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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清朝日本

admin — Wed, 23 Mar 2011 07:32:38 +0000

这样说来社会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新的环境发生了，
人们最初遭遇到的是旧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生活上发生了困难。人们不会在没有发觉
旧方法不适用之前就把它放弃的。旧的生活方法有习惯的惰性。但是如果它已不能答复人们
的需要，它终必会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守住一个没有效力的工具是没有意义的，会引起生
活上的不便，甚至蒙受损失。

费孝通

拿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去套清代中国和日本历史。哈哈。纯属吃饱撑着。

本文是篇论文。

http://www.qingchao.net/wp-content/uploads/2011/03/01.pdf

兩國在承受西方力量的激烈衝擊之先，都各在對外關係上，處於相當孤立的情況：
中國是行商貿易的時期，即整個對西方的通商事項，完全由廣州具有專辦權利的「行商」主
持，而中外貿易的港口則除葡萄牙所租據的澳門之外，在很長的期間內，一直限於廣州一口。
日本的情況亦然，在 1853 年前約三百年，全日本一直處於所謂「鎖國」的狀態，只開長崎一
口，以維持其對中國與荷蘭的貿易。

日本的情況也大致類似。無論神奈川條約，或稍後繼續簽訂的一批「通商條約」，都
是外艦脅迫下的必然之舉。培理的堅船利砲給予日本人的印象，實在太深刻了。但自整體的
情況來看，日本並未像中國一樣，在連續戰敗的情勢下與外人締約。此後，因日本各地仇外，
1863 年和 1864 年乃發生英艦及英、法、荷、美四國聯合艦隊迭次向薩摩及長州兩藩作懲罰

性的進攻行動；但雙方的戰事一直保持地方事件的性質。日人除賠償軍費外，所損失的利權，
尚不嚴重。

（这里就现实出日本的智慧，只是地方闹事，幕府不折腾。 而清不会处理，僧格林沁同志白痴的行为，造成了火烧圆明园。）

兩國與西方所簽訂的條約，在性質上，都是不平等的，絕少發現任何具有互惠互利
性質的明文規定。兩國條約的內容，都包括有近代不平等條約的主要項目，如協定稅則、外
人居住通商口岸權、領事裁判權、傳教權與最惠國條款等；但日本所喪利權的程度，實遠較
中國為輕。就協定稅則而言，中英南京條約中，此項原則即已初步確定，1843 年兩國所簽訂
的「五口通商章程」，又就所抽噸稅的價銀明白規定。1858 年所訂通商章程中，復明定有進
出口貨品依貨價值百抽五與子口貨稅值百抽二五的條文。但日本在初期與各國所簽訂的商約
中，協定稅額則大致高達百分之二十，在薩摩、長州反外戰事結束後，幕府再與外人簽訂續
約，始將稅額減至不足百分之五的水準。

再以外人在中、日兩國居留與遊歷的限制而言，根據天津與北京條約的規定，外人
在華可執持護照前往中國內地任何地方遊歷，也可在各省內地任何地方建堂傳教，甚至中國
教民的信教自由，在中外條約中亦獲得明確的保障。但在日本所締結的條約中，外人遊覽地
區則只限定於通商各港埠周圍十里的範圍之內；基督教徒的信教自由權，亦只局限於外人居
留的區域之內，與中國所予外人近乎毫無限制的廣泛權利，差異甚大。

另就領事裁判權而言，無論是主持中國外交或者主持日本外交的人，都是在不明近
代國際間「主權」觀念的情況下，糊塗的自動讓給外國的。他們所看重的，也都是如何保持
傳統的「體制」，其他則並不怎樣著重。

但就整個的情況而言，西方人之對待中國實遠較其對待日本為嚴酷。這主要因為在
他們的心目中，中國是著名富國，而日本則是著名窮國。所以，多年來他們即在中國沿海進
行大規模的走私鴉片貿易，而對日本則絕無僅有。而且鴉片戰爭之後，英國不只向中國索據
香港，以為其在遠東地區商務與軍事的基地，而且勒索巨額賠款；此後英法聯軍之役，英除

再添索九龍一部分土地外，又向中國要索了更多的軍費賠償，法國亦獲得同樣數目的賠款。
日本則在其與西方的各次大小衝突中，絕無割地之事。即使在元 1864 英、法、荷、美四國海
軍懲罰長州藩的戰爭結束之後，各國對日本議和的條件亦極寬厚，賠款三百萬元並可分六期
支付。

（穷了也有好处看来）

中、日兩國正式開關通商之初，都各有反外仇洋的重大案件發生。中國在鴉片戰爭
後，京朝守舊派「鄙夷」、「仇夷」的心理，並未抉除；而各口岸反外的事件，尤接續發生，
甚至廣州的紳民一致拒絕英人依約入城，風潮蔓延，事態嚴重。日本亦自「安政條約」簽訂
後，無論是「尊王派」或「擁幕派」，都以「攘夷」做為他們共同行動的目標。反外案件亦常
發生。1861 年美使哈理斯的譯官在江戶街頭被殺；1862 年薩摩藩島津久光的從士又於武藏生
麥村殺死英商里查遜、殺傷馬歇爾三人。1863 年初，各藩居留江戶及江戶當地的浪人甚至集
眾焚毀英國使館，幕府且公開諭定是年五月十日為攘夷之期，以驅殺所有旅居日本的歐美人。

但在相類似的反外仇洋的氣氛之中，兩國對於由此所獲教訓的反應，卻呈現出極大
的差異。中國在鴉片戰爭中，雖然歷經戰敗的恥辱，被迫割地賠款，但中國自官紳以至士民
各階層，傳統上對於外人的一些觀念，在戰後並未有若何改變；其虛憍自大的心理，並未抉
除，仍以天朝大國的臣民自居，鄙視外人，以為非我族類，不值一顧。清廷主政者絕未自此
次戰敗中取得寶貴的教訓，進一步承認外人武力的優越性；他們甚至完全否認西洋砲火的威
力所代表的文化力量。這種心理的存在，使他們對於西洋的事物，自不會有何真確的瞭解，
也無法興起任何嚴肅的反省與自力圖強的意識。

各省督撫中亦絕少了解到近代中國所遭遇之大變局的真象者。前粵督林則徐雖然了
解當時的情勢，但在朝野顢頇虛憍的清況下，他只能噤若寒蟬，不敢多所表佈。徐繼畬在出
任福建布政使後，雖然在譯述西洋現狀方面也作了一點工作，但所起的影響甚微。其他少數
低級官紳如魏源等雖然對情勢有著更深刻的了解，但在當時的政治結構下，他們人微言輕，
影響的力量亦殊微弱，無法改變主政者對於西方衝擊的錯誤反應與不智的偏見。所以，從 1842
年至 1860 年，大體說來，中國等於白白浪費了 18 年時光，什麼有計畫而積極性質的自強措
施，都未著手。 （这个观点我以前blog曾表达过。）

但日本朝野在「安政條約」簽訂後，國內各方面對於外力的衝擊，雖然反應相當分
歧，但幕府和各重要藩侯均能很快承認了西方軍事力量的優越性，模仿西方武器的工作，也
很早即已開始。1864 年後，甚至仇外最激烈的長州、薩摩諸藩，亦在領略了鮮血的教訓之餘，
奮起自強，轉採仿效製造西方堅船利砲的政策。所以，遠在明治天皇於 1868 年宣佈「破除舊
來陋習」、「求知識於世界」等大政方針之前約十四年，日本高階層的統治者早已在基本上堅
定地趨向於模仿西方的政策了。加之日本多世紀以來「蘭學」(即「荷蘭學」 ，亦即西學)的學
術基礎，本來即較西學在中國的根底為深厚，其模仿西法進展之迅速，自也是順理成章的事。

（日本之荷兰学和中国的《海国图志》都对明治维新有正向作用。）

中、日兩國對於西方模仿的措施，均首先自器物技能的模仿開始，再進而至於政治、
經濟、社會制度的模仿，最後乃及於思想與文化的模仿。此三項層次的先後順序，在形式上
非常顯著。

此一順序本來是非西方社會對於西方近代文明衝擊力量的共通的反應現象，無足深
論；但問題實在於在個別的文化傳統、社會結構與經濟組織等種種因素的影響之下，中國的
反應，不只在上述個別層大的速度上，進展過於緩慢，甚至在不同層次的進展中，亦殊嫌遲
鈍。一直到甲午戰爭爆發，清政主政者之中，即使是最開明的人，除去提倡仿造西洋的堅船
利砲之外，頂多亦只主張修鐵路、開礦產，甚至開辦製造日用物品的新式工廠等等，基本上
絕不脫器物技能模仿的範疇，絕少有人敢於倡導模仿西方的制度。他們在了解西方問題所獲
致的一些思想觀念中，一直未能脫離「西學源出中國」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窠臼。
而且此類學說，在其發展之初，雖然對於中國官紳的接受西學西藝，也曾發揮過消弭阻力的
作用，但由於這些觀念的本身，對於中國固有文化學術與價值系統的膠執過深，此後它們對
於中國大規模接受現代化所發生的阻礙作用，亦極顯著。甚至我們可以說：中國現代化的工
作，所以未能自器物技能的模仿層次，迅速地躍進至制度模仿與思想文化模仿的層次，此類

（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前几天听一个学者说，这件事本身就是错的。学者说辜鸿铭先生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像马吉雅维利主义和基督教一样，两个不相容的概念，不可能在一起。如果香帅是当权者，那还好。如果是袁世凯当权，那就悲剧了。）

似是而非扭曲事實但卻普遍為清季講習洋務官紳所接受的謬論成說，實在曾經發生過相當不
利的作用。

在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之前，中國在野人士主張儘速著手於基本制度的改革的，自非絕無
其人。王韜即曾極力主張救時以內治為本，內治以變法為先，而變法措施中最要的事項，則
是法制的改革。光緒中期旅居香港的何啟、胡禮垣，亦曾就改革全國的官制、科舉及官民的
關係，有所建議。但王韜只是一名秀才，又因他與太平軍曾有一段關係，因而逃亡香港，輾
轉海外各地；何啟雖然是留英學生，歸國後即居香港擔任律師職務，但他中文的程度極低，
只是一位半洋人。在當時朝野推重科第的積習下，他們的論議均難受到重視，可想而知。而
在當時能夠掌握到相當權力的官員如直隸總督北洋大臣李鴻章，則是絕口不敢談論什麼制度
的變革的。

日本的情形則與中國有著強烈的不同。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初，內部的紛擾，雖然亦多，
但其主政者在維新後的幾年內，即很快地自器物技藝的模仿西方，躍進至制度與思想行為的
模仿西方。日本在從事各方面改革的過程中，內外所遭遇到問題，亦頗複雜棘手，而且在思
想的適應過程中，亦有「體」「用」一類的觀念出現。但其主政者在實用主義的觀點下，對於
西方的事物絕少堅執不拔的成見，凡有助於日本的富強與「開化」的，即予採納。所以，與
中國相較，其推動模仿西方的速度，是十分顯著的。

3.
領導階層的比較
無論中國的同光自強運動或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都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改革形式，而兩
國朝野人士在其早期反對改革者均大有人在。

清季領導和護持自強運動的人物，在清廷親貴中有恭親王奕訢、軍機大臣文祥等，在各
省督撫中，則為曾國藩、李鴻章、左宗棠、沈葆楨、丁日昌、張之洞等；但朝野間反對新政
的論議，實繁有徒。日本明治維新「王政復古」之初，領導維新運動的，亦為少數的貴族政

治家，如公卿三條實美、岩倉具視，及武士西鄉隆盛、大久保利通、木戶孝允、井上馨、伊
藤博文、山縣有朋、西鄉從道、森有禮、松方正義、大隈重信、板垣退助、黑田清隆、榎木
武揚等。很多原來的公卿與武士，甚至各藩的民眾中，對於維新採反對立場的，亦不乏人。

但日本在各方面的配合努力下，其改革終獲成功，而中國則竟告失敗。而且一旦中國在
戰爭的考驗中失敗後，各方面的弱點都暴露出來，歐美列強乃一變過去以享有區越的商務利
益即感滿足的政策，而改變為積極奪占沿海港灣與勢力範圍的競爭，中國各省鐵路和礦務的
利權，更成為他們競爭掠奪的主要目標。中國已逐漸喪失了主動掌握自己命運的機會了。而
日本則在一戰勝我之後，除去領土的收穫外，另並得到了二萬三千萬兩的巨額賠款。及明治
廿七年至廿八年(1904–1905)再戰戰勝俄國之後，日本已躋身於世界列強之林。第一次世界大
戰後，更公然被列為全球五強之一了。

4.
決定中日自強成敗因素的一般解釋
對於中日近代期間自強運動一者失敗一者成功的事實，究竟什麼因素決定性地影響了兩
者歷史的發展？什麼因素附屬性地影響了兩者歷史的發展？這實在是瞭解近代中日史事的一
大基本問題，為任何嚴肅從事於此的學者所欲探索和給予滿意的解答的。

有人從地理的角度立論，認為日本的島國性，實為導致其能有效應付西方挑釁的基本因
素。日本的國土狹隘，完全由一群島嶼組成，島與島之間的交通便利，各島內陸距海岸亦均
不逾一、二百里的短距離，行旅往來，或繞經陸路，或揚帆海上，都極為方便。消息傳遞，
尤易家喻戶曉。所以，其內部的問題單純，而在統治上亦較為簡易；對於西方外力所給予的
刺激，也至為敏感。中國則面積遼闊，人口眾多，各地在自然條件上，彼此相差尤巨。各省
除沿江部分地區可資利用水路運輸外，交通向極困難。所以，即使外人在沿海地區廣肆竄擾
與破壞，甚至英法聯軍竟然攻陷北京，各省的內陸仍然至為安全，對於此類劇烈的事變，也
絕少激動起普遍的同仇敵愾的意念，只有極少數居住在廣大腹地的官紳士民才對其寄予深切
的關懷。整個中國由於地理上的隔閡，無論在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的發展，都呈現極不

均衡的現象。兩國互相對比，顯然地，在中國進行全國性的自強建設事業，其所將遭遇到的
困難，較之在日本推動同樣的工作棘手得多。

此外，日本侷處亞洲的東北一隅，為歐洲國家所謂「東方航線」的終點。西方人自印度
洋東來，其首要侵略的目標，即係中國；日本則因地位偏僻，不甚受到注意。而且大英帝國
的基石在印度，印度對華的鴉片貿易向為英國在印財政上的重要來源之一，因此英國集中其
注意力於經略中國，自至顯然。所以，各國對日本的衝擊，實遠較其對中國的衝擊為溫和，
雙方既無大規模的戰爭爆發，亦未進行走私的鴉片貿易，更無任何領土的要求。在這方面，
美國自柏理、哈利斯以降對日所表現的善意，尤其值得注意。

另外，有人自經濟的觀點著眼，認為中日兩國在經濟結構方面的事實，亦足以構成促致
其自強成敗異趣的一項因素。中國在對外開關前後，一直是一個在基本經濟上自給自足的大
組合體，日常生活所必須的資料，無須外求；而日本經濟上離自給自足的程度，則相差甚遠。
而且在與西方正式通商時，中國有大量的茶葉、生絲等輸往國外，以抵消西方國家之鴉片與
棉織品等的輸入；日本則在西方貨品大量輸入的清況下，並無同量的相當物品足以抵銷其巨
額的入超。因此，日本官民乃亟亟於設法利用西方的科學技術，以解決其迫切的經濟問題。
這對促使日本人密切注意西方此一方面的新成就，自然有很大的作用。

另外，有人從兩國社會結構的觀點立論，認為日本在開關之初社會結構的基本狀況，與
中國同時期內的社會結構相比較，實較易於接納近代西方式的一些觀念與現實。當時日本的
社會是封建形式的，與中古時期歐洲的社會制度頗相類似。人民效忠的對象，在「王政復古」
後，自德川幕府轉移至明治天皇，而且由天皇來代表國家並直接接納全日本人民的效忠，極
為易易，不會有任何觀念或理論上的困結發生。因此，日本官民極易於接納近代式民族主義
的一些觀念，並在民族主義的鼓舞下，從事於「富國強兵」的事業。

此外，日本社會在德川幕府封建制度的結構下，其官吏都是世襲的藩侯與武士，一般工

商農人雖可入學讀書，但不能出仕任官。因此，日本貴族中凡出仕任官而管理民政者，常具
有一種顯著的使命感與責任感，在其公職上頗能孜孜從事，做其本分內應做的事情。其他有
特殊才能而專務於工、商、農業等方面的人士，也願在其固有的職位上，孳孳努力，以求出
人頭地，並無僭越自己的本分出仕任官的觀念。整個社會因此形成一種「本位觀念」的風氣，
階級分明。

中國的情形則與此完全不同。中國社會的中心結構，是家族，其上則為政府。清廷政府
中最高的主宰，自然是皇帝，但社會中占重要支配者的地位的，則是各級官吏與各地士紳。
清制，任何人如果要想做官或取得當地士紳的資格，其正規的途徑，須要通過各級科舉的考
試，方為清貴，而且，正途的科名絕非世襲可得，而均須依賴各個人自己的努力。因此，一
般有才智的人在未得科名之先，其精力畢注之所在，常在揚名科場，俾藉此光宗耀祖。中科
名之後，其努力之所在，則在升官。升官即可發財，發財後，致仕返回家鄉，購置田宅，即
在地方上居於縉紳之列。所以，中國社會中有才智有志氣的讀書人，或者有志氣而環境優越
的工、商、農人，大多數走上了科舉之途；否則，即使有卓絕的才智，在正常的情況下，亦
難於受到社會與官府的特殊重視。因此，整個社會流動的趨向，常常形成一種「權位本位」
的風氣。
（让我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前面文章，提到日本社会强于中国社会的原因，强于中国的社会结构远胜于日本的社会结构。

在这里又看到中国的经济结构也胜于日本的经济的结构。中国有茶叶，蚕丝可以抵御欧美的倾销，而日本没有。没有的情况下，只有跟费孝通的那句话一样。那就改，因为中国比较强大，能够抵御，所以不改。老的方法还能勉强解决问题，就不会去想用新的方法。

）

「本位觀念」的現實目標，常常是多做事；而「權位本位」的口標，則常是多做官。在
適應近代社會與從事嶄新的建設方面，前者顯然是有利的，而後者則是不利的。加之，中國
社會的構成，既以士紳為中堅分子，並倚賴農業生產為社會中物質經濟的支柱，完全輕視了
商人在社會中所能發生的作用，抑之為四民之末，稅徭特重。這與歐美近代社會的商工業者
同為社會中堅分子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相比較，實在有基本的不同。因此，傳統的中國社
會，在適應此近代嶄新的情勢時，常常感到困擾重重。而日本在德川幕府晚期，由於商人的
地位已趨高漲，其資本的累積亦頗可觀。而且，中國人效忠的對象，除去在政治上效忠於皇
帝之外，在倫理上則效忠家族。但有清一代的皇帝既係異族的滿人，按照近代西方式民族主
義的原則，實應在排拒之列。清季同光間中國自強運動之難於利用民族主義的一些觀念，以

鼓舞官民奮發邁進直追西方人在器物技藝建設上的成就，如日本明治維新諸臣所做到的一
樣，此亦為主要的原因之一。

此外，從文化的背景以闡釋中、日自強維新成敗異趣的事實，亦不失為一項有力的線索。
中國文化自成一完美的體系，幾千年來，向為東亞文明惟一的中心。數千年來我先祖先
烈所累積下來的文化遺產，自然極可珍貴。但自另一方面而言，由於歷史悠久的關係，中國
所負對於過去傳統的負擔，亦極沈重，難於在極短的期間內，遽然改弦更張，順利地適應嶄
新的近代歐洲式的環境。儒家思想向為中國文化的正統，結構精嚴，意境高超，自內聖以至
於外王，合融心物，所以，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崇儒術之後，歷二千餘年，其作為歷代所尊
的「官學」，實際上並無任何改變。在歷史上，中國雖然也曾很多次遭受到北方和西方蠻族的
入侵，甚至我全國性的政治樞要地區亦被其竊據多年，甚或他們在全國性的範圍內建立政權，
統御中原華夏，但在文化上，他們實均處於絕對劣勢的地位。東漢後，佛教思想的輸入，其
所發生的影響，雖然深鉅，但中國此後亦能逐漸吸收融化，至宋後，已完全將其消納入中國
固有思想的體系。所以中國文化在其長期發展的過程中，已養成了根深柢固的自尊自大的優
越感，不易於發現或警覺於自己文化體系中的缺失。而且，幾千年來，除上述佛教的特例外，
中國一直居於文化輸出者的地位，實不易於承認近代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或整體上優越性的
事實。

此外，自價值系統的標準而言，傳統的儒家思想，實亦具有顯著的重道德而輕物質的傾
向。它頗重視直覺的人生而忽視商工的技術，重思考而不重視體力的勞動，重家族而缺乏近
代式極端強烈的國家意識。而且，其復古的意識非常顯著，理想的典型，常在遠古的過去。
這與十九世紀赫胥黎、斯賓賽等將達爾文的生物進化論應用於闡釋社會發展之事實的「社會
進化主義」之競爭生存與進取絕無止境的精神，在基本上實完全不同。

而日本對於傳統的負擔，卻至輕微。日本在歷史上一向是一個文化的輸入國，具有模仿
其他文化的悠久傳統。而且，無論在心理上或物質上，它都難於稱為已達自足自給的境地。

（日本商人之地位高于中国商人之地位，在德川幕府期间。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過去「大化革新」時，它自中國大量輸入文字、制度、宗教、禮儀和商工技藝等，近代它再
由中國轉向西方，向各方面顯居優勢地位的西方國家學習，實在是順理成章的事。日本在文
化上的「自卑感」，與中國在文化上的「優越感」，實恰成強烈的對比。近代中西不平等的關
係建立之先，不少日本學者常視中國為天朝上國，而自鄙為「夷」「狄」，每以未能誕生於華
夏禮義之邦，為最大的遺憾。此後，由於中國在鴉片戰爭及此後之對外戰事中連遭敗績，日
本對華尊崇的心理始轉趨輕蔑，並將其原來崇拜中國的熱情，轉向於歐美各國。維新諸領袖
能甘心情願在各方面做一個西方國家的學生，虛心學習西方人的長處，此種心理的影響甚鉅。
此外，由於自卑心理的作祟，日本於其實行維新諸措施的同時，亦極力強調其皇統「萬世一
系」及其固有神道中的某些觀念，以証明日本國族的「一致性」與「優越性」：這一點，與近
代歐洲式民族主義強調其本國特殊的地位與精神，也最易契合。

此外，日本對於接受外來的文化，向採選擇性實用主義的觀點。常常在某一前提之下，
凡有益於日本的，即盡力擷取之，無益於日本的，則儘量擯棄之；過去對中國文化的輸入如
此，近代對西方文化的輸入亦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這樣方式的文化移殖，自然也常
導致整個固有的文化體系發生錯亂、迷失或白相矛盾的現象，但這並無損於日本在整體上由
此而獲的益處。特別在德川幕府晚期，日本社會道德的標準，一向重視勤儉、自立、自律和
現世的利益，此與近代歐洲基督新教的社會倫理觀念，極為類似。明治維新發動之初，主政
者雖然高唱「王政復古」，但所謂「復古」亦常被解釋為恢復日本遠古神話時期神武天皇的創
業精神。所以，其中積極的意味，仍至明顯；何況其行動的座右銘，實係一直在「開國進取」
與「富國強兵」的本則提下邁進。這些極具積櫪意義的政治理想，對於引導日本迅速躍登至
與歐美列強並駕齊驅的國際地位，自然發生著極深刻的作用。

5.
從中日政制結構與政治機運看兩國自強維新運動的成敗
上述從經濟情況、社會結構、文化傳統與地理背景等因素，以闡釋中、日自強維新運動
的成功與失敗，自然各有其真實性；但是從歷史發展的線索看來，上述任何單一或多項因素
的強調，實均難免命定論的色彩。而且，從一種長遠的觀點立論，以解釋和籠罩一項錯綜複

雜而逐漸發展中的歷史事實，不只有遷就事實自圓其說的意味，甚至常有「倒果為因」之嫌。
因為在歷史發展的過程中，「事實」的可塑性常常很大；換言之，在某項程度的局限之內，不
同的主政「人」和不同的「政治結構」常可在相同的文化環境與相同的社會背景之下，產生
出絕對不同的歷史。特別在絕對專制政權集中的時代，一位體格強健、樂觀進取而又意志堅
強的皇帝，或握有實權的重臣，既然能夠絕對地控御朝政，因常能在關鍵性的問題上，轉變
或加速了歷史發展的方向。美人鮑茅爾在闡釋十八世紀末葉美、法革命的爆發與發展時，所
以認為經濟的、人口的、心理的或其他的任何解釋，皆屬次要，而首先自政制與內部統治的
觀點著手分析，其主要原因，即在於此。所以，如果我們要對中、日自強成敗的事實，給予
一項全盤性質的解釋，在我們嚴肅考慮一些長遠性的文化、社會、經濟、地理等因素之先，
我們實在應該首先從政制結構或主政者的個人與集團入手，始能更正確的把握到問題的關
鍵。在這方面，顯然地，政權愈集中而愈具有強烈的改革意願的，其成效也將愈為顯著；而
以中國與日本相比，中國則處於極不利的地位。

第一、就推動自強新政的機構而言，中國實缺乏具有充分權力與效能的領導中心，而日
本則完全具備。

清季中央政制結構的最大特色，是在中央政治權力中心方面，雖然採取絕對的君權專制
制，但在輔助的中央權力中心(即相權)方面，卻採權力分散制。雍正年間，軍機處取代了內
閣綜攝群僚的作用以後，凡內外用兵的軍事方略、政務的裁決、官吏的任黜等，軍機大臣雖
然無不參與，但他們實際只居於皇帝的秘書和參謀的職務，絕無漢、唐宰相的崇高地位；而
且軍機處經常有大臣四至上人「入值」，各人的職街雖然不同，在理論上則權力完全平等，互
相制衡，絕少一人獨掌大權的可能。清季有一段時期，雖然有「議政王」的設置，軍機處也
有軍機「領袖」的一位王爵人物領街，實際他的權力，並不比其他軍機大巨大了多少，各人
都有「啟沃聖心」的責任與權力。軍機處內完全沒有特別獨高的首長，首長就是皇帝；而且，
軍機處也沒有向各部或各省督撫直接命令的權力，有權力發佈此項命令的，只有皇帝。所以，
在這樣的政治制度之下，一項全面推動自強新政的計畫，只有在皇帝的主動下，才有可能。

（日本明治维新其实发生了重大的变革，权利从德川幕府转移到了天皇，其实天皇也并没有太多权利，权利了改革者手中。清朝的军机处，政治结构也阻碍了变革。）

任何軍機大臣要想從事於此，也只有在皇帝的贊同及其軍機處同僚支持贊助的兩項條件之
下，始有可能；因為任何軍機大臣在正常的情況下，都絕無單獨控制全局決定政策的權力與
機會。

所以，清季中央權力的中心，實在於皇帝；但在關繫同光自強運動成敗的三十多年間，
政權實際均在慈禧太后之手。她就代表著皇帝，實際的皇帝無論是同治帝或者光緒帝，都是
她的傀儡，慈安太后亦然。慈禧為人精明強幹，意志堅強，確具統御和寵絡群臣的絕大天才，
自然毫無疑問；但她究竟只是一介女流，在當時禮教與傳統的層層束縛下，她對實際社會的
瞭解，實在有限，對於近代世界嶄新的情勢，尤其缺乏深入的認識。她最大的關注所在，只
在於如何保持清室的政權和她個人的權位；對於發展中國「求強」、「求富」的自強事業，她
所著重的也只是想阻遏洋人的深入侵略，純粹採取一種消極性的觀點，談不上有何熱心，更
沒有推動中國走上現代化的任何意識。在她的心目中，也絕無從國防或工業建設等方面入手，
進一步推動中國走上與歐美諸列強並駕齊驅的想法。但她實具有籠罩全局的才能，任何具有
強烈意願以謀推動自強新政的滿漢大臣，都絕難超越她的裁決。從這兩方面來看，在同光自
治期間中國有著這樣形式的一個領導中心，其在自強建設方面所表示的局限性，實在也是必
然的。

另就輔助領導中心的一些軍機大臣來看，在決定自強運動成敗的三十多年間，無論早期
的軍機「首領」恭親王奕訢，或者此後的醇親王，都在慈禧大后積威的籠罩下，缺乏必要的
才識與魄力，以拓展此一建設運動至很高的層次。早期軍機處內滿大臣文祥，雖然是一位卓
越的人物，見解高超，才能優異，且公忠體國，不憚煩勞，對於早期自強建設的推動，很起
著護持推動的重大作用。可惜早在光緒二年(1876)，即積勞早逝。其他軍機十臣中頗其才幹
的人物，無論是同光早期的沈桂芬、李鴻藻，或者晚期的孫毓汶、許庚身、徐用儀，其魄力、
才識和幹勁，都不夠推動中國現代化這樣的大事業，也更難於期望他們積極從事「格君心以
臂使群僚」引導自強建設邁向更高境界的有力措施的。

（这些科举出来的人，指望他们有才识，魄力适应清朝现代化，这有点白日做梦。）

但日本於明治維新後政治領導中心的結構，其權力既極堅強集中，又頗富有彈性。最高
領導者自然也是皇帝明治天皇，但他個人的意志卻極堅強，又很善於運用皇室的權威。維新
之初，由於他還只是一個十六歲的青年，但此後他卻一直甘於做一位「統而不御」的國家元
首，實際大權在明治二年(1869)官制改革以迄明治十八年(1885)內閣成立的期間，即一直在太
政官之手。太政官在明治四年(1871)後，即分為「正院」、「左院」、「右院」等三個部門，而
實際的行政與立法大權，則全在「正院」之手；而正院的權力又全在大臣岩倉具視、三條實
美及參議木戶孝允、大久保利通、西鄉從道、山縣有朋、井上馨、板垣退助、伊藤博文、森
有禮等之手。所以，明治維新期間，日本真正的領導中心，實際是環繞明治天皇掌握實權的
一批原在京都的公卿和長州薩摩兩藩的武士，甚至三條實美和岩倉具視等都只是具有為皇室
裝點門面的表面作用。這個領導中心的中堅分子，確具有領導日本邁向維新的強烈意願，再
加上得到明治天皇在關鍵問題上的堅定支持，其推動維新的措施，更為有力。凡意圖反對這
個領導中心的，無不立即遭遇到嚴酷的不同形式的壓制。在明治維新的整個期間，此領導中
心的權威，是無人敢予否認的。

第二、在同光自強運動期間，中國一直缺乏強有力的領袖人物，而日本則絕不缺乏。
清季同光自強運動實際的主持人物，既非同治皇帝或光緒皇帝，也不是慈禧太后，更不
是軍機處內任何大臣，而是幾個主要省份的督撫，如曾國藩、左宗棠、李鴻章、沈葆楨、丁
日昌等。他們只是在太平軍和捻亂蠢起、地方督撫的權力稍稍擴大之後，才能在得到慈禧太
后對其忠貞的充分信任，與清廷恭親王奕訢、文祥等的有力支持之後，在其所轄的省區之內，
對于模仿西方船砲和他項技藝等方面，稍稍做點事情。在清代中央集權的政治制度下，他們
的作為已算相當可觀，而京朝「清議」與各省守舊官紳所給予他們的阻力，實在也夠強大。
由於他們在職位上只是地方上的總督或巡撫，他們是絕無權力以名符其實的統御和指揮全國
性的自強措施的。

這些新政領袖中，曾國藩確具大臣的風度，肯負責，能用人；可惜他精力早衰，同治十
一年(1872)即以六十二歲的年齡而死。而且他世故極深，鑒於其平定太平軍後功高震主的事

