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的文章。 最近下了本书闲翻 。每天翻两个小时。一周翻完吧。 自己阅读古文太慢，看到人家读古文跟读小说似得。不知道多少年后才有这样的水平。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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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关1915年袁世凯称帝的正史与野史中，多提到袁的美国顾问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古德诺主张中国实行君主制一事，并多把此事说成对袁及筹安会起了重大影响，有的甚至说严复等人是受了古氏的影响。其根据就是这位教授应袁世凯之请提交了一份比较各国政治制度的备忘录，译成中文后以《共和与君主论》为题发表在1915年8月3日的《亚细亚报》上，被”筹安会”作为拥袁称帝的有力依据，在其8月16日的正式宣言中指名道姓地提到，说是”世界共和之先达”美国的”大政治家古德诺博士”也说”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这样，美国顾问主张中国复辟君主制几成定论，推论下去，似乎这也代表了当时美国政府的态度。笔者偶然从美国档案中见到此事的原委和古备忘录的原文，感到需要有关各方态度作一番实事求是的分析。
问题提出的背景与经过
这件事在《美国外交文件集》（FRUS）1915年卷中有详细叙述。根据当时的美国驻华代办马慕瑞（John Van A. MacMurry）发回国内有关”筹安会”情况的报告称：时任袁世凯顾问的古德诺于7月中旬从美国回到中国，下车伊始，袁世凯即要求他提交一份比较各国政治制度，并与中国国情相联系的备忘录供他本人参考，当时古氏对袁有称帝的意图全然不知，只根据自己的认识写了一份理论探讨的文件，实际上是一篇学术论文。”筹安会”的声明一出，古氏大呼冤枉，立即致函美国驻华公使馆详细说明情况，并附上他为袁世凯写的备忘录全文，同时在报上发表声明，禁止把他的名字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这样的话连在一起，并重复了他在备忘录中与中国有关的一段说法，说明他从未主张中国现在恢复帝制。
关于列强对此事的态度，在马慕瑞发回国内的报告中也有所表述：马氏首先对自己过去对”筹安会”的活动估计不足，未给予应有的注意作了检讨，说是现在看来此事声势相当大，已得到多数内阁成员和最有势力的军事领袖的支持，甚至一些一向与共和运动关系密切的留过洋的少壮军官也在不同程度上同情恢复君主制；另一方面反对者似乎只是学理上的，看不出强有力的抵制行动。中外观察家大体上都认为现政府牢牢掌握着局势，任何反对的运动除非得到日本的支持大约都成不了全国性的气候。广大老百姓只要政府的管制和税收不太苛刻，对于政府体制是漠不关心的。至于外国，总的态度是：如果中国人认为有可能恢复他们传统的政体而不引起革命或破产或外国干涉，那就好。但是对于能否做到这一点，各国估计不一。这就是当时列强对复辟运动的估计和态度。当然，关键人物是袁世凯，事实上，当时列强在袁世凯与孙中山之间的确看好前者，认为他是能够维持稳定局面，从而保护外人在华利益的”强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还没有像今天那样热心向中国推行民主制度。袁当总统或当皇帝对他们都不重要，中国人民享受什么权利更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但是他们的确高估了袁世凯的地位和势力。以后事实的发展众所周知，不必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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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政体问题，即内阁制还是总统制，共和立宪制还是君主立宪制，始终是政坛争执的焦点。在这场斗争中，袁世凯以北洋武力为后盾，一手撕毁《临时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无限制地扩大总统权力，最后悍然称帝，公开背叛共和制度，这已是史学界尽人皆知的常识。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在民国初年关于政体问题争论过程中，袁世凯的宪法顾问有贺长雄和法律顾问古德诺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一个被人们忽略了的问题。
一、有贺长雄与古德诺生平及来华背景
有贺长雄（Nagao Ariga，1860—1921），日本人。 188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886年起，先后留学德国、奥地利，获文学和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枢密院书记官，与日本元老颇有交往。随后，有贺长雄先后担任陆军大学、帝国大学教授及《外交评论》主笔，是国际知名的国际法及宪法学家。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与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有贺长雄均担任日本陆军大本营的法律顾问。1913年，袁世凯聘其为宪法及附属法顾问，“专门帮助政府起草宪法”〔1 〕。有趣的是，在第一届国会议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贺长雄以前的学生。因此，有贺便以师长自居，对他们非常轻视。有贺来华不久，即公开对《亚细亚报》记者发表谈话称：“今民国老儒多伏而不出，料理国事全仗少年，而能知国情者甚少，是可忧也”。〔2〕在他看来， 由这批年轻的议员来制宪，肯定只会把事情弄糟。也许，这正是有贺长雄后来肆无忌惮地干涉国会制宪的一大重要因素。
