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7年5月，沟口雄三先生应《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之邀，在“台社”作了有关辛亥革命的学术演讲。“台社”将此次演讲的内容刊发于2007年9月出版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67期上，同时配发了贺照田、杨贞德和钟月岑三位学者的回应文字。本刊此次发表的沟口雄三先生的“辛亥革命新论”一文是他从台湾回东京之后根据在“台社”的演讲内容重新撰写而成的，并由东京大学林少阳先生译成中文首次发表。征得“台社”同意，本刊同时发表了刊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的三篇回应文章。

[内容提要]明末清初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思想家鼓吹“乡治”，极大地拓展了作为“地方公论”产物的“乡里空间”范围，并由县延伸至省一级，直接促进了“一省之力”的成熟和独立，最终形成了辛亥革命以各省独立获得成功这一独特形态。这种视角有别于传统的现代性坐标，可以使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有更全面的把握。

Abstract： In the initial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a group of thinkers represented by Huang Zongxi promulgated the idea of “village autonomy”. As a result， “the space of village autonomy”， which was formed by “local public opinions”， was greatly expanded， extending from the county level to that of the province. The autonomy of “provincial power” began to assert itself， and this finally led to the widespread attempt and success of provincial independence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前言

　　中国历史上有四大变动：秦汉帝国的建立、唐宋变革、明末清初的转换、清末民初的激变。导致第四次变化的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最大历史特质在于如下几点：（１）这是一场导致持续二千之久的王朝体制崩溃的革命；（２）其形态采取了各省独立的形态；（３）其结果是旧体制的解体，革命后国内纷呈四分五裂之状；（４）实现革命的主要势力，并非传统型的叛军或异族军队，而是下面将谈及的蓄积于民间的“各省之力”（简称“一省之力”{1}），等。这一无中央的革命，视其角度，其形态似为一场无国家的革命。因此，在国际社会纷纷谋求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现代民族国家之大环境中，其革命的形态，只能被视为亡国的混沌之兆。二千年来王朝体制终结，此乃中国历史的空前大事件，而当时的国际社会却视其若朽木之终，自然之势而已。因此，其历史意义不仅未被同时代人所关注，亦被后人所轻视。观之于现代日、中历史教科书，这一点了然所见。这一类教科书大都枚举农民暴动之频发、官僚之腐败、财政之窘迫、军队之弛缓等，视诸如此类事例为清朝“衰落”之因，而不察此类事例实频见于所有王朝的终结之时。这些教科书都未能注意到，代之这一“衰落”王朝而起的，恰是以各省独立的形态实现辛亥革命的各省的“一省之力”。

　　所谓各省独立，乃拜成熟达至独立的“一省之力”之所赐。姑且先交代本文结论的话，十六、十七世纪明末清初的“乡里空间”{2}乃是“地方公论”展开的空间，其规模由明末的县一级扩充至清末的省的范围。“一省之力”成熟的轨迹，显见于这一地方力量扩大、充实的过程。然而，这一传统的轨迹却被“现代化”史观或“革命”史观所遮蔽，因而被隐而不见。非但如此，现代化史观以建立中央集权制现代民族国家为现代化课题，若以此观之，辛亥革命只能是现代化之反动。若从1920年代以降的反封建、反殖民地之革命课题观之，辛亥革命与1949年的建国革命相比，则只能是不彻底的革命。

　　职是之故，辛亥革命被视为一次迷失方向、逆而为之的混沌，建国革命则被视为以成就民族国家为目的的“由起点至目的地”的构图。或者辛亥革命被视为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与后者相配套的观点，则是视建国革命为反封建反殖民地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一“由浅而深”的构图，乃是以往广为通用的视点。

　　但是，辛亥革命与建国革命之间的关系，本非只是依据革命的浅深程度所划分的阶段性关系，亦非视两者为起点与目的的单向排列关系。两个革命，若坦然视之为由旧体制崩溃至新体制建立（scrap and build）的连续性现象，则可以视这两个革命在运动方向性上虽处于（分权与集权的）相反关系，但这一对革命却又被因果地（以破坏后重建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若从现象的角度看，则是将暂时令中央解体的分权势力再度集结起来，进而建立新的中央集权，因而是一场过程曲折的革命。

　　辛亥革命之时，并无预定某一取清朝而代之的新体制（如前所述，并非是以某一新体制为目标，而只是令其解体，这是辛亥革命的特质之一）。其时的可能性可谓多种多样： 或以新的王朝体制取而代之，或建立新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或各省联合的联邦制共和国，或军阀之割据分裂，或列强之瓜分统治，或建立新的中央集权制民族国家。作为理论可能性，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可能。但是，以今日之视点事后观之，中国之历史大势是38年后实现的中央集权制和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不过两场革命之间是“瓦解与重建”这一互为表里的因果关系，两者接合了某种既排斥又继承、既断绝又连续之类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建国革命是受辛亥革命的历史性格所规定的。无论如何，两个革命的关系中所潜在的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的问题，大概都可作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封建•郡县”问题而被讨论。

　　尽管如此，从1911年的解体至1949年的再统一为止，38年时间不可谓不长。但是，也可以反过来认为，需要如此漫长的时间，恰恰证明这一动荡的确处身于历史的重大转换期之中。如唐宋转型（内藤湖南所说的由贵族社会往平民社会的转换）过程中，五代的分裂割据长达53年之久。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与建国革命，是一个以千年为单位的大转换，其变革之烈，堪与秦汉帝国成立以来的唐宋变革期相提并论（日本之所以侵略得逞，正因为是乘大变革之混乱）。下面笔者将依据此观点考察清末民初之剧变。

一、观察清末的视角坐标

　　我们先来讨论观察清末的视角坐标。中国史习惯上在时间划分上将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的时间称为“近现代”，之后至现在则称为“现代”。这一视鸦片战争之后为“近现代”的历史划分，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封建社会论争”，这一论争基于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其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它成为中国历史学界的正式划分法。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至今仍沿用此体例，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界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慢慢接受了这一划分法。因此，谈起中国近现代史，大家便会心照不宣地意指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

　 不过，日本战前的东亚史教科书则根据传教士到来等史实，将十六~十七世纪以降划为西学或西力东渐时期。现在的世界史教科书继承了现代欧洲形成这一划分视点，鸦片战争作为一部分，被包含在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现代性（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整体性构图之中。同样一个鸦片战争，在中国却是近现代之开始。因此，两者之间有着微妙的差异。亦即是说，就算依据鸦片战争或近代视角坐标，它也有着两面：一面是以克服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为革命方针意义上的革命史观，另一面则是偏重于质疑欧洲近代文明之亚洲东扩意义上的文明史观。观之于中国近现代研究的现状，虽然这两面带来了方法论上不小的差异，但两者在视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帝国主义）东扩为亚洲历史转机的主要或最大要因这一点上，却又是一致的。

　　鸦片战争所象征的十九世纪东亚的东西文明接触，与以前的接触迥然有异。首先，它立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为谋求市场而不惜行使武力。它也作为帝国主义现代性，为殖民地统治而强迫对方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进行结构性变革。职是之故，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现代之开始，于中国而言，它意味着这一历史划分基于对自有文明存亡危机的自觉之上。诚然，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如下的历史事件接踵而至：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崩坏与英国直接的殖民地统治（１８５８年），英国吞并缅甸（1886年），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的成立（1887年），菲律宾沦为美国殖民地（1898年），印度尼西亚沦为荷兰殖民地（1904），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0年），等等。中国知识分子多年来亲身目睹了这一系列变化，特别是在1920～30年代，于中华文明而言这些事件无非警示着自身生死存亡的危机。

　　因为中华文明圈历史悠久，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自尊心尤为强烈。民族自尊心愈强，其危机感愈烈。由后而反顾，亦即以现代的眼光回望，当时他们对“危机”明显是过度的反应。他们中的大部分矫枉过正，视中国文化为劣等，否薄自身的历史。所以，今人并不可将其时中国知识人的历史认识和现实认识原封不动地等同于对客观事实的说明。这一做法明显有着主观的偏差。

　　比如陈独秀说：“西洋民族自古迄今，……一切伦理、道德、政治、社会之所向往，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东洋民族，自游牧社会进而为宗法社会，至今无以异焉。……自酋长政治进而为封建政治，至今无以异焉。……忠孝者，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半开化东洋民族一贯之精神也”，{3}云云。如其所示，这里的“东洋”亦即中国，它被认为仍停留于“半开化”的“封建时代”这一历史段阶。所谓“半开化”，也就是将中国定位于文明与野蛮的中间，其所处历史阶段与欧洲相比整整滞后半个阶段。

　　他们大多并非客观观察中国的历史过程，而是视欧洲的历史过程为楷模，然后将中国削足适履地按这一模式进行解释，最后根据这一解释设定民族的课题。如前所述，鸦片战争视角坐标或近现代视角坐标产生于中国，乃拜马克思主义者的封建社会论争所赐。他们所憧憬的，是欧洲现代性形成这一绚丽多彩的历史图景。这一历史图景通常是这样被叙述的：欧洲现代性形成所依靠的，是否定中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产业革命、市民革命等现代性大事件孕育于中世纪、于反抗中世纪中脱颖而出，因此，在此意义上，这一现代性叙事是一出包含后现代思潮并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不折不扣的系列连续剧。

　　然而，将这一欧洲独特的故事置于中国的场景中进行观察的话，首先，在制度上中国本来便不存在教会统治体系和封建领主制，所以，中国本来便没有一个脱胎于反叛中世纪的宗教改革和产业革命或市民革命──总之，它没有一个作为历史内核的所谓资本主义现代性──即使有，充其量也只是似是而非的假性存在。因此，只要视欧洲为基准，便只能得出中国没有所谓“现代（性）”的单色调而不无片面的结论。

　　对于１９２０～３０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其历史认识的障碍在于中国历史中并不存在封建领主制的中世纪。相反，被视为欧洲古代之象征的帝制统治体制，却自秦汉帝国成立以来，绵延不断长达二千余年之久。以欧洲模式为准却彰显了这一历史类型本身巨大的差异，亦即中国并无抗争的中世纪，因而也就不存在这一抗争创造物的现代（性）。结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便提出了一个假说，设定了周秦以来达三千年之久的王朝与地主主宰的封建统治，至十九世纪中叶，因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这个社会的内部首先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点，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有明确论述。也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后，王朝封建统治的延续状态被打破，不彻底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即半封建的现代性和帝国主义强权统治之下半殖民地状态的现代性便成型了。这便是他们构筑的“半”现代性叙述。

　　在中国被列强侵略之时，对于谋求民族独立、以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主义解放为目标的中国改革者来说，这一“半”现代性叙述与其是构筑性叙述，莫若说是方针，甚至有时还是革命的实践指南。将中国从半殖民地状态中解放出来，使占人民中大多数的农民脱离半封建状态，建立人民民主主义民族国家，这是他们的革命目标。至少至二十世纪后半期，“鸦片战争（或现代性）”视角坐标尚还是有效的。但是，事后观之，其有效性过于政治性，甚至是非历史的。

　　此类的例证之一是对辛亥革命历史的解读。依照时间的推移平实地观察历史的话，辛亥革命结束了持续两千余年的秦汉帝国以来的王朝体制，这显然是世界史意义上的大事件。而且，尤其应注意到的是，它亦非采取了由诸如革命派中央军、民众乱军推翻皇权之类的模式，而是各省摆脱中央宣布独立。这一形态的革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但是，“鸦片战争（或现代性）”史观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却远远逊色於１９４９年的建国革命。1949年的建国革命被视为一场实现了反殖民地反封建的革命目标的革命，而恰恰在此目的上，辛亥革命则被视为是不彻底的。最近，日本的近代中国史研究界对这一革命一元史观有所反省，有的研究将从辛亥革命至建国革命为止的38年作为国民革命期或民国期，并尝试从中发现其独特的历史性格。但这一类的研究依然将辛亥革命当作国民革命的起点，亦即是说，此一观点仍囿于以建国革命为目的的目的史观中。这一类观点与革命一元史观并无二致。其局限性在于，“鸦片战争（或现代性）”视角坐标并非提取自中国历史的洪流，而是建构于外来的危机之中。在此谈论“鸦片战争（或现代性）”视角坐标之问题所在，并非是否定这一视角坐标本身。这一视角坐标以前在阐明近代中国的历史轨迹上贡献良多，今后亦将依然有效。在此只是想指出，仅仅依据这一视角坐标，将难于窥见酝酿了辛亥革命的近代中国的历史全貌。至少为了更立体地凸显近代中国的全貌，我们必须依据下列十六~十七世纪视角坐标。

　　所谓十六~十七世纪视角坐标，指的是承认明末清初的历史变动，并且认为这一变动贯穿整个清代，其发展直至清末的动荡期是一个长期的俯瞰性视角坐标。直截了当地说的话，这一视角坐标就是为捕捉上述“一省之力”，并将之视为革命之力。依据这一视角坐标观察清末之剧变，与依据“鸦片战争（或现代性）”视角坐标观察清末剧变，其实是大相径庭的。依据这一十六~十七世纪视角坐标，我们将重视辛亥革命的事件性，因为它导致了王朝制度自身的终结，这是二千年一遇的大事件；同时它也关注是何种力量导致了这一结果，这一力量又是如何成型的。那么，终结王朝体制的“一省之力”，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呢？在此我们提出一种假说，认为乡里空间这一民间自治空间的形成是实现省之独立的“一省之力”。根据这一假说，所谓“一省之力”指的是明末时尚在县的范围内的“乡里空间”，迨至清末则扩充至省的范围。换言之，“民间”“自治”空间的领域得以扩大，并扩充形成为以省为单位的代替王朝体制的新体制框架（关于“民间”“自治”将会后述）。

　　当然，达致省规模之大的政治空间，需要相应的漫长的历史时间作准备。似可得出一个结论：变化日积月累，直至可成熟地摈弃王朝体制，这至少需要明末清初以降至清末的二百数十年时间。我们在此将立足于这一个假说：孕育于明末清初变动期的某种力量不断发展、成熟，迨至清代趋于表面化，最后脱颖而出，以崭新的“民国”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将根据这一假说重新观察辛亥革命。

二、清末的地方“自治”

　　（一）黄宗羲与“乡治”

　　视明末清初的变动与清末的动荡为一连续体，并循此上溯时，我们碰到了一个问题：明末清初黄宗羲等人中常见的反体制言论，直至清末，却难觅其踪。亦即存在着一个贯穿于整个清代的“革命的话语”的空白状态。这一事实在中国早就被意识到。在１９０６年９月刊行的革命派机关报上，作者陈天华便借主人公之一指出，明末清初的大圣人黄梨州宗羲先生的著作《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原臣二编较卢梭《民约论》早数十年，但中国有了梨州先生的《明夷待访录》二百余年却毫无影响。又说：“法国自庐骚之后、还有千百个芦骚相继其后。中国仅有梨州先生，以后没有别人了，又怎么能有影响呢？”{4}

　　的确，若自清初上溯至清末，找寻革命或反体制言论或欧洲型的“现代”革命现象，便会发现中间二百余年的空白状态。因此，如前所述，一般都如是解释这一现象：二百余年间反满、反帝制革命思想如地下之潜流深藏大地，迨至清末方喷薄而出，云云。问题究竟在哪里呢？其实，问题正在于以欧洲型市民革命的印象去描述明末清初的变动和清末的剧变。

　　但是，读过黄宗羲的人都承认，本来黄宗羲对王朝制度之当否从未置评。因此，从其言论中谋求市民革命之影子，只能令人困惑。无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太可能将他视为出现在资本主义萌芽期的人物或资产阶级早期启蒙思想的先驱。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主张应承认“民”作为社会经济存在之主体性，主张一地之事应委之予一地之“公论”而已。所谓”一地之事”，将会在下一节讨论，主要指以类似善举为例的地方公益事业，即地方公事。本来地方官的工作大多指“钱谷”（征税）与“刑名”（治安与法律事务），除此以外，对于地方官、乡绅等地方精英来说，大约在明末之后便开始要应对地方公事。将黄宗羲置于明末的语境中观察，便会发现，发展“公议”“公论”，即周全地构筑“以地方之手理地方之公事”这一体制，这正是继承黄宗羲的想法。以前明末的“公论”和“封建”常常被了无分别地解读为清末的“地方自治”，亦即与自欧洲东渐的“地方自治”概念相提并论。结果清朝中叶所追求的目标，不知于何时何地便被换为欧洲市民革命色彩的“自治”（即某一领域中被统治者认可的商业、通行等方面的自由的权利，或者是自立于“官”之外的制度性的“民”的体制之 “自治”）。人们也试图从清朝中发现此类的“自治”，在这一“发现”的过程中，原有的“以地方之手理地方之公事”意义上的官、绅、民合作的 “乡治”，便被视为不吻合欧洲意义的“自治”而被排除在视野之外了。结果，黄宗羲之后继者自然也就无处可觅。但是，如下所述，假如我们将明末之“公论”、“封建”不置于“地方自治”的逻辑中，而是将之限于中国语境本来意义（“乡治”）的话，便可从整个清代找出成百上千的乡治的后继者来。

　　但是“乡治”这一词汇却并非是一般的通用词，而是借自清末民初著名改革派知识分子梁启超，因此必须就借用的理由作一说明。这一词见于其《中国文化史》第七章的“乡治”。其开篇伊始便有“欧洲国家集市而成，中国国家积乡而成，故中国有乡自治而无市自治”之表述。他自《周礼》、《管子》等古代文献中旁征博引，列举可说明“乡自治”的文例，他再举出共同农耕、义务教育、警务、乡兵操练四项作为乡治内容，并认为“其精神则在互助，其实行则恃自动（自主自立），其在于道德上法律上则一团之人咸互连带责任，因人类互相依赖、互相友爱、互相督责的本能而充分利用之。”{5}梁启超认为追求上述内容之完备的社会，正是“乡治之遗意”。这正是被梁启超认为相当于传自西欧的“地方自治”的“乡治”传统的含意。根据这一含意将时间移至明末清初以降的话，从清代乡治活动的展开中，即善会等劝善性质的地方公益活动、团练（民间自卫组织）、学会等地方公共活动、宗族等互助组织、行会等互助私益活动等活动中，我们便可发现，继承黄宗羲者其实大有人在。问题在于，不将“民”的“自治”领域处理为自立于“官”之外的欧洲型“自治”模式，而是实事求是地视之为源于官、绅、民协同的道德性自发行为的中国型乡治。

　　如是观之，可以以善会实践为例说明黄宗羲理念的延续。这一善会正是清代乡治的主角之一。如果这是“地方公事”的实践的话，黄宗羲所提倡的“地方公事”，以善会为代表，以行会、团练、宗族、学会等活动形式，贯穿、发展于清代二百余年之中。可以说，迨至清末，它进一步充实，带来了立宪革命思想磁场的省规模的“乡里空间”的乡治。

　　（二）善举•地方公事•“乡治”

　　谈及清末“地方自治”，不可不提及明末以降被誉为善举的善会、善堂（实践善举的组织体）的活动{6}。善举如翻译为日语，则为“善行”、 “慈善事业”。清末上海代表性的善堂为同仁辅元堂，它除实施诸多善行以外，还率先进行道路清扫、街路灯、道路桥梁筑造、祠庙之修建、或自警团等实务，“实为地方自治之始”。{7}除所谓的慈善事业以外，他们从事各个领域的公共事业，“地方自治”这一外来语经日本传入的当时，人们回顾这一类善会、善堂的活动内容时，则概被冠之以“地方自治”之名。

　　关于善会、善堂的活动内容，可参考１９０８年（光绪３４年）《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以下略称《自治章程》），此章程曾作为“光绪新政”之一环而颁布制定。这一法案背后，有着其时中国为政者探讨立宪体制，亦即地方议会制之“地方自治”的澎湃潮流。实际上，二十世纪初义和团事件以后，是存是亡的危机感急速蔓延，主张立宪制的舆论高涨异常。与此相关，倾向地方自治的舆论急剧高涨，如“昌言地方自治之必要者，则近日之风潮也”，{8}又如“所谓地方自治，嚣然国中矣”{9}等所示。而《自治章程》正是出现在这一语境之中。也就是说，《自治章程》可以视为当时体制方对地方自治历史潮流的证言，同时，也可以从中看出在何为自治对象的问题上体制方可容忍的程度，以及就此所展开的攻防界线。

　　我们可以看看第一章“自治范围”一项所列举的托付民间的自治行为事务：

　　1、学务（中小学堂、幼儿院、教育会、劝学所、宣讲所、图书馆、阅报社等）；

　　2、卫生（清扫道路、清除污秽、施医药局、医院医学堂、公园、戒烟会等）；

　　3、道路工程（道路修理、桥梁建筑、沟渠疏通、建筑公用房屋、街路灯等）；

　　4、农工商务（牧畜改良养殖及渔业、工艺厂、工业学堂、劝工厂、改良工艺、商业秩序、市场开设、青苗防护、筹办水利、田地整理等）；

　　5、善举（扶贫事业、寡妇扶养、育婴、施衣、放粥、义仓积谷、贫民工艺、救生会、救火会、救荒、义棺义冢、古迹保存等）；

　　6、城镇的公共运营（电车、电灯、下水道等）。

　　就公共事务的内容，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其中，第五项的善举自不待言，第一项至第三项的学务、卫生、道路工程等事务的大部分实施在清代都作为善堂事业（善举）。我们应回忆起明末“功过格”善行中包含了道路、桥梁修缮等公益活动。也就是说，除第四、六项的农工商务、电车、电灯、下水道等新时代事务以外，整个清代几乎所有的事务都带有善举（乡治）色彩。在此意义上，《自治章程》既非模仿外国，亦非纸上谈兵，而是明末清初以来乡治的实绩。而这一方案融合了传统“民间”经年积累的自治实绩。

　　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自治经费”这一项。根据《自治章程》，自治经费的财源有三种，一是地方的共有财产，一是“公益捐”，再是违反《自治章程》者的罚金。“公益捐”的“捐”，翻译为日语则是“据出金”，本来是对受益于某一公益事业恩泽的住民开征的费用负担，就官府的强制性而言这一征收便是税金，就住民的自发性缴纳而言则是捐款。由是观之，官民之界线颇富流动性。《自治章程》所体现的官民之间界线的含糊性，贯通于整个清代善会、善堂的实际运营。或响应官府号召作为捐款捐赠，或作为税收征收；或因资金不足而请求官府资助，或因厌恶官府介入而回避官府资金，不一而足。总而言之，对他们来说，他们所关心的是一方所需，即如何以一方之手共同且顺利地处理所属地因困难而需帮助的人或事。至于资金的出处是官是民是绅，则不在其关心之列。

　　上述冠以“自治”之名的传统善堂、善会的公益事务，具备了跨村越乡的网络。反过来说，因中国遗产均分继承制而导致田土所有关系富流动性，没有地缘共同体式的村落，在这样的社会中，只要官府不负责某项公益事业，便只有以民间的网络方式才能实施：先由民间的某人自发呼吁，然后应者从之，最后形成网络。以别的说法来表述的话，中国的“民”并不接受“官”的制度性保护和管束，因此地方精英们不得不成为上述学务、卫生、道路、善举等广范领域中的自治之“民”。

　　事实上，根据某类统计，明代末期全国县的数量有一千三百余，至清代中期却几乎没有变化。而明末的人口为一亿数六千万，而至清末则被推定为四亿。可见清末每一县的人口已达致明末的两倍以上。尽管如此，非但地方官的人数保持了零增长，而且民间的民间经济、社会关系还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官”的行政服务不得不趋于薄弱。完全可以认为，这些都是善会、善堂等地方公事活动必须加强的背景。康有为在《公民自治篇》中曾以广东省为例指出，因一县人口众多而导致行政人手难及，所以“地方之保卫，不能不民自为谋；学校、道路、桥梁、博施院、医院，不能不民自为理。于是有绅士、乡老、族正以断其狱，选人为更练壮勇以卫其乡，以及堤堰、庙堂、学校、道路、桥梁、公所、祭祀一切，不能不民自为理。”康有为所言，想必正是乡治的问题。

　　“自治范围”所列举的上述公益事业，若上溯历史，明显可见的是，在当时人们的认识中大半的公共事务乃包含官、绅、民共同进行的“善举”在内的“乡治”，亦即近人所谓的“地方自治”。今人因无意识中依据“现代”这一框架，所以谈起“地方自治”，便会问如何“民间”、“自治”，如何实现法制度化；谈起“民间”，则会问如何自立于“官”、“体制”之外；谈起“自治”，则会问如何将之作为国家体制中的明文制度，或会问实行者的市民权利如何被保障，等等。但是，实际上，欧洲的地方自治的主要内容涉及中世纪都市中拥有特权的市民的移动自由和商业自由，是权利的自治。与之相比，中国地方自治的乡治的历史语境本来便迥然有异。

　　在中国，至少清末的被概念化的“地方自治”（乡治）的内容，一方面基本上是传统的“互助”、“劝善”的道德实践，另一方面则是官、绅、民共襄为之的地方公益事务实践。当然，所谓的道德实践，比如视所有的捐款予善会、善堂的行为为捐款者的道德献身，这并不完全如此。有些捐款的动机其实是立身处世或造福子孙，其动机多种多样。但是，若上溯至明末清初道德色彩浓郁的善会，会发现上述行为无疑是循此源流发展过来的。由明末而清末，这一“善举”继承了“以地方之手理地方之公事”这一基本原则。并且，它由明末个人或团体的手工制作时代而发展至清末组织化、网络化时代。就“善举”内容而言，明末对穷人的救济、保护、养育等所谓的慈善事业占其大半，而发展至清末，则广及土木事业、教育事业、民生事业、卫生事业等。如果说这便是自治的话，中国的自治是与欧洲的“权利的自治”相对的，或许可以称之为“以公益为目的的自治”。

