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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前李鸿章的惊人之举

admin — Mon, 28 Jun 2010 22:49:59 +0000

任公年纪大的时候都说《戊戌政变记》多有不实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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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是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梁任公在其《戊戌政变记》中评价到“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这场以清朝的惨败而告终的战争，有太多的细节值得后人审视和借鉴。

进入6月以来，围绕着从朝鲜撤兵的问题，总理衙门与日本驻北京临时公使小村寿太郎之间，开始了近一个半月的频繁交涉。总理衙门坚持双方须先同时撤军、再开相关谈判的立场；而日本方面则是早就打定主意，要借机挑起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战争。因此旷日持久的交涉，注定是只能使日本赢得动员和部署兵力的时间，而不会有丝毫实质性的进展。
和商的同时，清廷对列强的“调停”抱以了相当的期望。然而，各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各打各的“小算盘”。到7月 14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发出“第二次绝交书”，清政府“始则假俄人为钳制，继则恃英人为调停”的设想，也终告落空。

在此关乎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非常时刻，坐镇天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集外交和军事重责于一身的李鸿章，会有怎样的举动，来消弭中日之间很可能一触即发的战争呢？他的这些措施，又有何惊人之处呢？

早在7月12日，李鸿章就秘密通过幕僚伍廷芳拜访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己次，传达他处理朝鲜问题的态度，使日本人明显感到李和总理衙门的立场间有不一致。15日，荒川报告陆奥，李鸿章好像倾向于同意陆奥的某些原则。伍廷芳告诉他“李鸿章能解决朝鲜问题而无需考虑北京的态度。”16日，陆奥回电荒川，尽管李鸿章真的希望解决朝鲜问题，但除非以最明确具体的形式，并通过适当的公认渠道传达给日方外，日本政府将不予考虑。当天，荒川再次报告陆奥，他已将陆奥的意见告诉了伍廷芳，李鸿章倾向于和平解决，但为如何才能展开谈判感到焦虑。“他已非常果断地拒绝了你的建议。”
7月22日，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总办北洋水师营务处道员罗丰禄到日领事馆，极秘密地通知日方，李鸿章决定派他做秘密特使，到东京面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李鸿章“忠诚希望和睦解决，并安排如何就朝鲜问题开展谈判”。李鸿章要求日本政府保证在秘密特使到达东京前，在朝鲜的日本军队不要采取敌对行动，并要求日方对此倡议立即答复。同日，荒川还在伍廷芳的安排下，到天津海关道衙门同盛宣怀密谈。盛告知荒川，中国派军队赴朝是作做样子而不是为了打仗。
这天罗、盛二人的“双簧”，毫无疑问是李鸿章的精心安排。一边是绕开皇帝和朝廷，提出罗丰禄直接访问东京的要求；一边是借盛宣怀之口，表示中国对日的战争准备只是摆样子。在李鸿章看来，这一重大提议必然会在第一时间传达给日本政府。但蹊跷在于，荒川直到23日晚间才将电报拍发，日本外务省24日中午收到。陆奥宗光倒没有耽搁，当天回电表示日本政府“不特别反对罗来日本”，也不能保证在朝日军“放弃敌对行动”。果然，23日，日军攻占朝鲜王宫，诛闵妃（明成皇后）、拘韩王李熙（高宗）；24日晨，日本联合舰队三舰在丰岛海面袭击北洋水师军舰“济远”和“广乙”、击沉运送清兵的“高升”轮。李鸿章苦心孤诣的求和行动，由于日本方面没有做出想象当中的积极配合而作罢。
但话又说回来，李鸿章安排罗丰禄的这次外交试探，绝对是中国外交史上一次极为惊人的非常事件。当时，清政府内部主战的空气趋于高涨。6月25日和7月1日，光绪帝两次谕李鸿章加强备战。7月16日，光绪帝再次对军机大臣宣示主战之意，并传慈禧太后“懿旨亦主战”。当天，军机处电谕李鸿章“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光绪帝、军机处、总理衙门等发给李鸿章的一切指令，都是要他作好开仗准备。那么，另一种解释就显得合乎情理：是李鸿章自行决定，绕开皇帝和朝廷、独辟对日外交的和商途径！而这种做法在甲午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到底是谁授予了他这么大的权利呢？

李鸿章之所以要在甲午7月，如此不惜一切代价地寻求和平，显然是断定慈禧太后决不愿意在六十大寿之年爆发战争；而他所掌握的北洋陆海军，也没有对日军的必胜把握。李鸿章认为此时“陆军无将，海军诸将无才。殊可虑！”而一旦手里淮军和北洋海军两张“王牌”打光，他在清廷官场上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但是对一点，李鸿章似乎信心满满：只要他能消退密布的战争乌云，就一定能找到办法说服朝廷。只是历史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日军在汉城围宫拘王并挑起丰岛海战，李鸿章的秘密和商再也无法进行，从此湮没于浩瀚的历史文档中去了！

油彩下的历史脸谱—琐谈对日史识之病

admin — Sat, 13 Mar 2010 02:37:49 +0000

http://liubingjie.blogbus.com/logs/29234314.html

不错的文章转载一下。讲了一些甲午战争的事情。内容不便转载到这里，说的很多观点不错。

袁世凯小站练兵如何培养出五位总统九位总理

admin — Wed, 24 Feb 2010 07:26:20 +0000

不知道为什么，不怎么看凤凰卫视的东西。见到不少同龄的人，觉得凤凰卫视很好的人很好。

凤凰和鸡有什么区别呢。套用郭德纲的相声，你睡的鸡都晚，起的比鸡都早的。我会去看百度百科会去看凤凰卫视，不过一定把他当作参考来看吧。个人觉得凤凰卫视的历史频道很多内容是用传媒的方式来做历史。有意的去做一些东西，可能有来自那些方便面的原因，也能有来自传媒方式的原因，流量盈利等问题。不过都伤害了历史本身。

想起了十多年前的凤凰。今天看到一个mm，拿着小水壶，浇草地，都是野草，黄色的野草。开心的浇着。我很想过去也去浇浇。不过老远不想过去。就躺下一会飞过来一只喜鹊，我做起来追那个喜鹊，看到旁边还有一直喜鹊，就把他们赶走了。接着躺下仰望着天空。一身的灰尘却异常的开心。

前几天曾经记录了一下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的小事。

说当年全世界的所有的中国地图上，都会出现一个小镇名字，它就是小站。

核心提示：小站在天津咸水沽南约10公里。甲午战争之后，袁世凯奉旨在此督练“新建陆军”。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在小站督练新建陆军。他在原10营近 5000人的“定武军”基础上，又增募新兵2000多人，聘请了更多的德国教官，采取近代德国陆军制度，组建步、马、炮、工、辎等兵种，全部采用外国新式武器装备，并制定新的营规营制、饷章、操典。袁世凯在小站设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为了提高兵士的素质，同时控制军事教育权，袁世凯还建立了步队、马队和炮队等随营学堂和德文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

在军事装备训练方面，袁世凯极力采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然而，在选拔将领方面，仍因袭湘淮军阀的旧习，“兵为将有”，专门培植依属于自己的势力，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最后形成军阀集团。北洋军阀集团是清末民初由天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个武装集团，这个集团曾经影响中国政局10多年，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巨大。

凤凰卫视2月23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据说有这么一个故事，在大清朝晚期那会呢，近代欧洲列强，也就是德国、英国、法国等等这些国家，它们所印刷的中国地图上都会标注一个叫做小站的镇子。这个唯一被标注的中国小镇，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获此殊荣呢？1894年，袁世凯从朝鲜回到国内，在此之后的几年时间里，袁世凯的人生和这个小镇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这个方圆52平方公里的地界里，袁世凯奠定了他一生的事业基础，自此以后，袁世凯声名鹊起，扶摇直上。

讲解员（小站练兵团）：咱们可以看一下，这是当时袁世凯所创建的武备学堂，它是传授西方重要文化知识的场所，当时在小站练兵时出现的5位总统、9位总理、30位督军都是出自咱们的武备学堂，也就是现在的讲武堂。

解说：1895年冬天，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半年之后，在督办军务处任职的袁世凯，从北京来到了天津小站，肩负的是当时朝野内外，一致呼吁的一项重要任务督练新式陆军。

张华腾（安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他在国内的真正的发展，还是从甲午战争小站练兵开始，他恐怕以后一辈子就是依靠军队，然后进到政治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来新夏（南开大学教授）：那么袁世凯依靠了这支在小站练的这支兵，就作为他整个起家的本钱，也可以说是北洋军事政治集团的一个基础。

解说：毫不夸张地说，操练新军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最时尚的职业。那场发生在1894年与1895年之间的跨年大战，将本已是日薄西山的大清王朝击得狼狈不堪。战败之后，朝廷内外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改革浪潮，其中要求训练新式军队的呼声则格外响亮。

张华腾：我们为什么被日本所打败，就是我们的军队不行，我们的陆军、辽东开去六万的陆军，我们虽然打了一些小仗，但总体上都是失败的，海军最后也是全军覆没，就是军队不行。

刘亿江（《袁世凯评传》作者）：我们军队从数量上比它多，从装备上比它不弱，可是为什么战不过它？就是我们的训练不行。

解说：从朝鲜回国之后，袁世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京城奔走，结交权贵和各方人士。这一年，36岁的袁世凯对自己的前途有着精心的设计。

刘亿江：按说当时他有温处道的实职，一个道台嘛，有位置在那等着你呢，他要想做马上就可以去，现在管着浙江温州、处州两个府十几个县，相当于现在专员似的，马上可以上任，而且那个挣钱比当京官挣得多，他不去，我宁可在督办军务处打杂，跑跑颠颠没什么实际事可做，挣钱还少，我也不上温处道去当那个实职去。在哪呢？因为这督办军务处我能接触到上层，我能为我争取去练兵，在一个最近的位置上，最好的位置上。

解说：袁世凯深谙清朝官场积习，四处活动、八方经营、请客送礼、重金贿赂、拜师请托这些词汇估计都不足以涵盖袁世凯当时的种种手段，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步棋就是舍弃了当年一手把他提拔起来的恩师李鸿章。

刘亿江：因为当时李鸿章甲战败以后，成为替罪羊了，很不得志，那么他就去改换门庭呗，去投靠有个叫李鸿藻的，李鸿藻这个人当时是军机大臣，和翁同和属于受光绪皇帝比较倚重的大臣，那么袁家袁甲三的时候，也是过去清朝和曾国藩、李鸿章他们都是一起的，镇压太平军，捻军出身的，他家有些老关系、老人脉，所以他通过这个就和李鸿藻那边搭上弦了。

解说：袁世凯的这些行为，后来被人们指责为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等等，其实我们只要换位思考，在波谲云诡的晚清政局中，不找棵大树，确实不怎么好乘凉。反正不管怎么讲，袁世凯用他的方式成功地打入了某个圈子，而这个圈子是由那些具有话语权的人构成的，有了在这些当时的大人物旁边，端茶递水的机会，接下来的事情似乎就顺理成章了。

刘亿江：他那个嘴皮子，当外交官的嘴皮子，再加上军队他也懂，这一掰呼，李鸿藻也想将门之子，有才、军事、外交全通，了不起、了不得的人才，所以李鸿藻就向军机处就推荐他，那么李鸿藻和荣禄的关系非常好，荣禄是西太后非常倚重的人，所以李鸿藻既然推荐他，荣禄对这个人也就比较看重。

解说：有了当朝两大高官的鼎立推荐，刘坤一、张之洞等朝廷重臣也就顺水推舟，一个个都站出来力挺袁世凯，袁世凯自然不能有负这些高官们的厚望，他积极地为练兵做着各种准备。

张华腾：抓住战术练兵这个机遇向光绪皇帝上书，然后又拟定了一个练兵的方案，怎么练兵，我怎么请德国的教练怎么练？这个计划都一块上给了清政府的高官。

解说：自此之后，袁世凯又多次上书，继续陈述自己改革军事的设想，并组织力量将国外的兵制典章、军事著作翻译成了中文，对于这些资料，袁世凯一方面自己潜心研究，加紧学习近代军事知识，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军事思想，另一方面将它们源源不断地呈献给王公大臣、开阔他们的视野，为晚清军事改革作理论和思想的准备。

来新夏：袁世凯在他想得到军权的过程当中，他本人应该说他还是钻研了一些军事上的问题，邀请了一些懂得军事的人，共同来制造文件，制造军书。他比如说制造《练兵十三则》，制造了营制，制造了跟外国人用洋元的合同了，这许许多多。后来这些书袁世凯把它汇编成一个《新建陆军兵略录存》这么一个书，《新建陆军兵略录存》这是袁世凯北洋军的一个基本经典，许多的规章制度，原始的规章制度都在这里边。

解说：自己统带一军，建功立业，应该是袁世凯投身军旅时就有的梦想，历经将近一年的积极筹划，袁世凯终于等来了实现梦想的机会。

方兆麟（天津市政协文史委主任）：那么正好胡燏棻在天津小站练兵，当时练定武军，后来朝廷任命他为庐汉铁路总办，就把他调走了，这时候正好缺人，缺人呢就推荐谁去练这个兵？

刘亿江：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他赶上了，他也积极地去争取了，落到他头上来了。

张华腾：但我认为袁世凯的才能是第一位的，袁世凯的其他手段是第二位的，我们不排除袁世凯为了取得这个练兵权，通过自己的人际关系，然后这个一步一步地走，正常的也好，不正常的也好，他肯定是采取了这样的一些措施，然后要取得练兵权。但是我更重要的也说一下，就是他的才能被人所知。

解说：1895年的12月8日，督办军务处委派袁世凯督练新军，自此，袁世凯与天津小站的历史都翻开了新的一页。

陈晓楠：旧中国有这么句俗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在当时其实真的没有人愿意当兵，当兵的一般都是没饭吃的地痞或者是流民，没办法去当兵混口饭吃。如此一来，练兵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并不是那么轻松，比如有一则旧闻其实可以佐证当时的情况。

1875年10月2日的《香港每日新闻》这样说，拥有巨大人力资源的大清国，其士兵数量相对来说是少之又少，并且呢，这些所谓的士兵，其中大部分都名不副实，他们装备极差，而且几乎全军都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在军容严整的欧洲军队面前，恐怕抵抗不了5分钟。袁世凯曾经对张之洞谈过练兵的秘诀，他说呢，练兵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就是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服从就吃刀。

解说：带着左手官、右手刀的理念，袁世凯正式接手定武军，第一件事就是得有人，袁世凯深知旧军队的陋习和弊端，从兵源方面，他很是动了一番脑筋。

方兆麟：不光是选农民，他要贫苦农民子弟，富家子弟不要，有恶习的不允许，不能当兵，过去那恶习的抽大烟的，没钱花了，没地方挣钱去了，到军队里混军饷这有的是，所以这绝对不要。

来新夏：他要有多少的高度，要有多大的负重力量，要认识点字，要什么，他很严格。

方兆麟：体格要健壮，他在测试的时候要能够举石锁走多少路，他都有具体要求的，所以当时他这个选拔的时候是很严格的，而且他待遇确实也是不错的。

刘亿江：因为小站练兵他那个薪水比那个八旗，比淮军都是很高的，相对很高的，这样的话你薪水高，他正经人家的人愿意出来当兵，因为当这个兵我可以攒点钱养家活口，所以军队的素质也相对比较高。

解说：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袁世凯的部下，在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地精挑细选了步兵2000人，总兵力达到 7000人左右，办事效率之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袁世凯当时的全力以赴。

来新夏：这个时候就把他这支军队不在叫定武军，而叫新建陆军，这就是中国的第一支新式陆军。

解说：这支新近陆军仿效德国的军队建制，成立督练处，袁世凯亲自担任督练官，事无巨细，身先士卒，将全部心血倾注到练兵当中。

袁腾飞（民间学者）：他这个新近陆军呢，完全就是所谓的这种近代化的陆军体制了，分为马、步、炮、工兵、辎重这么五科。
陈克：这个新建陆军编制很规范，是镇、协、标、营、队，底下还有棚，可以和咱们现在对照了，所以这个军队基本上是一个很规范的单位。

