”，既没有反驳也没有报告，被耳目汇报后，最终被“天父”弄到“大天堂”去享福的。
这种琐屑、隐秘的私人谍报系统，优点是信息又多又快，可以让杨秀清迅速作出应对，及时消灭威胁和隐患。他在韦昌辉部将张子朋激怒水营，“人心欲散”后迅速公开杖责张子朋和韦昌辉，加封水营主将唐正财，确保水军不生变，以及前面提到的卢贤拔事件，都体现了谍报体系的价值，周锡能事件虽然疑点重重，水分很多，但也的确在很长时间里震慑了太平军将士。
但私人谍报体系最大的副作用是“信息泛滥”，上传的消息大多是“小道消息”，真伪丛杂，其中还有些是清方故意散布的，由于是秘密系统，是真是伪，就全靠杨秀清一人判断，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出问题。比如天京城里最大的清方间谍案——张继庚案侦破后，张继庚本人故意指认大批“广西老贼”为同伙，清方也成心半遮半掩混淆视听，不得要领的杨秀清最终大开杀戒，将张继庚和许多“死党”不分青红皂白一并处死，等省悟“岂有谋反者尽老兄弟”时，许多不该杀的人早已人头落地。据当时在天京城里的张晓秋记载，就连名将罗大纲，也差点因为这套谍报系统的弊端，成为清方反间计的牺牲品，好在这回杨秀清算是及时醒过味来。
写到这，就不能不问一个很纠结的问题——杨秀清的人缘到底如何？若说人缘不好，何以那么多彼此不对付的太平天国大人物，到后来异口同声地怀念他，甚至连置他于死地的洪秀全也不例外？若说人缘好，何以洪秀全要杀他，那么多一直受他节制的文武大员居然一起赞同（至少不反对），他最仰赖的谍报系统，不但未察觉对方如此大规模的密谋，甚至连韦昌辉、秦日纲带兵进城这么要紧的信息，都没能及时反馈？
隋朝的权臣、大将杨素为人严厉，手下将士犯哪怕一点小错都会遭到严惩，甚至惹来杀身大祸，但只要立功，就能获得破格重用，不会被官僚体系或皇帝近臣压制、埋没，因此许多有才能的人一面提心吊胆，一面却争着要往杨素身边凑合，奥妙就在“信赏必罚，人尽其才”八个字上，杨秀清让人又怕又敬，关键同样在这里。
但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获得他人的敬重、害怕，却很难得到上级由衷信任，和下级的亲近，春秋时代的失败政客狐射姑就曾经评论他的政敌赵盾，说这位老兄像夏天的太阳，虽然光芒四射，但大家都给晒得恨不能躲开，隋炀帝杨广也在杨素死后直言不讳，说如果这位权臣多活几年，自己恐怕不得不动杀机。杨秀清不但像赵盾、杨素那样把持朝政、独揽大权，而且还装神弄鬼，经常扮演洪秀全的爸爸，《贼情汇纂》、《金陵杂记》、《金陵癸甲纪事略》这些在天京事变发生前就写成的书里，作者都看出杨秀清威胁到洪秀全的地位，甚至连1855年一位在伦敦图书馆里翻阅《太平礼制》的无名华人读者都看得出，当事人洪秀全又不是真的木偶或傻子，能看不出么？杨秀清高高在上，恩威莫测，身边人就算是能力突出的石达开，听见“天父下凡”都要惶恐流汗，既不知道自己哪些隐私被杨秀清察觉，也不知道哪些明明不靠谱的小道消息被杨秀清采信，更不知道“天父下凡”对自己是福是祸，少开口、多点头就成了自保的本能做法，再加上“君君臣臣”的传统，可以说，一旦洪秀全动了杀机，而杨秀清却没有，天京事变的结果几乎是注定的。
然而一旦太阳陨落，寒冷和黑暗又会让已不再恐惧“天父惩罚”的人们重新怀念起阳光的温暖来。李秀成在8年后仍然怀念杨秀清不已，但倘杨秀清真的活到1864年，他恐怕会是另一种说辞。甚至洪秀全也不例外，他要杀杨秀清是真的，但杀过之后又要缅怀、纪念，也不完全是政治权术，“尔我非东王不能至此”，应该就是句发自肺腑的大实话——虽然杨秀清活着让他很别扭，但杨秀清真的没了，面对内外交困的惨淡局面，却着实让手忙脚乱的“专制的天王”觉着很辛苦。

1856年的那些事

不论对于太平天国或杨秀清而言，1856年——或者咸丰六年、太平天国丙辰六年，都是充满了戏剧性和转折点的一年，是盛极而衰、大喜大悲的一年。
这年开始的时候，太平天国的形势还比较微妙：扫北军早已覆灭，消灭清朝暂时已不可能；安徽战成相持局面，安庆固若金汤，但芜湖久攻不克，庐州（合肥）得而复失；湘军水师因一年前的湖口之败，被切割成长江、内湖两部分，元气大伤，但太平军水师先后损失近万艘船只，补给困难，江面优势已被从广东增援来的清朝红单船水师夺取；江西形势喜人，翼王石达开夺取8府42州县，收编了几万精锐的天地会“花旗”，把曾国藩团团围困在南昌，但湖北却被反攻的湘军胡林翼部占了上风，武汉三镇渐渐又成了孤城；在天京周围，上海的小刀会已经失败，扬州也丢了很久，镇江、瓜洲被清军团团围困，甚至天京城本身，也被江南、江北两座大营包围着。
出现如此胶着的战局，关键在于双方都难以在任何一个战场集中足以彻底压倒对方的绝对优势兵力，不得不在每个战场不死不活地对耗。相对于清方，基本处于内线作战状态的太平军显然更被动，因为后者显然更难聚拢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机动部队，投入到最关键的战场，从而打破力量平衡。
然而在1856年初，杨秀清似乎找到了这支机动部队，也找到了投放这支机动部队的切入点。
这支部队便是在皖北地区活动的陈玉成、李秀成、涂振兴、陈仕章、周胜坤部，这5人都是自1853年定都后，经历多次战役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战将，所率领的部队是太平军中较有战斗力的，又汇合了刚刚投奔归附的原捻军李昭寿部，这支捻军军纪不佳，但战斗力是很强悍的。当时清方估计，这些太平军集结在皖北，是为了收复庐州，不能说杨秀清一开始没有这样的想法，但随着战局演变，他开始为这支难得的机动部队寻找更合适的战场：镇江。
尽管庐州也很重要，但攻打庐州，只能调动安徽、河南地方军，和一部分江北大营的人马；与之相比，镇江和江北的瓜洲是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也是天京的东大门，对清、太双方都关系重大，这座城原本由罗大纲驻守，但主力已被抽调反攻芜湖，他本人也受伤不治，只剩下吴如孝所率领的少量人马死守，被从上海凯旋的清江苏巡抚吉尔杭阿部会同江南大营援兵围得水泄不通，如果不增援，陷落只是时间问题。但正因此地至关重要，一旦太平军有大动作，清江南、江北大营势必连动，届时就极可能出现有利于太平军的战机。
1856年2月，皖北太平军悄悄从天京以西江面渡江，经栖霞、龙潭，绕过天京城和江南大营，直奔镇江杀去。这支人马的5员将领都是丞相，其级别已经超过扫北军（3丞相1检点）和扫北援军（3丞相），不仅如此，杨秀清还特意派出刚刚复职的顶天燕秦日纲统一指挥，可以说，这是定都天京以来，太平军在一个战役方向所派出的最强大阵容。
如此浩大的阵势，清方自然不敢怠慢，原本围攻镇江的副帅余万清撤围堵截，江南大营头号悍将张国梁也从东路追堵，两支生力军在句容仓头、下蜀、高资等地苦斗一个多月，最终靠着陈玉成单舟冲入镇江，太平军内外夹攻，击破了围城的吉尔杭阿，并打退了增援的张国梁部。
接下来的一步出乎所有清方将领的意外：太平军并没有凯旋，也没有扫荡镇江外围残敌，而是径直渡过长江，在太平军江北唯一据点——瓜洲登陆，然后杀向清江北大营驻地扬州，措手不及的江北大营主将托明阿连吃两个大败仗，不得不丢掉扬州城和土桥、三汊河两个经营多年的据点，向西南溃退到蒋王庙一带。
太平军打败吉尔杭阿、张国梁是4月2日，当夜就渡江，3日破土桥，5日破扬州，很显然，这是杨秀清早就筹划好的战役，否则兵力调度、船只准备，都不可能如此得心应手。
接下来的计划，杨秀清似乎并没有想好，他派出一支人马渡江占领江浦，而于此同时，秦日纲部太平军分出周胜坤守江南的仓头清军旧营，让吴如孝回镇江，主力则沿江东进，在4月中旬占领浦口。
许多军事史著作都认为，杨秀清是打算让秦日纲部从江浦、浦口渡江凯旋，但仔细推敲就可以发现，并非如此。
江浦、浦口占领后，秦日纲部和天京援军已经汇合，从16日占浦口，到22日失守，中间长达6天时间，足够全军渡江至下关回京，但秦日纲部却安安稳稳地呆在原地不动，说他们想从浦口回京于理不合，说他们后来因渡江路线被切断而被迫东返，则更说不通。
让我们看看此时清方做了些什么。
4月6-10日，清军江南大营主力张国梁部，江苏省兵主力吉尔杭阿部一直在忙着和留守仓头等地的周胜坤部作战，最终周胜坤战死，余部由哥哥周胜富率领撤入镇江城；16日，得知江北大营失利、浦口失陷，江南大营主将向荣在咸丰的催促下，又急忙将张国梁部抽调渡江，这支江南大营主力果然不含糊，在4月22日和27日先后收复了浦口、江浦。
尽管看上去势头不错，但原本合在一处的张国梁、吉尔杭阿两部已经被拆散，最精锐的张部也疲于奔命，而秦日纲部却获得了宝贵的10天休整。不仅如此，4月8日，也就是秦日纲部占领扬州后第三天，江西太平军石达开部约3万人分三路进入皖南，开始向天京外围靠拢，并直接威胁江南大营的后方基地宁国。这一举措不但进一步分散和疲敝了清军（张国梁部就因为宁国告急，而不得不在收复江浦当天匆匆渡江增援），也让太平军在天京-镇江主战场上的兵力更加集中。很明显，这又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大战役规划，其最终战役目标，就是从广西一路追到天京的清军主力——江南大营向荣部，而能下如此一盘大棋的没有别人，只能是主宰太平天国军政大权的杨秀清。
4月底，秦日纲部开始向东进军，在没有太多阻力的情况下却兜兜转转，直到5月27日才从瓜洲渡江，返回镇江城外的金山，而在此期间，石达开部连克太平府、宁国府，进军天京城南的重要据点秣陵关，迫使向荣不得不让张国梁带重兵抵御，疲于奔命，镇江外围的吉尔杭阿部成了一支孤军。
6月1日，秦日纲、吴如孝部猛攻困守高资烟墩山的吉尔杭阿部，经过连日会战，先后击破吉尔杭阿、虎嵩林、余万清等部，杀死八旗副都统绷阔、江宁知府刘存厚，迫使吉尔杭阿自杀，并在6月13日回到天京近郊。
秦日纲等人或许并不知道杨秀清全盘计划，他们认为救援镇江的任务已超额完成，转战4个多月的人马早已疲惫不堪，理应回天京休整。没想到他们接到的是杨秀清劈头盖脸的一道严令：攻破江南大营，否则不许回城。
这时天京城外的重镇溧水已被石达开攻克，天京城里的太平军也已经出城扎营，原本包围天京的江南大营，此刻反成为太平军反包围中的一步死棋，外围友军都已战败，据点也大部分丢失，主力张国梁部早已是强弩之末，在秦日纲等人看来，不许回城也许是不近情理，但对于杨秀清，恐怕早已是成竹在胸了。
6月20日，秦日纲、石达开和天京太平军分4路猛攻江南大营，仅一昼夜就将向荣全军击溃，次日向荣被迫放弃孝陵卫等地营盘和要地句容，退守丹阳。杨秀清随即派秦日纲等追击向荣，石达开回援武昌，北王韦昌辉等进军江西，8月9日，向荣在丹阳城中气愤忧闷而死，太平天国达到国势、军势的顶峰。
然而这种巅峰势头只维持了不到1个月：8月底，在丹阳、金坛受到小挫的太平军竟放弃攻势，以至于清方吹嘘，他们击毙了太平军主帅秦日纲；于此同时，江西、湖北的两路太平军，也忽然变得行动迟缓。
真相很快就大白于天下：杨秀清死了，死于1856年9月2日的天京事变。
关于天京事变，各方的记载出入很大：
《金陵省难纪略》、《金陵续记》等都说杨秀清飞扬跋扈，使得忍无可忍的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人设法除掉杨秀清，这些记载和李秀成的供词都认为，杨秀清逼洪秀全封自己“万岁”，惹来杀身之祸，但和其他几位不同，当时在句容、金坛前线的李秀成坚持认为，洪秀全本人没参与密谋，是石达开、韦昌辉、秦日纲三人“大齐一心”合计的结果；被一些人认为参与了杀杨密议，但事发时远在湖北的石达开则称，杨秀清性情高傲，洪秀全为激怒韦昌辉等人动手，故意加封杨秀清万岁，结果韦昌辉等人果然发作，把杨秀清杀了。
各家记载都说有“封万岁”的事，只是有杨秀清逼封、洪秀全故意加封两个版本；密议杀杨的版本则更多，有认为系洪秀全主使，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参与的，也有认为洪秀全或石达开未直接参与的，记载者既有当时人（如涤浮道人）也有被认为相当严谨的后来人（如李滨），既有太平军方面的人，也有根据目击者口述写作的外国人（如根据爱尔兰雇佣兵肯能口述而写成并流传至今的3篇报道），但事实真相究竟如何？
杨秀清“性情高傲”显然是毫无疑问的，他有强烈的权力欲，对洪秀全百般压制，也是无争议的事实，但他是否逼封过“万岁”，目前的说法，其实都来自一个信息源——洪秀全。
唯一记载“逼封”日期的是李滨《中兴别记》，称8月22日逼封，9月23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八月十七日）杨秀清生日当天正式加封，但李滨自己的记载称，他在同治六年（1867年）才十三岁（其实应该是实岁12），《中兴别记》出版于清朝灭亡前一年的1910年，天京事变发生时，这个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只有两岁或三岁，很显然，他的记载不能作为一手资料。而其它记载者都直接或间接来自杨秀清死后、洪秀全方面的说辞，只能说，杨秀清是否封万岁，是主动逼封还是洪秀全故意加封，仍然是个未解的谜团。
是否有密议，洪秀全是否参与密议，有不同意见的是李秀成和石达开，但从韦昌辉、秦日纲几乎同时秘密回京，朝臣领袖陈承镕亲自接应，以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杨秀清竟然毫无防备等事实可以断定，洪秀全正是杀死杨秀清的主谋，没有他的调度，这些人就算有杀杨的胆子，也不敢互相串联，同时动作，更不可能如此成功地瞒天过海，在杨秀清眼皮底下磨好屠刀。
李秀成并没随秦日纲回天京，事发整个过程都不在场，他的说法显然是洪秀全的官方版本，没有洪秀全这个主谋毫不足奇；石达开否认存在密议，则有两个可能，要么他事先被排除在密议之外，要么他为了撇清自己，索性连密议也矢口否认了。顺便提一句，《天父圣旨》这部“杨秀清语录”最后一条，纪录于丙辰六年七月初九，即杨秀清被杀前18天，说“秦日纲帮妖，陈承镕帮妖，放煷（火）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被发现后曾为许多人认真解读，或以为可以借此判断事件责任人，或认为是杨秀清打击、迫害秦、陈的证据，但必须看到，这部“语录”是事变发生多年后，已为杨秀清平反、急欲掩盖此事的洪秀全亲自主持出版，这句“天话”与其说是杨秀清说的，毋宁说是“洪秀全希望杨秀清说的”，意在撇清天王自己而已。
如此一梳理，天京事变的脉络就很清楚了：被攘夺了权力的洪秀全对动辄借“天父下凡”威胁自己地位的杨秀清忍无可忍，表面继续推崇，暗中却与韦昌辉、秦日纲、陈承镕（可能还有石达开）等朝中大员密议，趁太平天国刚获得空前大捷、杨秀清志得意满放松警惕之际，利用陈承镕掌握城门钥匙的便利，悄悄将韦昌辉、秦日纲等人及其心腹亲兵召回天京，用突袭的手段杀死杨秀清全家和许多亲信。
《金陵续记》称，是韦昌辉亲自指挥了突袭东王府的行动，当场被杀者包括东王父子、家丁27口、“伪王娘54口”以及“掳禁服侍被奸有孕”的其他侍女，随后的记载虽然众说纷纭，一些绘声绘色的描写，如“苦肉计”、“鸿门宴”和东殿-北殿内战等，都未必属实，但太平天国骨干、重臣成批死于此役是确信无疑的，可以确认在事件中被杀的，包括补天侯李俊良、助天侯刘绍廷、翊天侯吉成子、扶天侯傅学贤、东殿吏部二尚书侯谦芳，可能死于此役的，还有前镇国侯卢贤拔等多人，《金陵省难纪略》称整个天京事变为韦昌辉等杀死的太平天国骨干超过两万，可能夸大，比如当时因杨秀清过于托大，派到各地带兵的杨姓国宗，有记载被杀的，仅有安庆的一例（主使者是洪秀全的近亲张潮爵），而《金陵续记》称，有大批东殿出征将官被调回处死，但从史料中可知，不但东殿承宣黄文金、胡鼎文等关系较疏远的东殿部属安然无恙，和杨秀清关系密切的李寿晖、李寿春兄弟，甚至“民愤很大”的林锡保，都同样幸免于难，然而在京的大批东殿属官、朝臣及其家属遇害，随即韦昌辉杀死石达开全家、洪秀全重施故技暗算韦昌辉、在石达开“靖难”压力下处死秦日纲和陈承镕等一系列后续事件接连发生，太平天国的全盛期就这么刚刚开始便戛然而止，刚到达个人成功巅峰的杨秀清，也就这样死于非命。
洪秀全是打着“天父次子”、“天生真主”的旗号起家的，杨秀清这个“天父代言人”是他一切光环的基础，不论出于何等原因，亲手打碎这一光环的后果只能是“江山打不通”，从此丧失神秘感和号召力，沦为孤家寡人。
而自炫精明的杨秀清，明知“天父”是假的，却沉醉于这种百试百灵的廉价政治幻术，既不愿还政于洪秀全、分权于诸王和大臣，又不愿索性抹下脸皮篡位，在这种不进不退的尴尬局面中又“性情高傲”，最终令上至洪秀全、下至普通朝臣人人自危，耳目众多、神通广大的太平天国第一人，最终竟死于暗算偷袭而不自知，实在是莫大讽刺。
他是个奢侈铺张的人，据说连洗脸盆都是金的，出门时总带着如耍龙灯般的超级仪仗队，坐轿和睡床据说是玻璃做的，可以蓄水养金鱼，至于“东王好色”，也是丝毫不假，从他被害时有如此数量的“王娘”和编外王娘殉葬，和郑重其事到处贴布告寻访眼科大夫可知，他因为“纵欲过度”导致眼疾复发、一目失明的传闻，是有很大可信度的。不过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奢侈或好色都不算最大的错误，身为一国军政的主心骨，却始终不能建立起一个符合时代水平的稳定政治、法律制度，刑赏任意，文武不分，正常的城市商业制度被打破，甚至城市家庭生活也一度被强行中断，于此同时，洪、杨等几个“神人”却可以广拥妻妾，坐享富贵，这样一个政权无论如何都是畸形的、非常态的，即使得势于一时，也终究难以持久。
杨秀清并不是个刚愎自用的人，他也曾或及时、或不及时地调整过各种政策，如改“天下田皆天王之田”为照旧交粮纳税，改夫妻分居为夫妻团聚，修改文化政策，改变操之过急的军事战略，从而扭转西征战局并击溃江南、江北大营等，然而他和洪秀全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天京事变在其事业巅峰爆发，令其再无自我修正的任何机会，随之重掌大权的洪秀全性格偏执、暴烈比杨秀清有过之而无不及，才能、胸襟和眼光却远不及杨，太平天国这支《神曲》，也自然只能是越来越曲高和寡、无人倾听了。

从东孽到东升

杨秀清死后曾被贬为“东孽”，但这种“妖魔化”的趋势很快就被叫停，随着韦昌辉的被杀，打着“为杨秀清报仇”旗号“靖难”的石达开回朝辅政，杨秀清的评价问题似乎被悬了起来，既没有继续贬低，也没有就此平反，杨辅清、杨宜清等东王直系仍然各处漂泊，不敢回朝。
但这种趋势随着石达开的出走，和洪秀全任用亲戚尝试的失败，在几年后得到扭转。1858年11月，英国特使额尔金率舰队进入长江，洪秀全在给额尔金的诏书中复述了东王代天父传言的神话，并以“期至朝观遭陷害，爷爷圣旨总成行”的含糊语言敷衍交待（或者干脆说推卸）了杀死杨秀清的责任，将他的死和乙荣五年（1855年）八月二十七日的一次“天父下凡”牵强附会地联系起来，还令人瞩目地首次明确承认，杨秀清是上帝的第三子、自己和耶稣同父同母的亲弟弟；次年天历十月初七日，洪秀全颁布诏书，宣布将每年三月初三定为“爷降节”，纪念杨秀清的首次“天父下凡”，每年七月二十七日为“东王升天节”，纪念杨秀清的“升天”；庚申十年（1860年）九月十三日，托幼天王名义加封杨秀清伯父杨庆善“爵同南（和冯云山地位待遇一样）”，三十一日，同意为杨秀清修建“正九重天廷”；十二月二十七日，宣布从今以后“内外本章”只许盖幼东王一个人的印，干王洪仁玕和“一概金印”都不许再盖，次年二月二十一日“永定印衔”，东王获得了“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圣神上帝之风雷劝慰师后师左辅正军师顶天扶朝纲东王”这长达37个字的头衔，可谓煊赫已极，甚至杨秀清生前，也未能攀上如此堂皇的“神人双高峰”。
正如王庆成先生所剖析的，太平天国这个神权国家，洪秀全这个教主君王，其君权的依据，除了洪秀全自己早期那个升天幻梦外，主要依靠的便是杨秀清、萧朝贵，尤其是杨秀清的“代天传言”，甚至洪秀全的幻梦也要依靠“天父天兄”亲口证实才有说服力，尽管他们借这个特权玩弄洪秀全于股掌，攘夺了军政大权，但也确实让洪秀全的天王地位获得了神圣的光环，没有这一光环，所谓“天王、幼天王”便缺乏君临天下的理由，洪秀全的上帝教也难以自圆其说，因此不管洪秀全内心有多痛恨、害怕杨秀清，他都不得不最终给杨秀清平反，并连本带利地奉还那些曾被他剥夺的神圣头衔。
不仅如此，1858年以后的杨秀清，已经是一个死人了，虽然他表面上有儿子、有众多兄弟，但幼天王杨天佑其实是洪秀全的亲儿子洪天佑，甚至过继给杨秀清后连姓也没全改，被洪秀全称为“天佑子侄”——一半儿子、一半侄子，而杨辅清等人实际上都不是杨秀清的血亲，且虽然官职不低，但在后期军政体系中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杨辅清虽然做过中军主将、辅王和军师，算是后期官爵最显赫的人物之一，但如此高官却连块巩固的地盘都没有，也从没获得入朝辅政的恩典。对这样的一个“天弟”，当然是再怎样加封、颂扬，也毫无政治风险了，正因如此，“天佑子侄”这个不到10岁的“东王继承人”，自辛酉十一年（1861年）四月二十七日首次出现在诏书上起，就一直大摇大摆地排在满朝权贵的第一名，而在大约同年或稍后颁布的“朝天朝主图”上，太平天国前10位权贵的排名为“爷哥朕幼光明东西长次”，其中“爷哥”分别为上帝、耶稣，属于神；“朕幼”是洪秀全、洪天贵福，属于君，“光明”则是洪秀全的三子洪天光、四子洪天明，东王赫然排在上述六位之后，洪秀全两个哥哥之前。表面上看，这是在推崇杨秀清，实际上还是“自家把戏”：所谓“幼东王”，本来就是洪天光、洪天明的五弟，紧排在光明两人之后，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有一则口碑记载，杨秀清的幼子杨丙照被天地会众、评书艺人王春乔和杨秀清的族妹、东殿女官杨水娇所救，后来改名屠丙昭，隐姓埋名，在杭州、萧山定居，其子孙直到民国，才因杨水娇的披露而获知此事。杨水娇此人，史料和太平天国官书中都有记载，而杨秀清喜欢结纳天地会人士也是事实（他连宗结拜而来的杨姓国宗中就有好几个天地会来历的），尽管这件事真伪莫测，但许多线索都能和史实合上拍，可信度是有一些的。
有专家质疑，杭州曾两次被太平军占领，那时王春乔还活着，为什么不带杨丙照“归队”？并以此推断是“后人编造的故事”。笔者以为，这个细节非但不能证明故事是编的，甚至可能恰能说明这故事也许确有其事——洪秀全褒扬“升天”的杨秀清，说到底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重用人间的幼东王，则是因为这位“杨天佑”实际上是“洪天佑”，倘若凭空跑出个正宗东王骨肉杨丙照来搅局，岂不要坏了大事？想来倘真有王春乔、杨水娇藏匿杨丙照之事，他们非但不敢出头，反倒会赶紧找机会搬家，以免这位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的杨丙照，成为明末清初那个逃到南京、让那位弘光皇帝手忙脚乱的“崇祯朝太子”翻版。