（说日本明治天皇统而不御，我却以为天皇不过是改革者的傀儡，天皇岁数那么小，不过被旁边的人蛊惑而已。被影响后，在实行政策。不是天皇不御而是他没有御的权利。

參議木戶孝允、大久保利通、西鄉從道、山縣有朋、井上馨、板垣退助、伊藤博文、森有禮等之手

这些人才是实力派。）

實，晚年行政措置，事事謙抑自處，純取老莊清靜無為的政策，不敢在新政建設方面，積極
挺身出而作有力的領導。左宗棠的識見高明，而任事勇邁，本是中國自強建設最理想的一位
領袖。但他在太平軍亂事平定後，即奉派剿捻剿回，此後多年一直逗留在西北各省主持軍務，
與經濟重心的東南地區及政治重心的京津地區隔離甚遠；直到中俄伊犁交涉的緊急時期，始
以六十九歲的高齡被召返京；稍後，再被外放兩江總督，其精力已趨衰耄，對於新政建設的
重要事業，已難於像他早年任事之不避艱鉅積極從事了。沈葆楨則早於光緒六年病故；丁日
昌則領導才略較差，並無縱攬全局的能力。

只有李鴻章自同治九年(1870)繼曾國藩接任直隸總督之後，直到甲午戰爭期間，一直始
終其事，從事於全國性自強建設的事業；但他實一直缺乏必要的權力。他雖然有著協辦大學
士或大學士的官職，但那不過只是一項虛銜；他實際的職務仍只是地方官性質的直隸總督，
另並兼統淮軍與其後新建立的北洋海軍，擔負著拱衛畿輔的任務。以一地方官而經辦非其轄
屬省份的新政事業，並影響著全國範圍的自強建設，其動輒之遭人疑忌，可想而知；而且，
李鴻章本人對於近代西方的瞭解，亦殊有限。他在這方面的知識，都得自於間接的途徑，他
除去知道洋槍洋砲火力強大之外，自然也很知道開曠和修鐵路的好處，但對於有清一代固有
制度的改革與思想行為方面的革新，他不只不敢輕於嘗試，甚至絕未瞭解其重要性。其幕下
最好的洋務人才，是馬建忠，但馬氏除在朝鮮壬午(1883)之亂赴機迅捷表現甚為良好之外，
其處事頗乏魄力，而且在私行上也不夠檢點，才有餘而德不足，絕非遠大之器。此外，由於
現實政治上遭遇到重重阻撓，即使在器物技藝層次的模仿方面，李鴻章也不敢亟亟從事，甚
至不願積極從事，以免遭人物議，官位難保。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中國外交在李鴻章以地
方官的身分實際主持之下，其主要目標實缺乏任何積極的性質，消極的色彩至為濃厚。李鴻
章只是想在中外間現行的條約基礎上，應付各國，以抑制各國在華勢力與既獲特權之進一步
的擴張，他完全未能高矚遠瞻採取一種長期性逐步的步驟，以逐漸躋中國於與歐美列強並駕
齊驅的國際地位。

（对左宗棠评价过高了，把马建忠评价的那么低，又是儒家的史观。）

但日本諸維新領袖在其政府中的地位，則與曾、左、李等絕不相侔。他們都是明治維新
政府中的中央官吏。在人數上，他們總數約共十五人至二十人。在維新早期，其中的某些人
雖然官職尚低，在政府的內部亦各有進退黜陟，但他們這批低級公卿與低級武士出身的集團，
卻始終能夠掌握住日本實際的政權，而且自初在他們之間即培養出一種協力合作的精神，表
現出一種共同的對其國家命運精忠專一的意念。他們對於近代西方的國家，大多具備有直接
的知識。文久三年(1863)井上馨與伊藤博文即已由長州藩派往英國讀書，榎本武揚甚至在前
此一年(1862)即為幕府當局派往荷蘭攻讀。其他森有禮、山縣有朋、西鄉從道、木戶孝允等，
都曾在稍後期間留學過英、法或美國。岩倉具視與板垣退助等也於維新後歷往歐美各國考察
訪問。維新早期諸領袖中，在 1894 年前，只有早死的西鄉隆盛和大隈重信未曾去過外國，但
他們自間接方面所獲得的有關西方的知識，實亦遠較中國曾、左、李等為豐富。

這些日本維新領袖出仕時均在少壯之年。明治元年(1868)，他們之中最年長的岩倉具視
亦只有四十三歲，西鄉隆盛則只有四十一歲，木戶孝允、大久保利通和西鄉從道則均在三十
五歲至四十一歲之間及伊藤博文甚至只有二十七歲。他們的精力旺盛，幹勁充沛，對於維新
諸措施應取的步驟與方向，基本上大家都相當一致。他們自維新之初，即共同認識到日本不
只需要在器物技藝的層次上變革，在政治制度、經濟組織、社會結構、教育制度、財政制度
及文化思想等方面，也同樣需要作全盤性的改革才可。他們之間，也常常有嚴重的爭執發生，
但大都由於對政策性的問題各人看法的歧異。一般說來，他們不只各具有籠罩全局的才略，
並能相忍為國，群策群力，以領導日本向維新的總目標邁進。

第三、從中日兩國自強維新運動的政治目標而言，同光自強運動實缺乏積極而長遠性的
目標，但明治維新運動則完全具備。
中國在此期間的自強運動，名義上雖然是「自強」，但在上述缺乏領導中心與領袖人物的
實際情況下，其真正目的，不過是想藉此對外嚇阻列強勿再對華作一步的侵略，並維持中外
不平等條約關係的既成事實；對內則想穩定住太平軍及捻回諸亂之後中國社會的舊秩序，「與
民休養生息。」它既缺乏一種推動社會向一個新的方向繼續發展的動力，也沒有一項為達到

「自強」目標而擬定的全盤性的計畫，更從未能鼓動起全國滿漢官民愛國的熱情，以全力推
動此運動至較高的層次。很明顯地，「自強運動」無論在作用上和意義上，其對內的性質都遠
較對外的性質濃厚強烈的多。

6.
結論
綜括起來看，在分析清季同光自強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運動失敗成功的各項決定性因素
時，自然絕對不能單純地自某一孤立的觀點著眼。因為像像這樣兩個國家民族於近代期內全
面適應些近代歐洲思想籠罩一切的新世界的過程中，兩國內部所發生的變動與反應，實在是
多方面的，而且是互為連鎖的。但是，如果我們能專就兩國自強維新運動內外發展的動力的
線索，予以探究，此兩大運動實均可以劃分為前後兩個階段：(一)發動維新與自強的初步動
力；(二)繼續與加強維新自強的動力；那麼，當可發現：在此一類自上而下式的革新運動中，
在其第一階段的變革過程內，主政的「人」實為對於外力刺激首先發生反應的「反應者」。由
於「主政者」係在某一特定的政制結構中對於外力衝擊從事連鎖性質的反應，所以，除去「主
政者」本身所具備的個人條件之外，最直接影響其反應措置的一項密切因素，實為當代政制
結構與政治環境兩項因素。其他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甚至民族的、地理的各種因素，
在上述的第一階段之中，均應置於主層次的考慮之內。但在上述第二階段的變革過程中，上
述諸因素均逐漸表現出它們個別的頑強的影響力量，發揮著促進或阻礙革新運動之進展的巨
大作用。「主政者」的因素，已逐漸喪失其在革新運動早期所發生決定性作用了。

（作者不并了解李鸿章。有个问题说日本改革者都是三四十岁，这又到结构问题上来了，在清朝三四十岁根本不可能混到级别较高的品级上。）

李恩涵

闲说近代中国的电报八卦下

admin — Mon, 14 Mar 2011 06:15:40 +0000

大北公司的中国地区总办恒宁生（J. Heningson）是丹麦方面的谈判代表。这个人颇有来头，清朝打算修筑福台电报线路时，正是恒宁生与闽浙总督李鹤年交涉（参看第一节），后来他长期担任天津电报学堂的教员，与李鸿章一直关系密切，还得过御赐三等第三宝星，算得上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他跟盛宣怀也是旧识。当初朝廷计议修筑江南线时，本来是交给胡雪岩来干的。李鸿章和胡雪岩的靠山左宗棠不对付，暗中授意盛宣怀破坏此事。盛宣怀找来恒宁生，提出以三倍价格购买大北公司本来供应胡的材料，让他们卖给胡雪岩次品。结果胡刚修到三分之一，线路就不堪使用。李鸿章在朝廷借机参了胡雪岩和左宗棠一本，这条线路遂落入盛宣怀的囊中。

恒宁生觉得凭借自己在中国的资历和这份交情，盛宣怀应该不会太为难自己。可他刚一坐座，一看谈判对手还有一个郑观应，心中立刻暗暗叫苦。

大北公司和中国电报打过多年交道，恒宁生耍过的中国官员不计其数，但唯独糊弄不了这位郑先生。

清廷筹划津沪线时，承办方是大北公司，而中方负责验收大北代购电报材料的就是郑观应。郑观应拍着胸脯跟李鸿章保证，津沪线不成自己不领薪水，颇有庞令名抬棺决战的气魄。

大北公司本来以为中方官员都是些满口之乎者也的老腐儒，就算是洋务派的官员，也不过是粗通商务，对技术一窍不通，自己可以从中大捞一笔。结果他们代购的材料三番五次被郑观应退了货，还写信严厉斥责大北公司不按合同办事，还清楚地指出哪里不符合标准哪里以次充好，该用五米的冗余回路只购了四米、接线金属头成色不对，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大北公司的代表大吃一惊，我靠，这是行家啊！

等到他们派人打听出了郑观应的底细，差点给吓得一溜儿跟头。

人家郑观应早在几年之前就专门写作一篇关于电报的文章《论电报》，不仅高屋建瓴地指出电报在军事、商业、政治上的种种优势，而且详细阐述电报工作原理。后来他组织编译了《万国电报通例》和《测量浅说》，自己还在业余时间以威基杰的《电报新书》为基础，改编成了中国第一本汉字电码本《电报新编》。

说起电报，他若自谦中国第二，恐怕没人敢称第一。

大北公司这才明白，这位郑观应就算不是关羽关老爷，也是关胜关小爷，在他面前耍大刀是讨不了好的。从此他们不敢造次，津沪线修的异常顺利。整条线路1881年4月动工，天津、上海两头并起，到了12月24日就连通了，还没一年功夫。津沪线全长3075华里，立了两千多根电报杆，一共花掉银子17万两–清廷当时的预算是19万两，有了郑观应盯着，费用不超反省，实在是晚清时代的一大奇迹。要知道，三年以后清廷从天津修到旅顺，电报线全长才1235里，就花了10万两。

这回清廷派了郑观应来叫阵，背后还有一个更牛的盛宣怀。这两员大将横刀立马往那儿一戳，大北公司尚未开战，士气已沮。

说句题外话，当时给恒宁生当翻译的是一个叫作蔡绍基的年轻人，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詹天佑的同学。后来这个年轻人跑到了袁世凯的麾下当幕僚，一直作到了北洋大学校长和天津海关总督。蔡绍基一身铮铮铁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他反对的最为激烈，气得袁世凯拍桌子说登基以后第一个要枪毙的就是蔡绍基。

如果恒宁生知道自己的翻译日后是这么厉害的一个角色，不知在谈判桌上是否还能坐得住。

谈判一开始，恒宁生主动先提出来把上海的吴淞旱线给拆了，让盛、郑两位对朝廷有个交代，然后留着厦门的旱线不动。这建议貌似谦折，其实暗藏玄妙。当时上海诸国的旱线已经稠密如蜘蛛网，大北公司的吴淞旱线年代最早，虽然仍是干线，质量却大不如前，维护费高，利润却低，已成鸡肋；而福州、厦门沿海尚且还是一片空白，前年四国联合要求旱线登陆福建，都被朝廷拒绝。倘若他们能率先在那里开疆拓土，则又是一番赚钱的良机。

盛宣怀早对此洞若观火，他也不急，谈判桌上笑眯眯地说道：”既然贵公司如此有诚意，那吴淞口的旱线就按你们的意思，拆了吧。” 恒宁生一喜，以为鱼上钩了，没料到盛宣怀还有后话：”……至于厦门旱线嘛，却不太好办呐，咱们得仔细商议商议……”

得，这条鱼把鱼饵吃下去，把钩给吐出来了。

恒宁生虽是个中国通，却不看京剧，不知道自己这回成了定军山上的夏侯渊，本来指望拿陈式跟黄忠换回侄子夏侯尚，却被黄忠先接回陈式，再一箭射死夏侯尚。他们也一样，算计厦门线不成，反先把上海线送到人家嘴里。估计盛宣怀那会儿肯定心里美得直在那儿唱”这一封书信来的巧，天助黄忠成功劳。”

恒宁生咬了咬牙，上海线是保不住了，厦门线无论如何也得拿下来。孰料他刚提了一个话头，盛宣怀扔过来一份文件。

什么东西？同治九年清廷跟各国签订的那份海旱电报线条约，上面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写着洋人海线不得接上自己的旱线–这里感叹一下丁日昌的远见。恒宁生见对手开始正面攻击了，只好催马上前，硬着头皮顶上去。

可惜这一顶，又是一个晕招。

当时大北公司在厦门敷设的电报旱线应用的是新技术，不用电线杆，而是从海滨地区直接挖了一条地沟，把海线直接顺着地下连到厦门田尾西面的电报馆内。这个电报馆早在同治八年，也就是1869年就修好了，本来是丹麦在鼓浪屿设立的一个领事馆。但不知为什么，丹麦没有派驻领事，领事一职由法国领事监理，后来大北公司来到厦门，顺理成章地把它接管过来，改成了电报房，这建筑至今尚在。

走地线的好处第一可以保证信号稳定和线路质量，不用担心风吹雨琳；第二也免去意外损毁的麻烦–自从丁日昌、李鹤年之后，老百姓们对拔电杆兴致高涨。不过地线技术尚不成熟，无法应用于长途线路，好在从厦门海滨到田尾没多远，正合用。

恒宁生说了：这个地下旱线其实不算旱线。我们挖的地沟很深，海拔是负的，严格来说是在海平面以下，所以仍旧该算是海线。这招”暗渡陈仓”当年大北公司在上海用过，成功地把海线接进了黄浦江。今天他们又祭出这个老法宝，试图故伎重演。

大北公司这个逻辑十分混账，既牵强又蛮横。但俗话说的好，人至贱则无敌，他们都耍赖耍到这份儿上了，反而不太好应对。盛宣怀正琢磨着该说什么好，一直在旁边不吱声的郑观应出手了。

说是出手，其实郑观应也只是出了一指。

他拿来一张欧洲地图随手一点，丹麦人立刻不说话了。

指的是荷兰。

兰是著名的低地国家，整个国家三分之二都在海平面之下，全靠堤坝撑着。这些常识丹麦人都是极熟的，此时突然被郑观应点破此节，立刻就懵了。

是啊，这还能不懵么？你不是说厦门旱线在海平面以下，所以算海线吗？那荷兰呐？你们大北公司只要承认荷兰境内的电报线全是海线，我们立马就给你们开放登陆权。

大北公司哪儿敢承认这个，以后还想不想在欧洲混了。

恒宁生又折了一阵，心想再这么下去，自己手里一点筹码也没有了，回去跟几个幕僚商议了一下，只好悻悻退了一步。谈判再开的时候，他不敢再坚持旱线登陆的话题，转而搬出中丹两国传统友谊和大北公司在中国的业绩，唠唠叨叨说了半天，最后图穷匕现抛出一套方案：既然旱线权您要收回，没问题，不过大北公司希望能继续租下去。也就是说，旱线还是一如既往地运营，只不过所有权变换了一下。他希望中国方面能够承诺永远只租给大北公司，不和别人发生业务来往。

盛宣怀心中冷笑，这恒宁生也忒天真的，只要线路在我手里，想干嘛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他让恒宁生拟一个纸面上的方案出来。恒宁生不知是计，几天就呈递了一份合约草案，其中有两条核心条款：一是”厦门旱线，由大北公司出资拆除；吴淞旱线由电报局3000两赎回”；二是”不准他国及他处公司于中国地界另立海线，又中国欲造海线、旱线与大北有碍者，不便设立”，作为交换，大北公司允诺中国政府大臣及公务往来”凡从大北电线寄发者，不取报费”的优惠政策不变。

盛宣怀把谈判结果拿给李鸿章看，很快得到了批准。中国在沿海的旱线权益就此收回，如果用史书口儿来写的话，就是简单一句话：”折冲月余，丹人为之气夺。”

大北公司呢？虽然他们被迫拆除了上海、厦门的旱线，但被允许在上海附近的羊子角、福州在海上的川石山二处设趸船，将线头设于其上，权当浮动电报站，算是个折中的办法。更何况，尽管损失了旱线专利，但公司得到了中国保证的海线专营，排除了竞争对手。恒宁生觉得这次谈判失之之桑榆，得之东隅，算是从盛宣怀手里扳回一目。

他浑然不觉盛宣怀早在谈判前就和大东公司眉来眼去，这顶绿帽子早戴到大北公司头上了。

等到大北公司刚刚移交上海的旱线到中国电报局手里，没过两天，合约内容–尤其是关于海线专营的条款–就神秘地”泄露”出去。列强尤其是英国一听就急了，这他妈不是搞垄断么？那我们大东公司该怎么办啊？

结果英、美、法、德四国大使一边照会清廷，一边给丹麦施加压力。丹麦蕞尔小国，扛不住这些大国压力，恒宁生心急火燎去找盛宣怀商量，后者两手一摊：”这件事我也没办法，这是国际形势啊，国际形势你懂不？” 恒宁生又说那咱们那合同就作废了吧，盛宣怀又是两手一摊：”合同我们李大人都批准了，上海和厦门的旱线该改造的改造，该拆除的拆除，没法再恢复了。”

恒宁生这才知道自己上了一个大当。盛从一开始就摆好了口袋等他钻，事先故意让大东公司延缓施工，好教大北公司不致觉察。等到旱线移交完毕，中国电报局立刻翻脸不认人，大北公司若是再闹，就等于把四大国也推到对立面去了。

盛这一连串手段细致缜密，滴水不漏，堪称大师。

经过多方足足两年的扯皮，到了1887年总算有了一个结果。盛宣怀和大北、大东两家公司签订了一个《华洋电报三公司会订合同力款》，详细规定了”洋海华旱”电报线路如何分账，生生把大北公司的蛋糕分给了大东公司一块儿。中方坐收渔翁之利，坐看争端。

两家争来夺去，最后又把旱线的控制权送回到中国手里–我拿不到的，你也别想要了。盛宣怀的以夷制夷，终于大获成功。

凭借这份合同，海旱相接巨大的经济利益很快凸显了出来。1882年，中国电报局的电报费收入为6万余两；5年后上升为41万余两；又5年达63万余两；到1895年上升到115.5万余两。

而大北公司呢？眼看煮熟的鸭子飞走了，恼羞成怒，唯一能作的只有取消自1871年就实行的中国政府公务电报免费的福利，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聊作报复。恒宁生临回国前，给盛宣怀发了份正式公函，称”自十月初三日为始，所有中国头等官宝报由大北电线寄发者，须照章付足电资，方为发报”，羞愤之情，溢于言表。

可惜庚子国变的时候，盛宣怀向英商大东公司、丹麦大北公司商借21万英镑，敷设由大沽至上海海底电线。两家公司借机抬价，”中国官商交困，复绌於力，於是以购价作为息借，分三十年偿还。”算是报了仇，不过这就是后话了。

大北既退，中国电报局乘胜追击，其余诸线传檄而定。盛宣怀杀得性起，甚至一路追杀到香港，不知用什么办法说服港督弃置港英当局架设的新安线，以中国线路代替，并在九龙设了中国电报局的分号。

有了上海大捷的经验，其它边境重镇也纷纷如法炮制。如镇南关、东兴、蒙自、思茅与法国旱线相接，腾越边界红蚌河与英国旱线相接，珲春、黑河屯、恰克图、伊犁与俄国旱线相接，这些边境在商定与外国的电报线转接条款时，签的都既详细又慎重，基本上没吃什么亏。

至此列强所铺设的电报线都只能接到海岸，然后再接上中国方面的旱线头。

这起争端甚至惊动了万国电报协会。该协会觉得这种事不利于国际电报业的长治久安，打算把中国也吸收进去作会员国。盛宣怀却不干，他的理由非常简单：”人家都是玩了几十年的老油条，咱们现在经验不足，贸然掺和进去，就得按照人家的游戏规则走，到时候自己吃亏。” 于是中国电报局礼貌而坚决地回绝了邀请。这份英明，就算搁到现在也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能不少人都还记得，小学时代的应用文训练里总有练习写电报的内容。老师先给出一件事，然后要求大家拟定电文，谁能用最少的字数把事情说的最清楚，就能得一朵小红花，让邻桌女生多看自己一眼。

我那时候好奇，问老师为啥作文都是字越多越好，电报却是字越少越好。老师回答说因为电报比较贵，所以要省钱。我生性不求甚解，没继续问下去为啥电报会那么贵。

电报最大的特点，就是惜墨如金。电文和其他文体截然不同，讲究言简意赅，能一个字说清楚的绝不用两个字。没办法，贵啊。一直到电报行将消亡的时候，它的费用在邮政手段里还是属于比较高昂的。

李敖讲过一个故事。1948年的时候，中国海军在南海抓了一个大海龟，各大报纸都把这当奇闻异事来报道。但其他报纸都说抓到的是玳瑁，唯独《世界日报》驻上海记者说是乌龟。当时的主编成舍我大怒，发去电报责问，全文仅十个字：”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何也？”其对字数的计较，可见一斑。

甚至在新文化运动时争论文言文与白话文优劣时，电报还屡屡现身而出当裁判。黄侃（一说章太炎）就拿电报举过例子，说如以白话文来写：”爸爸死了，快点回来呀。”实在啰嗦，若用文言文写，只须四字：”父亡速归。”可见文言可适合于新时代生活。另外一个传说是关于胡适的。有一回他在北大给人讲课，免不了颂扬白话文几句，有学生起立质疑。于是胡适说前两天有人邀请他去作行政院秘书，被他推辞。他让学生以此事为例，让他们以文言文拟一封推辞电报。其中一封用字最少的文言电报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大笔一挥，用白话文只写了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这两个故事都有偏颇之处，故意把反对的文体写的很长，把支持的文体写的很短，权当趣事则罢。但这也反证电报费用之贵，已经使人对字数锱铢必争的地步。

可是电报为啥这么贵呢？电报的费用主要是产生于两个环节。

第一是它的传输费用。

电报的原理很简单，说白了就是通过线路传递长、短电脉冲信号之间的规律性交替。不过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

咱们的想象中，电那和光的速度一样，都是每秒三十万公里，拿电来通讯可以瞬息跨越几大洲，无比快捷。其实没那么简单，电报原理被提出来以后，科学家通过大量实验已经知道，电流通过电缆的速度取决于电缆的电阻和静电容的乘积，信号的推迟比例等于电缆长度的平方。换句话说，电缆越长，信息传递速度越慢。

早期的电报以直流传输于架空单线铁路，以地气完成回路，不能跨越海峡或远涉重洋。1850年，第一条水线跨过英吉利海峡，和法国连接到了一起，并产生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cable。

世界上第一条跨洲电缆是1858年从华盛顿穿过大西洋铺到伦敦的海线。当时美国总统布坎南发给英国首相巴麦尊一封电报：”上帝保佑，希望电报能成为民族永久和平与友谊的纽带。”这封电报的愿望很好，一共150字母，却足足发了30个小时。这条电缆命运多舛，铺设的时候就曾经在12000英尺水下崩断。等到建完后一个月，因为电缆绝缘被击穿而彻底报废。

一直到威廉汤姆逊改进了无定向反射电流计、汤姆逊和伐莱发现了正负电流发报规律，电报的传输速度才有了提高。后来经过科学家不懈努力，这个技术难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但解决的成本相当高昂。具体怎么解决的我就不太知道了，不敢瞎说。

第二种是电报的译码成本。因为电报传递的只是信号，还必须让人把文字翻译成电码，再把电码翻译回文字。这在电脑面世之前，是个吃力的活儿。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应该还记得列宁去世那一段儿：

在舍佩托夫卡火车一站的报务室里，三架莫尔斯电报机啪嗒啪嗒地响着，只有内行
人才能听懂这不绝于耳的密语。

两个女报务员都很年轻。从开始工作到现在，经她们手收发的电报纸条，顶多也就
两万米长，可是，跟她们同事的老报务员却已经超过二十万米了。收报的时候，他用不
着像她们那样，看着纸条，皱着眉头，去拼读那些难认的词和句子。他根据电报机的嗒
嗒声，就能把电文译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在纸上。现在他正在收听并记录电文：
“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

……他看得入了神，竟忘记了听机器的响声。等他回过头来，已经漏过了一段电文，他托起纸条读道：”一月二十一日晚六时五十分……”他迅速抄下这段电文，然后放下纸条，用手托着头，继续往下听：”在高尔克村逝世……”

他慢慢地记下来。一生中他不知收听过多少讣闻和喜讯，他总是最先知道别人的痛
苦和幸福。那些简略而又不完整的句子究竟说些什么，他早就不去留意了。他耳朵听着，
手机械地记着，根本不理会它的内容。

不过是某某人死了，通知某某人而已。老报务员已经忘了电文开头的几个字：”同
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机器嗒嗒地响着，他边听边译：”弗……
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平静地坐在那里，已经有点累了。
在某个地方死了一个叫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他现在把这个噩耗抄下来，有人收
到后会悲伤地放声痛哭。可是这跟他毫不相干，他不过是个旁观者。机器嗒嗒地拍出几
点，一划，又是几点，又是一划。老报务员听着这熟悉的声音，立即译出第一个字母，
在电文纸上写了一个”R”，接着又写上第二个字母”W”，然后又工整地写上”Ｈ”，
两竖中间的短横还特意描了两次。”Ｈ”后面是”X”，最后一个字母一听就知道是
“Ｈ”。

收报机接着打出了间隔，他只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瞥了一眼刚刚抄录下来的五个字
母，拼在一起是：”RＥＨXＨ”（”列宁”）。

熟练的莫尔斯电码电报员一秒可以传送一个字母，但培养出一个合格、高效的电报员却十分不容易。每天面对着不同的点、划，就算是铁人也都麻木了。这种状况一直到1920年发明了电传打字机，电报员才算解脱了抄电译电这个苦差事。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电报员是个十分吃香的工作。晚清各电报局的报务人员都由电报学堂的学生组成，每月可以拿到30两银的薪水，民国时期的电报员每个月也有100元的收入，而且从不拖欠，相比起一般人来说，待遇相当优厚了。甚至跟同时期的欧、美同行相比，中国电报员的薪水也算得上高人一头。英国同时期电报员年收入只有5.8英镑，美国著名大财阀安德鲁卡内基在匹兹堡市大卫电报公司当电报员的时候，月薪一开始只有13美元。

这是什么原因呢？

不是物以稀为贵，也不是因为中国CPI比较低，而是因为中国电报员比国外同行更辛苦。

这其中的原因，就涉及到中文的电报码问题。

电报是靠信号传播的，这样就需要用一套系统把文字转译成电信号。莫尔斯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创立了莫尔斯电码，用点、划两种状态组合成了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以及十个阿拉伯数字。随后各国虽然文字有所不同，但都是以这个系统为基础来发展的。

到了中国这里，问题就来了。

英文字母只有二十六个，德文字母有三十个，意大利字母有二十一个，就算是夹杂了汉字的日文，也可以用五十音图来表达。只要配合相对应电码，就可以很简单地进行收发报。

但中文不同，中文用的是方块字，以单一汉字为基本单位，光是常用汉字就有三千多字。指望把只有点、划两种元素的电报码排列成三千种不同组合，这是不可能的，就算编成了，也异常冗重。

电报刚传到中国的时候，都是外国人在使用，这个问题还不算太明显。可当电报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以后，中文电码的严峻性就凸显出来了，总不能让中国人在中国也用英文互相发电报吧？那时候的形势有点象电脑刚开始在中国流行开的时候，一批人叫着”汉字不亡，中国必亡”；还有一批人玩命地琢磨汉字编码。如豆的油灯之下，不知道有多少王永民挥汗如雨地琢磨着。

中国最早出现的中文电报编码，是一种所谓”四码法”。发明者已经不可考，最先把这种办法整理出来是在1873年，一个驻华的法国人威基杰（一说是上海大北水线公司……我靠，又是它），他参考《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选了6800个汉字，编成《电报新书》，后来郑观应把这本书改编了一下，使之更适用于中文，增加了更多汉字，改名叫《电报新编》。从此这种”郑码”便成为中国电报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的系统。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四码法是一种最简单的编码，它不用什么技巧，单纯靠蛮力。它以十个阿拉伯数字对应汉字，每一个汉字用四个数字的组合表达。比如李2621、鸿7703、章4545。发报员只须把这12个数字发出去，接报员就能根据这12个数字重新组合成李鸿章。那封著名的东南自保电报：”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翻译成电码，就是”2974/0052/0730/0048/4727/0008/1144/6096″。

国外都是三码组成一个语素，只有中国是四码，所以叫做四码电报。

有一种说法说四码电报法是1840年李鸿章请丹麦人编写的，这是瞎说。1844年莫尔斯才在美国国会大厦公开演示他的电报机，李鸿章哪有那种能力提前四年就找人编电码。

四码电报是流水式的，和字形没有关系。说的简单点，就是把一个个汉字与四个数字组合完全随机地拉郎配，没有规律。背诵起来十分辛苦，优点是绝无重复。所以看老照片老电影，译码员需要常备一本汉字编码书在手边，以便时时查询。

对于生手来说，这种东西用起来十分痛苦，但如果熟练以后，速度就能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就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那个老译电员一样，斜眼一瞥，脑子里就自动跳出相应文字来。咱们国家现在电报业务接近取消，很多老资历的电报员改用电脑，他们改不了老习惯，仍旧用电报码输入法打字，一分钟也能打到九十多个字。

这就是卖油翁的境界，”唯手熟尔”。中文电报员的标准规范，就是一边全神贯注地读电码，一边手在电报纸上写下数字，然后把读到的数字四字一组译成中文。有更牛的人，连看都不看，光凭耳朵听就能下笔抄录墨不加点。

眼见为实，咱们就拿陈嘉庚老先生在抗战时的一封电报作个例子。

这张图小了点，不过还是能够看清楚，在两页电报纸的下方印有一排排四字一组的数字，这个就是中文电报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前电报码都是手写的–比如下图那样–到了1933年的时候，中国正式引入打字电报机，从此电报码的抄录全都变成机器流程，铅字印刷，省却了无数人力。

在电报码的附近，是译好的中文，每四个数字上就有一个手写的汉字在那里。当时的电报译员最繁重的工作，就是要靠人工逐字逐句把电报码翻译过来。

关于陈嘉庚先生的那封电报本身，其实也颇有故事可挖。1938年10月，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陈嘉庚听到了十分愤怒，连续发了五封电报给他，予以斥责。恰好在10月28日重庆召开了第二届国民参政会。陈嘉庚那时远在新加坡，就在10月26日发了一封电报给重庆，里面阐述了自己的参政提案。

当时他的提案一共有三个：“一、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二、大中学校在抗战期间禁放暑假；三、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

这个提案甫一由大会秘书处公布，立刻得到了极大反响，当即就有十九个参议员联名附署。据说开大会的时候，坐在台下的汪精卫听到大会主席公开朗读该项提案时，面色苍白，如坐针芒。两个月以后，他就用行为给陈嘉庚这一提案作了最佳的注脚。

陈嘉庚的提案后两条无关宏旨，但第一条可谓是铿锵作响、掷地有声，以至于长久以来大家都只记得这一条，而忘了其他两条的存在。一直到前一段时间这封电报的原件重新面世，世人才得以窥得陈氏提案全貌。

四码电报影响至为深远，1926年王云五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正是沿用”四码电报”这一形式，四个数字表达一个汉字。但是王云五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从汉字结构入手，让汉字和数字之间建立起了独特的联系。不知为什么，这种检字方式始终未应用在电报系统上，大概是考虑到汉字编码之间时有重复，不够牢靠的关系吧。

四码电报法持续的时间相当长，一直到1925年，才有注音字母电报法在东北实行了一阵；到了1949年，全国改用拉丁化新文字电报；到了1958年，改用拼音电报。但四码却始终牢牢把持着主流，直到消亡。

1958年的一封电报，和民国时期的并无二致。

尽管四码法解决了中文电报的问题，但四个编码一个汉字，效率还是比较低。尤其是当时电报线路都由洋人把持，收发的费用都极其昂贵。当时电报的费用非常昂贵，往往一个字就得数两白银。为此清廷曾经专门下令，让各级官员没紧急的事就别发电奏、电牍（前者是给皇上看的，后者是公文），就算发也尽量长话短说，什么我主万岁、乞伏太皇太后圣安、惶恐顿首之类的客套话都一概免去。