解说：新建陆军舍弃了一些旧的制度，用标准军礼替代磕头，用口令替代击鼓鸣锣，很有些跟国际接轨的意思，最为一目了然的变化应该是军装的彻底革新。

陈克（天津市博物馆原馆长）：军装上也有一些变化，军装原来是袍子马褂，也有绑腿，但不是现在那种军装的样子，但是小站练兵时期的军装，用咱们现在的话讲是短打版，有靴子、有绑腿、裤子还是很肥大的，搁在绑腿里头。

解说：练兵，最重要的还是军事训练，袁世凯重金聘请了十几位德国教习，并规定全军使用统一的新式步枪，马枪和快炮，其中大都为德制的标准化枪械，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陈克：训练他的基本技能，比如说射击，那么他这个对射击的要领，是要求非常严的，有很规范的射击，而且理性的给讲解，三点成一线啊，什么弹道啊，弹道学乱七八糟这些东西都要讲，还有这些炮兵这个，小的这种军事单位是非常合理的，什么一炮手、二炮手、装填手，使这瞄准的，还有这个发令的，一个一个单位，你看他那个训练里头非常详细，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然后怎么怎么样，很细致。

解说：除了军事技能的过关，政治觉悟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在官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袁世凯，在这一方面，自然少不了有他的一套强力的手腕。

方兆麟：在小站练兵的时候，他把军队训练得就是，一说忠于谁？忠于袁宫保，当时袁宫保是他的职务，以前的职务，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皇上，这是当时人们对他评价，看了小站练兵以后很多大臣就说，袁世凯把军队变成私家军了，从他主导思想上也是比较明确的，要把这军队训练成绝对服从的那么一支军队。

解说：真正要培养一支绝对服从的军队，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袁世凯从官兵们最为看重的问题入手，一举改变了克扣贪污军饷，这一当时清军的通病，很快就赢得了官兵的信任。

刘亿江：他亲自把军饷发到个人手里头，一层层军官想从中贪污不可能的，我这这钱每月发薪饷我亲自点名，点一个上来一个我亲自发到手里，中间你想上下其手，克扣做不到的。

解说：袁世凯看到旧军思想涣散，纪律松驰，因此在严格训练和纪律严明方面特别重视，对于违纪的官兵，新建陆军分别予以罚薪、记过、降职、军棍重责等处分，重责甚至砍头示众。

来新夏：把旧军的许多毛病都把它革除了，比如他有很严格的纪律，甚至于要是违反了纪律都要杀头的，他不许吸烟，不许奸淫妇女，不许偷，不许盗，它有非常详细的营规。

刘亿江：好比说有休息日，三五成群结伙，上集市上，去强买强卖，被发现之后就要打军棍，所以他那个军队，那个军纪相对来说非常严格。在他军营周围也不许老百姓在那摆摊。

解说：虽然军令严格，但仍然免不了有人触犯雷区，而袁世凯执行军纪，特点是士兵有错，官员要负教训管束不严之责，而且对官员的惩处重于士兵。

方兆麟：他比方说部队出了事，士兵出了事，除了责罚以外，一方面是责罚，他那个下级军官就像作保一样，他的直属领导也要同样受到惩罚，但是他采取了一些手段，表面上他可以责罚，但是实际上就是常讲的打一巴掌给一块糖吃，就是这个意思，在很多地方还是比较宽容他们，他主要是为了通过这个来树立个人的威信。

解说：早期参军的绝大多数农民不识字，袁世凯组织编写了一系列通俗易懂的歌谣，通过背诵，使士兵能够将基本军事要领、军械使用技术和军营纪律牢记于心，在中国军事史上，这是袁世凯的一项创举，也是对士兵进行思想教育的最早尝试。

陈克：就是我们现在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歌，是产生于小站练兵时期，它是怎么来的，那个歌有人知道说是从德国来的，它的原曲子叫做《德皇威廉练兵曲》，那这个曲子，现在我还没找到这个战歌，这个旋律是不是这样的，这个一代一代传下来，一直传到后来我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小站练兵时期也唱这个歌，它的词不一样，它是另外一套词，这个军队呢就是说，它对于军队增加它的凝聚力，统一号令它有一个军歌，这也很有意思。

陈晓楠：短短两三年之后，在小站训练的新建陆军，倾注了袁世凯全部心血的嫡系部队，便初见成效，开始为世界列强所关注，袁世凯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同样得益于他的用人，与历代枭雄人物一样，袁世凯在招人、选人、用人的方式上，也是不拘资格、不限流品，选贤任能，唯才是举，有了这些，才有了所谓的小站班底，也才有了后来的北洋集团。
解说：历经朝鲜的十三年历练，袁世凯自然知道拥有自己的武装，才是最为核心的武器，而小站恰恰给了他一个笼络自己班底的好机会。

方兆麟：当然袁世凯练兵，首先他作为练兵的最高首长，他首先一个要求他的下级军官，各级军官包括他的士兵要绝对忠于他，绝对忠于他。这个很不容易，蒋经国从苏联回来以后，蒋介石让他闭门思过几个月之后，马上就让他当三青团中央干校当校长，蒋介石很明确地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为什么让你去到三青团中央干校当校长？你可以培养你自己的干部，培养你自己的班底。所以袁世凯也是这个目的，就是要培养自己的班底，那么最后这些人确实也做到了，成了北洋军阀政治集团的骨干，后来分散到全国各地都是。

解说：小站班底的成员大致来自三个方面，一个是淮军的老人，一个是袁世凯的故旧亲朋，一个是北洋武备学堂的教官和学生，这些人又逐渐形成了三个派系，老将亲兵，幕府文官，武备学员。

郭凤歧（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教授）：他会笼络人才，从军事人才到后来督职时候的政治人才，他在这时候是非常厉害的，从正面说是他会用人，再一个方面，他这个思想还有另外一方面，深层次的另外一方面比较可靠的，打仗父子兵、亲兄弟，他都是用这种办法凝集军队的思想。

解说：袁世凯在淮军多年，懂得兵为将有的重要性，一心要把军队变成私人武装，除了他之外，任何人不能驾驭，而这自然需要袁世凯在平时笼络住身边这帮能人。

刘亿江：他不搞小圈子，你只要是人才，甚至你原来反对过我的人我都用你，你只要是最后你认同我这个东西，愿意好好跟我干，我都亏待不了你，他是这么个人，所以他为什么他从一小站，当时相当于旅长嘛，最后能做到民国大总统，就在于他在用人上他五湖四海。

解说：袁世凯先从旧军队中，提拔了一些老兵老将到小站练兵，如姜桂题、张勋、倪嗣冲等人，这些人头脑简单，盲目服从，忠诚可靠，对于袁世凯想把新军培养成一支忠于自己的部队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

方兆麟：他用的很多教官，当时都是从武备学堂出来的，过去军队里的人，他们就知道服从皇上，所以这种忠君思想非常严重，所以他之所以用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来灌输这种思想。

解说：袁世凯当然也知道，单靠老将亲兵是难以完成组建新建陆军任务的，他必须招纳一大批系统学过西方军事知识的高素质人才，作为建军的骨干力量。他请来了老友徐世昌帮忙，作为自己的参谋长。

方兆麟：因为他跟徐世昌的关系非同一般，在河南的时候徐世昌那时候穷困潦倒，最后他资助了他，徐世昌才能到北京中了举，后来又平步青云。

袁腾飞：徐世昌是正牌翰林，整天跟这帮武人混在一块，这在过去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解说：徐世昌贵为翰林，为袁世凯做的第一件事情，却是用他的满腹文采写了一个半文不白的招聘广告。

袁腾飞：然后他就告诉徐世昌，他说你这个告示不能用翰林文体来写，就是你不能写出来都骈四俪六之乎者也。说当兵的这些人都老粗，他看不懂，所以你不能这么写，徐世昌就给他用白文，当时的所谓白话文，六个字一句，六个字一句，这样的文体给他写了一篇告示，写完告示袁世凯非常赞叹，就把这个告示贴出去，然后徐世昌就跟他讲，说你不能说这个告示是我写的，因为这忒丢人了，我是堂堂翰林我写这玩意，然后说如果要有人问你，你说谁写的？袁世凯说当然我说我写的了，我就是一秀才，我连举人都没考上，我写这玩意不丢人，我就这水平。

解说：徐世昌年长袁世凯四岁，袁世凯一直以大哥相称，徐世昌的加盟，也使得袁世凯如虎添翼，有了在小站期间最为重要的军师和智囊。

陈克：徐世昌起草了大量关于军队的章程，各种制度，包括汇报给朝廷的奏折大量的文献，这一言难尽非常多，也就是说徐世昌在小站练兵时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解说：除了徐世昌，在小站练兵期间脱颖而出的人才名声最响的自然是北洋三杰，他们都先后成为袁世凯的亲信和得力干将。

来新夏：比如像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这些在北洋系统里被称为龙虎狗的三个人，那么龙就是王士珍，因为他比较超出一些人的范围之内，他比较超脱，神龙见首不见尾，但是智谋很高。段祺瑞就是虎，因为他的军事知识比较丰富，冯国璋就称为狗，那就是说他是执行这么样的一个人。

解说：奖掖青年，提携后进，袁世凯在当时是出了名的，不管是哪方面人才，袁世凯都通过拜把子收义子门生，搞政治联姻和金钱收买等手段，笼络住了一大批得力手下，冯国璋的经历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

袁腾飞：冯国璋因为原配夫人早逝，所以袁世凯就把自己府上的家庭教师，许配给冯国璋，袁世凯府上姓周的家庭教师，是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等于中国最早的一批相当于女大学生了，学问很大，人很孤傲，又是淮军名将之后，所以嫁给冯国璋，冯国璋原来就是淮军出身，他等于就是我小兵出身，现在能娶到大帅的女儿，又是大总统给我做的媒，自然就感恩戴德嘛，所以他这种恩威并用，这样的那种手段，可以讲一般古来名将治军都是这样，袁世凯可能就是说，玩得更炉火纯青一点。

刘亿江：他不同在哪，就是你跟我好好干，我让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你看你有什么特长把你放在什么位置上，你好好干，你放手干，出了问题我给你担着，干错了不怕，这个责任是我的，他这点他了不起。

解说：小站练兵培养了一大批近代军事人才和将领，成为了中国近代军事体制变革的一个起点，为中国军队近代化拉开了序幕。与此同时，小站练兵也为北洋军阀政治集团，奠定了政治基础，后来北洋政府的历任总统、执政，大多出自小站练兵，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也算是独特一景了。

陈晓楠：小站练兵培养出来的这支新建陆军，其实并没有经历过多少战争的考验，到底成色如何，轻言定论恐怕也过于草率，只不过袁世凯实打实地依靠着这支他一手拉扯起来的王牌军，开始了他在晚清政坛的纵横捭阖。

1903年12月4日，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总理练兵处，袁世凯也兼任了练兵大臣，从掌管7000人的新建陆军总教头，到督练全国新军的最高指挥官，不知道此时的袁世凯再度回望小站的历史，会不会也别有一番况味在心头呢？明天请各位继续收看《袁氏当国》第三集《戊戌疑云》。

《凤凰大视野》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

主持人：吴小莉曾子墨许戈辉窦文涛胡一虎陈晓楠

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20:02-20:35

重播时间：周二至周六09:00-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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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日本的公关战

admin — Sat, 13 Feb 2010 14:40:41 +0000

关于甲午战争，日本的公关做的确实不错。不过前提是西方愿意相信，有时候有些狡辩，大佬们顺着你说，你的狡辩就过去了。大佬们较真一下，日本的公关就狗屁不值。当然这理由还是要多学学的。

击沉英国商船与旅顺大屠杀，是日军在甲午战争中的两大暴行，一度给日本的国际形象造成重大打击。然而，深谙舆论重要性的日本政府反应迅速，针对欧美媒体展开一连串形象公关，不但扭转了被动局面，甚至还在西方营造出“日本是文明国家”的假象。

紧急实施“防守反击”

甲午战争中，日本曾遭遇两次公关危机。

第一次是在开战之初，日本军舰在朝鲜海面打沉了运送清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导致千名中国军人和欧洲船员死亡，引发西方社会哗然。德国在伦敦的观察员注意到，“此事件给英国报纸提供了大量责难日本的材料，要求日本对其实施的横暴行为给予赔偿。”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也致电国内，说“伦敦的所有报纸皆载有此事，并唱反对中国之说”，对日本精心营造的国家形象是重大打击。

被军队方面的鲁莽行动弄得措手不及的日本政府，实施了一连串紧急公关行动。一是立即表示，如确系日舰违反公法，则日本政府将给予赔偿，先将英国官方稳住，避免事态恶化；二是全面收集信息，及时掌握真实动态，没有出现报喜不报忧的情况；三是迅速展开官方调查，对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剪裁，形成了对自己有利的调查报告；四是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下工夫，试图引导和改变英国舆论。日本的外交文件真实地记录了青木周藏要求追加“特别经费”用于“友好媒体”公关的请示。英国的多名国际法学界泰斗，竟先后在报纸上为日本辩护，认为击沉“高升”号是合理的，责任不在日方。

日本的防守反击策略十分有效。9月份大东沟海战后，日本就明显感觉到了“英国人民对中国所怀的感情，现在已大为改观”。《泰晤士报》说： “日本的军功不愧享受战胜者的荣誉，吾人今后不能不承认日本为东方一个方兴未艾的势力，英国人对于这个早晚要密切相交的新兴岛国人民不可丝毫怀有嫉妒之意。”对此，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感慨道：“见到炮火相接，胜败之局已定，骤然褒扬战胜者，贬责战败者，实在是人情的弱点。”

假仁义骗过全世界

日本人遭遇的第二次公关危机，是旅顺大屠杀带来的。

日军攻占旅顺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随军的西方媒体，尤其是《纽约世界报》进行了大量报道，震惊世界。一时，有关日本是“文明国家”的声调急剧衰退。

面对西方舆论的不利影响，日本政府首先将屠杀行为解释成“对中国军队残忍行为的正常反应”。西方报刊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说，日军在攻占旅顺时，发现此前被清军俘虏的日本士兵，都被杀害并遭到肢解。美国自由撰稿人卡蓬特为日本辩护道：“即使军纪严明的美国军队，在同样的情况下，会与日军有区别吗？”类似论调认为，旅顺大屠杀只是一次过激了的以血还血的报复而已，“以为日本人回复到野蛮状态的说法是荒谬可笑的”。

西方媒体对旅顺大屠杀所持的宽容，部分得益于日本对媒体的开放态度。假做真时真亦假，日本充满自信的、积极主动的开放，令其比作为受害者的中国更容易实行媒体公关，这或许可算是日本从开放中尝到的一个甜头。

在经过血战攻陷威海卫后，日本实施了更大规模的“行为艺术”式的宣传。他们的战地红十字会给受伤的清军提供医疗服务，释放了所有俘虏，并准予中国军舰“康济”号在高级军官们护送下，载运战败自杀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灵柩离开。

所有这些，都在西方记者和军事观察员的众目睽睽下进行，并通过公开的报道和秘密的情报渠道向全世界传播，大大扭转了旅顺大屠杀造成的恶劣印象。英国法学泰斗胡兰德就盛赞这是“日本作为成熟的文明国家的标志性事件”。但事实上，这支所谓“文明之师”中的很多成员，正是参与旅顺大屠杀的同一批人。

法律视角下的方伯谦被杀案

admin — Fri, 22 Jan 2010 06:48:34 +0000

孙建军

一、前言，从方伯谦的死刑判决书说起

1894年9月17日（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大东沟海战爆发，中日两国海军主力展开血拼。18日（十九日），北洋舰队残余各舰陆续回到旅顺基地。23日（二十四日），清廷下旨：

“奉旨：李鸿章电奏查明海军接仗详细情形，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著即行正法。广甲管带守备吴敬荣，随济远退至中途搁礁，著革职留营，以观后效。钦此”①