　　以上，我们论证了“乡治”具有如下性质：中国清代的“封建＝乡治”模式，贯穿于整个清代，是“以地方之手理地方之公事”意义上的地方自治；此时，财政是否自立于体制之外并非关键。即使是“民间”主导，其内面实质上更多也是官、绅、民共同运营；在明末清初，这一类善会活动作为地方精英的个人性劝善活动，其所及范围也大致限于一县之内，至清末其运营则被组织化，其联合则常广及全省。总之，传统中国的地方自治与欧洲的语境迥然有异（并非于权利层面而是于道德层面），它完全作为善举（指道德行为，亦即梁启超所说的“互助”）的公益活动。这是我们称之为“乡治”的理由。乡治的各种各样的实践正是我们所说的“省力”的构成体。此外，附带指出的是，省整体层面的联合中“以地方之手理地方之公事”这一社会原理，后来发展至诸如湖南省独立运动中“湘人治湘”这一政治原理。

　　（三）清末“自治”力量

　　辛亥革命采取了各省独立这一革命形态，各省宣布独立，意味着各省已经判断过自己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具备能够独立的力量（一省之力）。这一力量在数字上进行判定本不可能，但是军队脱离中央权力站在省的一边，这无疑是决定性的要因。省的军队，循其源流本是为补充中央军而成立的地方军。太平天国时期所成立的湘军、淮军即属此类。

　　在太平天国之乱中，叛军席卷各省。而原来相当于地方驻军的绿营军本来便是从远隔之地招募来的军队，因此与该地方无任何利害关系，也不可以往驻扎地以外的地方派军，以作为军事上的约束。因此，太平天国军将各县各省的贫民卷入其中，轻而易举地突破了各县各省的防线。深知绿营军局限性的清廷旋即将湖南省的防务委托予湖南省出身的朝廷大员曾国藩（１８１１~18７２）。作为“以地方之手理地方之公事”的军事版，他建立了由湖南人自组的湖南防卫军亦即湘军。虽然此后经由李鸿章（１８２３－１９０１）所建的淮军，几经曲折结果最后演变成军阀，但当时乡人自组的乡里防卫军却是士气高涨，而且更借助乡绅等实力阶层的捐款和地方财政拨款，获得了新式洋装备，在镇压太平天国军方面充分发挥了威力。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湘军最强之处，在于其本于乡土之爱，以自己的力量守乡护土。从乡里一方看来，以前的叛乱是外乡人的王朝军与叛军之间的对抗，而这次却是吾乡之人守吾乡之土的新军，与王朝军对叛军这一构图有所不同。在漫长的民众叛乱史中，乡里武装的出现大概也是史无先例的。它也许应该作为清末的历史推进力而予以评价。

　　湘军这一历史的新势力可以上溯至湘勇（团练出身的乡勇）。对湘军的活跃，清末革命派汪兆铭（精卫，１８８３~１９４４）后来回忆往事时曾指出，当时军费筹备权被委之予一省甚至总督巡抚层级，而且用兵也远离中央兵部的控制，变得可以穿越省境，自由出兵，因此，汪兆铭评价说，军政财政两大权由中央往地方移动，这正是相对于中央集权的“地方自治”的实践。{10}在清朝颁布九年后转向立宪制的勅谕（１９０６年９月）后的翌月，汪精卫在《民报》上主张，应在仿效日本明治体制的皇帝本位立宪体制尚未完善之前，急谋自治，收权于地方团体。这里所说的“地方团体”指的是善会、行会、保甲（民间警察）、团练（民间自卫组织）、学会等民间组织，这些正是“乡里空间”的经济社会力量蓄积之所。“急谋自治”之“自治”明显有着“自立”之意，言论上自治最后亦转向自立而最后趋向独立。这是清末不可逆转之大势。虽然湘军成立的目的在于乡人乡防，且因其地方性而救清廷于危机之中，但以后也因同样性质而成为导向清朝瓦解的“乡治”，成为地方自立与独立的出发点。但是，湘军本来便依靠本地团练组织成立，从这一经过来看，它无非是地方（省）自己的军队。也就是说，它表明在湘军建军计划出现之前，令湘军建军得以实现的“乡里空间”的力量，在省这一层面中早已蓄积已久。康有为下面的发言可视为旁证。

　　康有为指出，太平天国以后，在康出身地的广东省，原本由绅士组织团练自卫其乡，但假如一乡之力偏弱，便会联合数乡、甚至数十乡，其中更有几乎遍布全省之联合。据他记述，其故乡南海县有被称为同人局的团练局，之下拥有三十六乡、男女约五万人，更大的局则有三十余万人之众，小则拥数千人。广东全省遍设团练，有大事局绅共同协议，大的局则制定章程。康言之为“纯乎地方自治之制矣”（《公民自治篇》）。此处所指，是借太平天国出现为契机而强化地方团练，但这也表明太平天国以前各县团练组织已经作为自卫的潜在力量蓄积已久。如记录显示，广东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便以团练之力与英法联军作战。

　　康有为指出，他出生前一年的１８５７年，广东的广州府被英法联军攻击，之后至１８６１年为止的三年间处于联军的占领之下。其时（１８５７～185８年），广州湾沿岸以南海县为首的广州府下十四县乡绅与中央钦派的新任总督一起，自行筹备军用资金及武器、弹药，并于花县开设广东团练总局。据说他们将联军诱敌于城外作战，取得了胜利，以后联军无法出城{11}。此一类以与外国军队作战为契机而引发的诸县团练联合之例似乎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无论如何定位，这一例子表明，如果需要超出县范围的省内联合（后来与各省独立相连的铁道国有化问题即属此例），使之成为可能的潜在网络在省内各地早已充分形成。

　　比如，在这一防卫战中发挥了中心作用的顺德县团练局，它作为附设机关具有绅士云集的社交团体（大良公局），还有科举应试援助者以及后来成为议政中心的文化团体（青云文社）和沙田的管理机关（东海护沙局）等。他们联合起来，从事各种各样的地方公事，例如城墙和火药库的修补、新炮台的设定、水路的浚渫、石路的铺设、义仓的设置、河流的管理等，其联合甚至广及包含军事在内的公共事业。顺德团练局这一非常普通的个案，表明当地的官、绅、民能够循省内错综的网络而联合起来，以应对并左右各种各样的事态。

　　在此，所谓的“省”，指的就是贯穿于乡、镇、县、府的网络，这一网络以同心圆或放射线状在同一平面上纵横流动，这正是一省之“乡里空间”，亦即乡乡联合的政治社会空间。在这一空间里有行会的网络、善会善堂的网络、或清末林林总总的学会网络等，还有纵横穿梭于省内的网络之间的联合。这一网络组织团练，是军队化的基础力量。我们知道，以太平天国为契机组建了湘军、淮军以后，地方军权事实上已经委托予省督抚（总督、巡抚），督抚的行政权力也已飞跃性地得到强化。因为存在着复杂的网络流动，并且这一流动由点及线、再由线而面地往乡、镇、县扩散，省军的组建才得以实现。重要的是，网络的每一部分都有其生命力，它处于频繁的活动状态。可想而知，假若汇聚于上面提及的青云文社的青年们出版宣传革命的杂志的话，杂志便可循网络而传往省内其它地方。作者通过网络出现，读者因同样的网络而扩大。这类网络空间以都市和市镇为信息发出地或中转站，官、绅、民互相连接。这一动态也正是“乡里空间”的动态，也正是汪精卫所说的“地方自治”空间。

三、迈向省的独立

　　辛亥革命以省的独立的形式得以实现，其要因多种多样。

　　首先，借助太平天国起义的契机，湘军、淮军得以组建，地方军权因此被委予省督抚（总督、巡抚）；洋务派官僚振兴商工业及与此相关的绅士层兴起，因设置咨议局而带来的省级行政机构的成立，废止科举而导致的西学流入，立宪、革命思想也因此盛行，等等。这些可能都是革命的原因。但是，假如没有省级的“乡里空间”，上述这些事实中的任何一个可能都无法实现。至少可以说，若缺少这一“乡里空间”的扩大，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活动也不可能有基础。

　　变革或推翻清王朝的言论在清末充斥于国内外。主张立宪君主制者有之，力主灭满兴汉的民族革命者有之，提倡推翻王朝的共和革命者有之，谋求省之独立者有之，各种言论可谓林林总总。但是结果却是各省独立的形态带来了帝制的瓦解。清末纷纷刊行的宣传新思想的杂志如《浙江潮》、《江苏》、《新湖南》、《新广东》、《湖北学生界》、《云南杂志》、《四川》、《河南》、《江西》等，多冠以省名。这表明其时省的文化、经济、社会的网络空间已经形成。

　　辛亥革命以铁道国有化为契机得以勃兴，这一经过也是极富象征性的。它发端于清政府１９１１年５月将民营的川汉线（成都－汉口）与粤汉线（广州－汉口）收归国有，沿线的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各省的铁道公司被强制性接收。政府的意图是通过国有化将铁道作为向外贷款的抵押，因此朝廷（中央政府）欲主导铁道的铺设。各省本来主张自立更生铺设铁道，因此，维护地方权益的各省绅士在此问题上与朝廷针锋相对。结果，同年１０月武昌军队起义，１１月下旬二十四省中十四省脱离清朝独立，而至翌年１月清朝命数已尽。事后观之，铁道正是一个集中了各省之力，并连接了各省之力的实业。在民间承办这一实业的省的绅士力量其时已经足与中央权力抗衡。因此，曾经是各省立宪派的绅士们也蜂涌般迈向独立，与革命派合流。“乡里空间”在铺设铁道问题上已经达致临界点了。

　　从成熟的“乡里空间”这一角度去观察辛亥革命时期的省的独立时，其中显然可见的是，“乡里空间”因为只止于省的层面，因而缺乏新的国家构想去代替王朝。辛亥革命的历史特质之一，如反复指出的那样，在于其采取了各省独立这一形态。所谓“独立”，换言之，便是省的权力自清朝统治体制中脱离出来，由此导致中央集权的王朝统治体制的瓦解。为了填补这一瓦解后的空白，各种各样的国家构想便在革命后的中国大陆上交错出现。其中也有类似袁世凯恢复帝政的构想，以及张勋重构清朝的复辟计划等，而这些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对时代的误判。

　　一方面，既有见于湖南共和国运动中的省共和国的建设构想（其将来的计划是各省联合），也有省共和国联合体的联邦国家构想（二十年代风行一时的联省自治运动），也有中央集权的国民革命构想。后者后来成为主流。后来还有与内战相随的抗争，更有乘机而入的欧美列强和日本的侵略。从明末清初县规模的“乡里空间”，至清末省规模的“乡里空间”的成熟及其结果的省的独立，从这一历史推移来看，联邦共和国构想似乎是最现实的构想。但是，因担忧各省军队的军阀割据化，以及担忧军阀与外国势力勾结一气，进行割据统治，乐观的联邦构想——没有中央的或者弱化中央的联邦构想因之没有实现。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中西欧和日本所出现的国家观念本来便稀薄。朝廷（王朝）便是国家，民并不隶属国家，因而在传统上形成了一种天下观念，作为天之子民而归属天下。民容易接受“天民”这一说法，却难于习惯“国民”这一说法。康有为使用“公民”这一用法的背景也与此不无关系。

　　结果，西欧列强及新兴日本的殖民地干涉和军事侵略，国际环境趋于严峻，人们选择了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建设这一道路。{12}“天民”变为“国民”，建立民族国家，这是辛亥革命以后至１９４９年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的苦难历程。在这一过程中，１９１０年代以降，以杂志《新青年》为代表，全国规模的学会、商工会、工会等组织活跃于政治舞台，它们跨越了省的范围。这些史实为大家所熟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历程是如此充满苦难，其间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革命话语，这些多有详论，在此不赘。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７日

注释：

{1}这里的“一省之力”，指的是军事力量（以湘军等地方武装为基础的省规模的团练等）、行政力量（实行乡治的力量，如善会、善堂等）、社会力量（宗族所拥有的社会影响力等）、经济实力（商业实力）等“民间”的综合性力量。
{2}明末显见的趋势是“以地方公议推进地方行政，地方人士自己调整利害关系”，以探求“新的社会秩序”。请参照夫马进《明末反地方官士变》（《东方学报（京都）》５２、１９８０年）及小岛毅《中国近世の公议》（《思想》８８９号，１９９８年，岩波书店）。之所以使用“乡里空间”这一说法，是因为以往在讨论中国的乡村自治时，“国家”与“社会”这一二分法范畴常被使用。但是，“省力”是作为官、绅、民三者相交的网络而存在。本文姑且在此将这三者的混合，换言之也是“国家”与“社会”的混合冠以“乡里空间”这一称谓。
{3}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１卷、第４号，1918年。
{4}《民报》第７号所连载的政治小说《狮子吼》。
{5}梁启超：《饮冰室专集》第五册，１９２７年。
{6}善会、善堂研究的力作，有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同朋舍出版，１９９７年）、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９７年）。
{7}《民国上海县续志》卷二、善堂，１９１８年刊。
{8}攻法人：《敬告我乡人》，《浙江潮》第二期，１９０３年。
{9}茗荪：《地方自治博议》，《江西》第二、三期合集，１９０８年。
{10}《民报》八号，１９０６年。
{11}当时南海县知事华廷杰的《触藩始末》全三卷，西川喜久子：《顺德团练总局の成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一百零五册，１９８８年。
{12}塚本元：《中国における国家建设の試み》，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９４年。
　　　　　　　　　　　　　　　　　　　　 （译/林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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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民族其先曾见渤海国与金国。
明代分为三部。
一、海西女真，二、建州女真，三、野人女真。惟野人女真居黑龙江流域，距中国最远，朝贡无常。海西、建州则每岁至明朝贡。

满洲族为建州女真，初耕牧于牡丹、松花江之合流点【今三姓附近。】而统率于明之建州卫。
嗣其一部又南迁至图们江流域。
其祖先【景祖、显祖。】为明将李成梁所杀，【事在万历十一年，张居正卒之翌年。】遂于明成仇隙。
时努尔哈赤【太祖。】年二十五，以父【显祖。】遗甲十三副，捕杀仇人尼堪外兰。其时兵数不过五百人乃至六百人而已。

嗣合并傍近诸部，创后金汗国。【事在万历四十四年正月。】
兴师犯明，宣布告天七大恨，取抚顺。时步骑有二万。【事在万历四十六年。万历二十年，日本丰臣秀吉犯朝鲜，明救之，连师七年。二十四年开矿税，民间大扰。二十九年太子立。四十二年福王赴河南。四十三年（1615年）有梃击案，朝臣分党水火。】

明四路出兵讨之。【事在万历四十七年。】
杨镐为四路总指挥官，驻沈阳。辽东本有屯军，嘉靖原额过九万，至是逃亡相继，多不能用。明四路兵南自闽、浙，西自陇、蜀，征调几遍全国，共二十万。【合朝鲜叶赫兵为二十四万，每路兵六万。】

败于萨尔浒。
从抚顺至萨尔浒山可七、八十里。中路军杜松先渡浑河，以四万兵营萨尔浒山，以二万攻浑河北之界凡山。努尔哈赤兵八旗，以六旗四万五千人掩击萨尔浒山营，以两旗共万五千人救界凡山。杜松阵亡，明将领死者三百余，兵士死者四万五千余。满洲遂连破诸路兵，灭叶赫。此役明以轻敌分兵冒进而败。又承平既久，军备懈弛，徐光启庖言谓：“杜松矢集其首，潘宗颜矢中其背。”总镇监督尚无精良之甲胄（zhòu），何论士卒？

于是有熊廷弼经略辽东之命。【事在万历四十七年六月。】
时辽、沈大震，诸城堡军民尽窜，数百里无人迹，中外谓必无辽。廷弼兼程冒雪，遍阅形势，招流移，缮守具，简士马，肃军令，主固守不浪战，集兵十八万。其上书谓：“辽东现有兵四种：一曰残兵，甲死归乙，乙逃归丙，或七、八十，或三、二百，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糜饷，不肯出战。二曰额兵，或死于征战，或图厚饷，逃为新兵。三曰募兵，朝投此营，领出官家月粮，即暮投彼营。点册有名，派役忽去其半；领饷有名，闻警忽去其半。四曰援兵，弱军羸（léi）马，朽甲钝戈，而事急需人，不暇发还。将泽死降之余，新败胆怯；马则既多瘦损，军士又多杀马，图充步兵以免出战；器械则坚甲利刃，长枪火器，丧失俱尽。”徐氏庖言谓：“奴寨北门，铁匠居之，胸背之外，有同徒袒。贼于五步之内，专射面胁，每发必毙。”此当时两国对垒之形势。

廷弼专务守御备，【满洲亦不敢轻出兵。】未一年，去任。【廷臣忌者劾其不战而去，事在天启元年。】袁应泰代之，于是遂失辽阳。【廷弼严，应泰矫之以宽。会蒙古诸部大饥，入塞乞食，应泰处之辽、沈二城，后遂为变。】

应泰死之，金遂迁都辽阳。【时沈阳、辽阳以及辽东七十余城悉降。】
明再起熊廷弼，【事在天启元年六月。】建三方布置策。
广宁为前线，以步骑兵守辽河沿岸。天津及登、莱维后援，以海军卫满洲之南部。熊为经略，驻山海关，节制三方。

时王化贞为广宁巡抚，与熊意见不合。
王主战，熊主守。熊谓守定而后可战。然实权在王，兵部尚书张鸣鹤信之，所请无不允。广宁有兵士四万，而山海关无一卒。

以经、抚不和而影响及于战略。
熊主固守广宁，谓：“辽河窄，堡小，不容大兵。驻兵河上，兵分力弱。惟宜置游兵，自辽河至广宁多置烽堠（hòu）。辽阳距广宁三百六十里，寇至易备。”时方震孺亦言：“河广不七十步，不足恃。沿河百六十里，筑城不能，列栅无用。”而化贞谓其怯敌，不守城而守河。
广宁遂陷。【事在天启二年。熊、王退入关，俱论死。明臣且有专劾熊者。】

乃派大学士孙承宗为蓟辽经略使，【事在天启二年八月。】而以袁崇焕守辽远。
广宁师溃，廷议扼山海镇。崇焕时为兵部主事，单骑出关相形势，返而言曰：“与我兵与饷，关外可守。”孙力主其计，遂筑宁远城。自请督师，分戍锦州、大、小凌河、松、杏、右屯诸要害，拓地复二百里。

承宗在关四年，【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水营，省度支六十八万，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开屯五千顷。满洲亦按兵四载不攻。】罢归，以高第代之。
高，魏忠贤党。既来，谓关外决不能守，尽撤锦州诸城守具。独宁远孤城。

时后金已都沈阳，【事在天启五年。】乘机西犯，【兵十万。】为崇焕所败，努尔哈赤负创死。【崇焕守城，盖仗葡萄牙巨炮之力。】

金太祖第四子皇太极立，是谓太宗。【时年三十五。】先出兵破朝鲜，【时满洲有兵十五万，袁守关外，难遽破，与明通商亦绝，非得朝鲜，无以自给。】再攻宁远又败。明人谓之“宁锦大捷”。

明廷又劾罢袁崇焕，【以不悦于魏忠贤故。】以王之臣代之。复议撤锦州，守宁远。会熹宗崩，毅宗立，【魏忠贤伏诛。】袁崇焕复起，而其时明内部流寇亦发。

满洲兵以间道入关，【下遵化，至通州，遂围北京。其所入隘口，乃蓟、辽总理刘策所辖。】袁崇焕受反间狱死。
崇焕闻警入援。都人骤遭兵，怨谤四起，谓崇焕纵敌。满洲纵间，谓与崇焕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纵去。其人告帝，遂诛崇焕。【事在崇祯二年。】

嗣是满洲陷大凌河，【崇祯四年。】征服察哈尔，【崇祯五年。】得出入往来长城各口扰山西、直隶。其时始改国号曰清。
又汉奸降附者渐多。
崇祯六年有孔有德、耿仲明，乃毛文龙部下，叛据登州，浮海投满洲。两人拥兵当逾万，葡萄牙大炮亦遂输入满洲军。明年，尚可喜降，亦毛部下。毛文龙，明将，据皮岛，在鸭绿江东口。崇祯二年，【以跋扈不用命。】为袁崇焕所诛。

清势益盛，再四入关。【崇祯七年、九年、十一年连入。十一年之役，陷近畿州、县四十八，南陷济南，孙承宗、卢象升皆死之。】
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兵败降。【事在崇祯十五年。时洪部下兵十三万。翌年清太宗即死，世祖福临即位，仅六岁也。】

流寇陷北京，【事在崇祯十七年。】吴三桂开山海关迎清兵入。
清自努尔哈赤至皇太极，以一小部落两代近三十年，遽得入关破北京，盖有数因：
一、明万历中年以下，政治极端腐败。
二、其先以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又复轻敌。
三、其后如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等，皆以一人支持边事有余，乃明廷或诛或罢，既不顾惜，又无定策。【明廷相传家法，对诛戮臣僚，曾不重视。又信用宦寺，宜其自坏干城。又崇祯朝十七年中，阁臣至四、五十易，而犹自云：“朕非亡国之君。”盖徒知责下，不知反躬。明诸帝一脉相传如此。】
四、因盈廷纷议误事。
泰昌元年，熊廷弼见黜上疏：“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冬、春之际，敌以冰雪稍缓，哄然言师老财匮，马上促战。及军败，始愀（qiǎo）然不敢复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复哄然责战矣。疆场事当听疆场吏自为之，何用拾帖括语，徒乱人意，一不从，辄怫（fú）然怒哉。”
天启二年与王化贞争事上疏：“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适遘（gòu）事机难处之会。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何必内借阁臣、外借抚道以相困？”又云：“经、抚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枢部。枢部佐斗，恃有阁臣。今无望矣。”
崇祯元年袁入对，言：“以臣之力，守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又言：“恢复之计，不外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驭边臣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为边臣甚难。中有所危，不得不告。”又其时对流寇常以议抚误兵机，对满洲又因格于廷议，不得言和，遂致亡国。若先和满，一意剿贼，尚可救。
五、汉奸之外附。
孔、耿之去，已挟军队俱降。洪承畴、吴三桂部下，皆御外之精卒，扫数十万人外附，【吴三桂宁远兵号五十万。】中国何以复守？甚后如刘良佐、高杰等军队，陆续降者尚数十、百万人。
六、流寇之内溃。【脏腑既烂，四肢何用？】

流寇起于陕西。先是明室以辽军起，屡次加赋。
神宗万历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三年，以辽东起兵，先后共增五百二十万。【通三年，亩加九厘为定额。】毅宗崇祯三年，又加一百六十五万有奇。【亩加九厘外，又增三厘。】两共六百八十五万有奇，综名“辽饷”。嗣又增“剿饷”二百八十万，【十年。】“炼饷”七百三十万。【十二年。】先后共加一千六百九十五万两。正统以前，天下岁征共二百四十三万两，【万历初至四百万两。】所增殆超出七、八倍。民穷财尽，为蕴乱之源。

又值荒年。
陕西延安一府吃榆皮石块，乃至以小儿为食。【明代北方旱荒时见。成化时，陕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尸骸枕藉，仅存无几。（李俊、汪奎传。）嘉靖时，山西大旱三年，百余里不闻鸡声，父子夫妇互易一饱，名曰“人市”。（王宗沐传。）】

于是叛卒、【崇祯元年陕西欠饷一百三十八万两，乃有逃兵。】驿夫、【崇祯二年议裁驿站冗卒。】饥民，结伙群起。
最先，其魁酋曰高迎祥，窜扰秦、晋、豫、鄂四省。
崇祯二年，自号闯王。崇祯四年，洪承畴督剿克捷，关中患定，走山西。六年又渡河而南，复窜陕。八年大会荥（xíng）阳，有十三家七十二营，分五部纵掠。

李自成、张献忠继之。
崇祯九年，孙传庭捕诛高迎祥。李自成为闯王，走甘肃。时明廷以卢象升专办东南，洪承畴专办西北。张献忠为卢象升所败，走湖北。

所过悉掳壮丁【十五至四十。】为兵，【逃者杀之。】亦有号令法律。
不得藏白金。所过城邑，不得室处。不得携他妇人。寝具一单布。精兵一人，主刍、掌械、执爨（cuàn）者十人。一兵倅（cuì）马四匹。剖人腹为马槽。军止，则出较骑射。渡水皆径过。攻城，迎降不杀。守城一日，杀十之三；二日，十之七；守三日，则屠。虏获以马匹为上，弓铳（chòng）次之，币帛、珠宝为下。散所掠财物，赈饥民，唱口号，曰：“迎闯王，不纳粮。”有举人李信、牛金星为之谋主。

攻襄阳为襄京。
时寇谋直逼北京，嫌其遇败无退步。又主下金陵，绝北方粮，嫌其势缓。遂主攻关中、山西，再向北京。【清代洪、杨革命，既得武汉，即走第一、第二路。林凤祥、李开芳北上败后，洪、杨踞长江十余年，而北庭自若。李闯本起关陕，是其熟路，故卒取第三策，而明都遂不保。】

是年，清太宗卒，第三子福临立，年仅六岁。【睿亲王多尔衮摄政。】而流寇直从山西扑北京，吴三桂召清兵入。【吴梅村圆圆曲云：“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盖吴有爱姬陈沅，名圆圆，为寇所得；其父吴襄亦没于寇。襄招三桂，三桂为妾不为父，遂决议纳清兵。】
明代流寇之不能速平，亦有系于地方分省制度之不当者。元人分省建置，尽废唐宋分道之旧。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汉中隶秦，归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为一，而蜀之险失。
流贼之起，来无所堵，去无所侦。破一县，一府震；破一府，一省震；破一省，各直省皆震。经略或至七镇，总督、经略或至八省、七省、五省，又或总督以下并听节制，地无常界，兵无常将，而藩镇控制之宜尽失。
元明二季，以及清代川、楚、粤之乱，皆坐此弊。又督、抚专任节制，与士兵不属。且莅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莅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故元、明、清三代无藩镇专制之忧，而不能禁乱民之平地突起以为祸。