比如有一次李鸿章去江南机器制造局视察，发去的电报内容只有六个字”行辕正午一刻”。意思是李鸿章的行辕在午时一刻到达江南机械局。

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七日，中法关系正在紧张的时候。李鸿章发给过总理衙门一封电报：”密廿六幼樵电告闽河口来法兵船三只鸿沁”，全文共有18字。幼樵指张佩纶，鸿指李鸿章，全电文的意思是，福建海境出现了法国来的三只军舰。张之洞受命接济台湾军火，曾经电告福建 “有旨停运渡台军火暂勿运稍俟之和约成则运款局败亦运朔”。

中国最讲究礼仪，什么能省礼不能省，但落实到电报上，就连这点都不得不让步了。下图是一封清廷驻古巴参赞给皇家的一封祝寿电报，就简单地写着“皇上登巡，古巴华侨及古巴政府均特贺。” 如果哪位官员上正统贺表时，只写上一句“皇上生日快乐”，恐怕脑袋早搬家了。

当然，也并非一味为了省钱而尽量减字。中法战争在台湾打的最激烈的时候，张之洞一日之内三电李鸿章，每封都在数百字，详述战况，以免贻误战机。

欧美国家为了节省电报字数，往往采取缩写形式:”GM”代表早上好，”SFD”表示停下来吃饭，英国农业部在印度使用”envelope”一词表示”大群蝗虫已经出现并毁坏庄稼”。人们为了省钱，还经常使用英语单词”停止”(stop)代替句号来结束一句话，因为”停止”这个词是免费而一个句号却要收取额外的费用。

中国人在这方面很有想象力，也发明了极富中国特色的省字方式。

英文用阿拉伯数字表达，就可以表达全部日期，而中文如果写全的话，最少也得四个字（一月一日），最多得六个字（十二月卅一日），每个汉字用四个数字编码，就是16-24组，效率相差太远了。

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字数，有人就发明了一种特有的韵部计日。这个人叫洪钧。

洪钧是晚清一代奇人，一生干了无数让人咋舌的事情。他是同治七年的状元，以胆大妄为而著称。他50高龄那年，敢在父丧期间纳了一个14岁的妾，浑然不顾舆论涛涛。这还不算什么，他以出使四国大臣之尊，带着这小妾周游欧洲列国，一时各国轰传，争相报道保守的东方古国出了一位情圣大臣。洪钧于光绪十九年八月病逝，他的那个小妾脱离洪家，重操青楼旧业，改了个名字叫赛金花，一时艳绝十里洋场，从此还有了一部名作《孽海花》……

洪钧这人很怪，一生讨厌西方文化，连照相都不肯，却动手改造了中文电报码。

他对付日期的办法是：以十二地支来代表十二个月，再以平水韵的韵部来代表日期。前面15天用的是韵目上平声的全部，接后是韵目上声的l0个，再来是韵目去声的5个，一共是三十天。当然，编码也并非严格按照韵部来排列，比如第三十日本该用”陷”，但是这字不吉利，就换成了”卅”字；使用公历以后，又加了一个”世”字代表三十一日，因为”世”字拆开恰好是廿、十、一，偶尔也会用”引”字代替。

地支也是这么排列的，从一月的子排列到十二月的亥。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种规矩叠屋架床，啰嗦的很，但对于那时候的人来说却是恰到好处。那会儿能接触到电报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都是科举出身，除了四书五经还得懂诗词歌赋。

清代诗歌都有个显著特点，就是严格遵循韵律规则。读全清诗的时候不难发现，那些诗写的一首比一首难看，但绝不出韵。这大概和乾嘉学派的严谨作风有一定关系。反正那些官员对韵部的熟悉程度，和现代人熟悉汉语拼音差不多。用韵部代替日期，他们一望字，便知是哪个韵部，自然知道是哪一天。

有了这么一个规矩以后，日期就被压缩为一个汉字，四个数字，效率就高多了。比如马日事变当天，电报的落款都会写着”辰马”，熟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五月二十一日，两个字就搞定了。黎元洪复任总统时候发布的通电落款为巳鱼电，一看便知是六月六日，方便的很。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假如颜师古能够活到那个年代，正赶上八月十六日发了一通电报，那么他的电报落款就该是”师古未寒”……好冷。

所以咱们读民国史，动辄提到什么马电、艳电、皓电、铣电，都是以当日电报编码来代称日期。比如汪精卫那封给蒋介石的著名叛逃电报发于1938年12月29日，29日为艳字，故名”艳电”，成了一个专有名词。1947年12月24日，白崇禧从汉口发出呼吁蒋介石停战电报，亥指十二月，又是二十四日，所以史称”亥敬电”。

1938年11月份，日军进入湖南，蒋介石决定实行焦土政策，下令湖南主席张治中把整个长沙烧掉。结果还未及疏散群众，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意外失火，导致其他地区纵火队员以为行动开始。结果大火从当天晚上烧到次日中午，长沙军民伤亡惨重，成为震惊中外的一次大事件。这起火灾是从11月12日夜间开始烧起，12日的韵部代码是”文”，所以这次事件又被称为”文夕大火。”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从长沙逃出来的还有两名中共的高级干部，他们比较机警，在混乱爆发之前就及时收拾重要文件撤离到安全地带。假如他们葬身火海，整个中国现代史都要改写了。

他们一个叫周恩来，一个叫叶剑英。

韵目代日这个方式影响极广，以至于当时许多人写日记写信什么的，都以韵字来代日期。胡汉民临终以前给张学良写了封信，抬笔就是：“汉民皓日抵港，辱承关念，特谢。”

所以说洪钧这个人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据说他还曾经以干支代替”一”、”十”、”百”、”千”，改四码为三码，费用一下子减少四分之一，一年下来省下来的钱可达数万两。但究竟具体是如何运作的，我查不到具体资料，还请方家指点。

省字能省到什么程度才是个极限呢？中文最短电报的世界记录是半个字，记录保持者是民国有名的“白发才女“张允和。

话说一代文人沈从文一直苦苦追求“白发才女”张允和的妹妹张兆和，张兆和被他逼的没办法，就说你去问我在江苏的父母吧，他们同意我就嫁给你。沈从文痴气发作，竟然真单刀赴会去了江苏。张兆和的父母见了他一面，觉得这孩子还不错。沈从文回到青岛以后，立刻发了封电报给张允和，请她代自己向兆和父母提亲。过了几天，沈从文收到张允和的回电，全文只有一个字：“允”。这一个字既代表了提亲的结果，也是张允和的落款留名，由是流下一段“半字电报”的佳话。

康有为这位前清的康圣人、民国的宪政党党魁最喜欢发议论，每见国事，必有意见。

护法运动正打的不亦乐乎的时候，他通电呼吁南北停战；中国参与欧战的时候，他起初通电反对与德国断交，等到一战结束以后，他又通电建议中国利用一战胜利之机，收回失去的部分主权；五四运动之时，老先生又发通电，称赞说“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等到冯玉祥把溥仪撵出故宫，他又发通电予以谴责……总之他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通电。

个人发通电，也不是没有先例。民国狂人袁希洛就曾经自己掏腰包去通电骂孙传芳，不过那只是偶一为之。唯独这位老先生，发通电如同吃饭喝水，颇有些“有意见要通电，没有意见制造意见也要通电”的精神头儿。

康圣人发不起全国通电，他的“通电”一般只拍给几家大的报社，过过嘴瘾。即便如此，他一年下来通电的费用也得一千多银元，作为个人用度，数字相当可观。

电报是概不赊欠的行当，要求真金白银，现场付讫。康圣人一不办报，二不经商，三无大宗赞助（只有宪政党偶尔能发些补贴），经济来源本来不丰，动辄通电的习惯再加上他那五房妻妾与门下食客的开销，日子过的颇为拮据。

为了解决生活问题，让自己自由地发通电玩，这位康圣人只好放下圣人的身段，卖文为生。好在“康有为”这三个字是金字招牌，卖求字求画的人络绎不绝。后来康圣人犹嫌收入不够，还纡贵降尊去报纸上和全国各大书店打出广告，上书“康南海先生鬻书润例告白”，公开叫卖，也算是民国奇景。有时候业务太忙，他甚至还找自己学生来帮忙当枪手，后来有人觉察到其中有伪，但这伪的比真的还好，一打听那学生名字，叫刘海粟……

发通电的瘾头儿到了这程度，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可惜康圣人那会儿早没了在前清的风头，他发的通电于时局舆论无关痛痒，最多只作茶余饭后一段轶事，叹一句“老夫聊发少年狂”而已。一直到宣统复辟的时候。他才真正过上了一次久违的全国通电瘾。

辫子兵进了北京以后，康圣人大喜过望，急巴巴化装成农民潜入北京“勤王”。溥仪回銮，总得昭告天下，清室便请这位“弼德院副院长”草拟一份通电，诏告全国各省、各报馆、各外国使馆。这次有张勋买单，无金钱之困，康圣人抖擞精神，一气写了近两千多字，名列民国通电第二长篇幅。

这份通电是篇奇文，它最著名的两个特点是：行文上辞藻斐然，逻辑上胡说八道。两者都被康圣人发挥到了极致。比如谈到前清覆亡，康圣人说“劝惟治国犹之治病，必先洞其症结，而后攻达易为功；卫国犹之卫身，必先定其心君，而后清宁可长保”，用的是诸葛亮舌战张昭那套“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的理论，对清季腐朽乱象不置一辞；谈到国家体制，他又搬出杨度那一套：“何如摒除党见，改建一巩固帝国，以竞存于列强之间，此义近为东西各国所主张，全球几无异议”。尤其是“全球几无异议”六字，实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最精彩的一段在这里：“孝定景皇后（隆裕）宁舍一姓之尊荣，不忍万民之涂炭……原谓试行共和之后，足以弭乱绥民，今共和已阅六年，而变乱相寻未已，仍以谕旨收回政柄，实与初旨相符。”

被袁世凯整得惨兮兮的隆裕太后，在通电里俨然成了一位英明神武的国主，中国行民国体制，那是女主深明大义的禅让诏令；现在看着民主不好，总统无德，女主下一道懿旨就能收回。这份气度，纵然是唐宗宋祖，也不能比及。

看了这段理直气壮的言辞，真是让人五体投地，康老夫子您太能掰了。这份能耐，只有后世伊拉克国的宣传部长萨哈夫差拟可比。

令人值得玩味的是，段祺瑞起兵讨伐张勋之际，发出数封通电，针对是电进行反击，文辞犀利无比，直斥张勋“罪浮于董卓，凶甚于朱温”，作者不是别人，恰好是康有为最得意的学生梁启超。这师徒二人分处两端，各执一词，偏偏都是鸿儒，写通电写得无比华丽，成了“张勋复辟”事件中另外一道风景。

梁启超那时早与老师交恶，这次恪于官方通电限制，他留了几分口德，只说康有为是被强逼着参与此事云云。梁启超觉得不够过瘾，于是学老师自己掏腰包发了一封个人通电，毫不客气地骂康有为是个大言不惭的书生，复辟之乱，概由他起。于是这对晚清最著名一对师徒的缘分，因为这几封通电而划上了句号。

康圣人一生发了无数通电，不过他若自夸我通电发的好，旁边一位老夫子只怕会笑出声来。

这位老夫子叫饶汉祥。

饶汉祥跟康圣人相比，通电文采堪堪伯仲之间，但就政治影响力来说，两者却是霄壤之别。

原因无他，康有为是自说自话，而饶汉祥却是一位枪手。这一条名枪一生写过无数枪稿，所枪之人个个都是历史舞台上的名角：黎元洪、袁世凯、郭松龄，几乎民国每一次发生重大历史事件，通电背后都有他的身影。

饶汉祥是湖北广济人，当过举人，还去日本留过学。回国以后一直不得志，直到武昌起义的时候，他被彭汉遗推荐去给黎元洪作秘书，这才一跃成名。

饶汉祥这个人胆小怕事，唯独写得一手好骈文。骈文这个东西，虽然从韩愈开始就被排斥，可它本身具有的韵律是汉语文体中最有气势的。四字或者六字一句，动辄千言，读起来琅琅上口，一泻千里，极具气势，虽则臃冗浮华，却很能吸引眼球。如果譬之于女性，骈文可以算作出胸大无脑的那种–没什么内涵，但实在是漂亮。

饶汉祥因为这手四骈六俪的手段，大得黎元洪青睐，从此一生追随他左右，为他草拟了几乎全部的通电及各类文宣稿。黎这个人一辈子没什么主见，也很难说有什么政治立场，全靠着个人名望在民国官场沉浮。骈文这种废话连篇、大而无当的文体，正适合掩盖他政治上的空泛，博取大众莫名其妙的同情。所以饶汉祥的出现，正合了他的胃口。

饶汉祥是从武昌起义的通电开始出名。在此之前，电报内容大多言简意赅，纵然有篇幅很长的，也是有事说事。大家觉得电报就该这样，堆砌辞藻在上贺表、写奏折、拜寿帖的时候才用得着。而饶汉祥独辟蹊径，开创性地把骈文和全国通电结合到了一起，让骈文的独特魅力借助通电这种高效通讯手段大放异彩—当然，他也是傍到了有钱有势的主子，否则哪家的钱经得起这么折腾。

这一篇通电也确实是好文章，雄浑大气，跌宕起伏，用典精致。读罢只觉得黎元洪真是民国第一伟人，谁又能想象他在武昌起义时惊慌失措的可笑表现。

当时有个小女孩看了他写的武昌通电檄文，兴奋到不能自已，把压岁钱十元以“幼女谢婉莹君”之名送到《申报》馆去捐献。后来她长大了，还一直保留着报馆的收条，视若珍宝。这位小姑娘后来成了位了不起的人物，起了个笔名叫做冰心。

不独冰心女士如此，当时的人都觉得饶汉祥实在是个文章圣手。无论多猥琐的事，经他这么一排比铺张，俨然变得大义凛然起来；就算是坏事，也会让人觉得其情可悯。比如黎元洪请袁世凯杀武昌元勋张振武，后来舆论汹汹不能平复，他被迫通电全国进行解释，饶汉祥代黎写道：“洪与振威，相从患难，共守孤城，推食解衣，情同骨肉，乃恩深法驰，悖道寒盟，瘏口罔闻，剖心难谅，首义之士，忍为罪魁，同室弯弓，几酿巨祸，洪实凉德，于武何尤。”真是字字泣血，句句呕心，不知内幕者还真会为黎、张二人“推食解衣”的伟大革命情谊而感动。可见饶颠倒黑白的本事，不落痕迹，可比康圣人高竿儿多了。

“饶体”的通电在民国引起了模仿狂潮，我们如今翻那些通电文，大部分是长篇累牍、四骈六丽，都是饶汉祥起的头。广州《七十二行商报》就曾模饶汉祥的笔法，连续伪造了黎元洪论国事的通电，也是骈四俪六，煞有其事，居然真假难辨。

黎元洪对饶汉祥的通电文章极为欣赏，称赞他是“羽檄修书，星驰电布，一篇脱手，八缴风传”。这话不能算过，差近写实。袁世凯每次看到他的电文，都会饶有兴趣地拿笔圈点精彩之句。就连鲁迅先生都借日本人的评论，说饶汉祥这个人“骈文入神”。

不过这个“入神”的饶汉祥偶尔也有走神的时候。二次革命以后，他代黎写了一大堆《先选举总统电》、《解散国会电》、《请叙克定赞助共和功》的电文，极尽肉麻吹捧袁大总统之能事。一代枭雄袁宫保看完以后鸡皮疙瘩掉了一地，特地回电说老弟你别说了，这说得已经快是羞辱我了。（幸勿复言，以重吾过。）

饶汉祥的风格与黎元洪非常搭调。他最喜欢读《出师表》，所以文风总带点诸葛亮式的悲壮慷慨，与黎在民国的心境十分相似。黎元洪这一辈子先被袁世凯欺负，又被段祺瑞和徐树铮欺负，被张勋利用，又被曹锟和吴佩孚耍，心有不甘也无可奈何，可以说是一肚子苦水。

所以饶替黎拟的通电，无论内容是啥，结尾无不是“临颖悲痛，不尽欲言”、“临风悲结，不暇择言”、“垂涕而道，维以告哀” 、“冰渊自惧，寝馈难安”，就连二任总统的时候，都得拽一通“痛哭陈词，伏希矜纳”。缠绵悱恻，哀感动人，这架势哪儿是诸葛亮啊，分明是一生擅哭的大耳贼刘备。

一个人如果引领了潮流，那么他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创造新的时尚。饶汉祥是骈文通电的祖师爷，骈文讲究用典，用典越多越见作者才情。所以饶汉祥写骈文的时候，总是噼里啪啦地往里扔无数的典故，难免有辞不达意的时候。

比如“储贰”一词。中国传统称太子为“储君”，也叫“储贰”或者“储副”。黎元洪当选副总统以后，他给袁世凯回了一封感谢通电，饶汉祥在电稿里称“元洪位备储贰”，哄传一时。没法儿不哄，他这一“储贰”，把堂堂中华民国的副总统当成了总统的“太子”–别说那时候袁世凯还只是个不能世袭的大总统，就算后来称了帝，太子之位尚有袁克定呐。

数十年后，有人去美国游历，谈及总统不在时由副总统继任的法律，也用了“储贰”一词，说“美人甫选总统，必择储贰副之”，这都是饶汉祥起的头。美国人了解了这词的内涵以后，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

1913年湖北都督府改组，饶汉祥从内务司长升到了民政长，在就职布告里说“汉祥，法人也。”他想说他奉行的是法家思想，可惜省字省错了地方，变成了法国人，被传为笑谈。后来章太炎特意拿他“储贰”那件事和这事儿作了一副对子：“黎元洪篡克定位，饶汉祥是巴黎人。”

他替郭松龄拟讨张作霖檄文的时候，也一时突然老糊涂，又开始胡乱用典。檄文中有“昔者祁奚请老，内不避亲。曹璋代兴，下皆效命”句，以祁奚、曹璋喻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他以祁奚比张作霖，尚算靠谱儿；拿曹璋比张学良，就不知安的什么心了。我猜饶汉祥是想说张学良如曹璋一样是将门虎子，悍勇善战，可他怎么没想想曹璋最后是个啥下场呢？这不咒少帅么？

饶汉祥通电骈文的最高潮是在民国11年6月6日。当时第一次直奉战争刚结束，直系打算捧出闲居已久的黎元洪当总统。黎元洪说除非答应他废督裁兵的主张，否则绝不接受。他的这份裁兵通电按照惯例，还是由饶汉祥代拟。老爷子自从跟随黎元洪避隐天津以后，发通电的机会少了，可憋的不行，这次得了机会岂肯放过？如椽大笔一挥，洋洋三千多字，创下了民国通电篇幅之最。

“废督裁兵”不过四个字，竟被他敷衍成了三千多字的长文，其行文涣散浮华可知。本来举国人心厌战，黎元洪这个提议也算恰得其时。可经过饶这么大肆渲染，主题反而被淹没在辞藻之内。比如开头一段，想表达的意思只是黎元洪被诸省推举出任总统，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情。而饶电里却絮絮叨叨地说：“众意所趋，情词迫至，人非木石，能无动怀……所以严万世之防。亦既引咎避位，昭告国人，方殷思过之心，敢重食言之罪？纵国会诸公矜而复我，我独不愧于心欤？”拐弯抹角，全是冗余的垃圾信息。

当时胡适在北京读了这封通电，气得撰文大骂，连用了四个何必：“有话何必不老实说，何必绕大弯子，何必做滥调文章，何必糟蹋许多电报生与读者。”

饶汉祥最后一次知名通电是在1925年。当时东北大将郭松龄已经决意反奉，特意去请饶汉祥来帮忙写檄文通电。饶汉祥先开始有点犹豫，郭松龄大怒道：“你怎么知道我日后当不上总统？”饶汉祥这才从天津跑到滦河，起草通电，讨伐张作霖。

饶汉祥又一次发挥他的神妙文笔，洋洋洒洒千余字，当时甚至有人说此篇通电有骆宾王讨武檄的味道。但要我说，这篇与骆宾王那篇根本不能比肩。大凡檄文，一定要骂人，高手一定会兼顾文采与辱骂之间的平衡，让人觉得既好看又骂的痛快，比如陈琳的讨曹檄和骆宾王的讨武檄。饶汉祥这一篇酸劲儿不改，骂人的能量却差很多，完全淹没在典故和辞藻之间。郭松龄看了以后，觉得文采不错，只是不够阴毒，自己又另外发了两通骂杨宇霆的短电，聊资发泄之用。

不过这篇檄文也并非全无妙处。本来郭明明反的是张氏父子，却被饶汉祥作成了一篇敦促张作霖让位张学良的兵谏文章。从头到尾不提张作霖的不是，只是不停称赞张学良，最后说让少帅“总制辽疆”，老帅“婆娑岁月，赏玩烟霞。全主父之令名，享令公之乐事”，可谓乾坤大挪移式的神来之笔。

这个神来之笔，最后却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起事之初，很多奉军将领追随郭松龄，正是因为郭在讨伐通电里打出少帅旗号，让他们感到师出有名。当奉郭二军夹辽河对峙的时候，张学良亲赴前线督军平叛。自己倡言拥戴的对象，却成了对阵中的敌手，这对郭军真是莫大的讽刺。

饶汉祥那封通电蛊惑人心的效果越大，等到张学良现身以后，精神上的反作用力就越强。他卯足了劲儿打出的骈文拳头，最后全招呼到了郭松龄的身上。结果一听少帅亲来，郭军士气立刻一落千丈，上到将领，下到士卒，谁也不愿意跟张学良过不去–我们打仗本来是为少帅，现在少帅反而打我们，这算怎么回事啊？

最后郭军一溃千里，郭松龄在辽中县被王永清的骑兵俘虏，终被枪决。饶汉祥运气还算不错，在乱军之中侥幸逃脱。他连滚带爬躲回广济老家，宛如惊弓之鸟。当时谣传张学良要寻他的晦气，唬得他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洋洋万言，端得哀婉凄凉，感人肺腑–果然是文章憎命达–张学良看完以后颇受感动，特意回了一封亲笔信劝慰。可惜饶汉祥那时已然是沉疴之身，一代枪手连惊带病，很快死在家中。

他这一死，引起了不少惋惜。同月二十九日《顺天时报》的日本记者特意著文哀悼，说“饶之文章为今日一般白话文学家所蔑视，实则词章本属国粹，饶已运化入神，何物狂徒，鄙弃国粹，有识者于饶之死不能不叹天之降眚于斯文也。”

饶汉祥身后留下《珀歼文集》八卷，留存的都是自己的文章；他还留下了《黄陂文存》，里面收录的都是他代黎元洪写的文章电文，不多不少，也是八卷，可见他这辈子所枪的稿子数量有多少。

饶汉祥因为通电而曝得大名，但他若说自己最擅通电，旁边一位大将军却不干了。

这个人就是一代儒将吴秀才吴佩孚。

佩孚在北洋后期军阀里是个难得的人物，风度翩翩，号称儒将，尤其是跟曹锟、张作霖、张宗昌、张敬尧一伙儿土包子站在一起，更显得卓而不群，别有风范。连美国时代周刊都把他选成封面人物，那可是中国第一个能享此殊荣的个人。

吴佩孚之所以这么牛，除了会打仗会作诗以外，还有一个别的民国将领比不得的优势：此人擅长操纵舆论，对“通电“这把无形利器的威力，比其他军阀理解都深得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吴佩孚数次得意，无不是有通电巧妙助力，在恰当的时候把舆论的威力无限放大为己用，达成枪杆子所达不到的政治效果。化舆论为战场，通电为枪炮，与皖系、安福国会、奉系前后几次通电大战，收放自如，手法纯熟如烹小鲜，竟收全功。

饶汉祥通电写的再好，不过一个文字匠，比之吴佩孚这样的大师可差的远呢。

他第一次打通电战，是在1918年。1918年是个多事之秋，北洋军和护法军一南一北，打的如火如荼。吴佩孚当时任中央陆军第三师师长，他挥师入湘，几个回合下来，打得谭浩明、陆裕光的湘粤桂联军满地找牙，最后第三师轻轻松松占了岳州、长沙，整个湖南都被纳入北洋系的麾下。

湖南大败，让护法军政府乱成一团，求和的求和，内讧的内讧。假如这时候吴佩孚继续南下，北洋军就会占尽优势。正当全国的目光都盯着湖南的时候，吴佩孚突然不打了，把第三师摆在衡阳开始冬眠。

段祺瑞急得满地转圈，他和冯国璋斗的正凶，急需一场胜利当筹码。他一封接一封电报打过去催促吴佩孚进兵，还偷偷派张敬尧率四个师入湘，名为助战，实为监视。与此同时，他给吴佩孚扔的蜜枣儿是一个又一个，又是颁发二位大绶宝光嘉禾章，又是特任孚威将军，甚至还派心腹徐树铮带了巨款前去衡阳游说。吴佩孚呢？悠哉游哉地跟小徐吟诗唱酬，游山玩水，就是不挪窝儿。

段祺瑞千盼万盼，总算盼来了衡阳拍来一封电报，看完以后一口血差点没喷出来。

这不是一封军情电报，而是一封通电。

还是篇骂人的通电。

通电洋洋三、四百字，骂徐树铮的安福国会强奸民意，骂段祺瑞举外债内战，骂政府对德宣战处置不妥，骂皖系为私利挟国鏖战，语气十分激烈，来来去去最后就一句话：“请会同鄂赣两督通电南北提倡和平”。落款三个大字：吴佩孚。

这一份通电宛如雪夜里突然放了一个麻雷子，把北洋和南方都给炸懵了。南边儿不知道这个北洋军的师长搞什么鬼，北边儿不知道这人到底是哪头儿的。全国人民唯一明白就是：一个北洋的小师长，突然骂了入日中天的段祺瑞。

更让段祺瑞郁闷的是，这封骂他的通电，却不是发给他的，而是发给一直主和的直系将领李纯，他不过是抄送。等于说，吴佩孚跟李纯咬耳朵说段祺瑞的坏话，还故意让他在旁边听清楚，这比当面指着鼻子骂更阴毒。

按说一个区区师长，本没有这么大的能量和胆子。但吴佩孚不同，他身在要冲，手握重兵，万一把他惹恼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转身投了南方，那可不得了。光靠张敬尧那种只会烧杀抢掠的废物点心，可绝挡不住吴佩孚的虎狼之师。

吴佩孚狡猾之处在于，他在通电结尾特意添了一笔“曹经略使夙主和平，必赞成斯议也”，一句话把全不知情的上司曹锟给拉下了水。你看不起我吴佩孚不要紧，你总得掂量掂量曹锟吧？

这一封通电一出，全国哑然，一时间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可没想到的是，吴佩孚这小子放的原来不是麻雷子，而是二踢脚。没等大家搞清楚缘由，吴佩孚又出了第二招。他发了一封敦促冯国璋进行南北和谈的通电，史称马电。在这封通电里，吴佩孚敦促冯国璋履行总统职责，下令全国罢战。

这下子段祺瑞回过味儿来了，一拍大腿：“这不是吴佩孚冲我来的呀，这是冯国璋在背后搞的鬼！搞不好还有曹锟的事儿！”于是他立刻找到张作霖和倪嗣冲，请这两位有份量的督军给冯国璋各发了一份通电，坚持主战的立场。自己则发偏师一支，给吴佩孚发了封私人电报，小小地训斥了一下，说你一个军人执行命令就是，不要讨论政治。

曹锟可给吴佩孚这手吓的不轻，他虽然主和不假，但自从段祺瑞允诺让他做副总统以后，立场就开始动摇了了。这回好，吴佩孚两封通电，直接把他推向了风尖浪口。吴是他的直系爱将兼至交，说马电里没他曹锟掺和，谁也不会信的。

最要命的是，你吴佩孚在衡阳天高皇帝远，我曹锟可是在天津跟张作霖作邻居呢！万一皖系一翻脸，自己老命不保。于是他连续发了两封电报给吴佩孚，让他管住自己那张嘴，然后收拾行李躲去了保定。冯国璋也觉得吴佩孚一介师长的通电不能对自己有所帮助，反而使局势恶化，也发了通电予以解释。
皖系反击，直系坐视，大家以为这为吴佩孚最多翻腾起一朵浪花，就沉下去了。可惜他们全都小看了这个小师长玩通电的手段。

吴佩孚这两封通电拿捏的时机极佳。他第一封通电传及全国，把气氛先造出来，别人信不信通电不要紧，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存在，埋下伏笔。他自忖自己的身份地位，皖系必不敢对自己下手；而第二封马电的通电范围却只限于各省督军与北京政府，目的是把段祺瑞的视线往冯国璋和曹锟那儿轰。

果然如其所料，段祺瑞上了吴佩孚的圈套。吴佩孚在通电里口口声声说曹使如何如何、大总统如何如何，这是精心设计，使得段误把主攻方向对准了冯国璋和曹锟，吴佩孚这个主谋却被轻轻放过了。他利用自己师长的弱势地位，巧妙地把压力转嫁给了上头的人，自己却可安享和平的令名。

尤其是在这两封通电里，吴佩孚只字不提南北对错如何，只说国家要谈判，人民要和平云云。这样南方觉得吴佩孚是知己，是个大好人；北方最多觉是他不过主和派的一条枪，不至于到叛乱的程度；懂政治的老百姓看了，更会对为民请命的吴将军感激涕零。这一石数鸟、脚踏三船的通电操作，尽显吴的手段。

正当大家觉得这事就此平息的时候，吴佩孚的第三封通电又面世了，这才是真正的总攻。

这第三封通电和马电内容上没什么区别，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公开的全国通电。

中国所有大报馆都收到了这一次的电稿，在第一时间登出。原本这起冲突只是北洋内部事务，这一下子这等于是吴把恳求大总统罢战的要求向全国人民公开。有了前两封通电的绵密伏笔，这一次的通电登时在全国引发轰动，人人皆知有个北洋军的师长数次通电，慷慨直言要求和谈，甚至不惜得罪大佬段祺瑞。

吴佩孚的名望一夜之间暴涨，成了大明星。

南方当然对此乐见其成，谭浩明、谭延闿、陈炳焜、莫荣新、田应诒、刘显世、唐继尧等西南联军将领全体出马，纷纷不吝声援。一时间整个南方连绵通电，与吴佩孚互通声息，声势惊人。吴佩孚更不客气，他把所有声援的通电都转发给各地报馆，让全国人民都看看他一呼百应的气势。

段祺瑞这回真坐不住了，他意识到这么下去，舆论上对自己完全不利。他立马给吴佩孚发了一个敬电，名敬实不敬，大骂吴佩孚军人干政。可怜段祺瑞到了这时候还以为是冯国璋搞的鬼，骂完吴佩孚还安慰几句，说子玉你是受人蒙欺，你跟随我多年，我没教育好你，也有责任，以后你可不要再谈论政治了。

段之所以用这种口气，是因为吴佩孚当年在保定参谋学堂学过测绘，当时段是学堂总办，两个人也算是有师生之谊。

吴佩孚算准了段祺瑞不敢动手，有持无恐。现在段祺瑞的通电扑过来了，他也就毫不客气地予以反击，连续发了宥电和俭电，口称老师，却都是反骨，还抬出段祺瑞当初在孝感通电的案例，说我这次干的事情，还是你教出来的呢。

孝感通电是在临时国民政府成立之初，驻兵孝感的段祺瑞联名北洋集团46名高级将领，给清廷发了一个通电要求实行共和政体，威胁要从孝感撤回保定“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此举吓坏了隆裕太后，几天以后被迫宣布宣统退位。