这是一份宣布“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益堂）死刑的“刑事判决书”。24日（二十五日），方伯谦以临阵退缩罪被杀于旅顺。

方伯谦成了甲午战争史上的一个特殊人物。百多年来，但凡一本甲午战争的史著，无一不提到方伯谦的名字，有关其是否枉死的问题成为甲午战争史研究的热点之一②。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由于方氏后裔和乡土人士的强力介入，大陆学界对方伯谦的“研究”达于顶峰。在这一片的喧腾声中，“罪名”、“罪状”、“军律”、“量刑”、“审判”等等字眼，密集、高频地闯入我们的视野。但透过这些纷纷扬扬的法学名词术语的背后，反让我们隐隐地感觉出这些学者们法律阙失的信息。有鉴于此，本文即由此出发，运用法学常识，重新检视此案，看清廷判决方伯谦死刑的这份判决书是否荒谬地造成了方伯谦的冤狱，以期拂去迷雾，得出自己的结论来。虽然我知道，这一做法并不讨巧，甚至可能进行下去费神费力仍然是一无所获。

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将不得不对诸位研究先进的观点进行检讨，或指谬或补正，但都仅限于法律知识部分，换言之，并非对于各位学者所有的观点都不赞成。

二、杀方伯谦于法可据吗？

“清政府对甲午海战中将领方伯谦处以极刑，有多少依照清朝的军律行事？”③

这是林庆元先生在《关于“方伯谦冤案”》一文中发出的质疑。这是一个实体法意义上的追问，很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究。

接下来，林庆元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888年规定的《北洋海军章程》第十一章规定：‘凡水手逃亡者，拿回鞭责八十，监禁一个月，临阵逃亡者，斩立决。’这条看来是针对水手而言的。但未见其他条款明确规定将领‘临阵时逃亡’的处治办法。1894年10月5日，即黄海战役过后不久，李鸿章又奏定《海军惩劝章程》，做了补充规定，其中规定：‘拟嗣后海军各舰遇敌退缩即以军法从事。’后者的规定是在方伯谦被杀死之后公布的。清政府在甲午前后两次颁布的军规，一次比一次严厉。临阵逃却，历来各国均处以严刑。清朝第一次颁布的军律，过于笼统，没有对各种情况予以区别对待。”④

孙克复先生则认为：“清政府1888年制订的《北洋海军章程》第11章《军规》规定：‘凡水手逃亡者，拿回鞭责八十，监禁一个月；临阵时逃亡者，斩立决。’这项军规虽然是针对水手士兵的，但对将领的临阵退逃没有另行规定，这项规定自然也适用于将领。”⑤

苏小东先生也注意到了上述“问题”：“在1888年颁布的《北洋海军章程》第十一章‘军规’中，针对管带官的只有一条：‘凡管带官违犯军令，由提督秉公酌拟呈报北洋大臣核办。’其中，没有明确说明战时管带管临阵脱逃该当何罪，也没有具体规定舰艇在战场上失去战斗能力以后管带应如何处置才算不违军令。显然，这条军规主要是针对平时而言，这也说明《北洋海军章程》是很不完善的。”⑥

上述三位先生，几乎众口一词地对《北洋海军章程》表示了不满。区别仅在于，林庆元先生认为《北洋海军章程》只对士兵犯罪作了规定，“过于笼统，没有对各种情况予以区别对待”；孙克复先生则认为对水兵的规定同样可适用于管带。而在苏小东先生看来，《北洋海军章程》对管带“临阵脱逃”如何处治无明文规定。但三位先生共同的一点，就是均认定《北洋海军章程》对管带“临阵退缩”规定不明确，杀方伯谦于法无据。

对于管带犯法，《北洋海军章程》果真没有规定吗？或者说，杀方伯谦有法可依吗？这是一个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否则，杀方伯谦不但是制造了冤案，而是违法犯罪的问题了。

我们看《北洋海军章程第十一·军规》：

“凡管带官违犯军令，由提督秉公酌拟呈报北洋大臣核办。轻则记过，重则分别降级、革职、撤任。……凡船上官弁人等违犯军令，照以上所拟各条惩治外，其余不法等事，由提督等援引会典所载雍正九年钦定军规四十条参酌办理。并先恭录通行各船，一体懔遵。”

法律条文的“援引”方式，是一种常见的模式和现象，其目的是为了使条文简化，避免不必要的重复。顺藤摸瓜，我们再来看《北洋海军章程》所“援引”的“雍正九年钦定军规四十条”⑦。其有关规定如下：

一、临阵进止，以鸣螺及金鼓为号。如有官员、兵丁违令，闻号不进及闻号不止者，皆斩。

二、官员、兵丁临阵，俱须勇往直前。如有回顾、畏缩、交头接耳者，皆斩。⑧

这是雍正九年颁布的《上谕军令条约》的部分内容。该军令条约凡四十则，故又称“钦定军规四十条”，其中规定“斩”罪的，有35条。⑨上引两条为第一、第二项规定，可见对“官员”的重视和强调。

鸦片战争开始，清朝进入多事之秋，列强凌逼，战事频繁。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五月，湖广总督裕泰将《军令条约》与乾隆四十九年颁布的《行军纪律》重新合刊⑩，朝廷予以颁布。重新颁布军规条例，自然对将士们是有警示作用的。方伯谦是《北洋海军章程》的撰稿人之一，对这一“恭录通行各船，一体懔遵”的国家重要法律不会不清楚的。

孙克复先生认为：“方伯谦虽非‘临阵退缩’，但却未经允准而‘擅离部位’，中途退避，是违犯军令的， ‘仍当治以应得之罪’。方伯谦的‘应得之罪’，当然不应是正法极刑。根据《北洋海军章程·军规》……对方伯谦的处分也应予以革职或撤任。处以军前正法极刑，显系轻罪重罚，罚不当罪，失之公允。”[11]

显然，孙克复先生认为法律是可以任意扩大适用范围的。孙先生既没有注意到“援引”的条目，也不愿意继续深究下去。根据对水兵的规定去讨论对管带的处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或许，有人会问，这些法条颁布时间太远，有近期的规定才算数。这个问题也好回答。我们看下列的实例。

丰岛战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即于1894年8月22日（七月二十二日）提交并经朝廷批准的《海军交战赏恤章程》，明确指明：

“窃近日倭人构衅，战局已开。海战之艰危，较陆军为尤甚，以全船性命争胜于凤涛弹雨之中，一船被沉，即全营复没。自非严明赏罚，无以鼓励众人。臣叠次严饬提督丁汝昌，认真督察，如有临阵退缩者、贻误军机者，立按军法治罪，决不姑宽。”[12]

此后，北洋舰队频频出海巡剿劳师无功，朝中主战言官仍放言喊杀，朝廷不断下旨重申军纪。9月1日（八月初一日），谕旨明示：

“倘遇敌船猝至，有畏缩退避情事，定按军法从事，决不姑宽。”[13]

“法自君出，权高于法。”这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法制特点之一。[14]清朝不是法治国家，在那个蒙昧的时代，一切法典、法规皆以君主名义颁行，君主始终掌握着最高的立法权。皇帝的诏敕往往直接成为法律，皇帝可修改、废止任何法律。皇帝拥有最高司法权，一切重案、要案、疑案，以及死刑案件皆须皇帝裁决与批准。皇帝可以法外用刑，也可以法外施恩，赦免罪犯。这是专制制度下的普遍现象。皇帝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皇帝金口玉牙，他的话就是法律。

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这些大东沟海战之前新下达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谕旨，北洋舰队的军官们是知道的，作为高级军官的方伯谦是没有任何借口说不知道、不了解的。

三、方伯谦的“罪名”：临阵退缩

犯罪性质，是指行为人犯了什么罪，具备法律规定中哪个罪的犯罪构成，应是什么罪名。而查明犯罪事实，是量刑的基础。只有查明了犯罪事实，才能确定犯罪人所犯的是何种罪，应予何种处罚。所谓“确定犯罪人犯的是何种罪”，就是明确其犯罪性质，应定什么罪名。我们通常所说的定性准确，主要是指确定罪名要准确。在确定方伯谦的罪名之前，让我们先看一下，在今天学者们的笔下，方伯谦有多少个“罪名”？

孙克复先生认为：“构成方氏军前正法罪状主要有三条：一，海战时‘首先逃回’；二，由于‘济远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广甲随逃’，引起‘各舰观望星散’；三，逃跑时将扬威‘拦腰撞坏’。”而“构成方伯谦军前正法的主要罪状，是在黄海海战中临敌退逃。”

孙克复先生在分析一通后，得出结论：“方伯谦被正法的三条罪状中，‘牵乱队伍’罪，难以成立；撞伤扬威罪，真假难辨；中途退避罪，原因不明。在没有更确切的史料足以证实前，认为方被杀罪有应得，‘按之军法’，‘无冤可言’的结论，为时尚早。”[15]

数年后，孙克复先生再次宣布：“对于李鸿章及清政府加给方伯谦的首先退避、牵乱队伍和碰坏扬威等三项罪名中的后两项，学术界多数人已取得了共识，即牵乱队伍和碰坏扬威的罪名是莫须有的，不能成立。但对于首先退避的看法，仍存在较大分歧。”[16]

戚其章先生的意见与孙克复先生大体接近：“方伯谦被杀的主要罪状就是：‘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广甲随逃。”[17]他并且强调：“在没有发现确凿的新材料之前，方伯谦‘首先驶逃’的罪名是不好轻易抹掉的。”[18]

陈贞寿先生给方伯谦的“罪名”有二：“清廷电谕处死方伯谦的罪名主要有两条：一是方伯谦逃跑，‘致将船伍牵乱’；二是‘济远’先逃，引起‘广甲’随逃，方伯谦必须对此负责。这两条罪名是否属实，是判断方伯谦被杀是否冤案的关键所在。”[19]

季平子先生则给了方伯谦三个罪名：“方伯谦的罪名有三：1、首先逃跑；2、将队伍牵乱；3、撞坏‘扬威’。”并紧步孙克复先生的后尘，进一步单方面宣布：“陷害方伯谦的三项罪名全都出于捏造。”20

林庆元先生给出的“罪名”，更是惊人：“其处死‘罪名’如下：‘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著即行正法。”

苏小东先生的观点大体与孙克复先生一直：“强加于方伯谦的‘罪名’，最明显也是最大的莫过于‘将队伍牵乱’。……致使‘各船观望星散’也好，‘将队伍牵乱’也好，都是强加于方伯谦的罪名。”苏小东先生因此而质问并给出了答案：“为什么要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方伯谦？”“强加根本不成立的‘罪名’，更有蓄意陷害之嫌。”[21]

关捷先生则认为：“黄海海战后，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因临阵先逃，‘将队伍牵乱’并撞伤扬威舰等罪名，被处以军前正法极刑。”[22]

姜鸣先生的论文里，也出现了类似的字样：“方伯谦是被清廷以‘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 的罪名处死的。”[23]

我们看到，在学者们天马行空般的笔下，方伯谦的“罪名”纷纷扬扬，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

我们要问的是，方伯谦有这么多的“罪名”吗？这些“罪名”是清政府给的吗？这是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的。

要弄明白方伯谦的“罪名”，我们必须先弄懂一个概念：“罪状”。

我们知道，在刑法学领域，“罪状”是刑法条文对于某种犯罪的名称和犯罪构成特征的的描述。只有符合某种犯罪成立的条件，才能构成犯罪。“罪状”是事先的规定，亦即法定的，如“钦定军规四十条”的第二条：“官员、兵丁临阵，俱须勇往直前。如有回顾、畏缩、交头接耳者，皆斩。”与之相对应的，可以参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百二十四条：“战时临阵脱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24]（这里需要声明，本文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只是提供一个参照，帮助大家尽快了解，绝无用今天的法律去审理方伯谦案之意。以下同此，不再说明）这里的“战时临阵脱逃的”，就是罪状，后部分所规定的刑法种类和幅度，则是法定刑。

而“罪名”呢？这个容易理解，就是犯罪的名称。罪名是以罪状为基础的，罪名包含在罪状之中。在简单罪状的情形下，罪状就是罪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条：“伪造货币的”，其罪名就是“伪造货币罪”；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其罪名就是“故意杀人罪”。[25]简单罪状之外，还有叙明罪状、引证罪状和空白罪状。 “钦定军规四十条”的第二条，其罪名是“选择罪名”，与之相对应的，是单一罪名。也就是说，其罪名可以分解为“临阵回顾罪”、“临阵畏缩罪”和“临阵交头接耳罪”，也可以概括为一个罪名，即“临阵回顾、畏缩、交头接耳罪”。

根据这个常识，我们看到的上引论文中，有那一条是孙克复、戚其章先生所谓的“罪状”呢？又有那一条是季平子、林庆元等先生所谓的“罪名”呢？都不是。“首先逃走”、“牵乱队伍”、“撞坏扬威”，既不是“罪状”，也不是“罪名”。清廷没有为给方伯谦按上这些罪名，法律没有也不会给方伯谦这些“罪名”。苏小东先生质问：“为什么要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方伯谦？”究竟是谁将这些子虚乌有的罪名强加于方伯谦的头上呢？其实，就是上述诸位先生们，没有别人。

接下来，我们要弄清楚的是，“首先逃走”、“牵乱队伍”、“撞坏扬威”，究为何物？让我们再看一下清廷斩杀方伯谦的那道谕旨，即林庆元先生指为“罪名”的那份文书：

“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著即行正法。”

显然，根据一般的语文知识，“致将”，表示前因后果，即“将船伍牵乱”是“果”，而“首先逃走”是“因”。这是没有问题的。而法律也并不神秘，只是用词规范不一样而已。根据法律常识，在这份判决书里，“将船伍牵乱”是“危害结果”（容后讨论）；“首先逃走”是“危害行为”，说白了就是“犯罪事实”；而“实属”两个字，一下子就给出了方伯谦的“罪名”，即“临阵退缩”。而“罪状”呢？前一小节已经交代过了，即“钦定军规四十条”的第二条。而“撞坏扬威”一事，则根本未被朝廷作为定罪的考量因素，更谈不上是什么“罪名”了！

“危害行为”（犯罪事实）、“危害结果”是犯罪构成的两大客观要件。“临阵退缩”，其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军人，所危害的对象或侵犯的客体是军事指挥秩序。方伯谦“首先逃走”这一犯罪事实所造成的危害结果，就是“致将船伍牵乱。”

孙克复先生认为：“澄清方伯谦被杀案的关键，在于方氏军前正法的罪名是否符合事实，准确无误。”[26]这句话说得很对。但是，连这些基本的法律常识都搞不明白，而去奢谈“罪状”、“罪名”，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四，方伯谦的犯罪事实（危害行为）：首先逃走

林庆元先生说：“清政府虽有法律条文，但在某种情况下，实际上只按统治者意志定罪量刑，不全是凭据事实。”[27]

林庆元先生的“某种情况”，显然是方伯谦被杀一案。弄清楚了方伯谦的“罪名”和犯罪事实、危害结果是什么，我们再看导致方伯谦被杀的危害行为，即“首先逃走”究竟是不是事实？

9月18日（八月十九日辰刻），旅顺船坞总办龚照玙（鲁卿）明确指明了方伯谦回到旅顺的时间：

“旅顺龚照玙效卯急电：丑刻，济远回旅，据称,昨午十一点钟，我军十一舰在大东沟外遇日船十二只，彼此开炮，先将彼队冲散，但见击沉敌船四只，我军‘定远’头桅折，‘致远’被沉，‘来远’、‘平远’、‘超勇’、‘扬威’四舰时已不见。该轮阵亡七人，伤处甚多，船头漏裂水，炮均不能放，驶回修理。余船仍在交战。”[28]