“三藩”不自安，于康熙十二年自请撤藩，竟得许，遂反。
耿、尚皆十五佐领，绿旗兵各六千，加以余丁二千，各有藩兵八千。吴三桂五十三佐领，绿旗万有二千，加以余丁四千，不过万有六千。言其兵饷，康熙十一年左都御史艾元征疏言：“边省岁需协拨银云南百七十余万，贵州五十余万，四川八十余万，福建百六十余万，广东百二十余万，广西十七、八万。”除四川外，余皆三藩协饷，岁五百余万；云、贵不及一半，较顺治间云、贵岁协四百余万，已省二分之一。闽海郑氏尚存，兵饷本重。然则撤藩自是满廷主意，并非三藩之在所必撤。

清室对待汉人，无论其为怀柔或高压，要之十分防猜。
努尔哈赤极端排汉。
得汉人，分赐满人为奴隶，壮丁十三名为一庄，按满官阶级分与。得儒生，则杀。是其时尚无野心。

太宗则改用怀柔政策
满、汉分居，设官治理。天聪三年，许儒生经考试免徭役。

对汉奸尤刻意利用。
孔有德、耿仲明降，太宗以抱见礼待之。洪承畴尤所崇重，尝譬其下，谓：“君等皆瞽（gu,3）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时有永平巡抚张春，被执不屈，太宗自往拜之；春骂，不之罪。祭妻用崇祯年号，太宗命以少牢往，春不受。凡留九年，欲移辽阳，不许；不食而死，乃葬之辽阳。

世祖入关，初则重用降臣，开科取士。【大抵在顺治十年前多尔衮时代。】继则一转而用高压。
盖因江南已定，顾忌渐少也。清人以崇祯十七年五月初三得北京，初四即下令剃发，二十四日又听民自由。及下江南，又下剃发令，限十日开剃，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命。江阴、嘉定皆招屠城之惨。十七年，张晋彦序刘正宗诗，有“将明之材”语，世祖以其言诡谲不可解，绞正宗而斩晋彦。此为以后文字狱开先例。始立“二臣”之目，谓明臣而不思明，必非忠臣。大兴科场案，又有江南奏销案，被累者一万三千余人，缙绅之家无免者。此等事对晚明积弊，固多所矫正，惟清廷则藉以痛压士大夫而取悦民众，实自有其统治上之一番用意也。

直至康熙初年，其势有增无已。
二年，有湖州庄氏史案，潘力田、吴赤溟等七十人遇难。三年，孙夏峰被告对簿。七年，顾亭林济南下狱。黄梨洲则四被悬名购捕。

及吴三桂起事，清廷乃又一转其面目。
十二年，吴三桂反，是年即有诏荐举山林隐逸。十七年，诏征博学鸿儒。各地所举一百四十三人，取一等二十，二等三十，俱授翰林。明年，开明史馆，命彼等篡修明史。以国史大业牢笼遗民志士，可谓苦心。然此等应征而来者，均属二、三流以下人物耳。如顾亭林、黄梨洲，李二曲诸人士，皆不能招致。

逮雍正嗣位，固由其天性刻薄猜忌，亦因中国已俯首帖耳不复反侧，【赵翼檐曝杂记载：康熙时，科场舞弊，有称贺于上前者，谓：“国初以美官授汉儿，汉儿且不肯受。今汉儿营求科目，足觇（chan,1）人心归附。】遂又重施高压。
其时文字狱迭起。二年，有浙人汪景祺、查嗣庭之狱。【汪为年羹尧记室，有西征随笔。查因江西考试出题为“维民所止”，暗射雍正无头。】四年，有浙人吕留良之狱。【湘人曾静读吕遗书，劝岳钟琪反正，兴大狱。吕已死，戮尸。】七年，有广西陆生枬（nan,2）之狱。【因著通鉴论，主复封建，及关于立太子、兵制、君权诸点。】盖自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兴狱以来，清廷以文字诛戮士人之风又大炽。此乃清廷一贯政策，非雍正一人事。

至乾隆朝，清室已臻全盛，汉人反动心理，殆亦消失净尽，清廷乃益肆高压，达于极点。
乾隆六十年中，大学士、尚侍、供奉诸大员，无一人不遭黜辱。满人对王室自称“奴才”，本欲以教汉人之顺。及汉人愈不反抗，则满人愈无顾忌。其时尚有文字狱，如胡中藻坚磨生诗，有“一把心肠论浊清”；徐述夔一柱楼诗咏正德杯，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及“明朝期振翮（he,2）一举去清都”语；均得罪，较之雍正朝狱益琐细。又创编四库全书，自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藉征书之名，烧毁犯禁书籍共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直至五十三年，尚有严谕禁书，谓：“东南诸省，尚未禁绝。”无论明清之际事，即上至关涉辽金事，亦多所更易。即一字一语，亦不放松。用意深刻，前无伦比。

清代政制，沿明代不设宰相，以大学士理国政，以便君主独裁。【乾隆书程颐经筵劄子后，谓：“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至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
命官则沿元代，满、汉分别，【如内阁大学士，满、汉各二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余仿此。】而实权多在满臣。
且满洲、蒙古无微员，【从六品首领、佐二以下官，不以授满洲、蒙古。】宗室无外任。【外任道以下官不以授宗室。其督、抚、藩、臬（nie,4）、由特旨简放者，不在此例。】

君尊臣卑，一切较明代尤远甚。
明朝仪，臣僚四拜或五拜，清始有三跪九叩首之制。明大臣得侍坐，清则奏对无不跪。明六曹答诏皆称“卿”，清则率斥为“尔”。而满、蒙大吏折奏，咸自称“奴才”。【又按：清初汉大臣对满洲亲王亦长跪。鹤征录：“康熙二十六年正月，诸王大臣议礼，阁臣白事，向诸王长跪移时，李之芳年老踣（bo,2）地。高层云官给谏，抗章弹奏，遂令会议时大臣见诸王不得引身长跪。”又东华录：“康熙二十七年，给事中高层云疏参大学士王熙向康亲王杰书等跪语，王俱坐受。”】

雍正时别设军机处，自是内阁权渐轻，军机处权渐重。然军机处依然非相职。
军机处并无特出之首长，亦无权向各部及各督、抚直接发布命令。盖军机处仍不过为清王室一御用机关，不得目之为政府中之最高枢机。

并有所谓“廷寄谕旨”，最高命令以军机性质行之，更无外廷参预意见之余地。
清制，凡巡幸上陵、经筵、蠲（juan,1）赈、内臣【自侍郎以上。】外臣【自总兵、知府以上。】黜陟，及晓谕中外事，用明发上谕，交内阁，以次交部、科。凡诰诫臣工、指授兵略、查核政事、责问刑罪之不当者等事，用寄信上谕，由军机大臣面承后撰拟进呈，出发即封入纸函，用办理军机处银印钤（qian,2）之，交兵部加封，发驿驰递。

六部仅为中央行政长官，其权任亦大削。
清六部长官均无权对各省督、抚直接发布命令，则不得谓是总辖全国之行政长官。又各部尚书、侍郎均有单独上奏之权，则各部尚书亦江不得谓是统率各该部之惟一长官。清制六部尚书、左右侍郎俱满、汉各一人，则一部而长官六人。此等各无专事，甚或朝握铨衡，夕兼支计，甫主戎政，复领容台；一职数官，一官数职，曲存禀仰，遑论建树。
明废宰相而提高六部实权，吏、兵诸部尚书，在明代多卓著声绩。清则无宰相，而六部亦几下侪（chai,2）于具员。光绪三十一年，王大臣奏言政治积弊，谓：“名为吏部，但司掣（che,4）签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礼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御之权。”此种情形，盖自清初即尔。

虽仍设给事中，然其性质，转为御史官之一部，对朝廷诏旨，无权封驳。
清代重要折奏皆归军机处，外廷无可预闻。设六科给事中，并隸（li,4）于都察院。【都察院有给事中三十人，监察御史四十四人，皆得单独参劾上奏。】台、谏合一，给事中以稽查六部百司为主，与御史职务相同，完全失却谏官本意。【事亦始雍正初。汉臣有抗疏力争者，竟不获。】

用人大权，则全出帝王意旨。既不属之宰执，亦无所谓“廷推”。
南朝宋营阳王时，【景平元年。】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廓谓傅亮曰：“选事若悉以见付，不论。不然，不拜。”亮以语录尚书徐羡之，羡之曰：“黄散以下，悉以委蔡，【宋黄门第五品。】吾徒不复措怀。自此以上，故宜共参异同。”廓曰：“我不能为徐干木署纸尾。”【黄纸录尚书与吏部尚书连名。】遂不拜。
唐制有“敕授”，有“旨授”。敕授者，五品以上，宰臣奏可除拜之。旨授者，六品以下，吏部铨材授职，然后上言，诏旨但画闻从之，而不可否。【韦贯之尝言：“礼部侍郎重于宰相。”宪宗诘（jie,2）之曰：“侍郎是宰相除。”贯之曰：“然侍郎为陛下柬宰相，得无重乎？”】是自古用人，皆归相职与吏部也。
明废宰相而吏部权重，铨政主于文选司，自部、院属官，府、县正佐，皆听吏部择人注授，而大僚则由廷议会推。明制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由廷推，或奉特旨。侍郎以下及祭酒，吏部会同三品以上廷推。太常卿以下部推。通参以下，吏部于弘政部会选。在外官，惟督、抚廷推，九卿共之，吏部主之。布、按员缺，三品以上官会举。惟廷推大权，实在吏部。可参看赵翼二十二史劄记明吏部权重条。
朝臣用舍，权仍在外。【孝宗时，陕西缺巡抚，吏部尚书王恕推河南布政使萧桢；诏别推，恕执奏不可，帝卒用桢。又中旨复钦天监革职监正李华官，大学士徐溥等拒不可，谓：“即位以来，未尝有内降。幸门一开，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诏。”又穆宗时殷士儋（dan,1）籍太监陈洪力，取中旨入阁；御史赵应龙劾之，殷不安其位而去。此皆明代皇帝在法理上无权直接用人之史证也。】清代首罢廷推之制，内外大员皆由特简。即一命以上，由部案例注阙者，亦必经引见，然后给凭赴职。用人行政，事事悉仰君主一人之独断，务求柄不下称，实中国有史以来之创局也。

政权既集中于中央，【其实只是集中于内廷。】而各省又总督、巡抚常川监临，殆于常以兵政凌驾于民政之上。
明代地方长官，以布政使为主，巡抚、总督皆系朝官临时出使。事毕复命，职亦消灭。清制，督、抚常驻各省会，总督皆称“总督某某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或“兼巡抚事”云云。巡抚则云“巡抚某某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云云。【又或作“节制各镇兼粮饷”云云。】是明为军职矣。
而总督又兼“右都御史”衔，巡抚兼“左副都御史”衔，均得单独上奏参劾。而布政使则掌宣化承流，帅府、州县官廉其录职能否，上下其考，报督、抚上达吏部。大计之权，又全在督、抚，地方官吏黜陟，凭其意见。督、抚权乃日重，布政使仅如其属吏。【康熙亲政，以亲民官须谙利弊，命督、抚举贤能。雍正元年，论督、抚甄别知府。嘉庆亲政，以知府承上接下要职，严谕各督、抚考核。咸丰时，军书旁午，民生凋敝，申谕督、抚随时严察。此皆清代地方政事付之督、抚，不付布政使之证。】

而国家有大兵役，又必特简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亲寄军要，督、抚仍不过承号令，备策应。
经略大臣、大将军、将军皆简王、贝勒、贝子、公或都统亲信大臣为之。遇大征伐，则置。【终清世，汉大臣拜大将军，满洲士卒隶麾（hui,1）下受节制，惟岳钟琪一人。】

及其承平无事，各省皆用满人为驻防将军。
八旗驻防，简将军、都统领之，将军乃专为满阙。

甚至绿营亦多用满员。
雍正六年，副都统宗室满珠锡礼言：“京营参将以下，千总以上，不宜专用汉人。”得旨。满洲人数本少，补用中外要缺已足。若京营参将以下，悉用满洲，则人数不敷，势必有员缺而无补授之人。乾隆间，拣发各省武职，率以满人应选。帝曰：“绿营将领，满、汉参用。若概将满员拣发，行之日久，将绿营尽成满缺，非所以广抡选而励人才。”饬所司议满、汉间用之法。然至三十八年，兵部复疏言：“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五省，自副将至守备，满缺六百四十七。各省自副将至守备，千一百七十九缺，向以绿营选补，现满、蒙在绿营者逾原额两倍”云云，则满员仍充塞于绿营也。

国家收入，尽以养兵。
梁诗正疏：【乾隆三年。】“各省钱粮，大半留充兵饷。不敷，邻省协拨。解部之项日少。”又云：【乾隆十年。】“每岁天下租赋，以供官兵俸饷。各项经费，惟余二百余万，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

而各省督、抚，亦以用满员为主，参用汉人特其不得已。
顺治入关，初议各省督、抚尽用满人，魏裔介为给事中，抗疏力争而止。康熙时，三藩平，仅议山、陕两抚不用汉人。时汉人为督、抚者尚多，故议用满人巡方以监察之。雍正朝，督、抚十七八皆汉军旗，朱批谕旨，常斥汉军卑鄙下贱。乾隆朝，直省督、抚，满人为多，汉人仕外官能荐至两司，已为极品。及季年，各督、抚无敢抗。咸丰以后，始汰满用汉。同治初，官文总督湖广官罢，满人绝迹者三年。仅英翰擢（zhuo,2）至安徽巡抚。当同治己巳（si,4）、庚午间，各省督、抚、提、镇，湘、淮军功臣占其大半，然不久满人势力复盛。甲午后，满督、抚又遍各省，以迄于亡。

其援用汉人，则先旁省而抑江、浙。
乾隆八年，杭世骏奏：“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又果于用边省之人，而十年不调者，皆江、浙之人。”

内外官制分别又严，地方亲民官甚少升迁之望。
明有行取之制，在外推官、知县等可以入任科道。清乾隆中停止之。

亦无展布余地。
清制于县、府上加道，省、【布政司。】道、府、【厅、州。】县，已成四级。上有督、抚为五等。长上加长，临制益密。地方亲民官，仰承奉迎之不暇，何论实济政事？

“三藩”乱后，各省钱粮，扫数解京，地方绝无存留，更不必言建设。
康熙以前，各项钱粮，除地丁正项外，杂项钱粮不解京者尚多。自“三藩”之变以来，军需浩繁，遂将一切存留款项尽数解部。其留地方者，惟俸、工等项。此外则一丝一粒，无不陆续解京。虽有尾欠，部中亦必令起解。【地方扣留财赋，不解中央，其事始咸丰时。正是各省满员淘汰，汉人重复起用之际也。】

雍正以后，并以“火耗”归入正项，地方更无余款，更说不到实济。
乾隆十年柴潮生上疏，谓：“康熙间法制宽略，州、县于地丁外，私征火耗。其陋规匿税，亦未尽釐（li,2）剔。自耗羡归公，一世弊窦，悉涤而清。然向者本出私征，非同经费，端介有司不敢苟取，贤能者则以地方之财治地方之事，故康熙间循吏多实绩。自耗羡归公，输纳比于正供，出入操于内部。地方有应行之事，应兴之役，一丝一忽，悉取公帑（tang,3）。有司上畏户、工二部之驳诘，下畏身家之赔累，但取其事之美观而无实济者，日奔走之以为勤，遂成天下之大弊。

虽内如翰林编、检，外如道、府长官，亦不得专折言事。
清制，京官除各部、院堂官及道科外，外官除督、抚、藩、臬外，均不准专折言事。翰林院编修、检讨，皆由庶吉士授职，士林欣羡，以为荣遇，然谋议不参，谏诤（zhen,1）不纳。寮友过从，但以诗、赋、楷法相砥（di,3）砺（li,4），最高讨论经籍训诂（gu,3）止矣。较之明代以翰林储才之初意，差失甚远。【翰、詹（zhan,1）授日讲起居注官得递折。】道领数郡，府领数县，职位于外官不为不崇，然清代既上临以督、抚、藩、臬，又禁不许专折言事，以视汉之太守得直达天子者，相去已远；就明代百官布衣皆得上书言之，更难相拟。

又严禁士人建白军民利病。
顺治九年，立卧碑于各直省儒学之明伦堂。凡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又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监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按：明史选举志：“洪武十五年，颁禁例十二条，镌（juan,1）立卧碑。”有云：“一切军民利病，农、工、商贾皆可言之，惟生员不许建言。”惟并不禁立监结社与刊刻文字。即不许建白之禁，在明代实系具文。故生员把持地方，至顾亭林拟之为”魏博牙军、成都突将”。至清代始对士人言论、结社、出版三大自由，皆切实严禁。清初如金圣叹诸人，即因此横罹（li,2）非辜。自后士人遂无敢犯者。【又按：明卧碑又有一条云：“生员内有学优才赡（shan,4），深明治体，年及三十愿出仕者，许敷陈王道，讲论治化，述作文词，呈禀本学教官，考其所作签名具呈，然后亲赍（ji,1）赴京奏闻，再行面试。如果真才实学，不待选举，即行录用。”是明制不许生员建言军民利病，而许其敷陈治道，与清制用意自别。】

清廷又划山海关以外称东三省，其政制不与内地同。
按：辽河东、西岸，其地久为中国之一部分。如燕太子丹之逃秦，卫满之独立，以至三国时公孙度之称帝，其合则为中国之郡县，其分亦中国人之事业。满洲起于吉林长白山外，辽河两岸皆逐步取之于明。及入关以后，惟恐中国不能久踞，故特以关外为其禁地，备作退步。称奉、吉、黑为东三省，悉以将军、都统治之，不许汉人出关。往来过山海关，必凭文票。【奉天地方，非贸易营运人不准前往；准往者，仍不得冒滥入籍。吉林则不准再有流民踵至私垦。】
不惟吉、黑两省不能开发，而辽宁一省因与中国隔绝，其地文化亦有退无进。直至光绪末年，始仿内地行省例设立道、府、州、县，并开放直、鲁各省人得出关开垦。中国近代东北文化之落后，实由清人以私意闭塞之也。又山西归化城、大青山【今绥（sui,2）远境。】种地民户，亦禁令不许私添。直隶平泉、建昌、朝阳、赤峰四州县，今热河境。亦不准多垦一亩，增居一户。台湾亦禁止内地人民偷渡。此等禁令，皆至光绪时始废。

其对蒙古、西藏、青海，则一以旧俗羁縻（mi,2）。
扶植喇嘛势力，禁止汉、蒙通商，皆以政令特意造成闭塞之情势。新疆一省，亦划为满员衣食之禁地。直至左宗棠率兵平回以后，其禁遂弛，汉人接踵移殖，故其地开发情况较佳。

理藩院无汉人，使汉、蒙不相接，以便其箝制统治之私。
理藩院管理院务大臣满洲一人，【特简大学士为之。】尚书、左右侍郎俱各满洲一人，【间亦有蒙古人为之。】额外侍郎一人。【以蒙古贝勒、贝子之贤能者任之。】

其用刑残虐，则亦沿袭元明之制。
光绪三十一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请删除重法三事：一曰凌迟、枭首，戮尸。凌迟，唐以前无此名目。辽史刑法志始列入正刑。宋熙宁以后，渐亦沿用。元明至今，相仍未改。枭首在秦汉时惟用之夷族之诛。六朝梁、陈、齐、周诸律，始于斩外别立枭名。自隋迄元，复弃不用。今之斩枭，仍明制。戮尸惟秦时成蟜（jiao,3）军反，其军吏皆斩戮尸，见于始皇本纪。此外历代刑制，俱无此法。
明自万历十六年定有戮尸条例，专指谋杀祖父母、父母而言。国朝因之，更推及于强盗。【按：雍正时吕晚村即戮尸寸剉（cuo,4），则不止于推及强盗而已。】一曰缘坐。缘坐之制，起于秦之参夷，及收司连坐法。汉高后除三族令，文帝除收孥（nu,2）相坐律。惟夷族之诛，犹间用之。晋以下仍有家属从坐之法。唐律惟反叛、恶逆、不道，律有缘坐。
今律则奸党、交结近侍、反狱、邪教诸项俱缘坐。一案株连，动辄数十人。一曰刺字。刺字乃古墨刑，汉文帝废肉刑而黥（qing,2）亦废。魏晋六朝虽有逃奴劫盗之刺，旋行旋废。隋唐皆无此法，石晋天福间，始创刺配之制，相沿至今。”据此知清代用刑，实袭用历代之重法。虽无明代厂卫廷杖之惨，而文字狱之深刻，则过于明尤远。

大臣稍失意旨，辄下外廷判罪，阳示至公极仁，而外廷仰承鼻息，加苛倍刻，遂开有史未有之先例。
最著者，如年羹尧逮至京师，【以雍正三年十二月。】下议政大臣、三法司、九卿会鞫（ju,2）。具狱辞：“年羹尧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贪黩（du,2）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凡九十二款，当大辟。”然后由雍正下谕贷其死。凡清廷杀大臣例如此。
其尤可笑者，清制，国恤，诸臣当于百日后剃发。乾隆孝贤皇后崩，有锦州知府金文醇被劾违制，逮下刑部拟斩。乾隆以为不当，责尚书盛安沽誉，予重谴。而江苏巡抚安宁又举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剃发如文醇，因并命逮治。且诏诸直省察属吏有违制剃发者，不必治罪，但以名闻。时塞楞额为湖广总督，亦剃发，具疏自陈。乾隆谕文醇已拟斩决，岂知督、抚中有周学健，岂知满洲大臣中有塞楞额，因释文醇、学健，赐塞楞额自尽。然学健终因此以他罪诛。盖积威之下，廷臣惟务刻深免祸，乃至以剃发一小节诛两大臣。而清廷满、汉歧视之心，更昭然若揭矣。

以清代与元代相比，清代汉化之程度特高，【元恃武力，故轻视中国。满洲无所恃，故刻意模仿汉化。】而其为狭义的部族政权则一。

明末遗民的生活状况，大体如下列：
一、出家。【如方密之等。（元代全真教盛行，亦由此背景来。）】如是则中国士阶层传统之文化理想及文化事业，即及身而绝。【寺庙本不为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结集之所，要在寺庙中传播中国传统学术，殊不容易。】
二、行医。【如吕晚村等。（金、元两代医术发达，亦从此背景来。）】医业好则妨其志业与学术，医业坏则不足维持其生业。【故张杨圜屡劝晚村不要因此荒了自己工夫，如晚村友高但终，则竟以医师毕世；而吕晚村亦复以此意劝之。】
三、务农。【如孙夏峰、颜习斋、张杨圜等。】此项生活，极刻苦，仍不能发皇完成其学业传统。【汤潜奄学于夏峰，出而仕宦。李恕谷学于习斋，出而游幕。杨圜则晚年在吕晚村家处馆。若来学者依然归耕，则耕渐勤，学渐荒，而传统绝。】
四、处馆。【如张杨圜等。】来学者多要学八股应举，则是间接的妥协。惟晚村则借八股制案来发挥民族思想，身后竟获奇祸。
五、苦隐。【如徐俟斋、李二曲、王船山等。】此等生活以及身而止。【复有避地海外，如朱舜水之至日本，文化传至异邦，自国则无影响。】
六、游幕。【如李恕谷、刘继庄、顾景范等。】此等虽志节皎然，然踪迹近人，过一关即入仕宦之途。
七、经商。【如顾亭林在晋北垦牧、吕晚村刻书等。】此方面最少。纯粹规商，便与学术文化事业脱离。

社会机构不能激励变动，则“遗民不世袭”【此徐狷石语。】的话，很容易在当时人口中吐出。【顾亭林与人书谓：“人人可出，而炎武不可出。”若纯以民族观点论，则人人不可出也。当时遗老，非不能唱高调，惟事实有所不许耳。】若埋头从事反抗工作，则遗老们多半是从反抗工作中退身下来，才致身于学术文化事业的。
中国以广土众民之故，政治一稳定下来，便不易激动。故明末遗老，多主张恢复封建，甚有主张恢复氏族大门第者。因封建则国体分割，易于摇动。社会有大氏族、大门第，则易于揭竿而起。他们以力量单薄的书生，而要来发动广大民众从事于大一统的政权争夺，其势实不易，故辗转而思及于此。

中国社会，实已走上了一条比较和平而稳定的路，而适为狭义的部族政权所宰制。
然明末遗民，他们虽含荼茹蘖，赍恨没世，而他们坚贞之志节，笃实之学风，已足以深入于有清一代数百年来士大夫之内心，而隐然支配其风气。直到清末，还赖藉他们人格之潜力，来做提唱革命最有效之工具。【明末一般社会风气之堕落，学者之空虚欺诈，名士之放涎风流，经历亡国之惨祸而态度激变。刻苦、坚贞、强毅、笃实、博综，遂为晚明诸遗老治学为人共有之风格。诸老大抵皆少历艰苦，晚臻耋寿。（如夏峰年九十七，梨洲八十五，二曲七十九，船山七十四，亭林、习斋皆七十。）此皆民族之元气，岿然独存于凶丧耗散之余。彼辈莫不有体有用，形成多方面圆满完整之人生。其为人立身与成学著书、皆卓然有以起后世之敬慕。北宋诸儒无其刚毅，东汉诸儒无其博实。实中国学术史上一段极有光辉之时期也。（关于诸儒学术详情，请阅拙著《近三百年学术史》。）】而清廷虽因势乘便，以一时的兵力，攫夺到中国全国的疆土，亦终不能不顾忌到社会上文化的和平势力，而公开解放其政权。【此即蒙古与满州易地而处，亦不得不然。明末南方一般文化传播，较之南宋已远过；而北方的文化情形，在明代三百年统冶下，较之辽、金沿袭下来的北方，亦不可同日而语。故纵使蒙古人在明末入主中国，恐亦不能不学满洲人的办法。】