这跟吴佩孚如今的所作所为颇有类似，所以他才拿这件事堵段祺瑞的嘴，噎得段祺瑞说不出话来。

段祺瑞骂不动了，自然有人骂得动。

吴佩孚在通电里搂草打兔子，顺便还把主战的张作霖捎带上，说奉系跟皖系卿卿我我，大军入关，也不是个好鸟。张作霖在东北作威作福惯了，被一个师长骂到头上焉能不反击。他联合倪嗣冲先后跳出来，先指责吴佩孚飞扬跋扈，目无纪律，又说曹锟是他顶头上司，这事儿肯定是他策划的，不然一个小师长哪里有这种胆子。结果吴佩孚没慌，曹锟却被这两通电报搞的手忙脚乱，被迫通电辩护。这个误会一直持续到直奉战争行将开打的时候，张作霖还愤愤不平地发通电，说“曹使养电、吴氏马电，相继逼迫”，赫然把无辜的曹锟搁到了首谋的位置。吴佩孚靠着大树，反而没受什么风波。

其实双方的争执焦点其实在于战、和二字而已。举国已经人心厌战，吴佩孚抢占了道德制高点，自然无往而不利，几次通电交锋下来，单纯的老百姓就看出一点：“段、张要打仗，吴要和平”，人心所向不言而喻，甚至送了吴佩孚一个“爱国将军”的称号。

深受鼓励的吴佩孚越战越勇，彻底放开了手，又连发数电，又是反对安福系操纵国会，又是要求先和谈再选总统，还揭露段祺瑞与日本密谋，招招都打到皖系的七寸。段祺瑞唯一能作的，就是天天催曹锟去勒住这匹脱缰的野马–曹锟能勒住早勒了。

这一场热热闹闹的通电战争打到最后，最后的结局是段祺瑞、冯国璋双双退出总统竞争，由北洋老油条徐世昌上了台–南北和谈不和谈不好说，总之是暂时打不起来了。

吴佩孚一战成名，以区区一个师长的地位四两拨千斤，凭借几封通电搅得全国政局大乱，最后竟把北洋之虎段祺瑞拉下马来，可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这场电战简直就如同中国古典评话小说一般：吴佩孚一员小将单枪匹马前去踹营，段祺瑞、张作霖、倪嗣冲、徐树铮四员老将各使兵刃，将吴佩孚团团围在圈中，走马灯似猛打，安福营内呐喊不断。好个吴佩孚抖擞精神，手中一杆通电亮银枪使得直似蛟龙出水、潜龙腾渊，上下翻飞，白光闪闪，电波纵横，只杀得四员老将盔歪甲裂，骨软筋酥。曹锟唯恐两军伤了和气，连连鸣金收兵，吴佩孚充耳不闻，直杀到日头西落，方才得意洋洋收枪回营……

北洋军阀大多都是以战功起家，世人皆知他们能打，不过也只是能打罢了，在民间却很少有什么好名声。吴佩孚却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抓，衡阳通电大战之前，他不过是走单纯军事路线的北洋将领中的一员；从衡阳之后，依仗通电之力，他从一个颇有战功的师长一跃而成全国皆知的政治明星，人望托着战功飘飘直上青云，没有一个北洋将领能象他这样深孚民望。

吴佩孚这手收放自如的通电手腕儿，据说也不是无师自通，而是得自张其锽的真传。

张其锽其人是个湖南名士，本是谭延闿的军务委员，写得一首好词，外号“张半仙”。南军在湖南败退之后，谭与吴佩孚暗通款曲，就派了张其锽作代表过江见吴。张其锽见到吴佩孚，大感此人前途无量，于是面授机宜，这才有了吴佩孚通电中的妙手迭出。

张其锽总喜欢说这些韬略是源自家学。他什么家学呢？他老婆有一个哥哥叫聂云台，聂云台有个老爹叫聂仲云，都是民国史上有名的豪商。但真正的家学根子却源自聂仲云的夫人，他夫人叫曾纪芬，曾纪芬的父亲在湖南乃至全中国都赫赫有名，叫曾国藩………………

自从衡阳一役后，吴佩孚领略到了通电的威力，这小小的电报简直就是钱学森，能顶五个师。从此他通电不断，不光打仗的时候发，就连国内有个风吹草动的时候，事无巨细，他也见缝插针发个通电。山东事件时，他通电谴责；五四运动爆发，他通电声援学生。1923年，北京政府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打算将参众两院迁往紫禁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改造成日常办公及召开会议的场所。吴佩孚立刻发布通电，强烈反对，故宫因此得以保存下来。（传说他赋闲在京的时候，曾经撺掇张学良把故宫文物卖去外国以济军费，不过此事出自曹锟秘书的记载，未必属实）

就这么日积月累，老百姓们觉得吴佩孚这人不错，舆论一起，加上他本身也是个能人，这颗新星也就水涨船高，冉冉升起。

到了直皖战争的时候，吴佩孚更是如鱼得水，电战打得不亦乐乎。

他的手段是把段祺瑞摘出来，单打徐树铮和安福国会，号称要清君侧。徐树铮被吴佩孚的连环通电骂的十分不堪，说他“毒痛四海、腥闻天下”、“倡乱卖国，穷兵黩武”，可怜小徐一代才子，在吴佩孚面前也是全无还嘴的能力。大徐徐世昌跟小徐一贯不对付，他堂堂中华民国大总统，亲自鼓掌给吴佩孚的通电叫好，别人更不消说了。

而且吴佩孚每封通电骂完，总不忘絮叨几句“（军阀）剥我民脂膏、以重苦吾民……我国民何负于军人”，大走群众路线，人人都觉得这位玉帅真是一位人民的好军阀，他骂人虽然很脏，可都是为了咱老百姓呀。

其他人见这买卖挺划算的，于是也有样学样，开始以通电互战。骂人嘛，有什么难的。文豪不好找，文士还不好逮么？于是直、皖还有一个凑热闹的奉系三方趴在电报局里一片混战，打了一个乱七八糟，热闹的情形不输于如今的网络论坛。有人描述是战“文电四出，无非暴人之短，扬己之长，且互揭阴私，和盘托出，光怪陆离，大有可观”。

可是吴佩孚玩通电总能花样翻新，这却是别人学不来的。他有一通驱梁士诒的通电，逼他从内阁总理的位置滚下来，学的是韩愈的《祭鳄鱼文》，“三日不去则五日，五日不去则十日，十日不去则终不去矣”，十分有趣，极贴切。一经刊出，立刻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甚至国会议员都偷偷拿着报纸窃笑，梁士诒被这封通电弄得尴尬无比，国会也不好意思去了，干脆请假出京。

到了直奉撕破了脸开打的时候，吴佩孚兵马未动，又是电战先行。以往电战，还要讲究一个理，到了这一次电战，就已经是赤裸裸的隔空对骂了,两边都卯足了劲要学那诸葛亮骂死王郎。
一次首开战端的是张作霖，他的沁电里直叱吴佩孚“狡黠性成，祸国殃民”；吴佩孚惯以通电起家，张作霖来捋虎须，焉能饶过。他立刻手拟电稿一份，发动了强力反击。这次骂的那叫一个酣畅淋漓，吴佩孚历数了张作霖十大罪状，说他是“白山黑水之马贼”，把张作霖比喻成“狠若吕布、凶逾朱温”的怪物，甚至连“非我族类，德不能化”这种话都出来了。

这一下子可捅了奉系的马蜂窝。主忧臣辱，大帅被骂，手下岂能安坐？张景惠、阚朝玺、汲金纯、吴俊升几员奉系大将纷纷各自发表通电，要么直截了当骂吴佩孚是“祸国罪魁、殃民戎首”；要么造谣说吴勒索敲诈地方，霸占兵工厂、还骗西南军阀的钱，一贯是个坏人；更夸张的还说吴佩孚从国外引进了大批“绿气炮”，宣称要杀尽东三省军民云云，总之一时间各色脏水齐唰唰地朝吴佩孚泼来。

（注：绿气炮其实就是指毒气炮，又叫列低炮，是英国人发明的一种四英寸口径毒气武器。炮弹内装有高浓度氯气，一放则满天绿烟弥漫，所以又叫绿气炮。八国联军登陆时，英国人特意从南非运来两门列低炮，打天津的时候用过，威力奇大。）

这些东北大老粗打起仗来，或许能与吴佩孚走上几个回合，玩起通电，他们比差的远了。几番通电下来，奉系非但没赢得舆论同情，反被讪笑不通文墨、空洞无物。有好事者甚至把这些通电誊出来，贴到大街上供路人评论。文学评论是个主观的东西，讲究印象分，吴佩孚那时候早就是大英雄，同样一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那就是名将气度，从奉系将领嘴里说出来，那就是妄作大言。比如吴佩孚通电说“爰整义师，歼阙渠魁”，引来一片叫好声；阚朝玺通电里说“观兵武汉，洗甲长江，又岂仅投鞭断黄河之流，走马看洛阳之花已哉？”却被嘲笑是昏话–其实单论文采，阚这两句可比吴还好些呢。

最后长辛店一战，奉系大败。两军阵前的通电战争把胜负之势放大了十倍，吴佩孚的个人声望也因此达到了巅峰。乃至有人说奉系不是被吴佩孚打退的，而是被骂败的。

可要说吴佩孚一生只有骂人的时候，可也不够准确。这么一位通电圣手，也被人骂惨过，而且还就骂在他最得意的通电上。

骂他的人，就是自称“铁肩辣手”的民国报界名人邵飘萍。

邵飘萍是民国报界的第一号铁骨头，也是民国报界第一号名记者。他在1918年1在北京创办了一份报纸，取名为《京报》，主张言论自由，专门针砭实事，揭发官僚和军阀的弊端，因此极得读者喜欢，代派处很快遍及全国。（说句题外话，九十几年以后，北京有一份一块钱能买几十版的新报纸也起了同样的名字，在发行前期大作宣传，后来大概是有熟悉前朝历史的人琢磨出这名字容易引起联想，就在前面加了个新字。）

邵飘萍是天生的记者，极有探究精神，又有钱，经常开着汽车抢新闻，闻名京津，总能想出种种匪夷所思的办法，令后世狗仔队都自愧弗如。

他嗜好在北京各大酒楼请客，而且特别怪的是，每回都跟政府高官设宴的时间重合。有一次段祺瑞和张志谭、曹汝霖几个内阁成员去北京饭店吃饭，邵飘萍就把隔壁包下来，把耳朵贴着包厢墙壁，边听边在电报纸上抄好。每抄好一段，他就把电报纸递给守在门口的自行车夫，车夫骑着自行车送到报馆，报馆发电到上海总馆。第二天内阁成员上了班，端起茶展开报纸刚看一眼，一杯茶全喷出来，自己昨天席间的话，今天就已经上了《京报》了。这份效率，现在也没几家报纸能做到。

甚至为了抓料，他敢带着自己的夫人汤修慧去逛八大胡同的窑子。汤修慧是江苏人，能跟窑子里的南班姑娘交谈，听她们诉苦。凭借这个情报渠道，邵飘萍从曹锟的亲信李存青那里挖出了曹锟贿选大总统的重大新闻，在《京报》上以头版登出。曹锟大怒，下令查封《京报》，通缉邵飘萍。后来《京报》复开，邵飘萍在北京闲不住，一人一车单枪匹马去了山西给阎锡山作专访–要知道，那会儿兵荒马乱，可不象现在有石太高速公路。

邵飘萍一生坚持新闻自由，认为记者和报纸是超越政治的，所以从不屈从政治压力，想报道什么就报道什么，以直言不讳的社论而著称，骨头极硬。郭松龄反叛张作霖的时候，邵飘萍十分欣赏郭，发表了不少社论表示支持。张作霖派人送去三十万大洋，企图收买他，邵丝毫不为所动，直接把钱摔出了门，说就算被枪毙了也不怕。

1926年初，张学良在东北入关，吴佩孚攻入河南北上，奉、直两系合击从直系倒戈而出的冯玉祥，逼得国民军退出京津，困守南口。邵飘萍烦透了这些军阀，非常同情冯玉祥，一直在报纸上为冯玉祥摇旗呐喊。奉军进入北京以后，曹锟复出。一向看不起曹锟的邵飘萍这次决心玩儿一把大的，他不听其他编辑的意见，自作主张作了一期《京报》的特刊，要学古代的祢衡，把这些直、奉大佬们好好骂一个痛快。

他把军阀们的照片一张一张全放在了头版，每个人照片底下还加了一个外号。张作霖就是“奉民公敌”、李景林是“直系公敌“、张宗昌是“鲁系公敌”。可写到吴佩孚的时候，邵飘萍却犯了难。

虽然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大败，每况愈下，可他无论在官场还是在民间声望仍旧很高，这么多年的通电积累，老百姓都知道吴佩孚是个动辄通电为民众着想的好人。对此邵飘萍颇感棘手，知道不能简单第把他写成“豫系公敌”、“鄂系公敌”啥的，那等于是帮吴佩孚。

想了许久，邵飘萍眼睛突然一亮。有了！你吴佩孚不是最喜欢为老百姓通电喊话和平么？不是最喜欢说什么“同种残杀，尤足痛心”么？你看看你的作为，和你说的是不是不同？这么多年来，你看看你打的仗，为国为民的是哪一仗？为直系为曹锟为你吴某人自己的，又是哪一仗？你当年通电骂皖系祸国殃民，为什么又甘为段祺瑞走犬？你当年通电骂奉系是国贼，为什么现在又跟国贼联手对付冯玉祥？

最后邵飘萍在吴佩孚的照片底下大笔一挥，写下了“除通电外一事无成，吴佩孚。”十一个大字。这句批语着实利害，虽有些偏颇，却入骨三分，就算吴佩孚亲临，恐怕也是哑口无言。

远的不说，吴佩孚最近一次的复出组织护宪军政府，完全是为了维护曹锟的贿选宪法，跟他通电时的满嘴大义可以说已经完全背离–其实北洋军阀人人都是如此，只不过吴佩孚通电名头太大，对比起来也最为讽刺。邵飘萍苦心孤诣拟出的批语，可说是至为辛辣。

吴佩孚对邵飘萍的这一评价什么反应，史无明载。不过张作霖是着实被骂疼了，新仇旧恨混在一起，让他决心要教训一下这个死记者。张作霖授意参谋长杨宇霆办成此事，杨宇霆又找来张宗昌，张宗昌也早看不惯邵飘萍，派人把他抓到宪兵司令部里枪毙。一代铁骨报人，就此死难。吴佩孚的这一外号竟成了他的绝笔。

而吴佩孚呢？在邵飘萍死后，他的局势急转直下。北边的冯玉祥败而不溃，北伐军在南边已经势如破竹。这一回无论如何通电也救吴佩孚不得了，他一败于湖南、再败于武昌，三败于郑州，被新一代的名将叶挺追着屁股打，最后不得不仓皇逃去四川，彻底退出民国舞台–而他在通电上的得力助手张其锽死于半途匪乱，预示着他政治生命的完结。

他的遭遇，仿佛真的应了邵飘萍的那句谶言。

不过吴佩孚还不算最惨的，他只是因为通电而挨了几句骂罢了。民国里还有一人，竟是生生被通电气死的。

这个人大家也都认识，就是洪宪朝的初代与末代皇帝袁世凯。

袁世凯麾下有一个人，不是北洋系出身，却最得袁信任。这个人叫陈宦，号称湖北三杰之一，与吴禄贞、蓝天蔚齐名。他本来是黎元洪的幕僚，后来投靠了袁世凯。后来袁世凯逼黎元洪来北京，就是派陈宦亲自去武汉迎接，被人讽刺说“陈宦押解黎元洪进京”。

陈宦本人颇有智谋。二次革命的时候，黄兴、何海鸣，江西的李烈钧，安徽的柏文蔚以及福建的孙道仁各自起兵，组成四省联军，还煽动蒙古、陕西、甘肃从北洋背后起事，声势十分浩大。陈宦安居平五路，建议袁派出蒙藏院院长贡桑诺尔布、范熙绩参谋本部科长李炳等分赴蒙古、云贵各地安抚，给正面战场创造了有利环境——顺便一提，这个贡桑诺尔布是蒙古电报第一人，内蒙古电报的网络赖他得以发展。

而且这个人最擅长揣测上意，好玩些小聪明。据说他每次见袁世凯，都事先写好三份不同的建议，分别藏在左右袖子和靴筒里，见了袁世凯以后，先行三跪九叩之礼，然后旁敲侧击打听袁世凯的意见。听好风向，他就挑出与袁意思相近的建议书。袁世凯觉得这人既能干，又会体察上意，而且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当皇帝对待，对他极其赏识和信任。

所以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不仅委以其西南重任，还让他跟自己儿子克文拜了把子。在他离京赴任的时候，倾城相送。整个民国时期只有三个人想享这种待遇，一个是黎元洪，一个是孙中山，还有一位就是他陈宦。给一个非北洋系的人如此面子，终袁一世也没第二个人。

袁世凯万万没料到，陈宦既然能出卖黎元洪，自然也能出卖袁世凯。果然，他看出袁世凯称帝不得人心，便在四川跟好哥们儿蔡锷虚以委蛇，暗中和谈，还四处打听其他督军的态度。到了5月22日，下了决心的陈宦发表了一份通电，宣布反对袁氏称帝。

当时通电反对称帝的人比比皆是，陈宦的电报却格外引人注目。除了他的身份特殊以外，还是因为这封通电别有玄机。

这封通电的稿子是陈的幕僚邓文瑗起草的，写的很不错。其中“宦为川民请命，项诚虚与委蛇，是项城先自绝于川，宦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是文眼，一下子把陈宦拔高到了为四川请命的道德高度，不是我陈宦想对不起你，而是你袁世凯对不起四川老百姓啊。逻辑清楚，立意高标，政治上和道德上无懈可击，让人击节赞叹。

可是呢，陈宦不知失了哪门子心疯，鬼使神差地在后面又加了一句：““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

这一句，就让这封通电彻底变了味道。

这句话太让人伤心了。别人反袁，甭管真假，都号称出自公义。象冯国璋拉了李纯、朱瑞、靳云鹏、汤芗铭几个将军，发密电给全国号召取消帝制，说什么虽深受项城知遇之恩，却不敢以私德废公义云云，冠冕堂皇，既响应了全国民意，又不致跟袁世凯彻底闹翻，用词也特别讲究，只敢说“劝退”。

而陈宦这封通电，却反其道而行之。那一句画蛇添足的话等于告诉别人，我跟袁世凯不是道理上的争执，是私人恩怨，所以要反他这个人，而不是反他的政策——邓文瑗苦心营造出的大义形象彻底崩溃了。

若单说私人恩怨呢？陈宦就更说不过去了。袁世凯跟你有什么恩怨？他给你这么大信任，现在你却特意强调反他，还揪着他本人不放，这算怎么回事？而且通电前面还口口声声说项城项城，语气恭谨，突然就改了口风直呼“袁氏”，前恭而后倨，简直是自相矛盾。

袁世凯本来已经被举国呼声搞的心力交瘁，众叛亲离，突然收到陈宦这封电报，成了骆驼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即被气得晕倒在地，醒来时口中喃喃道；“人心大变。” 袁世凯对陈宦的通电这么愤怒，不是因为他反对其称帝。陈宦早就打过电报给他，劝他退位，他对陈宦的立场已有心理准备。袁世凯只是万万没想到，这个陈宦反就反吧，居然反的如此绝情。

没过半个月，一代枭雄病死了。据说他死前口称“他害了我”，不知是指太子袁克文，还是指这个背信弃义的陈宦。当时有一副陈说此事的对联：“筹安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其实汤芗铭、陈树藩两个人只是凑中药名的填头，真正起关键作用的，还是这个陈宦。

陈宦这么作的动机，主要是因为没有北洋背景的他总被其他将领歧视，他本打算借此机会表明一下态度，反袁不反北洋，所以才在通电里加了那一句。可惜他枉称小诸葛，弄巧成拙，这一个晕招极其失算，非但没得到北洋派的谅解，反而背上了小人的恶名。段祺瑞就极讨厌他，觉得这人没情没义，不地道。

这个人自四川通电以后就完全丧失了政治智慧，进退失据。他先被撵出四川，府院之争时又站错了队，问黎元洪要湖南督军的位子，以致与段祺瑞彻底交恶；后来他得罪了大将傅良佐，还跟部下冯玉祥结梁子结到大拆铁路的地步，最后弄的四面楚歌，被迫引退，从此再未复出。

陈宦的这封通电，可以说是民国历史上最蹩脚的一封了。

不过话说回来，袁世凯因通电而死，也算是报应不爽。当年他派人干掉了宋教仁以后，为了掩人耳目，由赵秉钧以国务院的名义给全国发了一个通电，假称现在上海有一个恐怖组织，号称要靠激进手段来监督政府，已经被他们判决死刑的有宋教仁、梁启超、袁世凯、赵秉钧、汪荣宝，要依次执行云云。这份通电只好骗骗小孩子，除了惹起全国哄笑以外，毫无作用。若论蹩脚程度，只在陈宦之下。

康圣人迂腐，饶汉祥虽然文笔极佳，可惜黎元洪是个窝囊人，就算电报写的冠冕堂皇，一联想到黎菩萨那副颟顸嘴脸，气势再大也泄了。吴佩孚虽擅通电，可谋身胜于谋国。真正能够被称为千古一电的，我个人觉得是蔡锷讨袁世凯檄文。

这封通电若论文采典雅，稍逊汉祥，但自有凛然气势，至今读之，追思松坡将军威仪，仍旧让人神往不已。用来结束此篇连载，最合适不过了。

“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都统、镇守使、师长、旅长、团长、各道尹、各知事、各学会、各商会、各学校、各报馆公鉴：天祸中国，元首谋逆，蔑弃《约法》，背食誓言，拂逆舆情，自为帝制，率召外侮，警告迭来，干涉之形既成，保护之局将定。尧等忝列司存，与国休戚，不忍艰难缔造之邦，从此瀹胥。更惧绳继神明之胄，夷为皂圉。连日致电袁逆，劝戢野心，更要求惩治罪魁，以谢天下。所有原电近经通告，想承鉴察。何图彼昏，曾不悔过，狡拒忠告，益煽逆谋。大总统者民国之总统也，凡百官守，皆民国之官守也。既为背逆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元首之资格。尧等身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方，为国婴守。并檄四方，声罪致讨，露布之文，别电尘鉴。更有数言涕泣以陈麾下者：阋墙之祸，在家庭为大变，革命之举，在国家为不祥。尧等夙爱平和，岂有乐于兹役。徒以袁逆，内罔吾民，多欺列国，有兹干涉，既濒危亡。非自今永除帝制，确保共和，则内安外攘，两穷于术。尧等今与军民守此信仰，舍命不渝，所望凡食民国之禄，事民国之事者，咸激发天良，申兹大义。若犹观望，或持异同，则事势所趋，亦略可豫测。尧等志同填海，力等戴山，力征经营，固非始愿，所在以一敌八，抑亦智者不为。麾下若忍于旁观，尧等亦何能相强。然量麾下之力，亦未必能摧此土之坚，即原麾下之心又岂必欲夺匹夫之志，苟长此相持，迁延岁月，则鹬蚌之利，真归于渔人。而萁豆之煎，空悲于车乐。言念及此，痛哭何云。而尧等则与民国共死生，麾下则犹为独夫作鹰犬，坐此执持，至于亡国，科其罪责，必有所归矣。今若同申义愤，相应鼓桴，所拥护者为固有之民国，匕鬯不惊；所驱除者为叛国之一夫，天人同庆。造福作孽，在一念之微；保国覆宗，待举足之轻重。敢布腹心，惟麾下实利图之。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任可澄、刘显世、戴戡及军政全体同叩。有。印。”

近代中国电报八卦闲谈上

admin — Mon, 14 Mar 2011 06:06:26 +0000

清末有一位大诗人叫黄遵宪，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此人出身传统书香官宦门第、光绪二
年的举人，却有深厚的外交官背景，去日本做过使节，还去美国旧金山当过总领事，见识广泛，思维活络。此公在诗歌方面有一大特点，好以古诗咏新物，中西合璧，时人曾经评价说这是诗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比如他写火车：”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去美国观摩选举演讲后写道：”盘盘黄须虬，闪闪碧眼鹘。开口如悬河，滚滚浪不竭。”无不新奇清雅，贴切自然，至今读之仍值得玩味。更好玩的是咏轮船，他前面大写女子盼夫早归之思，虽有轮船火车犹嫌太慢，然后笔锋一转：”去矣一何速，归定留滞不？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汽球。”连热气球都入诗了，可谓是紧贴流行时尚–黄遵宪诗中的热气球指的是飞艇，要知道，那会儿人类第一艘飞艇法兰西号才面世不过三年功夫罢了。

所以钱钟书在《围城》借董斜川之口评论说”东洋留学生捧苏曼殊,西洋留学生捧黄公度”，也是有道理的。相比起当时国内抱残守旧的那一班老学究，这种灵活脑筋不受西洋留学生欢迎才怪呐。

黄遵宪曾经写过一首咏物诗，写的很好，直接可以拿来作谜面，有兴趣的人可以猜一下，全诗如下：”一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驰书迅已极，云是君所寄。既非君手书，又无君默记。虽署花字名，知谁箝纸尾。寻常并坐语，未遽悉心事。况经三四译，岂能达人意！只有斑斑墨，颇似临行泪。门前两行树，离离到天际。中央亦有丝，有丝两头系。如何君寄书，断续不时至？每日百须臾，书到时有几？一息不见闻，使我容颜悴。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 “

诗里写的是相思之苦、别离之情，载体却不再是手帕、铜镜、信笺之类的传统寄托，而是一种能够”一闪至君旁”的好玩意。其实答案也很简单，就是电报。

更早的时候，戴启文也写过一首咏电报诗，他和黄遵宪立意不同，里面充满了国人第一次目睹电报功能的惊叹：”五岳穷云海澄练，纬地经天长一线，重洋万里纸鸢风，暗地机关人不见。”

如今的人们对于电报恐怕已经非常陌生了，除了春节晚会上主持人还能念念来自世界各地的电报以外，日常生活里这东西几乎已经绝迹。2006年1月27日，美国西联国际汇款公司正式宣布停止电报业务，这标志着电报在美国彻底进入历史。让人感慨的是，因为几乎没人使用电报了，这条公告一直到一周后才被人注意到。电报在中国也是惨淡经营，目前全国只保留了8个电报中心。我有一次去北京电报大楼，这栋建筑的名字已经名不副实，根本看不到电报业务的窗口了。

斯事已逝，现在回想当年电报的辉煌以及辉煌背后的种种故事，叫人不胜感慨，姑且闲说几句，聊作纪念。

是文曾先贴在西西河，承蒙一些朋友指出一些史实错误和笔误，特此鸣谢。

电报的发明一般都认为是美国的莫尔斯，其实最早建成电报线路的是法国的查佩兄弟，当时他们在巴黎和里尔之间架设了一条线路，算是电报的雏形。据说早在1823年，有人就向英国海军建议开发电报，刚愎自用的英国人回答：”除了现有通信系统以外，我们不打算使用任何电报。”约翰牛就这样把发明电报的荣誉拱手让给了扬基佬。

第一条实用电报线路的发明者是英国人威廉富斯吉尔.库克和查尔斯惠斯通。这两个人一个是印度回来的退役上尉，一个是自然哲学教授，两个人1838年在伦敦的帕丁顿车站与韦斯特德雷顿之间的铁路线上率先鼓捣成了第一条实用线路。英国警方还曾经成功地利用这条线缉拿了一个杀人犯，可惜后来两个人因为专利问题闹翻，未能进一步改进机器。

1844年，莫尔斯用自己发明的莫尔斯电码和电报机在美国国会拍给巴尔的摩一封名垂千古的电报：”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这是历史上第一封真正意义上的电报。而第一封新闻电报则是在同年5月25日，华盛顿记者发给《鲍尔齐莫亚爱国者》报主编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是：“一点钟，关于俄勒冈议案应提交给会议全体人员的动议被提出。动议被否决。赞成的79票，反对的86票。”

早期铜制电报机
十九世纪的欧美活力十足，一旦有价值的新发明被提出来，立刻就会推广到四面八方，各国都狂热上马立项。这个时候，远在亚洲的中国才刚刚睁开眼睛，半是惊讶半是不屑地望着这个崭新世界。电报，不过是诸多奇技淫巧其中的一种罢了。

早在同治2年，也就是1863年的时候，英、法公使就向清廷建议引入电报，可惜清廷对于电报毫无兴趣，更不准许铺设电报线路。当时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就认为电报这玩意“于中国毫无益处，而贻害于无穷”。想想看，那会儿连修铁路都惹得怨声载道，遑论电报。最离谱儿的谣言甚至说那一根一根杆子戳在地上，专门吸地气和死人魂魄，然后顺着线给传到英吉利、法兰西之类的地方去，供洋人吸食。洋人之食地气，如我民之吸鸦片，是上瘾的。

这可就苦了那些在中国作生意的外国人。俗话说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以前大家都没电报，日子也就凑合着过来；现在欧洲大陆电报密布，偏偏这个老大帝国不进盐酱，让习惯了现代文明的西洋商人们大为不满。

当时远东的电报事业刚刚起步，只有新加坡-长崎、新加坡-香港两路电报。他们想跟国内联系的话，要么还是走传统的邮船，要么就托人把消息捎去香港或者日本，再转发国内，既贵又麻烦。

尤其是在上海居住的商行们，对于此种困窘感触最深。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最为繁忙，商机纵横，商人们对于电报业务的需求日渐增加。

到了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一家专门作海运的英国公司利富洋行终于成了吃螃蟹的第一人。

他们为了解竞争对手情况，打算在上海吴淞口设立几个观察点，随时报告各国海轮进出情况。这就非得用电报不可，否则等你观察完再驰马回报，人家早就进港卸货了。

可是呢，当地政府是绝计不允许这种申请的。利富洋行请当时的英国总领事巴夏礼出面申请，也被坚决拒绝。利富公司驻上海的头头雷诺横下一条心，觉得反正中国人软弱好欺，不妨搏上一搏。他拍出一万白银，进了一批电报材料，找来两个德国技师，外加雇来的二十几个中国民夫，筹备开工。开工之前他既不向官府申请，也不请示英国领事，而是自己甩开膀子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沿着川沙厅（今上海浦东）小岬到黄浦江口金塘灯塔间偷偷摸摸建起了一条专用电报线路，长达21公里，光是电线杆就立了227根。

那时候洋人嚣张，寻常百姓见了都绕着走；而官府的人呢？他们一见这些工人有持无恐地当道挖坑载杆扯线，以为必有后台，也不敢上前询问，谁能想到是洋鬼子偷偷上马的项目。结果民不究，官不查，上海乃至全中国第一条电报线就这样生生被胆大包天的雷诺给建起来了。
雷诺是个洋人，不曾想到为自己卜上一卦。他不知道就在自己架线的同时，一位本来在南京”遇缺即补”的道员已经领了苏松太道的职衔，悄然赴沪了。

这条电报建成之初，公司借此便利掌情报先机，屡屡得手。雷诺铺线有功，大是春风得意，不免有些头脑发昏。别人每每恭维几句，他免不了吹嘘几句电报的功劳，一来二去，利富洋行私设电报的事就传到了那位新任苏松太道的耳朵里。

其实雷诺也不十分怕官府知道自己私建电报。反正线路已是既成事实，只消喂些银子，拿着英国的威名吓唬一番，那些胆小庸碌的中国官员谁还敢追究？

可惜他这一次如意算盘打错了。这一位太道，不是凡人，却是个晚清官场上出了名的辣手刺头、洋务派的山岳之镇丁日昌。

丁日昌是个天生的耿直汉，眼睛里揉不得沙子。他20岁那年考中秀才，补了一个廪生。按照道理，廪生应该是由朝廷供养，可当地官员手握钱粮就是不发。丁日昌气急了，一个人跑到县衙门口击鼓大骂：”青天白日，饿死廪生！”直骂得县太爷缩在后堂不敢出来，其个性可想而知。

等到后来涉足官场，他作风不改，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上条陈整顿吏治。在安徽也上、在上海也上、在福建也上，汰虚去冗毫不手软，贪官污吏一个也不放过，搞的官不聊生，称得上是晚清官僚里少有的能员。以至于连慈溪太后都不得不感叹：”尔在江苏，官场虽恨你，然百姓却感激尔，我也知道。”据说丁日昌在福建去职以后，福建巡抚王凯泰有一次请假回籍，路上看到一个流氓端着一碗红糖水，故意等着人撞翻，然后强行讹诈。旁边一个老人摇头叹息：”若丁抚台在此，尔何敢如此！”