内部动乱（下）（一八六〇至一八七七）

admin — Sat, 23 Apr 2011 04:57:52 +0000

《近代中国史纲》
作者：郭廷以
第五章　内部动乱（下）（一八六〇至一八七七）
第一节　清的外援与曾军的奋战
—、英国态度改变的朕兆与初次上海之役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英、美、法三国所承认的仍为北京政府。它们所希望的是自清朝取得更多的让与，自须维持其继续存在。太平天国如果成功，以“万国真主”自命的天王，未必易于相处。北京政府虽非事事听命，可以予取予求，终可迫令相就。开放整个中国是各国的殷切冀求，特别是太平军控制下的长江流域。然而它们不向南京提出，仍欲和北京交涉。一八五六至一八五八年间，处于领导地位的英国，以为太平军败亡不远，益急自北京取得此项权利。
天津条约满足了各国多年的欲望，坚定了它们和北京的关系。今后的问题为如何使其尽早付诸实施。中英条约订明长江各口英船俱可通商，“惟现在长江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清政府初未存利用英国以对付太平军之心，且恐彼此勾通；在英国已完全放弃交好太平军之想，如能早日荡平，方符合它的利益。上海通商章程签字之日，额尔金席不暇暖，率领军舰，溯江西上，考察开埠事宜。路经南京、安庆，与太平军发生炮战。太平天国当局来书表示歉意，天王诏旨，称额尔金为“西洋番弟”，欢迎前来，当以礼相待。额尔金自汉口东下，安庆太平军守将亦解释误会，充分道歉。长江太平军水营统将函请以洋炮弹药相让，说是彼此情同手足。职位相当于太平天国副首相的李春发对于额尔金派来天京的威妥玛、李泰国、俄理范、伟烈亚力，以酒食款待，谓今后英船通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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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知照，以便派员护送。额尔金对太平军的印象，则十分恶劣，认为终必失败。李泰国在上海面告桂良，“该夷毫无纪律，……实系贼匪行为。……口称奉耶酥教，询以耶酥教中之语，所答非所问”。恰良以为“夷人看贼不起，不屑与之往来”。英国对北京虽亦说不上好感，但它仍统有中国大半，尚有体统。太平军仅有安庆至南京的长江两岸，勉强挣扎而已。
太平军对英人之多方表示善意，大约是鉴于英国兵力强大，太平军的困难尚多，不得不尔。一八六〇年五月，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长驱东下，英、法公使立即宣布保卫上海。忠王李秀成占有苏州后，致书英使，说明攻取上海、松江的必要，盼前来面商，以敦盟好。继又去函，劝勿助清军，免伤和气，均无回音。不久和外人素有交情的干王洪仁玕来至苏州，再与李秀成联衔邀英国教士艾约瑟相见。艾约瑟询问卜鲁斯的态度，卜鲁斯告以英国对清军及太平军不作左右袒。
是年六月，江苏布政使薛焕、苏松太道吴煦与曾任怡和洋行买办四明公所董事杨坊商定，由美人华尔（F. T. Ward）编组洋枪队，协防上海。华尔是一个军事冒险家，多事的中国，对他正是大好机会，小则可趁火打劫，大则可自建一个政权。他的同国人法尔思德（E. Forrester）、白齐文（H. A. Burgevine）是他的同伙。他们招募了二百多名外国逃兵、失业水手及亡命之徒，以吕宋人为多，饷糈由上海官商供应。七月，夺回松江，抢掠之外，并得赏银三万两，名利双收，继续向太平军进攻，为李秀成所败。
艾约瑟到苏州之后，谅必将卜鲁斯的表示转告洪仁玕与李秀成，洪、李信以为实。复以英、法正向华北进兵，不致与太平军为敌，留守上海的洋兵无几，不难一鼓而下，遂于击破洋枪队后，乘胜而进。卜鲁斯发出警告，谓英、法军已在上海县城及租界设防，如果进攻，即行还击。李秀成向英、法、美公使声明不扰外人。八月十八日，开始攻城，二十一日，为英、法军及军舰所败。同一天，英、法军夺占大沽炮台。两者看来极端矛盾，实均为自身利益。此为太平军初次与洋兵接触，亦为英国对太平军态度转变的具体明征，不过这尚不能说是英政府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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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英教士以及商人大都赞成中立，主张对太平军干涉的为军人与外交官。额尔金返国之前，曾分函卜鲁斯、巴夏礼、何伯，①说事实上不能不与太平军交往，可设法和他们成立谅解，以便顺利通商长江。太平军以忙于西征，江南一时无事，访问南京、苏州的英、美教士络绎不绝，长江各地走私的外国商人尤多，驻南京英军舰的副领事亦作此勾当。一八六一年二月，巴夏礼随何伯至南京。三月一日，与舰长雅龄（Captain Aplin）同晤太平天国赞王蒙得恩之子赞嗣君蒙时雍及章王林绍璋，谓英国已取得长江通商权，以后英船往来，如遵守太平天国法令，不得阻挠，太平军如攻汉口、九江，而不侵及英人生命财产，停泊该地的英国军舰，亦不与之为难。经天王同意，即下诏宣示，凡未助“妖”（清军）之人，一律宽赦，外国商人一如兄弟，有关事宜由罗孝全总理，②并送还太平军中的英国逃兵。五月，美国海军提督司百龄（Commodore Stribling）亦获得相同的保证。
三月二十二日，巴夏礼自汉口东返，路过黄州，警告英王陈玉成勿攻汉口、汉阳，显然违背三月一日的承诺。二十八日，何伯令雅龄进而要求太平军不得进入上海附近百里之内，否则武力周旋，英国亦不准清军以上海为进攻太平军的基地，此为英国准备干涉的明白表示。巴夏礼、雅龄与蒙时雍谈判五天，声言太平军如破坏口岸商务，彼此关系即无法改善。天王初仅允不伤害外人，但不能阻止太平军之进攻上海。四月二日，巴夏礼、雅龄亲至天王府投文，天王答应本年之内不进入上海附近，诏命中西永遵和约。何伯、巴夏礼的要求，仍为他们自己的主张，尚非伦敦的训令。外相罗素认为英国无权防卫口岸，曾告诫卜鲁斯对于中国内战的行动勿逾越保护英国人安全与商业所必需的范围。但是英国终于介入，卜鲁斯、何伯的坚执与其他在华外交军事人员的报告，最具影响力。
一八六一年五月，何伯指华尔诱招英国逃兵，加以逮捕，送交美国领事。此事与天京已交出太平军中的英国逃兵当有关系，意在表示
——————————①事在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九日及二十日。
②罗孝全于一八六〇年到天京，掌管外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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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免与太平军发生新的纠纷。美领事以华尔已入中国籍；将他释放。华尔允不再收留英国逃兵，何伯允协助他在松江招募华人为兵，以欧、美人为军官，给以西方装备。是年十一月，洋枪队扩大到二千余人，何伯亲往检阅，显系仍要它对抗太平军，必要时可配合英军行动，这是他准备与太平军作战的“重大措置”。华尔的新军，以绿布帕头，通称为绿头勇，太平军呼为“假洋鬼子”。
李秀成说某洋人曾以威胁的口吻，以平分土地为条件，要求太平军和英国合作，说“尔天王虽众，不及洋兵万人。有我洋兵二三万又有船，一举而平，……我万余之众打入北京后说和。尔不与合，尔朝不久，待我另行举动”。此洋人可能就是巴夏礼。洪秀全不为所动，谓“我争中国，欲想全图，若与洋鬼同事，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日后李秀成亦云，他非不知洋兵洋炮厉害，鉴于帮助清军的洋兵“打入城池，洋兵把守城门，凡官兵不准自取一物，大小男女，任其带尽，清朝官兵不言，若多言不计尔官职大小，乱打不饶。我天王不用洋兵者在此也”。“有一千人洋兵，要挟制我万人，何人肯服，故不用也。”可见洪秀全、李秀成自有坚定不移的国家民族立场。他们虽用客卿、洋将、洋弁，便须服从他们的命令。①至于轮船、洋炮、洋枪，以及千里镜等，太平军亦甚爱好，李秀成部洋枪尤多，大半为洋人偷售。
二、安庆的争夺
湘军占有武汉、九江后，安庆成了长江上游的主要战场。安庆不仅为天京的屏藩，巢湖流域，亦为天京米粮所资赖。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以来，曾国藩、胡林翼全力以图，与英王陈玉成展开剧战。一八六〇年，江南大营再陷，清廷屡命曾移师东援。曾国藩另有所见，谓安
——————————①早在一八五四年，罗大纲部下已有洋人。一八六〇年后，来投的洋人渐多，大都为欧、美浪人、逃兵，亦有同情太平军及富于好奇心者，如英人伶俐（A. F. Lindley）。一八六一年李秀成、李世贤、谭绍光部下的洋人，共约一百余名，一八六二年谭绍光一人所属即达二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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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一军绝不可动。第一，“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欲复苏、常，南军须从浙江而入，北军须从金陵而入。欲复金陵，北岸则须先克安庆、和州，南岸须先克池州、芜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势。若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向荣、和春’覆辙”。第二，湘军已进薄城下，若一撤动，“则军气馁而贼气盛，不但鄂边难以自保，即北路……各军亦将觉孤立无援。是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第三，水师若得此城，“则即有所依附，以为根本，以绝金陵贼粮之源，以杀江、淮各贼犄角之势”。曾氏盱衡全局，深虑远谋，战略的属高人一等。但清廷仍要他规复苏、常，以保沪、杭。不得已，乃自统八千人移驻皖南祁门，留曾国荃部一万五千人续围安庆。担任掩护与后援的有多隆阿、李续宜、胡林翼部陆军，及杨载福的水师，约共四万人。
太平军同样了解安庆关系重大，洪仁玕曾说：“自古取江山，屡先西北而后东南，盖由上而下，其势顺而易，由下而上，其势逆而难。况江之北，河之南，自称为中州渔米之地，前数年京内（天京）所恃以无恐者，实赖有此地屏藩资益也。……长江者，古号长蛇，湖北为头，安庆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时李秀成攻上海不利，转而经略浙江，天王严令前赴上游。以解安庆之围，乘英、法军进向北京的机会，北扫中原。李与陈玉成在苏州会商后，陈去皖北，当长江北岸，李向天京，取道皖南西进，当长江南岸，分师武汉。另由辅王杨辅清等，挺进祁门，以掇曾国藩，侍王李世贤挺进赣东，抄祁门后路，使安庆之围不解自解。
陈玉成军行剽疾，初战安庆的多隆阿等不下，一八六一年三月中旬，西趋湖北，以破竹之势，五日之内，攻占黄州，因巴夏礼的警告，为避免对英纠纷，所部绕越汉口，改取鄂北各城。旋因南岸李秀成军失期，未能取得联系，安庆情势危急，四月，引军东还。皖南的太平军，于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后，一再迫攻祁门，曾国藩几不能支，屡濒于危，幸左宗棠在赣东击败了截断祁门粮道的李世贤，始转危为安。李秀成对于这次西征，似不甚积极，用兵又较持重。一八六一年二月，入江西，迂回赣南、赣西；至六月方入湖北境内，逼近武昌，得知陈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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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李世贤均已东返，湘军鲍超到了江西，恐归路被阻，汉口英领事对他亦有劝阻，遂于鄂南召集降众之后，向浙江退却。
西征无功，一八六一年四至八月，陈玉成纠合皖北、皖南及天京诸军约三万余人，先后四次援救安庆。湘军悉力以拒，曾国藩的大营自祁门移于安庆对岸，胡林翼调湖北各军相助，战斗激烈异常。湘军指挥统一，水陆犄角，粮药充足；太平军众志不一，队伍不整，补给困难。以往外人为贪图重利，常以米粮售与安庆守军。曾国藩命各营对走私洋商，优予笼络，以同样的价格收购所运米粮，卜鲁斯亦禁止英船再来，安庆遂无颗粒可得。九月五日（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粮尽城破，太平军一万六千余人，全部战死，安庆为湘军所得，这是太平天国存亡的一大关键。洪仁玕曾谓：“我军最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东南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
安庆失守，陈玉成退往庐州，受到革职处分。他久有经营山东、直隶的准备，至是认为与其坐困，不如别开生路，命所部北进，攻略皖豫之交。一八六二年春，清军大举围攻庐州。五月，陈玉成北走寿州，为首鼠两端、曾受太平天国爵职的练总苗沛霖诱执遇害，年仅二十六岁。陈死，皖北太平军等于瓦解。
李秀成自湖北东退时，已知安庆难保，仍按照他西征前的计划，谋夺取杭州，巩固东南的根据地。一八六一年底，杭州、绍兴、宁波悉为所得。曾国藩深感情势严重，说是“现在浙、苏两省膏腴之地尽为贼有，窟穴已成，根底已固，……浙省兵勇向恃宁、绍为饷源，今已被贼踞，全省糜烂，无可筹画”。如就经济意义来看，太平军得到杭州、浙江，与失去安庆、皖北略可相当；以军事关系而言，杭州、浙江的地位则不能与安庆、皖北相比。不过杭州、浙江的占领，毕竟是太平军晚期的一大胜利与转机，亦为最后的一次胜利，此后无何进展。
三、通商口岸的攻守
一统江南、浙江，为此时李秀成的基本战略，西征期间，虽未再进攻上海，而对浙江则未放手。一八六一年四月，太平军占领乍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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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过杭州湾，即可攻击宁波。五月，何伯派舰长[口+丢]乐德克（Roderick Dew）前往宁波，警告太平军，不得进犯，并助清军布防。太平军答称愿与英人和好通商。六月，卜鲁斯通知何伯，谓保护口岸即为保护英国利益，清已同意英军代守宁波，并论及攻取南京之事。另报告外相罗素，口岸如为太平军所占，商业必受打击，关税自必减少，赔款将难照付。何伯不赞成攻取南京，怕上海与内地通商因此停止。罗素亦不主张采取主动，惟应使海口中立。[口+丢]乐德克的保卫宁波计划，获得了批准。
经过八十天的围困，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杭州为李秀成攻下，浙江巡抚及驻防将军以下万余人死之。宁波于十二天前，已为侍王李世贤部占领，这是太平军控制的唯一海口，军纪严整，商务照常，免征关税三个月，与外人颇能相安。第二年，何伯及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赶至宁波，与英、法领事自定北岸为居留地，不许干扰。四月，太平军开始在镇海设关稽查，英、法出而阻挠。继又藉口宁波城上鸣炮扰及居留地与英船，要求拆除炮台被拒。五月十日，英、法军舰助清军夺占宁波。
英人最关心的为上海，次为长江口岸。天王仅允在一八六一年内太平军不进入上海附近。及杭州被围，何伯预料，如此城—旦为太平军所得，上海势必受到威胁。巴夏礼再至南京，十二月二十七日，由舰长平安（Henry M. Bingham）提出四项要求：一、赔偿英人在太平军领域内被劫损失；二、英船得自由航行太平军领域内河流；三、严禁太平军侵入上海、吴凇周围百里之地；四、汉口、九江附近百里之内，亦不得进入，并不得扰及镇江领事署所在地。结果全被驳斥，平安声言将相机采取必要措置。
英国关心上海，李秀成定要取得这个陆上孤岛。占有杭州后七天，即率军北去，晓谕上海洋商，“各宜自爱，两不相扰”，“倘助逆为恶，相与我师为敌，则是自取灭亡”。这时他已不惜与外人一战，不似上次的多方恳劝。一八六二年一月，太平军连占上海周围各县。二月，为英、法及华尔的洋枪队败于浦东。三月，华尔得英军舰之助，复捷于上海西南，洋枪队改名“常胜军”。四月，太平军幕王谭绍光与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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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常胜军大战于上海、松江之间，不利而退，此为上海之战的第一幕。
英、法军决肃清上海周围百里，改采攻势，所得城池，交常胜军戍守，财物平均分配。五月，占领嘉定、青浦。李秀成反攻，大捷于太仓，夺回嘉定，英军提督士迪佛立（C. W. Staveley）焚城败走，法军提督L罗德（A. Pr。tet）战死奉贤南桥。六月，谭绍光夺回青浦，俘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思德，直薄上海县城。英、法军屡败之余，不敢出击。时李鸿章所统湘、淮军已至，力战三日，太平军后撤。“沪中商人向恃洋人为安危，援贼大至之后，洋人敛兵不动。”李秀成以天京紧急，八月，回师西援，留谭绍光主持东线。十一月，太平军再迫上海，又为湘、淮军及常胜军击退。此为上海之战的另一幕。
上海会战之前，地方官绅与英法已成立一“中外会防局”。英方主张参战最力的，始终为何伯、卜鲁斯与上海领事麦华陀。麦华陀报告外部，谓清军无力保护上海，卜鲁斯强调如英国不欲抛弃在华利益，必须维持清廷。美公使蒲安臣亦说，清廷为合法政府，应予以道义援助。此时北京的当权者为恭亲王，卜鲁斯和他商定中外联合作战。雇外国兵轮保卫宁波，英、法兵在上海助战，军舰可入江协防，常胜军扩编为四千五百人。
洪仁玕对于此时李秀成之进攻上海，深不谓然，致书详论安庆失守后天京之危，主先西北而后东南。李秀成以为取得东南，即可高枕无忧，湘军尚无败势，须待机以图。苏州儒士黄畹（王韬）劝他暂勿用兵上海，英、法志在通商，仅知自守，并非欲与太平军相敌，对之宁和勿战，应移文英、法，定上海为通商境界，不得容留清兵。先取长江下游各地，设关征税，藉足国用，再溯江而上，规复安庆、九江、汉口，联络石达开，尽收黄河以南，然后封锁上海，待其内变。日后洪仁玕说，太平天国祸害之源，为“洋人助妖”。洪秀全的妻弟赖文光说李秀成“不知君命，妄攻上海，不惟攻之不克，且失外国和约之大义，败国亡家，皆由此举”，不免言之太过。从另一面来说，倘李攻下上海，不仅可无后顾之忧，饷源亦可无匮，但未遂所愿。下游的英、法军公开支持清朝，上游的湘军长驱而东，太平军陷于夹攻，首尾不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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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曾军的分路推进与洋将洋兵的协助
一八六〇年曾国藩的平定江南计划，分为南、北两军，规复苏、常及金陵，南军由浙江而入，北军夹江而下。曾与胡林翼、左宗棠在安徽宿松会议之时，商定先由左宗棠经营浙江。左宗棠（一八一二至一八八五）亦湖南人，举人出身，富于才略，一八五二年起，佐湖南巡抚骆秉章幕。湖南为湘军后方，所有军饷、援兵、战略，胥归他筹策，权盛一时。名望甚大，遭忌亦深，几获重咎，赖胡林翼与咸丰的近臣郭嵩焘、潘祖荫力保，始获无事。经曾国藩的举荐，自领一军，初驻赣东，维护祁门大营后路。杭州失守，复因曾的奏请，授浙江巡抚，担任南路军的主帅。一八六二年二月进入浙西，与李世贤相持八个月。迨李北援天京，左始有进展，乘浙江太平军内部不和，一八六三年初，连下数城，逼近杭州附近的富阳，擢升闽浙总督。
与左部相呼应的为浙东英、法人组成的中外混合军。先是，宁波英领事馆，募勇三百，号为“绿头勇”。英、法军夺占宁波后，英军官[口+丢]乐德克仿“常胜军”之例，将“绿头勇”扩编为千人，分称“常安军”与“定胜军”。浙海关税务司法人日意格（Prosper Giquel）及参将勒伯勒东（A. E. Le Brethon de Caligny）别募一千五百人，冀与英抗衡，号“常捷军”，通称“花头勇”。一八六二年秋，[口+丢]乐德克会花勇、绿勇及上海前来的“常胜军”，夺占宁波附近四县，华尔因伤而亡。翌年，花、绿勇西攻绍兴，屡为太平军所挫。“常捷军”统领勒伯勒东、达尔第福（Tardif de Moidrey）相继战死，改由德克碑（Paul D’Aiguebelle）接统，占领绍兴。[口+丢]乐德克被召回国，“常安军”、“定胜军”解散，“常捷军”继续参战，兵力已达三千五百人。
江、浙大乱，上海为富家巨室避难麇集之地，户口由三十万增至百万，“商贾辐辏，厘税日旺，官中益得招将募勇，逾年兵至五万四五千人。然皆市井无赖，或盗窃，或通贼，贼窥伺益甚”。江苏为两江总督辖境，湘军既有安庆，声威方盛，上海苏绅冯桂芬、潘曾纬等，因有向曾国藩请援之议。苏抚薛焕、藩司吴煦和之。一八六一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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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合围，沪局愈危，遂由苏绅钱鼎铭赴皖乞师。曾国藩以所部无可分拨，饷又无自出，颇感为难。钱云，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六十万两，许以十万两相济。曾国藩大喜过望，准备遣乃弟国茎往保此膏腴之区。
曾国茎志在攻取金陵，不愿援沪，曾国藩乃将此一任务付诸他的门生李鸿章（一八二三至一九〇一）。李为安徽合肥人，进士出身，曾以翰林在本省办理团练五年，抑郁不遂所志，改投曾国藩。经过四年的薰陶历练，大为曾所赏识，认为他“才大心细，可独当一面”。李所招募的均为淮南的团练，曾国藩为订立营制，并将部分湘军拨归节制，一八六二年初成军，名曰“淮勇”或“淮军”，内定李为江苏巡抚。曾一度命他驻扎镇江。李以上海“乃通省兵饷吏治之枢纽，应先从彼处布置，然后出京口（镇江），以应上游”。此一决定不仅关系他个人前途，亦改变了曾国藩的经略江南计划。浙江糜烂，杭州失陷，左宗棠无暇顾及苏、常。李部东去，初尚视作偏师奇兵，现在则成为进图江南的主力。
英、法军的协防上海，就清军方面来说，不惟保全了一个饷源所系的通商口岸，且保有了一个江南反攻基地。一八六二年三月，上海中外会防局雇英国轮船七艘，运李部来沪，何伯派军舰护航。四月初，李率湘、淮混合军六千五百人，“鼓轮东下，穿贼境千余里。贼以其行之捷也，又心畏洋人，皆在江边遥望，不敢近问”。李的一生事业，多与外人有关，发迹之始，即获外人帮助。抵沪甫一月，接任江苏巡抚，升迁之速与左宗棠同。时上海战争方殷，湘、淮军开始参加。李深切了解外人对他的重要性，曲意联络，“欲用夷变夏”。他最注意的为西洋军伍，与何伯商定章程，拨派所部三千人交英军官训练。因为“沪防必须自强，洋人不可专恃”，目前迫于时势，不得不仰仗其力。到了九月，淮军各营多已添练洋枪。十一月，悉数改用，聘有洋教习。复以“华尔打仗奋勇，有洋人利器，益以全神笼络，欲结一人之心，以联各国之好”。华尔允为请洋匠制造炮弹，代购枪炮。李正欲学得外人一两样好处，于军事及通商大局均不无稗益。李固然是有心人，而他之能大量购置新武器，亦因他有充裕的财源可供支配。以往与外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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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最密而“过趋卑谄”的吴煦、薛焕相继去职，旧有兵勇亦逐步裁编。于是全局在握，实力大增，辅佐他的为冯桂芬、郭嵩焘。
华尔死后，李鸿章从英国提督士迪佛立之请，以白齐文接统常胜军。一八六二年十月，淮军与英、法军、常胜军再占嘉定，太平军谭绍光全力反攻，为淮军、常胜军所击退，上海附近肃清。此为淮军的第一次大捷。时李秀成正围攻天京城外的湘军，李鸿章命常胜军赴援，白齐文藉口欠饷，迁延不行。一八六三年一月，因索饷不遂，殴打杨坊，抢夺四万元，被李撤职。常胜军暂归士迪佛立的参谋奥伦（J. Y. Holland）统率，缩编为三千人，军心不服。三月，改由英军少佐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管带，常胜军正式归英人控制。
曾国藩以太平军“与洋人构衅甚深，在洋人有必泄之忿，在中国为难得之机，……，乘洋人大举之际，我兵亦诸道并进，俾该逆应接不暇，八方迷乱，迨亦天亡粤逆之会”。一八六二年初，他派出三路大军，一为进规浙江的左宗棠，二为东援上海的李鸿章，第三路为直捣金陵的曾国荃，有心让他建克复太平天国首都的大功。曾国茎之统兵，始于一八五六年，以攻下江西吉安（一八五八）而声名始著。安庆克复，誉望愈高。一八六二年三月，与其幼弟曾贞干自安庆率军夹江而东，国荃循北岸，贞干循南岸，彭玉麟的水师居中策应。另以多隆阿图皖北，鲍超图皖南，作二曾的掩护。四至五月，江北军克巢县、和州，江南军合水师克芜湖、太平府（当涂），全军二万人，径薄天京城南雨花台。自出动以来，不过六十余日。二曾进军若是之速，一以英王陈玉成自安庆败后，实力大丧，复受制于多隆阿；二为皖南的堵王黄文金、辅王杨辅清，屡败于鲍超，二曾无后顾之忧；三为浙西的侍王李世贤为左宗棠所牵，江南的忠王李秀成忙于上海之战，为英、法军、常胜军所制，一时不克返师。于是天京三度被围，屯扎城外的曾军有水师为之输送联系，无孤军深入之虞。
李秀成早已料到将来围困天京的必为湘军，主张多买米粮，天王不纳，洪氏兄弟又从中操纵，搜刮现金；巢湖流域已为湘军所有，粮源阻断。两年以来，天京不见敌踪。及曾军突至，天王一日三诏，命李秀成回援，李不得不中止对上海的攻势。他认为曾军“由上而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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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军，我劳彼逸，水道难争，其军常胜，其势甚雄，不欲与战，总是解粮多多回京，……待二十四个月之后，再与交战，其兵久必无战斗之心”。天王严命又至，谓“若不遵诏，国法难容”，他惟有勉强从命。十月，李秀成的主力列营天京城南，昼夜环攻雨花台，“洋枪洋炮，骤若飞蝗”。李世贤亦自浙江前来，开掘地道，炸毁营墙。时秋疫大作，湘军病者几半。曾国荃先固粮道，拼死不退，屡濒于危。经过四十余日的剧战，太平军粮食不继，冬衣未备，在芜湖附近担任截断曾军粮运的太平军又为湘军水师所败，二李只得引去。是役为湘军克复安庆后的一场决定性的大战，曾国藩五内如焚，“心已用烂，胆已惊破”，深恐数年来千辛万苦的所得，坠于一旦，结果竟转危为安。洪秀全动员所有可用之兵，终未能撼动曾军，天京的命运遂告决定。
第二节　太平军的末路
一、纪纲隳坏
太平军的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与措施，无论反对者斥其如何怪诞诡谲，当清廷失去控驭、人心思变之秋，确能收一时煽惑胁制之效。而其初期上下一心，甘苦相共，领导人正当少壮之年，①朝气蓬勃，实尤足多。中期之后，一切全非，卒至败亡。外在的情势转变，固然有关，根本所在，为其自身的日趋腐化、恶化，丧失了淬砺奋扬之气。
宗教对于太平天国的创建确有极大作用，然亦受了宗教之累。宗教为洪秀全罗致了不少狂热的信徒，不惜牺牲一切以从，亦因此激起卫护名教者的反抗，招来了势不并立的劲敌。他原是假宗教以愚人，没想到竟至作法自毙。在前期，有天父下凡之说，结果演成自相残杀；在后期，他仍强调诸事均有天父、天兄作主担当，太平一统，即将到来。但何以久久未能实现，屡屡丧师失地？不惟一般人不再盲从，甚而他
——————————①金田起事时，洪秀全三十七岁，冯云山年与相若，杨秀清、萧朝贵、韦正均在二十岁上下，石达开约二十岁，秦日纲二十余，胡以晃三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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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级将领的信心亦生动摇。而他本人似乎反陷溺愈探，极力使自己神化，一心依赖神力，忽视现实，失去理智，无异自愚。李秀成曾反覆言之。一八六〇年，再破江南大营之后，洪秀全“格外不由人奏，俱信天灵”，一味靠天，不肯信人。安庆行将不守之时，李劝他预防湘军来围天京，反大受责斥，说是“尔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残妖易灭，功勋易成”。但太平军之日暮途穷，则为显然的事实，自欺而不能欺人。有人说他精神错乱，亦可谓为执迷不悟。在如此领导下的军政，尚有何希望？
经过天京的内讧，洪秀全偏信他的亲族宠幸，任其胡作乱为，上下离心。李秀成劝他“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正朝纲，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礼而恤下，轻世人粮税，仍重用冀王”，终不见听。洪仁玕虽有才识，但乏功勋，到天京不满半月，封为军师、干王，要人悉归其制，众望不孚。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曾说，自洪仁玕执政，“诸宿将多不服，贼势之衰，盖由于此”。一八六一年，洪仁玕以援安庆失败革职，朝政复归洪仁发、洪仁达。李秀成见政情日坏，“屡俱本奏，天王不从，越奏越怒”，甚至说：“政事不与你相干，王次兄勇王（即福王洪仁达）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西王令者，合朝诛之。”幼西王为萧有和，天王之甥，是一个十几岁的黄口孺子。
滥封爵职为太平天国的另一致命伤。早期除东、西、南、北、翼五及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晃）外，无其他王号。天京内讧后，洪氏兄弟首先封王，其次为陈玉成、李秀成，至一八六一年前期，仍仅十人左右。此后愈封愈滥，多至二千七百余人，一因出于猜忌，采众建政策，以分削宿将实力，李秀成的大将陈坤书之封护王，即为一例。一欲借名号以收买臣属，但事姑息，不明赏罚。强有力者互不相下，“各守疆土，招兵固宠”，不顾根本，此为洪仁玕之批评。“党羽无定数，酋长无定谋，……伪王……不甚服伪天王、忠王之调度，各争雄长，苦乐不均，败不相救”，“此王所踞之地，常为彼王劫掠”，此为曾国藩的批评。李鸿章亦说：“增封多王，内乱猜忌，愈散漫不可制。”左宗棠说：“贼中伪王……彼此猜忌，势不相下。”李秀成认为亡国大误之一，即在滥封多王。至其他爵职，亦大量增加。一八五七至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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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年之间，新设义、安、福、燕、豫等爵号，“不及一年，举朝内外，皆义、皆安”。洪仁玕曾感慨地说，大家“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不足”，若“再隐忍姑息，我辈无生理”。主将初仅数人，其后至少数百。天将、朝将、佐将，更不可数举。一八六一年，有一位到过南京的英国人说，天京几全是公职人员，均为消费者，亦是破坏者。
后期太平军纪律的恶劣，为无可否认之事。号称治军严明的李秀成，亦不能约束所部。一八六〇年，江宁李圭被虏，年余后逃出，著有《思痛记》，记事尚能持平。据云：是年江苏丹阳被李秀成部占领后，“杀戮之残，蹂躏之酷，无日无之。……弱者存活，十不二三。……行此事者，大抵湘、鄂、皖、赣等籍人，或流氓地痞，裹附于贼，或战败而降贼者。其真正粤贼，则反觉慈祥恺悌，转不若是之残忍也”。　　“贼亦令禁止骚扰百姓及劫掠衣物等，……顾贼众奉行者少，而以清军之降附者尤为凶残贪暴。”又据江西高安县志，“癸丑（一八五三）贼至，所扰惟典铺大家为甚。乙卯（一八五五）再至，惟以仇视官绅，苛勒殷富以售其黠，淫掠焚杀犹未甚也。至辛酉（一八六一）逆酋李秀成至，而祸斯极矣，分扰各属，放手焚杀，恣意淫掠，各乡勇男妇死者不下数千人，所过成焦土”。
浙江为太平天国晚期的主要辖区，兵戈连年不休。太平军到后，人民流离逃亡，田亩荒芜，耕种者不过十之二、三，粟、麦、油、盐，搜索一空。加之厘捐局卡林立，抽剥重重，以至商贾断绝，百货腾贵。曾国藩说，以往百姓不待胁迫，“甘心从逆，乐为贼用，……今则民闻贼至，痛憾锥心”。“粤匪初兴，粗有条理，……今则男妇逃避，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弃业。贼行无民之境，犹鱼行无水之地；贼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土之山，实处必穷之道，岂有久理？”“昔年粤匪所至，筑垒如城，掘壕如川，坚深无匹，近亦日就草率。”外人亦言晚年太平军，缺乏战意，惟以烧杀破坏为事。
李秀成、李世贤的直接统治区，情况最称良好，颇具条理，农民之田，以实种为准，五亩以下，免征租捐。缺乏资金的商人，可向官请领本钱，或发给货品，作定价格，售后还七成，留三成以供转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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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还本，不取利息。苏州、杭州一带，市肆贸易如常。
粮食始终是太平军的大问题，占有南京的第二年，已有匮乏之虞，晚期许多城池，因之不守。有权势的各王仍度其奢靡生活，大治府第庭园，竞尚豪华，李秀成亦不例外。南京下关的英国副领事福礼赐（R. J. Forrest）谓修建天京忠王府的工匠一千余人，壮丽仅次于天王府。王冠为金制，镶以珠宝。李鸿章谓苏州的忠王府由七百人修造，三年尚未竟工，已是琼楼玉宇，曲栏洞房，如神仙窟宅。花园三四所，戏台两三座，为李鸿章平生所未见之境。浙江嘉兴陈炳文的听王府，砖瓦木石皆取之乡镇，用费出自田捐。江苏金坛李世贤的侍王府，一座宫殿，可容千人。一位英国人说，南京无丝毫兴盛气象，绝不为人民设想，专恃劫掠为生，而又十分腐化，吸食鸦片及饮酒、赌博之风盛行。执掌朝政的蒙得恩，就是一个烟瘾极大的人。①
二、全局瓦解
一八五七年冀王石达开的出走，关系太平天国的命运极钜，不仅失去了一位有才能的军事政治领袖，兵力亦因之大为削弱，安庆附近的驻军随之而去的约六、七万人，江西省尤众。估计太平军的实力损大恐在一半左右。一八五九年，石达开自赣东经浙西、福建、赣南，西入湖南，拟进向四川，与湘军刘长佑、李续宜剧战于宝庆，遭受挫败，改而南趋广西。石部约二十万人，以长江流域之人及广东天地会为多，宝庆战败，军心涣散，纷纷脱离。进入广西之后，军食不给，前途茫茫，士气益为沮丧，或折而东走，或相继败亡，穷蹙已极。一八六一年，石率残部约一万余人，再入湖南，取道湘、鄂边地。翌年，进入四川东南境。四川地险民富，为清军主要饷源之一。一八五九年，蓝大顺、李永和起于川、滇之交，北扰岷江流域，直逼成都，据有产盐地区，声势颇大。石达开谋与联络。新任四川总督骆秉章率湘军先至，蓝、李屡为所败，李不久战死。一八六三年，石达开绕道滇边渡过长江上游，经宁远（西昌）北趋越南，为大渡河所阻，遭土司与清军夹击，陷于
——————————①据英国人说，在一八五八年，南京吸食鸦片的，已占三分之一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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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境，全军败没，石亦被俘。
一八六二年南京城外会战。李秀成解围失败。翌年初，渡江西进，谋合陈玉成旧部与捻攻略皖北，期撼动湘军大本营所在的安庆，并打通巢湖一带粮源。以所部战志不扬，无功而返。时逢青黄不接，饿毙不少。六月，自浦口南渡，复遭湘军水陆截击，损折十万人，可谓惨败。南岸太平军所控制的仅余苏州、杭州、南京等城。
一八六三年七月，李鸿章的淮军与常胜军分路进向苏州，戈登、程学启为主将，配有大炮轮船，法国人训练的洋枪队，亦参加作战。时白齐文以撤职怀恨，纠合旧部，投苏州太平军，仍不得意。九月，李秀成自天京回援苏州，与幕王谭绍光反攻失利，白齐文降于戈登。十一月，太平军内变，李秀成以事不可为，出城西去。十二月，纳王郜永宽等杀谭绍光以降。程学启入苏州，诛郜永宽等。戈登大怒，与李鸿章决裂，不受节制，因为事前他与郜永宽曾有谅解，更愤李鸿章破坏了今后他的瓦解敌人策略。李部继下无锡，进攻常州。太平军鉴于苏州杀降，坚守困斗。一八六四年二月，戈登承英公使卜鲁斯之意，续行参战。卜鲁斯对他说，这全是为了英国的利益。五月，戈登助淮军占领常州，战事已近尾声，常胜军解散。四年以来，常胜军用饷千万元，有助于李鸿章的平定江南者颇大。浙江左宗棠部，自一八六三年四月起，围攻富阳，日久不下。九月，德克碑率常捷军自浙东来会，始行占领。复经六个月的苦战，翌年三月，杭州太平军弃城而走，左部及常捷军大肆抢掠。同月，李鸿章军克嘉兴，附近各城均降。