唐人博学，以当代典章制度为主，如杜佑《通典》之类是也。宋学之博，远超唐学，只观《通志堂经解》所收，可见宋代经学之一斑。至史学如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其博大精深，尤非唐人所及。而南宋尤盛于北宋。即易代之际人物，如王应麟、胡身之、马端临等，其博洽淹雅，皆冠绝一代。世疑宋学为疏陋，非也。即如朱子，其学浩博，岂易窥其涯涘？明代虽承元人绝学之后，又深中科举八股之害，然博雅之夙，亦且掩且扬。清代考证学，，颇亦承袭明人。社会书本流传既易，博雅考证之学，自必应运而兴。惟宋、明更有气魄大、关系大者镇压其上，故南宋必先数朱、陆，明代必先数阳明，而博古之家，只得在第二、第三流地位。不得谓宋、明学者皆疏陋，至清始务笃实也。惟清儒承宋、明之后，更易为力，又无别路可走，只得专走此一路，遂若清代于此特盛耳。【顾亭林《日知录》尝渭：“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经术人才，于斯为盛。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而潘次耕序《日知录》，则谓：“自宋迄元，人尚实学，若郑渔仲、王伯厚、魏鹤山、马贵兴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极古今，通达治体，曷尝有空疏无本之学？明代人才辈出，而学问远不如古。是书（《日知录》）惟宋、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顾氏《日知录》为后来博雅一派所推，然其师弟子自相称许，亦不过在宋、元之间。然清儒即如吴学惠家，以汉学治经负盛名，其为学亦兼及文史。同时如全祖望、钱大昕等，其文史之学亦皆足继踵宋贤。专以经学夸清儒，亦复失之。】

江、浙学风这一种的转变，虽于古经典之训释考订上，不无多少发明，但自宋以来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教”精神，却渐渐消沉了。至少他们只能消极的不昧良心，不能积极的出头担当，自任以天下之重。

清代虽外面推尊朱子，【自康熙命李光地等编纂《朱子大全书》，至五十一年朱子在孔庙升祠十哲，特表崇重。】但对程朱学中主要的“秀才教”精神，则极端排斥。
乾隆有《御制程颐论经筵札子后》云：“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使为人君者，以天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所用若韩、【琦】范【仲淹】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所用若王【安石】、吕【惠卿】，天下岂有不乱？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以天下为己任，此乃宋、明学者惟一精神所寄，而为清廷所最极端反对。
又如雍正时，谢济世注《大学》，不从《四书集注》本，顺承郡王锡保参其谤毁程朱，雍正批谕渭：“朕观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谤毁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九卿议榭罪斩立决，后得旨免死，发往新疆充军。
又乾隆时尹嘉铨案，罗尹罪状，有尹著名臣言行录序列本朝大臣，谕谓：“朱子当宋式微，今尹嘉铨欲于国家全盛之时，妄生议论，真为莠言乱政。”又尹称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作“相国”，谕谓：“明洪武时已废宰相，我朝相沿不改，祖宗至朕临御，自以敬天爱民勤政为念，复何事藉大学士之襄赞？昔程子云‘天下治乱系宰相’，止可就彼时阘冗而言”云云。大学士等拟尹凌迟处死，家属缘坐，特旨改绞立决，免其凌迟、缘坐。则清廷之所谓尊程朱者，其情居可见。

他们只利用了元明以来做八股应举得程朱招牌，他们决不愿学者认真效法程朱，来与闻他们的政权。

四库馆臣作四库全书提要，对程朱宋学，均滥肆慢骂。此非敢显背朝廷功令，实是逆探朝廷意志，而为奉迎。东吴惠氏有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清廷科举功令，只是六经尊程朱而已。另一面则推波助澜，假意提倡江、浙考据之学，务期学者只埋头不张眼，则是百行法服郑也。清廷能自以私意操纵学风，正为其对中国学术文化有相当了解之故。

此等风气，恰恰上下相浃洽，而学者精神，遂完全与现实脱离。应科举觅仕宦的，全只为的是做官，更没有丝毫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存在胸中。清代中叶以后学术虽日盛，而吏治却日衰，正为此故。

清代统治中国的传统政策，一面钳制士大夫，【社会中层】而一面则讨好民众。【社会下层】
清代讨好下层平民最有名之著例，莫如丁赋摊入地粮，自康熙五十年以后，永不加赋一事。王庆云《石渠余纪》谓：“清初丁徭之法，悉依明旧。顺治十八年编审，直省人丁二千一百六万有奇，至康熙五十年编审，二千四百六十二万有奇。五十年间，滋生不过十分之二。盖各省未以加增之丁尽数造报也。先是巡行所至，询民疾苦，或言户有五、六丁，只纳一丁，或言有九丁、十丁，止纳二、三丁。于是康熙五十年定丁额，谕曰：‘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增，地亩未广，应将现今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惟五年一编审如故。’雍正初，定丁随地起之法，直省丁赋以次摊入地粮，于是丁徭口赋，取之田亩，而编审之法愈宽。”
今按：以丁归田，其实唐杨炎两税已如此。然自杨炎以后，仍自有差役。王安石令民输钱免役，而绍兴以后，户长、保正催钱复不免。李心传谓：“合丁钱论之，力役之征盖取其四，而一有征事，征夫之事又仍不免，是取其五矣。”及明代一条鞭法，实亦地丁合一也。清之田赋悉照万历年间则例征收，惟除崇祯、天启诸加派，则丁粮固已在租中，而复有丁徭，是正如唐行两税而五代、宋室复有差役也。及将丁粮摊入田赋后，其后仍不断有差役，则亦仍是一种朝三暮四为狙公之赋芧而已。
清代赋役，较之晚明固见轻减，若以与唐代租庸调制之确立一代规模者相比，则未可同日语。且清代此项政制，其先亦起于不得已。其时各直省对丁粮各有积亏，江苏巡抚所属七府五州，自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积亏地丁钱粮至一千十一万。甘肃自康熙末至雍正初，亦亏帑金一百六十余万。清赋本重，民力已竭，故康熙五十年诏，有“户口渐繁，地不加增，民生有不给之虞”之说。此后丁粮既不加征，则惟有摊丁于地之一法。且清初征纳钱粮，照例有“火耗”。【每两加三分。】 官吏舞弊滥收。【据东华录：“康熙二十四年，山西各州、县每两加至三钱、四钱不等。三十六年谕：‘山、陕火耗有每两加至二、三钱不等者。’雍正元年谕：‘火耗日渐加重，每两加至四、五钱。’”】
田文镜最为雍正依信，亦谓：“山东钱粮积亏二百余万，雍正六年应届完限，完不及五成，实由火耗太重，私派太多。”清廷虽时颁禁令，而民间未见实惠。其后乃明定其额而归之公。【当时争者谓：“耗羡归公，即为正项。今日正项之外加正项，他日必至耗羡之外加耗羡。”清廷不纳，而其后果然。】火耗之外又继之以“平余”。【火耗犹可说，平余则明为不平矣。】又复有“重戥”。钱粮又有所谓“浮收”。【始乾隆三十年后。】未几而又有“折扣”。【始犹每石折耗数升，继乃至五折、六折不等。仍有“淋尖”、“踢脚”、“洒散”，多方糜耗。】此皆在雍、乾盛时，更不论中、晚以后也。
则清之讨好民众，固仅胜口惠，与确立一代规模之善政有辨。又清代有捐纳之制，官吏可以赀进。其始盖以初入关，中国士大夫意存观望，清廷藉以网罗社会雄于资财之一部分人，亦可减削一时反对之气势，而补开科取士之所不足。【文官捐始于康熙十三年三藩事起之后，既可不加税而饷足，又以官爵饵社会、安反侧，其用意至深毒。】然其后寖失本意，乃专为弥缝一时经费之急需。捐例大率不出三途：曰拯荒、河工、军需。名器不尊，登进日滥，仕途郩杂。清廷徒守“永不加赋”之美名，而捐例迭开，不啻纵数十、百饿虎豺狼于民间，其害较之加赋为更烈。

但到士大夫腐化了，吏治振作不起来，则民众只有受苦，绝对沾不到惠泽。因此待到士大夫阶层反抗清代的意志渐渐消灭，【即钳制成功，而士大夫趋于腐化。】即下层社会反抗清廷的气焰渐渐炽盛。【因吏治败坏，民不聊生。嘉庆十八年，蒋攸铦疏：“我朝累代功德在民，而乱民愍不畏法，此皆由于吏治不修所致。”可渭道破此中消息矣。】这是狭义的部族政权不可避免的一种厄运。

川、楚教匪徒党二百万，波及燕、齐、晋、豫、秦、蜀诸省。其口号为“官逼民反”，自诡称明裔朱姓。清廷历时九载，军费至二万万两，杀教徒数十万。其兵士、乡勇之阵亡及良民之被难者无计。清廷仅能制胜者，惟恃乡勇与坚壁清野之法。陕西总督长龄云：“团练有益于今日，有大害于将来。”盖满族武力不足平乱，平乱者全赖民间之自力。逮民间自力一旦成长，则狭义的部族政权，再不能凌驾其上也。【又按：雍正八年，鄂尔泰平西南夷乌蒙之乱，始用乡兵。乾隆三十八年，用兵小金川，多用乡兵。自后遂设屯练乡兵，其饷倍于额兵。嘉庆苗事，傅鼐以乡兵功冠诸将。川、楚之乱，文臣如四川按察使刘清，武臣如四川提督桂涵、湖北提督罗思举，皆乡兵功也。洪、杨起事，湘军始以团练卫乡里，盖承历朝乡兵之风而起。】

削平洪、杨的，并不是满清政府及其朝臣，【洪、杨初起不过二千人，广西一省额兵即二万三千，又士兵一万四千，乃不能荡平，任其外溃。直至金陵，所过各省，无能阻者。】而是另外一批读书人和农民。
洪、杨起事以前，汉人皆不得专阃寄。“鸦片”之役，能却敌者皆汉人，辱国者皆旗籍，然犹谴汉臣之立功者以袒旗员。西人固无意于战，旗员以利啖之即止。太平军则与清不两立，不用汉臣无可收拾。金陵既下，曾国藩仍推官文领衔奏捷。盖夙知朝廷意旨，不敢以汉臣自居大功也。

洪、杨的耶教宣传，【并非真耶教。】激动了一辈传统的读书人之反感。洪、杨的骚扰政策，惹起了一辈安居乐业的农民之敌意。曾国藩的湘军即由此而起。
曾国藩世世业农，以在籍【母丧】侍郎帮办团练。自咸丰二年十二月始，至四年出师湖北。有《讨贼檄》，谓：“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谓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能自贾以纳息，谓货皆天主之货也。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大变。凡读书识字者，焉能袖手坐观，不思一为之所也。”又曰：“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柳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所过州、县，先毁庙宇。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污其宫室，残其身首。”
相传太平军围长沙，左宗棠谒见天王，献攻守建国之策，并动天王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天王不能用，左遂逃去，为后来削平洪、杨之重要人物。如罗泽南、彭玉麟等，皆激动于民族文化礼教之保全，以及社会民生秩序之自卫，而奋起杀贼。彼辈不私财，不受朝廷官禄，以书生督领乡民，自卫地方，而渐次推及于近邻，乃一跃而为削平洪、锡之惟一势力。湘军与粤军【即洪、杨】同样抱有一种民族观念。粤军的缺点，在于没有注意到民族文化传统势力之重要，只图激起革命，甚至对于传统文化加以过分的蔑弃，一切目之为妖，而别拥伪造的天父天兄，读圣书，做礼拜。此与满洲入关剃发令，一在外面，一入内里，同样对于真受民族文化之薰陶者为一种难堪之损伤。但湘军诸帅，虽自谓受有传统文化之浇培，以保护民族文化自任，而他们对于民族大义，亦早已丧失。
晚明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吕【晚村】诸儒之议论，早已为狭义的部族政权所摧残而泯灭。湘军诸帅寄托在异族政权的卵翼下来谈民族文化之保存与发皇，岂异梦寐！因此一方面【粤军】只注意到民族政权之争取，一方面【湘军】只注意在民族文化之保全。他们都不知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政权之不可分离，而结果乃演出同族相残之惨剧。

粤军的领导人，对于本国文化，既少了解，对于外来文化，亦无领略。他们的力量，一时或够推翻满清政权，而不能摇撼中国社会所固有的道德信仰以及风俗习惯。这是洪、杨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此点论，洪、杨之天父天兄等等愚民政策，与八卦教、天理教等，还是一鼻孔出气。】

而且洪、杨最先用以愚民的旗帜，他们并未悟到早已向全民族传统文化树敌，而他们军事上的实际活动，却又并没有一个预定的全盘计划。
李秀成《供状》云：“天王攻长沙未下，欲由益阳靠洞庭湖边到常德，欲取湖南为家。到益阳，忽抢到民舟数千，改作顺流而下。到南京后，天王与东王欲分兵镇守江南，而取河南为业。后有一驾东王坐船之湖南水手大声扬言，亲禀东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今得江南，有长江之险，又有舟只万千，南京城高水深，尚不之都，而往河南，何也？’后东王复想见这老水手之言，故而未往。”据此，粤军其先本未有直捣幽燕之计划，只欲在湖南谋一巢穴。因得舟船之利，遂沿洞庭直下长江而到南京。其所以建都南京不北上者，亦因在长江有舟船利用，故不欲舍之北去也。【但又不从此积极训练水军。】

湘军则虽系地方团练，而一起即有荡平天下之整个准备。
曾国藩在咸丰二年奉谕帮同办理本省团练，而咸丰三年，郭嵩焘、江忠源即议用战船肃清江面，遂定湘军兴水师、造战船之计划。明年，咸丰四年，靖港战败，又重整水师。克武汉，顺流东下。是年，水师挫于湖口，截分内湖外江，不得合并。直至咸丰七年克湖口，内湖外江水师始复合。此后湘军所以能控制长江，直下南京者，凭水师舟船之力为大。

其用兵次第，亦始终牢守一个计划，按步推进。
曾国藩于咸丰三年奉谕酌带练勇驰赴湖北。嗣皖事日棘，又奉谕赶办船只，自洞庭驶入大江顺流东下，与江忠源会战皖贼。咸丰四年，水师挫于湖口。五年，罗泽南回援武昌。六年，罗泽南卒。七年，曾丁忧回籍。湘军克复湖口。八年五月，曾奉谕令驰驿前往浙江办理军务。七月抵九江、南昌，途次奉谕，即以援浙之师，移剿闽省各匪。十月，李继宾败于三河镇。十一月，又奉谕移军赴皖，著斟酌具奏。九年【是年作〈圣哲画像记〉】六月，奉谕著即前赴四川夔州扼守。八月行抵黄州，奉谕饬缓赴川，暂驻湖北，为进剿皖省之计。十年十月，奉谕著统筹全局，保卫苏、常。又奉谕，迅速驰往江苏，署理两江总督。六月，奉谕补授两江总督，并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十一年，克复安庆。是年，胡林翼卒。十月，奉谕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左宗棠援浙。同治元年，李鸿章赴沪。三年，克复金陵。
此数年间，清廷虽知曾国藩才力可依，然并不曾想以削平洪、杨事业全付湘军之仔肩。忽而令之援浙，忽而令之援闽。忽而令之入川，又忽而令之赴苏。若使曾国藩遵从清廷意旨，必致一事无成，全局失败而止。
惟曾之意中，早有一整个讨平洪、杨之腹本。因此清廷命令，彼必宛转因应，令其与自己计划相应而止。其前锋则由九江逐步推进而至安庆，其后部则由湖南逐步推进而至武汉。稳扎稳打，一面应付洪、杨，一面应付清廷。又一面则团结共事之人才，如骆秉章、胡林翼等。直至咸丰十年，有统筹全局之旨，始稍得舒展。然当时朝意命其驰往江苏，江、浙地方乞援者，又连翩而来。而曾之步骤，依然不变。直至同治元年，始发出浙、苏援师。先后十三年，虽兵事利钝，瞬息千变，而进退计划，前后一贯。反观洪、杨，自三王内讧以后，石达开远行，内部即少可仗之才。李秀成、陈玉成仅为战将，虽东西驰突，不无一逞之威，然中枢不能发踪指示，阃外不能利害专断，狼奔豕突，漫无把握。两两相较，成败自判矣。

曾国虽在军中，隐然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网罗人才，提唱风气，注意学术文化，而幕府宾僚之盛，冠绝一时。【薛福成有《湘乡幕府宾僚记》】
其时满臣如赛尚阿、讷尔经额，既先后以钦差大臣失律被谴。文庆为大学士直枢廷，屡请破除满、汉畛域，用人不拘资地。曾国藩初以击贼失利，谤议纷起，文庆独主宜专任讨贼。胡林翼以贵州道员留带楚勇，以国藩荐拔，一岁间擢湖北巡抚。袁甲三督师淮上，骆秉章巡抚瑚南，文庆荐其才，请勿他调。时军事方殷，迭饬疆吏及各路统兵大臣，奏举将才。林翼举左宗棠，予四品京堂，襄办国藩军务。沈葆桢、刘蓉、张运兰，命国藩、林翼调遣。他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继宾、李继宜、彭玉麟、杨岳斌等，俱以末弁或诸生，拔自戎行。当时称曾、胡知人善任，荐贤满天下。曾、胡之得自由荐擢人才，实为湘军成功又一因。

至于洪、杨自东、北、翼三王内讧以后，天王惟用兄弟、戚属为亲信。
李秀成《供状》：“主上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臣。重用者：第一、幼西王萧省和。第二、王长兄洪仁发，王次兄洪仁达。第三、干王洪仁玕。第四、驸马钟姓、黄姓。第五、英王陈玉成。第六方是秀成也。”

文治制度方面，在南京十二年，可算绝没有些微上轨道的建设。亦不能搜罗原来团体以外之人才。【如钱江、王韬等，气局远不能与左、李、罗、彭相比拟，然粤军并此不能用。】

欲妄想以天父、天兄之欺妄深山愚民者，欺尽天下。
此层虽粤军中将领亦各自知之。如李秀成《供状》即再四提及此层，慨乎言之，谓：“主又不问国事，一味靠天，置军务、政务于不问。”又曰：“不问军情，一味靠天，别无多话。”又曰：“我主不问政事，只是教臣认实天情，自有升平之局。”又曰：“天王号为天父、天兄、天王之国。此是天王之计，天上有此事，瞒及世人。天王之事，俱是那天话责人，我等为其臣，不敢与驳，任其称也。那天朝、天军、天民、天官、天将、天兵等，皆算渠一人之兵，免我等称为我队之兵。称为我队我兵者，责曰：‘尔有奸心。’恐人之占其国，此实言也。何人敢称我兵者，五马分尸。”

如此何得不败？
明太祖所以能成事，一因元朝不能用汉人，一因明太祖自己极开明，能用刘基、宋濂等像样人物。洪秀全所以不成，一因清朝尚知利用汉人，不易推倒。一因自己太昏愚，始终不脱江湖草泽意味。因此他们虽揭举了民族革命的大旗，终因领袖人物之不够标格而不能成功。

东南洪、杨始平，西北捻、回又炽。清廷一无能力，依然仰赖于湘军。
曾国藩于同治三年六月克复南京，十月，即奉谕：江宁已臻底平，即著酌带所部，前赴皖、鄂交界，督兵剿捻。迅速前进，勿少延缓。十一月奉谕：曾国藩无庸前赴安庆，亦无须交卸督篆，仍驻金陵，妥协调度。四年五月，奉谕令至淮、徐一带，督率水陆援军，相机剿贼。又奉谕即前赴山东一带，督兵剿贼。两江总督著李鸿章暂行署理，而命曾国藩节制直、鲁、豫三省。五年，曾荐李自代。六年捻平。洪、杨凭长江之险，湘军特练水师制之。捻以骑兵驰骋，曾又定为长围之法。【自有此法，流寇亦失其作用。】李以淮军遵曾意制胜。甘、新回乱，则左宗棠平之。皆曾一系人物也。

曾、左、胡、李号称同治中兴功臣，然此等人物，仅能平乱，却不能致治。
一因清政府种族观念太深，不能推诚大用。
曾、胡皆以文庆主持于内，始得稍有展布。胡林翼为湖北巡抚，委曲交欢于湖广总督官文，始克尽其为湘军后方之职责。咸丰遗诏：“无论何人，克南京封郡王”，而曾国藩仅得封一等勇毅侯，曾国荃、李鸿章、左宗棠皆为一等伯。南京于同治三年六月克复，十月即命曾国藩离守剿捻。此后曾即往返于两江、直隶两督任，未得为中央官。清廷曾谕国藩保荐督、抚大员，国藩引嫌，谓：“宜防外重内轻之渐，兼杜植私树党之端。”洪、杨平，即亟亟谋遣散湘军，以淮军自代。曾、胡皆善处当时之变局，以自成其所欲达之目的。

二则因胡既早卒，曾、左诸人皆驰驱军旅，效命疆场，未得为中央大吏，于朝政少可献替。
曾氏同治元年五月七日日记，详论洋务，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云云。知曾氏并非专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者。曾氏对当时朝政极抱不满，然方其在翰院为部臣时，尚敢稍为论列。其后出外操握军权，因种种牵掣顾虑，对朝政即嘿不发言，一意以平乱为主。逮平乱以后，畏谗避谤，急流勇退。遣散湘军，以淮军代。平捻之任，交付与李鸿章。如江南制造局、译学馆及派遣留学生等，只就疆吏可办者办之，于朝政纲领，更无献替。其幕府宾僚，亦极少为清廷重用者。

因此军事上虽足平乱，而吏治官方，依然腐败。酿乱之源，依然存在。只为社会元气大损，一时再鼓不起乱来。急病不死，变成慢病。而其病已成绝症，不可救药。

至于彼中所流被于我者，则除景教、摩尼教等几种宗教思想之稍稍传布于民间以外，他固无得而称焉。观於马可波罗所称述，在我固平淡无奇，在彼至于惊诧莫信。其先中西两大文化之成绩，我固未见绌于彼也。晚近一、二世纪以来，彼乃突飞猛进，而我懵然不知。彼我骤相接触，彼好议我为自傲。夫一民族对其固有文化抱一种自傲之情，此乃文化民族之常态，彼我易地则皆然。且彼之来也，其先惟教士舆商人；彼中教义非我所需，彼挟天算、兴地、博物之学以俱来，我纳其天算、兴地、博物之学而拒其教义，此在我为明不为昧。彼不知我自有教义，乃以天主、天国相强聒（guō），如其入非洲之蛮荒然，则固谁为傲者耶？且传教之与经商，自中国人视之，其性质远不伦。经商惟利是图，为中国所素鄙，奈何以经商营利之族，忽传上帝大义？中国人不之信，此情彼乃不知。抑商人以贩鸦片营不规之奸，教士笼络我愚民以扰搰（hú）我之内政，此皆为我所不能忍。而彼则以坚甲利炮压之，又议我为排外，我何能服？且彼中势力所到，亦复使人有不得不排拒之感。与彼中势力相接触而不知所以排拒者，是非洲之黑奴、美洲之红人也。排外而得法者，如亚洲之日本，乃至彼欧之互自相排。知必有以排之而不得其法者，则为中国。
日本小邦浅演，内顾无所有，惕然知惧，急起直追，以效法彼之所为。而我则为自己传统文化所缚，骤不易舍弃其自信。虽亦知外力当排，而终未有所以排之者。自我屡为所败，则强弱即成是非。然此特我衰世敝俗，一时因应之失宜。急起直追，所以孙中山先生有“头彩藏在竹杠梢头”之譬也。

二、晚清之变法自强

变法自强，本属相因之两事，【非彻底变法不足自强。】而当时人则往往并为一谈。【所变只有关自强之法。】

一则清廷以专制积威统治中国，已达二百年，在满洲君臣眼光里，祖法万不可变。【满洲君臣之倾心变法不过求保全满洲部族之地位。令变法而先自削弱其地位，满君臣虽愚不出此。】

二则汉人在此专制积威政体下亦多逐次腐化。当时政府里真读书明理，懂得变法自强之需要与意义者亦少。
乾嘉朴学，既造成训诂考据琐碎无当大体之风尚；而道光朝科举惟遵功令，严於疵累忌讳，一时风气，更使学者专心於小楷点画之间。【此风肇（zhào）於曹振铸。曹历事三朝，凡为学政者三，典乡、会试者各四，为军机大臣，殿廷御试必预校阅。没谧“文正”，盖以循谨为专制政体下之模范大臣也。自道光以来，科场规则亦坏，请托习为故常。咸丰八年，大学士柏菱以典顺天乡试舞弊罹大辟，科场法稍肃，然至光绪中又渐弛。】当时所谓正途出身者，已乏通材，何论捐赀、劳绩异途之纷纷！此辈本不知变法图强为何事，且变法无异先妨碍彼辈之地位与前途。彼辈既不能走上前面襄助成事，彼辈又将躲在後面掣肘坏事。【张之洞、刘坤一会奏变法，论及用人，云：“承平用人，多计资格。时危用人，必取英俊。今之仕途，不必皆下劣，同一才具，依流平进者多骑墙，精力渐衰者惮改作，资序已深者耻下问。其所谓更事，不过痼习空文，於中外时局素未讲求，安有阅历？而迂谈谬论，成见塞胸，不惟西法之长不能采取学步，即中法之弊，亦必不肯锐意扫除”此奏已在戊戌后，更可推想以前政界中状况也。