古德诺（F.J.Goodnow，1859—1939）， 美国纽约人。1879年古德诺进入麻省爱墨斯特大学（Amherst College）学习， 旋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1882年获得法学士学位。1883年赴巴黎和柏林进修一年，从1884年秋季起，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03年主持该校行政法和市政学讲座。从1884年至1913年止，古氏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三十年，一直未曾中断。1913年夏，古氏辞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担任袁世凯的法律顾问，其任务是“襄办宪法编定事宜”。〔3〕1914 年秋回美国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之职，同时继续担任袁世凯政府的法律顾问，由普林斯顿大学法律学和政治学教授威廉·富兰克林·韦罗贝代理顾问。1916年洪宪帝制失败，袁世凯忧郁而死，古德诺继续担任北京政府法律顾问，直到1917年5月3日为止。1929年夏，古德诺卸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职，1939年逝世。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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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走海路的论战折腾了70年才废除。 从陶澍到李鸿章的折腾过程。一直折腾到20世纪。
最近读到了些社会学研究秘密宗教的书，发现不少被光绪末年没有工作搞漕运的工人，他们都加入了秘密行会或者秘密宗教。
漕运的确是个费钱不讨好的制度，本站关于漕运的研究的文章有数十篇。 当初朝廷知道废除漕运，无法安置那些靠漕运吃饭的人。
比如说上海的青帮，就是从漕运蜕化而来的。 一些秘密帮会的宗教化，一些秘密宗教的帮会化。 当然不只蜕化成青帮。还有很多帮会。
这些秘密帮会和士绅的结合。 和革命的党的结合。（这篇文章没怎么论述这个问题，不过书中有几页论述的不错。 推荐这本书。）
士绅问题，秘密社会问题 ，宗教问题， 革命党问题。 他们互相的结合。 最终导致了辛亥革命。 袁世凯同志上台。
我如果能有空把这些碎片化的研究，系统的结合到一起就好了。 这算是历史社会学吧。 似乎现在没人做这些研究。
如果道光年间都漕粮海运的话？ 这些人会不会加入太平天国。 会导致清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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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营轮船事业，当以李鸿章、盛宣怀等所组织之招商局为滥觞”[1]，轮船招商局是晚清洋务派创办的第一家“官督商办”企业，也是洋务派对漕粮海运解决办法的一个贡献，在清代漕粮海运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于招商局与漕粮海运的关系，学界已经有过不少论述[2]，但尚有可商榷之处。本文即欲对此问题做一新的剖析，以陈管见。
一、招商局非为漕粮海运专设
一般认为，因洋轮入侵，原有沙卫等船遭受致命打击，数量急剧下滑，漕粮海运船只不敷，轮船招商局才得以创设。应该承认，洋轮入侵在很大程度上威胁了漕粮海运，并左右着社会舆论；沙卫等传统木帆船的衰落，也为轮船招商局的出现提供了最佳时机，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实在性，却有待于其它现实利益冲突的催化。通过轮船招商局成立初期的情况来看，当时的木帆船显然还没有落到无法完成漕粮海运的地步。最终促成轮船招商局成立的，主要还是洋务派官员政治势力的壮大，借漕粮海运之名，兴办洋务实业。
围绕福州船政局而引发的种种冲突，以及洋务运动所面临的经费短缺问题，成为创办招商局的直接动因。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奏称，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只因效率低下，生意渐为洋商所占，船只减少，漕政将会难以应手，“非设局急造轮船，不能凑效”。如能以新造轮船运漕，以雇沙船之价支撑，“漕务毕则听商雇，薄取其值，以为修造之费”。船成之后，不妨装载商货，似岁修经费无需别筹。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兴[3]。清廷回复，左宗棠拟在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所需经费，即着在闽海关税内酌量提用”[4]，福州船政局开始兴建。尽管左宗棠宣称，创办福州船政局是为了解决漕粮海运沙船不足的问题，但事实上，直到招商局成立前，福州船政局所造轮船都没有参加过运漕活动，他不过是借海运之名，为船政局摇旗呐喊。
五年后，内阁学士宋晋上奏，福州船政局原议制造16只，立限5年，经费不逾300万两。至今仅造成6条轮船，拨解经费已有315万两，另有养船费25万两，“用款已较原估有增，造成各号轮船虽均灵捷，较之外洋兵船尚多不及”。名为远谋，实同虚耗。如用以运粮，核其水脚数目，“更比沙船倍费”。当此“用款支绌之时，暂行停止，固节省帑金之一道”[5]，对福州船政局的造船事业进行猛烈抨击。清廷要求各封疆大吏议复，文煜、沈葆桢、李鸿章、奕欣等人纷纷发表意见，都坚决反对停办船厂。李瀚章宣称，闽沪设局制造轮船，虑远思深，现在中国所造轮船虽不及外洋之精，但已经日见改观，“驾驶不用洋人，是其明效”[6]。沈葆桢则称，宋晋称轮船运漕较沙船还贵，全属无稽，沙船自沪达津以月计，轮船自沪达津以日计，“此其利钝赢绌，尚待辩而明哉”？[7]奕欣在议复沈葆桢意见时指出，倘能将福州船政局所造轮船随造随领，畅行中外，既可留造船之基，又可省养船之费，“洵属美意”[8]。李鸿章也表示，目前惟一可行的方案，只能是“或备运漕，或交商赁”[9]。针对保守派的指责，洋务派人士都同意变通办理，而变通之方“不外配运漕粮、商人租赁两义”[10]。 [阅读全文…]