根据龚照玙的这份证词，方伯谦回到旅顺的时间是9月18日01：00—03：00（八月十九日丑刻）。

那么其它的舰船是什么回到旅顺的呢？《秘本日清战史》有一份《黄海海战两国舰艇回归基地时刻表》[29]。这是一份非常有用的时刻表，它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中、日各舰艇回归基地的时间。为省篇幅，我们节取北洋舰队参战舰船回到旅顺基地的入港时间：
日午時分艦艇名
一八前三三0 濟遠
一八前七三0 清国水雷艇（名称未详）
一八前八 0 廣丙、福龍
一八前八三0 靖遠
一八前八四五來逺
一八前九三0 定逺、镇逺
一八前一一 0 清国水雷艇（名称未详）
一八前一一三0 平逺、镇南、镇中

研究甲午战争，我们感受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中国方面史料的难求。而中方史料的阙失，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战败而毁损丢失。上引时间（指靠港），显然是日本军方根据自清军缴获的旅顺港口船坞记录或舰船航海日志整理而来。即使按照那艘不知名的鱼雷艇回旅的时间，济远已经是先回了4个小时。方伯谦“先回”是不容置疑的。

但若有些人仍然不肯面对事实，再找一些证人来也无妨。

华甫曼（Gustaff Hermann Hoffman）[30]，“济远”舰德籍洋员、总俥，战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毫不掩饰其对方伯谦的同情，但他也不掩饰这样一个事实：

Thinking he could do no more with his disabled guns, Captain Fong decided to withdrew, and he made the best of his way to Port Arthur, arriving there six hours before the rest of the fleet. [31]（考虑到炮械损坏而无法继续作战，方管带决定退出战斗，在残余各舰到达前6小时，他一路平安很快地回到了亚瑟港。）

我们再看帮办“镇远”舰管带、美籍洋员马吉芬（ Philo Norton McGiffin）的观察：

She reached Port Arthur at 2 A.M. next day (seven hours in advance of the fleet), spreading there a wild tale that we had been overwhelmed by a vast Japanese armada, etc.[32]（济远于次日2点到达旅顺<比舰队先到7个小时>，并在港内疯狂散布谣言说我们的舰队被一支庞大的日本舰队全歼了。）

华甫曼、马吉芬对方伯谦的态度显然是有区别的，但在方伯谦先于其他舰船回到旅顺这个事实，无疑是一致的。坐实了“先回”这件事，我们再看方伯谦是否“先逃”。我们应该看到，“先回”不一定是“逃”，“回”、“先回”是中性的。而“逃”则不然，通常的理解是，“逃”是为躲避不利于自己的环境或事物而离开。方伯谦在大东沟海战时离开战场的情形如何呢？

1894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即战后的第四天，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禹廷）等提交了大东沟海战战况报告，其中关于“济远”的部分：

“当战时，自致远沉后，济远倡首先逃，各船随之西去。倭船分队追赶济远不及，折回将经远拦截击沉，余船始回归队。”[33]

这是一份以丁汝昌名义的报告，但不能视为丁汝昌个人，而应包括丁汝昌、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林泰曾（凯士，北洋海军左翼总兵、“镇远”舰管带）、刘步蟾（子香，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等舰队高级将领一起议定的。这份报告反映了当时北洋舰队高级将领的判断，即“济远倡首先逃”。

“丁汝昌报告”的这个指控，是需要有佐证的，否则就有可能是谎言。我请大家看方伯谦的作战对手是如何说的。当时追击“济远”的，依次是日本第一游击队的“吉野”、“高千穗”、“秋津洲”、 “浪速”四艘军舰。

“吉野”舰长河原要一说：午後三時三十分、致遠右舷ニ傾斜シテ沉沒シ，其推進器在水面上ニ旋回スルヲ認む。此時，濟遠及廣丙ハ遙々西北西ノ方向ニ逃シ。靖遠、來遠之ニ次々而メ。経遠ハ其後部火勢ガ盛ニシテ、右ニ傾斜セリ、又平遠及廣甲ハ水雷艇ト共ニ北方ニ走ル。[34](午后三时三十分，致远右舷倾斜沉没，其螺旋桨在水面上回旋。此时，济远及广丙远远向西北西方向逃走。靖远、来远次之，而经远因其后部火势大盛，向右倾斜。又平远及广甲和水雷艇一起向北方驶走。）

“高千穗”舰长野村贞的报告[35]，根本未提到“济远”在战场上的表现，但“高千穗”舰上的分队长海军大尉子爵小笠原长生却注意到：旗艦定遠及経遠ヲ焼キ，平遠、致遠ヲ大破セシム、敵終二支フル能ハズ，敗軍トナリテ四分五裂。濟遠、廣甲先ツ西南ヲ望ンデ敗走シ，五艦続イテ陸岸二沿フテ逃ル。[36]（旗舰定远及经远起火，平远、致远大创，敌终于不支，四分五裂地溃败。济远、广甲首先向西南败逃。五舰亦接续向岸边逃走。）

“秋津洲”舰长上村彦之丞的战斗报告称：三時五十分，濟遠ハ南西ニ，廣甲、來遠ハ北西ニ，經遠、靖遠ハ北ニ，平遠、廣丙ハ北東ニ，分走ス。[37](三时五十分，济远向南西，广甲、来远向北西，经远、靖远向北，平远、广丙向北东，分散逃走。)

“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报告说：三十一分，致遠ノ後部大ニ傾斜。三十五分遂ニ沉沒ス。己ニシテ定遠燃ハ火災起リ，鎮遠ト共に東南ニ走リ，経遠（大火燼）、來遠、靖遠、廣甲ハ西方方面ニ，平遠、廣丙、水雷艇ハ廉島ノ東ニ逃走スルヲ見ル。茲ニ於テ，我遊擊隊ハ専ラ西北逃走ノ敵ヲ追ヒ。本隊ハ定遠、鎮遠ヲ追フシ見ル。暫クシテ経遠及靖遠ハ艦首ヲ廻シテ，廣丙、平遠ト共ニ東方ニ向ヒ。濟遠ハ海洋島ノ西方ニ走シリ困テ,我遊擊隊ハ專ラ経遠ニ追ル。五時十五分之ニ追及シ，烈シク砲撃ヲ加フ。少時ニシテ,彼シ艦内ニ火ヲ起シ，発砲ヲ止ム。且ツ船体ハ漸々左舷ニ傾斜シ，五十三十九分，遂ニ沈没ス。[38]（三十一分，致远后部大倾斜。三十五分遂沉没。定远燃起大火，与镇远一起走向东南，经远（大火烬）、来远。靖远、广甲向西方方向，平远、广丙、鱼雷艇向着鹿岛之东逃走。见此情景，我游击队专门追击向西北逃走之敌，本队则追击定远、镇远。经远、靖远舰，以及广丙、平远舰首转向东方。而济远已向海洋岛西方远走。我游击队遂专追经远，五时十五分追及之，炮声加倍猛烈，少时，该舰内火起，停止发炮，且舰体渐渐左倾斜，五时三十九分，遂沉没。）

在“吉野”舰上的常备舰队司令官参谋海军大尉釜屋忠道在黄海海战记里写道：

“是ヨリ先キ済遠ハ西ニ奔テ已ニ遠ク。廣甲モ亦経遠ノ右舷艦首ニ當テ陸岸ニ近ク奔レリ。此邊ハ一帯ニ未測ノ地ニシテ。経遠ノ航跡泥沙ヲ混攪シ。吉野ノ航跡モ亦泥沙ヲ混攪セリ。……テ一時ニ之ヲ破壊セシメント欲シ。魚形水雷用意ノ號令ハ下サレタリ。少時ニシテ水雷長ハ水雷用意宜シト報告セシモ。第一遊撃隊ノ二番、三番、四番艦ハ已ニ近ツキ来リテ頻ニ砲撃ニ及ヒシヨリ。吉野ハ砲撃ヲ止メ。魚形水雷ノ攻撃ヲモ見合セ。左舷十六點ニ針路ヲ變シテ。二番艦以下ノ砲撃ヲ傍觀シタルニ。少時ニシテ経遠ハ彌最期ヲ告ケ。暗車空ヲ蹴テ轉覆シ。赤色ノ艦底ヲ水面上ニ暴露スルニ至リ。”[39]（在此之前济远已经向西远走。广甲亦紧靠经远右舷舰首，驶向岸边。这附近一带为未测之地。经远的航迹将泥沙混搅，吉野的航迹亦将泥沙混搅。……吉野放下鱼雷欲迅速将此摧毁。鱼雷准备的号令已下达。片刻水雷长报告鱼雷准备完毕。第一游击队的二、三、四号舰已走近，并频频发炮。吉野停止炮击。鱼雷的攻击也暂停。左舷向十六点改变航向，旁观二号舰以下舰的炮击。不一会儿，经远告终。推进器向天翻转，直至红色舰底暴露在水面。）

而常备舰队司令、也就是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的报告显然是自己的观察并综合了前述各位舰长的报告：

同（三時）三十分ニ至テハ致遠右舷ニ傾キテ覆沒シ。其他経遠ノ尚ホ火災ニ苦ムアリ。又破壞ヲ受ヶテ進退ニ窮スルモノアリテ。敵陣ハ遂ニ全ク潰亂シテ各艦個々遁走スルニ至レリ。其ノ遁散シタルモノハ濟遠、廣甲、來遠、経遠、靖遠、廣丙ニシテ。濟遠ハ他ニ先チテ逸走シ。廣甲、來遠、経遠、靖遠之ニ次キ。皆大連灣ノ方ヲ目途トシ。廣甲以下四艦ハ沿岸ノ淺處ヲ通行セント欲シテ逸走ス。而シテ平遠廣丙ハ北ニ向ヘリ。[40]（三时三十分，致远右舷倾斜沉没。经远仍在大火中挣扎，而且遭受损坏，进退不得。最终敌阵全面溃散，各自逃遁。其中有济远、广甲、来远、经远、靖远、广丙。济远先于它舰逃跑，广甲、来远、经远、靖远继之，皆以大连湾为目标。广甲等四舰欲向沿岸浅处逃走，而平远、广丙则向北。）

我提请大家注意这些报告。这几份证词，不仅戳穿了某些学者制造的所谓“西战场”神话，而且其描述的追击“济远”不及并回头击沉“经远”的经过，与“丁汝昌报告”完全是惊人的一致的。这些来自第一游击队的日本海军们，都是追击“济远”过程中的现场目击证人。他们的证词，全部印证了丁汝昌报告。这些证据，都是直接的、原始的、言词的、有罪证据（与之相对应的是，间接、传来、实物、无罪证据），任何的一份都是可以单独直接证明方伯谦“首先逃走”这一主要事实。

看完日本海军将领的证词，我还可以请大家看北洋舰队中方伯谦的洋战友们是怎么说的。

总管“镇远”炮务、德籍洋员哈卜们（Heckman）证实：

“于万无可逃之中，两舰业已先逃。此两舰者，既不开炮，又不救火，故一则先返乎旅顺口，一则竟毁于回禄氏，惜哉。”[41]

马吉芬也说过：

The Tsi Yuen, with her faint-hearted commander, Fong, had bolted very soon after the enemy had opened fire. At 2:45 we saw this vessel about three miles astern on our starboard quarter, heading southwest toward Port Arthur. She was followed by a string of Chinese anathemas from our men at the guns.[42]（由于其怯懦的方管带，“济远”在敌人开始炮击后不久就逃跑了。在下午2：45我们看见这艘船大约在我舰右舷后方3海里处，航向西南方向的旅顺口。我们的炮手们纷纷对此咒骂不休。）

还有戴乐尔（William Ferdinand Tyler），这位帮办“定远”舰副管驾、英籍洋员，在他的回忆中也对方伯谦的行为有所评述：

The Tsi Yuan´s guns had disabled by a sledge-hammer to serve as an excuse for her flee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attle. For this and for a previous act of cowardice Fong, her Captain, later had his head cut off.[43]（济远各炮为巨锤击坏，以作为临阵先逃的借口；舰长方氏因此及前此同样行为，不久即被砍头。）

哈卜们的“先逃”，马吉芬的“bolt”，戴乐尔的“fleeing”，这三位北洋舰队洋员的幸存者，都是战役的参加者和目击者，一致指向了方伯谦“先逃”这个事实。这不能不说，是对方伯谦“逃跑”的一个共识。

有人称：“方伯谦问心无愧，所以才率舰首先回港。”[44]可是，方伯谦的铁杆同情者、“广甲”管轮卢毓英在他的回忆录里，虽然不断地为方伯谦叫屈，但也不掩饰这样一个事实：

“自大东沟逃归旅顺。既至，往见船坞总办龚观察。龚急询斯役如何？方张皇而对之。”[45]

方伯谦为什么要“张皇”呢？是被战火吓破胆了，还是心中有鬼？卢毓英深知个中三味：方伯谦乃“自大东沟逃归旅顺”，因为“逃”，故而“张皇”也！

方伯谦“首先逃走”，这难道是丁汝昌或仅仅几个高级军官的观感吗？显然不是。上述如此之多的证人证词，铁案如山，方伯谦“首先逃走”这一事实，不容怀疑。

五，方伯谦“首先逃走”的危害结果：致将船伍牵乱

一般认为，危害结果是危害行为所造成的具体侵害事实。如杀人行为造成他人死亡的事实，盗窃行为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事实，就是危害结果。危害结果是由危害行为造成的，危害行为是因，危害结果是原因引起的后果。直接的危害结果，是犯罪构成的选择性要件，是定罪的主要依据之一。结果又可以是间接的，或者是非物质性的（往往是无形的）。间接的危害结果不是犯罪构成的要件，也不是定罪的根据，只是量刑时从重考虑的情节。

法律上，危害结果还可以分为：属于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危害结果和不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危害结果。前者是指成立某一具体犯罪所必须的危害结果，如果行为没有造成这种结果，就不可能成立犯罪。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百二十八条的规定，指挥人员违抗命令，临阵畏缩，作战消极，造成了严重后果或致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才构成“作战消极罪”。[46]这里的“严重后果或致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属于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危害后果，无此后果，则不构成此罪。后者是指不是成立犯罪所必需的、构成要件之外的危害结果。“这种危害结果是否发生及其轻重如何，并不影响犯罪的成立。”[47]例如，《雍正上谕军令条约》第二条规定：“官员、兵丁临阵，俱须勇往直前。如有回顾、畏缩、交头接耳者，皆斩。”对于危害结果并没有做任何的要求，只要你“畏缩”，即“斩”你没商量。

苏小东先生讲：“强加于方伯谦的‘罪名’，最明显也是最大的莫过于‘将队伍牵乱’。”“致使‘各船观望星散’也好，‘将队伍牵乱’也好，都是强加于方伯谦的罪名。其实，‘济远’逃跑和牵乱队伍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换句话说，牵乱队伍并不是‘济远’逃跑的必然结果。如果仅仅是为了置方伯谦于死地，只要坐实其‘逃军’之罪也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将牵乱队伍作为方伯谦逃跑的‘恶果’强加他呢？”[48]

既然有学者把“牵乱船伍”当作了“罪名”来研究，我们就有必要研究研究。前面已经说过，“牵乱队伍”不是方伯谦的罪名，而是方伯谦“首先逃走”的危害结果。而且，这个“后果”也不是丁汝昌一个人“强加”给他的，是有一批人在“强加”给他。

“‘各船观望星散’不一定是‘济远’退避的必然后果”，[49]这是苏小东先生的看法。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济远”舰的逃走，首先也是直接地使北洋舰队失去了一个战术小队的战力。

Captain Fong’s outrageous example was at once followed by the commander of the Kwan Chia, whose courage was scarcely exceeded by his knowledge of navigation; …… Our force had thus early been reduced to eight vessels.[50]（方管带的无耻之举同样被“广甲”舰的管带仿效，而他的航海技术又实在是与他的胆量半斤八两，因为在午夜时分，他在大连湾外触礁，……因此，我们的舰队很早就减少为8艘军舰。）