在这一种政治的积习与氛围中，根本说不到变法自强。纵有一、二真知灼见之士，他们的意见，亦浮现不到政治的上层来。【郭嵩焘谓：“西人富强之业，诚不越矿务及汽轮舟车数者。然其致富强，固自有在。窃论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其源由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以成国家磐石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
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舆百姓无舆。官俗颓敝，盗贼肆行，水旱频仍，官民交困，岌岌忧乱之不遑（huáng），而轻言富强，祗益其侵耗而已。”嵩焘以此告李鸿章，李鸿章则曰：“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此光绪三年语。）人才风气之固结不解，积重难返，由于崇尚时文小楷误之。”其实即以鸿章言，恐亦未能深切了解郭氏之意。晚清大臣能语此者惟曾国藩，曾氏已死，郭氏此等议论，索解人不得矣。】

一时言富强者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此梁启超语。】即仅就兵事、外交、洋务等而论，亦复反对之声四起。【文祥光绪二年疏：“能战始能守，能守始能和，宜人人知之。今日之敌，非得其所长，断难与抗，稍识时务者亦讵勿知？乃至紧要关键，意见顿相背。往往陈义甚高，鄙洋务为不足言。抑或苟安为计，觉和局之深可恃。是以历来练兵、造船、习器、天文、算学诸事，每兴一议而阻之者多，即就一事而为之者非其实。至於无成，则不咎其阻挠之故，而责创议之人。甚至局外纷纷论说，以国家经营自立之计，而指为敷衍洋人。所见之误，竟至於此。”】

在此情形下，遂使当时一些所谓关於自强的新事业之创兴，无不迟之又迟而始出现。
举其著者，如铁路之兴筑，同治季年直督李鸿章已数陈其利，竟不果行。光绪初，英人筑淞沪铁路，购回毁废。三年始有商建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八十里。六年，刘铭传入觐，力言铁路之利，李鸿章又力赞之，而江督刘坤一以影响民生厘税为言，台官亦合疏反对，诏罢其议。十三年，始造津沽铁路一百七十里。明年，李鸿章唱议自天津接造至通州，朝议骇然，张之洞乃创芦汉干路说调停。后又中辍，直至二十四年始再定议，三十二年全路始成。【沪宁路始于二十九年，京奉路成于三十一年，津浦路成 宣统三年。】
又以轮船言之，江宁条约后，外轮得行驶海上。天津条约后，外轮得行驶长江。同治十一年，直督李鸿章建议设轮船招商局。十三年，又疏请，始定议。直至光绪十年，犹申明禁令，小轮不得擅入内河。十六年，有疏请各省试行小轮者，总署王大臣仍以为不可。【时江轮、海轮统名“大轮”。】待各水道外轮先后行驶，华商小轮始弛禁。【日本始有东京、横滨铁道在同治十一年，大阪商船会社设立在光锗十一年。又按：欧洲机械方面重要之发明，如瓦特始得蒸汽机专利权在乾隆三十四年，福尔登始造汽船在嘉庆十二年。第一道汽机铁路之通车，在道光五年。利用汽力，为欧洲近世文化最要一特点。若中国能在同治季年即切实仿行，先后最远亦不能出百年之外也。其后法拉第发明电机，在道光十一年，鄂图氏发明内燃机，在光绪二年，而后近代机械之日新月异，变化益速。使天地为之异形，人生焉之转观者，胥此一百敷十年内事耳。
中国则因有二百年来满洲部族政权之横梗作病，使之虽欲急起直追而不可得。其后则激荡益远，于政治革命之后，继之以文化革命、社会革命，于中国内部不断掀起彻底震荡之波澜，而欧洲之科学舆机械，遂终无在中国社会保养，徐徐生长成熟之机会。过激者乃益复推而远之，希望于驱逼中国投入世界革命中求出路，不知社会愈动荡，则科学机械之发展愈受摧抑。而中国社会之所以赶不上近世文化之阶段者，其惟一概括，只在科学机械方面之落后。道路在近而求之远，歧途亡羊，此之谓也。】

外患刻刻侵逼，政事迟迟不进，终於使当时人的目光，转移到较基本的人才和教育问题上去。

时（戊戌秋）严复以召对称旨，退草万言书，略谓：“中国积弱，由於内治者十之七，由於外患者十之三。而天下汹汹，若专以外患为急，此所谓目论也。今日各国之势，与古之战国异。古之战国务兼并，今之各国谨平权。百年以降，船械日新，军兴日费，量长校短，其各谋於攻守之术亦日精。两军交绥，虽至强之国，无万全之算。胜负或异，死伤皆多。难端既构，累世相仇。是以各国重之。使中国一旦自强，则彼将隐销其侮夺觊觎之心，而所求於我者，不过通商之利而已。是以徒以外患而论，则今之为治，尚易於古叔、季之世。易为而不能为，其故由於内治不修，积重难反。外患虽急，尚非吾病本之所在。大抵立国建群之道，一统无外之世，则以久安长治为要圆；分民分土、地丑德齐之时，则以富国强兵为切计。
顾富强必待民之智勇，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争竞磨磐而後日进。今西国以舟车之利，闯然而破中国数千年一统之局。且挟其千有余年所争竞磨磐而得之智勇富强，以与我相角。使中国之民，一如西国，则见国势倾危，方且相率自为，不必惊扰仓皇，而次第设施，自将有以救正。顾中国之民有所不能。民既不克自为，其事非倡之于上不可。然今日相时审势，而思有所变革，则一行变甲，当先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设但支节为之，则不特徒劳无功，且所变不能久立。又况兴作多端，动靡财力，使为而寡效，积久必致不支。”

辛亥以后的各省军权割据，远则导源于元、明以来行省制度之流弊。
行省制度起于元，而明、清承袭之。此项制度之用意，在利于中央之管辖地方，而并不为地方政治之利于推进。若使地方政治能活泼推进，各地俱得欣欣向荣，则中国自来文化传统，本为一大一统的国家，各地方决无生心离叛中央而不乐于推戴之理。故汉、唐盛时，皆无防制地方，存心集权中央之政策。
汉末之州牧，乃在东汉王室已臻腐烂之后；而唐之藩镇，则起于唐政府无限度之武力对外；皆非地方势力无端反抗中央。宋代惩于唐末藩镇割据之祸，乃始刻意集权中央。
然行省制度则尚与中央集权不同。行省制实近似于一种变相的封建，乃是一种分权统御制也。元人所谓“行中书省”，即是活动的中书省，即中枢政权之流动分布。其意惟恐一个中央政权不足控驭此广土众民，乃专为蒙古狭义的部族政权而设此制度。
明人不能彻底荡涤，【明太祖废行中书省，而以布政使为各地行政长官，较元制远为合理。惟惜行政区域之划分仍依元旧，而其后复有巡抚、总督凌驾于布政使之上。】 清代则有意利用。【故明代督、抚尚非常设之官，而清则各行省必设督、抚，而大体又必使满族任之。】故行省长官乃地方官之临制者，而非地方官之领袖与代表。【明、清总督、巡抚皆带“都御史”街，以此，名义上虽以布政使为行省长官，而实际而权在督、抚。】同时时此等长官，皆偏重于军事统治之性质。【故其名曰“总督”、“巡抚”。】此种制度在平时足以障碍地方政事之推进，而增加地方舆中央之隔阂；而待一旦中央政权削—弱，各行省转易成为反抗中央，分区割据之凭藉。

六、文化革命与社会革命

在此国家社会继续震荡与不断损伤中，过激思想亦逐步成长。
康有为的“速变、全变”两语，可算是海通以来中国过激思想之最扼要的标语。

同、光之际，所变在船炮器械。戊戌以后，所变在法律政制。民国以来，则又有“文化革命”与“社会革命”之呼号与活动。

文化与历史之特征，曰“连绵”，曰“持续”。惟其连绵与持续，故以形成个性而见为不可移易。惟其有个性而不可移易，故亦谓之有生命、有精神。
一民族文化舆历史之生命与精神，皆由其民族所处特殊之环境、所遭特殊之问题、所用特殊之努力、所得特殊之成绩，而成一种特殊之机构。一民族所自有之政治制度，亦包融于其民族之全部文化机构中而自有其历史性。所谓“历史性”者，正谓其依事实上问题之继续而演进。问题则依地域、人事种种实际情况而各异。【因此各民族各自有其连绵的努力，与其特殊的创建。】一民族政治制度之真革新，在能就其自有问题得新处决，辟新路径。不管自身问题，强效他人创制，冒昧推行，此乃一种“假革命”，以与自己历史文化生命无关，终不可久。
中国辛亥革命，颇有一切推翻故常而陷于“假革命”之嫌。【辛亥革命之易于成功，一部分由于以排满为号召，此在我民族自身历史中有生命、有渊源。至于民主共和之新政体，以理论言之，与我先民以往政治理论及政制精神靡不合。然就实际政情言之，一国政制，有其一国之轨道。即以王室而论，如英、如日，至今犹有王室。如德、如俄，当时王室亦存在。中国以满族坚持其狭义的部族政权之故而不得不推翻王室，而为推翻王室之故，不免将旧传政制一切推翻。当时似误认以为中国自秦以来，即自有王室以来，一切政制习惯多是要不得。於是乃全弃我故常之传统，以追效他邦政制之为我所素不习者，此则当时一大错也。即如考试与铨选，乃中国政制上传袭甚久之一种客观用人标准，民国以来亦弃去不惜。如是则民治未达，官方已坏，政局乌得不乱？】政制既已一切非我之故常，其政制背後支撑政制之理论，亦必相随动摇，则一变而俱不能不变。【而所以犹谓之“假革命”者，以我民族所遇之问题，犹是我民族特有之问题，却不能亦随别人之政制与理论而俱变也。】故於辛亥革命之后，而继之有文化革命、社会革命之发动，亦势之所必趋也。【然而离题愈远，失却解决真问题之症结所在矣。】

文化革命之口号则有“礼教吃人”、“非孝”、“打倒孔家店”、“线装书扔毛厕里”、“废止汉字”、“全盘西化”等。
社会革命则以组织工、农无产阶级攘夺政权，创建苏维埃政府为职志。
以上四步骤，最先为武备革命，牵涉范围最狭。进一步则为政治革命，其对象始徧（biàn）及政治之全部。又进一步则为文化革命，其对象又扩大及于全体社会中层读书识字之智识分子。更进一步为社会革命，则其对象更扩大及于全体社会下层工、农大众无产阶级。又武备革命之呼号则曰“自强“，政治革命之呼号则曰“救亡”，文化革命则主推翻中国以往自己传统文化、历史教训，而社会革命更进而主张推翻经济组织，与相随而有之一切文化制度。其意态愈奋昂，其对象愈广廓。而此四步骤，同可以康氏“变”之一字包括之，同可以康氏“全变、速变”之要求说明之也。

政治不安定，则社会一切无出路。社会一切无出路，则过激思想愈易传播流行，愈易趋向极端。要对此加以纠正与遏止，又不知费却国家民族多少元气与精力。

继续此种国内政治之不安定，社会之无出路，而引起更严重的外患。【其时欧西则以自己大战而对我放松，日本事贝以独收渔人之利而对我加紧。】自民国四年“五九”对日屈服，直至民国二十年“九一八”沈阳事变，东四省被占，以至民国二十六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开始全国一致之对日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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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于青萍之末。一年前我花了很长时间研究移动互联，LBS、团购、APP、微博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到的是……    前几天跟人扯，万恶的美帝奥巴马的改革很扯淡。移动互联网那些投资的人发疯。 十多万亿的地方债务。 三四个分析机构都说经济增长会放缓1。欧元体系要崩溃，要拉意大利下水。Morgan Stanley也那啥。

我常说一切都起源1994年。  我极少关注现实，扯的都是片面看到的现实吧。   看着存款准备金率的历史。

本来有几十链接，我懒的加了。

最近关心农民、哲学和战国。有些该做的事情，没有做。该见的人没有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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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恐慌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清政府对上海金融危机的懵懂无知，一再下达昏庸指令，以及地方官不顾大局斗气泄愤所致。重大的历史事件追究到底，竟然与一些细枝末节之事相关，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百年前，上海爆发了一场金融危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从1903年之后连续6年的上升势头被打断，大萧条延续了数年之久，破产的商号和企业不计其数。

近百年前，上海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金融危机，将全国卷入恐慌之中。1910年7月21日，上海的正元、兆康、谦余三家大钱庄同时倒闭，亏欠其他钱庄和银行款项700万两，上海市面猛烈震荡，此为形成恐慌的第一道冲击波；同年10月8日，中国最大的银号——上海源丰润倒闭，累及各地17家分号，恐慌波及全国，形成恐慌的第二次冲击；1911年3月21日，著名的票号上海义善源倒闭，牵连外埠分号23家，形成第三波冲击，恐慌达到极点。受金融恐慌的冲击，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从1903年之后连续6年的上升势头被打断，大萧条延续了数年之久，破产的商号和企业不计其数。

这场恐慌被称作“橡胶风潮”，它的直接原因是上海商界和金融界参与了国际资本的橡胶投机活动。当时上海人把橡胶叫做橡皮，所以习惯上又称为“橡皮股票风潮”。

国际橡胶投机盛极而衰

20世纪初，由于交通事业的飞速发展，造成橡胶资源紧缺，价格暴涨。1908年伦敦市场橡胶每磅售价2先令，1909年底涨至每磅10先令，1910年春达到最高点12先令，国际资本大量转向了橡胶资源的开发。南洋群岛是各国投资的重点地区，到1910年初，为开发南洋橡胶资源而成立的公司达到122家。在伦敦金融市场，橡胶股票最快的销售速度是100万英镑的股票在半小时之内销售一空，国际橡胶投资已接近疯狂。

中国最大的资本市场上海也被深深地卷入了这场国际资本橡胶投机活动。据《泰晤士报》估计，在开发南洋的122家橡胶公司中，至少有40家公司开设在上海，大多由上海的洋行经办并代售股票，并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开户，40家公司的资本总额达2500万两。当时，很多上海人连橡胶是什么东西都还没弄明白，仅凭道听途说，就疯狂抢购橡胶公司的股票，惟恐落于人后失去暴富机遇。在从众心理的驱动下，到1910年4月，仅仅几个月时间，40家公司的2500万两股票已经销售一空。经过炒买炒卖，股票价格轮番上涨。一家叫做“地傍橡树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的开盘价格，1910年2月19日每股仅25两，4月6日就上涨至50两，一个半月上涨了一倍。

1910年6月，国际橡胶投机活动盛极而衰，世界金融中心伦敦橡胶股票行情暴跌，上海股票交易所的橡胶股票立即停止交易，直到1911年春才恢复交易，但此时只有卖盘，没有买盘。1911年7月，买盘开始出现。据上海股票交易所的通告，6月29日橡皮股票的卖盘开价每股5两，7月6日的买盘报价每股4两，与一年前炒买炒卖的价格有天壤之别。

1909年到1910年之间，上海各界购买橡胶股票动用的资金总计达到4000万两，投机规模之大可以想见。参与投机的重要力量是上海的各大钱庄。以此为导线，正元、兆康、谦余三家钱庄同时倒闭，受牵连而倒闭的钱庄总共达到9家，这只是橡胶风潮的初起，以后源丰润、义善源的倒闭则是恐慌的形成。

钱庄介入橡胶股票投机

在晚清，中国最主要的金融机构是钱庄，此外还有票号和银号，它们都是传统的金融机构，但汇划、放款等主要业务已经与中外贸易和工业等新经济行业发生密切的联系，成为中国新式金融业的主要力量，其势力之大，对金融市场影响之巨，远远超过刚刚兴起的银行业。倘若没有钱庄的介入，橡胶股票投机的失败对于上海众多商民而言只是赔损钱财而已，不至于爆发一场金融大恐慌。

钱庄介入橡胶股票投机主要通过两种形式：一是直接参与股票买卖，二是以贷款方式介入橡胶股票投机，其中后一种是更为普遍的形式。上海许多钱庄并没有直接参与股票投机，而是处于股票的卖方（外国洋行）和买方（上海商人和市民）的中介地位。由于橡胶股票炙手可热，许多人倾其所有犹嫌资金不足，纷纷向钱庄举贷。钱庄的大举介入，增强了橡胶股票投机活动中的资金运用，扩大了投机的规模。虽说很多钱庄没有直接抢购股票，但发挥了金融机构对市场的融资作用，危害也就更大。

不管是以哪一种方式介入股票买卖的，上海的大多数钱庄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了投机。统计资料显示，1910年上海共有91家钱庄，在橡胶股票风潮冲击下倒闭歇业的达到48家，占总数的53%，亏欠款总额1933万两。而在清末，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则在8000万两左右，可见上海钱庄介入投机程度之深。

不过，当风潮初起之时，人们还没有方寸大乱，因为这时上海银钱业的巨擘源丰润、义善源还挺得住，只要它们不倒，上海市面就乱不到哪儿去，更不会引起全国大乱。源丰润是一家银号，义善源是一家票号，历来领袖上海银钱业，实力不在大清银行（清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之下。由于同业之间生死与共，利害相关，每逢市面不稳，源丰润、义善源都会竭力救市，成为上海乃至中国银钱业的擎天之柱；同样，官府也会调剂款项，增强这两大机构的力量，以稳定市面。所以在7月的风潮发生后，上海道台蔡乃煌采取的最重要的应急措施，就是向外国银行借款350万两，其中的140万两代正元集团归还欠款，其余210万两存放于源丰润、义善源，以稳定这两大金融机构。这样，在风潮发生两个月后，上海市面渐趋平静，危机虽然没有过去，但只是潜流涌动，未现惊涛骇浪。

恰在这时，即当年9月，大恐慌爆发了。风起于青萍之末，全国的大恐慌居然是由一件不大的事情引发的。

昏庸指令使得恐慌爆发

1910年9月，清政府按照惯例要上海方面从源丰润、义善源等庄号提取190万两“沪关库款”，用以支付当年到期的“庚子赔款”。“沪关库款”是属于国库性质的上海海关的税款，历来由上海道台经手，存放于信誉卓著的源丰润、义善源，以备中央财政不时之需。9月度支部（财政部）欲提“沪关库款”，时距正元等钱庄倒闭仅2个月，上海道台蔡乃煌上奏朝廷，请求暂不从源丰润等钱庄中提取这笔巨款，改由大清银行拨银200万两垫付“庚子赔款”。当时市面未稳，源丰润、义善源虽然实力雄厚，在猛烈的金融风暴中不能独善其身，在某种意义上，大金融机构承受的压力也更大。但清政府所关心的只是能不能如期交付“庚子赔款”，认为这事关国家信誉，而金融风潮只是上海一隅之事。因之，军机处对蔡乃煌不愿提取源丰润存款十分不满。按照奏折的性质，蔡乃煌的奏折交度支部处理。度支部侍郎（副部长）陈邦瑞与蔡乃煌素有嫌隙，指使江苏巡抚（当时上海归江苏管辖）参奏蔡乃煌，说他妄称市面恐慌，恫吓政府，不顾朝廷颜面，拖付“庚款”。罪名如此之重，蔡乃煌当即革职。

蔡乃煌革职后一度申辩，但遭军机处斥责，羞愤之下，一举从源丰润等钱庄提回款项200多万两以交还政府，源丰润当即倒闭。对此，洞悉内情者说：蔡乃煌火急追讨官款逼倒源丰润，是愤恨于军机大臣斥责他“以上海市面恫吓政府”，故特为此举，使市面动摇，还政府以颜色，“以（证）实其前致电部中‘维持市面’之说”。

上海恐慌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清政府对上海金融危机的懵懂无知，一再下达昏庸指令，以及地方官不顾大局斗气泄愤所致。重大的历史事件追究到底，竟然与一些细枝末节之事相关，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源丰润的倒闭，带倒了9家银号和钱庄，造成30家钱庄歇业，金融恐慌爆发了。继源丰润之后，义善源不能独存也告倒闭。源丰润、义善源分号遍布全国，往来庄号不可胜数，它们的倒闭，致使北至营口、北京，南至广州，西至重庆，全国各大商业工业城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随之而来的全国经济萧条也就在所难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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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了一个政策，朝廷本意是好的，执行下去就变质了。 晚清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怎么把他们分成几个模型是个问题。
比如说赋税的改革，一般都是黄宗羲定律。   以前孩子年年喊的减负算这个越减越多的类型。  一些一些摊派结果是下边人贪了，摊派该干的活没人干。  第三种类型权力下放，结果是更加混乱。章士钊先生说，老的体制推倒了，新的只是名义上把制度定下来。 但是根本执行不了，或者执行成本太高。效率甚至不如老的。

不想扯了明天对我很重要。

两江总督取缔小彩票，名义上是依法办事，堂皇冠冕下不免有打击市场竞争对手的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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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闭关自守被打破后，国人闻所未闻的新行业不断从海外移植进来。任何一个新行业，但有钱赚，必成热门，众人蜂拥而上，弊端百出，成为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彩票以赌博为驱动力，很快失控，终于泛滥成灾，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予以取缔，以非常手段解决问题。
彩票失去控制是20世纪头几年的事。1900年庚子事变过后，清政府与列强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连同利息共9.82亿余两。如何筹集这笔巨额赔款，难坏了户部（财政部）。湖广总督张之洞提议，既然过去上海为救一省之灾发行了江南义赈票，现在筹还庚子赔款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各省不妨照此办理。他申辩道：办彩票虽有倡导赌博之嫌，但买彩票是愿者上钩之事，百姓自愿花钱，等于主动向国家交税，总比横征暴敛惹起民怨要好。
清朝以礼教治国，滥发彩票引导国民过度赌博有损国家体面。但列强逼债凶狠，清政府在筹还庚款问题上又不得不仰仗地方督抚，万般无奈，朝廷批准了总督的建议。于是自1901年起，浙江、湖北、广东等省在“善后筹款”的口号下发行了彩票，彩票发行中心从上海扩展到杭州、武汉、广州四个城市。1904年后，清政府实行“新政”，福建、河南、四川、奉天（今辽宁）、安徽等省相继以举办新兴经济事业为名，开办彩票。
无论“善后筹款”，还是为“新政集资”，都是一块招牌。这招牌在相当程度上是真实的──彩票收入的一部分确实用于赔款和新政事业；另一方面它又不过是个幌子，背后隐藏着某种更大程度的需要──清朝财政窘困，各省督抚不能不想方设法自辟财源，他们办彩票的真正目的，是将其作为手中的一个生财工具，得到常年性的财政补充。正因如此，彩票规模越办越大。有些彩票大省如湖北，彩票收入除了筹还庚款外，全省财政支出近一半是靠彩票利润维持的。
督抚作为一省之长既然可以开办彩票公司，州县官当然不甘寂寞，他们公开或暗中扶持了一批州县小彩票。过去，清政府为了防止彩票泛滥，规定一省之内只许存在一家彩票公司。比如上海有广济公司，上海归江苏管辖，江苏省城南京或苏州（江苏有南北两个省会）无论有何等理由，均不能再办彩票公司。因此，督抚所办的彩票公司是省内唯一有发行权的企业，全省售卖的都是它的彩票，或朝廷批准的其他公司的彩票。但规定是规定，州县官想方设法自搞一套。因为，他们发现，彩票这玩意来钱最快，不需要任何投资，更不必经营管理，只要开彩机器一摇，马上财源滚滚，于是纷纷在自己的辖区里扶持了一批小型彩票公司。这些州县小彩票公司遍及全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数不胜数，偏远的东三省也红红火火。全国到底有多少家中小彩票公司，无人说得清楚。大略言之：大清版图20余省，州县小彩票不会少于200家。
州县小彩票是国家禁止的非法彩票，但在当地可以通行无阻，因为有知府或知县大人的点头同意。在一般情况下，知府和县令是不敢直接经营的，有时是交给下属机关（如商务局）或社会组织（如商会）去办，更多的是批准商人经营，坐收报效。既然是非法彩票，就有被取缔的风险，但州县官或明或暗为之撑腰，因此许多小彩票有恃无恐，遭明令取缔时销声匿迹，风声过后换个名称又冒了出来，有时干脆就托人说情照常发行。镇江是交通八方的商贸大埠，彩票流通的重镇。1905年，两江总督发布通告，打击江苏一带的非法小彩票，仅镇江一城，榜上有名的就有鸿利、裕通、发记、宝元、普成5种，合计流通总额“每月有数万张之多”，规模几可与两江总督手中的南洋彩票（江南义赈票六年专利期满后之改称）相匹敌。两江总督取缔小彩票，名义上是依法办事，堂皇冠冕下不免有打击市场竞争对手的私心。通告发出后，镇江有4种彩票应声落马，而宝元彩票独存，因宝元主人熊淦庭“向官场竭力运动”，声明除原有的报效外，再“每月愿津贴警察费一百二十元”。于是，“道宪批准照办，故该彩票得以仍旧售卖”。