一八六三年冬，南京外围附廓要地，几尽为曾国茎攻占。苏州失守后，李秀成知大势已去，南京无粮，兵力仅万余人，劝天王弃城他走，另求出路，确不失为上策。天王不从，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酥圣旨下凡，作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于水，何惧曾妖乎？”命大家以“甘露”（百草）为食。城内盗贼蜂起，曾军“日月逼紧，内外惊慌，守营守城，无人可靠”，不少高级人员通敌，甚至涉及李秀成。及常州失陷，洪秀全一切绝望。一八六四年五月三十日，令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真可谓至死不悟，亦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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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尚在自欺欺人。两天后，服毒自尽，年五十二岁。他的儿子幼主（天贵福）继位。
围城湘军近五万，自四月以来，百计环攻，伤亡达十分之一。淮军既下常州，清廷为早日拔取金陵，命李鸿章派炮队合攻。李知曾国藩欲使曾国荃独成大功，托词不行。曾国荃屡言所少不在兵而在饷。于是加紧开掘地道，七月十九日（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炸塌天京城垣，湘军突入城内，四处纵火，太平军声言，“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三日之内，“贼所焚者十之三，兵所焚者十之七，烟起数十道，屯结空中不散，如夹山绛紫色”。湘军“贪掠夺，颇乱伍。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货相属于道”。及尽得金银珍物，再放火灭迹。将领“人人足于财，十万以上货，殆百数”。“城破之后，精壮长毛除抵抗时被阵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城上四面缒下老广匪不知若干。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均被虏），老者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方。”凡此均为曾国荃幕友赵烈文目睹所记，总计死者约二三十万人。
李秀成护幼主冲出，中途相失，李被俘虏。曾国藩到后，命自书供词，写毕被杀，年四十岁，为太平天国留下一部有价值的史料。曾国藩谓幼主必死，实已逃至浙江。左宗棠方欲张敌势，江西巡抚沈葆桢为争饷事，与曾早有芥蒂，均语多镌讥。中外复纷传南京金银如海，清廷初冀于克城之后，作军饷赈济之用，曾则谓全无财物。各方议论不已，争指目曾国茎。曾国藩近年惟恐权位太尊，声望太隆，功高震主，畏讥畏谗，至是，告诫乃弟谓“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他决心将所部裁撤，曾国茎亦开去浙江巡抚本缺，“军气愤郁惨沮”。
天京陷落之前，李秀成以江、浙无粮，洪秀全又不肯放弃天京，改命各军西入江西，得粮后再回援天京，就中以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两军为大。他们的口号是“与其饿死江南，不如战死江西”。八月，困守浙江湖州的太平军为李鸿章、左宗棠及常捷军击走，江、浙无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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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军踪迹。幼主与干王洪仁玕等，经皖、浙而西，期会同李世贤进向湖北，合扶王陈得才部。十一月，在赣东被擒。李世贤由赣而粤、而闽，十月占领漳州及闽南诸城。左宗棠、李鸿章派军前来，一八六五年五月，克复漳州，李世贤为汪海洋所杀。是后汪部出没闽、粤、赣边境，据有粤东嘉应，至一八六六年二月为左军消灭。①
扶王陈得才及遵王赖文光于一八六二年自皖北经河南入陕西，寻复东还，以英王陈玉成败殁，李秀成命再西去，招兵回救天京。翌年，占陕西汉中。一八六四年分路东下，合捻入湖北，知南京不守，徘徊于鄂、皖之间，为僧格林沁所败，陈得才自尽，赖文光与捻合流，别刨一新局面。
三、捻乱的扩大与平定
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活动，限于长江下游，与两淮的捻关系甚为密切。陈玉成、李秀成的早期兵力，半数为捻。一八五八年，捻首李昭寿背叛，对李的打击殊重，张洛行等则始终与陈合作。捻的根据地原在淮河以北，是年进入河南、鲁西，虽志在虏掠，亦予太平军以声援。翌年，分道四出，东至鲁中，西至豫西、豫南，飘忽往来，乘虚蹈隙。一八六〇年，西支大掠河南开封，纵横三十余州县；东支入山东，扰济宁、泰安，所经二十州县。复折返皖北，途中“夹拥资粮数百车，牲畜数万，歌呼而行”。一八六一年，捻尤为活跃，西路为配合陈玉成军的西征，二至五月，一支入河南南部，一支入河南东部、中部，经南阳、邓州，破湖北老河口，然后返回毫州。九至十一月，再度西来，一支攻开封、郑州、洛阳，一支攻湖北襄阳、樊城，东路入山东，屡败自京畿南来的僧格林沁，两逼济南。僧军“疲于奔命，刍粮不继，士马疲羸”，惟有守黄河，以固直隶。捻长驱而东，进至烟台，为英、法军击退。
①一八六二年，台湾天地会戴潮春等举事，众至二十余万，规模颇与太平天国相近，越二年失败。一八六五年，余党再起，盛传李世贤部将入海，并有美船偷运太平军入台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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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一八六一），山东白莲教蜂起，鲁南以宋继鹏为首，稍后又有冀南的张锡珠。鲁中的刘德培，似亦属白莲教。
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三年，僧格林沁奔波于直隶、山东、河南、安徽四省。皖北太平军失败后，捻势大衰。一八六三年，僧格林沁攻下雉河集，擒张洛行，继平苗沛霖。张洛行的余部由其侄梁王张宗禹及鲁王任化邦统率，流窜河南境内，后合遵王赖文光。赖文光工于谋略，张宗禹富有机智，任化邦最为善战，专采飘忽驰驱的运动战术。
一八六一年以来，清廷恃黄、淮流域的主帅僧格林沁若长城，与长江流域的曾国藩俨然为两大柱石，但彼此并不十分融洽。僧部为英、法联军败后，拼集成军，战斗力大不如昔，且毫无纪律，所过杀掠如洗，民间极为仇视。一八六四年九至十二月，与捻角逐的即为僧军，捻屡败僧于豫南、鄂东及鄂豫之间。翌年一月，又大败于豫西鲁山。三月，捻疾走鲁、苏之交，僧穷追不舍。五月十八日，全军在山东曹州覆没。捻本以行动敏捷胜，每战先以游骑四出，“侦官军至，避走若不及。或穷追尽夜，乃返旗猛战，以劲骑分两翼抄官军，马呶人灌[左改言]，剽疾如风雨，官军往往陷围不得出”。至是尽得僧军的蒙古马匹，如虎得翼。
僧格林沁败死，华北震动，京师戒严。诏命曾国藩督办直、鲁、豫三省军务，又命直隶总督刘长佑、天津通商大臣祟厚统洋枪队，扼守直隶南境，李鸿章亦自上海派军由海道增防天津。曾国藩以所部湘军多为南人，不宜于北，且半数解散，须添募黄、淮一带兵勇，增购战马，置备炮船，月余后始行北上。他的战略，第一改追击为堵剿，以静制动，分置四镇，于河南周家口、山东济宁、江苏徐州、安徽临淮关，各驻重兵，多储粮械，一处有急，三处往援，将捻包围在苏、豫、皖边区。第二为控制捻的根据地，于毫州、蒙城、宿州及有捻地区，修筑墟寨，清查户口，实行保甲连坐法，以拔除捻的来源，并绝其物资。四镇兵力约八万，三镇由淮军分任，接近南方的临淮关归湘军负责，原因是淮军多为北人，习惯适宜。
捻于歼灭僧格林沁军后，折回淮北，补充休息。为突破湘军、淮军的大包围，穿越河南，进入湖北，逼近武汉。一八六六年春，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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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捻、天地会、苗及回之扰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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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曾国藩以四镇围堵无效，改采堤墙防河办法，北自开封附近的八仙镇，南至周家口，守贾鲁河，朱仙镇至开封挖河筑墙以守，周家口至安徽槐店以迄正阳关，守沙河，此为西线。自正阳关东至临河关，守淮河，此为南线。东线守运河，北线为黄河，将捻逼于山多田多的豫南、鄂北，以制其马队。是年秋，捻突破开封、朱仙镇间的堤墙，东走山东，曾的防河战略又告失败。他亦知河防实难周密，惟以官军马队远不及捻，专恃步队追击，断不能制，不得不出此下策。捻虽突破阿防西线，但为东线运河所阻，返回豫东。
三年以来，捻屡战屡捷，赖文光终感独力难支，孤立难久，命张宗禹西进陕、甘，联合回众，以为犄角，自与任化邦留于中原，因有西捻、东捻之称。曾国藩以督师年余无效，复为言官所劾，奏请开缺。诏以李鸿章代为钦差大臣。赖文光率领东捻，再入湖北。一八六七年一至三月，屡败淮军、湘军于鄂北、鄂东。曾国藩时代，对于淮军的指挥已感困难，李鸿章继任，湘、淮军意见愈深。六月，东捻于八日之间，自湖北疾入山东，破运河堤墙，走胶东。李改守胶莱河，东捻返扑不利，精锐大丧。次年一月，赖文光被俘，东捻平。
西捻张宗禹，入陕西后，大破清军于西安附近。因受湘军刘松山及新任陕甘总督左宗棠部的压迫，北走陕北。联合回众不成，东渡黄河，入山西、直隶，谋援东捻。一八六八年二月，逼近保定，北京为之震撼。捻“以走自活”，亦以走疲官兵。官兵十余万人，不能遏其窜越，各将领彼此观望，纵勇扰民，“民仇兵甚于仇贼”。而且号令不一，直隶各军统于左宗棠，左之外尚有两位钦差大臣，山东各军统于李鸿章，李之外尚有两位巡抚，李、左之间复不协和。捻一度进至天津城外，寻南走山东，屡次扑攻运河。七月，连日大雨，直、鲁之交，成为泽国，捻骑不能奔驰，为淮军围困于鲁西北境。张宗禹投河而死，西捻平。
自一八六四至一八六八年，捻驰骋于安徽、河南、山东、江苏、湖北、陕西、山西、直隶八省，倾湘、淮军及数省兵勇之力，始予荡平，虽由捻之善战，实以官兵暮气太重。淮军为剿捻主力，骄逸亦为各军之冠，所恃者实为西洋枪炮。捻乱平，太平军方算全部消灭，自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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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事以来，首尾十九年。
第三节　西南与西北
咸丰、同治两朝，可谓多事之秋。除纵横南北的太平军，出没黄、淮流域的捻与白莲教及遍扰两粤、闽、台的天地会外，僻远地区的西北、西南亦叛乱叠起，先后二十年，无一不直接、间接与太平军相关，或多或少受到太平军的影响。
一、贵州的苗与教
贵州汉、苗交错，地瘠民贫，岁赋所入，仅当浙江一大县，官禄兵饷多仰给他省。苗性强悍，素称难治。改土归流后，官吏贪暴，一切供应力役，悉取之于苗民。汉人复侵夺其地，重利盘剥，苗民生计陷于绝境，以致铤而走险。尝谓：“吾辈不知何者为反，以兵来则战，以好来则抚，饥则掠，怒则杀耳。吾不扰官，官乃扰吾，惟有强者胜耳。”此为苗疆多事之主因。以往官府所恃的是武力镇压，太平军起，部分戍军他调，协济饷银不至，治安遂不克保。此次事变，通名为苗乱，其实苗人之外尚有夷人、回人，及更多的汉人，不过首先发难，势力最大的则为苗人。
一八五五年，苗乱起于黔东，张秀眉为首。汉人领导的白莲教纷起响应。白莲教支派不一，各以红、黄、白、青布作为头巾、衣褂、旗号，有红号、黄号、白号、青号之别，官方称曰“号匪”。此外尚有斋教、灯花教、太平教。就中以红号、黄号、白号为大，分布于黔东及黔东北十余县，与苗联合后，蔓延及于全省，合计约三十万人。一八六〇年，石达开部的一支，自广西进入黔南，与苗教逼攻贵阳。清命湘军赴援，苗教闻兵至，四散伏匿，兵过复行啸聚。太平军平定后，北京从曾国藩之议，命湖南巡抚统筹黔事，由在四川的湘军策应。一八六七年，西路湘军平定贵州西北，一八六八年，东路湘军攻破教党的根据地荆竹园（属石阡）。一八六九年，苗军大败东路湘军，惟以久战无粮，势渐穷蹙。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湘军屡胜。一八七二年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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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苗教的根据地台拱、凯里失陷，张秀眉被俘，降者十余万，被杀者二万余，全黔底定。苗民存者仅十之二，各地城廓田庐亦多变为废墟，苗人精壮殆尽，汉人亦流离失所，死亡几半。
二、云南的回、汉反满军
云南变乱的原因，与贵州略同，在贵州是汉、苗不和，在云南是汉、回仇视。回民有信仰、有组织，文化程度高，民族意识强，与汉人杂处，风俗各异，利害冲突，相互轻侮忌恨，会党复从中播弄。回民势众心齐，有清真寺公费，缓急相通；汉人亦团练自卫，各出“保家钱”、“买命钱”。法令规定回民有犯，加等科罪，牧令每遇汉、回相争，往往偏袒汉人，回民不得其平，径行寻仇报复。一八四五年，滇西永昌（保山）汉回争地互斗，官军助汉攻回，回民死者四千余。他处回民继起，烧杀汉人家室，历久不平。一八四七年，林则徐任云贵总督，剿办回乱，惩处滋事汉人，命双方具结互保，此后七八年间，相安无事。
云南回教徒中最具声望的为大理掌教马德新，曾赴麦加朝圣，游君士坦丁堡。洪秀全假基督教自立王朝，他何尝不可以回教作号召？杜文秀、马如龙（献）均入其门。杜文秀为保山秀才，颇有才略，永昌变起，亲至北京上控，闻见益广，遂生轻视清室之心。马如龙为临安武生，勇狠好斗。一八五四年，乱事扩大，回民抗官兵，汉人杀回民。马德新嗾使回众，包围昆明，城内回民数千被屠。云南西部之乱，继之而起，一为李文学领导的夷人、汉人，据有弥渡，以“铲除满清赃官，杀绝汉家庄主”，田亩悉归庶民，不别夷、汉为口号。一为杜文秀领导的回民，是年九月，夺占大理，蓄发易服，建号“平南”，称总统兵马大元帅。他知道汉众回寡，欲成大事必须联合汉人，亦要结好夷人。承认“三教（回、汉、夷）各有根本，各行其是，既同营干事，均宜一视同仁”，相助相安。“春秋祀孔子，钱帛济贫民，委镇地方，回、汉同任，招待宾客，回、汉同席。”所属官职，汉人居其大半，汉兵十之七八，回兵十之二三。设学校，给耕牛，兴修建，建行店，以安士、农、工、商。他说他之举兵“纯为满人夺我中夏，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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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胞，灭我回族”，“但得回、汉同心，以雪国耻。……始则除满，次则树汉，三则除奸”。除了宗教信仰与太平军不同，反满的立场是一致的。
由于地理的关系，初期杜文秀的重要性原不及马如龙。马如龙的势力距昆明不远，可以直接威胁省城。一八五七年，昆明二次被围，数月不解，总督恒春自缢，人民饿死数万。清廷改取安抚政策，授马德新以管理云南清真寺事务之权，回众陆续退散。一八五九年官军西征，杜文秀力不能拒。翌年，马如龙又攻昆明，西征军腹背受敌。马如龙与杜文秀曾有协议，如杜先有省城，马听杜号令，如马先有省城，杜听马号令，盐课均分。马屡攻省城，杜未相助，反独占盐课之利，马遂起不平，杜亦对马生忌。马饷糈不足，练勇更是他的劲敌，既不能占领昆明，成功可能殊鲜。一八六二年，马受云南巡抚的招抚，此为滇乱的重大转变。从中运用的为岑毓英。
岑毓英原为广西西林土司，一八五六年，募勇来滇，历任知县、知府，马如龙投降后，岑一跃而代理云南布政使。马德新希望取得平南王的封号未成，一八六三年春，召东路回首马荣，袭据昆明，杀总督潘铎。岑联合马如龙，驱逐马荣，从此马德新渐无能为。马如龙屡劝杜文秀归顺，杜以势成骑虎，自信纵不能大成，亦可偏安小就。一八六七年，杜乘岑毓英驻军远东，大举东进，昆明附近城池尽为所有。如以云南情势而论，十分危殆，但就全局来看，官军已渐入佳境。中原捻乱已近尾声，北京以湘谋黔，以川谋滇。一八六八年，授平定黔西的湘军统帅刘岳昭为云贵总督，岑为云南巡抚。岑回援省城，刘为固后方，各省协饷续至。岑再施其分化政策，说杜的大将汉人李芳园来归，杜军大败，省城四围肃清。
云南地邻越南、缅甸，势力已进入越、缅的法、英谋乘机扩张利权。久在云南传教的法国高司铎（P. Fenouil）代岑毓英、马如龙制作弹药，来自上海的法国军火商涂普义（Jean Dupuis）为他们购运军火，设厂造炮，并有法国武官为他们练兵。英人司莱登（Edward B. Sladen）亦自缅来腾越贸易。杜在缅甸开设商号，所以杜军亦有洋枪，惟不及岑、马的精利。收复昆明附近诸城后，再度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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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势危。一八七一年，杜遣使前往伦敦，乞援纳贡称臣，但无所成。一八七二年十二月，岑毓英攻下大理，杜文秀自尽，降回三万余人被杀，李文学亦兵败被擒。次年，岑部克腾越，云南乱平，前后十八年。
三、陕甘回与马化龙
陕甘为汉、回杂处的另一地区。一八六二年，太平军进入陕西，关中回勇溃散滋扰，与汉人互相焚杀，渭河南北数百里咸为焦土，西路及甘肃回纷起响应。清命多隆阿与胜保分由皖、豫赴援，胜保一再失利，革职治罪。翌年，多隆阿先肃清东路，解西安之围，续肃清西路，屠杀极酷，回众退甘肃。①
甘回有新教、老教之别，互争不已，官府左袒老教。马化龙为新教首领，与滇回相通。一八六一年，乱事初起于西宁，以马桂源为首。翌年陕乱大作，马化龙举兵于宁夏金积堡，控有陇北、陇东，称“总统陇郡两河（黄河、湟水）等处地方军机事务大总戎”。继起的为据有河州的马占鳌，占有肃州的有马文禄，甘肃全省仅存兰州、秦州、巩昌三府。滇乱为回、汉联合，甘乱为回、汉仇杀。甘肃地本乏粮，加之耕耘废时，回骑剽疾，出没陇东，西来官军粮运时为所阻，统将又多贪蚀。屡为回败，哗溃相继。清廷不得已，授湘军将领杨岳斌为陕甘总督。杨原统水师，用违所长，一筹莫展。一八六六至一八六七年，兰州兵变，同时捻众西来，陕回再起，以白彦虎等为著，与马化龙相结。甘肃土寇董福祥声势亦大，蹂躏陕北，关、陇全境几乎不保。于是以左宗棠代杨岳斌。
左的战略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欲清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官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一八六八年，左自陕回师，追击西捻。及西捻荡平，重返西安。西北用兵最感困难的为无法就地取给。左原拟“且防且剿，且战且耕”。事实上不易做到，仍赖东南、华中诸省协济。复向上海洋商两次借款三百四十万两，由海关担保摊还，
——————————①一八六四年，多隆阿进攻来自四川的蓝大顺于盩厔，受伤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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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购置洋枪。①左先靖陕北土寇，降董福祥，继破陇东陕回。②
一八六九年秋，左军进攻金积堡。金积堡形势险要，周围堡寨四百余座，北经蒙古，交通俄人，输入洋货、枪炮。回众拼死力战，左军屡攻不下，大将刘松山阵亡。一八七一年一月，马化龙粮尽，请降，被凌迟处死，甘回瓦解。一八七二及一八七三年河州及西宁回降。一八七三年，左收复肃州，屠回民七千余，甘境肃清。此为左宗棠西征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为进军新疆。
四、阿古柏并据新疆
清朝对新疆的措施，天山南路不同于北路。北路本为蒙古游牧之区，征服准噶尔后，各地设官驻兵，实行军屯，招兵承垦，开置郡县，分立义塾学校，渐与内地无殊。南路为回民居住之区，城市布列，人口较密，文化俗尚，自成一格。回部平后，戍卒商民概不得携眷，有贾贩而无耕户，有武员而无文吏，仍沿旧制，置柏克（Beg）以治辖境人民，惟不得世袭。对于回民信仰风俗，采放任政策，柏克判断词讼，一依其教规，不从国家法令。汉人赴回疆者须持有护照，寓居汉城，使回、汉隔离。表面上回民似享特殊待遇，实际则不能与蒙、藏并论。回教的和卓（Khodia圣裔），既无西藏喇嘛的崇高地位权利，亦不能与蒙古的王公相比。满、蒙互为嫁娶，蒙人之居军政要津高位者，指不胜数，回人无此幸运。加之官兵贪横，益使愤怨。同种同教的中亚汗国，从而构煽，乾隆年间的大小和卓后裔伺机而动，无时不思恢复其故有权位。
陕、甘变作，新疆孤悬塞外，接济不至，东干回（陕甘之汉、回）西来鼓诱，大乱随之爆发。初期以一八六四年起于库车的缠回布格聂丁（Burghanuddin，即黄和卓）之势力为大，西并阿克苏、乌什，东有喀喇沙尔（焉耆），称东土耳其斯坦王。同年喀什噶尔、叶尔羌、
——————————①主持人为胡光墉。
②湘军中多哥老会党，关中甫平，左军因哥老会的煽动，相继在陕、甘之交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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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阗回继为乱，此为南路的大势。北路的东干回以乌鲁木齐（迪化）为中心，其首领妥明，与马化龙相通。库车乱起，乌鲁木齐官军赴援挫败，妥明乘机举事，屠杀官民二万余人，东西各城先后为其所有，号清真主。伊犁应之。一八六六年诸城悉陷，将军以下死者数万。塔尔巴哈台于同年失陷，东部的哈密旋失旋得，全疆未陷者巴里坤（镇西）一城而已。
举兵于喀什噶尔的为金相印、思的克（Sadic Beg），以攻城不下，乞援于中亚的浩罕。时浩罕王数败于俄人，无力以大军为助，命阿古柏（Yakub Beg）奉张格尔（Jehangir）之子布什尔克（Buzurg Khan）前往。张格尔为回疆大和卓之孙，道光年间曾据南路，兵败被俘，但威势仍在。一八六五年一月，阿古柏至自安集延（Andizhan），沿途应者颇众，一举而占有喀什噶尔，东败黄和卓，众约一万五千人。翌年，兼并叶尔羌。一八六八年，阿古柏废布什尔克，自称回疆国王、幸运汗（Batautet Khan），成了东方回教徒的英雄。其后续有和阗、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各城，与北路的妥明分有新疆。一八七〇年，妥明来攻失败，吐鲁番亦为阿古柏所有，妥明投降，阿古柏控有天山南北。前应妥明之约自陕、甘西来的白彦虎，亦归阿古柏。
阿古柏在新疆扩张之时，正为俄国积极经略中亚之时。阿古柏与俄国均不愿多方树敌，一八六六年双方成立谅解，互不相犯。一八六八年，俄军破布哈尔及基洼联军，灭布哈尔，命阿古柏称臣。阿古柏素恶俄人，曾参与中亚回教汗国的抗俄战争，一度受伤，这时他的祖国浩罕又受到俄国威胁，拒绝了此一要求，转与英国通好。印度的英人得总督支持，前来喀什噶尔，赠以军火。是后四年，彼此使节往来不断。阿古柏亦曾派人赴俄交涉，未得要领，所以仍留妥明于北路，以作对俄缓冲。一八七一年七月，俄军占有伊犁以制阿古柏。次年六月，阿古柏被迫与塔什干总督阔幅曼（Von Kaufman）订约，许俄人通商新疆，俄国承认阿古柏为东土耳其斯坦首领。
阿古柏对于俄人的商务活动，多方阻挠，同时广结与国。一八七三年遣使土耳其，奉为上国，接受东土耳其斯坦爱密尔（Amir，即圣裔）的封号。一八七四年二月，复与印度总督的代表福锡特（T.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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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syth）订约，允英国通商，派设使领，英国承认他为喀什噶尔及叶尔羌地区的爱密尔，亦即只承认他是天山南路西部的统治者，而不及东部与天山北路，以免刺激俄国。英国对新疆的贸易颇为兴旺，俄国受到打击，准备武力对付。惟一以一八七五年浩罕战争发生，不得不先其所急；二以阿古柏与英国交密，势须出以慎重；三以左宗棠已动员西征，不妨暂观其变，相机而行。
五、左宗棠的远征
关、陇戡定之前，清廷无力顾及新疆，及肃州克复，左宗棠即奏筹出关，诏命各军西进。适日本侵犯台湾，东南吃紧，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当外交之冲，认为日本为中国大患，主张暂停西征，节调以备海防。李系就经济时势立论，谓平地新疆年需兵费三百余万两，纵令收复，徒增今后漏卮，殊为不值。况新疆界于英、俄及各回国之间，断难久守，阿古柏与英、俄相结，皆不愿中国得志。目前兵力财力，万不能及此，且虑别生他变。惟有严守现有边界，招抚新疆回首，准其自为部落，略奉中国正朔。“新疆不复，与中国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左宗棠另有所见，谓目前海防并不急于塞防，停兵不进，划地而守，不惟兵饷不能裁减，无益海防，反同自撤藩篱。中枢大臣文祥深赞其议，遂于一八七五年五月，命左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于新疆久有认识，屡言他之所以以六十有五之年，毅然负起此一艰巨之任，实为国防前途计。“中国盛世，无不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东南，国势浸弱，以底灭亡。”“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俄人扩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徒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预为绸缪”，“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
左宗棠之经营陕、甘，全恃东南各省的接济，得之于上海、广州海关者尤多，但不能如数解拨，积欠达二千七百余万两。现在远征天山，需费孔急，上谕命每年协调五百余万两，而实解不足三百万两。一八七七年，左宗棠请续借洋款一千万两，李鸿章与两江总督沈葆桢均不谓然，结果仅得半数，另由户部于库存关税项下提拔二百万两。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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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又借三百五十万两，一八八一年再借四百万两，共计一千二百五十万两，均由海关担保。甘肃产粮无多，无力供应大军，哈密屯田所得有限，且缓不济急，不得不分地采购。一为河西；二为口北，即归比、包头、宁夏；三为关外，即新疆东部；四为俄国，实际来自伊犁。河西之粮由官民分运，逐段接递；关内用骡车、驮驴；关外用骆驼，兵卒并随带生薯，既可止饥，又可解渴。口北之粮由商人负责，全用骆驼。道路关系运输、行军极大，左初至陕西，即修筑海关至西安一段，然后接至兰州，以迄玉门，沿途栽植杨柳。玉门以西，工程最为艰难。兵力编配，尤费苦心。因为道远运艰，不能用众，必须汰弱留强，以佣军为主，转以豫军、皖军、甘军、蜀军，共约七万，一部分使用西洋军火，俱于上海采购，大都来自德商泰来洋行（Telge and Co. ），借款亦与该洋行有关。复以玉门以西，水草奇缺，只好分批行军。凡此均可见用兵新疆之不易。
更棘手的为国际的牵制。英人力图与阿古柏结好，冀使回疆变为印度的外围，不愿中国的势力重行进入。一八七六年，英使威妥玛恫吓李鸿章及总理衙门，谓阿古柏“雄桀能军，与俄人狼狈一气，左军殊难制胜”，最好认为藩属。左坚决反对。北路收复后，英外相又屡与中国驻英使臣郭嵩焘相商，主回疆别立一国，尊中国为上国，左仍执不可。当左军顺利推进之时，上海英国报纸反捏造挫败的新闻。俄人. 仍欲假手左军，直接打击阿古柏，间接打击英国，消耗中国的力量，使两败俱伤。左军动员之初，俄国军官曾至兰州，对左佯示友好，谓一俟中国收回北路，即交还伊犁，并愿代置办粮食。及阿古柏战败，俄人反济以军火，不再以粮食转售左军。左的胜利似出乎俄人预料之外，此后不惜多方与中国为难。
一八七六年四月，左的大营自兰州移设肃州。他的战略为“缓进速战”，先事充分准备，再相机猛攻。阿古柏利用陕回白彦虎与妥明旧部守北部，而以主力守南路。八月，左军大破白彦虎，乘胜收复乌鲁木齐。阿古柏集重兵二万余于吐鲁番，翌年，复败。五月，阿古柏死，回众内讧，已成崩溃之势。阿古柏之子伯克呼里（Beg KMli Beg）西走喀什噶尔，左军连复南路各城，十二月，克喀什噶尔，伯克呼里、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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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虎遁入俄境。左遂收复了沦没十三年的新疆。
左之得以顺利的成功，一以阿古柏虽称善战，兵力财力终属不足，本地回（缠回，即维吾尔回）不堪阿古柏的搜括，复与东干回不和，人心思汉。二以他未能获得切实的外援，英国为地理所限，又顾虑俄国，仅给以有限度的外交与物资支持。俄国欲坐收渔利，虽曾助以军火，但阿古柏败局已成，俄国牵于中亚及土耳其之战，不欲再卷入新疆之事，以免引起与中国之争。三以左宗棠意志果决，计划周密，清廷全力支持，湘军主将刘锦棠又善于用众，卒能使生长于鱼米之乡的湖湘子弟扬威于风沙漫天、冰雪载地、石田千里的西域。
第四节　人民的浩劫与军政的演变
自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七七年，中国经过二十八年的全国性与局部性的变乱，直接蒙受灾害的当然是人民。满地瓦砾，遍地白骨，丧失生命财产几何，不易得知。人烟稠密的长江流域，为太平军与清军往复争夺烧杀之区，湖南为时约四年，湖北约五年，江西约八年，安徽、江南约十二年，浙江约五年，其他被兵之省，以广西、广东为久，次为四川、河南、陕西、山西、山东、直隶，多则七八年，少亦二三年。江南往往二三十里，不见居民，户口有仅存五分之一者。浙江一片劫灰，道殣相望，昔时温饱之家，大半成为饿莩。号称天堂的杭州，居民由八十余万减至数万。皖南“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皖北“但有黄蒿白骨，并无居民市镇，竟日不见一人”。江西数百里“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曾国藩谓“大抵受害于贼者十之七八，受害于兵者，亦有二三”。我们不妨说各居其半。有谓一八五一至一八六五年十四年间，中国人口之死于战乱者，至少为二千万或五千万，虽不一定正确，恐亦相去不远。据官方的统计，一八五一年江苏人口约为四千四百三十万，浙江约为三千万；至乱后十年，即一八七四年，江苏约为二千万不足，浙江约为一千一百万不足。如属可信，此两省人口已减少四千余万。安徽、江西所受战祸不亚于江、浙，人口的死亡当亦不少于江、浙。数十年后尚未能恢复以往的盛况，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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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残破萧条。
至于西南、西北，乱前云南人口约为七百五十万，乱后据说仅存三百万，死亡百分之六十；贵州乱前约为五百四十万，乱后约存三百三十万，死亡百分之四十。陕西乱后，城邑堡寨，民靡孑遗，回人原有数十万，除西安城内的二三万外，余均尽族西去。乱前全省人口约一千二百万，乱后十年，仍仅八百万。甘肃原来汉多于回，乱后回多于汉，陇东千里荒芜，炊烟断绝。固原州城，汉人存者不过十数，灵州不过数家，宁夏几无遗类。河西肃州城中汉民原三万余，被回人先后残杀，存者仅一千一百余口。回人死于兵戈者，亦不在少数，官兵每克一城，屠戮现以千计。通省汉人死者十之八九，回民死者十之六七。乱前人口为一千五百万，乱后不足二百万，虽未必属实，死亡的数目恐在半数以上。
大乱对于政治军事的影响，亦至重大。显而易见的为正规军的没落，代之而兴的为地方练勇，即湘军与淮军，以及其他私人武力，如云南的岑毓英，甘肃的马占鳌。八旗军久已空有其名，绿营亦骄顽腐窳。江南大营两次陷落，其主力几乎全部崩溃。保卫湖南，肃清湖北、江西、安徽、浙江，克复金陵，底定闽、粤的为湘军，平定江南、闽南，及捻乱的为湘、淮联合军。至于广西、贵州、四川、陕西、甘肃、新疆的底定，固均湘军之力，云南的底定湘军亦与其役。简言之，二十余年大乱之削平，无一不赖湘、淮军，尤其是湘军。清的统治之得以续延五十余年，可说是湘、淮军所给予，但是清的权力已日益削弱。
清廷既侍湘、淮军削平大难，湘军转战十八省，淮军的踪迹亦遍及长江、黄河下游。军事甫了，各省要区，悉以湘、淮军留防，成为劲旅，称为“勇营”。绿营益同虚设，因就中选择训练，编制、饷章，悉仿湘、淮军之制，名曰“练军”，始于直隶，各省相继蹈行。此为近代兵制的一大改革。其实绿营与湘、淮军互有利弊，绿营官皆选补，士皆土著，兵非将有，为国家的军队；但官不久任，兵为世业，训练不施，心志不固。每遇征调，临时抽选，临时命将，兵与兵不相习，将与兵不相知，团结不坚，指挥不灵，自难言战。湘、淮军上下一体，有如父兄之与子弟，“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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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军完”；委任专而事权一，形成一利害团体，人人肯出死力。其流弊则是国家的武力变为私人的武力，而以淮军为尤甚。湘军的领袖多为儒士，有其抱负，重尚道义，不必全视曾国藩的举措为向背，不惟王[上（金）下（王王）]、左宗棠如此，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杨岳斌、彭玉鹏亦各有其是非。淮军为后起，而日后对中国的影响远在湘军之上。淮军将领流品不齐，出身与教养，多不能与湘军相比，十之八九为乡里豪强与不学武夫，志在富贵，惟李鸿章之命是从；李亦以利禄驱策之，非他不能督率统慑。继承他的衣钵的为袁世凯。
湘军饷糈来自捐输、厘金、盐课，多由自筹，如不得疆吏合作，事至不易。湘军将领初任巡抚者，除甫抵任即战殁的安徽江忠源外，仅一湖北的胡林冀。清廷虽采以汉制汉政策，而对于转战七年的湘军统帅曾国藩，不仅不给以尺地寸土，亦未予以正式统兵名义。直至江南大营第二次崩溃，始不得不授以残破的两江。及浙江糜烂，复命兼办浙江军务。此后七年之间，湘军出身之任封疆大吏者，有广西巡抚刘长佑，旋升直隶总督，安徽巡抚李续宜，浙江巡抚左宗棠，旋升闽浙总督，江苏巡抚李鸿章，后署两江总督，迁湖广总督，江西巡抚刘坤一，广东巡抚郭嵩焘、蒋益沣，陕西巡抚刘蓉，湖北巡抚曾国荃，湖南巡抚李瀚章，云南巡抚刘岳昭，后升云贵总督，陕甘总督杨岳斌。他如河南巡抚严树森，江西巡抚沈葆桢，与湘军亦有相当渊源。湘人“苟能军，无不将帅者，苟能事，无不轩冕者”。是后四十年间，两江总督几乎是非湘系将领或与湘军有关的人物莫属。自一八七〇年起，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位居督抚之首，拥有数万新式训练装备的淮军，分驻近畿、江淮，控制江南、金陵、天津三大兵工厂，国防外交，一归其经划。一八六〇年以前，督抚以旗人居多，自是日渐减少，最后不及十之一二，代之者虽非尽属湘、淮系统，而湘、淮将领实奠其基。他们握有地方军政财大权，不仅为汉、满权力消长的关键，亦为中央与地方权力消长的关键。当然中央的一纸命令，仍可决定疆吏的去留，但是事实上不能不有顾虑，每遇大事，不得不尊重他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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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奉天讨清檄文》(《讨妖檄》）