丁日昌为人正派，作风强硬，理所当然地招致了其他颟顸官员的排斥。那些官员面上不敢说什么，私下里都骂他是“丁鬼奴”。这个外号是有原因的，因为丁除了会内治以外，还熟悉洋务，跟江南造船厂等洋务企业渊源颇深，经常跟洋人打交道。恭亲王奕就因为支持洋务，被人骂成是鬼子六，这次丁日昌更惨，连鬼子都算不上，只是一个鬼奴。

可惜这个外号完全名不副实–这个”丁鬼奴”非但不是洋鬼子的奴仆，恰好相反，他最擅长收拾洋鬼子，专克外国人。

他甫一就任苏松太道，就先干了件大事。当时太平天国已经灭亡，戈登率领的常胜军无所事事，在上海整天晃悠。朝廷怕尾大不掉，让他设法遣裁。丁日昌二话不说，捋起袖子就上，跟英国折冲几次，竟说服了英国人发出遣裁文书，调戈登回国。可裁撤在英国总领事巴夏礼这里碰了钉子。

巴夏礼是什么人？那是个头上长角、眼珠发蓝的狠角色，曾经一手策划了亚罗号事件，直接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他在通州代表英国跟清廷谈判，结果走到张家湾的时候，被逼急了的僧格林沁抓住当人质，利刃加颈依然谈笑风声。

这么一头约翰牛，哪里会把丁日昌放在眼里，下巴一抬，借口说根本没收到这份文件。丁日昌几次交涉未果，牛劲也上来了。他立刻宣布裁遣文件失窃，英国领事馆需要戒严，把领事馆围了一个水泄不通。巴夏礼几次要出门都被挡了回来，最后他在领事馆困守数日，缺衣少食，不得以只好通知丁日昌，说那份文件找到了。丁日昌盯着他把字给签了，这才撤了围。

有了这次的先声夺人，丁日昌紧接着新官上任三把火，呼啦啦啦一口气全烧到了洋人头上。他先把本来驻扎城内的英国兵撵到了城外，然后巧使手段，要回了吴淞口的炮台控制权，还搂草打兔子，顺手撤销了会防营向英法兵支付的军费。最后丁日昌还嫌不过瘾，又抓了一百多个在上海胡作非为的英国流氓，公开示众羞辱一番，挨个儿踢回英吉利去者。

这场火烧连营的好戏演的干净利落，而且从法理上挑不出一点毛病，让英国人想抗议都没地儿诉苦。生生气得英国总领事巴夏礼吹胡子瞪眼睛，也徒叹奈何。

可见丁日昌有勇有谋，惯于用洋人的规矩压迫洋人，整了你还让你说不出话来。碰上这么一号内外通吃的强人，巴夏礼尚且走不过几回合，雷诺一介小小洋行的经理，下场可想而知。

丁日昌接到关于利富洋行私设电报的报告之后，起初勃然大怒，随即又冷静下来。这事儿虽然小，牵涉却大。就在前一年，上海刚刚设立了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就是公审公廨的前身–由中外互派官员共同审理华洋之间案件，这起案子不是他一个人能作得了主。

不过他对付洋人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巴夏礼都被气的吐血，你雷诺算哪根葱？

于是丁日昌不动声色，一边派心腹去搜集利富洋行的情报，一边让人给沿线当地农民制造舆论，说这电报线路吸人魂魄，破人风水，同时暗示他们官府绝不追究。恰好当地有一个人暴死，当地农民本来就气势汹汹，对这些电线杆看不顺眼，加上官府刻意煽动，那还有什么可怕的？

五月二十八日，群情激昂的农民兄弟们在策动之下，一夜之间就把227根铜线电杆–那时候老百姓
尚不知电报之名，都称为”铜线”或者”电线”–拔的干干净净。连木杆带电线就地瓜分，各自扛回家去。效率之高，令人咋舌。

丁日昌冷笑，你雷诺不是想造成既成事实吗？那我就再给你”既成”一回！经商赢利我不行，暴力拆迁，嘿嘿，你不行。

丁日昌可不是个单纯只会煽动农民掀杆拔线的莽夫，暴力拆迁只是个前奏，他早埋下了一记极厉害的杀招，摇着扇子等雷诺上门。

雷诺听说了电报线路被毁，大吃一惊，二话没说急忙去找英国领事麦华佗诉苦。他嘴还没张，麦华佗苦笑着拿出一封文书来，说人家丁日昌早就先一步把利富洋行给告了，告它未经核准，擅行兴造营建，要理事衙门介入审理。

理事衙门名义上是由上海道的官员担任主审，外国人担任陪审，实际情况恰好颠倒过来：只要是设计到华洋争议的，都是外国人把持着大权。所以丁日昌特意致函负责理事衙门业务的麦华佗，要求开审此案。

雷诺拿着那封文书，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如果出面作无罪抗辩，必须得申明自己没建过这条线路，正中丁日昌下怀。你说没建是吧？好啊，那些农民也从来没拆过什么电报线，从法律角度来说，我们不能拆毁并不存在的设施。

如果不出面辩诉，那就是承认自己非法建线，这种官司就算打到女王面前也是输定了。千错万错，就错在自己谁也没告诉，到头来哪国法律也帮不上忙。

别说雷诺，就连麦华陀都没料到这位中国官员玩起西洋法律比伦敦的律师们还熟。

丁日昌随信送来的，还有一大堆证据，不过这些证据都是分开另外一个信封装的。麦华佗是个老油条，知道丁日昌的微妙暗示。若是真提起诉讼，你们稳输，只是诉讼旷日持久，两边面子都不好看；现在证据我给你了，却不附在起诉书里，意思是我也不想闹大，你知道理亏，把苦主压住，这事就当没发生过算了。麦华佗这回知道为什么巴夏礼会败在这个中国官员的手里了。他赶走雷诺，回了一封公文给丁日昌，说利富洋行一贯奉公守法，贵府指责实无证据云云。丁日昌又回一封说经查川沙确无电杆（麦华佗心里肯定在想：”废话，都被你丫唆使农民拆干净了啊”），恐系误会，不予追究云云。两人心照不宣。

整个风波就此平息，各方皆大欢喜，只有雷诺一个人诉苦无门，饮恨回国。他本来进了一批新的电报线路材料，打算扩大规模，这回也全打了水漂，扔在库房无人问津。

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就此结束了它短暂的一生–它甚至还没满月。这一事件从此也让那些洋行商人们收敛了许多骄横之气，知道在中国到底还是不能太乱来的。

此事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洋人们见识到这位丁大人的手腕儿，纷纷诚惶诚恐跑来致意，顺便探探口风。丁日昌敏锐地洞察道”商者逐利”是天性，今天赶走了一个雷诺，明天可能还有另外几十个雷诺。电报是时代大势所趋，不能一味消极避让。唯有未雨绸缪，早作打算，才能给后人留出一片可争的余地。

丁日昌思忖再三，决定趁热打铁，跟各国领事和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作了一个约定，表示只要手续完备，可以有原则地允许他们设置埠内专线，但绝不允许他们把专线与国境外的国际电报海线相连接。这一招”以退为进”极见功力，洋人们本以为专线已不可得，惊见丁竟然法外开恩，欢喜还来不及，哪里还愿意去煞风景抗议”禁接海线”，赶紧没口子答应下来。

这是中国电报史上极关键的一个原则，后来多少纷争，都是由它而起，影响极为深远。

不过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一原则始自丁日昌，真正落实到法律上，却是在五年以后。

1870年的时候，英使威妥玛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希望英国大东电报公司铺设香港至广东、以及从广州经上海至天津设置海线。清廷就把丁日昌这件事拿出来作先例，只允许他们海线到岸，却不可另接旱线。

威妥玛跟雷诺是同胞，约翰牛都个性倔，非要拧着来不可，死活要把电线接上陆地，这个举动惹怒了广东的一群贾界好汉–七十二行。

广东七十二行虽不及广东十虎那么有名气，但可比十虎厉害多了。那时候广东商界虽然还没有商会之名，可各行业之间已经懂得抱团联合，逐渐形成了联盟商会，号称七十二行。七十二行在广东战绩彪炳，力拒过来广东筹饷的大学士刚毅，让他空手而回；搞过大游行吓的广州驻军不敢出营，甚至组织过万人集会，几乎把粤督岑春煊轰下岗。这份能量任谁都不敢小觑——1905年的时候，这个商会联盟改了名字，就是赫赫有名的广州总商会。

1870年那会儿七十二行还没成规模，但气势已在。他们虽然都是商人，爱国之心却比官员强多了。他们觉得英国人这个举动太过嚣张，要求总理衙门抵制，总理衙门若是不抵制，就让商人们自行筹款组建公司，肥水总不能流去外人田里。

英国人一见情势不妙，退让了一步，说香港到九龙我们来修，九龙到广州你们想修就修吧。不料电线铺到增城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谁煽动的，老百姓又不干了。他们也不管是华线还是洋线，一视同仁，统统砸光，最后这两截线路一段也没修完。

这次争端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份总理衙门和诸国公使签署的法律文件，把丁日昌的构想正式写入条款中去：”电报海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以分华洋旱线界限”。

后来发生的”大北公司海旱事件”证明，丁日昌的这一约定是极有远见的，这个咱们下面会详细说。

丁日昌在上海胜了洋人一阵，从此也对电报产生了兴趣。他本来就是洋务派的干将，对于西方新式发明颇为敏感，电报的种种好处也看在心里，格外留意。

到了1875年，丁日昌调任福建巡抚。他对于在上海的电报争端一直耿耿于怀，到了福建以后，他立刻从海外礼聘了专业技师，在福建船政学堂附设了电报学堂，培养相关技术人员。这是中国第一个培养电报专门人才的学校，虽然只是个非正式的训练班，但影响极大。第一所正式的电报学校–北洋电报学堂还要等到五年以后才在天津被盛宣怀设立起来。

福建电报学堂的学生们

就在丁日昌就任的前一年，也就是1874年。日本政府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派遣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舰队和3000打着探险队旗号的陆军于4月入侵台湾。因为消息辗转迟钝之故，等到清廷收到消息派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赴台援救的时候，当地居民牡丹社酋长阿实禄父子已然战死，日本的龟山都督府都修了一半了。

后来日本考虑到时机尚未成熟，逼着清廷签订了一个《北京专条》，勒索了一笔银子，方始撤军。两年以后，丁日昌去台湾考察，想到这段往事，觉得台湾通信不便，消息滞后，容易贻误战机，于是又想到了电报这玩意。

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在他之前，沈葆桢已经申请在台湾设立电报局，李鸿章和奕也十分赞同。本来两宫太后也都点头了，但因为朝廷里的顽固派反对，最后终于未能成事。反对派里最强硬的一个人是工科给事中陈彝，他写的奏折拿现在的眼光来看特别可爱，不妨录上一段如下：

“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海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不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籍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遵君亲上乎？”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提高到忠孝的高度了，沈葆桢也只好作罢。

这当中还发生了一件极之扼腕的事情。

沈葆桢刚刚上书奏请铺设福台电报线，各国就听到了风声，纷纷跑来福建游说。当时沈葆桢的计划是修一条连接台湾和大陆的线路，福州将是大陆侧的登陆口。丹麦大北公司事先疏通了闽浙总督李鹤年，予以其大笔贿赂。李鹤年就指使福州通商局草签了合同，把整个工程从水线到陆线全包给了这家公司，搞的舆论大哗。

沈葆桢得知以后，一怒之下告去了朝廷，说咱们刚跟洋人作了海陆约定，李鹤年这么干，不是等于自己扇自己耳光么？结果朝廷责成李鹤年立刻收回陆线，大北公司出了钱，也揪着他不放。李鹤年左右为难，忽然想到了丁日昌的那段往事，也如法炮制，煽动当地农民把电报线全拆干净，对朝廷有了交代。而大北公司方面，李鹤年在1876年2月25日派了唐廷枢去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合同取消，但是工程费用照付，足足付出了15万两白银之巨。败国之臣，竟至如斯！

同样是以百姓制夷，丁日昌就玩的高风亮节，而李鹤年则玩的无耻之尤，两下比较，高下立判。

后来福台线终究没有建成。那些回收的设备全都扔在库房里，无人问津。等到一年后丁日昌打算修
台湾电报线时，打开库房调拨这批物资时，惊讶地发现已经全部锈蚀无法使用了。

丁日昌一心要建台湾电报，但他知道沈葆桢失败的原因，所以他奏折的时候避而不谈福台，而是建议修一条台湾岛内电报线。这样顽固派就没了口实，他们对台湾蛮荒之地没兴趣；而洋务派也心满意足–只要岛内网络修完，等到时机成熟时徐图缓进，接一条海底电缆过去，就能与大陆连通。此所谓拆屋开窗之计，

沈葆桢拆屋不成，丁日昌再开窗子就容易多了。于是朝廷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

丁日昌派了电报学堂学生苏汝灼、陈平国主持设计，武官沈国先负责施工，自光绪三年七月初十（公元1876）正式开始建设，到九月初五完工。一共设立了两条电线，一路是从台南府城出去，到安平镇海口；一路从台南府城到旗后，也就是今天的高雄，全长四十多公里，共设了三个电报局，分别位于台南府城内右营埔、安平镇鲲身和旗后。

这是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施工并掌管的电报线，建成的地点不在大陆，却在台湾，不能不说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唯一可惜的是，受制于顽固派的阻力和财力的限制，当时尚不能把台湾与大陆以电报相连，丁日昌对此引以为憾。他的遗憾一直到十年以后，才被台湾巡抚刘铭传实现：在后者的筹划下，从福州川石岛铺了一条 “闽台海缆”直通淡水，全长高达433里，创下另外一个中国第一，从此台湾与大陆联系日益紧密起来。

这一条闽台电缆用的相当久，日据时期也用，二战时期也用，二战胜利后台湾回归中国以后，还曾经用这条线与福建外海的川石岛电信局进行通讯，一直到1949年才不得不把它截断。后来加拿大出了一位台湾史的研究专家史康迪（Mr.Curtis Smith），他从1882年开始就试图找到这条电缆，走遍台海两岸，爬梳资料，一直到今天仍旧没有放弃，前后近三十年，其中波折不可历数–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有兴趣的人，可以参看:

www.chwk.huwei.com/p4/cable/cable1.htm

所以说丁日昌是中国电报第一人，实在是当之无愧。光他一个人就占了三项电报第一：第一个建设中国国产电报线、第一个设立电报学堂，还有就是”暴力拆迁”了中国第一条专用电报线路。

说句题外话，后来丁日昌升任江苏任巡抚以后，他的儿子丁惠衡因为斗殴惹出了人命关系，潜逃不归。新到任的两江总督奏请朝廷合议此案。后来这案子还没等最后了结，这位两江总督就被一个前捻军将领刺杀而死。一时凶手的动机众说纷纭，有说是兄弟恩怨，有说是湘军内讧，有说是谋逆倾轧，还有人就怀疑这次刺杀案是丁日昌主使的。后来这个主张被主审官郑敦谨驳回，因为丁日昌一贯行事端正，这次儿子出事，他大义灭亲，亲自押着儿子来自首，说他买凶杀人根本没有证据。

这位两江总督的名字大家也许都能猜出来了，没错，叫作马新贻；而那位刺杀他的人，叫做张汶祥，这件案子就是赫赫有名的清代四大奇案之一刺马案–马、张二人现在借着最近一部大片改了两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庞青云和姜舞阳……有谁能想到这个兄弟相戕的故事还和中国电报有着奇妙的渊源。

扯远了。

承接上一节中间部分的故事，话说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利富洋行私设电报线路不成，被丁日昌整得灰头土脸，吃尽了哑巴亏，策划者雷诺黯然回国。雷诺当初还曾经进了一批电报线材料，这回全砸在了洋行手里，成了鸡肋。东西是好东西，也挺值钱，就是没人买。就算有人买，光运输费也喝一壶的。这些东西只好存在上海码头的货栈里，空使蒙尘。

而丁日昌借着这个案例，跟诸国公使作了一个约定：你想设置专线，好商量，在海里随便你怎么扑腾，但就是不准你把线接上岸来。这个旱线约定后来在同治九年也就是1870年正式形成了法规。这些前面都已经说过了。

1867年，美国旗昌洋行想起了这档子事，就把利富洋行的那些压货低价买了下来。他们这一次循正规途径申请，事先报备架设地点是从虹口区到法租借金利源码头，全长4公里，大部分在租界范围内。这条线不外接海线，只是一个封闭的专用回路，没有违反约定，遂被默许。

洋人惯会得陇望蜀，这个口子一开，就再也合不上了。借着旗昌洋行专线的东风，上海的洋行纷纷也申请架设，逐渐形成了一个租界内的小小网络。这个网络已经相当成熟，只消从外面接一根线进来，整个上海租借就立刻能与世界电报接轨。世界，真的变得触手可及。

但因为有丁日昌这尊大神镇在那里，洋鬼子们谁也不敢造次，这层窗户纸一直到了三年以后才被捅破。。

1871年，在洋行们的策动之下，由英、俄、丹麦政府背后推手，丹麦大北电信公司出面操作搞了一个宏大的计划。

这个丹麦大北公司（Great Northern Telegraph Co）是由丹挪英电报公司、丹俄电报公司和挪英电报公司在1869年合并而成，总部设在哥本哈根，主要经营陆地和海底电缆业务。这家公司的背后是沙皇本人，财力和政治影响力都十分雄厚。

大北公司和英国的大东公司有一个约定：大北公司不得涉及香港以南，大东公司不得涉及上海以北，沪港两地之间则是利益均摊，各行其事，这是为了照顾英、俄两国。大家应该还记得，恰好就在前一年，大东公司计划修的港粤线被广州七十二行搅黄了，还把“海线禁止上陆”的约定变成了一纸条文。

这一回大北公司见大东受挫，认为这是个机会，趁机提出一个宏大的计划，要抢占沪港之间的大片市场。

他们的计划是拉出一南一北两条海线，南线从香港、厦门接到上海，从而与新加坡和槟榔屿的电报网络相通，抵达欧洲；北线则是从海参崴接到上海，以和俄罗斯建立起联系–还有一条连接到日本长崎的支线–南北两线在上海吴淞口外合二为一，形成一个香港、海参崴和上海的电报三角形。

要说这计划还是相当有魄力的，整个新增电缆的长度高达2237海里。这两条线如果建成了，就等于把中国纳入了世界电报网络，免去长途书信往来之苦。客观上是好事–但其主使者的用意不言自明。

可是它却欠缺临门一脚，上海方面可从来没说过允许这玩意接进来。大北公司有点雷诺的脾气，喜欢造个既成事实。他们先一口气把外接海缆铺完了–反正公海你管不着，至于近海，当时的清朝官员觉得只要不经陆地就对中国主权无损–然后一手掐着一个线头找上海的官员来申请登陆。

丁日昌当时适逢母亲丁忧，在家守孝不能理事。上海道的官员虽然对于洋人在海面上的工程无可奈何，却坚决拒绝电报线上岸，并援引丁日昌当日立下的约定，让前来抗议的洋人哑口无言。

饶是百般交涉，中方就是咬着死理不松口，这可苦了投资方。

当时的海底电缆外面包裹的是英国人发明的钢丝铠装，可以有效地杜绝海水腐蚀，就是成本奇高。只能是通过政府投资或者公司联营，靠私人是绝对负担不起的。大东公司在这之前也接了一条从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接到上海的电报线，但在吴淞口被堵住死活上不了岸，让它的母公司英商东方电报损失不小。

大北公司这条海线若是上不了吴淞口的岸，就等于完全作废，重蹈大东公司的复辙。眼见铺了两千多海里的海底电缆真要打了水漂，出钱的和干活的都急红了眼。最后英国、俄罗斯、丹麦三国的臭皮匠凑到一起，真给他们想出一个气死诸葛亮的计策。

大北公司的暗渡陈仓是这么使的:他们先跟租界工部局申请修一条租界专线，而且完全按照欧洲标准，不用现成的5.49米电线杆，而是自己架设4.88米的新电报杆，打好前期埋伏。然后他们把海线接到吴淞口外大戢山岛，设置了一个电报房，一来迷惑清廷，二来作为中转站。

当这一切工作都准备就绪以后，大北把几条工程船伪装成趸船，白天停泊在出海口，夜里抓紧施工，偷偷把海线引入长江、顺着黄埔江直接架进上海水域，在张华浜对岸的浦东红庙设置了第二个电报房，在1871年6月3日正式开始通报。

清朝官员不是傻子，南洋大臣李宗羲派人来责问，他们振振有词：我们没违反终端上陆的规定啊，你看这线还在水里泡着呢，还算海线！中方官员心想，别扯淡了，这江南水系都是纵横相连，要按你们那标准见水就算，电报线能一口气修进阳澄湖去，以后我们大闸蟹还吃不吃了？

但人家字面上又确实挑不出什么毛病，两边争吵了许久也没个结果。李宗羲觉得中国权威实在不够，就找英美两国斡旋。可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胳膊肘朝欧洲拐，乐见丹麦人敢为天下先。

既成事实一经造成，再加上各国政府压力，官司打到公审公廨也没个结果。后来到了1873年，大北公司借口海线经常被过往船只碰断，公然又架设了一条16公里长的旱线，从张华浜接到了外滩南京路12号。

到了这一步，上海道的官员已经无法管束了。这个电报房后来搬到了中山东一路7号，那栋建筑就是如今外滩上的盘古银行大楼。
从此以后，洋商们可方便多了。利用这条电报线，欧洲人只要拍一个电报，就能在六个星期后接到本国的订货单，效率比邮船快得多。

清廷从中唯一得到的好处，就是凡经大北公司线路传递的政府公文、外交文书等等，全都予以免费。那会儿电报费用很贵，这项免费倒着实能省下一笔银子，但跟中国的损失相比，还是不成比例。

有人说倘若丁公在的话，不会让丹麦人如此嚣张。其实纵然丁日昌有通天的本事，也未免能奏功。因为这一回不比寻常，是列强政府在背后撑腰。民间纠纷，尚有法律可依，政府若是耍起流氓，可不是个人可以解决的。

自从大北公司开了这个不好的先例以后，大东公司和其他列强公司也纷纷开始效仿。一晃数十年过去，大北公司在厦门如法炮制，从香港-上海线接出一条支路旱线；紧接着大东公司也在香港和上海之间设置专线，顺便打算福州也一并捎上，一口气与印度连通。其他各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一涌而上，无不私接回路，暗上旱线。

南北二线的开通让大北公司财源滚滚，独享垄断之暴利。到了光绪八年（1882年），英、法、德、美四大强国坐不住了，希望利益均沾，联袂要求在上海成立万国电报公司，打算从上海拉海线到山头、宁波、温州等沿海各地区。李鸿章为了换取大北公司对中国电报业的基建支持，把沿海二十年的海线专利都转让了大北公司，所以回绝了这个请求。

但对于旱线问题，既成事实归既成事实，中国却始终没有承认过它的合法性。当初清廷拒绝旱线，主要是出于外交尊严和主权的考虑，而现在形势却有了不同的变化，因为中国也开始自己兴建电报业务，不得不考虑利益的问题了。

推动国营电报最起劲儿的盛宣怀曾经告诉过李鸿章一件事：有一年钦差曾纪泽出使俄罗斯谈判，他通过大北北线从圣彼得堡发电报到上海只花了一天时间，从上海用驿递送去北京，反而花了六七天。两下比较，优劣昭然若揭。这实际上等于另外一种形态的信息战。

想象一下，外国人在中国，比中国人还灵通，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呐。

于是以李鸿章为首的一批大臣上书陈言电报之利，奏请兴建自己的电报网络。慈禧太后在李鸿章劝说之下，恩准了申请–她这一次倒英明，等到数十年后庚子国变的时候，恰好是电报让这个老东西及时逃出了紫禁城。

到了1881年的时候，中国的几大重镇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电报网络；第一条长途公众电话线路”津沪电缆”横贯华北，使电报业”军转民”，开始从单纯的军事功用转向民用赢利事业。最初只在直隶活动的天津电报总局也在两年后改组成中国电报局，移镇上海，正式成为官营企业，统筹全国电报事务–看清楚，已经是企业了，不再是衙门。

也就是说，以往外国人随意接旱线，政府最多是丢了面子；现在政府自己也开始办电报了，外国人这种行为就等于是与己争利，每年利润损失巨大。

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拿大北公司开刀。它是整个局势的罪魁祸首，又是中坚大将，若不拿它杀一儆百，别指望其他公司会服服帖帖。

清廷对这个大北公司是又恨又爱，恨的是它屡屡当电信侵华的急先锋，爱的是它倒也给中国出了不少力气。中国大部分电报线路，包括大（沽）（天）津线、津沪线、江南的一些支线，都是大北公司修的；北洋电报学堂成立的时候，大北公司还特意派遣了几名精英来当讲师，培养出中国第一代电报人。

宋太祖说过，卧榻之侧不容洋人酣睡。在1883年，清廷借着中国电报局移镇上海的机会，终于派了两个谈判代表着手解决大北公司这一头疼的问题。谈判代表才两个人，是不是不够呢？不，足够了，这两个可不是一般人，首席代表是盛宣怀，他还有一个助手叫郑观应。

盛宣怀一代官商，何等头脑，加上长期浸淫兴办电报的业务，一眼就明白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丹麦人十年前在上海那手”暗渡陈仓”的计谋。这个先例不除，永远会有后续者蠢蠢欲动。他一边提醒各地华商”自设以争先”，免得被洋人占了便宜，一边和郑观应商量如何应对这一局势。

欲要灭敌，必先除其羽翼。要想干掉大北，就得先把外势扫平。

大北公司最强有力的支援，是那个叫嚣着要修香港-福州-上海线的英国大东公司，别看他跟大北公司是竞争关系，其实一个鼻孔出气。他们在1883年初就有了一个秘密协议，大东公司负责修一条香港到上海的水线，收益分给大北公司一半，而大北公司则允许大东公司分享中国海线修筑的专营权。对他们来说，旱线登陆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有了大北公司作先例，大东公司就能理直气壮地嚷嚷：”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所以按盛宣怀的原话就是：”欲拆厦岸已成之丹线，方能拒福、汕将至之英线。”倘若能够先行把大东公司摆平，来一个釜底抽薪，大北公司也就离失败不远了。

可怎么釜底抽薪，也是一门艺术。给的条件太低，人家不干；给的条件太高，自己又吃亏。最后想出办法的不是盛宣怀，也不是郑观应，却是一个本来与此事无关的曾纪泽。

当时曾纪泽正在跟英国人谈判鸦片关税问题，中国欲禁鸦片又不敢禁，只好曲线救国，变着法儿提高鸦片的关税，以求能稍稍抑制。英国人还沉浸在鸦片战争的兴奋里，对中国这个要求坚决予以抵制，谈判一直陷入僵局。

这一次中国和丹麦谈判既开，曾纪泽忽然看到了希望。他跟李鸿章说咱们已经允许大北公司的南北二线登陆了，如果拒绝大东公司的请求，英国人肯定不干。咱们不如也让大东公司在上海上岸–虱子多了不咬，不差他一家争利的–拿这个作筹码，让英国人自己去对付东印度公司，逼他们接受加税。李鸿章有点犹豫，他觉得电报利薄，鸦片利丰，英国人算盘打的精，未必肯这么牺牲。

盛宣怀却觉得曾的提议不错，不妨一试。于是盛宣怀亲自出马，先给大东公司一个枣儿，许诺允许他们先架设香港到上海的海线，在宝山县城外上岸，与中国电报局的淞沪陆线相接，福州和汕头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地方设置中转趸船。

但这些都不是白给的，盛宣怀要求他们在合同里写清楚：沿途诸口岸都不得分设线端。盛宣怀还悄悄在合同里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加了一个条款，言明这个项目如涉争议，不允许援引丹麦的先例。刚柔并济之下，大东公司终于接受了中方的条件，高高兴兴去筹款订货，把大北公司抛去了脑后。

那边厢曾纪泽带着成果去给英国人看，成功地提高了鸦片税。这边厢盛宣怀叮嘱大东公司这份合同千万保密，而且要求他们延缓半年到一年再行施工。大东公司虽不明就里，但也满口答应了。

扫干净了外围阵地以后，盛、郑二人开始正式对丹麦人发动了总攻。

書摘

admin — Mon, 07 Mar 2011 04:32:38 +0000

想讀一篇論文。搜不到杯具啊。我想讀的太多東西網上都搜不到。《清華學報》《晚清督撫權力問題商榷》劉廣京新第10卷卷第 2 期民國六十三年七月

台灣的清華大學，不是中國的清華。

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
页158。购买旗昌轮船公司的活动充分体现了官僚、买办结合后所起的作用……在这方面，官僚盛宣怀起了突出的作用。据徐润回忆：向沈葆桢提出建议之初，沈也曾以无款拒绝。但盛宣怀以种种办法指明各处有款可以动用，以说明官款筹集之不难；特别是他竟敢于冒称招商局已凑集一百二十二万两，而实际上招商局在当时并未真有分文在手。盛宣怀所称之一百二十二万两款项纯系主观愿望，他所指望的即是上面所述盐商、旗昌公司原有华股等款项，这在当时只能是画饼充饥，预为悬想，在后来确也没有一

项成为事实。无怪继任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指摘盛宣怀“工于钻营，巧于趋避”。然而，正是依靠盛宣怀的官场权术，招商局的贷款获得了封建大官僚的允准，这恰是买办商人所难及的。因之徐润对盛宣怀的伎俩表示“钦佩”不置。正是根据买办官僚各自具备的特点，招商局主持人在购买旗昌公司时所作的分工是：朱其昂赴江、广、浙等地筹款，唐廷枢留沪料理一切，盛宣怀、徐润、朱其诏去南京与沈葆桢洽商。
还需指出，盛宣怀在这次活动中的作用尚不限于此。因为参与这一活动的还有在上海任职的洋务派官僚如冯焌光（时任江海关道）、吴大廷、李兴锐、郑藻如等人，他们都是李鸿章系而与盛宣怀关系较深的洋务官僚；在第一次付款中，盛筹垫二十万两，江海关道允借十万两。这些都表明洋务派官僚在这次活动中也分外积极。而盛宣怀的“热切”乃是另有企图的。

崔运武《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地方督抚——刘坤一个案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

页57。早年的经历形成了他较少胆略与开拓的中庸性格，而在此事（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他不仅是“办理交涉之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在涉及有出格之嫌的事时，更斤斤于重循例，仿成案，在官场中更加小心谨慎。

页108。在客观环境方面，还应注意到在江南，特别是在商务最繁华，也是洋务运动活动中心的上海，李鸿章的一种有形又无形的控制力。李鸿章起家于上海，发迹于江南，任过江苏巡抚、两江总督，这时尽管已升调直隶，管理北洋，但恰恰是北洋大臣与直隶总督在地方督抚中的首席之位，以及身任大学士和实际上一切新设施都筹议于他或直接创议于他，加之他的通达洋务，官商也多请求于他，从而使以上海为中心的地区在相当程度上，尤其在举办新事务上，成了他的“根据地”，这也就使李自然排斥南洋势力的插入。
……可以说甲午战争之前，不仅刘坤一，就是声望资历都高于他的左宗棠、曾国荃都没有在两江兼有南洋任上，作出能与李鸿章相匹敌的洋务成绩，正是上述三种因素交互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页119。刘坤一、李鸿章为何在围绕弹劾盛宣怀及改官款为官股上如此格格不入呢？换一个角度说，刘坤一为什么要舍唐而紧紧抓住盛不放，并坚请官商合办招商局，而李鸿章又寸步不让呢？审视一下招商局创立之初内部的有关关系，似不难发现此中的问题所在。
轮船招商局，是由李鸿章奏准并负责筹办起来的招徕商股、经营运输的近代新式航运企业，这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过程中，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不过，正因为是由李鸿章筹办的，招商局又在某种程度商成了北洋的且不容他人染指的势力范围，即所谓“招商局务向系北洋主政”。
……至此已经可以看出刘坤一为何要力劾盛宣怀出局以及改官款为官股，即刘、李二人的争执的关键所在了。其实，刘坤一对南洋欲从招商局分利润倒是不讳言的，他在奏折中就说招商局整顿后，“每届如有盈余，分解南、北洋为海防之费”。因为在他看来，既然由南洋出面奏拨如此多的款项给该局，该局自应有南洋一份，他是理直气壮的，如他就说唐廷枢等人上秉由北洋转咨南洋，“一若招商局有专属者，可谓糊涂已极”。
……这一弹劾案及随之而来的南、北洋的冲突，以刘坤一获得表面上的胜利——盛宣怀暂时离局，以李鸿章获得实质性胜利——仍掌握主管权和维持官款不改官股，即维持了北洋的地位与利益而告结束。

