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史纲》
作者：郭廷以
第五章 内部动乱（下）（一八六〇至一八七七）
第一节 清的外援与曾军的奋战
—、英国态度改变的朕兆与初次上海之役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英、美、法三国所承认的仍为北京政府。它们所希望的是自清朝取得更多的让与，自须维持其继续存在。太平天国如果成功，以“万国真主”自命的天王，未必易于相处。北京政府虽非事事听命，可以予取予求，终可迫令相就。开放整个中国是各国的殷切冀求，特别是太平军控制下的长江流域。然而它们不向南京提出，仍欲和北京交涉。一八五六至一八五八年间，处于领导地位的英国，以为太平军败亡不远，益急自北京取得此项权利。
天津条约满足了各国多年的欲望，坚定了它们和北京的关系。今后的问题为如何使其尽早付诸实施。中英条约订明长江各口英船俱可通商，“惟现在长江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清政府初未存利用英国以对付太平军之心，且恐彼此勾通；在英国已完全放弃交好太平军之想，如能早日荡平，方符合它的利益。上海通商章程签字之日，额尔金席不暇暖，率领军舰，溯江西上，考察开埠事宜。路经南京、安庆，与太平军发生炮战。太平天国当局来书表示歉意，天王诏旨，称额尔金为“西洋番弟”，欢迎前来，当以礼相待。额尔金自汉口东下，安庆太平军守将亦解释误会，充分道歉。长江太平军水营统将函请以洋炮弹药相让，说是彼此情同手足。职位相当于太平天国副首相的李春发对于额尔金派来天京的威妥玛、李泰国、俄理范、伟烈亚力，以酒食款待，谓今后英船通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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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知照，以便派员护送。额尔金对太平军的印象，则十分恶劣，认为终必失败。李泰国在上海面告桂良，“该夷毫无纪律，……实系贼匪行为。……口称奉耶酥教，询以耶酥教中之语，所答非所问”。恰良以为“夷人看贼不起，不屑与之往来”。英国对北京虽亦说不上好感，但它仍统有中国大半，尚有体统。太平军仅有安庆至南京的长江两岸，勉强挣扎而已。
太平军对英人之多方表示善意，大约是鉴于英国兵力强大，太平军的困难尚多，不得不尔。一八六〇年五月，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长驱东下，英、法公使立即宣布保卫上海。忠王李秀成占有苏州后，致书英使，说明攻取上海、松江的必要，盼前来面商，以敦盟好。继又去函，劝勿助清军，免伤和气，均无回音。不久和外人素有交情的干王洪仁玕来至苏州，再与李秀成联衔邀英国教士艾约瑟相见。艾约瑟询问卜鲁斯的态度，卜鲁斯告以英国对清军及太平军不作左右袒。
是年六月，江苏布政使薛焕、苏松太道吴煦与曾任怡和洋行买办四明公所董事杨坊商定，由美人华尔（F. T. Ward）编组洋枪队，协防上海。华尔是一个军事冒险家，多事的中国，对他正是大好机会，小则可趁火打劫，大则可自建一个政权。他的同国人法尔思德（E. Forrester）、白齐文（H. A. Burgevine）是他的同伙。他们招募了二百多名外国逃兵、失业水手及亡命之徒，以吕宋人为多，饷糈由上海官商供应。七月，夺回松江，抢掠之外，并得赏银三万两，名利双收，继续向太平军进攻，为李秀成所败。
艾约瑟到苏州之后，谅必将卜鲁斯的表示转告洪仁玕与李秀成，洪、李信以为实。复以英、法正向华北进兵，不致与太平军为敌，留守上海的洋兵无几，不难一鼓而下，遂于击破洋枪队后，乘胜而进。卜鲁斯发出警告，谓英、法军已在上海县城及租界设防，如果进攻，即行还击。李秀成向英、法、美公使声明不扰外人。八月十八日，开始攻城，二十一日，为英、法军及军舰所败。同一天，英、法军夺占大沽炮台。两者看来极端矛盾，实均为自身利益。此为太平军初次与洋兵接触，亦为英国对太平军态度转变的具体明征，不过这尚不能说是英政府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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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常讀歷史無趣，看看八卦笑笑。 趙烈文當了幾年清知府，回家逍遙快活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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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伯牛
八卦之心，人皆有之；曾国藩不会例外。做大事的人，地位高的人，一般不会公然八卦，曾国藩也不例外。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与幕客赵烈文甚为投缘，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八卦，皆说给他听。烈文有记日记的好习惯，把这些话都记了下来，以此，才有这篇吐槽录。