马吉芬这里强调我舰少了一个小队。但真正受影响的，主要还是军心、士气。诚如孙克复先生所言：“济远是负有作战任务的战舰，中途退避，不仅削弱北洋舰队战斗力，而且动摇军心。”[51]战场逃跑，是件影响恶劣、民愤极大、人神共怒的事情。它所引起的连锁效应，不容忽视，那些战场指挥官最为担心，也就是这个。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士气一旦崩溃，犹如决堤之水，一泻千里，再收拾起来，恐怕难于上青天了！

“‘广甲’尤胆落，急返棹而逃。时‘来远’火甚，前舱尽焚，已延机舱及于将台之下，乃离队自救。适趋 ‘广甲’之侧，呼救不已。‘广甲’不顾，‘来远’怒击之，中其厕所。‘广甲’开足轮机而逃，故“来远”再击之，已无及矣。”[52]

卢毓英回忆的当时情景，“广甲”只是“随逃”，就遭到了“来远”的炮击，而“首先逃走”的“济远”，大家对之会是什么感受呢？我们来看一下。

“七月二十三日，尔猝不及防，突与敌遇，犹得以寡不敌众保全船只为词。殆八月十八日，两军船数相当，杀敌致果，全在各船效命，乃身为右翼副将，望敌而逃，将何以报君父厚恩，使士卒效死耶？”[53]

而当林泰曾等人请刘步蟾一起设法为方伯谦运动开脱罪责的时候，刘步蟾拒绝得斩钉截铁：

“此吾不与也，且大东沟之役，彼固知全军将覆，而欲脱身事外，袖手以观我辈之沦亡，彼已于大局何？”[54]

当方伯谦试图请求素有交情的旅顺防将、毅军统领宋庆（祝三）代为转圜时，宋庆的回答更是干脆：

“我恨无海军生杀之权，自我操，则七月间已在军前正法，尚复令尔重误国家大事耶？”[55]

对“临阵退缩”的危害，时人或在战场上的当事人的感受，比我们今天书房里秀才们的感受要更加强烈，更加真切。

“方既伏法，“济远”士卒均奔麓伏尸而哭，号啕跌躅，声闻数里，见者无不泪下。盖方待其士卒极有恩礼，故如是也。”[56]

有人由此发挥，方伯谦没有冤情，“济远”兵卒为何哭？这个问题可以可以这样理解，但也可以换个角度看。对于“济远”兵卒来说，方伯谦逃跑的命令，不啻一道救命的护身符。如果方伯谦舍命拼战， “济远”就有船没人尽的可能。蝼蚁尚且惜命，你说，“济远”的士兵会不会对方伯谦感恩而感伤而流泪呢！有听说过其他舰船的士卒为方伯谦而哭的吗？[57]

苏小东先生说：“毫无疑问，即使方伯谦的‘逃军’罪名成立，‘济远’的伤势及其致伤原因，起码也应视为定罪和量刑的重要依据之一。”[58]

林庆元先生也说：“济远号已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从上述炮械全毁，已证明不能继续作战，这点在当时量刑时可能起关键作用的。”[59]

孙克复先生的奇谈怪论最多：“清政府既认定方伯谦‘实属临阵退缩’，按之军规当然要处以正法极刑。但方伯谦确实是在炮械毁损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退避，其情节与性质同临阵退缩有重大原则区别。因此，以‘临阵退缩’罪处以军前正法极刑，当然不妥。”[60]

前面已经讲过，清朝不是法治国家，其法律并没有规定“临阵退缩”罪的量刑情节。

“情节”分为法定的量刑情节和酌定的量刑情节。法定量刑情节是指法律明文规定在量刑时应当予以考虑的情节，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百二十四条“战时临阵脱逃罪”中：“致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致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的”，就是量刑情节，这明白地规定在“罪状”里面。而《钦定军规四十条》第二条，并没有规定这样的法定量刑情节，只要“畏缩”即“斩”。这是法定刑，也是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与之对应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如上述刑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的后部分）。

对于方伯谦，可以考虑的，就只有酌定量刑情节了。酌定量刑情节，是指虽无明文规定，但根据立法精神、刑事政策和审判经验，在量刑时考虑的情节。而酌定情节至少应包括如下八个因素：a，犯罪的手段；b，犯罪的时空及环境条件；c，犯罪的对象；d，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e，犯罪的动机；f，犯罪后的态度；g，犯罪人的一贯表现；h，前科。“‘济远’的伤势及其致伤原因”，属于哪一个量刑情节呢？既然今天学者们要求考虑“情节”，就不能单单考虑某一个情节，而应该全面地检讨权衡。

显然，犯罪的手段、犯罪的对象，对方伯谦没有特别意义。前科，方伯谦此前没有受到过刑罚[61]，也不在考虑之列。可以考虑的是其余几项。

1，“犯罪后的态度”，方伯谦从未自认有罪[62]，自然也就没有悔罪、坦白的表现，可不必考虑。

2，“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前已讨论，“致将船伍牵乱”，自然是情节恶劣，危害极大，民愤也极大，只能属于从重情节。

3，“犯罪的动机”，方伯谦既是《北洋海军章程》的起草人之一[63]，又是舰队中的重要军官，对章程条文自然是掌握的，而其“首先逃跑”，认定其有主观恶意，当不会冤枉他。“知法犯法，罪加一等”。虽然不是什么专业的法律术语，却反映了民众对“知法犯法”者的一般恶感与共识。

方伯谦“首先逃走”，不谋自救而重返战场，且中途撞沉扬威[64]，却不施以援手；作为队长舰，对僚舰“广甲”也不给以引导、照顾（“广甲”属粤洋舰队，“济远”则长期活动在黄海海面，对海域地形的掌握自有天壤之别），以12.5浬/小时的速度[65]，一路狂奔回旅顺。所作所为，在在显示着其主观的恶意。

4，“犯罪人的一贯表现”，我们不能说方伯谦一贯“逃跑”。但是此前不久的丰岛海战，却颇值得人们思量。很多人认为，方伯谦在丰岛海战是积极英勇的，所以功臣不该杀。可是这即使是真实的，也并不能说明问题。首先，有功当赏，有罪必罚，赏罚须分明[66]，这是颟顸的清廷尚且明白的道理。功岂能抵过？次者，也是我们重点讨论的问题，就是人们对丰岛海战的观感，因为舆论可能影响甚至左右决策者的判断。同情方伯谦的人们常说，李鸿章“何以方伯谦先回”这一问乃是别有用心[67]。我要先请大家看一封电报：

“旅顺昨无续电，是所谓毁我四船，及禹廷受伤，皆不足信。必仍是济远先遁，七艘继之，倭得以全力攻我四船，致沉一失三耳。”[68]

这是远在千里之外的辽阳负责前敌转运事务的周馥（郁山），在得不到后续消息的情况下，于9月19日（八月二十日）向津海关道兼北洋行营翼长盛宣怀（杏荪）询问时，仅凭先前“济远先回”这个事实，而得出的判断。我请大家注意“仍必是”三个字。虽然丁汝昌对方伯谦在丰岛一战的作为，以丁汝昌“众寡不敌恕之”而不上报全部实情，且为其夸大战果，但实际是怎么回事，大家心里是清楚的。有这样的案底，周馥才会做出这样的判断；李鸿章对其不放心而发出“方伯谦为何先回”的一问也是正常的。周馥、李鸿章会有疑问，朝中大臣难道不会？丰岛之事既已“流言布满都下”，中枢大臣们不会在“当时量刑时”把这些情节考虑进去么？我看会！

5，“犯罪的时空及环境因素”，是最值得推敲的，也是方伯谦的同情者们最容易提出疑问的。既然是战场这种特殊环境和时空，难道不可以作为从轻的情节么？不是的。“临阵脱逃”罪的“临阵”已经把战场这个时空和环境因素包括在罪状之中，乃题中之义，没有临阵何来脱逃？因为临阵脱逃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军人。

再者，“伤势”不能作为逃跑的借口。如果战场上的军人自己或武器的伤损可以成为免罪的理由，那战争根本不用打了！[69]

显而易见，方伯谦的犯罪性质是“临阵脱逃”，军舰的伤情并不能影响这一性质。伤情既不是“量刑的重要依据”，也不“可能起关键作用”。与量刑有关的是犯罪情节，而不是犯罪的性质。孙克复先生既已称方伯谦“临阵退缩”被认定，却又称其“情节与性质同临阵退缩有重大原则区别”，既在逻辑上自相矛盾，又谙于法律。

若要量刑（这只是按照今天法律来假设，用之当年的方伯谦并不适当），方伯谦只有从重或加重的情节，没有从轻或减轻的情节！

还有人说，“济远”先逃，“广甲”随逃，二者皆为“逃”，何以方伯谦处罚“重”，而“广甲”舰管带吴敬荣（健甫）轻之？[70]甚至认为这是“同罪异罚”。其实，“犯罪情节是复杂的，同一种犯罪，情节可能殊异。情节不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也就不同，因而量刑时处以的刑罚也必然不同。”[71]二人虽然都是临阵脱逃，但在量刑上却不可能相同。

作为战术小分队，“济远”是队长舰，而“广甲”乃是僚舰，是主从的关系；从粤洋海军与北洋海军的关系看，“济远”是主战舰只，而“广甲”乃是助战（李鸿章向朝廷“以北洋一隅敌日本全国”的解释；程璧光、牛昶昞最后投降时乞求伊东祐亨退还“广丙”的理由[72]，即反映了这样的认识），是主辅关系；从军阶的高低，方伯谦是副将，吴敬荣乃是守备，是上下级关系；在逃跑这一行为上，方伯谦是“先逃”，吴敬荣是“随逃”，仍是主从关系。从那个意义上讲，二人也不可能同罪同罚。二人既不同罪，当然要异罚。何况朝廷要“杀一儆百”，而不是斩尽杀绝。

孙克复先生说：“光绪下决心整肃军纪，杀一儆百，以致出现异乎常规，不经刑部掬实就亲自谕令军前正法的现象。”并认为“这就是方伯谦被杀的主要原因。”[73]这里的“异乎常规”、“不经刑部掬实就亲自谕令军前正法”，显然是指且杀方伯谦在法律程序上存有问题。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杀方伯谦的请旨经过。

接9月18日（八月十九日辰刻）龚照玙电报，李鸿章大吃一惊，当即（十九日巳刻）回电表示关心：

“‘济远’伤易修否？续报若何？念极，即示。……‘金龙’速饬往探海军及运船下落回报。急急。”[74]

几乎就在回电龚照玙询北洋舰队下落的同时，北洋舰队残余各舰回来了。[75]丁汝昌问明龚照玙、方伯谦回旅时的情况，即于“效巳” 电报了简单的战况，并淡淡地说了一句：“‘济远’亦回旅。”[76]

丁汝昌等无意揭发方伯谦，但李鸿章却感到方伯谦的先回别有隐情。久经战阵、阅历丰富的李鸿章知道，他不揭开这个盖子，宽厚的丁汝昌是不会主动揭发的[77]，在给总署转报的同时，李鸿章给丁汝昌发去了指示：“接电，此战甚恶，何以方伯谦先回？各船损伤处，赶紧入坞修理，防日船复扰。……伤亡弁兵若干？并念。”[78]

李鸿章的眼睛是尖锐的。前丰岛海战，他即从战报中看出方伯谦所谓“尾炮退敌”的破绽：“一炮果如此得力，果各船大炮齐发，日虽有快船快炮，其何能敌？”[79]这次，李鸿章还是看出了方伯谦的蹊跷。若非李鸿章的这一问，丁汝昌又何来可以治方伯谦之罪？

9月20日（八月二十一日戌刻），丁汝昌电报李鸿章关于自己的伤情，并建议在林泰曾和刘步蟾二人中“饬一人暂行代理”[80]。第二天（八月二十二日），朝廷下旨“海军提督著刘步蟾暂行代理”。[81]经过龚照玙、丁汝昌、汉纳根、林泰曾、刘步蟾等人的调查，丁汝昌等拟交了大东沟海战报告，并建议“严办”方伯谦：此次济远首先退缩，将队伍牵乱，请中堂严行参办，以警效尤。……此系中国初次海战，赏罚若不即行严办，以后恐难振作。[82]

22日（二十三日），李鸿章向总理衙门转呈了以丁汝昌名义的大东沟海战战况报告，并请旨处分方伯谦：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带方伯谦即先逃走，实属临阵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83]

当日（八月二十三日），李鸿章还转直隶提督叶志超（曙青）电并奏：“所有逃出之杨建胜，应请严拿即行正法，以肃军令。”[84]

这一天，李鸿章连续建议军机处请旨处分海陆将领，其实是不得已，平壤军情紧急，9月17日（八月十八日）皇帝才下达上谕：“各营将领，如有桀骜不驯、退缩不前者，并著叶志超据实参奏，即以军法从事，毋稍宽纵。”[85]言犹在耳，败绩逃将的信息踵接而至。李鸿章能不恼火！

战事不利，军纪不严，朝中大臣亦愤怒异常[86]，皇帝天颜震怒，立即降下圣旨（光绪谕旨皆军机处大臣所拟）。23日（八月二十四日），李鸿章接到了两道谕旨。

其一：“奉军营官守备杨建胜首先开城脱逃，著即严拿正法。”[87]

其二：“总署电，本日奉旨：‘李鸿章电奏查明海军接仗情形，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济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著即行正法。……’希即钦遵，将方伯谦即行正法具报。”[88]

24日（二十五日）晨6：30左右[89]，一声炮响[90]，“刃经三落”，方伯谦人头落地。[91]

从上述电报反映出来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1，丁汝昌并无意严惩方伯谦，是李鸿章的追逼；2，汝昌只是“请中堂严行参办，以儆效尤。”3，而李鸿章也不过是建议“译署”去向皇帝“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4，皇帝当即下圣旨要杀方伯谦，完全出于皇帝的震怒。天颜变色，皇帝要杀方伯谦，谁管的了？

这在程序上有问题吗？没有。

有人会说，不经过审判就是不对。同情方伯谦的学者们紧紧揪住这个问题，以为这是点到了“死穴”，而一些认为方伯谦该杀的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也是态度暧昧[92]，显示这些学者既不愿意历史地看问题，又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

清朝不是法治国家，这前面已经讲过。孙克复先生说：“光绪下决心整肃军纪，杀一儆百。”这话基本上是说对了，但他却说这“异乎常规”，却又说错了。其一，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常规”，就是皇帝说杀就杀；其二，还有个“就地正法”的问题。这是孙克复先生不大了解的。

“就地正法”，自1851年（咸丰元年）开始，作为特定的死刑程序进入晚清的法律框架范围。那时，天平天国及各地农民暴动，似洪水般在全国蔓延，社会秩序混乱。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统治、恢复政治秩序和社会安定，清政府采取“从重从快从严”的刑事政策，将死刑复核权下放。这一政策虽经1882年（光绪五年）的调整，但作为特定事态下的特殊制度，仍是清代死刑审判制度的构成之一。[93]

有人说：“除有冤情的方伯谦外，竟再无一个享有奉旨军前正法的‘殊荣’的。”[94]这话完全错。因为还有一个比杀方伯谦更痛快的例子。我先请大家看一封电报：

“连日孙万林与刘澍德等军与倭接仗，虽互有胜负，而各营将领不齐，接仗未能得力，致倭人渐向西进，非斩其退缩之尤者，不足以警众。查各军退缩者不止一人，而以阎得胜为最怯。秉衡于初四日懔遵谕旨，饬令孙万林将管泰靖营兼统精健营副将阎得胜军前正法。传令各营，如再退缩不前者，杀无赦。”[95]

这是山东巡抚李秉衡（鑑堂）的一份电奏，说的是，1895年1月25日，为彻底歼灭北洋舰队，拔掉其基地刘公岛，日本陆军从荣成登陆，抄袭威海卫后路。山东巡抚李秉衡调集军队前往堵截，孙万林（寿卿，记名提督，嵩武军分统）、阎得胜（凯臣，副将，统泰靖营兼统精健营）、刘澍德（绥军分统）三支部队在石家河桥头集至白马村一线阻敌，力战不胜，撤出战斗，而阎得胜随即遭到杀戮。从这封电报我们可以看出：①李秉衡杀阎得胜并未先行请旨，而是事后汇报；②李秉衡杀阎得胜的根据是不久前皇帝的谕旨。[96]③李秉衡不经请旨即杀掉一员副将，并未受到朝廷的任何批评。