我总是更相信费正清的史观。 只把这些文章当史料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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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政府通常将满人（经常包括蒙古旗人）和汉人的聚居区予以隔离，有时是将一城分为两个部分，有时则重建新城，因其居住主体民族不同而分别称为满城和汉城。乾隆统一新疆后，亦仿此例，在北疆的伊犁、乌鲁木齐、古城和巴里坤等地均分设满、汉城。其意首为民族隔离，次为驻扎军队，尤其在新疆统一之初更是如此。以满城为例，主要居住携眷满蒙八旗官兵等，正如后人解释，满城主要为驻防各地的携眷满洲八旗官兵划定与修筑，因此，也有称满城为满营者，实是一座大军营。汉城亦然。此后随着内地移民日益增多，这些城市，尤其是汉城逐渐成为军民杂居之地，其民事功能大为增强。
南疆的情况虽有所不同，但亦仿北疆之例，将各城依居住民族划分为两部分（或建筑新城，或在原有维吾尔人居住之城内建以界墙，一分为二），一部分供当地穆斯林居住，即所谓的回城；另一部分则供驻防军队及军政大臣所居，今人多称之为汉城或满城。民族隔离与驻扎军队依然是清政府的主要意图，只不过这种隔离主要是将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等民族与内地人相隔离，尤其是与满汉官兵隔离，因此，在内地及北疆被隔离的满汉民族在这里却共同居住一城。这样，对这些清军驻防城市的称呼自然不能如北疆及内地那样，简单地以满、汉城论之。虽然这仅是对不同术语使用的不同理解，但绝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迂腐问题，因为这种术语的变化其实体现出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美国学者米华健曾对此问题进行过相关的探讨，认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应对其采用不同的称呼，如乾嘉时期应称为满城，汉城则出现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左右。米氏之论言之有理，然并不全面。本文将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对于在新疆的驻军及官员设置，清政府总体而言重北轻南，首重天山北路，次重天山东路，天山南路位于其末，因此南疆驻守官兵不仅兵额最少，而且是换防兵，而非驻防兵，不能携带家眷。正如清人记载，驻防兵乃携眷之兵，永远驻守，“惟伊犁及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满洲绿营皆然，土鲁番满营官兵亦如之”，而南路之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乌什和阿克苏的满兵则自乌鲁木齐、古城和巴里坤调拨，绿营兵则自内地调拨，皆轮班更替，非常驻者。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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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
清人有言，“国朝师儒之为学也，皆得力于师友，渊源有自，故能卓然有所成就。”以之对照道咸时期西北史地学的发展，同样有其道理。
道咸时期，西北边疆危机的浮现使西北地区日益为世人所关注。面对新的历史形势，学术界首先作出了针对性的反映，具体表现为西北史地逐渐成为一些学者研究的重点领域。尤其是在这些学者间已经形成了一股前后衔接、亦师亦友的研究西北史地之风，并产生了一种研究西北史地的群体效应。正是建立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学术群体的基础上，西北史地学方获得了极快的发展。但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尽管对道咸时期西北史地学的发展研究颇多，这一问题却往往被忽视，尚未有专门的研究成果问世。本文主要就此问题展开论述，以使读者能对此有所了解。
一、群体效应的形成因素
（一）西北边疆危机的浮现
嘉庆二十五年，张格尔在浩罕的支持下发动叛乱，这场前后历经八年，直到道光八年方得以平息的叛乱不仅打破了持续半个世纪的新疆的平静局面，而且也拉开了几乎持续整个晚清的西北边疆危机的帷幕。
平叛后，清政府根据派赴南疆的直隶总督、钦差大臣那彦成的建议，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加强和巩固对新疆的统治，如实行各级大臣官员的考核制度；增加官吏薪俸，允许官员携带家眷；慎选伯克；减少苛捐杂税；在南疆进行屯田，发展南疆经济；增设卡堡，加强边防力量等。这些措施应该说对稳定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那彦成对浩罕采取的一些严厉惩罚措施却导致了较为严重的后果，这些措施包括：禁止包括浩罕、安集延在内的中亚诸部落与新疆的贸易，“严禁茶叶、大黄出卡，以窘其生计”；“尽逐内地流夷（居于新疆的浩罕和安集延等中亚诸部落之人），以断其耳目”，并没收其茶叶、大黄、田地、房产。而经准许留居新疆的浩罕人，只准种田、纳粮、当差，不得置产婚娶，违者立即驱逐。由于那彦成不了解当地形势，因此这些措施虽然严重打击了浩罕的社会经济，但其打击面过广、树敌太多却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影响到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边防的稳定。这自然遭致各方的不满，此后浩罕即于道光十年挟持张格尔之兄玉素普再次发动叛乱，不过同样遭到失败的下场。