既然要八，则不避亲，不隐仇。最亲近的，自然是他的九弟——曾国荃。用左宗棠的话说，国藩的“谋国之忠”，是允称典型的；然而，这类人公而忘私，谋身之拙往往也不让人先。作为权势当时无两的中兴第一功臣，国藩私人财务状况之紧张，出人意料。钱少，自家艰苦朴素一点儿，还能混过去，可是，“亲属贫窘者甚多”，未能分润，终是“心中不免缺陷”。所幸，“九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国荃倒不是贪墨，只是对于分所应得乃至俗以为然的各项灰色收入，来者不拒，因此，比国藩有钱得多，而接济穷亲戚这事，也就顺理成章让国荃做了。对此，国藩的总结是：“渠得贪名而吾偿素愿”。
国荃素无国藩那样的大志向，仗打赢了，钱赚到了，念兹在兹的就是求田问舍。可是，他的审美大有问题，“宅外有一池，架桥其上，讥之者以为似庙宇”，而新屋“亦拙陋”，没啥看头。更糟的是，这么难看的房子，不但“费钱至多”，“并招邻里之怨”。建房需大木，而湘乡之地不产大木，偶尔有之，不是坟树，即是植于人家屋舍旁藉以纳凉的老树，皆不愿售。国荃一根筋，不惜重价求购，于是，往往以二十倍市价得之。国荃买田，也有问题。他喜欢规模化收购，一买一大片，可问题是一大片田不止一个地主，其中有愿卖的，也有不愿卖的，如“素封”之家，“世产”之地。国荃不顾，非要强行收购，人家拗不过他，只能含恨出手。如此，田价“比寻常有增无减”，可还是“致恨”。相较而言，其他湘籍高官，回乡买地，数量“何啻数倍九弟”，只因方法对头，态度温和，“人皆不以为言”；惟有国荃，钱花的比人多，地买的比人少，招怨独多，口碑最劣，“其巧拙盖有如天壤者”。
说到国荃的暴发户习气，另有一事。咸丰七年，国藩居丧，亲家母从长沙来，说请他帮忙，在湘乡买点高丽参。国藩怪之，说，买奢侈品应去省城，怎么到穷乡僻壤来找？亲家说，“省中高丽参已为九大人买尽”，只好辗转来曾宅匀几只。国藩不信，遣人打听，孰料真有此事。原来，国荃在外领兵，认为高丽参治疗外伤有奇效（“人被创者，则令嚼参，以渣敷创上”），遂在长沙大量收购高丽参，以致断货。只是，这种疗法实无奇效，国藩不由慨叹：“不知何处得此海上方”。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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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文章都在呆在草稿一个月以上的文章。 本来打算写篇关于李鸿章和左宗棠一系列斗争的分析文章。 懒得打字。 有空再说吧。
最近看了些清的外交史。不过大多精力在西方哲学神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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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1839—1890），湖南湘乡人，字劼刚，大学士，勇毅候曾国藩长子。由二品荫生于同治九年（1870年）引见，“奉旨以员外郎用，钱分户部”。五口通商后，时代风会转变，中外交涉日益纷繁。曾国藩历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曾纪泽随侍乃父，对中外交涉时有所闻，感触甚深。1872年3月，曾国藩去世，曾纪泽在籍守制，抛弃其父理学、古文的衣钵，转而自学英语“久之，亦稍稍解英国语言文字”(曾纪泽：《大英国汉文正使梅君碑》，《曾惠敏公遗集》卷二，第36—38页。)。想不到自学英语，竞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1878年（光绪四年）承袭侯封，翌年“奉旨赏戴花翎”，接替郭嵩焘为驻英、法公使。旋补太常寺少卿。1880年奉命兼充驻俄公使，赴俄重开谈判，经过反复辩论，否定了崇厚签定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收回了伊犁地区及特克斯河流域，声誉鹊起。在中法战争中，始终站在爱国立场上，主张抵抗法国侵略，反对李鸿章投降卖国，1884年被撤去驻法公使职务。1886年回国后，横遭李鸿章的排挤打击，抑郁而死。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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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就是这样，咸丰初年，曾国藩要裁撤人家部队。 十几年后，同治年间人家也要裁撤湘军。又过几年又人说裁撤淮军。感谢西方敌对势力啊。 不然李鸿章的淮军就被裁撤了。
几万人缺额， 吃空饷挺好。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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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另一个blog的旧文，转过来吧。
小成可从固勉株积寸累得来，大成则必赖超人之领悟天才。国藩可谓大成之人。
点小图看大图。 我懒的一个一个上传，太累。
曾国藩之从宋学到汉学，与刘传莹之汉学到宋学 。 并非汉学好与宋学，也非宋学优于汉学。 重小学，训诂，重考据都很重要。