页133。如本章前述，刘坤一此时除架设津沪电线因是遵旨对李鸿章给与配合，在崇厚案上的“释崇”与李鸿章相同外，在筹议铁路上的谨慎消极，在购买铁甲舰上的一度坚决反对，在对待中俄、中日争端中则坚阻李的支展说，在招商局一案上更与李鸿章势如“水火”，可以说在诸多大事上他与李是频起冲突。从此角度说，这时符合清廷分治湘、淮之意的。

页267。集团利益冲突的制约。在刘坤一的政治生涯中，他为着南洋集团的利益与代表北洋利益的李鸿章在有关现代化的诸多事情上频起冲突，对不少已有所认识的现代化之举表示反对，从而束缚了自己；而李鸿章亦出于同样的目的以刘坤一为代表的南洋集团予以制约。总体上看，这种集团间的利益冲突对纵过早期现代化更多的是具有消极意义。

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对比研究

admin — Mon, 20 Dec 2010 17:17:19 +0000

日本明治维新对中国洋务运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影响之深远以至于今。在现代化的竞赛跑道上，日本仍然走在我国前面。日本现在的许多东西也引起我们注意，值得我们学习，这样比较一下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异同，研究一下明治维新对中国洋务运动的影响，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需要，也该于现实有所裨益吧！

正文: “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

这是左宗棠奏设福州船厂时，对中日两国近代化进展情况的描写。

如果说，日本的近代化始于明治维新，那末，中国的近代化可以说是发韧于洋务运动。中国与日本乃一苇之隔，在历史上有着源远流长的联系，两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所处国际环境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几乎是同时发生在中国和日本土地上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却是那样不同，正如左宗棠说的，明治维新是操舟跨骏，洋务运动则是结筏骑驴。在日本明治维新的1868年至1893年的二十五年里，工厂企业由四百零五个（主要是手工业工场），增加到三千三百四十四个（绝大部分是近代企业）；铁路建有二千零三十九点六英里，还出现了“山阳”、“九州”、“北海道”、“关西”等四家私营大铁路公司；使用蒸汽动力的船舶总吨位到十一万零二百零五吨；银行有七百零三家；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初步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中国洋务运动从1861至1895年的三十五年里，洋务派共办了近代军事工业19个，近代民用工矿企业29个（不包括以私营为主的官督商办企业），其中煤矿11个，各种金属矿12个，钢铁厂2个纺织厂4个；还有一批近代交通运输业，包括拥有轮船20多艘总吨位达5万吨的轮船招商局；铁路建成的仅364公里。1872年中国开始出现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至1894年，才办了一百多个。在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上，中国与日本比落后了很长一段距离。一般认为明治维新是成功了，而洋务运动是失败了，我不这样看，明治维新是成功了，但洋务运动并没有失败，在中国平地上竖起上述那么多近代工厂企业，是空前的，就是成功之处。至于说到这些企业“在1895年中日战争失败以后，终于大部分宣告停业和破产”，则不能责怪洋务运动，那是另一个问题。正如一个人长到青少年夭折了，不能责怪他母亲失败流产一样。

但是，中日在近代化道路上的拉距是很大的，这是事实。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近代化伊始，中日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正是这些不同的地方，造成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差别：

第一、明治维新的起点高，洋务运动的起点相对来讲就很低。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全国手工工场已发展到四个左右，有些日本学者考证，1867年，日本全国手工工场已发展至420个。而且，西南诸藩进行藩政改革中，已经创办起一些近代军用和民用企业，开了近代化之端。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经济解体的裂土上迅速增长着。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不仅成了反对幕府活动的支柱，而且在倒幕胜利后成为日本近代化的核心力量。三井家族、坂本龙马、□泽荣一等官商大贾和企业家在财政和军需上积极支持了倒幕势力。明治政府成立后，不断地得到三井、小野、岛田等大商贾和企业家的有力支持。

可是，洋务运动前夕的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大炮轰开其大门之后，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虽然开始了逐步分解的过程，但资本主义因素，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几乎是等于零。这样，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既没有一个新兴的反封建的坚强的支柱，也没有一个可以恃为近代化的核心力量，更没有一点可以依凭的物质基础。

第二、就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各自遇到的封建顽固势力的力量来说，中国的封建势力远较日本封建势力强大。中日两个的封建统治都遭到了农民大起义的严重冲击，1866年，日本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和都市暴动，在中国，随着1851年强大的太平天国起义的暴发，也发生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但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还没有达到同时期日本封建统治那种分崩离析，无法继续存在下去的程度。这一点主要是由于当时两国封建统治的体制不同所造成的。日本的封建统治体制，被称为“幕（府）藩（国）体制”。天皇在名义上是封建统治梯塔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实际上并不掌握政权，而只是尽一些宗教典礼上的职责。德川幕府将军是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德川将军为了独揽大权严格控制天皇的活动范围，不许天皇与外界，特别是不能和“大名”接触。天皇与幕府将军的矛盾，使天皇成为倒幕势力的权威性的精神力量和在近代化运动中对付封建顽固势力的王牌。在德川幕府之下的有三百个“大名”，即割剧一方的诸侯性的藩国。多数“大名”直接依附于幕府将军，少数“大名”是较为独立的封建领主。“大名”在自己的藩国里是全权的主宰者，掌握着司法权如对农民的生杀予夺之权。但“大名”本身却受幕府将军控制，如“大名”不服控制府，将军即可用各种借口，剥夺“大名”的权势，甚而使“大名”本身及其家族毁灭。和“大名”之间存在随时可能外化为对抗的矛盾。特别叫幕府将军不放心的是“外样大名”。德川幕府时代的“大名”约300个，他们所处的政治地位，可分三类：①“亲藩大名”，德川家族，可以从中推选将军的继承人；②“谱代大名”，德川氏的家臣，在幕府里任要职，是德川氏的主要支柱；③“外样大名”，他们是过去与德川氏平列的诸侯，只是因为德川将军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不得不支持德川将军。“外样大名”远离中央，在自己的藩国握有实权，保持封建割剧的独立性。他们中以西南部的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的势力最大。他们使德川将军不能睡落心觉。德川将军采用各种手段防范和控制他们。一方面，将军将他信得过的“亲藩大名”和“谱代大名”的封地安置在“外洋大名”藩国的周围，以便监视和控制他们的活动。另方面，又实行所谓“参觐交代”制度，即就是“大名”必须每隔一年要随带家属和随从人员到江户谒见将军，一年之后要回自己领地时，又必须将自己的妻子留在江户作为人质。但是，这种企图限制和削弱“大名”势力的制度，是更大的恶化了将军和“外样大名”之间的矛盾。“外样大名”为了改变这种不堪忍受的局面，便积极地发展自己的势力。在这些藩国里自然经济的解体进行得相当迅速。长州、萨摩等藩国在形势迫使下不自觉地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进行了以“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为口号的藩政改革。在 “幕政改革”失败之时，这些藩的“藩政改革”却取得了胜利。这样德川幕府由优势转入劣势，而与幕府对立的藩国则由劣势转入优势。而且，随着藩政改革的胜利，这些藩国的社会经济逐渐走上资本主义轨道，因而使这些藩国与德川幕府的矛盾有了新的内容和性质，即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矛盾的内容和性质。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日益同腐朽的封建领主统治的代表德川幕府不相容，同时对于外来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犯也不能容忍。德川幕府在外国侵略者的压迫下，签订了一系的不平等条约，致使民族危机深重，从而在同诸藩的斗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而反幕势力一方面利用天皇与德川幕府将军的矛盾，借用天皇的权威。另方面又高举起民族反抗的义旗，激起了人民的民族仇恨，在“尊王壤夷”的政治口号下，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封建领主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明治维新是将“尊王”、“攘夷”、 “维新”这样三方面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形成不可阻挡的力量，致德川幕府于死地。

德川幕府架空天皇，夺了天皇的权，使日本在长时期内不能形成君主独裁的专制制度，长期的皇权旁落的状况，疏远了皇权与封建统治制度的联系。天皇不仅不是封建统治的最高代表，而且成了推翻封建统治的权威性的力量。

德川幕府在长时期内未能使藩国完全失去独立性，“大名”在自己藩国的实权和对德川幕府的某种独立性，使日本在长时期内不能形成严格的中央集权制。这样，地方诸侯不仅不是拱卫中央的力量，反而可以利用他具有的某种独立性，运用自己在藩国内的政治经济实权，组织军队与中央抗衡，并打出一个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良好局面。

日本封建统治者长时期内没有建立起君主专制和严格的中央集权，是明治维新其所以不同于洋务运动而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

洋务运动却是在高度的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之下进行的。中国封建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权力。他在实际上也是完全掌握了政治上的统治权，军事上的指挥权，经济上的支配权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权。各地总督、巡抚、提督等军政长官只有尽走卒的责任，而无半点独立的权利。这样，在洋务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既无皇权可资利用，也无地方独立力量可充当有力的领导和　支柱。洋务派不能在把封建顽固势力赶去历史舞台的情况下，开展近代化的运动，洋务派的即使很微弱的努力，也既受到皇帝的限制，又受到封建顽固派的强有力的阻难。连李鸿章这样的人物，也感叹道：“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

而且，这种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同种族统治结合在一起。清朝中央政权——军机大臣，六部尚书，名义是满汉平分，实际上主要权力均在满员之手。地方政权——各省督抚满员常占十之六七。全国军政大权全为满员掌握。曾国藩由于屠杀太平军有功，得到清廷的青睐，是被付与大权的第一个汉人。汉人掌大权，不仅满人担心，就连一些软骨的汉人也认为不可。汉军机祁□藻向咸丰帝献媚说：“曾国藩一在籍侍郎，犹匹居闾里，一呼蹶起，从者万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帝经这一提醒，从此坚守惯例，不敢深信曾国藩，专指望琦善、托明阿、德兴阿、和春等满族将领来维持那迫近灭亡的清王朝。满清统治者遇到任何事情，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统治的安危，任何地方发生什么事情总是首先被神经质的同反满联系起来，而加排斥和非议，因此，任何进步的努力都是很难获得大的成功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第一个近代化运动终于发生了，而且延续了几十年，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中国的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虽然还强大，但已开始衰弱了。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里很深刻地指出：“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陈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在外国大炮的轰击之下，随着天朝的声威，扫地以尽，皇帝的权威也被动摇了。皇帝周围的大官，贵族，沉醉于鸦片酒色和忙于聚敛私财，腐化不堪。咸丰帝大骂群臣说：“试问诸臣午夜扪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但骂也无济于事。于是，在太平军等起义力量的严重打击之下，满清统治集团惊惶失措之时，满清统治的权力结构便开始出现地方军官分权和清政权逐渐向汉族转移的趋势。那些首先获得部分兵权的地方军官便有可能利用自己的权势，在清廷腐败无能不得不容许的情况下，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某些主张。洋务运动就是作为清朝封建集权专制主义的衰败和地方汉族军官获得某些兵权的标志和产物而出现的。由于清朝封建统治权力结构的这种改变极其有限；中国洋务运动就不可能出现日本明治维新那种：天皇、外样大名和维新势力联合冲击封建统治者的情况，因而致使洋务运动就不可能获得象明日维新那种巨大的胜利和成果。相对于明治维新，洋务运动可说是先天不足。

第三、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就是明治维新有一个干练的下级武士等级为维新运动的实际上的领导者。下级武士原是封建领主的邦凶，同封建制度联在一起。但他们没有直接的封建领土，靠领取禄米为生。由于德川时代封建领主之间的战争消弭了，武士们除镇压农民起义外多闲着无事。加上随着封建经济的解体，领主的财政困难，便纷纷裁减武士的人数，减低武士的禄米，被减的武士，生活窘迫的武士，多数进城变成了“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作家、西方语言研究者和科学工作者，他们较早地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他们同封建制度的联系愈来愈少，而同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联系日益增多，最后成为代表资本主义向封建统治制度冲击的革新力量。

洋务运动却根本没有一个类似的等级。如此有影响地成为运动的中坚，清八旗兵是“定额无可裁减”绿营兵可裁减，所减之员也没有出现日本下级武士的动向。曾系湘军大部分被裁撤之时，虽然兵勇和下级军官非常愤恨，兵变到处发生，他们没有同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联系起来，他们中的活跃分子都是相率加入具有封建性的秘密反满团体哥老会。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及历史条件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日本下线武士那种前途和重要的社会作用。

第四，在国际条件方面，中日两国当时几乎是同样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面临着沦为半殖地和殖民地的民族危机。但是欧美列强之间的利害矛盾给了日本一个特殊的有利时机和条件。日本地处中国这块大肥肉之旁，列强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吞噬这块大肥肉。英美列强，便利用日本作为牵制帝俄和侵略中国的工具，因而不但放松了对日本的侵略，反转而扶植日本。日本倒幕派利用列强的矛盾，得到了英国的支持，使当时竭立支持德川幕府的法国未敢进一步作难。明治政府成立后，它很快获得了列强的一致承认。后来，明治政府的内外政策始终是得到英国的支持的。这一点也是洋务运动所不曾有的条件。

以上便是明治维新之所以不同于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之所以不能取得明治维新那样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看来，不深入分析人们所借以活动的历史条件，而过多地咎于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活动着的人们，是不公允的。

至于说到明治政府的人员能够通过各种手段，大力发展资本主义而中国的洋务派则望尘莫及，这正是上述两个运动的历史条件的不同之处所决定。最大的天才在中国洋务运动的历史条件下，也导演不出明治维新的戏来。

然而，象明治维新那样卓有成效的变革，中国洋务派的人们是不是连感觉、认识的智力都没有呢？不是，他们对之有某些认识，对照自己的事业很着急，想仿效。

下面，我们就研究一下明治维新对洋务运动的影响。

通常说明治维新发生在1868年，比洋务运动晚几年。但有的论者认为这并非科学的历史分期，正确的应该是从幕末开港后倒幕维新运动兴起开始到1911年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任务最后完成时为止。如此说来，明治维新之发生几乎与洋务运动同时。而日本近代兵工厂的兴建却要早于中国洋务派办的军事工厂。幕府和各藩的军事工业，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开始兴办起来。1850年。佐贺藩兴建的反射炉，是各藩兴办军事工业的首创。随着倒幕运动的兴起，西南诸藩的军工、造船企业更快的发展起来。幕府也加紧了军工兴建，1862年，幕府委托水户藩经营的石川岛造船厂已建造成日本第一艘使用蒸汽动力的军舰。

地处中国身旁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以比西方还要快的速度，在较短的时间内，摆脱了半殖民化的危机，建成一个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国家，这对中国朝野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它给中国的影响是异常广泛而深远的。这在中国洋务派的语言文字里是时有反映的。

明治维新对洋务运动的影响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刺激作用。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盲目自大者确实可恃以居傲于世。然而鸦片战争之始英国侵略者一声炮响，天朝声威被打的一落千丈，而今近邻岛国竟然“崛起称雄”，这对天朝又是一次不轻的刺激。这在王韬的文字里是有明显反映的。他说，“日本与米部通商仅七八年耳，而于枪炮、舟车、机器诸事，皆能构制，精心揣合，不下西人。巍巍上国，堂堂天朝，岂反不如东瀛，岛国哉！”洋务派中的许多人是不堪忍受来自东洋的刺激的。他们欲急起直追，他们分析中国并非完全没有追上去的条件，“我中国幅员万里，地非不广也；生聚三亿，民非不众也；采山搜海，材非不足也；能自奋发何求不济！”所差的是什么呢？他们感叹道：“然而有其志无其机，弗能为也；有其机无其权，亦弗能为也；有其权无其人，并弗能为也”。无“机”、无“权”、无人，只能望洋兴叹，“徒有羡鱼情”。明治维新之得以成功，在于它有“机”，有权，有人。所以明治维新这一刺激匪浅，在洋务派引起了更深的思考。他们提出了有权的要求。他们认为李鸿章是有一定的权的，因此一些人是把洋务的成败系在李鸿章身上的，但李鸿章虽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总揽外交、军事、经济大权，然其利用来办洋务之权是有限的。他只能在清廷最高权力的许可之下才能有所作为。李鸿章不断地使这些人失望，在洋务派中，便有郑观应，陈炽等人提出仿行西法、设立议院来解决权的问题。

（二）威逼作用。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改革派们还在自身蒙受民族压迫的耻辱，背负不平等条约的重压的时候，就制定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大陆政策”，把琉球、朝鲜、中国的台湾作为它最初进攻的目标。随着明治维新近代化成就的进展，日本的侵略气焰愈来愈旺，咄咄逼人，得寸进尺。

在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期间发生的近代中日关系史，是一部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1807年，9月，日本政府派遣柳原前先等来中国预商通商事宜。当时清政府认为日本和中国既然同样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协力”相反地，如果拒绝立约，日本可能挽英法充介绍人，“彼时不允则饶舌不休，允之则反为示弱；在彼转声势相联，在我反牢笼失策，与其将来必允，不如此时即明示允意，以安其心”。因此，应允了柳原前先的请求。第二年，日政府派大藏卿伊达宗城来华与李鸿章在天津谈判拟约，一开始，日使就要求按照“西人成例，一体订约”，企图把不平条约加于中国，但日本尚力不从心缺乏足够的实力逼清政府依从。中日第一次缔结的这次外交条约还比较合理。但日本并不就此罢休，几次企图修改条约，获得特权。而且它已开始准备侵略台湾了。1874年5月日本侵略台湾，遭到了台湾人民和地方军队的痛击，10月31日中日签订北京专约，规定日军撤出台湾，清政府给银五十万两。在中日关系上，清政府蒙上了耻辱。这次日本侵犯台湾教训了洋务派。当时，总理各事务衙门的上奏里说：“窃查日本踞台湾番社之事，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见而未见者也。倘遇一朝之猝发，而弭救更何所凭”。“惟有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终，坚苦贞定。且历之永久一心，人人皆洞悉底蕴，力事讲求，为实在可以自立之计，为实在能御外患之计，庶几自强有实，而外侮潜消”。洋务派吸取备虚遭侵略的教训，强烈要求“上下一心”、实实在在的自强，以图御外侮的苦心，是明显可见的。1879年，日本侵占琉球，改之为冲绳县，日本侵略势力逼近台湾。洋务派翰林院待读王先谦等认为，“同治末年，倭人犯我台湾，近复动辄称兵，不遵定约，海防未固，御侮尚无把握，此时深可虑者又不在他国而先在倭”，“该夷比年用兵，行径迹类小偷，不予痛惩，则放胆恣行，将成大盗而不能擒捕。且琉球、朝鲜为我东方属国，又皆密迩倭夷。琉球不复，朝鲜能无寒心？斯又东藩观听所系，非仅国家戎政攸关也。”李鸿章虽不主张马上痛惩，但也认为必须加紧自强之图。他说，“日本国小财匮其势原逊于泰西诸邦。惟该国近来取法西人，于练兵、制器各务刻意讲求，频有振兴之象。中国水师尚未齐备，饷需亦未充足，若彼不再肆□张，似仍以按约理论为稳著。但倭人性情桀骜。设令狡焉思逞，亦不可无以待之。中国目强之图，诚难一日稍缓矣！”山西道监察御史陈启泰上奏：“日本逼处东土，近更骄横，怙恃西人，凭陵中国。则海防要务决宜加意讲求，亟为未雨之绸缪，方免临事之迟误，自不得以纷纷异论挠我局中定见也。”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对中国的威逼作用，还表现在经济方面。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日本开始向中国输出资本，以图从经济上掠夺和控制中国。“1888年，日、英、美、德四国商人共同出资，在上海建立了上海棉花公司，这是一个规模较小的轧花厂，在三井物产会社的代理经营下，于1889年正式开工。接着，1893年横滨正金银行也在上海开业了。上述上海棉花公司与正金银行上海分行的设立，不过是日本对华在工业与银行方面投资的滥觞而已”。这个工厂的开设就是强迫性的，“虽然中国抗议说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开设工厂没有任何条约根据，但此厂仍继续开工制造”。这就破坏了上海织布局的专利，冲破了不许外人设厂的限制。这也迫使洋务派发奋自强。

此外，日本还向我国传统出口商品挑战，大力改用西法，夺我固有之利。马建忠说：“中国固有之贷以丝茶为大宗，通商之始，丝茶出口足与洋药、洋布进口相抵，乃近年英属印度盛产丝茶以夺我利。……日本丝茶近亦畅旺，每岁出口近千万。中国之丝每岁出口值三千二百余万，茶亦称是。核计十余年间，中国丝茶所增不过数百万，迥不若印度、日本丝茶岁增之多。若不及时整顿，则彼日增而畅销无已，而我止此岁入六千余之数，不尽为所夺不止”。

另外，日本利用它的优势，不断向中国内地深入，令洋务派深为担忧。郑观应说，“将来日本在内地通商，势必广制机器，华人所不知为而不能为，所欲为而未及为者，恐日人先我而为之，则外洋之利权既为西欧所夺。而内地之利又将为日本所夺矣。现在风气之速，甚于迅雷，若不急思筹办，则日本创之，各国效之，华商必至坐困无利可图，可不惧哉！”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威胁，强迫中国走上近代化的自强之道。外国侵略不断，日甚一日，是洋务运动不断扩大，持续几十年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是洋务运动发生发展的主要动力。

（三）模范作用。日本一小国竞能崛起称雄，敢于欺凌堂堂天朝大国，洋务派看到，在于它取法西人进行了变化改制。洋务运动不是也在取法西人吗？为什么成效甚小？洋务派感到明冶维新成功如此之快，如此之大，定有什么地方值得效法。左宗棠认为，这不是中国人不聪明，而是聪明用的不是地方。他说：“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依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因此，必须取法西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他们除了学习西洋，也向东洋学习了。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洋务派向日本学习的热心。1877年，黄遵宪随何如璋出使日本。他在日本调查研究日本的历史和明治的新政，取其杂事，分国势、天文、地理、政治等门类，衍为小注，串之以诗，成为《日本杂事诗》，诗成之后，清政府总理各事务衙门即以同文馆聚珍板印行（1879年）。黄遵宪在日本时就开始写作、回国后继续完成的《日本国志》（1887年），在洋务派中也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和重视。黄遵宪在书中赞扬了明治维新政府所采取的各项奖励工商业的政策他主张工矿企业可以“听民为之”，“召募豪商，纠集资本”。针对当时中国洋务由官包办的情况，黄遵宪认为清政府可以提倡，进行法律保护，但不必“鳃鳃代为谋也”。“为了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保护民族之商业的发展，黄遵宪还特别论述了限制外资，关税自主，贸易自主，防止入超和金银外溢等各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涉及到洋务运动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洋务派是可以引为借鉴的。

洋务派向明治维新学习的内容很广，包括富国方针，经验教训，具体做法和军事等方面。

① 由商而富。郑观应认为，亚洲各国中最贫弱者，“首推中国，次则日本”，因而无力抵御外侮。他说，“日本初亦受其□削，至大藏省尽余纸钞，金银日稀，国势已形岌岌。厥后其大臣游历各国而归，窥见利病之故，乃下令国中大为振作，讲求商务，臣民交奋，学西洋之制造以抵御来源，仿中国之土贷以畅销各国，表里图利，而国势日兴，纸钞悉数收回，府库金银充溢。此日本近日通商之实效也。日本既避通商之害，反受通商之益，于是亚洲之国受其害者惟中国而已。”“夫以日本之小交受其益，以中国之大乃重受其害者何哉？病在讲求商务之无人耳。”“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② 以兵为末，以各种创制为立国之本。向西方学习，以学什么为主呢？在洋务派里是并不一致的，有的认为是学练兵，习兵法，办军工，有的认为不然，应以学“创制”为主。他们认为日本派往外国学习的就是以学“创制”为主，“日本在英国学习技术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学兵法者甚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他们特别欣赏一些在过去声望和地位都很高的日本人居然能虚心向西方学习。如“有名长冈良艺助者，故诸侯也，自治一国，今降为世爵”，还能去英国学习律法。“其户部尚书恩、叶欧摹，至奉使讲求经制出入，谋尽仿效行之，所立电报信局亦在伦敦学习，有成即设局办理。”这里暗示清廷的大官贵人应以日本的显官世爵为模范。

③ 利权自握。“观日本轮船、铁路日臻隆盛，皆利权自握之效也”。洋务派认为企业是可以“与洋人合股承办”的，以期“两有补益”，但必须坚持“权自我操”。如船运事业，在一定时期与洋商合办是可以的，因为“洋商船多且事属创办，非此不能招来生意，但是更须设法保劝商会，招本国商人增添大小轮船往来内外各埠，毋授利权于彼族，致成喧宾夺主”。另外，要效法日本不准西船入内地。“西船之得以任意经由者，仅在各通商口岸而已，其余各处则皆东洋人自行购办，由行制造，以收夫驾驶之便，装载之利也。”至于有的说内地设火轮船必“导洋人内窜”，是不足虑的。“日本江海各埠准民往来，未闻洋人追踪而至者”。

④ 开源致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金银外溢，“中国漏□难塞，财力日庸，不能不为开源之计。且西洋各国莫不由此以致富强，窥伺凭陵，殆无虚日。东洋小岛，近亦风气渐开。地大物博之中国，反牵玩顾忌，未得畅行，几何不为外邦所轻视？”洋务派认为，“中国既不能自开，徒增外人之垂延，于以叹信风水而阻止开掘者，乃外人之功狗而中国之蟊贼也。”他们说，“日本不讲风水，国祚永久，一姓相承至数千年”，“风水安足凭哉！是宜有以革之”。而且要“力劝速举贤能赴日本考究其所开之煤矿如何节省，内外得人，局务必有起色”。

⑤ 加洋税减厘金。明治政府为了加速资本主义成长，采取发放大笔企业贷款，减免企业税和出口税等措施。而当时清廷则相反，对本国企业的税厘较比对外货抽税更重。洋务派的一些人对此很不满意。他们认为这就是洋务事业很难发展的重要原因。以采煤业为例，“查日本煤矿，大小已开六十余处，其中用机器者十余处。中国用机器者，惟有开平、台湾两处，所以出数不多。推其故，非但集股难，亦因所抽税厘过重。洋煤出口无税，进中国口岸每吨上完税五分，三年之内复运出口，不问自用出售，概准给还存票。中国土法所挖之煤，每吨税三钱，机器所挖之煤，每吨税一钱，所过厘卡，仍须照纳，不准给还存票，较外国抽税二十分之一，奚止多至数倍”。“洋货税则太轻，环地球各国无此办法。各国进口抽税或十之四五，或十之二三，且有远过其值者”。他们认为，“天朝绥柔惠渥，原不屑为此无艺之诛求；然保护民生，关键最为重要。我国自强之计，次第举行，税权当可自主”。他们看到“日本近与西洋各国有每百加抽三十之约”，因此主张，“嗣后各关征税，除洋药毒害之物加等从重以外，有妨中国生计者，抽税均可倍于常例，余亦酌量议加”。

⑥ 广开学校，恤商惠工。明治维新政府不仅大力普及国民教育，而且大兴实业教育，造就科技骨干力量，“根据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五年统计，工部大学校及东京大理学部工学科各种毕业生总计四百一十八人。他们是土木、机械、电信、建筑、采矿、化学、冶金、造船等八科的专家。在日本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起了科技领导骨干的作用”。明治政府为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发放大批“创业基金”和“劝业基金”，帮助工商业的建立，廉价“处理”国营企业给私人，并采取“发给巨额补贴，进口优先，发放大笔企业贷款，以及减免企业税和出口关税等办法，无微不至地保护新兴资产阶级的经营活动”。洋务派注意到明治政府的这一系列措施，给日本资本主义近代化带来了飞跃发展，结合洋务运动的情况，总结说：“查我国与泰西各国通商在日本之先，而商务制造瞠乎其后者，皆因无机器格致院讲求制造诸学，无商务通例恤商惠工，是以制造不如外洋之精，价值不如外洋之廉，遂致土货出口不敌外洋货之多，漏□愈甚。当道虽时欲整顿商务挽回利权，究竟未知扼要所在”。扼要之处是什么呢？那就是广开学校及设技艺机器格致书院，撤厘、订税、恤商、惠工。

⑦ 自出心裁制作奇器。“日本讲求制造枪炮之法日精，彼能自出心裁制作奇器；中国只知采买新式枪炮，依法制造，不能自出心裁；其执政见识，国势强弱于斯可见”。这是当时西洋人对中日两国制造机器的评论。从这些评论中，洋务派更加认清了中日制造业的差距所在，提出来不能老是依西洋之法制造，必须有所创新，才能赶上西洋，出奇制胜。

⑧日本的军制也引起了洋务派的注意，要求派“将弁考察日本陆军编制情形，以资仿效”。

以上均是被认为是日本的成功经验，值得以之为模范而学习的。此外，有的经验在洋务派中议论也不一。如借洋款的问题。有的认为，“夫使中国果万无可筹，暂借外资以展大计固无不可，惟外洋诸国如土耳其之颠危，西班牙之贫弱，日本之困匮，皆为国债所累，甚者□岁入之款不足以供息银，于是苛敛横征，而因变迭作。中国债项仅逾千万，近年各省关饷额为洋款所分，已觉异常耗竭，况西征之饷借息加重至一分二厘，西人遂视为成例，不肯少让。设因累于输息而辗转加借，十年之后积累益巨，利不胜害，不可不慎也”。有的则认为可以借洋债办企业，“所谓挹彼注此，非若借债以偿赔款而贻偿息之累”。他们认为那种说借贷有伤国体的人，是“不知泰西各国无一非债欠数千兆，而英、法、德、俄之称雄如故也”。

奕欣等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

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是“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力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中央及地方代表势力

在中央，不久前成立的总理衙门办事大臣，恭亲王奕欣成为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势力。

地方上的代表人物中，多数与曾国藩有关：

洋务运动时期重要人物

奕欣（1833－1898年），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1851年（咸丰元年）封为恭亲王。1860年9月，咸丰帝于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八里桥后逃往热河，令奕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10月24日、25日，奕欣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北京条约》。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奕欣、桂良、文祥受命为总署大臣。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11月，奕欣与慈禧勾结，利用领有重兵驻扎北京一带的胜保，发动政变，摘掉了当权的以肃顺为核心的赞襄政务八大臣。从此，慈禧垂帘听政，奕欣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奕欣力主“借洋兵助剿”，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支持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展洋务活动，成为清廷中枢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1865年，因受慈禧猜忌，被罢去议政王职务。1884年中法战争中，被免去一切职务。1894年，重新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后又受命督办军务。1898年戊戌变法之初病死。
曾国藩（安庆内军械所）（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出身于地主家庭。1838年中进士，1839年任侍郎。他崇尚程朱理学。1853年，咸丰帝任命他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督办地主武装团练。他建立了一支地主武装，兵勇及其将领全用湖南人，因此被称为“湘军”或“湘勇”。湘军以地域的、封建的关系为纽带来巩固内部；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武装；以抢劫掳掠和官爵鼓舞士气；将领大多数选自所谓“宿儒”、“生员”等地主知识分子。1854年2月，湘军练成水陆两军约一万七千人。

江南大营溃散以后，清政府升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曾国藩提倡“捕人要多，杀人要快”。这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被称为“曾剃头”。他举办洋务，建立新式军火工业，制造武器，武装湘军。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成为地方上势力最大的实力派。1870年，他在直隶总督任内查办天津教案，媚外卖国，屠杀人民，激起公愤。不久，他就病死了。