地方衙门既然藐视法令乱办彩票，社会各界就理直气壮地援例而行，名目繁多的行业性彩票如雨后竹笋破土而出，彩票泛滥成灾。
京师是首善之区，辇毂（gǔ，车轮的中心部分）重地，顺天府尹受种种制约，不可能像外省州县那样，办一家什么京师彩票。好在京城是全国教育中心，学校林立，而经费不足，于是教育彩票就成为京师彩票的主角。所谓教育彩票，就是学堂办彩票，各校各办各的，彩票上标明“××学堂彩票”，打头阵的是女学堂。当时女子教育刚刚兴起，从学部到社会舆论都支持女学，乘此天时地利，京师教育彩票由淑慎女学堂首开其端，裕善、清真两小学堂继之而起，一时间“各处新立学堂效法踵起者指不胜屈”，风气所及，连与教育稍稍沾点边的教养局都办起了彩票。
京师是帝都，办事尚算规范，早期的学堂彩票也确有点为教育筹款的味道，外省的跟风者就不免泥沙俱下了。湖南常德的一所府立中学堂，由学堂监督出面，与知府商定发行彩票，原本是作为学堂初创经费，彩票发行后尝到甜头，一发而不可收，遂照正规彩票方式按月发行，并一再增加发行额，结果区区一所中学，竟然月销彩票3000张。法制不严必然假货盛行，冒牌的骗了钱卷席而逃的“教育彩票”被报刊屡屡曝光。终于，官方感到太丢人现眼，由京师督学局和巡警厅联合出面，下令取缔教育彩票，但禁而不止。
教育界办彩票，实业界当仁不让，实业界最流行的一种彩票是企业破产彩票，由江苏首创。江苏实业发达，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最早，经过几十年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不少老企业破产，欠下大笔官债无法归还。1905年镇江著名的尹稚山商号破产，由地方政府出面，将其不动产估价后发售彩票50000张，每张售价8元，“头彩得巨宅一所，末彩得纱袍一件”，销售所得，“足抵官款之亏空”。这种清点倒闭企业资产，发行彩票抵还债款的办法，与彩票在国外初创时的情况比较接近，而且是一种一次性彩票，对社会危害不大，因此颇为风行。但这种彩票为各省仿行后也照样弊端百出，失去本意。1910年直隶（今河北）地区“倒闭商号开彩渔利”已成为彩票泛滥的一种主要形式。
清末多数行业都有自己的彩票，连古玩业、出版界也不例外，彩票越出越多，形式也愈变愈奇。千奇百怪中，撩人眼目的是花会（妓女）彩票。中头彩者，可将当地小有名气的妓女娶为妻室；妓女自己购买此种彩票，中了大彩，可以赎身从良。随着彩票的热销，它的孪生子有奖销售应运而生，全国大城市的大中型商场，皆奉此为促销商品的不二法门。出手大方的商家，顾客每购货一元，即赠彩券一张，头彩奖品大多是自行车、缝纫机、金表等，都是当时的时髦货。有奖销售大约于1900年前后出现，开始时颇动人耳目，不久弊端丛生，真真假假，因而“颇失信用”。
清朝统治的最后10年间，清政府威信下降，权力衰微，无力对国家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谁掌握着何种权力，谁就可以策划出何种博彩方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敛聚财富。彩票的失控和泛滥引起各界关注。人说大清天下放眼望去三只鸟：鸽（彩票泛滥）、鸦（鸦片烟毒）、鹞（娼妓遍地），为此，朝野内外一片禁绝呼声。到1910年，全国各省彩票一律禁绝，为期10年的中国第一次彩票热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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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类似以前网摘中弗朗西斯.福山的一个观点，期望的鸿沟。

刘坤一死后，香帅的影响力下降。 香帅死后，汉族人的势力更加下降。   这篇文章的错误很多，真奇怪是社科院翻译的。

我宁愿相信是数字化的时候，录入人员打错字。        把庆亲王名字打成了奕䜣。   戊戌变法在义和团以前，他写的义和团以后。

载勋义和团的事件都死了，怎么扯到1909年还不死？

还有就是不能把绅士看成一块。  绅士有支持革命党的，有支持皇帝。也有无所谓的。 无所谓的分为了解他们两派无所谓，还有根本啥也不知道的无所谓。  当然只是大致分以下群体。

粤汉铁路很悲剧，修了三十多年才通车。每次都是因为没钱期间出了不少政治事件。

新政还有个特点，就是朝廷改革，税赋高了很多，老百姓们很反感新政。  百姓在乎的是，朝廷收税的多少和自己生活的好坏。

百姓才不想知道，这个政策在政治学上是正确还是错误，是先进还是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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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回顾清政府1901年以后在政治和制度上所作的改革时，可以明显地看到以下各点。首先，在改革方案中有很多自取失败的矛盾。例如：当创设资政院和谘议局的时候，本来是为了广开言路以作为准备立宪的一部分工作，可是政府却愈来愈严格地控制人们表达自己的思想。当清朝接受了立宪政体的思想，中国的知识界就立刻开始要求马上召开国会。梁启超在东京组织政闻社以促进宪政运动。清政府对这种颇有影响的运动疑虑重重。它警告：学生应集中精力学习，不要稍涉政事，甚至不得公开发表演说。它还警告绅商不得干预政府事务，指出在君主立宪的各国，主权是属于君上的；虽然“庶政公诸舆论，而施行庶政，裁决舆论，仍自朝廷主之”。［1］ 1908年，梁启超的政闻社被政府下令封闭。由此可见，即使在改革帝国专制主义的时候，清政府仍力图限制思想。

其次，所有参与制订改革方案的人都各谋私利。1901年以后各项改革主要是由满族军机大臣荣禄和几名汉族总督张之洞、刘坤一以及袁世凯等所提倡。1903年荣禄死后，庆亲王奕劻接替了他的职位。此后，在中央政府中提倡改革的主将就是奕劻，协助他的有其同盟者——在天津的袁世凯，他在北京有兼职——以及地方上迎合汉族士绅改革要求情绪的张之洞等人。1902年，当张之洞的同僚刘坤一死后，张之洞的影响也下降了；几乎可以这样说，在1909年以后，一些改革是由庆亲王和袁世凯联合进行的。然而，大约在1906年行政改革时，出现了一个有势力的反对庆亲王和袁世凯的满人集团。这个集团由陆军部大臣铁良和学部大臣荣庆领头，后台是光绪皇帝的兄弟醇亲王载沣。荣庆原是蒙古人，但他把自己看作满人。在1906年以后的两年时间中，两个集团争夺改革方案，但形势逐渐不利于庆亲王和袁世凯。最后，在1908年当皇帝与太后相继去世后，醇亲王成了摄政王，袁世凯被迫退隐河南。1909年，醇亲王控制着局势。铁良对他不满而离开了政府。代替他的是醇亲王的两个兄弟载勋和载涛，其他宗室人士都簇拥在醇亲王的周围。［2］

满洲朝廷实行改革方案的目的究竟何在？清朝统治者是否真的相信需要改革？义和团事件之后，不仅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立宪派人物要求改革，就是各省督抚和外国人也都有此要求。为了防止反满势力的壮大，并要保持督抚们和外国人的支持，不管清朝统治者喜欢与否，除了改革别无选择余地，实际上，政府原先本无自己的改革方案。它只需要保持改革的门面，而对实际内容则毫不关心。

因此清政府开始搞改革时姿态很消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之后，它对改革的活动就越来越认真了。可是在这时候，改革并不如康有为和梁启超所主张的那样是为了富国强兵以防御列强的侵略。改革的目的勿宁说是为了保卫清政府不受汉人与外国人两者的攻击。换言之，改革是为了保住清王朝。因此，皇帝必须有统率陆海军的大权，必须万世勿替地统治帝国，必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汉族督抚们也需要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这就是他们与慈禧太后、醇亲王以及满洲的高级官员合作的原因。然而，他们想保存这个王朝的愿望并非只是出于他们对皇帝的忠诚或对清朝的热爱。那是因为他们感到如果没有清王朝，他们的权势也会化为乌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朝廷力图削弱汉族督抚的权力而把它集中于满人手中时，他们自然要大力反对。使形势更加糟糕的是，在1908年以前，汉人督抚都是西太后的臣仆，然后醇亲王接替了她，也行使控制帝国官员的特权，但他的威望远不如西太后，而且他的权力也越来越靠不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汉人督抚们对满洲政府的不满就空前地表现了出来。愚不可及的满洲统治者正在毁坏中国的儒家君主政体。

在清朝末年，绅士给了督抚们以社会的和经济的支持。原来绅士是反对改革活动的，但是一旦决定了要进行他们最反对的取消科举和宣布立宪政体这两件大事，他们却一反故态，转而积极支持改革。毫无疑问，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有爱于清政府或整个中国。对他们来说，新式学堂和旧式科举考试一样。通过开办学堂，他们能够把他们的绅士特权传给子孙。此外，未来立宪政体的基础应该是地方自治制。而这种地方自治正是他们所希望的。因此，他们乐意与各省督抚合作进行这一改革，而当后来政府企图集中权力时，他们也与督抚们一起起而反对。可是每当督抚采取任何似乎不利于他们的行动时，绅士们就要反对督抚。因此，各省督抚和谘议局常常发生冲突。［3］

改革方案要求有大量资金。政府开始它的各项改革时并没有足够的经费。它必然要从各省榨取必要的资金。在各省，以强制捐献形式出现的额外税收却用种种名目强加到公众头上。普通老百姓都感到这是最不堪忍受的负担。对他们来说，采取立宪政体也好，专制政体或是其他什么形式也好，这都无关紧要；他们说到底只需要轻徭薄赋、鸡犬不惊的生活。反映人民这种绝望处境的民众起义，在清末的很多地方几乎连年不断。与此同时，政府一方面强迫督抚们对财政改革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逐步削弱他们的权力。不言而喻，督抚们对所分派的任务或者加以拒绝，或者有意留滞。结果，政府只好借外债来实行它的改革方案。

1911年，政府与四国（英、美、德、法）银行财团签订一笔一千万英镑贷款的借约，作为开发满洲和币制改革之用，另外还举借六百万英镑贷款作为建筑粤汉铁路之用。前者用来实现1910年已计划好的币制改革，后者是为了把私人建设或发展的铁路收归国有。这笔粤汉铁路贷款结果成了点燃辛亥革命燎原烈火的火炬。在1898年，美华合兴公司已获得建筑粤汉铁路的权利。然而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收复利权运动的风暴在全国兴起，特别是席卷了广东、湖北和湖南各省。190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作为这几省的代表与合兴公司谈判，成功地收回了路权。结果，湖北部分的铁路归该省管理，而湖南和广东部分则交给私人经营。［4］ 此后铁路的建筑非常缓慢，最后北京以私营公司不能有效地经营铁路这一并非站不住脚的理由，决定把川汉和粤汉两铁路统统收归国有。为此目的，政府力图从四国银行团借得必要的资金。因此，在四川、湖北、湖南和广东四省的绅商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这几个省的督抚被责成去镇压反对这次政府行动的骚乱，但甚至连他们也对绅商颇表同情。这种骚乱一直没有平静下来，最后竟发展成为触发革命的引火线。绅士和督抚们是否真的反对这种外债，这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他们自己能够得到这些贷款，他们也许就不会反对了。

概括地说，如果不是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那么也是在最后五、六年中，它的改革方案可以被看作是满洲统治者及汉族督抚和绅士企图保存、甚至扩大他们势力的尝试。但这些人的行事往往各有打算。结果，这些改革反而促成了王朝的灭亡。

［1］ 《大清德宗实录》，卷583第4页；《大清光绪新法令》，卷2第25—32页。

［2］ 参看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册第2501—2516页。

［3］ 关于对它的进一步的讨论，参看市古宙三：《试论绅士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297—313页。

［4］ 关于这个问题的最近著作是李恩涵的《1904—1911年中国争取自办铁路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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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清末新政是几千年来最靠谱的几次改革之一。
清末新政有些英国纳税的感觉， 无纳税不代表。 没有钱就没有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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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清政府虽已开始了教育和军事改革，但是只是在日俄战争之后，才开始认真地考虑立宪政体的可能性。［1］ 这次战争的后果产生了很大的推动力，因为它被认为是立宪政体战胜了专制政体。中国人象亚洲其他民族一样被这次战争唤醒了，革命运动也被激起来了。要求中国采用立宪政体以便成为富强之国的呼声越来越高。由于象张之洞和袁世凯那样的地方实力派加入了这种大合唱，清政府再也不能置若罔闻了，1905年12月，清政府派遣以载泽为首的五位大臣出洋，到日本、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去考察它们的政府，并详细调查中国实行立宪政体的可能性。1906年7月该使团回国，而每位成员都推荐立宪政体。［2］ 海外的中国使节也齐上条陈说，宪法决不会损害皇室的权力，事实上它是维持皇室权力的最好手段。因此，皇太后和皇帝召见醇亲王、军机大臣和内阁大学士、部院大臣中的当然成员以及袁世凯在颐和园会议，以讨论立宪政体的正反面的意见。在这次御前会议中，庆亲王和袁世凯赞成采用宪法，但是铁良和荣庆反对。最后，经过长时间的商讨，决定采取立宪政体。1906年9月1日，光绪帝在慈禧太后的指使下，命令京师和地方高级官员开始宪政的准备工作。［3］ 问题就这样决定下来，于是准备工作就开始了。

　　行政制度的改革

　　在清政府致力于实行立宪政体之后，它处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行政制度的改革。［4］ 在义和团事件之后不久，政府已经开始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整饬吏治和改组过时的官僚机构。但是这种努力遇到了很多困难。

　　造成许多官员贪污腐化和官僚制度落后过时的原因被认为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存在着“捐纳”制度，特别是卖官鬻爵。以前当政府需要额外收入时，它就临时求助于卖官鬻爵的办法，但是自从太平军战争以后，这个制度就成了一项长期措施。结果官场中有很多人是以金钱或军功获得他们的官职的。人们认为这种作法造成了大量的贪污腐化。

　　此外，高级文职官员并不熟悉政府的日常工作，这些工作实际上都经员司胥吏之手处理。关于公文的格式都有复杂的规定。每个官署都有自己单独的一套簿籍。对高级官员来说，由于他在一个职位上最多不过三、五年，所以就不可能掌握这些规章。结果，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依赖年复一年在此工作的胥吏。这些胥吏的社会地位很低，而且他们大部分得不到固定薪金。当人们在诉讼和缴税过程中与这些胥吏发生关系时，后者就向他们收费以维持生计。由于胥吏索取无度，这种费用就成为一种贿赂。百姓深受官府胥吏勒索之苦。

　　此外，有很多官署几乎没有职守。在中国，子女们被认为应遵循由父母规定的成例行事，因此，由历代皇帝设立的衙署即使在时移世易和需要改组时，仍然被保持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旧的官署原封不动，而新的又单独成立。例如清政府以四至六名内阁大学士配备的内阁作为它的中央行政机构。在1729至1730年征讨蒙古人期间，雍正帝在他办公的宫廷附近设置军机处，以便让军机大臣（他们是从大学士和六部尚书中遴选出来的清帝的心腹大臣）在那里讨论军事机密。这样，军机处开始是一个临时机构，它的所有官员都是兼职的，没有专任官员。然而在战役结束之后，雍正帝并未取消这个机构，他继续与军机大臣商讨国家大事。雍正之后的皇帝都沿袭这种做法。这样，自设置军机处之后，内阁大部分职能都由它接办，使内阁几乎可有可无，但内阁并未取消。的确，自从秦统一中国以来，尽管在历史过程中王朝兴衰不已，但每个朝代都自称是前朝的继承者，即使是在以武力征服前朝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样，秦代的官僚结构就被一朝一朝地、稍事更张地继承下来，一直传到清代。简言之，中国的官僚机构从公元前三世纪，或至少从公元七世纪初直到二十世纪，基本上没有变动。证据之一就是很多官署名称都是从古代沿袭下来的。

　　甚至更严重的一个缺点就是官员的职责不清。在很多情况下这是由于在一个官署不止任命一位主管大臣所造成。在内阁，有四至六员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的人数在四至八名之间，而六部每部都有两个尚书。总理衙门是应西方国家的要求而在1861年设置的，总理大臣的人数不定，多达十员，在1894至1898年期间甚至更多。当一个官署里有那么多主管要员时，他们之中就谁也不愿意负责了。不言而喻，每个人都力图把责任推给别人。在历史上，中国政府历来在许多官署中任命两个以上的主管大臣，这样做无疑是为了防止大臣因专权而威胁帝权。出于同样目的，清朝的总督和巡抚也以此种方式互相牵制，使之互相约束而不致让地方权力集中到一个官员手里。

　　1901年清政府开始改革时，它企图纠正这些积弊。首先，决定简化各官署的公文形式，取消书吏。捐纳制被废除，不过这种作法仍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出现。河东河道总督［5］ 和通政使司［6］ 的职位被取消。詹事府［7］ 被并入翰林院。云南、湖北和广东的巡抚建制都被撤销。［8］ 这些都是不必要的衙署。

　　在撤销某些有名无实的衙门的同时，政府又创设了一些新的官署。首先是改组总理衙门后建立起来的外务部；总理衙门则是在1861年作为军机处的一个机构勉强成立起来的。因此它开始时只是一临时的官署，官署内有多达十人以上的兼任大臣。因为总理衙门的地位是非正式的，西方国家感到与它谈判时有些不方便，因此在清朝于义和团事件中战败之后，就要求改组总理衙门。这时外务部就成了一个常设的正式机构，内设一名大臣和两名副大臣。这便开始瓦解了自隋唐沿袭下来的传统的六部建置。新的外务部成了第七部，而且比其他六部的品级要高——这确实是个巨大的变化。

　　不久又进行了一次改革，即在1903年由政府设立了商部。在传统的中国，积极提高人民的福利使之生活比较充裕，并不是统治者的正业，所以政府往往并不为促进农业、工业和商业而操心。但是，此时大家承认富国是为了强兵，而富国就需要促进农、工、商业。

　　1905年，设立了巡警部和学部（前面已谈过）。此举是企图建立西方式的警察制度，并在1906年决定从绿营中招募警察。巡警部后改成民政部。［9］

　　在1906年宣布准备实行宪政的方案后不久，对政治制度根据下列原则开始了进一步的改革。首先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然而当时还没有立法机关，所以只对行政和司法机关进行改革。其次，精简冗员，明确官员的责任。［10］ 结果，下列改革措施得以实现。

　　（1）合并职能重复的官署。太常寺、［11］ 光禄寺50000444_453_4［12］ 和鸿胪寺⑤都被并入礼部；旧兵部、练兵处和太仆寺［13］ 合并成为陆军部；户部和财政处被改组为度支部。练兵处和财政处的设立原来是为了集中军事和财政的管理。自古以来，管理军事的官署一直是兵部，管理财政的官署则是户部，但它们现在已成为不必要的了。它们并未被废除，不过把财政处与户部合并，练兵处与兵部合并，这在中国都是前所未有的措施，虽然对一个局外人来说，它似乎是势在必行的事。

　　（2）增加了一些中央管理机构。邮传部建立了，刑部被改组成法部，它的职能则限于管理司法事项。［14］ 这样，中央政府的部就变成了十一个。自隋唐以来，中央政府机构就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1901年增加了外务部，后来又增加了商部、巡警部和学部，而旧式的六部则仍予保留。但是，1906年改革的结果，只有吏部和礼部保持它们的旧有名称。传统的六部建置已经不复存在了。

　　（3）各部都建立单一的领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在此以前，清朝给各部都任命两位尚书，一般是满、汉各一人。此法是使满人与汉人互相制约，但也趋向于使大臣们不负责任。双头领导的废除明确了责任。同时这也意味着满、汉族之间不同待遇现象行将结束。出于同样精神，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兼职，废除了各部大臣兼任军机大臣的做法。［15］

　　（4）在各部以外单独成立了大理院、审计院和资政院。大理院的权力是与纯粹作为行政机构的法部明确地分开的。［16］ 从前，法庭和司法行政机构并不分开。审计院独立于各部之外，因为它负责审计它们的帐目。虽然已经决定暂不涉及立法机构的事项，但深切感到有征求民意的必要，因此，在将来召开国会之前，计划把资政院试作立法机关。（资政院的情况将在下面叙述。）

　　政府企图包括在行政改革之中的两项主要变革未能实现。一个就是改革省的官僚政治，另一个就是建立责任内阁。总的来说，在清朝的地方官僚政治中，有许多含糊不清之处。例如，外省督抚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和总督与巡抚之间的关系，都不十分明确。可能是清政府宁愿不去明确这些关系。但无论如何，自从太平军运动以来，总督与巡抚的权力增加了。在军事上或财政上，他们都不受中央政府的严密控制。清朝改革的一个目的就是削弱他们的权力，办法是把他们置于中央政府各部处之下，而不是使他们成为与各部处平行而能向皇帝直接上奏的皇帝直属官员。［17］ 这样就可以建立起一个一元化的政体，各省就被置于各部之下，而不是与各部同在皇帝之下：这是行政机构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当然，各省高级官员是反对这种变动的。

　　成立责任内阁制的要求是当时的一个改革原则——即明确责任——的自然后果。然而，这会导致撤销军机处、内阁和政务处。反对采取责任内阁制的理由是：总的行政管理应由若干官员分担，否则，个人就会专权，从而可能侵犯帝权。这种观点获胜了，有关中央行政机构的改革因此没有进行。

　　这样，削弱督抚权力和采取责任内阁制这两项改革［18］ 都未实现（在改革活动中，政府原来把这两者都放在最优先的地位）。1907年，对省一级的行政制度进行了改革，但是督抚的权力并未削弱，也没有真正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它仅仅以改变一下地方行政官署的名称而告终。仅有的一件重要的改革也许就是在省的各级建立了审判厅，这是打算按照中央政府的大理院的模式设立的独立地方司法机关。［19］

　　另一个重要事件是在外国人称为满洲的东三省进行行政改革。由于这是清朝祖先的发祥地，原来在那里建立过特殊的制度。现在实行了改革，满洲的行政就与中国的其他部分一模一样了。盛京将军被取消了；代之以1907年设置的东三省总督，并任命了吉林、奉天和黑龙江三省的巡抚。［20］

　　虽然清政府不能削弱督抚等高官的地方权力，却成功地增加了中央政府中满洲官员的权力。在只任命一位大臣领导政府的每个部之后，在十三个高级官员（即军机大臣和各部大臣）之中，有七个满人，五个汉人和一个蒙古旗人。这个蒙古旗人当然是蒙古族，但是他是属于满人阵营的。因此中央政府改革的结果是在最高级官员中，满人与汉人的比率为八比五。而与以前满人和汉人人数相等的安排相比，清政府在取消种族区别待遇的公平原则下，巧妙地把对中央政府的控制进一步置于满人的手里。

　　另一个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尽量减少兼职。根据这种政策，袁世凯辞去他的一切兼职，所以他的权力大大地被削弱了。上面已经谈到，政府提升两个集大部分地方权力于一身的汉人总督张之洞和袁世凯为军机大臣，这样就剥夺了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力。因此，尽管各省的行政没有进行改革，中央政府的满人官员的权力却大大地增强了；相比之下，汉人地方官员的权力却被削减了很多。

　　从1908至1911年的宣统时期，这种趋势甚至更加强烈。首先，在1909年1月，袁世凯被迫以足疾为由到河南退隐。九个月之后，张之洞死去。这样，两位难对付的汉族高级官员就不能妨碍摄政的醇亲王行事了。被这种情况所鼓励，他让他的两个兄弟掌握陆军和海军，最后在1911年5月，他应汉人提出建立责任内阁的要求，终于组织了一个责任内阁。它对皇帝负责。与此同时，旧内阁、军机处和政务处都被撤销。责任内阁由一个总理大臣和两个副大臣，以及民政部、度支部、学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院和外务部各部大臣组成，总数为十三个成员。［21］ 在这十三员被任命的内阁大臣之中，八名是满人，汉人只有四人；八名满人中，有五人是皇室宗族。醇亲王在为皇室宗人取得军权以后，这时又要全面控制行政了。但这种事实也说明，在这时候，摄政王确实感到除他自己的宗人外，甚至连满洲官员都不能信任了。任命这一内阁是清廷在行将崩溃时的最后一个孤注一掷的行动。在这个皇族为中心的内阁组成后不到一年，武昌就发动了革命，其后又不到一年，清政府垮了台。在此以前，朝廷曾经利用改革方案，使它一直下降的权力不断地集中。

　　准备立宪的日程与“宪法大纲”

　　当清政府宣布它要采取宪政的政策决定时，极力主张更加激进的一批批评论家开始要求政府立即实现这项目标，不久他们迫使政府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去答复他们的要求。1908年8月，政府因此宣布它准备实行宪政的计划，声明在第九年（即1916年）将颁布宪法，并将第一次选举国会，国会将于1917年召开。［22］

　　与此同时，政府发布了“宪法大纲”，［23］ 大纲以日本明治时期颁布的宪法为范本。它开宗明义写道：（1）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2）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24］ 在日本宪法里，天皇被赋予很大的权力，但是在“宪法大纲”里，清帝的权力甚至比日本天皇的权力还要大。皇帝的特权几乎没有限制。皇帝被赋予以下权力：1.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2.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得见诸实行；3.“宪法大纲”无内阁组织章程，设官制禄，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议院不得干预；4.司法之权操之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5.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6.宣战讲和订立条约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7.宣告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一旦肯定宪政即将付诸实施，知识分子，尤其是立宪派，就立刻提出批评，这些人早就主张采取这一步骤，但不满意基本《大纲》和准备立宪的进程。他们强烈要求马上开始实行宪政。在这种压力下，清政府在1910年把立宪的日程缩短了四年，并决定在1912年颁布宪法，1913年召开国会。［25］ 然而，这种让步不过是在旱地上洒几滴水，远不足以使要求立即召开国会的喧嚷平静下去，就在这个时候，即1911年10月，革命爆发了。

　　清政府被革命吓得惊慌失措，它在奄奄一息之际，于1911年11月匆忙地宣布了人们所期望的宪法重要信条“十九条”。［26］ 为了平息革命运动，与1908年的“宪法大纲”相比较，皇帝的权力在这个文件中大大地缩小了，而国会的权力则增加了。主要的变化如下：（1）宪法由资政院起草，由皇帝颁布。修改宪法权力属于国会，皇帝不能干预；（2）总理由国会选出，由皇帝任命。皇族不能担任总理。当总理受到国会弹劾时，他可以或者解散国会，或者提出内阁总辞职；（3）皇帝有直接指挥陆、海军的权力，但如无国会批准，他不能利用陆军或海军来解决国内争端；（4）非经国会批准，不得缔结条约。如果在国会休会期间议和或宣战，这个行动须提交下届国会批准。不用说，到颁布的时候，这些改动已无实际意义了。