文以载道，这句话从字面上好理解。不过从儒学理学，仪礼，义理。 这些东西来理解都难了。 儒家不同派别间的争论。
关于博和约的评论也是特别精彩。
强毅与谦谨。
不懂中庸就不能了解曾国藩。
奏为遵旨敬谨议奏事正月十六日皇上以大行皇帝朱谕遗命四条内无庸郊配 庙祔二条命臣工详议具奏臣等谨于二十七日集议诸臣皆以 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断不可易庙祔尤在所必行直道不泯此天下之公论也臣亦欲随从众议退而细思 大行皇帝谆谆诰诫必有精意存乎其中臣下仰测 高深苟窥见万分之一亦当各陈其说备圣主之采择窃以为遗命无庸庙祔一条考古准今万难遵从无庸 郊配一条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所谓无庸庙祔一条万难遵从者何也古者祧庙之说乃为七庙亲尽言之有亲尽而仍不祧者则必有德之主世世宗祀不在七庙之数若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大行皇帝于皇帝为你庙本非七庙亲尽可比而论 功德之弥纶又当与 列祖 列宗同为百世不祧之室岂其弓剑未忘而蒸尝遽别且诸侯大夫尚有庙祭况以天子之尊敢废升祔之典此其万难遵从者也所谓无庸 郊配一条有不敢从者二何也古圣制礼亦本事实之既至而情文因之而生大行皇帝仁爱之德同符大造偶遇偏灾立颁帑项频年赈贷薄海含哺粒我蒸民后稷所以配天也御宇三十年无一日之暇逸无须臾之不诚纯亦不已文王所以配上帝也既已具合撰之实而欲辞 升配之文普天臣民之心终觉不安此其不敢从者一也历考列圣升配惟世祖章皇帝系由御史季周琬奏请外此继统之 圣人特旨举行良由上符 昊眷下惬民情毫无疑义也行之既久遂为成例如大行皇帝德盛化神即使无例可循臣下犹应奏请况乎成宪昭昭曷敢踰越传曰君行意臣行制在 大行皇帝自怀谦抑之盛意在大小臣工宜守 国家之旧制此其不敢从者二也所谓无庸 郊配一条有不敢违者三何也 坛壝规模尺寸有定干隆十四年重加缮修一砖一石皆考律吕之正义按九五之阳数增之不能改之不可今则每幄之内仅容豆笾七幄之外几乏余地我 大行皇帝虑及亿万年后或议增广乎 坛壝或议裁狭乎幄制故定为限制以身作则世世可以遵行今论者或谓西三幄之南尚可添置一案暂为目前之计不必久远之图岂知人异世而同心事相沿而愈久今日所不敢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敢言也今日所不忍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忍言也经此次 朱谕之严切盈廷之集议尚不肯裁决遵行后之人孰肯冒天下之不韪乎将来必至修改基址轻变旧章此其不敢违者一也古来祀典兴废不常或无其祭而举之或有其礼而罢之史册所书不一而足唐垂拱年间郊祀以高祖太宗高宗并配开元十年从张说议罢太宗高宗配位宋景佑年间郊祀以艺祖太宗真宗并配嘉佑七年从杨畋议罢太宗真宗配位我 朝顺治十七年合祀天地日月星辰于 大享殿奉 太祖太宗以配厥后亦罢其祀祀典改议乃古今所常有我 大行皇帝虑亿万年后愚儒无知或有援唐宋罢祀之例妄行陈奏不可不预为之防故朱谕有曰非天子不议礼一经 断定巍然七幄与天常存后世增配之议尚且不许罢祀之议何自而兴所以禁后世者愈严则所以尊列圣者愈久此其计虑之周非三代制礼之圣人而能如是乎 大行皇帝以制礼之圣人自居臣下何敢以寻常之识浅为窥测有尊崇之虚文无谋事之远虑此其不敢违者二也我 朝孝治天下遗命在所尤重康熙二十六年 孝庄文皇后遗命愿于遵化州 孝陵近地安厝臣工皆谓遵化去 太宗昭陵千余里不合祔葬之例 圣祖仁皇帝不敢违 遗命又不敢违成例于 孝陵旁近建 暂奉安殿三十余年未敢竟安地宫至雍正初敬谨蒇事嘉庆四年 高宗纯皇帝遗命庙号无庸称祖我仁宗睿皇帝谨遵遗命故虽干隆之丰功大烈 庙号未得祖称载在会典先后同揆此次 大行皇帝遗命一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与我 朝家法不符且 朱谕反覆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处 列圣于崇高此乃大孝大让古之盛德也与其以尊崇之微忱属之臣子孰若以莫大之 圣德归之 君父此其不敢违者三也臣窃计皇上仁孝之心两者均有所歉不奉升配仅有典礼未备之嫌遽奉升配既有违 命之嫌又有将来之虑是多一歉也一经 大智之权衡无难立判乎轻重 圣父制礼 圣子行之默契精微不待臣僚拟议而后定臣职在秩宗诚恐不详不慎皇上他日郊祀之时上顾遗训下顾万世或者悚然难安礼臣无所辞咎是以专摺具 奏千冒 宸严不胜惶悚战栗之至
妙文啊。
找了半天在《皇朝经世文续编》找到原文。
道光同志死了，发扬风格说自己不搞郊配 庙祔。
窃以为 遗命无庸 庙祔一条考古准今万难遵从无庸 郊配一条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
这排比句用的。
道光死了，想留个好名声是个好事，不过把咸丰是坑苦了。坑爹 爹坑啊。
咸丰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
曾国藩当时是礼部侍郎。 读《周礼》 《仪礼》 这玩意在清朝还是有点用。 引经据典的折腾啊。
庙祔一条万难遵从者何也 古者祧庙之说乃为七庙亲尽言之有亲尽而仍不祧者则必有德之主世世宗祀不在七庙之数若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 大行皇帝于
真他妈的专业技能。
七庙 五庙 三庙啥的说法。