admin — Wed, 16 Mar 2011 09:25:30 +0000

这是太平天国对清朝的檄文《奉天讨清檄文》。以前收集过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的檄文《讨粤匪檄》。都说对方是妖邪，都说自己为了天下苍生。都说对方是恶人。

曾国藩之高明在于拿起儒教说事。儒家是深入人心的东西。而太平天国反儒教。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民族主义不是任何时候管用的。以前我谈过汉奸的一篇文章，那时候人并没有太多的民族主义。那还是八九十年后人的思想。现在又是一百六十年后。

现在的人民族主义特别强烈。带着现代的世界观永远不可能读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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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明失真天命太平天国为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若曰：嗟尔有众，明听予言。予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中国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中国之子女民人，非胡虏之子女民人也。慨自有明失政，满洲乘衅，混乱中国，盗中国之天下，夺中国之衣食，淫虐中国之子女民人。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沿得为有人乎！自满洲流毒中国，虐燄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於四海，妖气惨於五胡，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甚矣哉，中国之无人也！

夫中国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中国名为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从前以神州名中国也。胡虏目为妖人者何？蛇魔阎罗妖邪鬼也，鞑靼妖胡，惟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盗神州，驱我中国悉变妖魔，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予谨按其彰著人间者约略言之：夫中国有中国之形像，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於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令满州脏狗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言又恸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纲罗，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协制之也。中国有中国之言语，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是欲我中国之人稀少也。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之人贫穷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是使我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也。凡有起义与复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谋也。满洲之所以愚弄中国，欺侮中国者，无所不用其极，巧矣哉！昔姚弋仲，胡种也，犹戒其子襄，使归义中国，苻融亦胡种也，每劝其兄坚，使不攻中国。今满洲乃忘其根源之丑贱，乘吴三桂之招引，霸占中国，极恶穷凶。予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合，并无人伦风化，乘中国之无人，盗据华夏。御座之设，野狐升据，朝堂之上，沐猴而冠。我中国不能犁其廷而锄其穴，反中其诡谋，受其凌辱，听其号令，甚至文武官员，贫图利禄，拜跪於狐群狗党之中。今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艴然怒。今胡虏犹犬豕也，公等读书知古，毫不知羞。昔文天祥、谢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此皆诸公之所熟闻也。予总料满洲之众，不过十数万。而我中国之众，不下五千馀万。以五千馀万之众，受制於十万，亦孔之丑矣！

今幸天道好还，中国有复兴之理，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灭之徵。三七之妖运告终，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罪贯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肃将天威，创建义旗，扫除妖孽，廓清华夏，恭行天罚。言乎远，言乎近，孰无左袒之心；或为官，或为民，当急扬徽之志。甲胄干戈，载义声而生色；夫妇男女，摅公愤以前驱。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诏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奖天衷。执守绪於蔡州，擒妥欢於应昌，与复久沦之境土，顶起上帝之纲常。其有能擒狗鞑子咸岂来献者，或有能斩其首级来投者，或又有能擒斩一切满洲胡人头目者，奏封大官，决不食言。盖我中国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开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岂胡虏所得而久乱哉！公等世居中国，谁非上帝子女，倘能奉天诛妖，执蝥弧以先登，戒防风之后至，在世英雄无比，在天荣耀无疆。如或执迷不悟，保伪拒真，生为胡人，死为胡鬼。顺逆有大体，华夷有定名。各宜顺天，脱鬼成人。公等苦满洲之祸久矣，至今而犹不知变计，同心戮力，扫荡胡尘，其何以对上帝於高天乎！予兴义兵，上为上帝报瞒天之雠，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顺天有厚赏，逆天有显戮。布告下天，咸使闻知。

太平天国国宗

admin — Thu, 17 Feb 2011 07:42:10 +0000

国宗是太平天国众多高级职官里最神秘的一群，他们身份显赫，地位特殊，却又不在正规职官序列里；他们仿佛一夜间突然出现，成为一支又一支远征军的主将，一个又一个独当一面的重臣，却又在短短几年间消失在历史长河，仿佛从未出现过。

“国宗” 领导人的兄弟

顾名思义，国宗就是太平天国君王的亲戚，具体的说，就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兄弟。

照理说，太平天国是洪姓的家天下，国宗应该姓洪，但根据拜上帝教教义，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5人都是上帝耶和华的亲儿子，耶稣的亲弟弟，因此这5位的兄弟也就都是“国宗”了。

《平定粤匪纪略》中记载，国宗有“四姓十三人”、或“五姓十三人”，目前所知道有国宗头衔的，包括洪、杨、韦、石四姓，人数则远不止13人。

如果是“五姓”，应该包括姓冯的国宗。但清方和时人笔记中都记载，冯云山的兄弟亲属都未能投入太平军，他是孤身一人，且早在广西、湖南边界就战死，那时候还没有“国宗”这个新生事物。在太平军中的南王亲属除幼南王外，闻名于世的只有庚申十年（1860年）封搢天安、后来封佩王，癸开十三年（1863年）七月在天京城外印子山战死的冯真林，但没有任何记载表明，他早年曾获得国宗的封号。

照理说，国宗都应该是领导人的亲兄弟，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记载中真正符合这一“理想国宗标准”的只有两人：韦昌辉的哥哥韦滨和弟弟韦俊；石达开“并无兄弟”，石姓国宗都只是他的族人；洪秀全是有两个哥哥的，但各种记载都表明，他的哥哥洪仁发、洪仁达被封为更高级别的“国兄”，以示血统高贵，而目前唯一记载系洪姓国宗的，只有堂兄洪仁政一人。

杨姓国宗数量众多，但杨秀清非但是孤儿，而且杨氏族人只剩下一个年迈的叔叔杨庆善，众多“清字辈”国宗都是认的干亲，如排行“大国宗”的杨元清，原本是广东天地会首领；排行“七国宗”的杨辅清，则是广西桂平人杨金生，参加上帝会后被认作义弟。也就是说，杨姓的国宗其实没有一个和杨秀清有血缘关系。

萧朝贵是排名仅次于洪秀全、杨秀清的太平天国第三号人物，而且萧朝贵本姓蒋，过继给萧玉胜，族兄弟有萧、蒋两姓，人数众多，为何一个国宗都没有？是不是因为萧朝贵早死，故而被杨秀清排挤、又被洪秀全冷落？

不是。

萧朝贵的亲属，如妹妹嫁给他做王娘（鉴于西王娘是大名鼎鼎的洪宣娇，这位王娘应该是副职）的殿左二十七指挥罗际隆、曾经防守半壁山的西贵亲（不知是什么亲）陆炼福等，都受到重用，这些都是旁系亲属，血缘更近的直系兄弟自然更不可能被冷落，考虑到萧朝贵儿子萧有和、蒋有福和洪秀全的特殊关系，冷落萧、蒋两姓，简直是不可能的。

关键在于萧朝贵不是耶稣的弟弟，而是耶稣的“妹夫”——他妻子洪宣娇才是耶稣的“妹妹”，这样一来，按上帝亲子、耶稣亲弟划线的国宗头衔，自然也无法落到萧、蒋两姓头上了。

事实上国宗还不止领导人的同辈兄弟。

按照《贼情汇纂》记载，洪、杨、韦、石四人的侄子称“国相”，但出了天京城同样称“国宗”，目前所知的国宗中，有韦以德（韦昌辉侄子）、石镇仑、石镇吉、石镇常（都是石达开的族侄），以及杨在田（不按“清”字排辈，当是被杨秀清认为子侄而非兄弟），可见，广义的国宗，还得算上这些子侄。

尽管有“十三人”的记载，但成书最早的《贼情汇纂》里，就已经记了14个国宗的名字，稍后的《金陵癸甲纪事略》中，仅杨秀清的兄弟辈国宗已排到第七，有记载称“同姓连宗者二十余人”，加上诸人的侄子、干侄子，总数就很难统计了，估计30-50人总是有的。

许多研究太平天国的人士都迷惑于国宗的级别，因为记载十分混乱。

号称前期研究太平天国官制最权威的《贼情汇纂》就自相矛盾，一会儿记载国宗和燕王平级，理由是旗帜等级一样，都是8尺见方的镶边黄旗；一会儿又记载国宗跟侯爵级别相当。而太平天国自己的文书就更乱了：身为燕王的秦日纲和国宗韦俊用平级公文往来，却以上级口吻下命令给另一位国宗石凤魁；官拜丞相的罗大纲以对上级的口吻称呼韦俊，却以平级公文和石凤魁交往。要知道太平天国最讲究级别、职务，绝不可能有一级职官混乱到不知道是职同燕王、职同侯爵还是职同丞相。那么这国宗到底该是什么级别的干部？

《贼情汇纂》里把国宗分为国宗提督军务、闲散国宗两等，前者地位高于后者；而据《金陵癸甲纪事略》和《粤匪纪略》中都记载称，国宗还分“国宗兄”和“国宗”两级，前者地位更高。从目前保留下的太平天国方面文书，以及《金陵癸甲纪事略》和《天京续记》等资料记载，韦俊、洪仁政等都是“国宗兄”，而在秦日纲甲寅四年（1854年）十月二十日写给杨秀清的禀奏中，韦俊为“国宗兄”而石镇仑为“国宗”，地位分明。

值得一提的是石凤魁，十月初八日秦日纲给杨秀清禀报中称之“国宗兄”，而在此前后罗大纲给石凤魁的照会却称为“国宗石兄”，从罗文语气中推断，此时天京方面已经着手追究石凤魁失守武昌的罪责（石不久被处死），因此“国宗兄”也就自动“降等”了。