退缩不前，杀无赦。比起阎得胜，方伯谦有什么需要特殊照顾的吗？有圣旨在手，还需要麻烦刑部的那些大人吗！

还有个问题，必须在此说明。苏小东先生说：“即使是按照封建社会的军法，阵前正法与战后正法也是有着完全不同的处理原则，何况牵涉的是近代化海军这一新的军种。”[97]我们没有看到苏小东先生所谓的“不同的处理原则”是什么，但我们知道，这里没有“即使”，而是必须，是就得“按照封建社会的军法”，而绝不是别的什么“法”；我们也知道在军舰上，是根本无法对一位舰长实施 “阵前正法”的。

《北洋海军章程第十·钤制》按兵船驶行海上，瞬息百里，动辄隔绝闻问，遇有战事，督队官仅能调度数船，多则远望莫及；……又兵船上官弁各分职事，兵匠亦各有所属，要皆听号令于管带官。他项人员，职衔纵或较祟，不能夺管带官赏罚之权。今订钤制条例于左：……一，各船管带官有管理全船之责，凡船上大、二、三副及管轮官等，不论衔职大小，均听管辖调遣。凡管轮官所用一切管油、升火匠夫人等，鱼雷大副所用鱼雷匠兵人等，倘有违误，应行惩责等事，俱应报由管带官处治。

按照这一规定，舰长是舰上最高的长官，集行政、军事、司法权力于一身[98]，他可以对舰长以下的官弁“就地正法”。请问苏先生，有什么人能够对一艘海上运动中的舰船的舰长实施“阵前正法”？苏先生这种煞有介事地说法，最能迷惑人，实则根本不着边际！

“指控方伯谦临阵脱逃，却并没有对‘济远’的伤势进行必要的检验，因为这毕竟也是对其量刑轻重的要件。”[99]

这是苏小东先生对《冤海述闻》控诉[100]的发挥。“济远”伤势是否是量刑轻重的要件，前面已经谈过。但，有否查验“济远”的伤情，是同情方伯谦的人们，常抓不懈的“把柄”。事实果真如此吗？我还是先请大家看几封电报：

《寄旅顺龚道》（八月十九日巳刻）：“‘济远’伤易修否？续报若何？念极，即示。……急急。鸿。”[101]

《寄译署》（八月十九日申刻）：“……我军各船伤亡并各船受伤轻重速查再电禀云。”[102]

《寄旅顺丁提督》（八月十九日申刻）：“……各船伤处，赶紧入坞修理，防日船复扰。”[103]

《寄译署》（八月十九日亥刻）：“龚照玙电：……其余海军战舰，均已到旅，各有伤处，‘定远’尤甚。……拟先修‘定远’，余船受伤轻重，容查明再禀，即行加工修理云。”[104]

9月19 日（八月二十日辰刻），即返旅的次日，龚照玙提交了简要验船报告：

“龚照玙电：顷查‘镇远’、‘定远’各伤千余处，余船伤亦甚多，事机在急，必得添匠齐同赶修云。”[105]

以上情况，全部经李鸿章报给译署。而皇帝很快即于当日下旨：

“本日奉旨：……饬丁汝昌将各舰赶紧修复，以备再战。”[106]

从上述电报，我们不难读出这样一些信息：a，李鸿章指示龚照玙，要尽快修船；b，龚照玙向李鸿章表态，要“查明”并赶修舰船；c，皇帝谕旨要求要赶紧修船；d，李鸿章向朝廷表态要“速查”各船受伤情况并赶修伤船；e，龚照玙汇报，已经“查”过“镇远”及“余船”的伤势，尽管数字并不准确。

大家知道，龚照玙乃一文职官员，看到舰船之上血肉模糊的惨烈场面，大概要心惊肉跳地晕过去。但龚照玙不能不查，否则就无法展开修理工程。除非如“济远”，稍修即可继续行动，派往大连湾拖“广甲”。影响下一步战局的大事，谁也不敢马虎。龚照玙胆大包天，也不敢开这个玩笑！故有“查‘镇远’、‘定远’各伤千余处，余船伤亦甚多”的电禀。当然，详细的查验记录，我们今天看不到，但我很怀疑《廿七八年日清海战史》那份北洋舰船受炮数统计清单[107]，就是攻占旅顺时缴获的或间谍的窃取，否则何来如此详明的数据？

朝廷不容李鸿章撒谎，李鸿章更不容龚照玙、丁汝昌撒谎！这里还有个情与理的问题：于情，龚照玙、丁汝昌不敢撒谎；于理，不查验，舰船便不可能维修。这几封电报，只昭示着一个事实：龚照玙、丁汝昌等组织过舰船的查验！

有了上面的这个分析和判断做基础，我们再来看两份证词。

But upon an examination of his battery by a detail of line and engineer officers, it was found in perfect working order, excepting the six-inch stern-chaser — the one projectile which struck his ship having passed beneath the trunnions, lifting the gun from its seat. [108]（但是经过军官与工程师们对军舰上炮塔的仔细检查，发现一切运行良好，除了6吋的尾炮—一壹发击中其军舰的炮弹在炮耳下方穿过，将该炮掀离了其炮座。）

戴乐尔说：After the Yalu battle the sad remnant of the fleet limped back-like a wounded animal-to its lair Port Arther, where the inspecting of the ships and reporting on their damage devolved on me. [109]（鸭绿江战后，我舰队似受伤的巨兽踉跄返回阿瑟（旅顺）港，我受命查验各舰并报告伤情。）

苏小东先生认为，戴乐尔的说法和《冤海述闻》[110]这绝然不同的“两种记载均属孤说”。[111]前面我已经为戴乐尔请一位证人来助拳，这就是戴乐尔在回忆录里痛加诋毁的战友马吉芬。苏小东先生认定戴乐尔的说法是“孤说”，是因为他轻忽了龚照玙这个负责船坞工程的重要人物的活动记录和马吉芬的证词。

为了让大家更加明晰地看清问题所在，我不得不费时费力地大篇幅地重复抄录了上述三则资料。前面我已经提到，由于资料的毁损，龚照玙的验船报告，我们已经无法看到了；或者，龚照玙在敷衍公事，根本就没有出具正规的书面报告或清单。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认定，龚照玙没有验船。有没有做是一回事，做事负不负责任是另一回事。而马吉芬和戴乐尔，在叙事时刻意夸大和突出个人地位和作用，甚至互相别苗头。洋员出于某种虚荣的心态，放大自己，这是常见的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做法。

对伤情的描述、受伤原因的判断，尽管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三份证词都指向一个事实，即查验。不管是龚照玙的“查”，还是马吉芬的examination，还是马吉芬的examination，表述尽可以不同，但“验船”这一主干情节确是惊人地一致。验船，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可能的情况就是，龚照玙召集了部分伤势不重的中国官员和洋员（包括戴乐尔），一起对舰船的伤情进行了检查[112]。

有了这三位证人（均为当事人）的证词，证据法意义上的一条“完美”的证据链就形成了。若真要上法庭，岂容狡辩！

台湾海军少将郑天杰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日甲午海战与李鸿章》一书中，特辟《诿过》一章，就方伯谦之“被诬代罪”，试图证实李鸿章有意“为丁脱罪，为己卸责。”[113]这显然是延续和发挥了《冤海述闻》的观点[114]。而大陆学者持此观点的为数更众，如，

陈贞寿先生说：“清朝统治者强加在方伯谦身上的种种罪名，均不能成立。李鸿章和丁汝昌等为了逃避当时舆论对主和避战政策失败的谴责，为了解脱指挥失误的责任，便以方伯谦为替罪羊，制造了方伯谦冤案。”[115]

姜鸣先生认为：“丁汝昌关于海战的报告，有意打乱时间顺序，把整个海战失败的原因推到方伯谦一人身上，而对战斗的事迹过程却没有实事求是地说明，有将方氏抛出作海战失败替罪羊之嫌。”[116]

刘申宁先生的说法相当地形象：“拿方伯谦开刀，杀鸡给猴看，企图借此整肃军纪。”[117]

在另一场合，苏小东、姜鸣二位先生的说法更富情节、更具故事性：“就当时的官场风气而言，方伯谦一事可大可小，关键就看丁汝昌如何汇报了。”[118]“战败原因显而易见，却不能如实上报。丁汝昌要给自己洗刷，要为舰队变阵失误解脱，又不能得罪张士珩。说来说去，只有‘济远’、‘广甲’的临阵脱逃，可做一篇参奏的材料。……于是丁汝昌顺水推舟，把方伯谦抛出去做替罪羊。……这份报告，有意打乱顺序，回避问题要害，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把整个海战失败的原因全推给方伯谦一人身上。”[119]

林庆元先生也持“阴谋说”。他说：“对方伯谦如此匆促地不加调查不加审问即处以死刑，不能不被认为是一种有意陷害的预谋。”“当时海战失败，全国震惊，朝野要求惩处战败责任者呼声十分高涨，奏参稿雪片般飞入朝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明显的冤案，一般是不可能有这么多人为之请命的。”[120]

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姜鸣先生未作详细说明，但我们已经看到前引日本第一游击队舰长们的报告，与丁汝昌的报告完全是惊人的一致，姜鸣先生所谓的“真真假假”，是丁汝昌造了假？还是坪井航三造了假？还是丁汝昌和坪井航三合谋害了方伯谦？

林庆元先生妙笔之下的所谓“奏参稿雪片般飞入朝廷”，查9月18~23日奏折，竟无一字是参奏追究丁汝昌在大东沟之役败责的。林先生用了大量方伯谦死后甚至更后的奏折和事例，但24日方伯谦已死，之后的任何攻击，已经对促丁杀方起不到心理作用了。

不论真相如何，时人的观感如何呢？我们且看18~23日的奏折。其实，在大东沟海战结束后的这段时间内，朝野关于大东沟海战的最终胜负结果并不清楚，而当时外界传闻和朝野看法对李鸿章、丁汝昌也没有什么不利之处。如，战后的9月20、21日（八月二十一、二十二日），李鸿章分电驻英使臣龚照瑗（仰蘧）、驻美使臣杨儒（子通）称：“海军恶战三时之久，向来所无，彼此互有沉失。”[121]

22日（二十三日），李鸿章再次不无得意地电告龚照瑗：“海军各将，眼见倭船沉三只，‘吉野’快船在内，彼此各船均受伤，接仗三时之久，向所罕见。倭狼狈而回，尚造谣饰说，殊可鄙笑。”[122]

同时，李鸿章还告诉“译署”：“伦敦廿二来电……有云，日本电报，中国海军师舰十一艘、鱼艇二艘，在鸭绿江口开仗，中舰沉毁者四，余舰均受重伤，兵勇死伤枕籍。日舰得保凯旋，自鸣得意。据外人云，海军一战，中日船伤、人毙，彼此相敌。”[123]

9月27日（八月二十八日），龚照玙致电李鸿章谈到：“海军前在东沟口外鏖战三时之久，据西员云，为近数十年欧洲各国所未有。虽互有损伤，而日船伤重先退，我军可谓小捷，若后队不散，当获全胜。”[124]

“可谓小捷”，代表着当时舆论对这次海战的基本肯定。直到9月28日（八月二十九日），李鸿章还欣慰地对丁汝昌说：“有此恶战，中外咸知，前此谤议顿消，望仍勉力视事。”[125]

“前此谤议顿消”，说明此次海战不仅没有受到舆论谴责，而且连此前的谤议也顿时哑声。海战20天过后，皇帝的谕旨还说：“此次海军护送运船，突遇倭船，鏖战三时之久，我军以兵舰十艘当倭船十二只，以寡敌众，循环攻击，始终不懈，俾陆军得以登岸。我船被沉四只，击沉倭船三只，余船多受重伤，各将士效死用命，深堪嘉悯。”[126]

“击沉倭船三只”，是当时普遍的说法，见出当时朝野上下皆为此战“小捷”而庆幸，根本不存在谴责和惩处李鸿章、丁汝昌的问题。既然无罪可替，何来替死之鬼？

马幼垣先生曾说过：“北洋海军将领方伯谦（1852~1894）枉死与否问题”，纯粹“是乡土观念作崇，以致小题大做的好例子。在闽省学者的思维逻辑里，闽籍海军将领平庸苟且，甚至变成败类，是不可思议，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于是不惜强辩，在别无实证的情况下，硬是封懦夫方伯谦为才智胆识俱优的大英雄。”[127]马先生的揭示一针见血。但，其他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们也有问题，他们不积极搜索直接证据，尽用些二手货，又昧于法律，只知道随着方伯谦同情者们的腔调和节拍而起舞，这样争来吵去，变成了一场嗓门高低的比赛，对澄清问题毫无帮助。笔者无意加入吵架的队伍，只想就此话题，挖掘史料，追根求源，解剖方伯谦这个典型，从而从一个侧面了解整个战役，也就不能说是全无意义的工作了。

那么，我做了些什么工作呢？我想，我只是用今天的法律知识，对方伯谦的死刑判决书进行了测验，从方伯谦的犯罪性质（罪名）、犯罪行为（事实）、危害结果、量刑、以及审判程序的几个环节进行了分析。我们看到，①判处方伯谦死刑，有法可依，我找到了《钦定军规四十条》，从实体法意义上解决了《北洋海军章程》有否关于管带犯罪的规定；②方伯谦“首先逃走”，事实清楚，我使用了日本第一游击队几位舰长的战斗报告，相信这在史学界还是第一次；③对方伯谦案的定性准确，即“临阵退缩”，剔除了学者们“强加”给方伯谦的一些胡乱发明的“罪名”；④证据确凿、充分，除了日本将领的证词外，我还使用了北洋舰队洋员的证词；⑤量刑适当，方伯谦不仅没有从轻或减轻的量刑情节，“临阵退缩”者依法当斩没有可商量的余地；⑥杀方伯谦，在程序上没有问题，我介绍了晚清“就地正法”这一特别的司法程制度，我还用了杨建胜、阎得胜两个例子来加以证明。此外，我还证明了的确有过查验“济远”这个事实，并说明方伯谦不是作为李鸿章、丁汝昌的替罪羊而死的，方伯谦与吴敬荣不同罪亦不应同罚。我反复强调，清朝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清政府是专制腐败愚昧落后的，但并不能因此认为清政府所作的事情全部都是错的。禁鸦片，没有错；反抗列强侵略，没有错；捕盗禁贼，也没有错；同样，杀方伯谦，也没有错。

对于这些问题，我试图参照今天的法律常识，来尝试解析，心知不妥，但实属无奈。不这样做，就无法澄清方伯谦案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因为这是学者们经常会讨论的。私下以为，各位研究先进的研究，史料尚未完善，法学术语的随意性使用显示着法学常识的贫乏。学无止境，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在方伯谦问题上，还有继续探索的空间。至于我这番苦心的效果如何，方家指正可也。

引注：

[①] 《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电寄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18~119页。

[②] 马幼垣：《大陆上的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载《岭南学报》新第二期（2006年9月），第317页。

[③] 林庆元：《关于“方伯谦冤案”》，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56页。

[④] 林庆元：《关于“方伯谦冤案”》，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55页。林庆元先生的“清朝第一次颁布的军律”，显然是指《北洋海军章程》，加上《海军惩劝章程》，即林先生所谓“清政府在甲午前两次颁布的军规”。林先生似对这一领域涉足不深，不然不会不知道还有一个皇帝批准的《海军交战赏恤章程》，这也是一部成文法。故林先生对“清朝军律”的批评，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⑤] 孙克复：《方伯谦被杀案考析》，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40页。