这两次叛乱充分暴露出清政府在新疆尤其是南疆统治力量的薄弱以及那彦成政策的危害。此后，新任钦差大臣长龄于道光十一年来到喀什噶尔，他的调查和汇报使清政府开始认识到那彦成政策的错误。当年，清政府即取消贸易禁令，次年又赔偿了浩罕商人因没收茶叶而造成的损失。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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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史地学的兴起是晚清学术随时势变化而发生相应变化的一种具体表现。一般认为，在其兴起过程中当以谪戍之士祁韵士和徐松作用最大，祁、徐二人乃是晚清西北史地学的开创者，而他们先后编撰的《西陲总统事略》和《钦定新疆识略》则是晚清西北史地学兴起的标志。就学术角度而言，这种观点有其客观性与合理性，但是，它却往往忽略了影响祁、徐二人走上治西北史地研究道路的伊犁将军松筠在其中的作用。事实上，在晚清西北史地学的兴起过程中，松筠绝对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而这主要与松筠的治边经历以及他重用谪戍之士进行相关著述研究是密不可分的。
一、松筠的治边经历
松筠（1751－1835），字湘浦，姓玛拉特氏，蒙古正蓝旗人。其事迹在赵尔巽编《清史稿》卷342，《清史列传》卷32，李桓编《国朝耆献类徵》（初编）卷36，缪荃孙编《续碑传集》卷1，李元度编《国朝先正事略》卷22，窦镇编《国朝书画家笔录》卷2以及震钧编《国朝书人辑略》卷7中均有记载。他的一生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曾任数省总督和各部尚书，并加太子太保，也曾出任国史馆、实录馆正总裁，管理理藩院的事宜，还曾专门管理蒙古学、唐古忒学事务。他为人耿直，不畏权势，因同权贵不和而多历外任，在《清史稿·松筠传》中就有记载称“和珅用事，筠不为所屈，遂留边地，在藏凡五年”。
松筠曾先后在西藏、蒙古和西北等边疆地区任职，对边疆地区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史称松筠“名满海内，要以治边功最多”。他的一生“廉直坦易，脱略文法，不随时俯仰，屡起屡蹶。晚年益多挫折，刚果不克，如前实心为国，未尝改也”，堪称一代名臣。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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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保廉（1862－1938），字拙存，别号淡庵居士，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其父陶模乃是清末名臣，光绪年间曾先后任甘肃、直隶、陕西按察使、布政使，甘肃新疆巡抚，陕甘、两广总督等职。陶保廉从小受到严格的教育，在史学、舆地、医药和西学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造诣。
19世纪后期，西北边疆危机日益加深：陕甘爆发回民起义并波及新疆，阿古柏入侵新疆，俄国出兵占领伊犁，英俄在中亚的角逐延伸向新疆，等等。对此，清政府在经历了“海防”、“塞防”之争后，最终出兵收复新疆，并于光绪十年（1884年）设立新疆行省，可谓中央政府加强对新疆统治的重大举措。光绪十七年（1891年），陶保廉之父陶模被清政府任命为甘肃新疆巡抚，奔赴乌鲁木齐就任。随从侍行的陶保廉对其沿途所见所闻予以记载，鉴于该年系辛卯年，故名之曰《辛卯侍行记》。
《辛卯侍行记》并不完全是一部游记。丁振铎言其“顾其中所过名都下邑建置沿革特详，水道邮程脉络弁分悉具，或辨讹而考古，或救敝以论今，征引诸书不下数十百种”。王树枏也曾讲，陶保廉“行历秦晋赵魏齐燕六国之地，西逾长城，渡瀚海，入月氏、鲜卑、车师、蒲类诸国，以达新疆都，行一万一千余里，凡山川关隘之夷险，道路之分歧，户口之多寡，人心风俗物产之异同，罔不勤诹广稽取其事，有关于经史及体国经野之大者，著于篇”。可以看出，它是一部具有明显实地考察及考证特征的史地之作，其中尤详于对西北地区的记载。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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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古柏
1759年，清朝统一南疆，继1757年平定准噶尔收复北疆后，最终完成了对今天新疆地区的统一。清代疆土始与中亚诸部毗连，双方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而对中亚的政策也开始成为清朝对外政策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于中亚诸部，清政府一般视其远近及重要性将其分为两类：哈萨克和布鲁特为一类，其余为一类。正如魏源所言：“新疆南北二路，外夷环峙，然其毗邻错壤作我屏卫者，惟哈萨克、布鲁特两部落而已。”也就是，清朝视哈萨克、布鲁特二部为其西疆屏障，与其之关系相较其他中亚部落更为密切和重要。本文所探讨的清朝的中亚政策，其中亚范围主要指的是第二类，即哈萨克和布鲁特之外的其他中亚各部。
一、清朝的中亚政策：朝廷的意图
清朝统一新疆后，中亚诸部迅速向清朝遣使入觐，表示归服之意。清政府对此也予以积极的回应，对这些“远处边陲，诚心向化”的中亚诸部“赉敕书赐物”，并派出使臣远赴痕都斯坦、布哈尔等地，其对中亚的政策亦产生于这一时期。至于清朝之中亚决策的原动力，下文中便试以析之。