从这些凌乱记载中应可看出，“国宗提督军务”和“闲散国宗”只涉及兵权有无，不涉及官职级别的高低，而“国宗兄”的地位要高于“国宗”。甲寅四年四月前，太平天国翼王以下最高官职为侯爵，“国宗兄”级别与侯爵相当，而低一级的“国宗”级别相当于丞相；秦日纲封燕王后，“国宗兄”级别升至和燕王相当，而从罗大纲照会揣测，“国宗”的级别未作调整。

“空降”国宗到疆场

绝大多数国宗都是在金田起义时、甚至更早就参与起事，并随着太平军从广西一路打到天京，但一开始他们似乎都没有任何职务。

《贼情汇纂》记载，太平军攻占天京后，在“癸丑二月”（1853年3月）将诸王兄弟“概封国宗”，这似乎并不准确，如韦昌辉的哥哥韦滨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封，石凤魁、石祥祯分别是癸好三年三月、四月封，但最早记载封国宗的韦俊、石镇仑则的确是“癸丑二月”，而此前他们都没有职务，而是和他们封王的亲属在一起。

这些“王亲国戚”政治上自然更可靠，但和早期各地拜上帝会首领，以及独当一面的将领相比，他们能力有限，威信不足，被留在诸王身边，而不担任具体职务，应该是适当的；等太平军定都天京，军力从原先的万把人、几万人扩充到几十万甚至百万之众，可靠将领不敷使用，而“王亲国戚”们经过万里转战，经验、能力都有大幅度长进，于情于理，洪、杨等人都不可能将这些最可靠的干部苗子弃而不用。

由于早期太平天国官制严谨，逐级提拔都以战功为标准，“王亲国戚”们如果“加塞”，必然军心不服；如果真的从两司马之类小官做起，又未免不伦不类，以“国宗”这样编制外的头衔带兵、理事，既足以号令部署，又不抢外姓功臣的饭碗、板凳，可谓煞费苦心的安排。

这些国宗中有的能力强，有的能力弱，能力强的会被封为国宗提督军务，授予大印，领兵出征；能力弱的则只是封个闲散国宗，从事一般工作，或干脆养尊处优；随着军事的发展，国宗提督军务和闲散国宗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如原本是闲散国宗的石镇仑，癸好三年五月被提拔为国宗提督军务，派去江西；原本是国宗提督军务的韦滨，因屡战屡败，就被收回大印，改为闲散国宗。

有些国宗会频繁在提督军务和闲散国宗间转换，如石祥祯因没攻下南昌一度赋闲，但很快就被重新提拔，负责天京郊外军务。这些往往是能力较强、因一时疏忽犯错的国宗，如果被认定无能，就再难出头了，如韦滨虽然身份高贵，但被杨秀清、韦昌辉认为能力太差，赋闲后就始终未能再起。

这些国宗在1853-1855年间十分活跃，湖北、江西、安徽战场，以及天京城外的争夺战中，都可以看到国宗们的身影。

如西征的第一批援军，是由韦俊、石祥祯两位国宗率领；两次攻克武昌的是国宗韦俊；攻克庐州（合肥市）的有石祥祯；防守武昌的主将，先是国宗石凤魁，后来则是国宗韦俊、洪仁政；韦志泰、石镇岗、石明开在天京城外作战，韦滨曾攻打过安徽太平府…… 在这两三年间，除去扫北，其它各主要战场，几乎都有国宗在唱主角。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段“国宗活跃期”，却几乎看不见杨姓国宗的身影。

事实上杨姓国宗很早就开始活跃。

据《天父下凡诏书》卷一记载，辛开元年（1851年）十月，太平军还在广西永安时，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审理著名的周锡能内奸案，往来东王府和各王、各衙署传达命令的，是杨辅清、杨润清；《天父下凡诏书》卷二和《天父圣旨》卷三中，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让人抬着自己去天王府“问罪”，同样是这些国宗手执兵器护卫、开道。据熟悉广西浔州一带风俗的人士称，“下凡”其实是当地“降僮术”的一种，“下凡”者在施法时，会处于自我催眠状态，一旦有人趁机暗算，后果不堪设想，这些“国宗”自然是最可倚赖的贴身护卫；杨秀清身负军国重任，每天要传达数百道重要指令，往来东王府和各重要职能部门、传递公文和命令者，必须是最可靠的人，名义上是“一家人”、利益紧密一致的杨姓国宗，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以1855年1月湖口大捷为标志，在此之后，国宗在战场上的“出镜率”明显变得稀疏：除了韦俊依然活跃，反攻武昌并与“龙套国宗”洪仁政就此坚守外，其它各路，国宗似乎都让位于外姓朝臣。

如当时最重要的两个战场——江西和京东，负责将领都已不再是国宗。江西方面，翼王石达开挂帅，几路大军的将帅为护天豫胡以晄、参天侯黄玉琨、卫天侯曾锦谦、丞相张遂谋、检点林启荣、赖裕新等；京东方面，主将为顶天燕秦日纲，大将为丞相陈玉成、李秀成、陈仕章、涂振兴、周胜坤，检点吴如孝等。

几年的战事让杨秀清等人领悟到，最可靠的人未必是最合适的将领。

除去韦俊等个别国宗不负众望，取得辉煌战绩外，大多数国宗的战果并不理想：石凤魁不听副将黄再兴苦劝，刚愎自用，导致武昌失守，自己还要靠黄再兴苦战才能脱身；石镇仑、韦以德肩负保卫天险田家镇、半壁山重任，却在一天内相继战死；韦滨等国宗曾被寄予厚望，最终却铩羽而归；即使被公认善战的石祥祯，也先因嫉妒掣肘赖汉英，导致南昌久攻不下，后在天京城外盲目自大，生擒清军大将张国梁后疏于防范，反被对方刺杀身亡。要知道这几年是太平军在长江流域处处得势的上升期，许多将领脱颖而出，后期知名将领如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都在此时崛起，国宗们相形见绌的表现，让他们不得不退居二线。

不仅如此，经过几年血战，国宗中相对更勇敢善战的，许多已经战死沙场，幸存者除韦俊等少数，大多如洪仁政等，是给诸王管衣服、管账房出身的闲散人，在杨秀清看来，他们当然不适合继续担负军政要职。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其他各姓国宗相继沉寂之际，杨姓国宗却开始活跃起来：据《皖樵纪略》所载，国宗杨恒清在咸丰六年（1856年）五月赴安徽潜山阅兵，国宗杨辅清、杨宜清、杨雄清、杨英清、杨友清等也在此前后被派往江西瑞州等地。此时正是杨秀清权力顶峰，洪秀全以下皆俯首听命，大约他因此认为自己在天京十分安全，故而大胆分派杨姓国宗去外地掌握兵权。仅仅两个月后，天京事变爆发，杨秀清死于非命，尽管原因复杂，但志得意满的他将杨姓国宗统统派出，身边空虚、防范不密，是洪秀全、韦昌辉得手的重要因素。

神秘消失的国宗编制

天京事变的“王杀王”让洪、杨、韦、石的兄弟神话骤然破灭，杨秀清一度变成了“东孽”，韦昌辉最终变作了“北奸”，他们的兄弟子侄自然也不再是什么高贵血统，而在一夜间变成了“问题干部”、“专政对象”，“国宗”的头衔自然不再与他们相干。

杨秀清在天京事变前夕，把大批杨姓国宗外派，自我毁灭的同时却让许多杨姓国宗幸存下来，从1856年到1858年，这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杨姓国宗既不敢回归天京，又不敢投降清朝，只得在江西、浙江、福建三省转战，并一度和离京远征、同病相怜的石达开部汇合。

韦昌辉被杀时，留在天京的韦姓亲族被一网打尽，只有驻守武昌的韦俊、韦以琳（韦昌辉的侄子）幸免，他们无心守城，在丙辰六年（1856年）十一月弃城突围，逃到江西、湖北、安徽一带，虽然在石达开求情和洪秀全的审时度势下，最终未被株连，但既然韦昌辉背定了“反贼”帽子，韦俊等人的“国宗”自然也是做不成的。

石达开一系的国宗尚有石镇吉、石镇常等数人孑遗，在石达开辅政的一年多里，他们仍然是国宗，但这已是无可奈何的明日黄花：丁巳七年（1857年）四月，石达开被逼远征，并最终越走越远，一去不返，石姓国宗从此也脱离了天京序列。

大约在戊午八年（1858年），洪秀全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神学体系，以为天京事变的“王杀王”自圆其说，一方面，他用中军主将、右军主将这两个杨秀清、韦昌辉最初的职务重新招揽了杨辅清和韦俊二人，并在表面上继续肯定石达开；另一方面，他重新解释上帝的“小家庭”，只留下耶稣、自己和杨秀清哥仨，其余“天弟”，从忠心耿耿的冯云山到一去不返的石达开，都悄然从神变成凡人，已经变成鬼的韦昌辉就更不用说了。

国宗必须跟天父天兄沾亲带故，韦昌辉、石达开既然不再是“王亲”，他们的兄弟子侄自然也不是什么国宗了。

1859年，重新获得国宗头衔的杨辅清、杨宜清等开进皖南，和“过气国宗”韦俊、韦以琳比邻而居，昔日的国宗“同胞手足”，今日的不共戴天血海深仇聚在一起，矛盾可想而知。矛盾的结果，是“前国宗”走投无路，叛投清朝，而“现国宗”们的特殊光环，也到了幻灭的边缘。

这年十一月，杨辅清打败了叛逃的韦俊，收复池州，被洪秀全封为辅王，原本的杨姓国宗也一个个自动变为“辅王宗”，从此“国宗”在太平天国中央政权的编制表中消失，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至于洪姓国宗，原本就不重要，洪仁政从武昌回归后重新做起了后勤杂职，而1859年春抵达天京的洪仁玕，先封干天福，后封干天义兼护京正主将，不到一个月就升为开朝精忠军师干王，走得完全是朝臣道路，而并未获得“编外职务”国宗，说明洪姓国宗在此时已被取消了。

后期太平天国的政治特色是神权政治，实质是神化洪姓，而将其它此前的“神人”世俗化、人类化，“国宗”这个带有昔日洪氏和诸王结为异姓兄弟、共称为上帝亲儿子、耶稣亲弟弟时代烙印的旧称，也便不得不迅速消失，以免给洪秀全的家天下带来不必要麻烦，因此不仅韦俊、石达开两族的国宗要消失，被重新神化的杨秀清一系，以及自己的叔伯兄弟们，也不得不被纳入朝臣体系，因为只有他和他的儿子，才是“天父天兄”神话体系唯一理所当然的专利持有者、受益人。

在天京统治范围内，这个痕迹抹得非常干净：国宗被“王宗”所取代，如忠王宗、辅王宗、章王宗等等，这些王爵只是朝臣，不是“神人”，“王宗”自然也就是个“干部家属”的地位，随着王封得越来越多，王宗也就越来越贬值；大约在1859-1860年期间，太平天国规定，所有1853年定都天京前入伍的干部，都可以获得“开朝王宗”的称号，“王宗”自然就更不值钱了。在1860年以后再版的、记载 1856年天京事变以前事迹的书籍（如《天父圣旨》）中，“国宗”被统统改为当时根本不存在的“王宗”：国宗就此消失了。

当然凡是总有例外：在石达开的远征军里，国宗依然存在，因为脱离洪秀全掌握的石达开，只是仍然奉洪秀全为天王，没有、也不可能遵循洪秀全没完没了的改制狂想，他手下的石姓国宗石镇吉、石镇常等仍然顶着“国宗”的头衔，不同的是，石镇吉除了“国宗”，还有协天燕的爵位，在前期诸王中，石达开对宗教神话最无兴趣，他的这一举措，显然是这种世俗思想的体现。

石镇吉、石镇常长期游离在石达开大队之外，1859年底，他们攻打广西省城桂林不下，撤军退往百色一带，庚申十年二月，石镇常被团练杀死，三月初三日，石镇吉被俘，在桂林被杀，他的两个哥哥、一个弟弟（未说是否国宗）战死。

这一天似乎成为“国宗”历史告终的一天：自那之后，再无一个“国宗”头衔的人物，出现在历史舞台。1863年石达开在大渡河军覆，死难名单中没有一个国宗；1863-1864年，杨辅清部在苏浙皖边界溃散，杨雄清、杨英清、杨友清等相继投降，但他们的头衔却是“卫王”、“友王”等；1864年夏，天京陷落，幼天王和洪仁玕等人转战至江西全军覆没，被俘者中就有洪仁政，这个唯一在史册中留名的洪姓国宗，但此时他也早已被封为恤王，而不再是国宗了。

“国宗”是“天上兄弟”的人间延伸，是“上帝小家庭”神话的产物，也自然要随着这一神话的破灭而消失。这个称号晚于太平天国成立3年出现，又早于太平天国覆灭4年消失，“国宗”的旋起旋灭，堪称太平天国这个更大神话兴衰始末的缩影。

随即文章

漫话太平天国前期的改革–安庆易制和经略江西

admin — Wed, 16 Feb 2011 04:23:08 +0000

numzero0原创

前言：我这里谈的不是太平天国对清王朝或者其他朝代的政策采取了什么革新措施
，所以不谈那些放开妇女缠足一类的政策。我这里谈的是太平天国对自己政权采取
的不当政策进行纠正和改革的情况。这些改革证明了太平天国是有能力根据现实去
不断调整政策，制定更加实事求是的政策制度的。正因如此，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
太平天国，不是完全没有被历史的要求推动着前进，最终担负起中国近代化的任务
的机会的—-我认为一个政权只要具有两个条件，就有这种机会：第一，它肯争眼
看世界，不固步自封，这样，不懂不了解的自然可以慢慢了解。第二，它制定政策
实事求是，遇到问题肯及时调整，不搞教条主义。而太平天国是具备这两个条件的
。有人问，太平天国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当然有，但十分有限，从定都天京到天京
陷落只有11个年头(想想25年前的中国吧)，重要的是，它可能带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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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在1853年3月攻克天京后，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洪秀全杨秀清有点错估了形
式，乐观过头了。因为从武昌到金陵，长驱一千二百里(又说一千八百里)，连克名
城重镇，所过之处几乎望风归附，实在太顺利了。大约以为真有天父天兄在帮忙，
可以无往不力，所以对近在城下的江南大营不屑一顾，以总共十来万的有限兵力，
投入扫北，西征，天京，镇江–扬州–瓜洲四个战场，以为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象从
武昌东下金陵那样顺利地“扫穴犁庭”和打下江南半壁。—- 这种盲目乐观和极
端自负的情绪在太平天国发布的《建天京于金陵论》(论文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洪秀全的“上帝次子”身份，杨秀清的“天父传言”，本来自己很清楚是怎么
回事儿，不过到这时候似乎不那么清楚了，真以为自己代表天意了。一个政权的领
导人在口头上怎么宣传不说，但如果心里面真以为自己一举一动都可以代表天意的
话，那这种自负肯定会坏事。所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不但军事上盲目乐观，制
定了和实力不相称的战略目标(后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政治上也强行推行自认为
代表天意的一套政策—-这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拆散家庭，编成男馆女馆，用军
队的方式管理民众，强迫民众从事国家指定的劳动，将所有私有财产收归圣库，然
后平均分发粮，油，盐，乃至禽类，将土地全部收为国有，拟平均分配，而生产所
得也全部上交，取消商业店铺和私营手工业，全部由国家包揽。。。。。。

应该说太平天国会推行这种政策并不奇怪，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在农民向来很有
号召力，太平天国既觉得自己胜利在望，又认为自己顺应了天情故得天助，那推行
起这些政策来自然也就心安理得理所当然，用现在的话说，大有提前实现共产主义
的架式。

只有一点政策和绝对平均主义无观，这就是拆散家庭。关于这一点，我不赞同
所谓太平天国领导人没有人性等说法，虽然不排除他们有私心(比如可以为自己选
美，建宫殿)，但主要是因为过份乐观地估计了形势。因为他们洪杨相信可以在一
年半载内打下北京，所以要求大家再等一年半载，毕竟军事化管理的简单划一有其
独特的优点，减少了很多行政问题。这种想法不能说是完全不讲理的(当然，搞特
权化，自己妻妾成群不让别人团圆是应该批判的，“男行女行”政策执行时也失之
过苛。)后来当杨秀清确定不可能断情内完成扫北任务后便着手恢复家庭了。

以上种种政策遭反对是消说的，并且其严重打击生产积极性，导致生产力发展
近乎停滞，也是不问可知的。根据潜伏在天京的清军间谍头子张继庚给江南大营头
子向荣的《上向帅书》的报告，天京建都之时(1853年3月中)圣库中存银1800万两
，至1853年10月，也就是后面要说的石达开离开天京主持“安庆易制”之后1个月
时，只剩下800多万两，这种严重的入不敷出就是恶果。

为什么这里特别提一下石达开离开的时间呢？一方面是为了强调“安庆易制”
的背景，另一方面是因为石达开从金田起义时期起就一直兼管财政，换句话说，他
是圣库制度的执行负责人。这一点说明石达开在最开始和洪秀全杨秀清在绝对平均
主义方面的认识没有大的差别—-自黄巢以来的起义者们渴望“均平”渴望了近千
年，直到太平天国终于有条件实践了，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甚至所有的起义骨
干，在这个时候的认识恐怕都差不多。这一方面说明不能用现在的理论认识高度去
要求农民起义者们，要理解他们走的弯路(我们新中国不是也走了几十年弯路吗)，
另一方面后来的观念转变说明他们是有务实精神和调整政策的勇气的。并且，起义
者们大抵都经历了石达开这样的思想转变过程，只不过有快有慢，有主动有被动，
所以石达开后来的“易制”才不是一人一地的政策，而是有代表性的，可以成为国
策的。

现在看一下定都天京半年后太平天国的政治形势吧：

西征战场：太平军西征仍然采取过去那种跳跃式前进的办法，对城池随占随丢
，占领的地方也不设官治理，因为好高骛远，想等天下打下来再考虑治理的问题吧
。可是攻南昌三个月不下，走马换将也不成，这时候杨秀清的头脑开始清醒了，认
识到自己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形势未必能向期望的那样进展，不能做长期周旋的
打算。

天京：上面说了，7个月时间就花了1000万两银子，占天京总圣库存银的一半
以上，照这个速度下去，再有半年就得财政枯竭了。而“圣库”还不同于一般国库
，全天京老百姓的家财尽收于此，指望着它吃饭过日子呢，这样下去不等“清妖”
来，天京老百姓就得起来造太平天国的反了。

我在这里约特别说明的是，这种花费还是在不算太浪费，甚至说，在石达开掌
管圣库期间，还是比较节省的，减少得快是因为坐吃山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到这年12月，圣库就只剩下不到100万两银子了，大致计算一下的话，在石达开管
圣库这6个月，平均每月净减105万两，之后3个月，平均每月净减370万两，猛增了
3.5倍，这说明原先还是比较节省的。正因为如此，也说明光靠节流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开源才行。可是太平天国此前的财政来源主要靠攻克城池后夺取库藏，“打
先锋”(就是没收地主的浮财)，“科派”(就是向大户摊派)，以及老百姓“进贡”
，这都不可能长久，也不是稳定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杨秀清不能再光想着荡平天
下，而不得不考虑眼前设官安民，治理地方的问题了。

另外除了圣库的银钱，粮食和日用也开始出现危机，《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
份额开始发不下去了，不得不减额，后来竟到了“若资乏粮尽之时，或减半给发，
或全不给发。如江宁城中一概吃粥，扬州城中煮皮箱充饥”的地步。

各地民众：套句现在的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是说天父天兄保
佑，说自己代表上帝普救世人，可是老百姓连肚子都吃不饱，时间长了还有谁信你
呢。其实太平军从武昌东下南京时，总体而言是很受民众欢迎的，甚至有的官吏乡
绅都积极“犒迎王师”，砸孔庙等等最多令读书人反感，可是没读过书的农民毕竟
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可是《天朝田亩制度》一尝试在各地推行，立刻招来强烈抵制
，天京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但杨秀清后来自己公开承认，民间有“荡我家资，离我
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嗟怨之声，至今未息”的情况。天京以外就
更不必说了，湖北刚进军不久，“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而安徽则“皖省民
情顽悍，以太平之宗教法制之不相习也，多抗命”，民众仗着“顽悍”，公开抗命
，再发展下去没准哪天就要起义了。

在这种情况下，东王杨秀清决定派他最得力的助手，太平天国公认“文武备足
”“谋略深深”的翼王石达开去安徽，其任务是开辟安徽根据地。这又分为两个方
面：第一，节制西征，改正原先过于急躁的跳跃式的进军战略，拿下清军临时省会
庐州，攻占各军事据点和州县，派兵驻守，并把安庆建设成天京的牢固屏障。第二
，平息民众的反抗情绪，恢复社会秩序，组织生产，为太平天国开辟粮源和财源，
在经济上支援整个运动。

在这种背景下，杨秀清显然不仅仅是希望石达开打下庐州或者暂时安抚民众，
更希望他为太平天国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找到一条可行的出路，所以石达开这次
后来被称为“安庆易制”的行动，不仅仅是一人一地的活动，而是开府安庆，节制
整个西线(皖赣鄂)军政民政，他是直接代表了天京政府和东王杨秀清。

不过，这时太平军其实只控制了极为有限的几座城池，而石达开的军事任务又
主要是开拓安徽，所以，这次易制首先集中在之后几个月建立起来的安徽根据地以
及少数湖北江西地区。

太平天国“先时数千里所过不留，未尝行设官安民之事”的作风，从这时候起
终于开始彻底改变了.

1853年9月底，石达开到安庆，开始易制安民，同时分兵攻占长江南北各郡县；(太
平天国在1854年占有安徽44个县中的22个，也就是半个安徽省)5个月后，即1854年
2月底3月初，石达开奉召回京述职，洪秀全杨秀清听取汇报后决定正式以安庆试行
的新政为国策，在天京以外各占领区推行。7月，石达开再返安庆，任务之一是继
续主持皖赣鄂三省的易制，特别是秋季粮赋的征收，直到年底前往湖口指挥九江湖
口战役，“安庆易制”到此结束。我会比较集中介绍前5个月中新政在安徽的推行
，而以其他地区和时间的情况作为补充。

从1853年到1857年，因为石达开是前期诸王中唯一长期负责京外民政的人，所
以不难想象他对皖赣鄂省民政的实际影响远超过在京各王，是这三省民政的制定者
也是执行者，尤其是在他一手开辟亲自经营的安徽和江西根据地，大多数将领和郡
县级首脑都是他的部下，因此这种影响力甚至一直延续到1860年。这就是为什么石
达开主政的情况基本可以反应太平天国中前期的民政。(故而曾国藩说“安庆为石
逆旧踞之巢穴，江西为石逆新陷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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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关于“安庆易制”的内容，我用这么一段文字来总结：

天国癸好三年八月，达开抵安庆，即行安抚黎庶，慰问疾苦。观其所为，盖于
豪暴者抑制之，无告者赈恤之，查户口，造粮册，缉盗贼，严军旅，励农耕，安工
商，拔才俊，设乡官，修河堤以卫民田，兴军屯以寓兵于农，坚壁筑垒复开疆拓域
也。

现在分临时措施和“技术性”措施官及政策性措施(官吏的选拔和作用，商业
和手工业政策，土地政策四个方面具体说说)两方面来假以说明。

临时性的措施和“技术性”(与“制度性”相对)的措施包括：

第一 “安抚黎庶，慰问疾苦，于豪暴者抑制之，无告者赈恤之”

1853年9月26日，石达开带领五六千太平军，乘着六百艘船抵达安庆，这时西
征前线等候接受他节制的著名将领包括春官正丞相胡以晃，检点曾天养，国宗韦俊
，石祥祯等，而随行主要官员则包括检点张遂谋，覃炳贤，梁立泰，指挥许宗扬，
张潮爵，曾天浩，赖裕新，职同指挥刘承芳等等—-呵呵，这些人在当时太平军中
大都是赫赫有名举足轻重的，不过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可能一多半没听说过，倒是
这里面有两个还没怎么被人注意到的“小人物”你却一定听说过—-他们就是在五
年之后成为太平天国擎天之柱的陈玉成和李秀成。陈玉成这时还是个“左四军正典
圣粮，职同监军”，他一直在前线作战，暂时和“易制”关系不大，李秀成却在从
这时候起的两年半时间里一直留在安徽，以平均每年升两级的速度从这时的监军一
路被提拔到1856年初时的地官副丞相，跻身高级将领行列。他在后来的自述中回忆
这段经历说：“同翼王上安省安民，此时官小，不过听差而已。我在军中，勤劳学
练，生性秉直，不辞劳苦，各上司故而见爱。逢轻重苦难不辞，在皖省巡查民务，
又兼带兵，修营作寨，无不尽心。。。。。。”

既是“上安省安民”，首先必得安抚流亡。1853年2月太平军从武昌东安徽时
，沿途多数民众是“望风归附”的，可是到了这一次回师西征时，却遇到有不少闻
风而避，乃至举家迁徙，而且不仅仅是地主官绅，连小民百姓也如是。这种情况让
太平军的将领们十分困惑，于是在这年8月29日，西征军的重要将领曾天养在江西
发布了一道《晓谕四民放胆宽心以勤稼穑札谕》，其中说：

“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兹我天王合万亿之众，行仁义之师。原以使天下享舜
躬之福。尔等轻信人言，自相恐吓，背井离乡，殊不少解。本大臣？？在抱，胞与
为怀，特剀晓谕尔等：继自今宜拜天父天兄，恪守天王诏旨，为农为圃，各宜其生
，乃积乃仓，毋废厥业。何必奔走四方，辗转沟壑也。且我天朝整旅兴师，南征北
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尔等不归之于今，其欲归之于后乎？谕后各当猛省
回头。”

第一次读这道札谕时，我想到的是过去从某本书上看到的一段刘邓的某段往事
，其中说到有个打仗很英勇的连长，因为对老百姓的态度不满，就大喊声道“我来
解放你们的！”—-这个连长实在是困惑委屈加不忿：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全
心全意解救劳苦大众，人家为什么把他当恶人似的防着呢？

曾天养毕竟是太平军中一员被敌人称为“有谋”的老将，虽然他也对安徽民众
面面对自己率领的仁义之师竟然“奔走四方，辗转沟壑”，大惑不解，但到底没有
在文告中大发“天威”，只是苦口婆心地劝说大家不要害怕，“为农为圃，各宜其
生，乃积乃仓，毋废厥业”“放胆宽心，勤于稼穑”。我觉得这份告示中流露出的
困惑是真实的，可以显示太平军并没有沿途杀人放火，故意破坏—-一个人倘若不
是傻子，那么在跑到人家杀人放火过一次以后，再来时是不会想不通人家为什么要
躲起来的。他尽可以在自己的家书日记中故作困惑，甚至可以当着被害人和外人面
时装傻，但他恐怕不会特地给被害人写封信来表达自己的困惑–除非他唯恐被害人
不会因为忍无可忍而和自己拼命。

安庆的情况比江西还遭些，许多沿江地区的民众迁入深山老林，有的人家只留
少数精壮维持生产，谨守门户，且也大有随时走人之势。如果这种情况不能迅速遏
止，那么任何政策制度都无从实行，更不要说恢复生产，充裕国库了。