《礼记、王制》有云：“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郑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太祖后稷。殷则六庙，契及汤与二昭二穆。夏则五庙，无太祖，禹与二昭二穆而已。”按此说明，可知各个朝代的庙制有所不同，而周朝从天子到庶人都保持着庙宇，但按其身分高下，庙制也有区别。如其为天子，保持七庙：始祖分一庙，加上三昭与三穆；始祖为后稷，三昭三穆是从文王起算，单数世代属于穆行，双数世代属于昭行。文献考察结果，始祖庙与三昭三穆的安排，并非是一直线上；首先将始祖庙建在中间，而从始祖庙往前看，左边按次建造三昭庙，右边按次建造三穆庙，正如“品”字的形制。
够讲究的。 研究农村宗族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问题。 不是当官的能祭拜的祖宗有限。明只能祭拜四代。
后来可以祭拜始祖。
明清時期的宗族祭祀產生了許多新的變化。以家廟祭祖制度而言，此時官民皆可以祭祀始祖，常祭時也可以祭祀四代祖先，而祭祖權力下移，部分士人已經可以建立家廟。宗族制度雖有一定的規範，但官民大多違禮逾制，政府亦採取默許的態度，結果導致宗祠的普遍化。
明朝建立之初，宗族祭祀仍然沿續朱熹在《家禮》中的規定。宗族祭祀的對象，官員可以祭祀高、曾、祖、禰(先父)四代祖先，平民則是祭祀祖、父兩代祖先。洪武十七年(1384年)，朝廷接受行唐縣知縣胡秉中的建議，擴大了平民祭祖對象至曾祖父輩，同時規定士大夫祭祀祖先的牌位順序，由原本的自西向東排列改為左昭右穆的形式。
明世宗即位之初，「大禮議」的爭議成為當時的朝廷大事。此一禮儀爭議的結果，在明世宗的堅持下，尊生父興獻王為皇考，而將孝宗尊為皇伯考。在此同時，嘉靖十五年(1536年)，明世宗接受夏言的建議，下詔允許臣民可以祭祀始祖。此詔令引起當時人民修建宗祠以祭祀始祖的熱潮。 清代實施宗族祭祀時，針對不同身分而有不同的規定。大體而言，不論官民，皆是祭祀高、曾、祖、父四代祖先。官民之間的差異在於，清代禮制並不允許民間建立家廟以祭祀遠祖，不過民間往往違禮逾制，產生了宗祠、家廟相混的現象。
越扯跑题越远了。
《中國家族制度史》：ISBN: 作者:徐揚杰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中國宗族社會》：ISBN: 作者:馮爾康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中國古代宗族與祠堂》：ISBN: 作者:馮爾康 出版社:臺灣商務印書館
《明代宗族研究》：ISBN: 作者:常建華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18世紀以來中國家族的現代轉向》：ISBN: 作者:馮爾康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宋明家族制度史論》：ISBN: 作者:徐揚杰 出版社: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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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燾晚年是一個極痛苦的人，曾國藩死了，劉蓉也死了。 跟左宗棠交惡，廣東巡撫當不下去。 出使西洋出本書，被文化部給和諧了。 還扣了頂漢奸賣國賊的帽子。 官又丟了。
有天的日記，跟我現在心情相似。
大风雨。下午雪，寒。守雨竟日，推蓬兀坐，昏不见人。平生舟行留滞，亦未有若此次之苦闷者也。
郭嵩焘是湖南省湘阴县人，湘军集团的重要成员，也是湘乡人曾国藩、刘蓉的毕生挚友。他还是中国历史上首位驻外使节，是为数不多的最早放眼看世界者。但在他所处的时代，郭嵩焘曾遭受了并不公正的非议，去世后也没有得到谥号。
郭嵩焘曾数次到湘乡探访曾国藩家，最后一次则是专程为吊唁好友刘蓉的去世。笔者从《郭嵩焘日记》中整理出了他此行的相关日记，并结合相关历史资料进行了一定的考据。为方便读者了解，考据部分文字用颜色区别。有意思的是，郭氏当年所到之处的不少地名，今仍沿用，其在涟水河上泛舟而行所作诗文，在他的文集中也不见收录。而他也曾在镇湘楼下停留，但似没有为此专门记上一笔，似是因为心境不佳所致。郭嵩焘注定与湘乡人有缘。多年以后，他卸任驻英公使，在长沙主持“思贤讲舍”、“传忠书局”时，其得意门徒就有湘乡人陈翰（近代法学先驱、书法家陈尔锡之父）。传忠书局刊刻了曾国藩、罗泽南、刘蓉等人的遗著。
从通篇日记来看，郭嵩焘此次湘乡之行其实是做了两件事。其一是吊唁，其二是参与寻觅曾国藩葬地，同时也看了刘蓉的安息之地。曾国藩的葬地因这次多方寻找都无满意之处，最终葬在了今望城县。刘蓉原葬地似在“莲花桥”一带，查同治时期湘乡的古地名，莲花桥只有原6都一处，解放后改为莲花乡，后合并入今山枣镇，桥仍正常通行汽车，是湘乡去湘潭县歇马的必经之地。该地有一条源自虞塘镇一带的小河，是否能如郭嵩焘当年所言那样从水府庙水库一带直接放舟而至，很难推断。此处也是笔者外祖家所在地，刘氏宗族在此繁衍，它是否是刘蓉本族，刘蓉生前为何选了在此地，目前还缺乏进一步的资料。除此之外，“幽宝庵”这个庵堂名，在同治版湘乡县志中无法找见，湘潭县志中暂也无获。是否是郭氏听错了读音，目前很难判断。期待有识之士不吝指教！
同治十三年1874年
二月初一甲戌（3月18日）