　　谘议局、资政院和自治会

　　清政府一旦决定在1917年召开国会，它就不得不承认，它越早听取公众意见并把它反映于政府工作之中，情况就越好。因此，它在1909年召开了第一次谘议局会议，并于1910年在北京召开了资政院会议。谘议局即将成为省立法机构的前身，而资政院就是国会的前身。

　　按照1908年公布的章程，［27］ 谘议局大致按以下规定组成。

　　一、投票资格。（1）必须是年满25岁以上的男性，在省内长期定居，至少具有下列资格之一：（一）在省内从事教育或其他公职时间满三年者；（二）中学堂毕业或在国内外高等学校毕业；（三）具有生员以上的功名；（四）担任过七品以上的文官或五品以上的武官；（五）在省内拥有价值五千元以上的经营资本或不动产。（2）或者是年满25岁以上非长期在本省居住的男子，但在本省居住两年以上并拥有价值一万元以上的经营资本或不动产者。

　　二、当选的条件。年满30岁以上的男性，在本省久居或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

　　三、成员的人数。每省生员的固定名额的百分之五。田赋较高的南京地区和江苏省，另外分别增加九个和二十三个名额。

　　四、允许讨论的问题。（1）省政府可能改革或寻求改革的事务。（2）本省的预算和收支决算。（3）有关本省税收和公债发行事项。（4）修订或废除只影响本省的有关章程。（5）资政院成员的选举。（6）由资政院或督抚提出的质询。（7）市政会上的争议事项；自治会申请或建议的事务。

　　五、与督抚的关系。（1）总督和巡抚如对谘议局的决议无异议，应负责予以公布并执行。如无总督或巡抚的批准，此类决议不得实施。（2）如总督或巡抚对谘议局的决议不满时，他可以命令复议。（3）在进一步讨论之后，如果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应征求资政院的决定。（4）督抚有权召开、中止或解散谘议局的会议。

　　从章程中的条款来判断，谘议局似乎是绅士表达意见的机构，但很难被认为是一个立法机关。它勿宁说是各省督抚的一个谘询团体，因为督抚们有权拒绝谘议局决议。然而，谘议局的出现完全可能约束各省督抚专断地使用他们的权力。即使在以前，督抚也不敢忽视显贵绅士的意见，所以他必须审慎行事而不冒犯绅士，否则，他会给自己招致相当的麻烦。从这个意义上说，谘议局可以被视为仅仅是把过去实际实行的一切加以合法化罢了。事实上清政府把谘议局议员数规定为各省生员定额数的百分之五，①就说明政府已经有了这种想法。但不管怎样，一旦有了这一法定形式，地方绅士对各省督抚的压力无疑就增加了。

　　1909年，各省举行第一次谘议局的选举。结果证明很多当选者年纪在40—45岁之间，而绅士占大多数。然而，那些学问高深和在百姓中德高望重的绅士都宁可不参加地方政治和谘议局。那些当选的人中很多在政治上有野心，也往往不为人所尊重。［28］

　　这样，省一级立法机构的雏形逐渐形成，1909年在各省召开谘议局第一次会议。在很多省内，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督抚与谘议局发生了冲突。由于督抚有否决权，他毕竟比谘议局权大。但是这只能驱使谘议局议员参加要求立即召开国会的运动，而这个国会将不仅仅是一个谘询机关。

　　资政院是由清政府创立的，它是一个审议机关，或者是国会的雏形。按照1909年起草的章程，［29］ 它的主要特征如下：

　　一、成员资格。成员将包括一百名帝国的被提名人和一百名民选的代表。在帝国的被提名人中，有四十八名宗人或满洲贵族，三十二名现任官员，十名学者和十名最高级的纳税人。民选产生的代表从谘议局议员中选出，而且由他们投票选举，但要经本省督抚的批准。

　　二、允许讨论的问题。（1）全国的预算与收支决算；（2）有关税制和公债的发行事项；（3）修订或废除法令；（4）关于谘议局和督抚有争议的事项；（5）由皇帝提交的其他事项。

　　三、与行政当局的关系。（1）各部或其他高级行政机关的大臣如对资政院的决议不满意时，可以命令重新审议；（2）在重新审议之后，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协议，得呈请皇帝作出裁决；（3）当资政院对内阁或政务处的决议有疑问时，可以要求阐明；（4）当某一行政机关的大臣侵犯资政院的权力或破坏法律时，资政院可奏请圣断。

　　资政院显然无权监督政府。政府也不是非执行资政院的决议不可的。因此，严格地说，资政院只是一个协商机关。

　　资政院成员的选举始于1909年，第一次会议于1910年10月在北京召开。从此以后，资政院常常与各部大臣以及各省督抚发生冲突。结果，有些决议得不到有关行政机关的大臣的批准，而且因皇帝的决定而被废弃。由于这种原因，资政院的议员也开始大声疾呼，要求立即召开国会。

　　清政府认识到宪政应该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于是决定加以促进。1908年起草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30］ 1910年起草了“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31］ 地方自治会的选举立即开始。选举和当选资格的限制如下：投票者必须是男性，年龄在25岁以上，中国籍，在其所住地连续居住三年以上，付两元以上的固定税金或公共捐献。董事会的董事由有关的自治会选出。在这种情况下，自治会成员投的票数应该与他们拥有的财产总数相符合。这样，有财产的人在自治会中格外地被赋予了特权。在自治会会员之中，相当数量的人是有低级功名的绅士。大部分被选为自治会会长和镇乡董事的人是绅士。的确，清末的地方自治实际是绅士之治。然而，政府官僚政治对这种自治制度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知府、州官和知县有权解散地方自治会。董事会的决议没有这些地方政府官员的批准不能实施。知县能够免除镇乡的董事的职务，而且可以不同意有关自治会选出的自治会办事人员。结果，这种自治会很象谘议局和资政院的情况，实质上就是政府的一个辅助机构或谘询团体。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互相担保的集体的制度，如“保甲”或“里甲”，它们的作用是辅助政府维持公共秩序和征税。一般说来，绅士并不与这种制度有牵连。然而，只要这类集体仍在起作用，他们就可以发挥相当的影响；总之，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绅士对每个地方的家族和社团都拥有相当的影响。事实上，地方当局只有与绅士控制的这些社团合作，才有可能进行治理。目前清政府正在组织地方自治会作为宪政的基础，它当然不敢忽视绅士的力量。由于地方绅士拥有的权威不是法律授予的，因此至少在理论上，政府官员在过去有时忽视过绅士。但是现在，绅士的权力由法律规定并加以保证。这就是清末所规划的地方自治制度的实际内容。从另外的角度看，可以说清政府有这种企图：正式认可绅士在地方上的控制，把绅士置于地方官员的控制之下（即把他们的职能正式纳入基层的政府部门），以此来巩固它的统治。简言之，清末的地方自治是保守的清政府与同样保守的地方绅士为互利面互相合作以期在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持他们的政治权力的企图。［32］

　　［1］ 关于清朝立宪主义者运动的总的背景，参看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1—6章；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3章。

　　［2］ 参看孙任以都：《1905—1906年的中国宪政考察使团》，载《近代史杂志》，卷24第3期（1952年9月）第251—268页。

　　［3］ 《大清德宗实录》，卷562第8—9页。

　　［4］ 关于一般制度问题的背景，参看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编：《清国行政法》，第一部分。在莫里森的《儒家官僚政治的现代化》（拉德克利夫学院1959年博士论文）一文中可以看到有关晚清行政改革的史料。

　　［5］ 这个官员负责河南省黄河堤坝的保护工作。但是这项工作可以由该省的巡抚来照管。

　　［6］ 这个官职始于明代，其职责是审查奏议，然后再呈送皇帝。但是它引起很多批评，到清朝期间，它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官职。

　　［7］ 这个衙门负责与皇太子有关的事项。由于清代后期的皇帝并不指定皇太子，詹事府便形同虚设。

　　［8］ 这些巡抚的衙门与总督的衙门都设在同一城市中。

　　［9］ 《大清德宗实录》，卷564第11—13页。

　　［10］ 《东华续录·光绪朝》，卷202第12—14页。

　　［11］ 负责祭祀皇家陵墓的官署。

　　［12］ 负责宫廷举行的宴会事项的官署。

　　［13］ 负责繁殖和训练军马。

　　［14］ 这点在前页注①引的诏书中已提到。

　　［15］ 参看前页注①和注②。

　　［16］ 参看前页注②。

　　［17］ 《大清德宗实录》，卷574第6—7页；《东方杂志》，第4年第8期（1907年）“内务”第401—424页。

　　［18］ 《东方杂志》，第5年第1期（1908年）第10—13页。

　　［19］ 参看第453页注①。

　　［20］ 参看赵中孚：《清末东三省改制的背景》，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1976年6月）第313—335页；参看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七章。

　　［21］ 《大清宣统实录》，卷52第18—23页。

　　［22］ 《大清德宗实录》，卷583第4—5页；卷595第1—2页，《大清光绪新法令》，卷2第25—32页。

　　［23］ 《东华续录·光绪朝》，卷219第1—7页。

　　［24］ 见谢保兆（音）：《1644—1911年的中国政府》，第372页。

　　［25］ 《大清宣统实录》，卷43第2—5页。

　　［26］ 《大清宣统实录》，卷63第10页；卷65第9、10—18页。最后一处载有“十九条”的原文。

　　［27］ 《大清德宗实录》，卷579第14—15页；《大清光绪新法令》，卷2第2—24页。

　　［28］ 关于进行选举方法的叙述，参看张朋园：《立宪派》，第12—40页。

　　［29］ 《大清宣统实录》，卷17第14—19页；又参看《大清光绪新法令》，卷2第1—2页。

　　［30］ 《大清光绪新法令》，卷2第44—62页。

　　［31］ 《大清宣统新法令》，卷14第1—15页。

　　［32］ 见芬彻：《政治地方主义与民族革命》，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185—226页；菲利普·库恩：《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载小韦克曼等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268—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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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加紧扩张的时期。经历了“实利主义的一代”的欧洲，受着民族主义、福音传道派和资本主义的推动，在亚洲、非洲和中东更加活跃了。工业化引起了对原料和海外市场的需求，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又承认扩张是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宗教热情激发了信徒们向异教徒传布福音的神圣使命感。除了这一切，更有表现为“白种人的义务”［1］ 的那种妄自尊大和自以为是的种族优越感。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划时代事件——即美国内战的结束、日本的明治维新、法国第三共和国的兴起以及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解放了向国外活动的能量。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建成进一步助长了欧洲的扩张，新近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最突出的是日本和德国——加入了帝国主义的行列。与此相反，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在自强和复兴方面的进展甚小；经过同治朝（1862—1874年）的短暂的振兴之后，清王朝的国势则是江河日下。外国列强便利用中国的衰弱，对边疆地区和朝贡国进行蚕食。

台湾和琉球

日本在明代（1368—1643年）曾做过中国的朝贡国，那时的将军足利义满为了通过经商来增加他的国库收入，接受了朝贡国的地位。但在十六世纪中期以后，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日本政治家们觉得这种关系不体面，便中断了与中国的官方来往。1644年清王朝建立以后，官方关系仍未恢复；满洲统治者与明代诸帝不一样，从未想过要把日本纳入朝贡制度中。

随着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和日本的开放，日本商人搭乘英国和荷兰的船只来到上海。到了1870年，明治政府决定和清王朝之间建立官方关系，便派遣柳原前光来北京，要求订约。总理衙门虽然有意通商，却不愿签订正式的条约。保守的官吏们反对与一个先前的朝贡国结成条约关系，因为这样做会为朝鲜、安南等朝贡国开了先例。他们还引用日本人在中国沿海进行过海盗活动的历史事实，以及日本人在天津教案期间的到来作为证据，说明他们想在中国捞取好处。与此相反，进步的官吏们如李鸿章和曾国藩赞同建立条约关系。李鸿章说，虽然日本是明代的朝贡国，但它从来不是清朝的朝贡国；因此，它的地位根本不同于朝鲜和安南。日本要求建立官方关系并未受某一个西方强国的指使或帮助，这就表明了它的独立性和善良愿望，所以中国不应当对它的要求置之不理。何况，在日本有众多的华侨，中国每年要从日本进口大量的铜，而且日本又是近邻：这些情况又促使李鸿章提出应与日本建立平等条约关系的建议。曾国藩赞同他的上述观点，并且着重指出中日贸易的互利性质，它与中国-西洋之间大部分只是一方有利的贸易相反。他赞成建立条约关系，但是建议不要给予最惠国待遇。

在这些建议的推动下，清廷于1871年7月24日批准与日本缔结一项通商章程，其中规定的部分内容是：（1）不侵犯对方领土；（2）在和第三国发生冲突时互相给予帮助；（3）彼此享有领事裁判权；（4）只准在通商口岸，根据海关税则进行通商；（5）不任命日本商人在中国当领事。

1873年，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来到北京，表面上是为了交换批准书，实际上是参加觐见同治的活动，并探测中国在台湾事件上的态度。1871年后期，有五十四名航行遇难的琉球水手被台湾土著民杀害，日本想借机试图维护它代表琉球人发言的独占权利。两个半世纪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琉球的地位问题，便这样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

自从1372年以来，琉球一直是中国的正式朝贡国。在清代，它每两年纳贡一次，与朝鲜和安南，同为最重要的朝贡国。1609年，日本的萨摩藩背着中国征服了琉球，将琉球北部置于它的直接管辖之下，南部则仍由琉球国王治理。琉球作为一个藩属，每年向萨摩藩主纳贡，还定期向设于江户的幕府纳贡。但是萨摩藩主渴望在与大陆的贸易中获得好处，所以他还是让琉球继续当中国的朝贡国。萨摩藩主决定琉球的王位继承权，但又允许中国派使去执行册封典礼。清代共有八批这样的使者出使琉球，最后一次是在1866年；当这些使者逗留琉球期间，萨摩藩主小心翼翼地不让岛上的日本人被发现。虽然中国使者也能觉察到有日本人影响的迹象，但清廷并未正式知道琉球的双重地位，把它看作只是向中国朝贡的一个藩属。［2］

因此，当副岛种臣在1873年说他有为琉球代言的权利时，总理衙门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由于琉球群岛是中国的朝贡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琉球水手遭到台湾土著民的杀害一事与日本毫无关系。何况，中国从来就不干涉土著民的内部事务，因此，中国不能对土著民的行为负责。副岛种臣争辩说，对某一领土的主权是以对这一领土的有效控制为根据的；既然中国未曾控制过台湾的土著民，他们就不受中国管辖，日本惩罚他们的一切行动也就不会侵犯中国的管辖权。随后，日本政府便决定派出远征军，并于1874年4月成立远征军统帅部，由大隈重信任统帅，西乡从道为远征军总指挥。这一行动与效尤西方帝国主义路线的明治时代对外扩张的外交政策是紧密配合的，它转移了国内提出要实行代议制议会的要求，并且满足了原来的武士们吵嚷着要远征朝鲜的要求。

面临着日本的入侵，北京命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防守台湾。沈葆桢明白不可能进行有效的防守——例如，金陵制造局铸造的大炮只能鸣礼炮，如果实弹射击就会使炮身爆炸。起先曾试图和平解决，但是由于西乡从道拒不遵守协定，这一企图失败了；1874年9月10日，内相大久保利通抵达北京主持这项谈判。

大久保一再争辩说，中国在台湾岛上没有实行有效的治理，这便证明中国没有主权，因而日本人在台湾登陆不能看作是侵犯中国的领土。恭亲王坚持，中日关系不应以国际法的总的准则为依据，而应以规定彼此不得侵略对方拥有的领土的1871年条约为依据。大久保反驳说，1871年条约谈到的只是中日关系，而不是不受中国管辖的台湾土著民。接着外交上陷于僵局，英国公使威妥玛表示愿意出面调停。这事的最后解决办法是中国同意赔款五十万两（合75万美元），其中以十万两赔偿琉球的受害者，以四十万两用来收买日方在台湾岛上构筑的营房。此外，中国还同意对日本的行为不加谴责；这一让步含蓄地承认日本对琉球的主权。驻日本的英国公使巴夏礼爵士对此事作了讽刺性的描述：中国心甘情愿地对它受的侵犯付出报酬。这件事明显暴露了中国的软弱，并招致了外国的进一步侵略。1879年，日本并吞了琉球，将它更名为冲绳县。

伊犁危机，1871—1881年伊犁，俄语称作固勒扎，是中国的一个府，下辖与俄属突厥斯坦边界相邻近的北部新疆境内的九个城市（参见上卷第二章）。伊犁河谷不仅农业发达，矿藏丰富，而且在战略上有其重要性；它的木扎提山口是通往南疆的要津。取得了伊犁就便于控制整个新疆，因此，西方的军事专家们将伊犁说成是中国突厥斯坦的堡垒。如此重要的地方自然会引起所有强邻的注意。1851年，俄国人如愿以偿地缔结了伊犁条约，他们获准可以在伊犁以及蒙古边境上的楚呼楚（塔尔巴哈台）建立领事馆和进行免税贸易。伊犁的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同时俄国人在中亚的不断扩张使他们日益向伊犁逼近。俄国人利用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新疆发生的一次回民暴乱，准备进入这一重要地区。

新疆回民之乱的根源在于清帝国地方行政当局的腐败（参见第四章）。自1759年乾隆帝征服新疆以后，新疆便象一个军事殖民地那样由驻在伊犁的将军统辖，辅以一些副将军、皇室代理人以及驻在各重要据点的大约21 760名士兵。担任高级文武官员的几乎全是满洲人和旗人，他们通过称之为伯克的当地首领统治老百姓，这些老百姓大都是讲突厥语和缠头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满洲征服者将这些穆斯林臣民看成是不开化的土著，对他们征收重税，强迫他们交纳贡品以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穆斯林的不满酿成了叛乱，而那些被清帝国驱赶到浩罕去的、原为世袭并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者（和卓）则一直热中于恢复他们失去的地位。在清帝国征服以前，玛赫杜姆家族的阿法其（白山派）系的和卓们曾一度统治过喀什噶尔（新疆南部）。他们怂恿新疆境内同一宗教的教民发动叛乱，他们自己则组织入侵。在清帝国征服以后的一个世纪，起义和入侵不下十二次之多。1864年，当清王朝衰落和中国西北部发生一次回民之乱之际，新疆境内的穆斯林再度发起了攻击。清政府的地方当局过分软弱，无力将它镇压下去，而北京的中央政府这时又正全力对付太平军、捻军和其它一些叛乱，腾不出手来采取惩罚性的措施（参见上卷有关章节以及本卷第四章）。［3″>徐

在这动乱之际，浩罕的一个将军——阿古柏伯克（1820—1877年）——于1865年侵入新疆，经过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后于1870年自立为喀什噶尔以及部分北疆的统治者。印度境内的英国人为了遏制俄国影响的扩张，便鼓励他建立帝国，并派遣使团前往修好和提供武装。

俄国人对这些事态的发展表示关切。他们认为阿古柏建立的帝国意味着英国势力的扩张，而如果从英、俄在近东和东亚对抗的更广泛的背景来看，这一扩张就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了。不仅如此，新疆境内的骚乱已经对俄国的商业活动带来了不利，并在俄国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其它少数民族中造成了动乱。俄国的军人、官僚和资产阶级报刊全都吵嚷着要求长期占领伊犁，但是政府决定占领它到中国在新疆恢复政权时为止，然后把它交还给中国，以换取通往中国西部的几条新商路和某些“边界的调整”［4］ 1871年7月，俄属突厥斯坦第一任总督考夫曼将军派兵占领了伊犁。

圣彼得堡试图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俄国人在这动乱之际监管伊犁是对中国的一种友好行动，但是，俄国显然认为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再也不会恢复它在新疆的统治了。为了使动乱持续下去，同时也为了使他们能无限期地占领伊犁，俄国人于1872年和阿古柏签订了一项商约；一年后，英国人也起而效尤。俄、英两国都承认了阿古柏的政权，由此换得了一些商业特权。

清政府必须先将陕、甘两省回民之乱平定以后，才能过问阿古柏的问题。1866年，清廷特派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以镇压陕、甘的叛乱者。可是在他率军出征之前又被调去平定捻乱。1868年捻乱平定以后，左宗棠才真正负起了这项重任，并于1873年，以他干练的领导、巧妙的战略和艰苦的战斗扑灭了这两省的叛乱。当左宗棠的军队正准备进击新疆时，上面提到的与日本之间的台湾危机突然爆发；中国从事变结果中暴露出来的弱点表明它亟需加强海防。中国这时面临着一个伤脑筋的问题：它是否能够既实行一项大胆的海军计划，同时又进行一场代价高昂的新疆战事。紧接着便展开了一场大争论。

海防与边防之争

经过了十年自强运动之后，恭亲王和文祥首先对海防力量不足的状况感到惊慌。他们发出警告说：“如果我们还是这样随波逐流，而不急起直追，则更难对付将来的麻烦。”沿海的高级官员们提议建立一支拥有四十八艘舰只的海军，编为三个海军中队，分驻在中国的北、中、南部海岸。他们认为日本的威胁比俄国的更为直接。这个集团的领袖人物李鸿章大胆地请求清廷取消新疆之役的计划，将它的费用转移到海防上来。

海防派的论据有五：（1）边防不如海防重要和紧迫，因为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则离京师远；（2）由于财政拮据和新疆之役的胜算毫无把握，这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此役是否可行；（3）新疆土地贫瘠，不值得花这样高的代价去收复它；（4）新疆的周围都是强邻，不能长期固守；（5）缓期收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这片列祖列宗经过百战所得的土地，只不过是保存实力以待他日大举的一项明智办法。

另有许多官员虽对海防的重要性不表异议，但他们力主不应当用牺牲边防的办法来办海军。如果中国不能将新疆的叛乱者平定下去，俄国人就会继续前进，西方列强也会从沿海进攻作为呼应。俄国与日本或西方列强相比，其威胁更大，因为俄国和中国有共同的边界线：俄国既可由陆路，亦可由海路进入中国，而日本和西方国家却只能由海上进入中国。他们将俄国的侵扰喻为心腹之患，而西方国家的威胁只是肢体之病。该集团的领袖人物左宗棠强调说，西方列强通常为了商业特权而开仗，而俄国除了追求商业的让步外，还有领土要求。

边防论者也提出了五点论据：（1）新疆是西北防务的第一线，它守卫着屏障北京的蒙古；（2）西方列强尚未造成直接入侵的危险，而俄国人在新疆的推进已经成为主要的威胁；（3）不应将边防军费转用于沿海防务，因为对沿海防务已经拨给固定的军费；（4）列祖列宗百战经营的土地不应放弃；（5）象乌鲁木齐和阿克苏这样的战略要地应首先收复。左宗棠警告说，如果现在中辍此役，就会招致外国人对新疆的统治。［5］

这两个集团提出的论据都剀切中肯，言之成理。但是，此时沿海还未有直接的纠纷，新疆却正在经历着一场叛乱，同时伊犁为俄国人所占据。因此，虽然没有放弃办海军的计划，清廷却于1875年4月23日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为准备这次战役而殚精竭力，最后采取了“缓进速战”的策略。到1876年初他已作好了出击的准备，3月间便移节肃州。刘锦棠将军在猛攻之下迅速进入新疆，到11月便征服了北疆。这时还守在新疆南部的阿古柏越来越惊慌不安，便于1877年春末遣使前往伦敦以寻求英国的调停，同时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属国的地位。但是，左宗棠军队的前进速度比在伦敦进行的讨论要快。阿古柏遭到了彻底失败，于1877年5月29日自杀身死。他的儿子们继续作战，但是，阋墙之争使一切抵抗归于无效。到1877年底，除了伊犁这块小飞地仍为俄国人占领外，整个新疆已被收复。

清帝国既然恢复了新疆的统治权，中国就具备了俄国所答应的归还伊犁的条件。但是，由于驻北京的俄国公使一再拖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总理衙门便责成它新近派驻在俄国的公使馆就归还伊犁问题进行交涉。率领使团的崇厚被授予一等钦差大臣衔，也就是说这个使节有便宜行事的权力。

崇厚和里瓦几亚条约

俄国人决心要从伊犁局势中捞取最大好处。俄国政府一直受到中部各省和乌拉尔的工、商业者的压力，他们要求取得通往蒙古、甘肃和陕西的新商路；这些地方还没有英、美的货物和竞争。这种贸易前景以及在中国西部（这里盛产贵重金属）的采矿权，据说足以解除1873—1876年间业已明显暴露的俄国经济危机。在陆军大臣的指导下，一个制定俄国对华政策的特别委员会组成。它决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交还伊犁的代价：俄国商队有权进入中国的内地；割让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给俄国；大赦固勒扎居民；以及其他几条要求。不过考夫曼将军索赔一笔巨款以抵偿中亚铁路建筑费用的建议还是被否决了。［6″>纳

崇厚（1826—1893年）是一个颟顸无能的满洲贵族，他对于这次出使全然没有准备。他抵达圣彼得堡时对国际外交上的错综复杂情况和伊犁的地理状况一无所知，而这里的俄国人的阿谀逢迎显然把他弄得晕头转向，失去了戒备。此外，他看来还有点畏惧那些可怕的俄国人，并且急于回国以料理紧迫的家务。崇厚匆匆地就缔结了里瓦几亚条约，名义上是将伊犁交还中国，实际上却将十分之七的土地割给了俄国，其中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它使俄国得到五百万卢布赔款，有权在七个重要地点设置领事馆，并且可以沿松花江航行直至满洲的伯都讷。当这些条款电告北京时，惊讶的总理衙门电令崇厚不要在条约上签字。崇厚荒谬地回电说该条约已经缔结，文本业已誊清；改订或重新谈判条约已不可能。1879年10月2日他擅自在条约上签了字，未经奉旨就擅自回国。