首先，对“礼仪”的追求。在中国的传统治边观中，“华夷观”和“天下观”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一统观念则可谓影响中国历代中原王朝治理天下最重要的因素。在这样的观念下，中原王朝乃为宗主国，边远之四夷则为藩属，藩属须尊中原王朝统治者为天下共主。对于中原王朝而言，这自然意味着其对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化境地的追求，对确定君臣从属关系、地位尊卑、等级高低的一种追求。归根到底，这是一种对传统“礼仪”的追求。清朝的中亚决策显然受此影响颇深，如同历代中央王朝，其对礼仪的追求已经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只要能换来藩属的“恭顺”， 使“人心益附”，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是可以接受的。正如潘志平所言，“以儒家礼义来治国安邦的中国各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强化，中国与‘四夷’的关系，俨然成为森严的君臣关系。……在中国封建统治者看来，此上下尊卑有序的礼义延续或中止，乃是王朝生死攸关的大事。……也就是说，礼义第一，其它都是枝节小事。”为了坚持、捍卫这种礼仪，“中国封建统治者竭尽全力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此论可谓精辟。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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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清朝收复南疆，继1757年平定准噶尔收复北疆后，最终完成了对今天新疆地区的统一。这不仅对清朝大一统格局的形成以及对清朝的政治、经济等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18世纪后期中亚的发展也有着多方面的意义。但就目前的研究情况而论，一般多注重于对前者之研究，对后者的研究则颇为缺乏，或不系统。本文即将就此展开相关论述，不当之处，尚请方家多多指正。
一
对中亚而言，清朝统一新疆首先带来的是稳定局面的出现。这主要反映在清朝对准噶尔的平定以及对企图扩张的中亚部落的约束两方面，其中尤以前者为重。
（一）清朝平定准噶尔
准噶尔自16世纪兴起后，首先确立起在天山南北的统治，随后不断向外扩张，尤其是西进中亚，通过武力控制了中亚的许多地区。这给中亚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首先，频仍的战争影响到了中亚各部的政治稳定。以哈萨克为例，准噶尔在中亚的扩张主要反映在与哈萨克的战争中。为了争夺哈萨克控制的许多贸易中心（如塔什干、安集延、撒马尔罕等），扩大牧场范围，准噶尔部从17世纪开始，不断发动对哈萨克的侵略战争。尤其是策妄阿拉布坦统治时期（1697—1727年），成为哈萨克历史上的大灾难时期，哈萨克丧失大片草原，许多人逃离家园。直到准噶尔被清朝消灭，哈萨克方摆脱其威胁。但是与准噶尔的斗争不仅使哈萨克汗国更为支离破碎，阻止了哈萨克政府或国家的出现，而且也使其无力抵抗俄国的侵扰，哈萨克的小、中、大三玉兹分别于1731年、1740年和1742年接受了俄国的保护，向其朝贡。
其他一些中亚部落也时常遭到准噶尔的侵略，如布鲁特、布哈拉、浩罕和巴达克山等。准噶尔最盛之时，哈萨克、浩罕、布哈拉、希瓦都处于其势力范围下，他们被迫归附准噶尔，还要派人质到准噶尔。在清朝平定准噶尔前，哈萨克、浩罕、巴达克山等中亚部落都曾经有重要人物作为“人质”在伊犁居留过多年。
其次，严重影响到中亚各部的经济发展。准噶尔的侵略战争不仅对中亚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准噶尔还强迫中亚各部向其缴纳贡赋，这成为准噶尔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使中亚各部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同时，准噶尔凭借其强势控制着中西之间的贸易，这对中亚原有贸易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以上种种因素都直接影响到了中亚经济乃至国力的发展，并进而影响到中亚各部政治的发展。以受准噶尔打击最为严重的哈萨克为例，17世纪哈萨克呈现出政治分裂之像，而影响哈萨克团结成为中央集权国家的困难之一就在于其经济每况愈下，以及自然经济占据了统治地位，其标志就是哈萨克南部城镇的衰落。
因此清朝平定准噶尔使中亚各部得以摆脱其桎梏，获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和良好的发展契机。中亚各部有可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从历史的实际来看，哈萨克由于直接面临俄国南扩的影响，其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哈萨克东部仍然因此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局面，而其他一些中亚部落，如浩罕、巴达克山等的发展则因此得利甚多，尤其是浩罕，能够在19世纪兴起为中亚的一个大国，与此关系极为密切。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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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自古以来都是朝廷的大问题。我的研究一直都在北疆，很少涉及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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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治边疆民族的目的主要有三：1、防范外敌入侵；2、维护边疆稳定；3、发展边疆经济。对于因地区、民族不同而导致的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差异，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清王朝对这些边疆民族地区并不抱歧视态度，相反，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角度来对待和处理，比以往任何王朝都更重视把边疆政策、民族政策的制定、推行和完善摆在基本国策的突出地位。