涂郎轩、增廉舫均于是日接印，遣人一道贺。自去冬闻霞兄之丧，即思一往视，疾病因循，开春又值雨雪，闻其葬期已近，冒雨一行。甫登舟又值南风，五里至牛头州。遂成一诗：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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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跟儿子的信中这样说。
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奇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奇半。
常跟人显示出我很功利的一面，这件事如果对我没有好处，没有足够的好处，我决不在乎。 我如果说我为理想跟你一起做事，你信吗？
一偶像说了这句话。
发现越是亲近的人，越能直白坦率的指出我的不足。越是关系一般，越是溢美之词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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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同祖先生的《汉代社会结构》。 唐浩明的《评点曾国藩奏折》。
两本书翻翻看。
以前有篇文章講如果幹掉翁同和之弟。
咸豐五年六月十二。幹掉江西巡撫陳啟邁。
自軍興以來，各路奏報飾勝諱敗，多有不實不盡之處，久為聖明所洞鑒，然未有如陳啟邁之奏報軍情，既無一字之不虛者。 茲風不改，則九重之上竟不得知外間之虛實安危。此猶可盧之大者也。 目下東南賊勢，江西，湖南最為吃重，封疆大吏關係非輕。臣既確有所見，深恐貽誤全局，不敢不瑣敘諸事，瀆陳于聖主之前。
之後兩年是曾國藩最痛苦的兩年。
跟石達開一起度過。
咸豐七年，又拿母親的死和皇帝討價還價。
以臣細察今日局勢，非位任巡撫有察吏之權者，決不能以治軍。縱能治軍，決不能兼及籌餉。臣處客寄虛懸之位，又無圓通濟變之才，恐終不免於貽誤大局。
跟咸豐要官。說的多好聽， 自己無圓通濟變之才，恐怕貽誤大局。
跟幹掉翁同書那篇文章的一句話。
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一樣有趣。
咸豐八年的。再次出山。
臣才智愚鈍，頻年飽歷憂虞，待罪行間，過多功寡，伏蒙聖上鴻慈，曲加矜宥，惟有殫竭愚忱，慎勉襄事，以求稍紓宵旰憂勤。
曾國藩直到同治末年，依然常稱自己愚魯。
最近一白癡整天跟我冠冕堂皇的說話。以為說的挺好聽。 我實在想說，我常讀曾國藩李鴻章奏摺的人，你那點官話差的太遠，別在我面前賣弄好不好。
我文采的確不如你，問題是我從來沒打算讓自己文章寫得華麗過。
把文章寫成莊子或者柏拉圖那樣，既好看又極有價值。 自知能力有限到不了那個境界。 只求文有價值，不敢奢求文之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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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到
少不自立，在宏遂淚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報，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火）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材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歟，作《五箴》以自創雲。
很是慚愧啊。
最近幾天病重了些了。有空再做一些事情。
稟父母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在京為祖父母祝壽。望從澄候、溫甫等人求學之請。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正月八日恭慶祖父母雙壽，男去臘作壽屏二架。今年同鄉送壽對者五人。拜壽來客四十人。早面四席，晚酒三席。未吃晚酒者，於十七日、二十日補請二席。又請人畫椿萱重蔭圖，觀者無不歎羨。
男身體如常。新年應酬太繁，幾至日不暇給。媳婦及孫兒女俱平安。
正月十五接到四弟、六弟信。四弟欲偕季第從汪覺庵師游，六弟欲偕九弟至省城讀書。男思大人家事日煩，必不能常在家塾照管諸弟；且四弟天分平常，斷不可一日無師，講書改詩文，斷不可一課耽閣。伏望常上大人俯從男等之請，即命四弟、季弟從覺庵師。其束（++上下月）銀，男於八月付回，兩弟自必加倍發奮矣。六弟實不羈之才，鄉間孤陋寡聞，斷不足以啟其見識而豎其志向；且少年英銳之氣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學，既挫之矣；欲進京而男阻之，再挫之矣；若又不許肄業省城，則毋乃太挫其銳氣乎？伏望堂上大人地從男等之請，即命六弟、九弟下省讀書。其費用，男於二月間付銀二十兩至金竺虔家。
夫家和則福自生。若一家之中，死有言弟無不從，弟有請兄無不應，和氣蒸蒸而家不興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敗者，亦未之有也。伏望大人察男之志，即此敬稟叔父大人，恕不另具。六弟將來必為叔父克家之子，即為吾族光大門第，可喜也。
謹述一二，餘俟續稟。