所以石达开到安徽后，断然抛弃了天京的几项弊政：

1 没有大搞排场。据记载，太平军的船只从9月24日深夜起到9月25日中午陆续
停泊在安庆城外，9月25日夜间，石达开率同主要官员及部份士兵进程，未事声张
，，并命附近百姓不要逃避。一般人都知道太平天国为诸王“出巡”规定了一套极
为夸张的仪仗，例如按规定翼王的仪仗队有一千多号人，出行时沿途人等一律回避
，回避不及的要在街旁拜伏于地。而石达开这次“代天巡授”到安庆，却完全没理
这一套，将入城选择在夜间，显是不想惊扰百姓。不光这一次，以后石达开到苏皖
赣鄂的各个地方，也从来没用过这套仪仗—-但这并不只是石达开个人的行为，后
面会提到，在他治下的太平军实际上废止了礼制中对各级“军中官”仪仗的铺排(
连一个管30人的两司马都要4人抬轿)，安庆的这次入城只是为全军做个表率而已。
当主帅的以身作则，各级官兵自然乐于效法。
2 没有充民财入圣库。(用“征收赋税”代替“圣库制”)
3 没有拆散家庭。据袁甲三记载，太平军到安庆之初曾“私查户口”，如要解
散家庭，将男女分别编入各馆，实行军事化管理，只须按馆造册即可，用不着查户
口，更不可能是“私查”—-这个“私”字，说明太平军起初是在暗中了解户籍情
况，为设官建政做准备。
4 没有修宫殿，选民女。据记载，石达开直接入住安徽巡抚衙门，只根据太平
天国的风俗习惯进行了简单的修改，其后数年也始终未未在安庆修建王府。

担心被太平军解散家庭，没收财产，或强征为役，是安徽民众对定都天京后的
太平军有顾虑乃至举家迁避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以上措施则有利于打消民众的顾虑
，起到暂时安抚人心的作用—-不管怎么说，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的“翼王五千岁”
，自称代表东王而来，在民众心目中基本可以代表天京政府—-如此方有可能着手
建政。

《中兴别记》说，“石达开既据安庆，张伪榜，假仁义要结民心”，这些伪榜
中只有极少数流存至今，其中一张的内容是：

真天命太平天国电师左军主将翼王石为训谕县良民各安生业，勿受妖惑，惊
惶迁徙事：照得天父天兄大开天恩，亲命真主天王宰治天下，又命东王及北王辅佐
朝纲，业已建都天京。现下四海归心，万邦向化。今特命本主将前来安徽，抚安黎
庶，援救生灵。尔等良民，生逢其时，何其大幸。

兹因四路尚有漏王残妖，未尽诛灭，业经特派大员统兵四出搜捕妖魔。诚恐尔
等惑于谣言，擅自迁徙，纵有点点残妖竄入该境，尔等即遵本主将前次颁行训谕，
一体严拿，解呈安徽，自有重赏。为此特行训谕，尔等良民要敬天识主，认实东王
，那时自有天父看顾也。切不可妄听浮言，须知一经迁徙徒，或丢家也，或丧身命
，其害不可胜言。统俟天父大显权能，将四海残妖诛尽，自享永福于无穷也。尔等
其各凛遵，毋负本主将训诲殷殷之意也。切切，毋违训谕。

所谓“训谕”，就是指翼王的命令，太平天国把东王的命令称为“诰谕”，北
王的命令称为“诫谕”，翼王的命令称为“训谕”。太平天国的安民告示大都有些
场面话，这篇诰谕也不例外，但它的主旨却在最开头说得很清楚：“为训谕县良民
各安生业，勿受妖惑，惊惶迁徙”，训谕除了提醒人们见到清兵要“一体严拿”外
，重点有两项：一是再次重申自己的来意：“抚安黎庶，援救生灵”，二是劝告大
家千万不要随意迁徙，以免“或丢家也，或丧身命，其害不可胜言。”

“援救生灵”四字在太平军文书中屡见不鲜，因为“诛妖救世”是他们一直以
来的旗号，但是否诛完了妖就达到“救世”目的了呢？反正他们是每回诛完妖后就
走人了—-这正是安庆等地民众迁徙的另一重要原因之一。

从1853年2月到9月，太平军此番已是三到安庆，前两次都过而不守，清政府又
对其无力管辖，这就是说，安庆在长达7个月的时间内基本处于政治真空，没人能
对百姓的死活负责。如果说太平军第一次来还是过境性质，那么第二次是在已经定
都天京，而且完全有能力留守的情况下仍旧弃而不顾，势必使百姓大失所望。作为
一个沿江重镇，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无人管制，其治安之混乱是可想而知的。人民生
命财产毫无保障，只好躲起来，如果不是因为秋收在际，恐怕会走得更多。

故而这道训谕开宗明义的“安抚黎庶”四字至关重要，它明确告诉安徽民众太
平天国这次是要认真治理，不会再说走就走，让老百姓自生自灭去“为农为圃，乃
积乃仓”了。然后再告诫大家，乱世之中举家迁徙危害无穷，轻则丢了家园，重则
害了性命，所以“勿负本主将训诲殷殷之意”，请大家不要疑神疑鬼，好好在家过
日子罢。

当然，光靠贴训谕是远远不够的，数月之前，杨秀清也曾自天京发布安抚四民
诰谕，说“士农工商各力其业，自谕之后，尔等务宜安居桑梓，乐守常业”，可是
结果却先有《待百姓条例》，后又《天朝田亩制度》，结果是“此示一出，被惑
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被人骂“民货皆其货，民田皆其田
。诛求猛如虎，蝗过无稍捐”。过去半年，已经在“攻而不守”和“各力其业”两
个问题上失信于民，再想博取信任，就不那么容易了。为了能让“上命下达”，石
达开采取的办法是在派人到占领区一个县一个县，一个村一个村地去做宣传，例如
下面这道《给贵池人民训谕》中说

“。。。。。。照得本主将奉天安民，抵此安徽，前于十月初一日饬遣使人四
名，颁递训谕，谕尔该城内外人等速宜敬天，依限回禀。讵料我使今止转来二名，
据云尔贵池县各耆民人，经读天朝圣书及诰谕、训谕等，颇能回心敬天。。。。
。。”

一般来说，所谓“颁递训谕”，就是把文稿交给当地驻军，派人誊写后贴下去
，任务就算完成了，当地驻军自然会派人，或是从民众中指定读书人把贴的东西读
给大家听，而使者则继续到别的地方去颁谕。而这里的则是留在当地，了解“各耆
民人”的反应，再把这种反应回馈给安庆方面。进一步推想，他们的任务很有可能
还包括直接给民众“讲道理”，以解除民众的疑虑。从这份文告的内容抗，“各耆
民人”已“颇能同心敬天”，这个“回心敬天”实际指的并不见得是宗教信仰，而
是指改变原来的抵触情绪，愿意和“天朝”政府合作，可见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暂
时性的安抚作用。

既然民众的不安与社会秩序的混乱有关，只有恢复秩序才能达到安民目的，于
是“于豪暴者抑制之，无告者赈恤之”，打击仗势欺人的地头恶霸和趁火打劫的流
氓团伙，赈济生活无着的贫困百姓，这就消除了造成治安混乱的两方面不稳定因素
，使安庆(也包括其他新的占领区)的社会暂时安定下来。

第二缉盗贼，严军旅

打击过在明里作恶的恶霸豪强，还需要缉捕暗中为非作歹的犯罪者，这条不必
多做解释。

而“严军旅”却是比缉捕盗贼更急迫的任务。

太平军从广西时代起就制定了严明的规定，从《五大纪律》到二十款《太平条
规》再到六十二款《太平刑律》，犯律者绝大多数处以斩刑，严格得尽乎于苛刻。
如李秀成回忆进天京时，东王曾有命令，严禁私入民居，“左脚踏入民家门口斩左
脚，右脚塌入民家门口斩右脚”。靠了以宗教理念为约束(多数“老兄弟”相信上
帝无所不在，任何违纪犯法的事都逃不过上帝的眼睛)，也是为了维护宗教理念(对
杨秀清而言，如果有过不罚，就会严重影响上帝的威严，从动摇他的地位)，太平
军的老部队是真正做到“秋毫无犯”的。但是，到安徽后，每攻克一地都有大批新
兵加入，于是难免出现乱纪行为，即使是个别人，造成的影响也极坏，远甚于盗贼
。1855年初，石达开回京述职，顶天侯秦日纲暂代其职，曾对某新占地区颁行札谕
，说道：

“本侯恭奉天命，出师安良，凡宫民兵土人等，莫不教导，俾得个个修好练正
，化醒心肠。但新投军人兵土甚众，良莠不齐，难保无不法之徒，乱行滋扰，诚非
上帝救世之心，我主爱民之道。前翼王颁行训谕，严禁逆徒肆扰在案，至今未见尔
等良民举公秉正擒拿，前来送案，是本侯城恐尔等乡民，未能周知，为此特行札谕
，仰军民人等知悉。自谕之后，倘有圣营兵士人等，胆敢不遵天命，妄到乡村骚扰
者，不论欺勒吾民与不欺勒吾民，准尔等放胆扭拿送案，本侯定将该犯讯明，按天
法充治，以儆凶顽，而安良善。”

这道札谕显示不仅石达开早已意识到“新兵扰民”，采取措施严加整肃，他的
继任者也继承了这一点。

自此之后，在新占地区号召民众监督部队纪律成为太平军的一贯政策，在江西
发现了太平军曾公开张贴的十款“贵谕”，在浙江发现了石达开部将张贴的安民布
告中附有军令三十条。如果仅仅为在内部整肃军纪，早有《太平条规》《太平刑律
》颁行各营，公开张贴的目的就是让民众可以对照监督，随时举报，比如江西布告
中有“凡官兵如有身体不宁者，准雇民夫抬送。其余健壮官兵，非有总制以上各大
员印凭经准坐轿，其有贪闲妄捉乡民扛抬者，民宜当即据实扭凛，论罪处斩。”(
太平军“军中官”最高级别就是总制，总制以上领兵者均为“朝中官”充“钦差大
臣”，所以这一禁令实际针对的是全部军队中的大小干部)，浙江布告中有“私取
贡税罪必斩。私办饷银罪必斩。骗民贸易者必斩。拆房作薪者必斩。凡系无令私自
下乡搜索者必斩”等等。

因为现存太平天国原始文件极为有限，无法切实考证太平军在安徽有没有这样
的举措，但个人以为这种公开军令的方式很可能是太平天国前期维护军纪的惯用手
段，而它也在保障新兵纪律方面起到了明显作用，如以下这则安徽泾县的口碑

“记得我在孩提时期，成年人经常以“长毛来了”这句话来吓唬我们这些孩子
，因此影响最深。我七岁那年(民国九年)，一位本族八十多岁的孤寡老妪，人喊美
奶奶，经常来到我家就餐。有一次傍晚月下，父母命我送她回家。路上我有意无意
的问美奶奶说： “长毛来了，你们怕不怕？”老人慢条斯理的答道： “长毛初来
，好得很，在簧门坦上上操，我们上街打豆腐，走来走去，他们望都不望，一点也
不怕。”(注意这则口碑特别强调了是“长毛初来”，即1856年在泾县的活动，它
说明 1 太平军在新占区保持了良好军纪 2 有“初来”就有“后来”，这话言外之
意就是后来的军纪不如从前。1861年以后皖南太平军军纪败坏是事实，叙述人只承
认“初来”时军纪好，可见没有故意美化，则其所言前期太平军的军纪良好当属可
信)

前引《贵池训谕》中提到贵池人民“颇能回心敬天”，而贵池地区也流传着一
首歌唱军民情感的民谣，可以相为印证。

喜鹊叫喳喳，天军到我家。没有别的送，请喝一杯谷雨茶。

(注：“太平军”这一称呼普遍见于民国以后，在当时只有两广人有叫“太平
军”的，盖其起义之初，旗号“太平”，“太平军”并不是军名，而是象“大顺军
”“大西军”一类的叫法。到江南后，他们明确宣布自己的军名是“天军”，所以
江南一般是叫“天军”或“长毛”，两广以外地区流传的民谣中如果有叫“太平军
”的，绝大多数是后人伪造的民谣，相反，叫“天军”的民谣可信度很高，因为后
世民间知道这一点的很少。当然也有例外，例如有后人认为“长毛”是诬蔑，把民
谣中的“长毛”自行改成了“太平军”)

第三便民利民措施

太平天国地方政府在安徽除了推行一般政策法规外，也有许多便民利民举措。
这方面的民间传说不少，但多数传说真伪难辨，此处皆不用，只举两个史料中有记
载的例子

一是在安徽和州发现的太阳河牛路码头船规条碑—-该码头与长江东岸采石矶
相对，是当时长江两岸的一个交通要道。由于一直以来码头船户，任情讹索严重，
于是太平军在占领和州以后，就颁布了新的码头交通条例，严厉地取讹索旅客的行
为。碑刻中有如下字句：

“太阳河牛路一带码头系□□往来客商之要路，设舟对渡原以利民，有行人唤
渡者毋容滞，有急务催行者不可迟延。码头船户任情讹索恐于行旅有亏，腰间富有
自能放艇而行，手内空虚未免临江而叹。为此晓谕码头船户人等知悉：自今以后□
于远近往来客商对渡务宜随到随行，无谕车子肩挑发及牛骡驴马猪羊等物悉遵已定
之章同□不刊之款。倘若仍蹈前辙，贪诈存心一经查出定按天法究治，决不宽。凛
之，慎之，毋贻后悔！特此晓谕。

计开所定规列后：

凡车身人出钱贰拾文。
凡挑担人出钱四拾文。
凡牛骡驴马每条出钱贰百文。
凡羊每只出钱拾文。
凡无钱之人，有紧急事怀，务宜飞渡，虽系一人，亦须送去。

这一条规，明确要求船户，对“远近往来”的乘客必须“随到随行”，不准拒
载，，不准以人数不够这类理由拖延时间。并且“凡无钱之人，有紧急事怀，务宜
飞渡，虽系一人，亦须送去。””

二是文献中记载有石达开在安庆期间曾组织“修河堤，卫民田”，可惜没有指
明具体的时间地点，不过民间口碑中流传有太平军监军(相当于县令)朱陆1858年在
舒城杭埠河筑河堤的事迹。据说杭埠河每年5-8月都发水灾，但因为上下游的人彼
此不和，始终无法建筑河堤。朱陆到任后，说服了上下游的民众，发动了六万人，
以两个月时间修筑河堤七里，使杭埠河上下十里在此后四五十年都没再闹水灾。地
方志中虽然没有记得这么详细，但光绪《续修舒城县志》的“舆地志”和“沟渠志
”中记载此事的人名，时间，地点与口碑完全符合，说明口碑基本可信。

虽然太平天国失败后47年间清政府大肆销毁各种对其有利的文物史迹和文字资
料，但馆中窥豹，可见一斑，太平天国地方政府的这些便民利民措施，驳斥了那种
认为他们只是破坏一切，没有意图治理一方也没有能力建立真正的政府的说法。

如前所述，石达开“安庆易制”所易不是安庆一地之制，所辖的也不是安徽一
地的军政，而是整个西征战区。因此上述各措施虽以安徽为主，但也不同程度地在
湖北和江西的占领地推行。补充一点：1853年太平军曾攻占湖北数地，其中不少很
快弃守，但这是因为太平军此次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故意做出进攻武昌的姿态，吸引
清廷注意，然后突然回师，攻打庐州。这一策略是有效的，但是连江忠源都以为太
平军意在武昌，等太平军突然进攻庐州时被措手不及，终至城破身亡。等1854年西
征军再次进军湖北时，便不再随占随弃，而是派兵驻守，设官建政了。

到了1854年3月，石达开离开安庆的前后，在清礼部右侍郎湖北学政的奏折中
出现了这样的内容：

“臣屡派探报到逆营，揭来伪示三张，实堪痛恨，其悖语逆词，原不可以上达
辰听。然事关重大，南–数–省–人–心–已–被–摇–惑–将–半，若不将此情
据实陈明，恐九重之上，尚以为无足重轻之事”

清朝的官吏既然说“摇惑将半”，实际情况肯定远不及此，只是不能显得朝廷
太过无能，所以不得不如此说尔。这道奏折清楚地显示，太平军已在“南数省”中
渡过信誉危机，他们的“伪示”又可以有效地“摇惑”人心了。倒过来说，既然民
众愿意再次相信太平天国的告示，就说明他们基本能够说到做到，我们也就可以拿
这些文告来考察他们的行动。

“安庆易制”中政策性的措施

(一)设乡官，拔才俊

先简单说一下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建立情况。

据戴均衡《草矛一得》述咸丰三年兵事说:“贼先时数千里所过不留,未尝行立
官安民之事,迨八月复踞安庆,始行此举。”(注：咸丰三年八月为阳历1853年9月
)

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后来论太平军安徽统治区时说：““今之贼,自咸丰三年以
来,俨然有自王之志。”

1854年初，西征军三克汉阳，汉口，之后全面挺进湖北腹地，以致敌军惊呼湖
北“纵横千有余里，遍地皆贼”。但是，攻夺城池过多，与兵力严重不成比例，只
好四散据守，不久又分兵入湘，加之武昌未克，湖北的经营力不从心，以致于“建
政”的情况参差不齐，有些地方进展顺利，有些地方则严重跟不上。顺利的例子后
面再举，李汝昭《镜山野史》则称湖北太平军“动辄掳掠为主，毫无王者举动，全
非霸者之经营，不过争地杀人盈野，争城杀人盈城，逞一时之强悍，乱我清代之疆
场，虽然，也是天厌本朝奸贪，助逆诛逆耳。”所谓“掳掠”，就是指太平军的“
打先锋”，由于建政工作跟不上，这些地区的部队只好依靠吃大户。6月底，武昌
克复以国宗石凤魁镇守，不久，石达开以石凤魁恐难胜任，奏荐地官副丞相黄再兴
前往武昌，协理军事，主掌湖北民政。8月，黄再兴到任，一个多月后，李汝昭再
次在《镜山野史》中作出评价：“是时，武昌南京属管之地，粤人出示安民，开科
取试，禁头变服，按例征粮，农工商贾，各安其业，俨然有王者风。。。。。。清
今受困于粤，与明初受困于清者，势之相出不远矣！危言哉，出乎尔者反乎尔。”
将李汝照的前后记载和太平天国方面的人事异动对照可以看出，太平天国在湖北并
非不想全面建立根据地，只是直到攻克武昌后才有此条件。然则此前广占州县便有
失策。但这种失策，和全文最开头提到的定都天京后半年间的失策性质相似，主要
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安徽的大好形势使杨秀清再次过度乐观，他在调石达开回京
的同时改变了石达开稳健的战略，把安徽的兵力大部份抽调到两湖战场，不顾兵力
严重不足而急于攻占大片土地，不但使湖北根据地的建设跟不上攻克城池的速度，
也给后来的惨败埋下了种子)，而不是太平军在建政思想上出现什么反复。攻克武
昌，石达开亲自推荐的黄再兴迅速改变了施政状况，也显示安徽“易制”的成果确
被他省所沿袭。

赵烈文所谓太平军自“咸丰三年”起“俨然有自王之志”，所指显然不可能是
“数千里所过不留，未尝行立官安民之事”的时期，而是在“迨八月复踞安庆，始
行此举”之后。可见太平军在1853年9月的“安庆易制”之后，在统治区的举措一
改从前的作风，开始表现出立国施政的长远眼光(虽然在某些地区某些时期内因为
技术性的失误影响了这种考虑的实践效果)。而这一切，都始于“立官安民”—-
只有先选拔任命官吏，才能通过他们推行政策。

在介绍太平天国选拔地方官吏的方法之前，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太平天国的
官制。

首先，太平天国采用统一官阶制。官阶由低到高，分别是两司马，卒长，旅帅
，师帅，军帅，监军，总制，将军，指挥，检点，丞相，侯，王。(其中还有细分
，此处从简)这些名称的含义，相当于历代官员的品级，如“军帅”，代表第七阶
官员。仅从官阶是看不出文武或具体职务的，就如同只根据“四品”“五品”无从
判断文武和司职一样。知道了这一点，就会明白有人说太平天国官名“名不副实”
，有人说太平天国全民军事化，用武将任文官，完全是因为不了解太平天国官阶制
度造成的误会。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初，因为没有地方官，所以官员只分为“朝内官”和“军
中官”两种。自总制以下为军中官，自将军至丞相为朝内官，王侯则即是官阶也是
世袭爵位。所谓军中官顾名思义就是长期在军队中担任的军职，而“朝内官”领兵
者一律称为“钦差大臣”，所以太平天国的“钦差大臣”并没有什么特殊权力，只
代表这个人不是长年担任军职的，而是朝中据事指派来领兵的，战事结束后还可能
调到其它岗位。

“朝内官”和“军中官”(以及下面将要谈到的“守土乡官”)又各自分为“正
职官”和“杂职官”。对于朝中官的正职官而言，官阶和职务没有必然关系，有的
是临时指派任务，更有很多另有官职，比如卫国侯黄玉昆，他的官阶是“侯”，职
务却是“刑部尚书”。而对于军中官的正职官而言，官阶也是职务，比如“旅帅”
就是是统带500人的将官。杂职官也叫“职同官”，因为他们在官阶前加“职同”
二字，例如陈玉成曾为“典圣粮，职同监军”，就管粮草的。杂职官通常都有专门
的官职和司职，从事一些事务性工作而不参与军政大计，如“典天舆”，就是给天
王管轿子的。但也有例外，如各王府的六部尚书也算杂职官，但却参与军国大计。
朝中官的“杂职官”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被委任其他司职，如“承宣”是各王府的高
级传令官，职同指挥，但东北翼各殿的承宣都有被派到前敌参与领兵作战的。

除此之外，太平天国另有“恩赏官职”，如“恩赏丞相”“恩赏检点”，这是
一种虚衔，或者说荣誉称号，就像现在的“名誉XX”。如我们下文提到的赖裕新，
他的官阶是“恩赏丞相”，称为“殿前丞相”，但他当时的官阶却是指挥。

最后介绍守土乡官，也就是太平天国的地方官制，这是从“安庆易制”以后才
建立起来的。太平天国地方行政分为“省”“郡”“县”三级，改清制之“府”为
“郡”，取消“道”一级。如安徽省仍叫安徽省，也称“皖省”，由于省会设在安
庆，所以对安庆也称“安庆省”或“安省”，在不发生歧义的情况下，“安庆”和
“安徽”有时候通用。在安庆又设“安庆郡”，下辖江北的怀宁、潜山、望江、太
湖、宿松、桐城六县而江南的贵池、东流、建德则属池州郡管辖。郡首脑的官阶为
“总制”，县首脑的官阶为“监军”，司职就是管辖该郡县军政事务，称为“守土
官”。县以下村镇的各级官员称为“乡官”，这是标准的规定，有的记载含混地称
为“守土乡官”，还有一些一律称为“乡官”，总之二者都是太平天国的地方官，
司职以民政为主，在驻军较少的地方也兼管军事，但军事方面的权力，同级乡官和
守土官比军中官低得多，例如军中官的“卒长”在指挥军事时权力高于乡官的“军
帅”，守土官由军中官兼任的情况例外。

地方官中也有杂职官，对于他们的称呼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和军中官一样，也
是用官阶作为官名。比如“职同军帅”，既是官名，也是官阶，具体司职则从事务
性工作到协助守土官和正职乡官处理政务都有。因为杂职乡官很多也参与政事，所
以有时候记载中也直接称他们“军帅”“旅帅”。总之，由于现存的太平天国自身
文献极少，考查其地方官制不得不借助地方志和私人笔记，而这些记载者自身对太
平军的官制也了解得不够清楚，朝中官尚且能分，军中官和守土官乡官就常常被混
为一谈，或是不分“正职”和“杂职”，导致细节上的混乱。不过太平天国本身的
规定其实是比较清楚的，只是敌对方的记载者不完全了解，也不屑去了解情况罢了
。(由于记载混乱，专家一不留神也会弄错，比如有人就曾经指出，罗尔纲先生在
《太平天国史乡官传》中所写的两位传主其实都不是乡官。)

因为太平天国采用了一套和历代截然不同的官制，所以从一份记载对官制的了
解中就可以大致看出这人深入太平天国的情况。一个人如果自称在太平天国生活了
一年以上时间，自称和太平天国的官员很熟悉，对太平天国的政策制度很了解，还
做下诸多记载，却“守土乡官”和“军中官”不分，，那他多半是信口雌黄，其“
经历”也有可能是凭空捏造或虚构夸张。同样，一个现代人如果要谈论太平天国的
体制和政治，他分不清“守土官”和“乡官”还情有可原，犯下官阶和职务不分的
低级错误则说明对太平天国的“了解”只是空中楼阁，没有基本的制度常识，他不
可能有效地去分析辨别史料和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就如同不了解美国三权分立的具
体操作方式却妄谈美国的政治运作乃至评价美国的民主一样。官制是政体即政权组
织形式的表现方式，而政体则是国体的体现。对官制缺乏常识的人不可能真正了解
政体，更不可能正确分析国体—-也就是太平天国的政权性质。

太平天国的官制在细节方面还有争议，但大抵如上，在1853年9月以前只有朝
中官和军中官，1853年以后则在选拔任用了大量守土乡官，建立起了地方政权，由
此实现了对根据地的管辖和治理。

好多电视，小说里，动不动就有人管太平军的将领叫“将军”，但“将军”不但是
太平天国的一个官阶，也是军中官的职务，所以呢，太平天国自己人是不会随便管
自己人叫将军的，即使对于将军级的官员，职位低的也是称呼“大人”，职务高者
除非在正式场合称呼其全衔，如“炎一正将军”，否则一般是直呼其名，或称“某
某兄弟”“某某弟”的。

再说一个小知识，太平天国官职中有以五行编制的，因为他们用五行代表前后左右
中，故改五行次序为“炎水木金土”(因为避讳上帝之名耶火华，故改“火”为“
炎”)，所以，凡是记载中前期(1860年以前)太平天国事出现“金木水火土”的，
都肯定是不了解情况者的编造。有部伪书作者因为不知从哪儿看到太平天国改“火
”为“火亮”，就把五行记为“金木水亮土”，冒充知情人。可是他一不知道“火
亮”字读“火”不读“亮”，书写避讳但口语读音是不变的，二不知道“五行”中
的“火”不是改成“火亮”而是改为“炎”，三又不知道太平天国改变了五行次序
，所以反而留下故意作伪的马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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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强调一下，安庆易制的各项制度虽然是在石达开的主持下最先尝试推行的，但
这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决定，他在离开天京前必然曾就一些基本设想同东王杨秀清
进行过交流，在易制期间也必然会不断地会就最新进展向杨秀清汇报和请示，只是
杨秀清下放了很大的自主权，使石达开能够主导整个易制而已。所以，安庆易制虽
然是石达开政治才干的一次杰出表现，但也是和东王杨秀清的大胆放手，全力支持
分不开的。