清王朝强调“中外一体”（即内地与边疆为一整体），一变前代汉族王朝作茧自缚、消极自保的惯用手段，主张以积极态度治理边疆民族地区，使其起到“屏藩”、“拱卫”的作用。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清王朝因地制宜，制定和实施了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来维护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如在内外蒙古实行盟旗制，西藏实行以达赖和驻藏大臣协同管理的噶厦政府制，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但酌情保留土司制等。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其政策的实施不仅达到了统治各族的目的，而且对于巩固边疆、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推进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有着积极意义。
在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中，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相较其他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在政治、经济、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的不同而更为独特，因此清王朝在对其之治理中，经略政策也颇具特色。本文即以南疆为中心，以清中期政府管理南疆内地人的政策为线索，对此种政策的出台及发展变化略作分析。
一
清政府统一新疆后，鉴于新疆的重要战略位置，对新疆的经略颇为重视。不过，鉴于新疆南北的具体情况有别，清政府的经略政策亦有所不同，如在北疆驻以重兵，既为维持地方安定，亦有防范潜在的外来威胁之意。因为虽说此时清王朝威名远震西域，外藩臣服，但鉴于自古以来边患莫过于塞外西北的游牧民族，清自然注重对这些地区的经营。它通过联络漠南蒙古，收服喀尔喀蒙古，首先消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而在西北，又经康雍乾三世，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平定准噶尔之乱，但是乾隆少见地对准噶尔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使准噶尔的人口锐减，其意自然为彻底消除准噶尔的威胁。这样北疆不复构成对清王朝的威胁。但在清西北边疆之外，依然有像哈萨克和布鲁特这样的游牧民族，且俄罗斯也正在东进，虽尚未对清西北边疆构成威胁，必要的防范措施却必不可少，因此清政府驻重兵于北疆，实为防患于未然。同时，北疆经过多年战乱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千里空虚，渺无人烟”，因此，清政府积极在北疆组织移民屯垦，发展各种屯田，以达实边和开发北疆的目的，减轻内地负担。而且，清政府将伊犁作为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其对新疆的经营必然重北，以恢复北疆的重要战略地位。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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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喀什噶尔英、俄势力间的斗争及与清政府的关系
马继业1890年来到喀什噶尔，表明在经历了阿古柏叛乱后，英国为恢复双方间的关系而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也表明除了与新疆的经济关系外，英国正试图在政治上对新疆有所企图。而这种企图所立足的基础应该说是针对俄国在帕米尔和新疆尤其是南疆的扩张所作出的，其目的显然是为英俄在中亚的“大角逐”服务。因此，当马继业来到喀什噶尔以后，英、俄的关系就成为了喀什噶尔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方面，其具体表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马继业与彼得罗夫斯基及其继任者之间关系的演变；另一方面，中英、中俄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英俄间关系的发展。下面我们就以英俄间的关系为主线，辅之以中英、中俄间的关系来对其进行分析。
在1908年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建立前，我们可以把英俄在喀什噶尔的关系分为两个阶段来分析，第一阶段为1890–1903年，即到彼得罗夫斯基的退休，此阶段双方的关系以矛盾与斗争为主；第二阶段为1904–1908年，此阶段双方由于种种原因，在喀什噶尔的关系表现出了一定的缓和，联合的趋势有所加强。
1、马继业与彼得罗夫斯基间的斗争