稟父母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澄侯等人應以看書為主。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八月二十九日男發第十號信，備載二十八生女及率五回南事，不知已收到否？
男身體平安。家婦月內甚好，去年月裡有病，今年盡除去。孫兒女皆好。初十日順天鄉試發榜，湖南中三人，長沙周荇農中南元（原名廉立）。率五之歸，本擬附家心齋處。因率五不願坐車，故附陳岱雲之弟處同坐糧船。昨岱雲自天津歸，雲船不甚好，男頗不放心。幸船上人多，應無可慮。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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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友：直到20世纪，曾国藩仍然是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魅力未减，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袁：这的确是非常有趣的现象。蒋介石奉曾国藩为楷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梁启超、蔡锷也崇拜他。甚至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对曾氏推崇备至。1917年他致信友人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长沙。直至1920年6月，他仍虔敬地念叨：“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毛泽东：《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1920年6月23日)，同上第490页。更有趣的是，蒋介石留下了“手钞曾文正嘉言录”的记录，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5年1月2日条。香港龙门书局1965年影印。而毛泽东的《讲堂录》中，也一再摘抄曾氏的格言。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1、592、593页。同时，这不是他们几个人的偏爱，而具有相当的广泛性。20世纪上半叶，《曾文正公家书》是许多家庭的教子书。1949年以后这部书在大陆销声匿迹三十多年，至80年代又成了书店中的常见书。1911年春蔡锷应聘至滇任新军第19镇37协统领官，选编《曾胡治兵语录》为“精神讲话”教材，该军后来在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17年4月，商务印书馆刊行了这本语录。黄埔军样创办伊始，校长蒋氏将之略加补充，又印发全校“人各一编”。国民党老一辈的将领没有读过这本书的恐怕很难找到。如果考虑到共产党的不少名将和重要领导人—周恩来、林彪、徐向前等都曾在黄埔工作或学习；加上1943年延安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刊登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读》，要各级军官学习；《中国兵书集成》第50卷卷首说明，解放军出版社、辽沈出版社联合出版。其影响的广泛和深刻更不容低估。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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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大概半年前，曾讀過袁偉時先生關於晚清思想史的書。名字是《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還了寫了一兩篇blog，不過這都在另一個blog上。 很多截圖 。wordpress上傳圖片功能太弱了。轉過來麻煩。
記得幾年前第一次讀到袁偉時先生評價李鴻章的文章，也是這種問答的方式。 讀起來挺親切。
本文节选自《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與人物》 第八章。
友：洋务运动的研究热闹了好几年，老兄有何高见?
袁：一言难尽。谈起洋务运动总是离不开恭亲王奕訢、曾国藩与李鸿章。除慈禧以外，对19世纪下半叶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人物恐怕就数他们了。而就思想而论，曾国藩是个突出的典型。
曾国藩属哪一家
友：直至20世纪上半叶，曾国藩的影响仍然引人注目，在这几个人中，似乎影响最为深远。但我给你们这些编哲学史的弄糊涂了：有的专章论述，有的却闭口不谈。曾国藩究竟是不是哲学家?
袁：有差别才好。千篇一律，人云亦云的书，你愿意看吗?是不是哲学家未见有法定标准。以家称人或自称，所在皆有，良窳不一，难以深究。至于应否写入专史，这就要看作者的史识如何了。
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一个有趣的问题，曾国藩的思想究竟属哪一家?