太平天国的乡官体制究竟是如何组建的呢？前文所引的石达开《给贵池人民训谕》
的后半部份说道：

“谕尔等各村民人一乡知谕，遍传合邑诸耆良民，准宜速急依制举官遵限呈册，以
五家设一户伍长，二十五家公举一两司马，一百家公举一卒长，五百家各公举一旅
帅，二千五百家公举一师帅，一万二千五百家立军帅。公举各宫，须要注明三代履
历及该本身岁次、家口若干，至于良家，亦须注明某姓某名、一户男妇老幼、合家
总共几十名，速于到限十一月二十日旦，历明载册，交与举任卒长、旅帅、师帅等
，亲身戴赴安徽投案。自谕之后，于贵池该县三十九保，倘有谁保越此治内之限不
赴，休怨兴师问罪，剿铲不留。各宜凛道，毋违，切切。”

读了这段话就基本可以知道太平军基层政府的组织形式：每5家1伍长，25家1两司
马，100家一卒长，500家一旅帅，2500家一师摔，12500家一军帅，这些人就是通
常说的“乡官”(关于伍长，太平军军制和乡官任命中都有的，却似不属于“军中
官”和“乡官”)，逐层设官管理。注意，这个组织形式表面和军队编制方式一样
，实际是不同的。根据《太平军目》的规定，军中每100人另设4卒长，每军104人
，以此类推，每军13125人，又有学者考证认为实际编制是每25人就另设卒长，也
就是每两26人，每军是13256人，只是因为太平军的编制从来就没满额过(一般每军
实际数不超过2000人，北伐援军25个军总人数才7500人)，所以《太平军目》也就
暂无修改必要。总之无论哪一种，都和乡官每军12500人的编制方式有所不同，这
种细微差别也体现了地方政权的组织形式虽和军队有所相似，其实还是不同的。

至于乡官的选拔方式呢？《训谕》中也说明了，采用民间“公举”方式产生。

这个“公举”究竟是个什么形式，由于缺乏太平军本身文件的证明，清方史料中又
语焉不详，历来史学家们说词不一。经过比照各类记载后，基本达成共识的是100
以上的“公举”肯定不是采用一人一票的直选形式，100家以下则似有可能，但也
难以肯定。对于卒长以上乡官的公举，有的认为延用了传统“保甲制”的“公举”
方式，只是“保甲制”通常只在所谓“士绅”范围内进行，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并无
发言权，而“乡官公举”则允许所有“良民”参与，使公举结果能够更广泛地反映
民意。另一种则认为，卒长以上乡官可能采用由下层乡官推选上层乡官的方式。《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官员三年一次升降，绩优者升，绩劣者降，因此乡官很有可能
也是三年一次公举但无定论。

至于公举中要求注明三代履历，则主要是为了便于审查公举过程和结果的合法性，
在主观上防止有人钻制度的漏洞把持地方政权，及利于进行监督。比如，太平天国
是严格要求从“本地良民”中选举乡官的，因此要避免有外地人通过贿赂，强勒，
欺诈等方式混充乡官，而太平天国后期个别地区正是因为没有对乡官做基本的履历
审查，竟出现有土豪恶霸混充乡官的。这些人对太平天国守土官和将领竭尽阿谀奉
承，在乡里却利用乡官权力欺压良民，而且官官相互，只手遮天。如果相关地区的
太平天国将领及守土官对这些人的背景略作了解，也不会对其毫无警惕，任其肆意
妄为。还有少数地区的乡官竟由大地主担任，使乡官政权成了地主向农民逼租的机
器，完全违背了农民起义的初衷。

对于太平天国前期乡官的成份，学者们的观点也是大相径庭，有的认为基本上是农
民和无产者，只有少数是地方乡绅，小地主。有的则认为多数都是富绅地主，也就
是认为“乡官”政权的公举和封建王朝的“里甲”“保甲”没什么分别。我在这里
不想重复进行考证了，认为双方都有各自的依据，也各有偏颇之处：前者过份高估
了150年前农民的“阶级意识”，以为他们已经可以用阶级来区分敌我，后者依据
的则大多是太平天国后期某几个封建化特别严重的地区的记载，有以偏盖全之嫌。
个人认为，《中兴别记》说“石达开既据安庆，张伪榜，假仁义要结民心，收罗无
赖充伪乡官”，《太平天国野史》中说““达开既至安庆，以诚意相要结，择村里
之有声望者为乡官”，《平定粤匪纪略》中说“择本地助虐者为乡官，授以伪职”
，其实各自表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迄今为止发现的数份太平天国自身发布的要求
公举乡官的文书中，没有一份限制公举人身份的，仅仅要求为本乡良民即可参与。
既然允许普通民众参与公举，那么自然会有小民百姓成为“乡官”，在以精英自居
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观念很强的封建文人看来，自然是“无赖”皆可为
官了。而“有声望者”则未必就是缙绅地主，其实当时的民众也不在乎他到底是哪
个阶级，只要此人处事公道，民众信得过他即可—-其实石达开本人在家乡也算是
“有声望者”，因为“读书明理”，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又常为乡人排难解纷，十
二三岁便远近多称“相公”而不名，可他却不是士绅，更不是地主。至于《平定粤
匪纪略》的说法也没错，太平天国选拔官吏，自然要确定其支持太平天国政权，审
查三代履历，也不乏有这方面考虑。(太平天国后期，有些人一边当着太平天国的
乡官，一边却和清军将领长期保持联络，出卖太平天国情报，随时准备判变)。从
“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评价太平天国的乡官选拔制度，实在有些无的放矢。

太平天国的乡官是否全部由公举产生？这也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个人认为，太
平天国的乡官选拔是采用公举与指派结合的方式所产生。如前文所引的告示，明确
指出要求“合邑诸耆良民，准宜速急依制举官遵限呈册”，又具体提出25家举一两
司马，100家举一卒长等等，而且警告说“谁保越此治内之限不赴，休怨兴师问罪
”(前文引述了这份训谕的前半部份，知道贵池民众经安抚说服后已“颇能回心敬
天”，表示愿意和政府合作，所以如果再不按期执行，就是阳奉阴违，存心对抗了
)，可见这一布告不是走走过场，而是务令照章执行的。但是，有些地区的民众是
积极参与乡官公举，选出来的政权也尽心为太平天国效力(后面再谈)，但也有不情
愿的，有个地方的方志中记载，因为谁都不愿意出来做乡官，最后竟采取抓阄的方
式决定。剔除在被清军克复后推诿责任逃避追究的因素，我想不能否认确实存在有
些地区民众有疑虑，不敢出来做乡官的。太平天国政权对这种现象未必毫无察觉，
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抓阄选官，还不如直接委任。(套句现在的话说，任何国家的
民主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民斗争争取到的，当然也包括承担无可避免的风
险，只想享受民主的成果而不愿付出代价是脱离义务的权力，只能变成为空中楼阁
)同样是石达开部所发布的下面这道涉及乡官产生办法的文告，内容就完全不同：

“复选于乡孰人士中有才学而公正者举为军帅，师帅，旅帅，分治一邑之事，小民
之痛痒何患不能渐闻于朝廷之上而臻郅隆之世也。今显天燕陈大人驾驻该邑，命本
军政司遵制官举安民，自今而后彼义和孝义愧非士人之流不能类举，一乡之善士亦
尽心焉而已。彼义和孝义二乡才士之菽举所知者夏惠昭一名为军帅，管理二乡事物
，又师帅五，旅帅二十有五，皆二乡中才士所为。”

这就不是以5家25家为单位公举了，而是由守土官或更高级的首领直接向本地“才
士”了解情况，由他们推荐“有才学而公正者”为乡官，然后直接任命，不过不限
于缙绅阶层，一般读书人也可以。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乡官就不设旅帅以下的等
级了，因为要通过“本地才士”以100家甚至25家为单位举荐“有才学而公正者”
为官是不现实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些地方史料中记载乡官任命只记到“旅帅”为
止，未尝没有这方面原因。而由“有才学而公正者”去干管理100家或25家的事，
也实在是大材小用了。还有一种任命方式，是从本地乡试中举者当中选拔任命，这
种情况在后面的科举部份再详说。

从这里可以看出，说太平天国政府的乡官都是“流氓无赖”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民
众推选官员，难道会挑“流氓诬赖”推选？而太平天国自己指派乡官时，更是通过
当地读书人的推荐或考试选拔的。(当然前期不可有能土豪或大地主参选或被选的
情况，因为他们是太平天国的重点打击对象，不是逃亡，就是财产充公)。而对于
为什么特别强调本地人充乡官这点，上面引的这篇石达开部张贴的文告中有专门阐
述：

“照得能治斯民，莫善于一乡之士民，有告在迩，可通乎万民之心。缘胡虏之习，
千里外使一匹夫口来，于县堂坐听百里政治，无一人可曲成斯民，肉食终年而后去
，乡土有士而不得与其事，虽小民之痛痒急欲告而口除者如隔天壤。假令呼之急而
声闻之，非贿赂之断断乎不能。”

守土官即监军和总制的任命是通过委派，可以由本乡人担任，也可以由外乡人担任
。有时由驻军首领临时兼任，事后再行委派。而被委派的人员或为本地有名望的知
识份子，或从会试翰林及进士中挑选，或由投降清吏留任，如1854年太平军攻克安
徽六安州，原知州宋培之投降，即任之为该地监军。驻军首领持续担任守土官的情
况也有，但现在可考来历的守土官基本上都是读过书的人，如安徽和州总制李秀成
虽没参加过科举，但是读过书的；湖北蕲州监军李岚谷不确定是否曾参加科举，但
他在广西白龙洞留有唱和诗和七言古风，颇具文学造诣，兴国守土官胡万智曾是太
平天国育才官(负责选拔保荐才俊之士的官员)；江西以驻军首领兼任守土官的石达
开部将朱衣点本身就是会试进士。

现在来看一下安徽省“举才俊”的情况。

《潜山县志则云：“据省垣(安庆)之伪翼王石达开，亦逼读书人赴省垣应试”

关于这个“逼”字，以及同类记载中所谓的“胁”“迫”等字眼是否真是强迫的，
我们在后文(特别是经略江西的部份)会不断以事实来说明。在这里只做简单澄清。
想举太平天国为“贼”的刘文藻《诗舫存钞》中有一篇诗，记有一个湖口籍的洪秀
才，被太平天国征召为官，不但拒不服从，还口出厥词，于是太平军把他送到安庆
交石达开处置：

翼贼坐堂皇，大义春秋勉：谓尔缪庠生，夷夏胡不辨!
秀才曰噫嘻，春秋吾所善，用夷则夷之，用夏夷人选。
圣人大义明，尔贼岂能眄？众人请杀之，贼笑曰勿翦，
彼固愿死耳，出禁久或转，吾方收士心，否则礼以遣。

《太平天国野史》中提到石达开从本地名士中择任官员时则记为：“达开既至安庆
，以–诚–意–相–要–结，择村里之有声望者为乡官。”

太平军对读书人应试还是有一点“逼”的，如1856年10月4日《华北先驱报》322号
上曾刊登一文,说:“有安庆居民云：他们得安庆后，即开科取士，按旧名册迫令士
子赴考”。不过，如果坚不赴试，也没什么惩罚，更不致招来杀身之祸，有地方志
说，“读书有志者皆不屑为”，注意这里说的不是“读书者皆不愿为”，而是“读
书有志者”。什么叫“有志者”呢？我认为就是坚决不为“反贼”做事，不当“反
贼”的官的人，在清方人士看来是有志气的。这一记载恰恰说明对这些读书人的“
逼”是很有限的，只是用力推动一下，但对坚决不去的，也不会强迫或严惩。

太平天国科举原先只有“会试”，就是天试，东试，北试，翼试，至“安庆易制”
后始出现乡试。乡试中者无定额，取中者即为举人。榜发后，可在本地授职，担任
守土官正职乡官的协理官，或者军中杂职官(多数是充当书手)，个别的还有机会被
委派为本地乡官。也可以向守土官报名，发给川资，以舟车送到天京参加会试。(
注：这只是前期基本情况，后来又有些变化，但政策精神是一致的)

清制规定“凡出身不正，如门子、长随、番役、小马、皂隶、马快、步快、禁卒、
仵作、弓兵之子孙，倡、优、奴隶、乐户、丐户、疍户、吹手”等，都不准应试。
此外，复，不是本地的人，不准参加考试。而太平天国乡试则彻底打破了这一禁令
，由于对应试和出身门第无特殊要求，与试者来自各个行业，各个阶层，而且外省
人也可赴试。如上述《华北先驱报》的报道又载：“工商各界皆准应试。有一卖菜
者，考中举人而得官职”，甚至“僧、道、巫、觋、卦、卜、星相”出身的也可参
考。对于这一政策，不同立场的人看起来感觉也截然不同，在以些以精英自居的士
大夫看来，简直是荒唐可笑，尊卑不分，纲常尽乱，而在罗尔纲这样的史学家看来
，“文武各官，三百六十行”则恰恰反映了太平天国起义虽然被一些封建文人大加
诋毁和贬斥，却广泛赢得了低层民众，尤其是劳动人民的热烈拥戴，是其“人民政
权”性质的体现。既然是视角问题，我也不做评论，这里只想指出，因为太平天国
初期的起义者中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和半文盲，急切需要大批知识份子的加入，所以
对但凡能读能写的人不分出身职业，全都竭力网络，乡试录取的标准也因此放得特
别的低。换句话说，“乡试”的目的不是举拔学识出众的俊义之士，只是为了填补
日益频繁的军政活动中暴露出的巨大人材缺口而已。

由于科举实难以将真正出色的人材甄别出来，也无法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材”，太
平天国在科举之外又有招贤之制，据传此前天京便已曾出榜招贤，而自“安庆易制
”建立郡县级地方政府后，凡太平军“窃居郡县，暨剧贼行兵所至之地，皆署榜于
所居门墙及伪官衙前，曰：体国经野，致治必在于兴贤；幼学壮行，怀才必期于见
用，况值天命维新之际，正属人文蔚起之时。天朝任官惟贤，需才孔亟，凡属武纬
文通之彦，久列于朝，专家典艺之流，不遗于野。但恐采访难周，搜罗未遍，抱璞
者耻于自献，徒韫椟而深藏，怀珠者虑其暗投，亦韬光而不市。当知天朝见贤即用
，望治维殷，勿以自荐为可羞，即宜乘时而利见。倘有一技之长，仰即报名投效，
自贡所长，或由管长具禀保荐入朝，量才录用，家口厚给资粮，不致失所，俾免内
顾之忧，以慰从公之志。”(《贼情汇纂》) 很多自谓高才之士，或不屑于被各色
人等一同录取，或怕走科举之路难以得到重用，故而宁走招贤一途。由于史料有限
，绝大多数太平天国前期文官的出身很难确定，但地方志中还是为我们留下了一则
“安庆易制”期间毛遂自荐而受到重用的记载—-这就是安徽望江县捐纳国学生潘
含孚，自负有高才，而大半生始终郁郁不得志，于是在1853年到石达开处毛遂自荐
，一年以后他跟随石达开前往西征前线再次路过家乡时，已经是翼殿尚书，职同指
挥了。

以上就是太平天国自“安庆易制”以后建立起来的地方人材选拔任用机制，以下是
部份有关太平天国前期这方面活动的记载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有太平天国1853年颁行的石达开给青阳县人民代表的赠书《旧
遗诏圣书》所附谕凭：“十月二十二日，刘悔庵等三十三人赴安徽进贡，翼王五千
岁比给诰谕、训谕及旨准颁行共十三部。又奉丞相赖大人给发翼王谕凭，回传十
七都图速口举官造册呈报。

《殿右捌指挥杨告繁昌荻港镇人民扎谕》：“兹本大臣随同翼王五千岁率师安庆。
查得尔荻港镇民人尚未齐来投册。为此札谕该镇，限十一月初九日举齐旅帅，两司
马等官，填名造册，赴安徽省呈报本指挥衙，以便发给门牌。”

不久发布的另一份《殿右捌指挥杨札谕》：“该省各郡州县已投册者请领门牌。”

《潜山县志》记载:“立伪职曰乡官,有军帅、师帅、旅帅等名,给木印,敛亩费,理
名词。……外设一异乡人综县事,曰监军。”

《皖樵纪实》记太平天国在潜山设“6军帅、18师帅、72旅帅。军帅穿红袍,余穿红
鞋,俱戴红帽,树红旗。3月,潜城监军侯万里视事,如知县。”

《贵池县志》记： “设官分职，勒民呈册，征收钱漕。”

《太湖县志》记：“九月，伪翼王石达开自江宁回驻安庆，分扰属县，设伪监军等
官，奸民导之胁取钱粮”

《贼情汇纂伪守土官乡官表》记载：“每一州县分三军五军不等。”又记有部份
太平天国守土官姓名，如：“罗忠球：功勋土正土一戊一监军，曾踞东流县；李名
玉：繁昌县监军；黄振钧：潜山县监军；黄振兴：铜陵县监军；万成桂：青阳县监
军。”

《英山县志》记载：咸丰三年十二月“贼目何开贵踞城，树伪职，贴伪示，伪号真
天命太平天国，逼造伪册，分军、师、破、本．伍伪职。”

《湖口县志》记载：“九月(1853/10)，檄胁湖民造册，编立军、师、旅帅等伪官
。”

《备志纪年》咸丰三年记事：“由是煽惑人心，假托周宫，倡为军、师、旅帅、两
司马、百卒、伍长等职，索民间造册许结散门牌，以安百姓。凡称名，男呼兄弟，
女呼姐妹，无老少，无等卑。”

。。。。。。

现存的安徽，江西，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六省(即太平天国曾经建立根据地的
地区)的文献中，均有太平天国选拔任命乡官和守土官，及开科举试的的记载，其
中既包括太平天国自身发布的告示，也包括地方志私人笔记中的记载，足见这一机
制在太平天国占领区内得到了持续而广泛的运作。

关于乡官的具体职能和运作效果，下面再介绍。这里想就太平天国科举和招贤再说
两句。从现存的许多史料看来，没有理由否认太平天国政权对知识份子的渴求，很
多军队和机关中甚至给予知识份子在起居饮食方面的特别有待。但是，这并不代表
他们很好地尊重了知识份子，发挥了他们的作用。相反地，由于宗教政策，将领素
质和地域偏见方面的原因，太平天国在对人材的甄别的任用方面出现过很多失策，
例如科举中选拔出来的人，多数是充当书手，至多不过是主考官，乡官，守土官，
又如招贤方面，上文虽提到有个望江生员投奔石达开后得到重用，但同年另一个望
江生员被保举到天京后，洪秀全却将他“送入诏书衙学习”，令其改造思想，“并
未擢受伪职”。洪仁玕算是见过世面，文化教高的人了，但知容闳之材竟不能用，
李秀成向有爱读书人之名，有名的才子王韬想向他投书却不得其门而入。。。。。
。这些都大大影响了对知识份子的争取。

只是我不赞同对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一棒打死：他们留下了很多教训，但也取得过
一些成功，比如科举制度确实为太平天国吸收了一大批有一定文化的人员，没有他
们，这个政权不可能在那么广泛的领域内维持那么长时间的有效运作。太平天国也
有一部份将领是比较善于争取知识份子的，如前期的石达开，后期的李秀成，陈玉
成，洪仁玕，他们虽不能代表整个太平天国，容易造成“人去政息”的局面，但因
居于高位，在他们各自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地区，还是校正了许多不当做法的。仍以
石达开为例，前期受他节制的地区包括皖赣鄂三省，其中他在湖北省的时间不长，
故而影响有限，但对前期安徽和江西统治区的民政却起了主导作用，如在安徽，“
郡县士大夫多充伪职”，“民与贼久无分别”。又如太平天国任用高级官员及将领
时虽有重两广，轻三江两湖，重武士，轻儒将的明显倾向，但是石达开的部下却有
大批来自三江两湖的知识份子得到重要，翼殿尚书除上文提到的潘含浮外，还有天
试翰林湖北人杨在田和湖北人周北顺，只有一个“粗通文字”的广西人韦尔编“并
无大权”，将领方面，萧寿鐄(湖南湘乡秀才)，朱衣点(太平天国进士)，周竹岐，
李岚谷都是三江两湖出身的知识份子在石达开部下担任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的例子
。所有这些情况对于太平天国的知识份子政策的评价而言显然不是无关的

毕竟在人治社会里，领导人自身素质对政策的影响力往往是决定性的，不能因为“
人亡政息”就否定这种影响力，更不能因为太平天国的许多失策和教训就全盘否定
他们为吸引人材而付出的努力。

PS:另一个导致太平天国科举科举为什么不能选拔特别出色的才俊的原因：是太平
天国前期科举考试题与四书五经无关，答卷也不得引四书五经的内容，都是什么“
独一真神皇上帝–皇上帝乃真皇帝”，什么“真命天子福命将”，像“四海之内有
东王”就算难得现实点的题目了。这样的考题和限制自然让士子们无所适从，绝大
多数人只能以空论空，游戏文字，很难表达什么深刻思想，故而凡是文理通顺下笔
能成章的就可以录取了。(会试中成绩出色者应是认真研读过太平天国出版物的，
但这类人毕竟是少数。)

虽然太平天国在甲寅四年杨秀清借“天父下凡”宣布古书中有很多道理，不可
毁之过甚，从而不再像之前那样全面禁毁民间书籍，但囿于一贯以来的宗教理念，
也不可能公开承认这些书的合法性，只好由太平天国政府组织人对这些书进行“删
改”，剔除与宗教信仰不合的字句(例如把孔子都改成孔某)后出版，才算正式的合
法读物。在此之前，国家的各级科举考试当然只能以正式承认的合法读物的内容为
准。后期太平天国武科考试中出现了《武略》(即《五经七书》的删改本)，还有学
者考证认为《诗经》也完成了删改出版，成为合法读物，但尚无定论。

在说完太平天国地方官制，选拔和任用制度后，最后该说说守土官和乡官的具体主
要职责了。

乡官的主要责任包括

1 编户口册，并颁发门牌，相当于今天的户口本。主要目的是区别刁顽之徒与
良民，在人口流动很多的战乱时期起到杜奸宄、保闾阎的作用，便于维护治安和清
查奸细。
2 编粮册，征田赋。即统计土地数量，在辖区征收田赋。
3 维护治安，稳定辖区秩序。
4 受理诉讼。

各级乡官对上级乡官负责，军帅总管轄下一应事务，对监军负责，监军的地位
相当于清廷的知州，但权力更大。而军帅，监军共同对总制负责。所谓“各军刑政
由军帅议定，乃禀监军以达于总制”，“狱讼钱粮，由军帅、监军区画，而取成于
总制”。

在诉讼方面，乡官有权裁夺辖下争讼，有权处置辖下乡官。对诉讼结果不满的
，可以逐层向上申告，直至总制，总制有权裁决死刑。(《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可
以再向上申诉直至丞相，侯，王，军师，直到天王，但总制以上的诉讼情况不详，
从情理上估计，操作起来恐怕比较困难)

太平天国有登闻鼓制，天京各王府外都立登闻鼓以受理申诉，地方政权建立后
，在各郡县长官公署外也都立登闻鼓。类似制度历朝都有，但通常凡民告官者，以
下告上者，即使胜诉也判有罪，可判流放，革职，甚至死刑。太平天国无此例制，
并且规定，凡登闻鼓响，必须立即受理，不得迟误，连天王洪秀全也不例外。
1858夏年因战事紧急，李秀成曾在天朝门外击登闻鼓，迫使洪秀全升殿议事。从这
点可以看出登闻鼓制度的严格执行。直到1861年，地主文人写的《避寇日记》中还
记载了太平天国地方官“钟长毛出告示，听治狱讼，凡民间有冤抑不伸吝，于三、
八日期至辕门击鼓，审断曲直，平反冤狱”的情况，所以英国人呤俐在《太平天国
革命亲历记》中说，“我们首先要加以颂扬的论题就是太平天国的法庭”“太平天
国的法厅有一种特殊的习惯，大门走廊内置大鼓两面，要求首长主持公道”“有钱
有势的人决不能用不正当的手段胜过穷人”。(当然，太平天国末期政令不行，纲
纪紊乱，诉讼公正性必然也随之大打折扣)

守土官除了针对乡官的汇报处理民政外，还负责发给各种政府凭证，路凭，田
凭，纳粮执照，工业照凭，商店执照，等等。恢复家庭后，婚姻登记和发给结婚证
书也由守土官负责。在紧急时，守土官可以组织民众对抗清兵，“寓兵于农”。补
充一句，守土官的任命须报天京政府即东王杨秀清批准方能正式生效。

经费方面，监军根据太平天国的赋税制度于其所辖地方征收钱米，以所得的三
分之一留作本县的办公需用，其余的三分之二上缴。总制则每日从各县监军处收钱
二千文，作为行政经费。

在太平天国前期从民间选拔的地方官员中，有不少为太平天国政权誓死尽忠的
，如桐城名士澧谟本是清朝秀才，于1854年安庆乡试中考中举人，委任为桐城县乡
官。后清将臧纡青统兵突袭桐城，澧谟亲奔安庆告急，太平军援军在挂车河痛击清
军，解桐城之围，围攻清军半数以上被歼，臧纡青阵亡。1858年，李续宾陷桐城，
澧谟誓不投降，被清军逮捕后五马分尸。湖北兴国守土官胡万智，在战争中身中数
刀，犹然不屈高喊“天父东王鸿恩当以死报”。江西龙泉县白发者监生张谦，原是
当地庠序领袖，他清军极刑处死前慷慨声言：“大事不成，遗恨千秋，但决不回首
！”。。。。。。一定还有许许多多为太平天国尽忠的地方官员在太平天国失败后
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能够留下姓名和事迹，另外一些人虽然未必能如此守节不屈，
但于任职期间一般还是能够尽职府办事的，毕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以一介布衣被
太平天国选出委以重任。如据敌方记载，“贼于所得之地，遍立乡官，每乡以致盗
魁督领之，就其所习之业，如卖棉纱、布线、钱绳、茶叶之类，予以资本，采四五
百旦，限日期回报。……无–不–竭–尽–心–力。此等田间百姓，形色衣履，毫
无瑕隙，往来我城池营盘请处，习见不察，诚足虑也”。所以《贼情汇纂》的著者
认为“土著生计，丝粟难隐，裹脅逃民，并得稽察。贼之牢笼人士，联络方域，计
蓋无谲于此者！”