李鸿章（1823—1901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屡遭失败，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1862年4月，李鸿章和他的淮军调赴上海。4月25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代理江苏巡抚。在上海，李鸿章雇用外国侵略军头目训练淮军，招募外国工匠制造军火，加强了淮军的反动力量。1862年，淮军配合“常胜军”在江浙地区屠杀太平军。1865年，清政府派李鸿章任两江总督。第二年11月，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去镇压捻军。镇压捻军起义以后，淮军势力越来越大，大批淮军盘踞在长江中游，另一部分淮军驻扎在直隶、山东等地。李鸿章的势力遍及了长江和黄河一带。1870年，在曾国藩推荐下，李鸿章代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军事、经济、外交等大权，成为反动统治阶级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从70年代开始，他陆续开办军火工厂和筹建北洋海军，同时，又开办一些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织布局等。对于外国侵略，他一贯妥协退让，投降卖国。从19世纪70年代起到他临死前，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一系列丧权卖国条约，大多是他直接参与或亲手签订的。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在90年代，他先后两次被沙俄以总计350万卢布的巨额贿赂所收买，与沙俄签订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中俄密约》和《旅大租地条约》。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卖国贼之一。

左宗棠（1812—1885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季高，湖南湘阴人。1860年为曾国藩推荐，统领部分湘军，曾自募约五千人，组成“楚军”，左系湘军形成。1862年初，经曾国藩举荐，升任浙江巡抚，与法国组织“常捷军”，陷宁波、绍兴等地。1866年以闽浙总督身份创办福州船政局。次年调任陕甘总督，“身虽西去，心犹东注”。督陕甘期间，曾办兰州制造局，因西北盛产羊毛，又办兰州织呢局。1875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次年率军入疆，进攻阿古柏反动政权。1878年收复除伊犁以外新疆全境，建议设立新疆行省，开发新疆。1881年升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1884年中法战争中是主战派，督福建军务。次年因病退职死。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在70年代以后裁撤洋员，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的“非洋人洋匠不可” 的情形有所不同，反映了他具有一定的自力更生办洋务的思想特点。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1863年成进士，先后任湖北学政，四川学政，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1882年任山西巡抚。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力主与法决战，清廷授以两广总督之职，张捐银三千两奖给抗法将领刘永福，并奏请起用前广西提督冯子材督师。冯子材在镇南关、谅山大败法军，张之洞名声大增。他于1889年任湖广总督，在湖北建成湖北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等，成为与李鸿章齐名的洋务要人。在维新运动中，张之洞加入“强学会”，当获知慈禧太后反对变法时，张之洞便退出“强学会”。并下令禁查上海《强学报》压制湖南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张之洞力主痛剿。清庭发布宣战谕旨后，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同英国等订立所谓“东南互保” 的章程。1908年，张之洞受命督办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次年10月病死。谥号“文襄”，其文稿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未来五年

admin — Tue, 07 Dec 2010 11:58:41 +0000

贫道最近在研究十二五计划。

从前天的视频来看，精英们还是啥都懂的，需要高层的利益再分配。也知道垄断的问题有多重。

在前面一个明治维新的文章，我就提到日本，把很多国有企业卖给老百姓。有些当官的辞官经商。现在朝廷太强，企业太弱。很像一百年前洋务运动。

什么轮船招商局、安庆内军械所、香帅的汉阳铁厂，李中堂的江南制造总局，铁路，煤矿，电报。

朝廷办了厂，的确半场得到的利润是自己。以为这样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把赚钱的都做了。老百姓怎么办？国家应该让老百姓来做工业，国家只收税。没办法谁让人家伊藤博文在欧洲流过学。李鸿章不懂这些，不过李鸿章有几个不错的幕僚。
应宝时、刘瑞芬、李凤苞、伍廷芳，冯桂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

当年在轮船招商局，当年徐润、郑观应、唐廷枢、容闳。这几个人要MBO 轮船招商局。李鸿章反对，通过盛宣怀把他们都给赶走了。让偶像李鸿章了解资本主义有点难。无可奈何啊。

郑观应去轮船招商局之前，都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的日记写到些以后，轮船招商局可能发生的问题。原话不记得了，大致就是当官的看这个公司赚钱，都拿伸手拿钱。贪污啥的。朝廷不懂管理企业，有些想法僵化，做起事会处处掣肘。等等的问题他都想到了。但是，他还是去了。

原因，可能有两个，李鸿章亲自写信让他来。他虽然知道有问题，他还是很爱大清。以前在洋人的洋行做事，多少还是想为中国人做事。

轮船招商局当初找了些精英来做。做的不错，那些精英想MBO。我一直都觉得这件事，如果MBO成功。那大清还是很有希望的。

扯跑题了。撤回到现在吧。

未来五年，天朝的中部会崛起。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5873

不过，尽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中部的扩张，但也有一个巨大的风险可能阻碍其快速发展。中国经济严重依赖投资，而这种情况在几个中部省份尤为明显。根据安徽省政府发布的数字，去年，该省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90%。而在湖北省，这一比例为64%。

富士康都到河南了。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11-30/155821559415.shtml （既得利益很不错的一篇文章。）

贫道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社会无序的发展下去，某天以后既得利益者，就像建国初期那些地主，资本金一样。被拉上街或者拉到哪开批斗大会，不是没可能。

中国官民比例是日本的27倍，行政管理费用是美国的3倍，印度的4倍；用于教育、医疗的费用是日本的1/6，是印度的2/5；工人1小时的收入是德国1/37，是美国的1/27；三公消费2009年达9000个亿(以上为2000年数据)。近年财政收入连年两倍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而政府仍缺钱发债券，仍是土地财政。如何建设一个人民养得起的政府？

贫道一直想房价的问题，按十二五计划来说。未来中国的房价还会翻翻。当然人们收入也会增加，也会有通货膨胀。长的太快会不会出现拐点。

股市出问题国家掏钱救市。那天国家金融出问题谁来救国家呢？多印钱，通货膨胀。问题加剧怎么办。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5848

贫道一直在纳闷，对左右的容忍怎么那么多。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5895

发现中国几家银行，都在不少比较穷的国家扩张。当然也有这个。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5875
中国代工的国外品牌，相比直接出口到国外销售的产品，再进口回中国，多了一次运输成本，还要缴纳进口关税。2.国内物流成本很高（全球14万公里收费公路，10万公里在中国——笔者注）。据统计，在中国，全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比重的21.3%左右，而发达国家则是10%左右。3.国内流通环节的隐形税收也很高。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商品需要缴纳17%的增值税。在美国，一般而言，消费者需要缴纳的就是消费税，但是这个税费在各州都不相同，甚至还有5个州减免了消费税。4.国内进入销售网络进行分销的成本也很高。多级流通、多级代理，商品分销成本高达25%。要进入到商场进行销售除了需要掏出进场费而外，企业甚至连商场搞促销活动的成本最后也要负担。另外两种“中国制造”：纯中国品牌的中国制造和“境外一日游”的“中国制造”，虽然节省了去国外转一圈的运输费用，但是依旧存在在国内流通成本高、在国外流通成本低的因素，所以依旧可能国内卖得价格更高。其中对于纯中国品牌的“中国制造”来说，出口的部分还可以享受出口退税。

任何人在对信息都是有选择的。我们谈自己物价高的时候会选择比美国贵的品种，人家美国人也会选择我们这里比他们便宜的东西拿来说事。这边咱们老百姓抱怨物价高，那么美国人认为按照你的购买力，人民币应该升值。打个比方，他说，他们一美元买一个土豆，你们一元人民币就能买一个土豆，因此人民币和美元的比值应该是1：1，而不是7：1。这就麻烦了，中国一下子从出口国变成进口国，更要命的是热钱涌入。让·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i-Ferry）也承认，资金流动起伏过度，总有一天，新兴国家会被流入的资本淹没，随后他们还将面临资本突然外流造成的极大不稳定。

由此可见，中国内地物价的贵，是相对于国民收入低而言的。是提高国民收入？还是降低物价（事实上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强压物价），我们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

http://www.bbc.co.uk/news/uk-11937110

外国人真幽默啊。人家不就维基解密嘛。给人家按上个，给两个women一起sex啥的。

http://www.impencil.org/?p=9829 （本文的观点和前面财经时报一个评论观点类似。

作者可能不了解中国发展的“屏密”武器——–
中央银行央，大量印钱,增发货币，然后用“央票”收回部分货币。所以在开头10年，
基本操作ok.(因为开头大量增发货币流到企业，基本建设，房子。。）

现在做企业已经没有多大利润，房子价格已经升级到天价。大量增发货币流到商场，蔬菜。物价高，穷人穷，富人富，是必然结果。
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降低物价，

唯一可行的（也是风险最大）（2次大战后德国用过）：
货币改革，发行新的人民币，每个人只能维调 50 万新人民币，

物价，房价立刻降低，穷富缩小，中国既可以大发展。）

不能怪阁老啊。

.27宏观调控的结果，房价没有跌下来，物价却涨上去了。在这场游戏中，售房者，购房者，财税局，买菜的大妈…………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

为什么，怎么会这样的。

一）池子说

其实关于货币，一个“池子说”大家早已耳熟能详。货币就象是洪水，水来了总得有一个地方盛放。对于大宗市场而言，池子一共就只有三个：房产，证券，物价。

但是，令人惊异的，是9.27之后的物价飞速上涨。如果说，9.27之前物价其实也在涨，但不过每月1~2%，每年约15%的涨幅。

但9.27之后，物价一下子变成了30~50%的涨幅。现在的涨价，是3元涨到5元，38元涨到48元。似乎没有30~50%的涨幅，根本就没涨过瘾。

http://www.impencil.org/?p=9871

明治維新 NHK紀錄片日本是如何走向强国之路的？

admin — Sun, 14 Nov 2010 04:16:50 +0000

其實，這5集紀錄片，有價值的內容變成文字，半個小時都能說明白。不過，若不想對明治維新再深入研究。花時間去看看這紀錄片也很不錯。

日本明治維新所作的事，大清都曾有人想做過，嘗試的去做過。結果當然是論戰，開會討論研究。束之高閣。

在我之前洋務運動一文中。

阻碍

历史上无论任何时候只要改革必然有阻碍。商鞅，王安石都是有很大阻碍。

恭王奕䜣在翰林院办了个同文馆，打算叫进士们学点科学技术。

名高望重的大学士倭仁就大声疾呼的反对说：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倭仁这个人读《曾国藩家书》的人一般都知道，年轻的时候曾国藩跟唐鉴倭仁做过学问。典型的保守派，在朝廷有话语权。

翰林院這些精英都不去嘗試西學，看看日本小學都他媽的的普及了。除了為之奈何！我找不到其他的詞來說明我的心情。

關於火車鐵路搞笑事情。

輪船招商局的政治鬥爭。盛宣懷和胡雪岩的鬥爭。

阿斯本艦隊。拿錢修園子。

種種掣肘，阻礙。太大太大。清朝受過西方教育的精英，未必比日本少。但是，阻力似乎比大清要大的多。

《海國圖志》在日本待遇那麼高。無可奈何，為之奈何！

忘記錢穆先生還是誰，說中國的政治過於早熟，什麼都早熟。

洋務運動初期，都跟明治維新末期差不多。

澀澤榮一晚年說日本經過明治維新50年，人人為己了。基尼系數增大了。學了西方的好，也學了西方的壞。

我覺得重要還在於思想和教育。

思想是根本，教育是思想之本。沒有思想如何去發展教育，沒有教育如何才有思想。

日本澀澤榮一，伊藤博文這些人知道一個道理。

國家只應該有一種的收入。那就是稅。

國家不該與民爭利。國家不該壟斷，鋼鐵，礦業，輪船，鹽，什麼賺錢國家壟斷什麼。

日本會把明治維新初期，國家的一些企業，以很低的賣給商人。而天朝做什麼，天朝壟斷公司會收購做的好民營企業。

強行收購，低價收購。

大清這樣怎麼可能富強呢？

徐润：大清国“烂尾”巨富

admin — Sat, 09 Oct 2010 16:10:59 +0000

那个有胡雪岩，郑观应，盛宣怀，容闳，唐廷枢的年代。

小徐在轮船招商局最后杯具的结果。

上海似乎正在经历着空前的繁荣，尤其房地产，一路攀升，节节开花，俨然已经成为支柱产业。从各种白色、灰色乃至黑色渠道，大量的国际国内资金涌进上海房地产。这座东方大都会已经成为巨大的工地，“棚户区”被大规模拆除，二层砖木结构的“石库门里弄房屋”到处涌现。

1882年，上海房地产迎来了继太平天国战乱之后的第二春。

老沙逊、新沙逊、怡和、仁记等一大批外资企业，连同数量更大的小规模华资企业，以及上海地方政府，都为飙升的地价而欣喜不已。杨树浦、新闸一带地价，猛翻五倍左右，依然供不应求。上海知县莫祥芝立即抓住这一机遇，发布公告，表示“沿江一带滩地曾于咸丰八年奉委勘丈，至今20 余年，有无续涨，必须复丈，并分别追缴租息地价，造册请求升科。”

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前戏之后，上海官商两道都在兴奋地期待着又一个高潮的到来。

的确，上海房地产远离高潮已经很久了，记忆中的上一次，是二十多年前的老皇历了。当时，太平天国战乱带来了大量的资本雄厚的“难民”，他们撑起了上海房地产的第一个春天。然而，和平的到来却给上海房地产带来灭顶之灾，在大半个中国热火朝天地忙于灾后重建、GDP飞速上升时，上海的房地产公司却大量倒闭，在“同光中兴”的一派盛世升平中独自向隅。

机遇继续垂青上海。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并且只准蒸汽轮船通行，东西方的距离迅速被缩短，从伦敦直航上海的航程由120天以上缩短到55-60天。同时，上海与伦敦之间也开通了电报线路，信息弹指可达。交通和通讯的革命，如同回春秘方，刺激了上海全面复苏，憋了很久的房地产终于春潮泛滥。

浪奔浪流的上海滩地产大鳄中，有一条来自南方的“珠江鳄”，他的名字叫徐润，别号愚斋。徐润是广东香山人，14岁到上海，进英商宝顺洋行（Dent & Co，也称颠地洋行）当学徒，后升为买办，是当时不可多得的国际型人才。除了当买办外，他本人还涉足航运业、地产业、丝茶业、保险业、出版业等，多元化经营，搞得十分红火。

徐润还是抓住了上一次地产高潮的尾巴的。1863年，太平天国灭亡一年之前，徐润就已经在上海拥有“地二千九百六十余亩，造屋二千另六十四间”，当时，他年仅26岁，比他大15岁的胡雪岩，此时还在忙着事业的开拓呢。

年轻的徐总认为：“上海自泰西互市，百业振兴，万商咸集，富庶甲于东南，地价日益翔贵，以今视昔，利逾百倍。” 他在上海所建的“愚园”寓所，以自己的别号命名，也是今日上海愚园路之名的滥斛。徐润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天津、塘沽、广州、镇江等地也大量投资房地产。

徐润在上海的房地产，多集中在其名下一家叫做“地亩房产”的公司里。该公司总成本约为220万两白银，资产总市值约为350万两白银，每年可收租金12万两，约5%的回报率，在当时高利贷盛行的中国商界，这一投资回报率并不丰厚，所图无非是在“地价日益翔贵，以今视昔，利逾百倍”，看重的还是炒地皮。

其实，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买办，一般对不动产投资并不热衷，即使涉足，也无非是买下农地，过过大地主的瘾。汇丰银行的第一任买办王槐山，就在家乡浙江余姚购置了7000多亩土地，成为大地主。在买办中，能投资于商业房地产，徐润或许可以算是比较前卫的，这多半也是因为他毕竟年轻，听进了宝顺洋行洋股东的建议。

徐润与外商有较密切的联系，总是能够事先了解租界的规划，从而先在规划中的CBD或交通要道两侧，以低价买进土地，囤积牟利。严格地说，他并不是经营房地产，而是倒卖土地及项目，所赚的其实还是内幕消息所带来的巨额利润。

但房地产毕竟是一个资金密集型行业，要在上海滩和国际大资本同台游戏，徐润的实力实在还是太弱了些。他所能依靠的，就只有金融杠杆了。

徐润最初的计划，是想将名下的地产资产打包“上市”，折合为400万两白银，分为40万股，每股10两，先发行一半，融资200万两。这一有点类似今日REITS的做法，自然是一条康庄大道，唯一的“坏处”，就是要和其他投资者一起分享这块蛋糕。

徐润当然是舍不得的，尤其在他发现了一条更为有利的融资渠道后。他的一位英国友人，名为顾林，提出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方案：以这批房地产为担保，到英国筹集一笔价值200万两的低息贷款，20年期。此路若通，既能融入资金，又可保有股权，自然是上上策。但顾林回到英国后，却因患脑病而致癫痫，这个大手笔的计划夭折。

基于对上海房地产前景的坚强信心，徐润显然已决定宁借高利贷、也绝不释放股份，将“肥水不留外人田”作为融资的前提。他的融资渠道主要有三条：一是钱庄贷款，这是主流，而且多用房地产本身抵押，借贷一笔，开发一批，再拿新开发的项目作为抵押，继续新一轮的借贷，类似今日的“滚动开发”；二是股票质押贷款，将自己持有的其它产业的股票，抵押贷款，这等于是将其它产业也当作了房地产的资金链；三是挪用各种能挪用的款项，不仅有其它产业上下游的欠款，甚至还包括“存户款”（估计应是客户的预付款之类）及公款。

一方面有充足的内幕消息可获得市场先机，另一方面又有似乎取之不竭的资金来源，徐润的房地产生意，越滚越大，其自己也越来越有自信，越来越有宏伟蓝图。可是，就在他自以为高潮将绵延不断时，法国人却将军舰的炮口对准了大上海：中法战争爆发，高潮被强行中断了！

1883年，中国与法国因越南问题而开战，战线从越南一直北上，延伸到台湾、福建、浙江等地。法国派出军舰，封锁上海港口，对进出船只进行盘查，并扬言将发起地面进攻。而两江总督曾国荃也针锋相对，甚至制定了用沉船封锁黄浦江的计划。剑拔弩张之下，上海市道大坏，百业凋敝，房地产一落千丈，徐润实力再强，也抵不住形势比人强。

债主们上门了：“地亩房产”名下房地产市值虽高达340多万两，但其从22家钱庄贷款总额也高达250多万，负债率超过73%。债权钱庄公选出6名代表，徐润也派出6名高管，紧急磋商应对措施，“联合工作组”研究来研究去，决心还是拉新股东入伙。他们看中了盛宣怀，希望用公司的一半股份拉他进来，但却失望地发现盛宣怀“亦一空心大老，无力于此”。多方碰壁后，债主们不耐烦了，决定将“地亩房产”的资产贱价脱手，套现解困。

上海滩的地产老大轰然而倒，直接经济损失高达近90万两白银，而且，与同时倒下的胡雪岩一样，资金链的病毒迅速扩散到生意的每一部分，造成了全局性的垮台，45岁的徐润终于从“地产大王”成了“烂尾富豪”。而更令他郁闷的是，被迫“割肉清仓”之后，他那些地产、股票旋即升值十倍，高达2000万两白银，肥水点滴不剩地全部浇灌了他人的田地！

屋漏偏逢连夜雨。徐润在房地产上摔得鼻青脸肿，他的政敌盛宣怀却趁机痛打落水狗，抓住他挪用招商局公款16万两投资地产的把柄，将他赶出了招商局，连带革除开平矿务局会办之职，从油水丰厚的国有企业高管岗位上彻底清除。

其实，在那个年代，挪用公款几乎是任何行业的潜规则。那位以爱国企业家兼思想家面貌出现的郑观应，在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就毫不犹豫地将公款当作个人财产，向外放贷，利息全部揣入自己腰包，结果导致机器织布局不能及时开工。但徐润就没这么幸运了，他和盛宣怀明争暗斗结了深怨，在盛的逼迫下，徐润被迫将镇江及上海永业里、乍浦路等处房产以低价抵偿招商局欠款，盛终于扬眉吐气地为国有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也给自己报了私仇。

徐润在其老家珠海，一直是个“慈善家”，举凡建庙、铺路、筑墙、修谱、办学、扶贫等，都少不了他的赞助。地产风暴之前，他还给家乡承诺家家盖新房，建设新农村，但如今都成了黄粱一梦，颜面丧尽。

从徐润晚年的自叙中，我们可以体谅到他的悲凉。因地产而破产后，他多次举债，试图东山再起，却屡战屡败，随后老母和妻子也相继病故，留下年仅8岁和6岁的一对儿女。年过半百之后，徐润又投入了采矿业，跋山涉水，遍尝艰辛，他把自己这个时候在矿井下拍摄的照片荟为一图，自跋道：“余之所萃七照而合影者，俾使后人视其图而知创业之艰，成功为尤艰业。”

同样因投机而导致失败，后人对徐润的评价，远没有对胡雪岩那么宽容。胡俨然赢得了民族英雄般的悲壮形象，而徐却成了偷鸡不着蚀把米的反面典型。其实，晚清的企业家们，与同时期的日本同行相比，在个人素质上并不相差很大，但日本人似乎更“爱国”也更有长远眼光。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大清王朝根本无法如明治政府那样，提供安全、公正、信用、廉洁等经济发展的必要环境，相反，只有在政府力量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租界），民营工商业才能得到喘息和发展。

在这样一个体制下,大清企业家们的智慧，除了用在投机上，还能用在什么地方呢？大清的富豪们，其财富能不“烂尾”吗？

解析李鸿章《试办招商轮船折》

admin — Sun, 19 Sep 2010 04:38:50 +0000

图可以点开是奏折的原图，很大很大。比屏幕还大。

李鸿章1872年12月23日(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奏清廷的奏折《试办招商轮船折》是招商局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现在看到的该奏折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现展存于招商局档案馆的一份清廷批复后的奏折抄件的复制件，原件存于第一历史档案馆。该抄件以李鸿章：“设局招商试办轮船分运江浙漕粮由”为题，并以“钦差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伯臣李鸿章跪”为起奏语。另一个是清光绪乙巳年(1905年)五月金陵刻本《李文忠公全集》中根据原奏章刻板印出的“奏稿二十”。该奏折是以“试办招商轮船折”为题，并标明“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而在抄件中则仅有“十一月二十三日”。除此之外，内容完全一致。只是抄件中比原折上又多附了“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军机大臣奉旨该衙门知道，钦此”，及“另抄发户部、总理衙门”两句，和“十一月二十六日”字样，标明了清廷批准的结果和时间。

　　张后铨主编的《招商局史•近代部分》中认为该奏稿阐述了洋务派创办轮船招商局的基本动机，提出了招商局实行官督商办的管理体制，规定了招商局执行“分运漕粮，兼揽客货”的经营方针。在整个清朝晚期，招商局大体上是按照上述原则进行管理和开展轮运业务活动的。

　　一份奏折，两个版本。一为手写复制，一为刻板印刷，均未句逗，因此一直未见句逗本。虽该折已是文白相间，几近于白话文，但由于无句逗，所以阅读起来仍有困难，且影响对其原意的理解。

　　偶有闲暇，为奏折做句逗，是否准确，还可推敲，权做提供一个推敲的基础。

　　句逗过程中，促使自己逐字逐句研读，这也是第一次真正地阅读该奏章。几番研读，深感受益匪浅，萌生试解之意，因此写就《试解李鸿章．试办招商轮船折》一文，对该折试做评注。但并无新意，只是将有关资料汇集而己，特别是借助了张后铨先生主编的《招商局史•近代部分》。

　　走过130年风雨历程的招商局是一部厚厚的历史，应该认真地加以研究，了解招商局历史，不可不细读李鸿章为创办招商局而上奏的奏折。

　　钦差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伯臣李鸿章跪

　　这是本折的起奏语，李鸿章使用了四个标明其地位的职。即：钦差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伯。在清廷批准后的抄折上，用的是：钦差大臣办理通商事务、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直隶总督、部堂、一等肃毅伯李(同治十一年)7个头衔，足见李鸿章之显贵权重。

　　【钦差大臣】明清以来，凡由皇帝亲自派遣出外办理指定的重大事件的官员称为钦差大臣。清代将由皇帝特命，并颁授关防（印信）的称为钦差大臣，权力比明朝大，一般简称钦使，统兵者称为钦帅。

　　此处“钦差大臣”标明李鸿章藉皇命以颐使的权位。

　　【大学士】清朝的内阁成员，分为中极殿、建极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等。大学士都称为中堂(李鸿章有李中堂之称谓即由此得)，也是宰相的别称。大学士地位优崇，但设军机大臣后，实权低于军机大臣。梁启超编著的《李鸿章传》所附李鸿章年谱中标明：李鸿章于1872年7月(同治十一年六月)曾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又居大学士之首，可视为首席阁揆。因此，大学士一衔标明了李鸿章的优崇地位。

　　【直隶总督】清代地方行政设省、府、县三级。省设布政使司（掌管民政与财政）、都指挥使司(掌管军事行政)、提刑按察使司（掌管司法监督），总督在其三权之上，是由部、院大臣出任，掌握省行政、军事、监察大权的高级地方官员。直隶，为现今的河北、天津。

　　【一等伯】爵位的等级。爵位是封建历代表示官员、贵族或有功人员、才能之士的地位、待遇的一种尊号，从我国西周即有。
　　清代爵位分为宗室爵和勋爵两类。李鸿章的“一等伯”属勋爵类。勋爵分为九级：公、侯、伯、子、男、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恩骑尉。依此，李鸿章爵位当列三级。李鸿章是1864年8月（同治三年六月）因镇压太平天国，攻克天京有功，被清廷赐封一等伯爵；1865年5月(同治四年四月)又被加封一等伯爵号为肃毅，即：肃毅一等伯。李鸿章死后，1901年11月(光绪二十七年九月)清廷诏封其为太傅，晋封一等侯爵。

　　奏：为派员设局招商，试办轮船，分运来年江浙漕粮，以备官船造成雇领，张本恭折，具陈仰祈。

　　为何而奏?李鸿章开宗明义讲出“设局招商，试办轮船”。围绕这个中心指出涉及到“派员”也就是让谁去办“设局招商，试办轮船”和设局招商干什么？设局招商用来“分运来年江浙漕粮” ，有了轮船招商，官船造成，自然就会租用。由此可见，李鸿章此折是为创办招商局而奏。

　　其中“试办轮船”道出了尚无先例，因此要试办；分运漕粮，又道出了招商局从创立初衷即与清政府、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

　　漕运，即水道运粮，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官粮运输制度。

　　漕粮被视为官粮。清代征收漕粮的主要省份为鲁、豫、皖、苏、浙、赣、鄂、湘八省，以江南六省所征漕粮为主。清政府十分重视漕运，漕粮被视为“天庚正供”，“俸米旗饷，计日待食，为一代之大政” 。清代的南漕运输延续明末做法，主要靠运河内漕承担。后因黄河屡次决口，致使运河漕运严重淤塞，从1826年起，开始改为海运漕粮，以海漕逐步替代内漕。为此1847年清政府在上海还设立了海运总局，专司海漕之事。

　　由于漕运往返于南北，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北方的豆货又运往南方各省，返往不空载，且运价又高，因此，大大刺激了沙船业的繁荣。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一并取得了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及内河、长江的自由航行特权，航运被视为“史无前列的最赚钱的买卖”。

　　英美等新式轮船的准入使以沙船为代表的中国航运业日渐衰亡。直接影响到清朝视为“一代之大政”的漕运。而洋商千方百计染指漕运。如何解决因沙船业衰落而造成的运漕困难，抵御外国轮船染指漕运，成为了清政府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也成为“试办轮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直接原因。李鸿章不仅把漕运视为创办招商局的前提条件，而且为招商局规定了“承运漕粮，兼揽客货”的经营方针。

　　可以说，漕运与招商局的创办密切相关，晚清漕运催生了招商局。

　　圣鉴事，窃查本年五月间，臣于《议复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内，筹及：“闽沪现造轮船皆不合商船之用，将来间造商船，招令华商领雇，必准其兼运漕粮”。嗣准，总理衙门奏复：“以间造商船，华商雇领一节，李鸿章、沈葆桢俱以为可行，应由该督抚随时察看情形，妥筹办理。等因奉旨依议，钦此。”

　　1872年1月23日（同治十年十二月十四日），顽固派官僚、内阁学士宋晋奏请裁撤闽沪船局，由此引起一埸有关中国航运业前途的大辩论。

　　闽沪船局，指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都是洋务派60年代创办的两家规模较大的造船企业。在两厂遇到财政困难时，宋晋乘机发难，奏请裁撤。

　　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坚决反对裁撤。1872年6月20日（同治十一年五月）李鸿章上奏《议复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对宋晋的主张猛烈抨击，坚决反对裁撤两局。认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如果两船局“苟或停止，则前功尽弃、后效难图，而所费之项，转为虚糜，不独贻笑外人，亦且浸长寇志”，同时折内也指出“闽沪现造轮船皆不合商船之用，将来间造商船，招令华商领雇(即租用——笔者)，必准其兼运漕粮”。

　　由于李鸿章等人的坚决反对，总理衙门遂于8月21日奏请清廷：船政不能停，应由李鸿章、沈葆桢妥筹办理。即折内言“嗣准，总理衙门奏复：‘以间造商船，华商雇领一节，李鸿章、沈葆桢俱以为可行，应由该督抚随时察看情形，妥筹办理’”。由宋晋挑起的这埸辩论才告一段落。

　　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沈葆桢为船政大臣。

　　透过这一段，可以看出李鸿章极力主张支持新式造船业，态度十分鲜明且坚决。同时，也提出两局所选轮船，不合商用，今后要造商轮，供华商租用，并已提出应让商轮“兼运漕粮”，这已提出试办轮船招商的想法。当他认为时机已成熟时，便提出“试办轮船，分运来年江浙漕粮，以备官船造成雇领”。可见，李鸿章反对裁撤闽沪船局与试办轮船招商，分运江浙漕粮是个完整的构想。

　　【总理衙门】是清代鸦片战争后设立的中央机构，全称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称衙署、译署。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适应列强的需要，办理各国事务，设立了总理衙门、同文馆、总税务司、南北洋通商大臣等机构与职位，内阁总理为总理衙门首脑，办理与各国的事务。

　　【督抚】督抚即总督、巡抚。同为由皇帝派遣，由部院大臣出任的高级地方长官，常以封疆大吏称之。巡抚往往只管一省如：江苏巡抚、山东巡抚；总督则往往管一个区域：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折内所涉沈葆桢、曾国藩、丁日昌皆属此列。李鸿章先后曾担任过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直隶总督。

　　旋准，总理衙门函属：“遴谕有心时事之员，妥议章程，俟官船工竣成规具在，承租者自争先恐后”。

　　从1 872年初开始，李鸿章就以北洋通商大臣的名义令有关官员筹划轮船招商之事。先后有津海关委员林士志、津海关道陈钦、江海关道沈秉成等提出方案。曾国藩死后，李鸿章成为筹议新式轮运的实际主持者。

　　在筹划过程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北洋与南洋大臣何璟及属僚多有差异，北洋积极，南洋消极。其中机器局道员吴大廷态度暧味。1 872年6月8日，李鸿章对吴大廷提出的方案，逐条批示后，一并送总理衙门。
　　6月17日，总理衙门作出批复，对李鸿章提出的“配运漕粮，商人租赁”、“物色为殷商所深信之官，使之领袖，假以事权”等表示支持，请李“遴谕有心时事之员，妥议章程，俟官船工竣成规俱在，承租者自争先恐后”。这标志着创办轮船招商一事得到肯定，并要加快推进。

诚为力求实济起见，臣反复筹维，现尚无船可领，徒议章程，未即试行，仍属空言无补。

　　虽然得到总理衙门支持，但李鸿章认为没有商船可供租用，空议章程没有用。
　　
　　西方英美的现代轮船进入中国沿海、长江从事航运，使人们看到了新式轮船的效率。但中国没有能造新式轮船的造船业。1866年6月左宗棠向清廷提到设立福州船政局，7月得到批准，尔后又有江南制造局。然而两局所造船为兵船，即“闽沪现造轮船皆不合商船之用”。所以李鸿章在折内言“现尚无船可领”。“可领”是可以租、购的意思。

　　李的说法即反映了现实无船可用，同时又是为购置洋轮做铺垫。

　　因思同治六、七年间曾国藩、丁日昌在江苏督抚任内，迭据道员许道身、同知容闳创议华商制造洋船章程，分运漕米，兼揽客货，曾经寄请总理衙门核准，饬由江海关道晓谕各口试办，日久因循未有成局，仅于同治七年借用夹板船运米一次，旋又中止。