时贤把曾氏列为中国近代的重要哲学家(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主要把他视作理学家。这样定位不能说毫无根据。一是他曾师事唐鉴，并向倭仁请益，二人都以理学名世。二则他的有些文章，如《答刘孟容书》、《顺性命之理论》、《书学案小识后》、《送唐先生南归序》等，口口声声：“学者何?复性而已矣。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矣。”曾国藩：《答刘蓉(孟容)书》，《曾国藩全集》书信(一)21页，岳麓书社1990年，长沙。道学味十足。而在其他文章中，也不时流露道学气。不过，多方面地看看曾氏的言行，判定他为理学家，又有轻率之嫌。
第一，应该看到，程朱理学是官学，曾氏出身于翰林，位兼将相，常把修心养性的官话挂在嘴边，自在情理之中。
第二，他受过理学大师的薰陶，熟悉程朱之学，理学对他说来不都是门面话，但那仅是其思想的一部分。同时，学与成家，其中程度大有差别。曾氏讲理学，大体说来，无非是陈陈相因的旧话。而真正称得上家的人，总要给一种学问增添点新内容。
第三，曾氏毕生信守儒学，但儒学不等于理学。
曾氏究竟怎样看待理学?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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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提到散原先生，散原先生是陳寅恪先生的父親。 余大綱的家族是個傳奇啊！
俞大纲《寥音阁诗话》
一
散原先生诗，笼罩万有，出入百家，其境界之高，造语之工，不独为近代第一名手，即魏晋盛唐，亦少匹敌。古今诗人，陶靖节得自然之妙境，杜工部笃人伦之至情，故诗能名世。散原有陶之胸襟，杜之性情，故写景能摄天地万物之精魂，言情则言语出自肺腑。大凡艺术上品，必具入世之真感情，出世之纯境界，图画音乐，莫不然，诗人驱遣文字，犹余事也。
散原先生提濮青士藏山谷老人尺牍卷子诗云：「我诵涪翁诗，奥莹出妩媚，冥撏贯万象，往往天机备，世儒苦涩硬，了未省初意，麤?扫皮毛，后生渺津逮。」於山谷诗推崇至矣。今读山谷诗，谓其奥莹出妩媚，自极的当，谓其贯万象，备天机，似尚不及散原也。按奥莹妩媚，似指句法而言，贯万象备天机，似指内容而言。散原诗句法得之於山谷者至深，若论内容，则山谷实不逮散原。愚尝谓散原诗，具陶之境界，杜之性情，黄之句法，持此解以读散原诗，庶几不远。
散原先生尝自谓三十岁以前，诗宗义山，三十以后，始变体，世人皆以先生诗传江西法乳，与玉溪格调，绝不相谋，但读先生观宋刻任天社山谷内集诗云：「翁诗久远愈论定，立懦顽廉果谁力？世人爱憎说西江，类区门户迷黑白，咀含玉溪蜕杜甫，可怜孤吟吐向壁。」足见先生胸无唐宋界限，且以涪翁为咀含玉溪，所见超人一等。张文襄不喜散原诗，谓为我所不解。此唐宋门户之见也，当时樊樊山易实甫方以晚唐敝体，饮誉京国，先生此论，又岂偶然而发者邪。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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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看到本文第一句话，都觉得本文是90年以前的文章。 还有不规范的格式，不像近年的文章。
最后看到是85年的。 其实，很多时候当你看关于历史的文章时， 你也能看到写文章那个时代的历史。文章有低劣地方，也有能看的地方。 哪能看，哪不能看？ 懂的人不用说就懂，不懂的人说了也白说。
今天本来写了篇很长的blog，不过这个blog传图太慢。 就发到那个blog上了。 转过来麻烦，有空再说吧。
何桂清就是个杯具。
桂清由侍从出任疆事，才识明敏。在两江值英吉利构衅，迭陈应付之策。偕大学士桂良等议税则，多中肯綮，亦不能尽用其言。晚节败裂，误国殄民，虽廷议多有袒之者，卒难挠公论云。
论曰：陆建瀛、何桂清皆以才敏负一时之望，膺江表重寄。建瀛当军事初起，不能预有规画，临事仓皇。桂清无料敌之明，又失效死之节。二人者身名俱陨，罪实难辞。青麟受事于危急之秋，艰难支拄，终以越境被诛，论者犹有恕词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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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派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各树门墙，派系众多，互相倾轧排挤，自古已然。一八五四年春，曾国藩筹建成地主武装湘军，他说：湘军“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曾国藩《复议直隶练军事宜折，同治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四，15～16页。）故能唯命是从。实际上，统领皆由曾国藩精心选择委派，“譬之木焉”，曾国藩是根，统领是干，营官、哨□是枝叶。统领、营官等的官职、薪俸虽出于朝廷，但统领等感曾国藩委派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因此，曾国藩对湘军拥有绝对的指挥权，也只有他能指挥湘军。湘军是近代中国第一支军阀队伍，曾国藩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军阀。曾国藩统率的湘军又是一支独立于八旗、绿营兵之外的队伍，不是经制之兵，没有固定的军饷，自一八五四年出省顽抗太平军后，清政府虽然命令各省协饷湘军，但是，各省的年岁有丰欠，军情有缓急，协饷往往迟解或不解，缓不济急，曾国藩遂就地筹饷，尽情搜刮，于是，与所在的地方督抚争权夺利，闹矛盾，搞摩擦。一八五五年，曾国藩碰到了一个别有来头、与他同样骄横的浙江巡抚何桂清，偏不买他的帐。