从阿古柏叛乱被平定直到马继业来到喀什噶尔前，英国在新疆一直没有自己的正式外交机构和代表，1890年后，这种空白由于马继业的到来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填补，这标志着英国对南疆政治渗透的正式开始。显然，马继业来喀什噶尔的政治意义应该才是最主要的。而俄国在南疆的霸权则对英国势力的进入是个极大的阻碍。马继业的到来预示着英国对俄国独霸南疆局面的不满和挑战，也标志俄国独霸南疆局面的即将结束，同时这也意味着马继业与彼得罗夫斯基矛盾和斗争的开始。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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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 马格里的儿子马继业中文挺好。不过受英国人其实，因为他是一个中国女人的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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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叶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相继发生的工业革命逐渐促成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型资本主义的过渡，各国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尤其体现在对能源原材料及销售市场的竞争上。在世界市场趋于形成前，这种竞争加之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世界所特有的经济大萧条，使得“殖民地的意义大为提高”。西方列强瓜分殖民地的运动步入了新的高潮。此时，中国的满清王朝日趋衰败，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给予了西方列强趁虚而入之机。它们将中国视为扩张的主要场所，凭借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逐步开始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程。在这场争夺中，重要的战略意义使得中国西北边陲尤其是新疆成为了英、俄两国争夺的一个主要目标。左宗棠曾称“（对于中国来说）保新疆可卫京师；而对于英俄来说，不争新疆则无保中亚和南亚各地”。当时英、俄两国正在中亚展开一场争霸性质的竞争，即所谓的“大角逐”（Big Game），双方的争夺主要表现在三大焦点上，阿富汗，河中地区以及新疆。1879年，英国迫使阿富汗成为了它的保护国。同期，俄国也将河中地区置于了自己的统治之下。至此，中国的新疆成为了英俄在中亚争夺的唯一焦点。英俄对新疆的争夺以及两国围绕新疆同中国政府间的关系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
本文主要是围绕英国向新疆进行扩张的一个重要工具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所展开的。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可以说是英、俄在中亚大角逐的一个产物，从1890年英国建立起阿古柏叛乱后在新疆的第一个据点，到1948年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撤消，半个多世纪中，它对近代新疆的历史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先后共经历了十六任总领事（由于中间再任的有两人，因此实际上是十四人），本文主要是以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建立者和它的首任总领事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1867—1945）为中心，以英、俄在南疆的关系为主线，辅之以中国政府对新疆的经营及对英、俄势力在南疆活动的态度来对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建立的背景以及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的早期活动来进行论述的。
对马继业以及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研究，本文只是一些初步的工作，许多问题尚待深入探讨；鉴于本人水平有限，文中所论，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教正。
一、一八九Ｏ年前的新疆形势
（一）清王朝加强对新疆的统治
经历了“康乾盛世”的清王朝在步入十九世纪后，衰落之势已经不可逆转，内忧外患接踵而来，尤以新疆形势最为严峻，不仅沙俄虎视眈眈，而且浩罕对新疆亦存有觊觎之心。此时期清朝对新疆统治的措施主要表现在平定浩罕支持的和卓后裔叛乱以及阿古柏之乱，并最终建立新疆行省。
1、浩罕支持下的和卓之乱与阿古柏对新疆的入侵
浩罕本为清王朝的一个属国，但当清王朝逐渐走向衰败时，浩罕遂趁机而起，不断向周围扩张，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已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在中亚有一定影响的国家。而清政府对新疆统治的日趋薄弱和防务的松弛也助长了浩罕向新疆扩张的野心，主要表现为支持逃在浩罕的和卓后裔的叛乱活动。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浩罕支持和卓后裔张格尔先后四次发动了对新疆的进攻，并曾攻陷了南疆西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田），清政府调集数省军队方予以平息，1828年张格尔兵败被俘，押送北京处死，叛乱彻底平息。此次叛乱充分暴露出了清政府忽视新疆问题的恶果，尽管此后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在新疆的统治，但这些制度既不完善，而且也得不到彻底的执行，何况新疆问题由来已久，积重难返，因此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不久，浩罕再次挟持张格尔之兄玉素普发动叛乱，但很快就以失败告终。