　　“迭据道员许道身、同知容闳创议华商制造洋船章程”指的是：1867年候补同知容闳提出《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所订《章程》共16款，章程对集股办法、人事管理、轮船营运、股东地位、财务管理及利润分配都做了详细规定，这是华商筹划组织轮船公司最早的一个章程。容闳为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著名买办商人，一向为曾国藩所倚重，且与洋务派官僚关系密切。但容闳的倡议报到总理衙门，又交江海关道研究，被束之高阁，不了了之。

　　许道身为江南名绅，一向为李鸿章、丁日昌所倚重。
　
　　“仅于同治七年借用夹板船运米一次，旋又中止”。指的是：在沙船运漕日渐衰落的情况下，1867年冬曾国藩奏请清廷，准备雇用洋船试行海运“米石”，这次试运纯粹为试验性质。 1868年（同治七年）春，曾国藩在江苏藩司丁日昌等安排下将米统包给一家叫郭德盛的船商承运，郭德盛雇用了美国“满州号”商船，把3万石大米从上海运至天津。此次雇用洋船运米后，由于曾国藩担心用洋船会使沙船业加速衰亡，酿成社会问题，对清王朝统治不利，“旋又中止”。

　　【道员】清代“道”不属于一级政府，是介于省、府之间起监督作用的一级机构。道又分为：管理区域事务的分守道（管民事）、分巡道(管刑事)；管专项事务的如粮道、盐道、河道、海关道等。道员即担任“道”职的人。折内所涉许道身(道员)、如山(粮道)皆属此列。

　　【同知】府的长官分为：知府、同知、通判。同知是知府的佐官。折内所涉容闳即为此职。

　　【江海关道】清代各税关设置的专职道员，也称津海关道。折内所涉陈钦（津海关道）、丁寿昌(天津道)皆属此列。

　　本年夏间，臣于验收海运之暇，遵照总理衙门函示，商令浙局总办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等酌拟轮船招商章程。嗣又据称，现在官造轮船内并无商船可领，该员等，籍隶松沪，稔知各省在沪殷商，或置轮船，或挟资本向各口装载贸易，向俱依附洋商名下。

　　李鸿章为了说明创办轮船招商的必要性，又举出一现象，即“现在官造轮船内并无商船可领……各省在沪殷商，或置轮船，或挟资本向各口装载贸易，向俱依附洋商名下。”

　　随着西方新式轮船进入中国江海，中国商人(华商)开始购买洋轮。1867年3月7日以上海通商大臣曾国藩名义，公布了清政府的《华商置用洋商火轮夹板等项船只章程》，清政府由最初的限制改为鼓励。曾国藩曾言：“以后凡有华商造买洋船，或租或雇，无论火轮夹板，装货出进江海各口，悉听自便”。而购买洋轮的华商大多托洋行出面，在外国领事馆呈报，改换姓名注册，挂洋旗行驶。60年代后，挂洋旗行驶极为普遍，洋人从中大肆获利，却给清政府关税等收入造成巨大损失。

　　投资附股“依附洋商名下”是十九世纪六十年初的一大经常现象。华商附入资本最多的是旗昌洋行。1862 年旗昌轮船公司的100万两创办资本中，华商占了60—70％，后来创立的扬子保险公司，保险、轮船两公司的140万两资本中，旗昌仅投了6万两，其余主要为华商。买办或买办化商人与洋商的结合使“华商避捐，洋商得利”，被称为“诡寄经营”，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和重视，一些洋务派官僚对此极为关注。

　　李鸿章折中指出此现象，目的在于说明设立轮船招商的必要性。
　
　　【候补知府】知府即清代府一级的长官。清代规定初任官试用二年（后改为三年），称职方可实授。没有补授实缺的官员，皆到吏部报道，听候选用，称为候补，候补知府即准备选用知府一职。朱其昂即属此列。

　　若由官设立商局招来，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并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张国体。拟先行试办招商，为官商浃洽地步，俟机器局商船造成，即随时添入，推广通行。又，江浙沙宁船只日少，海运米石日增，本届因沙船不敷，诸形棘手，应请以商局轮船分装海运米石，以补沙宁船之不足。将来虽米数愈增，亦可无缺船之患等情。臣饬，据津海关道陈钦、天津道丁寿昌等复核，皆以该府朱其昂所议为然。

　　在列举了上述现象之后，李鸿章在折内借朱其昂之口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即“先行试办招商”。有几点至为重要：

　　一曰：“由官设立”，这说明招商局不是民间自发设立，而是由“官”提出创立，这个“官”即是清政府，事实亦是如此。曾国藩、李鸿章均先后倡议创立轮船招商，尤以李鸿章为重。

　　1872年3月，总理衙门函询关于轮船招商之事，李鸿章接函后，即以北洋通商大臣的名义饬令各有关官员详细筹划。3月5日，李鸿章授意津海关委员林士志等拟定章程；后又命津海关陈钦与江海关沈秉成继续议商；1872年6月，李鸿章对机器道员吴大廷提出的方案，逐条批示后报总理衙门，6月1 7日，总理衙门做了批复，表示支持；李鸿章后又命其重要幕僚盛宣怀策划招商局，盛宣怀提出了《轮船章程》；后又由李鸿章命朱其昂主持筹办招商局，提出了《轮船招商节略并各项条程》20条，成为了招商局第一个正式章程；1872年10月4目，总理衙门致函兵部大臣，准招商局除悬挂三角龙旗外，另挂双鱼旗；最后李鸿章又亲自奏请清廷同意“试办轮船招商”。

　　因此，招商局的创立是洋务派推行“强兵富国”的重要举动，也是清政府政治、经济的需要。

　　二曰：试办轮船招商，“顺商情，而张国体”，也就是说既有经济上的需求和利益，又利于国家。这一点，在李鸿章上奏折的同一天，给总理衙门的函中说得十分明白，对此是一个重要的注脚。李鸿章在函中指出：创办招商局的目的主要在于解决漕运困难，同时也是为了挽回部分航运权利。李在函中写道：“现届江浙海运米数日增，沙宁船只日少，没有华商轮船分运，更无缺船之虞。是一则为领用官船张本，一则为搭运漕粮起见，于国计固有裨助。又中国长江外海生意，全被洋人轮船夹板占有，近年华商殷实、黠者，多附洋商名下，……若正名定分，立在华商轮船公局……于饷源无甚窒碍，而使华商不至皆变为洋商，实是尊国体而弥隐患”。
　
　　三曰：再论“试办”可行。李鸿章又从将来船政局造出船，由招商局租买“随时添入，推广通行”；从“以商局轮船分装海运米石，以补沙宁船之不足。”“将来虽米数愈增，亦可无缺船之患”；从江海关道复核同意等几个方面提出“试办招商”是可行的。

　　请照户部核准练饷制钱借给苏浙典商章程，准该商等借领二十万串，以作设局商本，而示信于众商，仍豫缴息钱助赈，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

　　李鸿章提出为支持创办招商局，由清政府借给其二十万串（约1 3万两白银），“以作设局商本”，作用在于“示信于众商”，并提出要交利息，并且“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

　　据有关资料，为筹办招商局，1872年8月15日李鸿章就已报请户部申请借钱，并明确官方只取官利，不负盈亏。借期为三年，年息七厘，扣除预缴利息及其他款项，实收18．8万串，大约合12．3万余两白银。

　　从这段中，可以看出，招商局最初创立的资本中并没有政府的股本投入，20万串钱属于借款，招商局并不是官商合办。政府借款的目的，主要是表示支持，以吸引商人投资入股，同时也是帮助解决筹办和创立之初募集资本的困难。

　　而“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则为尔后的官督商办、“经营自立”打下了基础。
　
　　【户部】清政府分管财、税的部门。
朱其昂承办海运已十余年，于商情极为熟悉，人亦明干，当即饬派回沪设局招商。迭据禀称，会集素习商业、殷富、正派之道员胡光墉、李振玉等公同筹商意见相同，各帮商人纷纷入股。现已购集坚捷轮船三只，所有津沪应需栈房、码头及保险股份事宜、海运米数等项，均办有头绪，并禀经臣咨商江浙督抚。

　　“派员”是李鸿章奏请的一个重要问题。折内李鸿章推出了朱其昂，对朱其昂大加赞赏“承办海运已十余年，于商情极为熟悉、人亦明干”。

　　朱其昂在招商局历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人物，朱其昂作为招商局筹办的主要负责人功不可没。

　　朱其昂，字云甫，江苏宝山县人，是以沙船为世业的淞沪巨贾，他通过捐输获得候补知府衔，1865年任候补同知及海运委员，1867年受命管理沙船运输漕粮事务，是一个在沙船行业中颇有影响的人物。据李鸿章说，朱其昂虽出身沙船世家，但“习知洋船蹊径”，“熟悉南北各口岸情形”，“熟悉海运事宜、轮船生意”，已经不同于一般的旧式沙船主。他在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地设有华裕丰汇银票号，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朱其昂在进入招商局之前，已经与一些洋行买办建立了个人联系，清美洋行买办李振玉与他有长期的交往，旗昌轮船公司总买办陈竹坪也与他有密切关系，当陈竹坪与天津旗昌洋行买办刘森记发生财务纠纷时，朱其昂还充当过调解人。应该说，朱其昂虽不是买办商人，但已经是一个同外国洋行以及洋行买办有了密切关系的人物。

　　朱其昂对创办招商局十分坚决，愿以“身家作抵”创办招商局。朱其昂为创办招商局做了些什么呢？

　　1、主持拟定了招商局章程。1872年8月初拟出了《轮船招商局节略并各项条程》，共20条，这是招商局第一个正式章程。

　　2、亲自主持创立招商局的筹备工作。1872年8月，李鸿章命朱其昂回上海，与地方官员“悉心复核妥议”，在征得机器局道员冯焌光、江海关道员沈秉成的支持和李鸿章批准后，积极开展了筹办工作。在自己的商号“广昌号”内辟室办公，邀请上海著名钱商兼丝商胡光墉以及李振玉等积极筹划。并提出了悬挂局旗、刻制关防（公章）、租赁开局埸所，大大推进了招商局创办的筹备工作。

　　3、最终拟制出《招商局条规》28款，成为了招商局开局后的基本制度。1872年12月23日（即李鸿章向清廷奏呈的同一天）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转呈了该《条规》。在光绪乙巳年(1905)出版的金陵刻本《李文忠公全集》中，可以看到李鸿章是以《论试办轮船招商》奏报清廷，其内容与《试办轮船招商折》大体一样。由此可知1872年12月23日（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鸿章曾以两道奏章报清廷批准试办轮船招商局。

　　虽然，招商局成立一年后，一时筹资遇到困难，朱其昂自知“才力不及”，主动辞去招商局主要负责人工作，改为虚挂招商局会办一职，但朱其昂为创办招商局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因此，李鸿章在折内一一历数朱为创办招商局所做的工作，并给予充分肯定，向清廷荐举朱其昂办理招商局事务。

　　臣饬拨明年海运漕米二十万石由招商轮船运津，其水脚耗米等项，悉照沙宁船定章办理。至揽载货物报关，纳税仍照新关章办理，以免藉口。

　　为了支持创办招商局，李鸿章下令调拨江浙漕粮20万石，由招商局轮船运往天津，并明确运费、耗米等项照沙宁船定章办理。为防止别人说话，又规定“揽载货物报关、纳税仍照新关章程办理”。

　　让招商局承运漕粮是对招商局一项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清政府为招商局运漕支付了较高的运价。李鸿章以运漕支援招商局的目的，一是为稳定官本；二是为与外商竞争。使招商局有一项稳定的运费收入。

　　昨据浙江粮道如山详称：该省新糟米数较增，正患沙船不敷拨用。请令朱其昂等招商轮船分运浙漕，较为便捷。又，准署两江督臣张树声函复：“以海运难在雇船，今有招商轮船以济沙卫之乏，不但无碍漕行，实于海运大有裨益。当严饬江海关道等，和衷协力，勿致善举中辍”等语是。南北合力，筹办华商轮船可期就绪。

　　李鸿章为使清廷批准“试办轮船招商”，在折内又以浙江粮道如山和两江督臣张树声之口，阐述“试办轮船招商”的必要性和好处。一是“新漕米数较增，正患沙船不敷拨用”，而以“招商轮船分运浙漕，较为便捷”；“海运难在雇船”，而有了招商轮船，不怕沙船不够，所以“试办轮船招商不但无碍漕行，实于海运大有裨益”。因此，希望清廷命令各江海关道，要通力合作，“勿使善举中辍”。李鸿章认为只要“南北合力，筹办华商轮船可期就绪”这中间也透出了李的担心，这在后一段中也有提及。

　　【两江督臣】指负责长江、珠江地区的总督。张树声即为当时的两江总督。

　　目前海运固不致竭厥，若从此中国轮船畅行闽沪，各厂造成商船亦得随时租领，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

　　李鸿章论述了“试办轮船招商”的必要性和好处后，指出了“试办轮船招商”的重大意义和对轮船招商寄予的期望。一是期望“从此中国轮船畅行闽沪” ，改变洋轮占据我江海航运的状况，以求振兴民族航运；二是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 ；三是此事“关系国计民生” 。这一段话充分反映了洋务派“强兵富国”的政治主张。从中可以透出，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江海航权丧失殆尽，洋人擢取航运暴利，民族传统航运江河日下，几近衰亡的现实，也显示了洋务派以推行洋务，实现“强兵富国”的宏伟心愿和抱负。

　　除由臣随时会同南洋通商大臣督饬各口关道妥商照料，并切谕该员绅等，体察商情，秉公试办，勿得把持滋弊，并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户部。

　　为了顺利实现“试办轮船招商”，李鸿章最后提出要坚定信心，各方通力合作。其本人会同南洋通商大臣利用其通商大臣之职命令各通商口岸“妥善照料”，予以便利。并请清廷对各关道提出要求“体察商情，秉公试办，勿得把持滋弊”。

　　前面的“和衷协力，勿使善举中辍”，这里的“秉公试办，勿得把持滋弊”，透出了李鸿章的担心。李的担心不是没有缘由，因为大的说，在办洋务问题上，存在着洋务派与顽固派官僚的尖锐对立，办洋务非为易事；在“试办轮船招商”上，同样存在着种种非议，顽固势力屡屡从中作梗，其中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南洋、北洋对创办轮船招商的态度上。筹议创办轮船招商局之初，从表面看，江海各方面人士，包括南洋大臣何璟以及江海关、机器局道员吴大廷、沈秉成、冯焌光等对轮船招商都无异议，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南、北洋大臣及其属僚对兴办航运业的态度是不相同的，如沈秉成就担心，“华商轮船畅行”会使“老关税项大减”，何璟对轮船招商一事更始终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他在对吴大廷所呈的批复中，以“沪局已成四船，既称不敷周转”为借口，认为“招商之说，似可从缓”。吴大廷等人与何璟的态度没有多少差异，冯焌光也逐渐采取消极态度，他们对李鸿章兴办轮运业的活动，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时时掣肘。为此，李鸿章特地致函何璟，点名指责吴大廷“暗于事情”，冯焌光“不过随众画诺”，沈秉成则怀有“私计”。李鸿章在这封信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何璟但他在另一封信中却早已流露出对何璟的不满情绪：“南洋无熟悉情形肯任大事之人，则筑室道谋，顾虑必多” ，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只能独自承担起筹办新式轮运业的责任。

　　正当招商局筹备工作顺利开展的时候，顽固势力又从中作梗。按照招商局章程的规定与李鸿章的批示，该局轮船应该从沪、闽两厂调拨或租用。但朱其昂在上海发现沪厂并无现成轮船可供领用，而且该厂也没有打算立即动工建造合乎需要的轮船。江南方面官员，尤其是何璟、沈秉成对筹创轮船招商局仍百般阻挠，朱其昂请拨运漕粮20万石也未被应允。何璟在10月30日致函李鸿章，竟然认为轮船招商多有窒碍，要求“缓办”。李鸿章作了针锋相对的回答，在11月10日复函何璟，指出轮船招商并无窒碍，要何璟严饬江海关道等勿加阻挠。到11月15日，何璟因丁忧离职，李鸿章的旧部张树声兼署两江总督，江南方面的阻挠态度才有所改变。李鸿章在12月11日致函张树声，强调“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表示自己要“破群议而为之”。12月中旬，张树声回信予以支持，这才基本排除了江南方面的阻力。

　　由此可见，在创办轮船招商问题，一直存在两种声音、两股势力的明争暗斗。应该说，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是“破群议而为之”，站在振兴民族航运的高度，认识此乃“关系国计民生”，期待“中国轮船畅行闽沪”，“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极尽全力推动创办轮船招商。由此可知，李鸿章作为招商局的创始人是当之无愧的。
　
　　【南洋通商大臣】鸦片战争后，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的与列强通商条约，为处理与各国事务，在设立总理衙门等机构的同时，设立了南、北洋通商大臣，分别处理南方与北方的与外通商事务。北洋通商大臣为李鸿章，南洋先后为曾国藩、何璟。

　　查照外所有试办招商轮船，分运江浙漕粮各缘由理合，缮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在本折的最后，李鸿章认为，从各方面看试办轮船，分运漕粮是合情合理的，理由是充足的，应当予以批准。恳请以皇太后、皇帝为代表的清廷批准。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军机大臣奉旨。该衙门知道，钦此。
　　另抄交户部、总理衙门

　　此为李鸿章奏折批准时间和表示清廷已批准，抄发通报户部、总理衙门办理。

　　【军机大臣】清政府的中枢实权部门处理中央政府日常事务的是军机处，军机处任职的大臣为军机大臣。

造舰强国之梦：裴荫森和中国第一舰

admin — Sun, 16 May 2010 13:42:31 +0000

当年也有一个论战，就是讨论买洋人的船，还是自己造船。　购舰和造舰之争。
福建省福州市郊区有个马尾造船厂（史称福建船政局），那里有个一号船坞，上面有一艘铁甲战舰“平远”号。它是中国近代自己制造的第一艘巡洋舰。
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原淮安府所在地）的河下姜桥巷，有座裴宅（裴荫森故居），是淮安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它现有厅房、穿堂、堂屋三进，有房屋25间。其面南房屋4进12间，面西及西北房屋13间。这座大宅院的主人裴荫森，就是当年的船政大臣、福建船政局总理大臣、“平远号”之父。
中国近代第一舰从制造到诞生到沉没，无不因走向世界大洋的抱负而饱受艰辛和屈辱。
中国第一舰之父与之相同，也因走出自立更生的中国海军之路的胸怀而在那个年代备受打压。
舰同其父，人同其舰，这是中国近代海军史上的一段心酸的故事—
马尾生变
裴荫森生于清代道光三年（1823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字樾亭是当时淮安府阜宁人。其祖父裴长龄经商在外，很少回家。其父裴大宝以半耕半读自给。裴荫森童年时有一年遇到灾荒，家境陷入极度贫困，以致辍学。不久，父亲又去世。只因好心的族人的帮衬，裴荫森才能继续了学业。
清同治二年(1863年)他40岁时中了进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同治四年为道员，到湖南做官。同治六年(1867年)，参与办理长沙团练。同治九年 (1870年)，从著名的洋务派大臣、湖广总督李鸿章办理营务。同年六月，在李鸿章改任直隶总督时裴荫森也随他同往。李鸿章上任后即发生了天津法国领事丰大禄开枪打人，后被人打死并由此引发民众焚烧教堂、杀洋人事件。李鸿章迫于洋人压力，以杀群众20人、充军25人、赔银50万两并派大员道歉了结此案。听说李鸿章要如此处理此案，裴荫森当面力谏不可，但李鸿章不听。裴再上书，要求“多赔钱，少偿命，为百姓留元气，即为国家培国脉”，但李鸿章仍不理睬，裴荫森为此愤而辞职，径自往长沙办理团练，主持湖南全省营务处。湖南边境多为苗族聚居，因官吏横征暴敛致使“苗乱”频发。裴荫森上任后，采用“惩贪安边”的政策，惩办多名贪官，苗民诚服，裴荫森官声远扬，光绪九年(1883年)，升任福建按察使。
裴荫森到福建第二年，即光绪十年（1884年），发生了一件中国海军史上的大事，那就是马江海战。
这是中国与法国的一场海战。1883年，法国将越南建为了侵略中国的基地后，1884年7月间，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其远东舰队开到中国的福建，要求进入中国的马尾军港“游历”。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和会办福建海防大臣张佩纶向朝廷请旨，回复是：“严谕水师，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
得知了清朝庭的软弱，法军气焰更加嚣张。1884年8月23日8时，法军向闽浙总督发出最后通牒。但高官们一方面不准官兵“轻举妄动”，一方面封锁法军发出最后通牒的消息。高官们心存侥幸，希望法军只是恫吓而已，不会真的动手。但在1884年8月23日13时56分，法国舰队停泊在马江（马尾）水面的8艘军舰加两艘鱼雷艇，利用落潮的有利时机突然向福建水师发起攻击。中法马江海战（又称闽江口海战）爆发。福建水师对法国军舰英勇还击，但由于事前未作任何军事准备，加上装备落后、火力处于劣势，多数军舰未及起锚就被法国军舰击沉。海战不到30分钟，福建水师兵舰11艘（扬武、济安、飞云、福星、福胜、建胜、振威、永保、琛航9舰被击毁，另有伏波、艺新两舰自沉）以及运输船多艘沉没，官兵殉国736人，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而法军仅5人被击毙，15人受伤。海战中法军还摧毁了马尾造船厂和两岸炮台。
马江海战惨败，激起国人极大愤慨，8月26日清政府向法国宣战，中法战争正式爆发。
兴建现代造船厂
其实早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就出现了洋务派。但在海军建设上，洋务派本身就有了“造船”和“购船”两派之争。洋务派大臣李鸿章是主张购船的，而左宗棠则主张自己造船。1866年6月25口在太平天国起义被平息后，左宗棠向清朝廷上了两道奏章，申请设厂造船。他的奏请被批准。当年8月19日，选定在福州城郊的马尾兴建船厂（史称福建船政局），左宗棠还选聘法国人日意格作顾问，使得福建船政全盘引入了法式设计和建造方法，生产的舰船具有法国特色。之后又兴办了培养造船技术人才的福建船政前学堂，学堂直接采用法语教学，并派出大量学生赴法国留学学习造船技术。
1868年夏，船政局大功初成。它占地约600亩，拥有各种车间数十处，有4座船台和1座世界罕见的铁制浮船坞，员工多达3000余人，这在当时远东首推第一，被誉为亚洲第一船厂，当时很多西方人到达中国后，都要专程前往马尾一睹船政局的风采，参观工业革命时代的一大壮观景象。
然而伟人也会犯错误，伟人的错误正因为是伟人所犯，导致的后果往往更严重。左宗棠在创建中国现代海军事业上是功不可没的，但在当时却提出了一个错误的造舰思想。当时局限于经费紧张和对近代海军知识的缺乏，左宗棠提出，船政局建造的军舰应该同时具备运输与作战两种功能，平时可作漕运，战时作为军舰。此指导思想导致福建船政局早期建造的军舰，除“扬武”号二等巡洋舰外，其余舰只普遍加大了货舱，导致吃水过深，“船身高耸，船轮迟缓”，船型不伦不类，“兵商两绌”，徒有战舰之名，几乎都成了运输船。结果，马江一战，大部分由福建船政局建造的军舰组成的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
临危受命
以法国为师却被法国老师暴打，自己造的军舰不堪一击，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就是在这样的窘境下，马江海战的炮声刚停，船政局历史上第八任总理大臣、年以 61岁以任事勤勉为特色的裴荫森来上任了。裴荫森埋葬了死难官兵们的尸体，为之制文立碑。一个月后，即恢复了船政局的运作。
裴荫森总结前人经验，十分务实地认为，中国建造的铁木合构船已不能适应当代战争的需要,急需配备钢甲军舰抵御外来的侵略，船政局第一要务是要造铁甲舰。他要以此为突破口振兴船政局，振兴中国海军。
裴荫森求得了洋务集团“造船派”重臣左宗棠和穆图善支持。于是，1885年7月4日，他写了一份奏折《试造新式兵船疏》，阐述制造中国自己制造铁甲舰的重要，说明福建船政局自行造舰已具备能力，要求仿造法国1885年设计的图纸造3艘同型的小铁甲舰（单价46万两白银）。他说：“闽省若有此等钢甲兵船三艘，炮船、快船得有所护，胆壮气扬，法人断不敢轻率启衅。”左宗棠和穆图善签名支持，称船政局学生们“籍隶福建省，均无希图名利之心。只以马江死事诸人非其亲故即属乡邻，以报仇雪愤之心，寄于监作考工之事，其成效必有可观。”奏折写好，500里加急呈送北京。
不料裴荫森的一番报国之心从这天开始就受到了不断打压。这是因为洋务集团“购船派”重臣李鸿章也上奏请求拨款向欧洲购巡洋舰。裴荫森奏折正好与其撞车。闻讯李鸿章即写奏驳斥，称“裴臬司于此道素未考究,误信闽厂学生之蛊惑”,要求清政府“审慎图维,勿任虚掷帑金”。资历、背景、实力与李鸿章都无法匹敌的裴荫森顿陷困境，十分难堪。最后慈禧太后拿出一个平衡方案，她一方面支持了裴荫森的要求，一方面也同意李鸿章购军舰，不过所购军舰从计划数的6艘减为了4 艘，将省下的购舰款拨给了裴荫森。但此款仅够造一艘铁甲舰所用。
1886年的春天，裴荫森派福建船政前学堂学生魏瀚前往法国购买造船所需的大批钢材。当年秋天，魏瀚将舰材购买回国，12月7日，裴荫森亲自主持了新军舰的龙骨安放，魏瀚、郑清濂、吴德章、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等船政前学堂培养出来的专家通力合作开始建造这艘中国自己的铁甲舰——“龙威”号。该舰长 59.99米、宽12.19米，正常排水量2150吨，满载排水量2640吨，额定乘员202人，大于仿造的法国军舰。动力系统采用了2台福建船政局制造的三胀往复式蒸汽机，轮机转速80转/分钟，配套使用4座圆型高式燃煤锅炉，每座有两个炉门。主机功率2400匹马力，双轴推进，航速10.5节，军舰上的煤舱容量设计为350吨，远远超过法国舰，这表示这艘军舰可用于远海作战。环绕全舰装备有水线带装甲，全为从法国购入的全钢装甲。其中舰首部位装甲厚5 英寸，高7英尺；军舰中部为防护弹药舱、锅炉舱等要害设施，装甲厚度达到8英寸高5英尺；舰尾部分装甲厚6英寸，宽4英尺2英寸，除此，军舰两侧的煤舱里的燃煤也能提供一定的防护，起到抵挡炮弹破片的作用。另外，有装甲保护的部位还有，装甲甲板厚2英寸，露炮台装甲围壁厚8英寸，炮罩厚2英寸，司令塔装甲厚5英寸。整体来看，“龙威”号军舰防御能力较强。该舰主要武器有：克虏伯260mm前主炮1门、克虏伯150mm副炮2门、57mm诺典费尔德炮2门、 47mm单管哈乞开斯速射炮2门、37mm5管哈乞开斯机关炮4门、18寸鱼雷发射管4具。“龙威”前主炮260毫米克虏伯钢箍套炮威力巨大，火炮身管长 9100毫米，配备有钢弹、开花弹、子母弹，火炮有效射程高达12200米，使用钢弹在274米距离上，可以击穿571毫米厚的钢板。
1889年9月28日，“龙威”号试航成功。这艘未用一洋员洋匠建造的军舰编入北洋水师序列。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的学生李和被任命为该舰管带。
但第一次自己建造军舰，难免有些不如意的地方。当此舰轮机系统出现一次故障时，“购船派”重臣李鸿章当即大作文章，称此舰大不可靠，表示北洋水师不能接收这艘军舰。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为人厚道，他亲自视察此舰，十分满意。他表示还是要这艘军舰的，不过要向李鸿章请示。1989年12月，李鸿章妥协，在将舰名改为“平远”号后，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艘军舰正式加入了北洋水师的行列。不过虽然加入了北洋水师，“平远”号仍受歧视，被列在二梯队里。
光荣又屈辱的战舰
1894年是历史上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年。当年9月16日，，北洋海军主力护送增援平壤作战的陆军前往鸭绿江口大东沟登陆，抵达后，“平远”号与“广丙” 号作为第二梯队，配置于大东沟口外，担负警戒任务，北洋海军其余的10艘主力舰则作为一线主力，在口外12海里处下锚。9月17日中午，大东沟口外的北洋海军主力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遭遇，展开激战，距离战场较远的“平远”、 “广丙”两舰以及鱼雷艇“福龙”、“左一”号在看到远方弥漫的硝烟后，立刻一起急驶战场。
下午2时以后，“平远”、“广丙”二舰相互配合，向日本舰队旗舰、法式巡洋舰“松岛”号发起攻击。防护能力较强的“平远”舰在管带李和指挥下，冒弹雨拼死冲向“松岛”号，“平远”舰舰首主炮发射的一颗钢弹击中“松岛”，炮弹从“松岛”左舷中部下甲板的医疗室斜穿而入，击穿1英寸厚的钢铁墙壁，穿过中央鱼雷发射室，击中“松岛”号320毫米主炮塔下的机关，引起爆炸，使其320火炮炮罩粉碎，火炮无法旋转。这颗炮弹在穿越中央鱼雷发射室时，使4名日本鱼雷兵因窒息死亡。下午3时10分，“平远”舰装备的37毫米哈乞开斯五管机关炮又接连命中“松岛”号的中央鱼雷发射室和桅杆，多名日本鱼雷兵受重伤，鱼雷管发射电路被打断。几分钟后，日舰“严岛”号又接连被“平远”号命中，被击毙4人。但“平远”舰前主炮也被命中，燃起大火，被迫于下午4时16分退出战斗，驶向大鹿岛附近的浅水区，灭火自救。至此，“平远”号已因甲午战争中的黄海海战而一战成名。
不过其后“平远”舰再度受辱。1895年，日军水陆夹击威海湾内的北洋水师时，“平远”舰参加了威海保卫战。不久，日军占领北洋水师司令部所在地刘公岛，北洋水师覆没，“平远”舰与残存的北洋水师舰只一同被俘，屈辱地被编入日本舰队，列为一等炮舰，仍用“平远”舰名。1904年日俄海战爆发，“平远”舰随日军出征，9月18日晚上7时45分，该舰在东渤海铁岛附近巡逻，右舷碰到俄军布设的水雷，引发大爆炸，几分钟后，这艘一度象征了中国近代造船业最高成又受尽了苦难屈辱的军舰沉入了中国的大海，最终回到母亲的怀抱……
尾声
此时，作为“平远”号之父的裴荫森，在造出此舰后，心力交瘁，一介报国书生，由李鸿章几次打压中深深体会到了中国官场之险恶和人性之丑陋——大家同为洋务集团，大目标都是以夷制夷，都想富国强兵，但一遇具体意见不同，便如此互相拆台，互相打击。这些恶习，深深刺痛了裴荫森的心。看看自己造舰强国之梦无法实现了，光绪十五年（1889年）12月，当“平远”号编入北洋水师三个月后，裴荫森就调离了他曾想大展宏图的船政局（清廷补授裴荫森为光禄寺卿），他当了京官，从三品，职责是负责皇宫的祭享、宴劳、酒醴、膳羞等。这与他的远大理想相去更远，于是当年7月即告病，次年5月即回家乡淮安府，在淮安府河下姜桥巷旧宅闭门养疴著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其病逝于淮安，享年72岁。他身后留给我们的著作有《裴光禄选集》、《船政奏议汇编》、《书版杂著》、《他山剩简》。回乡后还建饭庄“文楼”，首创了淮地特产蟹黄汤包。
福建船政局在裴荫森走后，也再无建树。从“平远”舰下水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的4年间除续建完工一艘两广总督张之洞先前订购的铁甲快船“广丁”号之外，仅仅建成过一艘练习船。
2004年9月15日，福州市将复制的中国第一艘钢甲战舰“平远”号，放置在马尾船政一号船坞，供游人登舰观赏。这是福建省历史上首次复制福建船政所建造的兵舰。这只军舰，高傲地占在马尾，向人们展示着中国现代海军创始的坚难之路，展示着现代海军创始者们让中国走向海洋的志向，它既向人们说明了中国的强国之梦是怎么在一些丑陋的积习中失败的，也以失败和屈辱衬托出中国精英们高尚的灵魂和永驻历史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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