何桂清，字根云，云南昆明人，进士出身，在清政府中央历官至侍郎，得到咸丰帝的赏识，以大学士、军机大臣祁□藻、彭蕴章为奥援，一八五四秋出任浙江巡抚。一八五五年，曾国藩困守南昌，浙、赣两省毗连，曾国藩湘系与何桂清集团的矛盾开始产生了。一八五七年春，两江总督怡良告病开缺，彭蕴章等力荐何桂清总督两江。同年五月，清政府命令何桂清为两江总督，八月八日，勒令曾国藩在籍守制，意味着清政府把绞杀太平天国革命的希望，完全寄托到了两江总督何桂清与由绿营兵组成的江南大营身上。一八五八年，曾国藩东山再起，重新掌握湘军，何桂清更不把曾国藩湘系放在眼里。以后，两派围绕着驰援浙江巡抚罗遵殿、李元度组织“安越军”、救援浙江巡抚王有龄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说到底，这是为了争夺浙江、江苏两省的地盘而各自施展阴谋诡计，排挤陷害，演出了一幕幕狗咬狗的丑剧。曾、何之间的派系斗争，使忠王李秀成顺利地一破杭州，然后回兵皖南，分进合击，取得了二破江南大营的辉煌胜利。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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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这个奏折有种说法还是李鸿章写的。李鸿章是曾国藩幕僚。 这封奏折跟一年后《参翁同书片》一样经典。都是李鸿章代曾国藩所写。
这个奏折经典之处，在于不想给领导办事，还要做出一副为领导全心全意办事的态度。
敷衍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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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
翁同书,
鸦片战争
找这个文章并不是说《国朝柔远记》这本书不好，而是书你看有用的地方就好，别老看着没用的地方较真。
这本书不错，值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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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犁清历史真相，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中西近代关系史虽逝去不久，然有许多史实存在盲区或误区，须进行上下求索、中外比照论证。只有真实的历史，才有真实的意义。拙文仅就《清朝柔远记》有关鸦片战争清军战果的“统计”情况作一些简单的对照分析，以求正方家。
关键词：鸦片战争；《清朝柔远记》；清军战绩；比照考订
一、《清朝柔远记》及其作者简介
十五世纪末，时值明朝中叶，随着葡萄牙人的首次来到中国澳门，东西方的海道大通。西方国家为了寻求商品市场和殖民地，纷纷踏海而至，中西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清代，道光年间爆发的鸦片战争，对中国国家生活的影响，远非历朝历代的战争所能比拟。对此，有关中外关系的记述和论著空前增多。其中王之春的《清朝柔远记》[1]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部。
王之春，字爵棠，湖南清泉人。他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的后裔，曾追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镇压农民起义，以文人兼武事的才干受到湘淮大吏的赏识任用。因此在他的书中，他所持的立场基本都是站在清政府一边的。但也不乏对琦善、奕山等“奸臣”的批评及地主乡绅中义勇人士的褒扬。
《清朝柔远记》共分二十卷，其中十八卷为整篇，以编年体的形式撰写，条目清晰，文字精炼。本书初稿的编成当为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年）前后。书中比较全面地记述了光绪以前清代的中外关系，特别是欧洲列强的侵华活动。该书对鸦片战争的过程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记录。书中有关鸦片战争史料，综合自《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等早期的著作以及清朝官方的文档记录、名臣撰述和各类私家笔记见闻等。相比以前更为真确。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及总结性的。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清朝官方及士人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以及对其战败经验的总结。
遗憾的是，该书对有关鸦片战争的记述存在太多的错漏，以及甚多不实之处。特别对清军战绩的夸大非常严重。造成这样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由于王之春所能掌握的材料多来自官方记录，其中有太多虚夸战绩的记载，而得诸见闻的记录不乏哗众之浮词；另一方面由于作者没有对照西文材料，且有意偏向于采信清军的武勇。
《清朝柔远记》以及《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这些著作对中国人如何看待鸦片战争造成了长期的影响，也引起了长达百余年的误解。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不实的记载被引用或因为某些政治目的而被歪曲地解读。这就使得国人始终没能正视鸦片战争的败因以及正确地总结经验，而是把失败归结为一些肤浅的原因，或将全部罪责简单地推到一些本不应该受责的个人身上。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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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