总之，守土乡官体制的建立和推行，使太平天国能够借以源源不断取得财力、
物力及人力的补给，使太平天国许多地区虽处于战乱的总形势下，还能保持相对的
安定，“四野耕种得不失时”，例如在潜山，“官兵远隔，逆踞无多，咸丰四、五
、六等年，为伪官者，皆坐享太平”，就是说在没有战火袭击的三年间，潜山地方
政权一直保持了平稳的运作。又如湖北崇阳，自一八五四年春归入太平天国后，委
派曾天爵为监军，就连湘军首领王鑫也不得不承认他“能假仁义”。后来王鑫攻陷
崇阳，发现民众对太平天国的拥戴居然“牢不可破”，于是写信给胡林翼说：“州
县亲民之官，委任诚宜得人，况逆贼前此所为，多能沽恩市德，若不称职，尤难图
治。”就是说，因为太平军此前的治理颇令民众感沛恩德，所以清军虽然夺回了崇
阳，如不委任得力官吏，也将很难治理。他甚至在信中说，原本想在收复崇阳后举
办捐输，筹集团练费用的，现在只好暂时放弃。曾国藩对湘军“收复湖北”后的情
形也描述说：““崇（阳）能（城）两邑……多已蓄发乐为贼用。其旁近州县，如
通山，蒲圻、大冶、兴国、咸宁、嘉鱼等属，皆已为贼所踞，官兵到境，无土人为
之向导，无油盐可供采买，人心这坏，实堪痛恨！”曾国藩口中的“人心这坏”，
当可视为民众心向太军的表现，从反面显示了太平天国地方行政的成效。

有关太平天国的中前期的地方行政基本情况大致便是如此了，主要是安徽和湖
北的情况，因为江西我想另外单说。太平天国的制度肯定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运
行起来也必然有很多问题，但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他们还有极其紧张的
战斗任务，另一方面，这是中国历史上起义者第一次真正尝试建立与封建王朝性质
不同的政权，虽然有封建王朝的经验可以做参考，但毕竟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
路，所以曲折，反复，错误，都是难免的。但是，他们曾经在苏，皖，赣，鄂，浙
，闽的广大地区上进行过这样的努力，他们曾经建立过地方政权的幅员面积及管辖
的人口比欧洲的许多国家还要大得多，多得多，我想仅仅就上面的内容，虽然不能
立断太平天国的褒贬毁誉，却也足以反驳那种认为太平天国只破不立，只懂军事不
懂政治，没有打算也没有能力建立一个国家，甚至只配称之为军不配称之为“国”
的说法，且不说为了保卫这些地方政权而战死沙场的中低层太平军官兵，这样的说
法又置太平天国统治区内十几万甚至更多的乡官于何地？

“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
”—- 讨粤匪檄文

说起太平天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一般人都会想到《天朝田亩制度》。可是，在
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其实却并不是几乎没能推行的《天朝田亩制度》，而是定都天京
后发布的《待百姓条例》。大致内容是：“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
，每年所得米粒，全行归于天王收去，每月大口给米一担，小口减半，以作养生之
资。……店铺买卖本利，皆系天王之本利，不许百姓使用，总归天王。”

《天朝田亩制度》并没有关于商业政策的规定(注意了，这又是一个鉴别所谓“太
平天国真相”文章的试金石，很多文章说天朝田亩制度禁绝商业，显示作者根本就
没读过《天朝田亩制度》)，不仅如此，《天朝田亩制度》里也没有“田皆天王之
田”的说法，所以，曾国藩的声讨针对的显然是《待百姓条例》而不是《天朝田亩
制度》。不过，《讨粤檄文》发布时，距离“安庆易制”已有好几个月了，曾国藩
一直密切关注皖北局势，断断没有不知道的道理。所以，《讨粤匪檄》中的这一句
指责，实是对事实来了个“乾坤大挪移”。

不过，即使在《待百姓条例》中，太平天国也没有废止商业，“店铺买卖本利，皆
系天王之本利”，取消的是私人商业，天京成立诸匠营，百工衙，取消的是私人手
工业，这种情况和1949年以后行长时间内中国的情形是相似的。太平天国并不是禁
止工商业活动。天京城外曾开国有商店，虽因种种原因二个月后诸店皆歇，但还是
有买卖街(共八处)，生意颇旺。只不过天京政府虽没有取缔买卖街，却也没有采取
任何保护政策，亦没有派人管理或征税，而是任其自生自灭。(买卖街时常遭到江
南大营的破坏，而后又自行恢复，可见商品流通的需要是无法遏止的)加之天京对
居民出入限制甚严，使天京地区的商业活动规模极为有限。

太平天国对私营商业施行保护和管理是1853年9月石达开到安庆主持易制以后的事
，当时正是清廷上下攻击《待百姓条例》之声甚嚣尘上之时。但自石达开在安徽“
训谕县良民各安生业”后，《待百姓条例》就没有再在太平天国新占领区宣传过。
“安庆易制”前，有个安徽(黑多)县人写诗说：“民货皆其货，民田皆其田。洙求
猛如虎，蝗过无稍捐”，注为“贼谓之曰：天下之田皆天王之田，天下之货。皆天
王之货”，“易制”以后，却有一个同县商人记载道：“平日索贾于省城(即安庆
)，贼据省城，而(黑多)人之贾如故，且与贼甚习”，就是说，太平天国占领安庆
后，本地商人照常往来经商如故，而且与太平军相处得很好。1854年春，英国公使
文翰的随员(笔名XYZ)到安徽太平天国治区时看到“店铺依旧开者，照常营业”，
同年秋，《镜山野史》作者记太平军攻克武昌后治理湖北的举措时说“农工商贾各
安其业，俨然有王者风”。。。。。。凡此种种，均显示在太平天国开辟的各根据
地，私营工商业依旧平稳发展，并未遭到取缔。”

不仅如此，在当时还有一个“薙发商人”的概念—-太平天国要求统治区内各色人
等必须蓄发，但对往来于清统治区与太平天国统治区的商人却给予特殊待遇，允许
他们不蓄发而往来境内，仅此一点即可以显示其鼓励商业往来的用心。

以下分“税关”“店铺和手工业”“国有商业”“对外贸易”“货币”几方面分别
谈一下。(这里介绍的仍是前期情况，只有在前后期情况相差不大时才会举后期为
例)

(一) 关税

1 榷关

天京事变以前，太平天国沿长江总共设过以下榷关：

安庆关：这应该是太平天国的第一个榷关，是1853年石达开到安庆后不久设立的。
关口处建有崇楼，以炮船十只环绕，并用铁锁巨筏横截江滨，拦阻往来商船，征收
关税。安庆被太平天国持续占领长达八年时间，因此安庆关也是太平天国历史最长
，税收最稳定的税关。

九江关：这大约是太平天国的第二个榷关，设关时间仅稍晚于安庆关。有记载说九
江关初期收入很少，每月只有几千钱，但也有学者依据反驳。

宁江关：位置在芜湖，设立时间和九江关差不多。芜湖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更是
重要的粮食集散地。太平军为了加强对芜湖的管理，在芜湖设宁江郡。初开关时因
为战事原因收入微薄，但随着当地商业日益兴隆，税收也稳步增长，该地的粮食税
后成为太平天国政府的一笔重要收入，而皖南地区商船出江时也在芜湖缴税。后来
太平天国还规定，所有长江上的外国商船凡下水者在宁江关缴税，上水者在天海关
缴税。

天海关：1854年起设于天京北门外，与浦口隔江相对。因为该地区对天京安危至关
重要，故分三光，实施复验制度，以免有人借通商之名行不法之实。上下关分别负
责上下江来船的验货盖印，而由中关复验给票。天海关又叫龙江关，它的设立是天
京政府正式承认私人贸易并予以保护的标志之一。

太平天国还在武昌，武穴，安徽太平设有榷关，外商做生意则一律先到镇江关办理
手续。此外，各郡县的河港也设有稅卡。

安庆易制开始后不久，曾国藩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如九江、安庆、芜湖、太平傍
水名城，并为贼巢，长江之险非复我……东南局势真堪痛哭”，如果他知道太平军
在这四处“傍水名城”全都设关征税，用以充国库和军用，想来会哭得更厉害的。

2 税治

长江上每20~30里设有一个复查关卡，凡已纳税者只须再交100文钱的手续费即可过
关—-太平天国在征税之后发予通商路凭(也叫关票或卡票)，一方面供其他关卡查
验货物种类和数量是否相符，避免逃漏税或运送违禁物品(主要是鸦片)，另一方面
则保证每批货物只须交一次税即可畅行全境，不准浮收滥收。如现存的太平天国“
芦墟关卡票”上，就针对商民印有“不得隐匿漏报”，针对守卡官印有“勿许浮滥
多索”的规定。

太平天国的榷关税治清明，无论在清方，外国人，前期，后期的记载中都是有口皆
碑的。如记载前期事迹由曾国藩组织编写的《贼情汇纂》说“抽税之后，给伪船票
一张，如遇贼党，竟可免虏劫”，另一部记载前期事迹的《金陵杂记》说“伪大关
派小口在被复查，有伪单者再索照单钱一百文，无即照查收税”，而记载后期事迹
的《海角续编》也说“贼于城外各乡要路设立伪卡，每遇船变过，搜查有无货物完
纳税。税过，给以税票。在本境或过他卡，俱可照票另出钱百文，加用伪印，不必
再完”，与《金陵杂记》完全一致，足见可信，且说明该政策具有延续性和一贯性
。太平天国后期有个外国公司的欧籍雇员从宁波经丝产区到徽州茶产区到上海郊区
(皆为太平军占领)，其日记写道：“晨五时出发去上海，七时过一个税卡，中午又
过一个税卡，下午四时过第三个税卡。缴费为税票盖印，三处都没有收税”，说明
对中外经商者实行了相同的政策。

上述情况与清政府统治区内厘卡遍地，逢关征税，遇卡纳厘，商人不得不重复缴纳
厘金多次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据记载，咸丰五年即1855时，仅湖北就设有厘
卡480余道，后来情况愈来愈严重。《漏网喂鱼集》记载从常熟到上海的一路上层
层设卡，卡卡要税，不过一百余里，却要征税六次。《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记载
：“从河口到这个大市场，不满三十英里，而我所见到的厘卡竟不下十五处之多。
这条河相当宽阔，扬子江上游汉口的木筏下驶，以此为主要水道。我在沿途见到许
多木筏，曾与木筏商人交谈。他们都极为怨恨厘卡官吏的横暴勒索，他们向我确说
，按照法律规定只能有两个厘卡，可是这十五处厘卡每处全都榨取原来只应该缴付
两次的同样税银”“货上船前，早已向税吏缴治税银。并且，自仙女庙至瓜州有十
五个到二十个厘卡，全都勒索超过法定的税银。中国人常向我说，各省督抚特征敛
事责之属员，任其勒索。这些清朝官吏有足够的兵勇去强行讹诈，所有来往木船付
钱之后始得放行．小民哀告无门，因为他们只能向督抚申诉，可是各省督抚本身就
是借此发财起家的”

因此以商人身份来到太平天国的英国人呤俐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评价
说：“太平天国的税收机构与腐败不堪的满清厘卡适成群明的对比，是公正的、正
规的、简便的。……税率总是适度的。这种制度的最大优点就是只交付一次税款，
印发给一张凭照，直到目的地，不再于他处纳税……太平天国税署所施行的简便有
效的税制是应该受到大大赞扬的。

从前后期记载看，太平天国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保持了良好的税法。除了最末期外
，只有很少例外。如1860年浙江金匮荡口地区曾出现两个太平军税卡，皆须纳税，
因为当时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各自立卡征税造成的，但这只是极个别现象，陈
李二人也仅仅是各立一个税卡而已，而且陈玉成不久即离去，所设税卡也随之消失
。

3 税率

太平天国的榷关设立之初只有比较粗略的规定：凡船长一丈，所载为盐、米、布、
棉或煤等物，称“粗货”，抽税钱二千文，如所载为丝、绸等物，称“细货”，税
钱为四千文。到了1854年，就仿照清朝户部和工部的则例制定了各类税率，使管理
趋于规范化，而税率则比清政府低得多。

如按船计算，太平天国对每船征收税银计不过数两，而清政府每船纳银则要20两，
为太平天国的三到五倍。

厘金制度初立时，豌豆、蚕豆每担已须交纳30文，稻谷、高粮、乔麦、杂粮每担
25-50文(后来涨为3~5倍)，而太平天国对于粮货每担征收十数文，仅为清率的三到
五成。

总体而言，太平军的通关税率一般为货价的0.5%到2%，清廷初设厘金时比例为1%，
后改由各地自定，即长为3-5%，个别地方竟有抽到10%的。

以上还仅仅是规定上的税率比较，然因清地遍设厘卡，实际征收比例还要高出许多
，如江苏省的实际征收率竟达货价的20% ~ 30%，是太平天国税率的10~60倍；《漏
网喂鱼集》记太平军占领常熟时在各港设卡征税，每镇不过

又如盐税，太平天国前期，淮盐运汉每担收税仅百文(每担为100斤)，平均每斤征
收仅一文，而清地川盐入黔却是每斤征收数百文，相差竟达几百倍。故容闳在《西
学东渐记》记载1861年赴安徽太平县购茶事时写道：“自上海至太平有二途，一由
芜湖直达，一在芜湖上流百英里处有地曰大通。当时芜湖至太平县在太平军势力范
围中，大通则为官草所驻……经大通沿途有重税，芜湖则否。”(其时清地茶税和
厘金总共征收约20%，超过太平天国征收率的10倍)

太平天国的税率虽低，收入却不菲，如《金陵杂记》言其仅盐税一项便“获利甚厚
”(太平军的盐税仅为清厘比例的数百分之一！)可见其商船往来。贸易兴旺，绝非
某些人所说的工商尽废，一片萧条景象。中国对英国的茶叶出口在
1852/6/1~1853/5/31为25571包，而1853/6/1日~1854/5/31的出口额却达到了
61984包，这一激增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恐怕不能说与太平军在这一时期内控制了
中国主要茶产区之一的安徽近半个省，尤其是几乎所有的沿江州县无关。

二商铺和手工业作坊

“安庆易制”以后，太平天国对天京以外地区的私营店铺和手工业都予以承认和保
护，私营工商业者需要向地方政府领取营业执照，并依规定交税。申请之处先由低
级官员发给临时印照，以便开业，经高级官员批准后再换发正式执照。现在可查的
太平天国签发的私营工商业执照包括商店印照，商店执照，茶馆卡凭，当凭，店凭
，船凭，手工业照凭等等很多种类。由于缺乏太平天国前期颁发的工商业执照，这
里举一份1859年的手工业作坊照凭为例：

己未九年四月初六日安徽省文将帅张潮爵发给怀宁县榨户朱物吝朱玉桂榨坊照凭及
同月廿五日殿前丞相掌理安省油盐事务元臣黄批两件。兹录於下。榨坊照凭道：

真忠报国启天福兼中军安徽省文将帅张为给发照凭以便生理事：照得国家开创之初
，军需均见充足，而各色牙行业已定有额课，惟油榨一款，从未税及分文。向因库
帑丰盈，姑从宽免。兹者舆图未广，采办维艰，故不得不税取若干，以资接济。今
特议立章程，每榨给凭一张。大榨一榨能出油二百馀斤者，则每日取税油四斤；小
榨能出油一百馀斤者，则每日取税油二斤，於民则所出无几，於国则不无小补。

兹据怀宁县右壹营良民朱玉桂朱物吝在蔡家街地方开设小油榨壹筒，每日该纳税
油贰斤，为此合给照凭，俾尔收执。自给凭之后，所有庆纳税油，照榨大小额数，
每月一解至总油盐衙过秤查收，领取印挥，以备查核。

至各榨坊於某月某日开榨，必到总油盐衙禀明，以便按月收税；如私行开榨，即照
以漏税治罪。若未经领凭，私开油榨，查出不惟□□□坊充公，□□该榨户人等拿
问治罪。一经领凭以后，倘有来往官兵在该榨坊需索滋扰，□□民会仝该管乡官指
名具禀，抑或捆送来垣，定即从研究办，决不姑宽。尔榨户人等须知今虽稍助军需
，不惟得以乐业安居，即於本来资本中亦断不至有亏损也。宜各凛遵，须至照凭者
。

右凭裕字贰拾号给榨户朱玉桂朱物吝收执

太平天国己未玖年肆月初陆日给

照凭中说，“各色牙行业已定有额课，惟油榨一款，从未税及分文”，这里的“各
色牙行”指的就是各类工商业，由此可见太平天国此前确已制订了比较完备的工商
税则。

照凭中规定，必须向政府报告开榨日期，不得私榨逃税。每月上纳产量的2，比例
不算高，“于民则所出无几，於国则不无小补”，在“稍助军需”的同时“不惟得
以乐业安居，即於本来资本中亦断不至有亏损也。”说明了收税的用途。

照凭还说明，如果有太平军官兵骚扰生产，索取财务，可向乡官报告，或直接捆送
交关，定当法办，体现了政府对私人手工业的保护政策。

这个文件不长，却清楚地交代了政府与榨户各自的权力和义务，虽然它不是前期文
件，但签发者张潮爵是“安庆易制”中石达开的主要助手之一，且自“安庆易制”
以后一直留在安徽，加之1860年以前太平天国的地方民政并没有太大变化，故而同
由张潮爵掌管，同在安徽地区的政策应该是有延续性，可以借此了解前期太平天国
监督管理手工业的政策。

太平天国对私人营业者的监督与保护还可以从石达开部在江西发布的文告中看出：

“凡尔民一切贸易无容闭歇，免致采买无向，自迫其乱，务要照常平买平卖，以应
军民，不得格外高价过取，致失公平伤事，民定干究。

凡官兵如兄子贬安业买卖，敢恃势抢民货物，不依平买给价者，民宜当即扭拿禀送
，论罪处斩。”

这里一方面强调，贸易务必照常进行，以使军民可以获取日常所需，而且不准哄抬
物价，囤积居奇，否则予以查处。另一方面，又承诺约束官兵不得骚扰贸易，如有
恃势抢夺，不按价给钱的，论罪处斩。

太平天国对营业稅的征收也比清统治区要轻得多。如上述榨户的作坊，是按产量征
收2%；有时按资本额征收，如“成本一千，每月抽饯五文”；有时则按营业额征收
，如“生意一千，抽税五文”。从可以考证的资料看，太平天国手工业税率基本在
0.5~2%，和通关税水平相仿。而清方店铺厘金的抽取比例和关卡的比例也差不多，
故而太平天国的税收仍然要轻得多。据记载，太平军占领常熟时，按铺收税，一镇
不过四百七八十文钱，而清军收复常熟后竟征到五千钱，涨了十倍以上！

太平天国后期杂捐很多，领取各种营业执照(包括以旧换新)都必须缴费，但此类记
载全部见于后期，前期并没有。(只有门牌费是从天京定都后就开始收了的)

总之，自“安庆易制”以后，太平天国在天京以外的地区对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政策
是是轻税和保护。

3 国有商业

《贼情汇纂》中记载了太平军开办国有商业的简单情况：

“贼之交易颇足资贼．盖掳得百货凡不济用者；或所掳过多者，皆于村镇屯积，命
三五贼目招徕交易，较常价倍减．乡民始犹疑惧，既见靡他，遂趋利争赴，或以钱
买，或以米豆互易．不数日销售净尽，船载钱米贲送贼巢矣！百货之中，尤以淮盐
及湖北市棉为大宗，载江淮之盐运至兴国、蕲．黄，卖于民间，虏得湖北布匹．棉
花，复卖与安徽江南百姓．。…即此所入，亦复甚矩。”“淮南之盐，奸民偷送贼
营者，粤匪贱售于各口岸，大获其利。”

至于所谓“掳”来的“不济用物”，大抵包括“打先锋”没收的地主浮财，群众进
贡的贡品，城破后的战利品，还有人私送之物(如引文中提到的淮南之盐)等等，这
其中有许多政府和军队用不上的东西，太平军便拿来减价出售。刚开始人们见价格
太低，不敢相信，后来则争相抢购。“贼之交易颇足资贼”“即此所入，亦复甚矩
”，都说明太平军的公有商业在令百姓得到实惠的同时也起到了充裕国库军用的作
用。

4 对外贸易

太平天国自定都天京到天京失陷期间，在所有的公开或私人文件中都表示欢迎外国
人来做生意。1853年定都天京不久，杨秀清便对来访的英国公使文翰表示“准尔英
酋带尔英民。。。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1854年夏，由石达开代杨秀清草拟
的对英国来访者的答复中提到：“凡外国来船欲到太平天国境内通商者，准其船泊
该处，听侯镇江大员办理”，说明当时已规定了基本的手续。

太平天国前期对外贸易主要为茶叶出口，而严禁鸦片贸易—-这一点前后期皆然，
如杨秀清给英国人的答复称太平天国完成统一事业后愿意和全世界(万国)通商，但
“害人之物(即鸦片)为禁”，《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记载“一家开设在中国的臭
名昭彰的大商行(邓特洋行)拟在距南京上游五十英里的芜湖和太平天国建立鸦片贸
易，曾派遣鸦片船‘尼姆纳号’停留在芜湖六个月之久，可是结果终末成功，我曾
亲眼见到过这船鸦片船，这家洋行贸易不成，就一变而为太平天国最激烈的诽谤者
，用种种方法去反对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不承认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承认外国商人享有特权。如1854年夏
天访问天京的美国公使麦莲便说，“毫无疑问，(太平天国政府)不会承认清朝政府
与英法美等国签订的条约。”时人尝谓：“鬼子所能霸占者惟(官兵)耳，若(长毛
)则无益也。自上海至此共过五关，惟得勝关系(官兵)所守，并不看船，不报税；
自此以来，过(长毛)关皆看船报税，虽鬼子且奈之何哉！”

1861年初，有前往上海的外国商船闯到入芜湖，不肯照章纳税，芜湖关变下令拦截
，于是该商船派代表上关谒见天朝总理税务官黄初兴请求放行。黄初兴不准，把天
王诏旨一道交给那代表，要外国商船遵诏纳税。诏旨说：

天王诏外国人知悉：尔舟得至长江，莫非天父天史是赖。今余设海关，遵天父天兄
意，立有定章，不论中外船只，俱应完税，毋许便漏。

5 货币

太平天国尝试铸钱最初于1853年7月，当时的主要目的是用以作为一种政权标志。
但由于缺乏经验，试铸数次皆不成轮廓，字迹模糊，遂下令停止，声言须待三四年
后方可开铸。

但是，货币更主要的价值在于其为商品经济的流通手段，随着商业活动的复苏和日
益频繁，为适应商品流通的需要，太平天国未出数月即再度开始铸钱的试验。到了
1854年夏天，在上文提到的石达开代杨秀清草拟的给英国人的答复中提到：“天国
圣宝即将颁行，妖号之钱，定将禁绝”，说明试铸钱币已经成功。这年秋冬，“天
国圣宝”就正式投入使用了。据记载，仅在这年年底就铸钱十万余枚。钱币上的字
迹均用宋体楷书，以方便百姓认读。

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想“禁绝”清朝钱币是不现实的，尤其在新币刚诞生时，
民众对铸钱的信誉多持怀疑态度，还是倾向于使用清朝钱币。但是咸丰之时由于官
场腐败，加之清廷有意以借量轻质粗的铸钱来维持财政，制钱往往成色不足，质量
极差，所发行的当五百、当千劣等尤劣，实际上是剥削小民，为害民生。而太平天
国政府铸钱不计工本，唯求量重工良，其质量远胜清朝制钱，香港著名历史学家简
又文先生收集有历代制钱，他在评价太平天国铸钱时说：

“尝以大平泉币与吾国前代历朝所铸者细细比较，一般言之，其质之良，工之精，
实未遑多让。若以其最精优者，与前代之最精优者相比，又有过之无不及，至少亦
足与并驾齐驱……至于金币、银币之铸造，虽非通用品，但确有此成就，又足以媲
美欧美文化，而为吾国．亘古所未有之制作，诚为太平天国之光荣的特色矣。”

其中太平天国铸造银币，是开中国铸钱史之先河的创举。

虽然频繁的战事必然使太平天国钱币的流通受到影响，但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
，它还是以其质量精良取信民间。1863年下半年，太平天国已到了亡国的边缘，但
据《镜山野史》的作者在湖南记载，“将六月，我地贸易汉阳者归，带太平天国钱
号。想粤王坐江南，同治守幽、燕，俨然一国一国两主，通宝交用，目见心惊。”
湘军已经把天京围困起来，可是太平天国的铸钱却继续在湖南流通，岂能不心惊！
同年，《庚申避难日记》记载常熟事时说，“自夏至秋，太平天国钱甚多”，此时
距离常熟陷于清军已有七八个月了！凡此种种，皆可见太平天国钱币在民间的信用
。据统计，太平天国钱币流通的主要地区是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浙江
和河南，但南到广西广东，北到广大长江流域和河南开封，都有太平天国钱币在流
通。

太平天国所铸钱币，除后期极个别地区有粗制滥造者外，绝大多数都量足而工精，
受到中外钱币学家的广泛高评，在当时和后世都成为一种收藏品，如1861年8月就
曾有英国翻译官向太平天国王宗李明成写信，希望得到“圣钱”。1989年香港国际
钱币拍卖会上曾有一枚小号太平天国花钱出现，其标价是7000美元，去年台北举行
的网上拍卖会上，一枚太平天国铜钱的起价即相当于数万元人民币。(正因为太平
天国钱币弥足珍贵，因此以伪充真者甚多，如上述两次拍卖会上出现的花钱和“太
平通宝”，其实都是赝品)

综上所述，自1853年“安庆易制”后，太平天国政府开始对工商业活动进行管理和
保护，由于税率低，税法良好，铸钱信用高等等原因，虽在战火纷飞的外部环境下
，其辖区内的商业和手工业仍然持续发展，甚至较从前更为兴旺。有的地区商人拥
护其商业政策，竟然““贼至争迎之,官军至则罢市”，工商业税收成为支持军需
的一种重要途径。又因为严禁鸦片贸易，以至英美等国商人与太平天国贸易总是入
超，不得不支付白银用以购买丝茶，与清政府治下白银大量外流的情形刚好相反。

此外，由于经商具有风险性，清政府统治下的商贾在，作坊主一旦资金较多，便往
往不再继续经营或生产，而是将资金用以买田置地，坐地收租，以求保值，严重影
响工商业的持续发展。但太平天国严厉打击大地主，所到之地大地主多数不是逃亡
就是被杀，留下的也被抄没财产，对中小地主虽然允许收租，但也默许农民的自发
抗租，使土地投资的保险性大大降低，因此在太平天国辖区及周边地区，不但很少
再有工商业者转行当地主，反而有大批地主或携财产到上海进行投资，或在太平天
国辖区内把资金投入商业贸易。这对于江南地区封建社会根基的动摇和近代上海的
崛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关于太平天国之后直到辛亥革命成功为止江南各省土
地占有状况和资金流向的变化，曾有大批学者做过统计和研究，这里就不赘述了
)

太平天国政府有明确的保工商业的意识(虽然多半是出于充裕国库和安定民生的考
虑而不是自觉地发展商品经济)，其优良的税法大大减少了经营者的负担，而打击
地主，削弱土地兼并的做法在客观上则为商业和手工业的扩大化扫除了障碍，凡此
种种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无疑是进步的，起推动作用的，而不是什么倒退。
只看到战争造成的破坏而将对这一切视若不见无疑是严重的以偏概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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