[⑥] 苏小东：《“方伯谦案”质疑》，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9页。

[⑦] 清朝开国之初，为严肃军纪，每遇出征行军，都要颁布或重申军令。入关以后亦未松懈，至道光末年，凡两次钦颁条约纪律，一为雍正九年（1731年）颁布的《上谕军令条约》，一为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颁布的《行军纪律》。入关前后历次颁布的军令，或收入“会典”成为“律例”、“则例”，或为地方大臣请旨载入英制文献并予以刊刻。据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李保文先生介绍，雍正《上谕军令条约》除一档藏雍正九年颁布的初刻本外，还有大连图书馆藏未署刊刻年月之满汉文合璧之《军令》、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京都翻译书坊刻本满汉文合璧之《军令四十则》以及北京图书馆编《清代军政资料选粹》（五）收编的道光年间所刻营制文献内刊刻的上谕和条文。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上谕军令条约·行军纪律>》，《历史档案》，2008年第1期，第3~7页。

[⑨] “在第十二条内所说的雍正九年（1731）‘钦定军规四十条’，其中约有二十六条与海军有关。此二十六条又有十八条可以判处死刑，而与战阵有关者计有十条。”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台北：国立编译馆，民国八十九年四月版，第429页。

[⑩] 在奏折中，裕泰强调：“雍正九年、乾隆四十九年两奉钦颁条约纪律，辞简事赅，诚为行伍切当之科条，将士必知之号令，载入营制交盘流传遵守。……循照旧规，流传交代，永远遵奉……条目无多，语句质白，不过一月数旬，皆可熟习。……习以为常，奉行毋间。……期于久而弗懈，俾尽知军纪之森严，则秋毫无敢轻犯。”

[11] 孙克复：《方伯谦被杀案考析》，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43页。

[12]《酌定海军赏恤章程折》（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全集》（4），海南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2246页；又见，《李鸿章奏为酌定海军交战赏恤章程折》，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499页。

[13]《军机处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一日），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78～79页。

[14] 林明主编：《中国法制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4页。

[15] 孙克复：《甲午中日战争史论集·方伯谦“正法”是否冤案》，辽宁大学科研处，1984年印行，第258、266~267页。

[16] 孙克复：《论甲午黄海海战方伯谦先逃问题》，载《北洋海军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60页。

[17] 戚其章：《全面评价方伯谦的问题》，全文原载《历史教学》1991年2期，复节选于《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46页。

[18] 戚其章：《走进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6年1月版，第241页。

[19] 陈贞寿、黄国盛、谢必震：《方伯谦案新探》，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55~256页。

[20] 季平子：《论陷害方伯谦的三项罪名全都出于捏造》，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16页。

[21] 苏小东：《“方伯谦案”质疑》，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4~66页。

[22] 关捷：《觉醒—甲午风云与近代中国》，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142页。

[23] 姜鸣：《关于近年来方伯谦评价的一些情况》，载《北洋海军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79~380页。

[24]《国家司法考试法律法规汇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168页。

[25] 以上法律常识，参见《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第二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100~103页。

[26] 孙克复：《方伯谦被杀案考析》，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9页。

[27] 林庆元：《关于 “方伯谦冤案”》，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57页。

[28]《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八月十九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001～1002页；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28页。

[29] 林伟功主编：《日藏甲午战争秘录》，澳门：中华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72、100页。

[30] 大东沟战后，报媒有将 Hoffman称为“哈富们”的，这是不妥的； Hoffman的汉名应为“华甫曼”。参见，孙建军：《参加甲午海战的洋员都是谁》，《大连近代史研究》（第5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109~111页。

[31] THE NAVAL FIGHTS: Interview with Mr.G.Hoffmann，N.-C.DAILY NEWS, Thursday,18th Octobe,1894. 这份《字林西报》的资料，承香港大学历史学硕士周政緯先生提供，特此鸣谢。战后有关华甫曼的采访报道，周政緯先生的论文《甲午戰爭中濟遠艦上德籍船員哈富門相關史料及其研究價值初探》做了很好的讨论。

[32] Philo Norton McGiffin:the Battle of the Yalu,Personal Recollections by the Commander of the chinese Ironclad Chen-yuen,Century Magaine,50:4(Aug,1895),p585～604.

[33] 丁汝昌战报手稿影印件。

[34] [日]河原要一：《大孤山冲战斗详报》（廿七年九月十九日），《联合舰队第十五回出征报告·海洋岛海战报告书》（卷三），第1089~1098页。日本舰长的报告，承陈悦先生提供，特此鸣谢。

[35] [日]野村贞：《军舰高千穗战斗记事报告》（廿七年十月二日），《联合舰队第十五回出征报告·海洋岛海战报告书》（卷三），第1099~1105页。

[36] [日]川崎三郎：《日清战史》（卷三），东京：博文馆，明治三十年二月版，第118页。

[37] [日]上村彦之丞：《黄海大孤山冲战斗》（廿七年九月廿八日），《联合舰队第十五回出征报告·海洋岛海战报告书》（卷三），第1107~1112页。

[38] [日]东乡平八郎：《浪速报告》（廿七年九月二十日），《联合舰队第十五回出征报告·海洋岛海战报告书》（卷三），第1113~1116页。

[39] [日]海军军令部：《廿七八年日清海战史》（上卷），明治三十八年八月版，东京：水交社，第217~219页。

[40]《常备舰队司令官海军少将坪井航三报告》（明治二十七年十月十一日），[日]海军军令部：《廿七八年日清海战史》（上卷），明治三十八年八月版，东京：水交社，第250页。

[41] 《中东战纪本末· 朝警记九》（卷四），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一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10月版，第353～354页。

[42] Philo Norton McGiffin:the Battle of the Yalu,Personal Recollections by the Commander of the chinese Ironclad Chen-yuen,Century Magaine,50:4(Aug,1895),p585～604.

[43] William Ferdinand Tyler：Pulling strings in china，London，1929， pp57.

[44] 陈贞寿、谢必震、黄国盛：《方伯谦传略》，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12页。

[45] 《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手稿影印件。

[46] 《国家司法考试法律法规汇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168页。

[47] 《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第二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19页。

[48] 苏小东：《‘方伯谦案’质疑》，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5、66页。

[49] 苏小东：《‘方伯谦案’质疑》，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页。

[50] Philo Norton McGiffin:the Battle of the Yalu,Personal Recollections by the Commander of the chinese Ironclad Chen-yuen,Century Magaine,50:4(Aug,1895),p585～604.

[51] 孙克复：《方伯谦被杀案考析》，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42页。

[52] 《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手稿影印件。

[53] 《中倭战守始末记》（卷一），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印行，第48页。

[54] 《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手稿影印件。

[55] 《中倭战守始末记》（卷一），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印行，第48页。

[56] 《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手稿影印件。

[57] 1)来远舰水手陈学海说：“（方伯谦）行刑时，各舰弟兄们一齐围着看，没有不说好的。”戚其章：《北洋舰队》，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216页。2）护军炮目李金声说：“方大头临阵脱逃，在旅顺被龚道台枭首示众，弟兄们都说他死有余辜”；3）旅顺道台衙门侍童李振鹭说：“那天一大早，在衙门里听说斩方伯谦，我就跑去看。方伯谦穿着茄青纺绸小褂拉上了刑场。围者看的当兵的很多，都说该杀”。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49页。

[58] 苏小东：《“方伯谦案”质疑》，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4页。

[59] 林庆元：《关于 “方伯谦冤案”》，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56页。

[60] 孙克复：《方伯谦被杀案考析》，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41页。

[61] “袁致电爵相，以济远驚逃，纪大过两次。”《冤海述闻》，方氏故居藏本，第2页。

[62] “来远管带邱彪臣请于丁，念同学之谊入而看视，……方慨然曰：吾自了吾事已耳。”《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手稿影印件。

[63] “兹凯士、益堂赴津与诸公会议章程。”《致罗稷臣》（光绪十四年四月廿一日）；“会议水师章程事，昨饬林营务处及济远方管带去津趋谒。”《致郁山廉访》（光绪十四年四月廿四日），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94页。

[64] 孙建军：《“济远”撞坏“扬威”考正》，载《甲午纵横》（第二辑），华文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266~276页。

[65] 刘申宁：《论方伯谦问题》，载《北洋海军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95页。

[66] “行军纪律，赏罚为先，畏葸者不可姑容，奋勇者亦须奖励。即如管驾济远之方伯谦，于牙山接仗时，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著李鸿章传旨嘉奖。”《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光绪二十年七月十一日），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30页。

[67] “这本是很正常地了解情况，却很容易让人解读出其他含义来。”苏小东：《甲午中日海战》，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121页。

[68] 《周馥致盛宣怀电》（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日），吴伦霓霞、王尔敏：《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3年版，第135~136页。

[69] 这个问题，苏小东先生、刘申宁先生已经有过很好的分析。见，苏小东：《“方伯谦案”质疑》，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页；刘申宁：《论方伯谦问题》，载《北洋海军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397页。

[70] “‘广甲’管带吴敬荣又是丁汝昌的小同乡，也要曲意回护。”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三联书店，2005年6月版，第378页。其实，姜鸣先生的逻辑并不通，刘步蟾是方伯谦的同乡兼同学，不是也被方伯谦的家人指控为杀人凶手？

[71] 赵长青主编：《中国刑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216页。

[72] “伊东海军司令官阁下：广丙一舰，原属广东舰队。去年春，李中堂依例检阅海军，其与广甲、广乙共来北洋，嗣事毕即回粤，而被北洋暂留。现广甲、广乙沉毁，粤舰仅馀广丙一残舰。这次战争，本与广东无关，若广东一军全没，程舰长之长官广东总督全失颜面。请阁下推察细情，将舰上各炮卸下，将广丙空船退还程舰长，绝不再参与战争，程舰长在广东总督面前或可稍有脸面。此意若许，在下感阁下无量之德。请谅多次烦扰。正月二十二日。牛昶昞拜。”[日]海军编辑局编：《军舰松岛之纪念》，东京：画报社支店，明治四十五年五月版，第198~199页。

[73] 孙克复：《甲午中日战争史论集·方伯谦“正法”是否冤案》，辽宁大学科研处，1984年印行，第268页。

[74] 《寄旅顺龚道》（光绪二十年八月十九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002页。

[75]“进口之顷，各军犹扬旗奏乐，高唱凯歌。”《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手稿影印件。

[76]《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八月十九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002页。

[77]“如林泰曾前在仁川畏日遁走，方伯谦牙山之役敌炮开时躲入舱内，仅大副二副在天桥上站立，请令开炮，尚迟不发，此间中西人传为笑谈，流言布满都下。汝一味颟顸袒庇，不加觉察，不肯纠参。”《寄丁提督》（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六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855页。

[78]《寄旅顺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八月十九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003页。

[79]《复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六月廿八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828页。但在对外、对上，李鸿章仍宣称：“倭吉野快船伤重几沉是实。”《寄译署》、《寄伦敦龚使》（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四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818、849页。

[80]《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八月廿一日亥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018页。

[81]《寄旅顺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八月廿三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019页。

[82] 丁汝昌战报手稿影印件。

[83] 《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八月廿三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022～1023页。

[84] 《北洋大臣李鸿章奏临阵脱逃官弁请予严拿正法电》（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1），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第250页。

[85] 《军机处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01页。

[86] “连日军情如此，鸭绿江一线可危，即渤海亦可危。”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甲午八月廿一日》（5），中华书局，1997年6月版，第2731页。

[87] 《军机处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电报档），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17页。

[88] 《寄丁提督刘镇》（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029页。

[89] 卢毓英为“早五句钟”。案，“早五句钟”为晨02：30，或06：30。《中倭战守始末记》称“晨五点钟时”，疑“五点钟”为“五句钟” 之误。又，来远舰水手陈学海称为“天刚蒙蒙亮”；道台衙门侍童李振鹭称“一大早”；而《冤海述闻》称“天未明”。方伯谦的后代和同情者们一直认为，方伯谦 “天未明，在没设刑场，没出告示，没有监斩官，不用刽子手，更没有受教育的群众下，”遭到了“秘密杀害”，是李鸿章、丁汝昌居心不良。这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想法，开导起来有点麻烦。在这些人的思维里，似乎像公开审判、公开砍头、聚众围观，才是合理的！岂不知，这是封建专制制度下，最愚昧、最不尊重人、也最是侮辱人格，也最应该遭到唾弃的一种做法。

[90] 《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手稿影印件。

[91] 《中倭战守始末记》（卷一），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印行，第48页。方丽祥的父亲方莹告诉她：伯母认定是刘步蟾害的，你大伯父到旅顺扶棺回籍时说，是割喉身亡。方俪祥：《我为伯公方伯谦鸣冤》，载《中日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 1993年7月版，395~397页。

[92] 如，关捷先生于2008年9月8日在北京电视台录制电视专题片《揭秘真正的甲午海战》做访谈时，谈完方伯谦的种种该杀之后，后缀一句：无论如何，不经审判就杀，总是不对的！

[93] 参见，邱远猷：《太平天国与晚清“就地正法之制”》，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31`50页；刘伟：《甲午前四十年间督抚权力的演变》，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59~78页；王瑞成：《就地正法与清代刑事审判制度》，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212~224页；娜鹤雅：《清末“就地正法”操作程序之考察》，载《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第144~146页；

[94] 王民：《方伯谦问题研究述评》，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506页。

[95] 《山东巡抚来电》（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到电寄档），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356页。

[96] “……上岸之贼逼近威海，来势甚锐。……如有临敌溃退者，即以军法从事。李鸿章、李秉衡当剴切晓谕全营将士，俾共懔遵。钦此。”《军机处电寄李鸿章李秉衡谕旨》（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三十日），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347页。

[97] 苏小东：《甲午中日海战》，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122页。

[98] “英国战列舰上的生活，是维多利亚女王或爱德华王子统治时期的社会缩影(至少在1956年大改组以前是这样)。…… 舰长(其军衔相当于陆军准将)就象一位遥远的君主。他的统治通常是通过一位中校来进行的……他既是副舰长，又是第二指挥官，他负责发布舰上的活动日程和处理每天的违法案件，虽然那些违犯军纪和败坏秩序的重大案子需要由舰长来亲自处理。……海军的纪律是迅速执行的，也是很严格的。”[英]洛德·希尔-诺顿、约翰·德克尔著，周国存译：《从战列舰到核潜艇》，海洋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23、25页。

[99] 苏小东：《“方伯谦案”质疑》，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4、613页。

[100] “十九日，丁提督并副提督飞电报伤，并告海军接仗情形。云：……济远先逃。济远得信，屡请到船查看炮坏船伤情形，丁提督不允所请。”《冤海述闻》，方氏故居藏本，第15页。

[101] 《寄旅顺龚道》（光绪二十年八月十九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002页。

[102] 《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八月十九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002页。

[103] 《寄旅顺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八月十九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003页。

[104] 《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八月十九日亥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005页。

[105] 《寄旅顺龚道》（光绪二十年八月十九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002页。

[106]《译署来电》（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日亥刻到），《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008页。

[107] [日]海军军令部：《廿七八年日清海战史》（上卷），明治三十八年八月版，东京：水交社，第257~258页。

[108] Philo Norton McGiffin:the Battle of the Yalu,Personal Recollections by the Commander of the chinese Ironclad Chen-yuen,Century Magaine,50:4(Aug,1895),p585～604.

[109] William Ferdinand Tyler：Pulling strings in china，London，1929， pp57.