此后，浩罕向清政府请求和解和通商，并请求在新疆的免税贸易权，清政府对此表示完全同意。浩罕遂在清政府的妥协退让下，暂时停止了对新疆的侵略。经历玉素普之乱后，清政府出于对南疆整体防务的战略需要，将原设在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移到了叶尔羌。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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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观点值得商榷，建议看费正清先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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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清朝收复南疆，继1757年平定准噶尔收复北疆后，最终完成了对今天新疆地区的统一。这不仅对清朝大一统格局的形成以及对清朝的政治、经济等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18世纪后期中亚的发展也有着多方面的意义。但就目前的研究情况而论，一般多注重于对前者之研究，对后者的研究则颇为缺乏，或不系统。本文即将就此展开相关论述，不当之处，尚请方家多多指正。
一
对中亚而言，清朝统一新疆首先带来的是稳定局面的出现。这主要反映在清朝对准噶尔的平定以及对企图扩张的中亚部落的约束两方面，其中尤以前者为重。
（一）清朝平定准噶尔
准噶尔自16世纪兴起后，首先确立起在天山南北的统治，随后不断向外扩张，尤其是西进中亚，通过武力控制了中亚的许多地区。这给中亚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首先，频仍的战争影响到了中亚各部的政治稳定。以哈萨克为例，准噶尔在中亚的扩张主要反映在与哈萨克的战争中。为了争夺哈萨克控制的许多贸易中心（如塔什干、安集延、撒马尔罕等），扩大牧场范围，准噶尔部从17世纪开始，不断发动对哈萨克的侵略战争。尤其是策妄阿拉布坦统治时期（1697—1727年），成为哈萨克历史上的大灾难时期，哈萨克丧失大片草原，许多人逃离家园。直到准噶尔被清朝消灭，哈萨克方摆脱其威胁。但是与准噶尔的斗争不仅使哈萨克汗国更为支离破碎，阻止了哈萨克政府或国家的出现，而且也使其无力抵抗俄国的侵扰，哈萨克的小、中、大三玉兹分别于1731年、1740年和1742年接受了俄国的保护，向其朝贡。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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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案是曾国藩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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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由各级官员组成的。1870年“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之一，在“天津教案”的办理过程中，清政府的基层官员、高级官员、以慈禧为代表朝廷，以及官场内的“洋务派”和“顽固派”都参与其间，不论他们彼此间有多少不同和矛盾，正是这种互相作用的“合力”，形成了“天津教案”的“政府处理”。“中兴名臣”曾国藩，因代表清政府对“天津教案”的处理而物议沸腾，一时间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他自己也大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感，不久便撒手人寰。这固然是他个人的无奈喟叹，其实也是清政府已丧失正确应对现实能力、进退失据、难逃覆亡命运的隐喻。“天津教案”无疑有多种研究角度，本文主要是从清政府的决策及危机处理层面来分析此案。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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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李鸿章和伊藤博文扯皮过交割期限问题。
光绪乙未割台之役，总署电台抚唐维卿（景崧）限两月交割，余限二十日，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维卿奏复云：「台民知台已属倭，台北绅民男妇日入署向臣母及臣环泣，并电知台南台中各绅士，留臣固守。当将朝廷不忍台民涂炭之意，剀切开导，无如义愤所激，万众一心，无从分解，次日即鸣锣罢市。」五月初二复电总署云：「四月廿六日奉电旨，臣景崧遵旨开缺，应即起程入京陛见。惟臣先行，民断不容，各官亦无一保全，只合臣暂留此，先令各官陆续内渡，臣再相机自处。台民闻割台后，冀转机，未敢妄动，今已绝望，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於五月初二日，齐集衙署，奉送印旗前来，印文曰，台湾民主国总统之印，旗为蓝地黄虎，强臣暂留保民理事，臣坚辞不获。俟事稍定，臣能脱身，即奔赴宫门，席蒿请罪，昧死上闻，乞代奏。」五月六日，倭人由澳底登陆，基隆台北均告危，十二日溃兵入台北，城中大乱，时先伯父恪士公（讳明震，号觚厂）以刑部主事充全台营务处署理藩司，躬与其役，身负殊伤，皇遽中作密函呈维卿曰：「天不佑中国，无可奈何！公心踪可告无罪，惟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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