[110] “泰来一说，作为孤证，虽不足信以为是，亦无法断言其非。”刘申宁：《论方伯谦问题》，载《北洋海军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97页。

[111] 苏小东：《“方伯谦案”质疑》，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4页。

[112] “西友之与海战者，自旅顺口贻书云……来远一船火焚最酷，受伤重于他船。回旅顺后，余等各西人群往查验，船面皆已毁裂，如人之垂死者，然尚能合队驶回。”林乐知著译、蔡尔康纂辑：《中东战记本末·朝警记四》，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一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10月版，第302页。

[113] 郑天杰、赵梅卿：《中日甲午海战与李鸿章》，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民国六十八年十一月版，第293~316页。

[114]《冤海述闻》被人称为 “为方伯谦鸣冤的第一声”，但本文未采纳为证据，因其为匿名之作，只可作为追查的线索，不能作为证词使用。而且，《冤海述闻》的作者是“济远”舰帮带大副何广成的说法，我是不同意的。参见，《大连近代史研究》（第五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110页。案，《冤海述闻》作者是何广成的结论，源自戚其章先生。戚其章先生的推理是，“《冤海述闻》的作者必是济远舰上的一位官员”，“济远舰守备以上的官员共八名”，1894年7月25年值更的有3名，另2名是千总，计5名。这其中，“《冤海述闻》的写作与他们三人（案，杨天德、何广成、杨建洛）的关系最大”，而“最有可能写《冤海述闻》为方伯谦鸣冤的只有何广成和杨天德二人”。杨天德“似不大可能撰文为方伯谦鸣冤。”因此，“《冤海述闻》的作者除何广成以外，别无他人。这不仅因为他是方伯谦一手提拔的亲信，而且此事还密切关系到其本人的名誉、前途等切身利益问题。”（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83~187页）但是，按照一般的逻辑常识，“可能”中的’“可能”，再排除掉一个“似不大可能”，仍然是“可能”；即使“最有可能”，也不等于“就是”。后面的分析，同样也是站不住脚。①若说亲信，大东沟战后，何广成被丁汝昌调任督标守备，不是亲信？《冤海述闻》中那些诋毁丁汝昌的话从何而来？②同舟共济，有一辱俱辱感的，是绝大多数的“济远”舰官弁，不仅仅一个何广成；③其他人仍可以抄录“航海日记”，不一定非得是值更官。

[115] 陈贞寿：《方伯谦问题研讨集·序》，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3页。同样的观点，还可见于同书第14、262~263页。

[116] 姜鸣：《关于近年来方伯谦评价的一些情况》，载《北洋海军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380页。

[117] 刘申宁：《论方伯谦问题》，载《北洋海军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400页。

[118] 苏小东：《甲午中日海战》，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121页。

[119] 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三联书店，2005年6月版，第378页。

[120] 林庆元：《关于“方伯谦冤案”》，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57、58页。

[121] 《复龚使）（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一日申刻）、《复华盛顿杨使》（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012、1015页。

[122] 《复龚使》（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戌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023页。

[123] 《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亥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024页。

[124]《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047页。

[125]《寄旅顺丁提督并刘镇》（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051页。

[126] 《上谕》（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九日洋务档），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39~140页。

[127] 马幼垣：《大陆上的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载《岭南学报》新第二期（2006年9月），第317页。

（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研讨会论文，转载请注明作者与出处）

关于甲午战争起因的随笔

admin — Sat, 26 Dec 2009 07:54:09 +0000

闲着无聊搜《坂上之云》的时候看到一篇博客，写的总体还算不错。不过有些细节还是错的。对的已经很多了。很难得。

文中说道光绪九年到光绪十一年中法战争，说中国的军队和法国的军队打，中国占很大的优势，其实是错的。

还有关于说甲午战争后，沙俄才帮中国，而不是战争中帮中国。

蒋先生就论过，当中国被打败的时候，再帮中国，得到的利益要比终日开战之前得到的利益大。

中国反而会更加的倚重和感激俄国。

就简单看了下原文随便提两点不同的看法。

以下是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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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甲午战争起因的随笔

汉风和雨

沧海网友lolocho发《日剧“坂上之云”，战争最终取决于制度还是综合国力？》一帖，内容如下：

最近偶然瞄了几眼日剧”坂上之云”讲述的是日本明治维新直到打败沙俄的故事。据说这个美好的故事就截止到了打败沙俄。中间也有讲述甲午战争的。从片中来看，还算公允。如果战争的胜利的取决与综合国力的话，那么，当时的清政府掌握的资源要远远超过日本。如果是制度的话，日军怎么会在邪恶的苏联红军一败涂地？历史是有着必然性，但也有着偶然性。甲午之战，中国战败到底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归结满清政府的腐败，到底偶然因素有占了多少？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有怎么推动日本崛起？日本的背后有没有英国或者法国的影子？如果把什么责任都推给所谓的落后的封建制度之类的，我觉得这是懒惰的主张。要不然腐败的清政府怎么又能在越南重创法军？

我的对甲午战争还算熟悉，就随便说了几句回复：

发现甲午战争的问题我能扯上几句。战争从来都是以强胜弱，以弱胜强只是幻觉，以少胜多，以小胜大并不是以弱胜强，兵力少、国家小并不比然弱。战争三要素，时间、空间、力量，力量最为关键，简单地说胜负取决于实际上单位时间内投入某个领域内的力量。

说太多就说不完，其他问题说起来都是一言难尽。只说甲午战争的起因，起因本身就是中国外交失败最终导致战争失败的一个原因。

甲午之战，起因中日对朝鲜半岛的争夺，起初日本希望朝鲜中立化，由列强共同保证其独立，防止俄国吞并朝鲜。中国拒绝。巨文岛事件，英国为抗议俄国侵占朝鲜的领土，也出兵占领巨文岛，英俄相争，中日危机感空前，日本希望与中国联手对抗俄国，甚至其外相曾向政府提出中日共同出兵夺取西伯利亚。但李鸿章一开始就认定日本的具有很大威胁，这都是因为1874年日兵侵台造成的。日本不想与中国争斗，使西洋从中渔利，当时日本的元老就认为，日清开战，不过是给欧洲的军火商渔利的机会，对日本毫无益处，中日是东洋的核心，如果不联合，就要被西洋人入侵。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头号假想敌就是俄国，而非中国。俄国势力南下，日本面临危机，必须在俄国吞并朝鲜前控制朝鲜，朝鲜在中国控制下，最终要转手俄国。朝鲜是入侵日本的跳板——蒙元对日本的进攻就是从朝鲜发起。但当时日本实力有限，还是希望中日联合，所以对于中国在朝鲜排斥日本势力的做法采取让步，在 1885年之后十年几乎都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主要是考虑对抗俄国不想得罪中国。

英国在看到中国是扶不起的阿斗，特别是朗威理事件之后，他们觉得中国根本阻止不了俄国的扩张，而日本倒是有可能，于是英国在关键时刻也不帮中国，至于俄国，一开始就想看中日相斗，从中渔利。中国在国际形势中并不比日本占优。李鸿章在外交手段上，也不如日本，他们对于列强的态度几乎是了然于心，并且时时警惕俄国的干涉，李鸿章想利用俄国，但俄国却等到中国败了之后才干涉，日本人后来虽然被俄国干涉还辽，但这并不能改变战争的胜负。

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中韩之间也逐渐反目，后来战争中，清军就在败退沿途被朝鲜人袭击，因为清军之前曾烧杀抢掠，朝鲜人不满中国对韩国内政的干涉，虽然他们厌恶日本，但也同样不喜欢中国。实际上就战争的性质而言，甲午战争也不是什么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与日俄战争性质相像，就所谓正义性，中国也不占什么优势。

甲午战前，康有为、马相伯等都认为，如果有实力就将朝鲜吞并，如果中国没有实力保护朝鲜，就应该使朝鲜中立华，不必要贪宗主国的虚名。李鸿章也说，大清国我都不敢保它有20年，更何况朝鲜，显然认为中国没有实力将朝鲜纳入势力范围的，但中国确实依违其间，贪虚名而处实祸，结果是一场空。

最后说一下所谓综合国力的问题，当时中国的经济势力，工业力量都强于日本。但问题在于中国政府所能控制的力量有限。伊藤博文在战后劝说中国维新，并且就说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中国经济虽然数倍日本，但令人惊讶的是，中国的财政收入竟然不如日本的多——由此看来，中国政府能够用于战争的力量根本就比不上日本。至于军权不统一，兵力分散各地，内部政治倾轧，自毁长城的问题，就更不用说了。

日俄战争，日本就是抢时间，抢在俄国西伯利亚铁路修通并形成力量之前，击败俄国。日本海军的胜利是压倒性的，俄国的海军本来就是肉脚的角色，但陆军的胜利多少有点侥幸。而且英国的支持很重要。甲午战争后，英日同盟就开始形成，日本当时外交两大政策，第一就是英日同盟，第二是支难保全——就是要保全中国，对抗西洋各国，因为三国干涉还辽，使得日本认识到自己依然是二流国家，还是不能对抗西洋各国，俄国的威胁日益加强，而李鸿章等也借俄国对抗日本，这也是为什么甲午战后，日本反而支持中国维新。

北洋水师电视剧

admin — Fri, 25 Dec 2009 09:54:14 +0000

上篇说道日本拍的关于甲午战争的电视剧《坂上之云》，同样的中国也拍过关于甲午战争的电视剧《北洋水师》。

虽然这片子十多年拍的，不过明星一大堆。

陈道明葛优陈宝国很多现在很出名的明星。

怎么说呢，《北洋水师》这个电视剧拍的还是不错，不像很多现在的电视剧，把日本军队拍的跟弱智似的。我始终认为把敌人当弱智的人，自己也好不到哪去。

剧名】：北洋水师
【集数】：16集
【年份】：1992年
【语言】：国语
【字幕】：中文
【导演】：冯小宁
【编剧】：冯小宁
【主演】：陈宝国陈道明腾汝俊王志飞胡亚捷袁苑葛优
【内容简介】：
在地球总面积十分之七的海洋上，沿亚洲大陆的东侧，有一条一万八千公里的海岸线。整整一百年前，在这条海岸线上，曾出现过一支亚洲第一位世界第六位的庞大舰队，这就是北洋水师。
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曾经威震世界的北洋水师是如何建立，成为亚洲第一位，如何葬身大海，从而走向覆灭……
真实再现中日大血战、旅顺大屠杀、朝鲜平壤战争、辽东战役、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山东威海大战……
1855年船政大臣沉保桢创办福州船政学堂，培养了第一批年青的海军军官先后成为福建水师、北洋水师指挥官……。1877年3月31日这些优秀的海军军官一部分到英国海军学院留学，背负了国家给予他们的厚望重托。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抓紧购买和制造军舰加速发展海军派遣的军官也在英国留学，成为他们后来的对手。
1874年日本借口硫球渔民被杀炮击台湾并派兵登陆……。1884年8月23日13点50分马江海战爆发……。
1888年威震世界的北洋海军正式成立，拥有大型铁甲舰两艘、巡洋舰八艘、炮舰六艘、鱼雷艇十六艘、练习舰五艘……合计56艘，官兵4000多人……。
1894年中日朝鲜战争爆发，7月25日7时45分日本海军在鸭绿江口丰岛突然袭击北洋水师舰队……。日本陆军在舰队护送下强行登陆朝鲜，向驻防在平壤的清军猛攻……。9月17日12点50分在黄海大东沟海域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蒸汽机铁甲舰队的大海战……。11月6日日军攻占荆州。11月7日慈禧太后60大寿传谕听戏3天，同日日军攻占大连，开始向旅顺进攻。22-25日师团长山地原志指挥的日本陆军第一师团开始了长达四天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仅幸存为掩埋尸首的36人，2万中国人被屠杀。随后海城失守，日军攻占辽东半岛向山海关逼进。1895年1月20日，日军攻击山东半岛……。北洋水师退守刘公岛坚守待援，弹尽粮绝……。
【看　点】：
十二集电视连续剧《北洋水师》拍摄于1992年，是继电影《甲午风云》之后，又一部反映甲午战争、中国近代海军的影视作品。该剧播出后颇受好评，荣获了当年度飞天奖最佳电视剧奖，中国电影厂优秀电视剧大奖。伴随着优美动听的主题曲、悲壮的故事，《北洋水师》整整影响了一代人。

坂上之云坂の上の雲

admin — Fri, 25 Dec 2009 09:35:52 +0000

在本月初的时候，介绍了几本关于甲午战争的书。其中的《浩瀚的大洋是赌场》就有一些地方提到这篇文章的一些事。秋山好古呀。

秋山家在江户时代，秋山信友给织田信长打过的人。始终认为日本战国时代比较有意思，对近代反而不太了解。

这部戏的构思很宏伟，通过秋山好古、秋山真之、正冈子规三个主人公的故事，讲述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历程。用剧中的话说，就是“一个只有农业和纺织的弱小国家，拼命努力追赶着列强的脚步”。

坂上之云（『坂の上の雲』，さかのうえのくも），是从2009年11月29日开始间断性的在日本NHK电视台开始播放的13集特别历史剧（属于“大河剧”系列）。原作为司马辽太郎的同名长篇历史小说，在1968年（昭和43年）至1972年（昭和47年）间连载于产经新闻。“坂上之云”本身意思是“顺着山坡（坂）上升的云”，折射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奋发图强，学习追赶西方列强，国力不断增强的情景。

【中文剧名】：坂上之云
【日文剧名】：坂の上の云
【电视台】：NHK
【首　播】：2009-11-29
【回　数】：13
【导　演】：柴田岳志佐藤干夫加藤拓木村隆文一色隆司
【编　剧】：野沢尚柴田岳志佐藤干夫
【制作人】：西村与志木
【主题曲】：サラ?ブライトマン『Stand Alone』
【原　作】：司马辽太郎（『坂の上の云』『明治という国家』）
【格　式】：RMVB
【语　言】：日语繁中
【字　幕】：日菁字幕组

【演　员】：本木雅弘阿部寛香川照之菅野美穂小泽征悦伊东四朗竹下景子松たか子渡哲也西田敏行加藤刚国村隼高桥英树堤大二郎的场浩司片冈鹤太郎

【剧情介绍】：
(简介翻译：清言清语@日菁字幕组转载请注明出处)

《坂上之云》改编自司马辽太郎代表性长篇历史小说
今年开始将连续三年作为特别篇放送

《坂上之云》是司马辽太郎历经十年通过明治时代出身于四国松山的秋山好古、秋山真之、正冈子规三个主人公的故事，描绘出的一幅明治时代恢宏的青春画卷。迄今为止发行超过2000万部，成为打动无数日本人心灵的代表之作。

NHK此次将这被誉为国民文学的故事搬上银屏，希望借此机会可以拍成一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描绘出记录着“近代国家第一步”的明治时期里的豪情与苦恼。同时给当今日本人带来勇气和启示。

苦恼并奋斗于新的价值观的创造
生动地描绘出明治时代的精神

当今21世纪，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之下，围绕世界各国各民族不同的发展方式，很多的混乱状况不断加深。在此之中，日本也正面临着由于社会构造的变化和价值观分裂而导致前途模糊不清等一系列问题。
《坂上之云》是一部描写明治时代国民如少年般怀揣希望，致力于国家的近代化建设，并且战斗在事关民族存亡的日俄战争中“少年之国*明治”的故事。
生动描绘出同当今日本一样苦恼并不断奋斗于创造新价值观的明治时代精神。
相信本作品可以对今后日本的前进之路带来一些启示。

作家介绍
司马辽太郎：1923年出生于大阪。毕业于大阪外国语学校。《枭之城》获得直木奖，《龙马奔走》《窃国故事》获得菊池宽奖。93年获得文化勋章。96年去世。

下面是土豆的一个豆单不全。

关于甲午战争的书

admin — Sun, 06 Dec 2009 10:06:43 +0000

关于甲午战争，我看的资料比较少。看过不少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仿佛说的都有道理。近来打算看看两本书，听说不错。

《甲午战争图志》《浩瀚的大洋是赌场》《龙旗飘扬的舰队》

这几天打算翻翻看。这几天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一个人自杀未遂，在医院。还怕丫死了。有人非要我帮忙教电脑，我哪有时间，干那无聊的事情。

电脑中毒懒的杀，懒的重装，以前说不定能反编译一下木马，嗅探一下客户端是谁，现在都没那个欲望了。

电脑上没任何值钱的东西，没什么帐号密码有价值。最多我看看xxoo 网站的时候，他能看到一两个网址。

事情多忙，烦的要死。

今天晚上，随便扯一两篇文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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