这消息使中国官场惊愕莫名。总理衙门认定，用这种方式将伊犁交还中国还不如不交还为好。左宗棠则担心他辛苦经营新疆的战果会因崇厚的愚蠢行为而付诸东流。他竭力说服朝廷：“就事势次第而言，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7］ 另一方面，李鸿章无论是对新疆的战事，或是对迫使俄方交还伊犁的政策，都不支持；他只是表面上批评一下这一条约，但并不主张将它撤销，他说：“惟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与全权便宜行事之谕，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8］

李鸿章当时是少数派，不得人心。士大夫中都有求战雪耻之心，毫不计及国家是否有备。无数奏疏象雪片飞来，要求严惩缔约人和撤销条约。这些奏议中的佳作是年轻的詹事府洗马张之洞（1837—1909年）所呈，他奏称：“俄人索之，可为至贪至横；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然臣以为不足惧也。必改此议，未必有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他要求将崇厚处斩，以示中国拒不承认该约的决心，纵然诉诸战争亦在所不惜。因为张之洞说出了士子文人和官员们心里的话，他马上便出了名。［9］

清廷任命曾国藩的儿子、当时驻英驻法公使毅勇侯曾纪泽，作为第二次出使俄国重新商订条约的首席代表。与此同时，判处崇厚死刑的事遭到了英、法、德、美各国外交代表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对这样一位外交官同事受到的不人道的待遇不能置若罔闻。后来维多利亚女王亲自给慈禧太后写信求情，这才于1880年6月26日宣布崇厚的死刑暂缓执行，不过在第二次出使未获结果以前仍予囚禁。俄国对这局部的让步仍表不满，声称只要崇厚未得到完全赦免，就不与曾侯谈判。

被中国的行动所激怒的俄国派了二十三艘战舰驶往中国炫耀海军威力。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人们耽心俄国海军在沿海发动进攻，来配合从西伯利亚派兵通过满洲直逼北京的行动。清廷并不想加剧冲突，但是在士大夫的激情的推动下，只好违心地采取了强硬立场。为了预防万一发生战争，清廷起用了几名有平定太平军战功的湘军军官充任要职，另外又通过赫德请戈登来中国帮助御敌。

戈登曾担任过前常胜军的首领，自1880年春一直担任印度总督的秘书；但是他发现文牍生涯是“活受罪”，便辞去该职，不料两天以后就收到赫德的邀请电。戈登抓住了这一机会；他在天津和李鸿章会见以后表示同意李的看法，认为中国不应轻启战衅。他提出警告说，只要政府设在北京，中国就不能和任何头等强国开战，因为大沽炮台很容易失陷，使北京门户洞开。他说，如果中国一定要打仗，朝廷就应当迁往内地，准备进行长期的消耗战。这种直言无隐的劝告在充满好战气氛的北京是不受欢迎的，但戈登却立论有据，认为战争不可取。李鸿章则利用他一方面向主战派泼冷水，要他们不要自取咎殃，另一方面又向俄方显示，中国在危难时刻并不是没有朋友的。①

曾侯和1881年的圣彼得堡条约

当戈登劝告中国采取和平解决办法时，曾侯则在为出使圣彼得堡进行准备。为了避免重犯他的前任的错误，他通盘地筹划了这次出使的外交策略，并详尽地研究了伊犁的地图。他决定在边界争端上丝毫不让，在贸易问题上讨价还价，在赔款方面妥协；曾侯启程赴俄时，又从英国外交部取得非官方协助的保证，伦敦还指令英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帮助他出主意。

俄国人内心里实在也害怕在此时引起战争，但表面上拒绝在圣彼得堡开谈判，而坚持将谈判地点移到北京，作为对中国好战态度的惩罚。清廷命令曾侯无论如何要使谈判在俄国进行。俄方终于默许，但谈判进展缓慢。由于1876—1877年土耳其战争后的经济困难和1878年柏林会议以后俄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俄方无力进行一次远距离战争。圣彼得堡政府还害怕国内会爆发革命，同时耽心战争对贸易带来的不利后果可能促使欧美站在中国一边，因而更有所克制。此外，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报刊以及一批汉学家都主张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10］ 政府愿意和平解决，但是未能从困境中找到一个体面的出路。经过近半年的毫无效果的谈判以后，沙皇终于决定同意将伊犁全部交还中国以结束这场纠纷：交还中国的土地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只是西部的几个村庄因收容不肯回中国的穆斯林难民，才不在此限。俄国领事馆减为两个（设在吐鲁番和肃州），而赔款则美其名曰“兵费”，增为九百万卢布（约合五百万两白银）。这些条款全都载于1881年2月24日签订的新条约——即圣彼得堡条约中。

这次和平解决通常都被说成是中国的外交胜利，其重大后果有二：首先，尽管曾侯曾警告不要自满、乐观和傲慢，但是，从西方一个强国那里赢得第一回合的胜利的想法激发了中国的自信心和保守性。那些妄发清议的文人更加相信，这项胜利是靠他们的战争喊声得来的，因而对他们解决中国对外关系问题的能力产生了过分的自信。

第二个重要后果是新疆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新疆历来被看成西域，从来不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一直是边疆地区，当中国隆盛时便领有它，衰落时便丧失它。圣彼得堡条约以后清廷采纳左宗棠的建议，于1884年将新疆改为行省，并任命在收复新疆中功绩卓著的年轻杰出将领刘锦棠为第一任巡抚。这一制度革新成了中国边疆史上的里程碑。［11］

争夺安南（越南）的中法战争，1883—1885年

伊犁危机解决之后接着出现了法国侵略朝贡国安南的问题。安南古称越南，它最早受到中国影响的时期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它的北部在公元前111年——即汉武帝时（公元前140—87年）——已被征服。它的中文名来源于唐代（公元618—907年）所设的安南都护府。虽然唐王朝灭亡后越南获得了独立，但它仍然受到强大的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影响，而在明清时期它是一个重要的朝贡国。

西方的影响是1615年由耶稣会士带进越南的，但是在这个以儒教为主的国家里，教会的活动进展缓慢。法国东印度公司企图与越南进行贸易的尝试失败了，但是到十八世纪末法国的影响开始抬头，因为阮福映（1788年旧制度被推翻后的唯一幸存者）那时在法国军官的帮助下，重新控制了这个国家。他被立为阮朝的嘉隆帝（阮朝的统治从1802年起到1945年止）。

嘉隆帝及后继诸帝都是保守的儒家，他们支持仇洋暴乱，以反对传教士和本国教徒。路易·拿破仑因急于要建立一个法属印度支那帝国和把自己打扮成在海外传播天主教的旗手，便在1859年派军前往西贡去惩罚反教会的越轨之徒。1862年强使越南接受的条约使法国获得赔款四百万美元，同时获得贸易权、传教权和控制越南对外关系权，另外还获得了称为交趾支那的南部三个省。1874年签订的新约又确认法国对交趾支那的占领和对越南（这时已称为法属安南）对外关系的指导，并批准法国在北部东京的红河的航行权。这项条约表面上承认安南独立，实际上已把它降为法国的保护国。这时中国正全力对付台湾危机和处理马嘉理谋杀案，没有采取积极措施阻止法国前进，只是根据安南是中国的附属国这一理由，拒绝承认1874年的条约。［12］

法方在安南加紧其活动，到1880年已在河内和海防港驻上了军队，并在红河沿岸建立了一些要塞。安南政府为了抗拒法方的推进便加强同中国的联系，既向中国进贡，又请求驻在中国和安南边界上的非正规中国军队——黑旗军——给予援助。到1882年黑旗军已开始与法军作战，次年，清廷又悄悄地派遣正规军进入东京。

这时天津总督李鸿章反对在完成中国海军建设和沿海防务计划以前和法国开战。他极力主张中国只有在遭到进攻时才可应战，而且即使如此，其为害也不可胜言，因此他主张以谈判促解决。当时还是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和首辅军机大臣的恭亲王也表示同意，认为中国不应在时机未至时向一个西方头等强国挑战。

清流党的兴起

李鸿章和恭亲王的审慎态度遭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官吏的攻击和嘲笑，这些人虽然是些优秀的学者，但在外事和军事上既无实际经验，也无真知灼见。他们在奏疏中慷慨陈词力主好战的行动路线，因而博得了公众的拥戴和皇帝的注意。他们自称为清流党，藐视法国为“强弩之末”，谴责姑息的态度会纵容贪得无厌的敌人提出日益众多的要求。他们坚持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人在勇敢和美德方面的素质，而不是取决于武器，因而将李鸿章鄙夷地比作臭名昭著的宋代奸臣秦桧（公元1090—1155年）。［13］

清流党强调中国的道义力量，李鸿章却着重指出了它的物质上的弱点。而曾侯则表现出他全面了解当时的形势的能力。他根据对法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地位的了解得出结论说，法国是经受不住一场劳师远袭的战争的。他提醒李鸿章和法国人打交道时不能示之以弱，因为：（一）他们欺软怕硬。中国备战的决心越大，争取和平的可能性也越大。优柔寡断、拖延不决以及妥协退让都只会给法国人带来好处，并使中国在以后难以收回这些利益；（二）法国垂涎于广东的煤矿和云南的金矿；放弃安南并不能满足它的胃口，反而会削弱中国南部的边防；（三）丧失东京会纵容英、俄两国觊觎西藏和朝鲜；（四）法国国内的政治不稳以及在欧洲政治中的孤立地位不允许它对外作战。根据这种种理由，曾侯告诫他不要过分谨小慎微，而力主采取强硬态度。［14］

清廷在和、战之间举棋不定。荣誉要求捍卫一个朝贡国，可是畏惧心理却不允许它去和一个西方头等强国打仗。赫德驻伦敦的代理人金登干发来的一份报告使清廷相信，安南的法国军队不会贸然投入大规模战争，只要开放河内和红河的贸易和航行便可消除争端的根本原因。于是清廷指令李鸿章和法国公使进行谈判。第一次达成的协议规定安南为中、法两国的共同保护国，但巴黎反对，接着法国便派远征军来安南。由于中国军队在东京吃了败仗，同时又害怕法国进攻中国本土，慈禧太后一怒之下免去了恭亲王和其他四名军机大臣之职，并命令李鸿章寻求解决办法。随后，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上校福禄诺于1884年达成协议，它要求中国承认法国和安南所签订的全部条约，撤退中国在东京的驻军；而法国则应允不要求赔款，不侵犯中国，并同意在将来与安南缔结任何条约时不使用有损于中国威望的字眼。这一协定激起了清流党的忿懑，朝廷收到四十七份要求追究李鸿章的责任的奏疏。处于困境的李鸿章因此不敢将李-福协定中关于中国军队撤离安南的日期奏报朝廷。［15］

驻东京的中国军队未奉到撤退命令，因此拒绝了法国要他们撤离的要求，于是重新爆发敌对行动。巴黎谴责中国失信，在1884年7月12日发出最后通谍，索偿大笔赔款，并要求立即执行李-福协定。清廷由于害怕法国发动进攻，将清流党的两位领袖张之洞和张佩纶分别调往防御要地：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张佩纶会办福建海防。8月23日，法国海军将领孤拔率船舰袭击福州，在一小时内沉毁十一艘中国兵船，将1866年以后由法国帮助建造的福州马尾船厂全部摧毁，张佩纶率先脱逃。他向朝廷谎报军情，致使北京还以为中国曾在这场海战中取胜，可是后来弄清真相后张佩纶被充边，清廷则向法国正式宣战。

和平解决

慈禧太后从1884年8月至11月，支持了三个月的战争，到12月份她由于以下几件事而心烦意乱，最后又产生了动摇：东京战局的胜负难料，法国对台湾的封锁，以及法国有阻挠中国南方漕运的企图。预期英、德两国的援助并未兑现；同时还出现了俄国在北部边疆卷土重来和日本在朝鲜发动侵略的威胁。法国也同样希冀和平，因为法国的政局的不稳和打远距离战争的困难，也开始使法国政府不胜负担。赫德驻伦敦的代表金登干秘密在巴黎斡旋和平，加上法国在谅山大败，这些事实给北京提供了一个体面的争取和平的机会，也对法国的好战精神泼了一瓢冷水。1885年6月，李鸿章和法方驻中国公使签订了一项正式条约：中国承认法国和安南缔结的一切条约，法国则将撤走在台湾和澎湖的军队。中国不付赔款，但它为战争花费了一亿多两白银，并欠债约两千万两。［16］

事实证明，清廷的优柔寡断和举棋不定造成了灾难。坚定的作战政策本来可能制止法国的侵略；如果坚持和平政策，本来也可以保住福建舰队和马尾船坞。可是，庸碌无能的领导层却毁了这二者，而且还丧失了安南这一朝贡国。清流党意气用事，无补于实际，因此它对这些后果应负大部分责任。

安南的丧失标志着经营了二十年之久的自强运动的失败。外交、政治和技术上有限的现代化，未能使这个国家强盛得足以抵御外国帝国主义。中国的软弱无力诱使英国起而效尤法国，于1885年入侵缅甸，使缅甸脱离了中国。1886年它迫使中国订约让缅甸沦为自己的保护国，不过条约允许缅甸继续向北京每十年纳贡一次。随着南方的这些朝贡国的丧失，中国东北的主要属国朝鲜的命运，现在也跟着处于千钧一发之势。

［1］ 海斯：《1871—1900年实利主义的一代》；兰格：《帝国主义的外交，1890—1902年》。

［2］ 境健次郎：《作为萨摩藩封地的琉球群岛》，陈大端：《清代对琉球诸王的册封仪式》，均载费正清：《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112—134、135—164页。

［3″>徐中约：《伊犁危机：1871—1881年》，第18—22页。

［4］ 纳罗契尼茨基：《1860—1895年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207、210—213页。

［5］ 徐中约：《1874年中国的海防与边防政策大论战》，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5（1965年）第212—228页。

［6″>纳罗契尼茨基：《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227、231—233页。

［7］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38页。

［8］ 《清季外交史料，1875—1911年》，卷17第16—19页。

［9］ 《清季外交史料》，卷18第18—22页，1880年1月16日。关于张之洞的生平，可看威廉·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又见贝斯：《1895—1905年的张之洞与新时期的争执问题》。

［10］ 纳罗契尼茨基：《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235—236页。这些汉学家包括V.瓦西里耶夫、M.I.维纽科夫和V.拉德洛夫。

［11］ 徐中约：《伊犁危机》，第189—196页。

［12］ 关于法国进行活动的详情，可看卡迪：《法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根基》，第十六章。

［13］ 伊斯特门：《十九世纪清议和中国政策的形成》，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4第4期（1965年8月）第604—605页。

［14］ 参看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册第1070—1071页。

［15］ 伊斯特门：《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4—5章。

［16］ 参看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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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从辛亥革命到民国建国的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因为只注重权力，所以无法建立一个新的民国，可以说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
国民党和进步党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过于迷信权力，只关心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他们忽视了一点，若这个权力不受制度约束的话，当权的好人也有可能作恶，好人也有可能变成坏人。应该用权力来限制权力，但当时的国民党人和进步党人都没有想到这一点。”许纪霖说。
6月8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许纪霖举行了《一场由新政引发的革命：辛亥革命百年回眸》的演讲。他围绕“一百年前怎么会发生革命”和“为什么革命以后无法建立一个共和体制”这两个问题，对从清末新政到民初共和这段政治史进行了重返与反思。
在一百年前春天的时候，整个中国看上去几乎完全没有革命的迹象，谁也没想到在秋天会发生一场革命，而且这场革命竟然结束了两千年的专制统治。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它的秘密究竟在哪里？
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是中华民国，一个两千年帝制的国家竟然在亚洲第一个建立了共和国，虽然这个共和国名义上是民国，但实际上最后建立的民国有名无实。不仅人民没有当家做主，而且民国初年发生大乱，最初成为一段议会民主制的实验，实验失败后，袁世凯恢复帝制。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为什么革命以后无法建立一个共和体制？
晚清新政的不彻底造就了三股新的政治力量，第一股是以孙中山（图一）等为代表的潜伏于体制外面的革命势力；第二 股力量是在体制边缘的地方士大夫精英，比张骞（图二）和汤化龙（图三）等人；第三股力量是体制内部袁世凯（图四）所代表的北洋势力。

1 新政诱发革命
革命之前有一场晚清新政，用今天的话说，叫改革，就是统治者自身进行的制度改革。革命的遗嘱总是由刽子手来执行，戊戌变法虽然被慈禧太后一个巴掌打下去了，但是到了1900年以后，八国联军打进来，最后签订了耻辱的《辛丑条约》，慈禧太后知道不改不行了。开始是清廷的自我变革，1901年开始晚清新政，到1904年以后开始加速，因为1904年发生了一场日俄战争，这场战争竟然是日本人打败了老牌的俄国帝国——黄皮猴子打败了老牌的北极熊。当时舆论总结说，这是立宪国打败了专制国。日本已经开始民主维新，君主立宪，俄国还是个专制国家。于是大家说，主要因为日本的制度好，立宪是先进的，专制是落后的。1904年后，整个中国开始有了强烈呼声，要求立宪，所以晚清新政在1904年后开始加速，特别是到了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
2005年科举废除一百年的时候，我在《文汇报》发表过一篇文章《没有05，何来11》，也就是说，如果没有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很有可能没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最早发动武昌起义的是新军中的青年军官。这些青年军官本来都是要考科举的，但科举制度废除后，精英们开始分化流向社会。
这些精英各奔前程，经商的经商，搞教育的搞教育，还有一批人开始从军。晚清舆论认为军人很光荣，而且要振奋武力，军事救国。大批有为的年轻人开始从军。当时到军事学堂读书，是很时尚的事情。周作人晚年写回忆录时也很得意地写上一笔，说早年也曾当过海军。从军中的一批人，后来又到日本读士官学校等各式各样的学校，然后带回来满脑子的革命思想和现代化思想。他们到了新军之后都做了青年军官，当然不满意当时腐败的体制。“没有05何来11”，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跟科举制废除有关。事实上在革命发生前的十年时间里，中国在变化，社会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变。各种教育制度改革、企业制度改革，商会成立，法律改革，各种改革都已经开始，而不是一团漆黑，一片沉闷，革命也不是于无声处听惊雷。改革以后这个制度似乎在慢慢变好，但竟然发生了革命。这场革命是一场由新政诱发的革命。

2 新政造就了三股政治力量
新政是一场改革，但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改革如果迅速彻底，它将是革命的替代物，万一改得不好，改得不彻底，那就是革命的诱导剂。晚清新政由于它的不彻底，恰恰成为了一个革命的诱导剂。新政造就了几股新力量的产生，改革是一场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政治资源、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重新分配。一些阶级起来了，一些阶级下去了，一些阶级崛起了，一些阶级消解了。新政主要造就了三股新的政治力量。
第一股是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潜伏于体制外面的革命势力。这批人用传统的话说，不叫革命者，叫游士和游民。通常到了王朝末年的时候，在体制内就会有一批人被抛出来，成为体制所不能容纳的游民。会党就是一批游民，但游民自身不能成事，要有读书人来引导，读书人就是游士，也是游荡在体制外的。恰恰是这两股力量合起来，就是会党（游民）和革命派（游士）。革命派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是读书人。这批游士不是传统的游士，而是满脑子革命思想的游士，这股力量虽然平常看不见，但潜伏在民间。
第二股力量是在体制边缘的地方士大夫精英。这批人就是太平天国以后出现的一股力量。明末士大夫很活跃，比如东林党、复社，成群结队建立各种结社，然后向朝廷提意见。这就是清议。复社当时在苏州虎丘塔下集会，竟然有一万多人。清朝以后就开始压抑士大夫力量，觉得这是一股很可怕的颠覆力量。整个清朝士大夫大都是犬儒，考科举的考科举，要么就是做考据。但是到了太平天国以后，地方的精英开始崛起，以镇压太平天国为名，这批士大夫精英可以拥有湘军、淮军等地方军队，自己有税收厘卡。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这股力量已经尾大不掉，各省的这批士大夫精英说话非常有分量。晚清以后各种各样的改革，都是由地方自下而上开始的，而不是从中央开始，这和俄国革命、法国革命都不一样。地方的士大夫精英就是当时从洋务开始改革的核心，在改革当中，特别是到了晚清新政，虽然也是由朝廷颁布的新政，但整个动力都在地方。
美国学者周锡瑞对辛亥革命的经典性研究表明，晚清新政只是属于上流社会的变革。精英阶层在新政中拿足了好处，利益大大扩张，各种新政都是由精英来办的，包括办教育、办实业，其中有各种新的资源、新的好处可以分享，精英在整个新政当中都是既得利益者。但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却要让底层社会来承担，广大民众就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他们普遍对新政不满，民怨沸腾，民众当时对新政有一股强烈的反弹力量，这股力量也就成为后来革命的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
按照中国历史的政治传统，士大夫是惟一具有政治特权的阶级。老百姓莫谈国是，士大夫可以参政议政。士大夫是否和朝廷同心同德，这很重要。这场晚清新政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太强大了，在人心当中唤起的是一股前所未有的人性之恶——私欲、欲望的力量。希望占有更多物质，从而拥有更多更大的权力，所以在新政当中获得好处的精英们，并没有因为已经在经济上捞足了好处而满足。他们在立宪这样一个新观念的号召下，特别是看到立宪国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他们开始希望从一个经济上强大的阶级上升为一个政治上强大的阶级，也就是说他们开始要和清帝分享权力。所以，这个时候，这些士大夫们开始政治化。而这个时候清廷由于搞新政需要地方精英参与政治。清廷从1906年开始被迫筹备立宪，准备用九年的时间筹备立宪，在立宪前首先要开始地方自治。1909年通过选举产生了各省咨议局，过去非常分散的士大夫开始有组织了，地方士绅们的政治参与得以组织化，在体制边缘形成了一股正式的、合法的政治力量。这些地方精英的政治胃口开始大增，不满清廷九年后立宪的远期承诺，发起三次请愿运动，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尽早立宪。法国大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指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人们耐心地忍受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被革命摧毁的政府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要好，一旦开始变革，苦难就开始变得不可忍受。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刻。这个定律也完全可以用来说明晚清。
第三股力量是体制内部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势力。在晚清，北洋代表着改革派，是正面人物。特别是袁世凯，如日中天，是国家重臣，几乎所有晚清的新政都是他推出的，他当时代表着一个改革的形象。北洋是新政改革的有力推动者，在新政当中也是捞足了好处，通过编练新军，整个北洋成为当时最大的实力派，也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到了清朝的最后十年，他们在权力中心日益坐大，掌控了国家军事、经济命脉，尾大不掉，成为清廷担惊受怕的异族势力。当慈禧去世，小皇帝溥仪即位，清廷第一件事就是将袁世凯打入冷宫，“回籍养疴”。袁世凯虽身处乡野，却时刻窥探着局势变幻，准备有机会东山再起。虽然袁世凯被削下去了，但北洋这股势力还在，还是他的人，都是他小站练兵带出来的，这股力量具有极大的颠覆性。
晚清清廷迫于形势搞新政，但是改革也从潘多拉的盒子里释放出了三个魔鬼，这三股力量释放出来后，就再也收不回去了。用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话说，这叫做“参与爆炸”。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当中，由于社会流动的加强，就会形成参与感的加强，最后会形成“参与爆炸”，就是很大的政治参与的压力。这个时候，它会考验统治者的智慧。倘若统治者明智且有魄力，当顺应时势，通过立宪，将新政所释放的动力，引入宪政的池子，让他们到国会里面去相互竞争，从而以制度转型的方式保持秩序的稳定。然而，气数已尽的清朝最后一代统治者，敢于搞新政，却没有勇气开放政权，面对日益高涨的参政压力，最后来了个倒行逆施，推出了一个皇族内阁以垄断权力。这一下激怒了所有被动员起来的政治力量，不说民间的反满势力，即便是温和的士绅阶级和权力中心的北洋势力，也从此心怀异心，谋求突变。
对新政最不满的人是各省的士大夫精英，他们本来希望朝廷能顺应潮流开放政权，提前立宪，搞国会选举，结果却来了个皇族内阁。地方士大夫精英的领袖是南通人张謇。他在南通办纱厂搞实业，是江南士大夫的精神领袖。张謇和汤化龙等人领导了三次请愿运动。他虽然过去和袁世凯关系一般，但竟然放下架子，在去北京的途中到河南拜访了袁世凯。等到武昌起义一发生，清廷马上召集袁世凯，要他率领北洋军去讨伐。袁世凯推三阻四，张謇一开始还是希望能镇压革命，后来发现这股势力开始弥漫开来，决定转向革命，张謇所代表的这股核心力量开始背弃朝廷。这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一个转折。清廷这才如梦初醒，马上宣布立即召开国会，实行虚君共和。
清廷公布了“十九条信约”，宣布立即实行责任内阁、颁布宪法。原来立宪派提出的条件只是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十九条信约”索性更进一步，是英国式的虚君共和。虚君共和虽然保留了清帝为君主，但他只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性权威，而且其权威性不再来自天命，而是宪法，国家的权力转移到了议会以及由议会所选举的责任内阁。但是，这个方案竟然没有被接受，这个方案假若被接受，很可能就没有民国初年的乱局。三股力量中没有一股力量愿意接受这个方案。为什么会放弃这个方案呢？这和中国传统的观念有关，中国的士大夫们受到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影响，他们太崇拜权力了，以为权力就是权威，权力与权威在中国古代是合二为一的，皇帝既有权力又有权威，但是这两者并非同一。权力是统治者的控制能力，权威是被统治者所认同的自愿服从的统治。二者在中国古代皇帝身上合二为一，因为皇帝是天子，中国古代最大的权威是秉承天命。当然，在中国古代政治里，权威也不是只有皇帝才有。按照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权威学者张灏教授的说法，中国古代政治有双重权威，一重在皇帝那里，另外一重在士大夫精英那里。皇帝掌握了政统，士大夫掌握了道统和学统。张謇这批人考虑的是天下不能乱，寄希望的不是制度性权威的和平演进，而依然是一个可以安定全国的权力中枢。过去他们将目光投在清廷身上，如今见旧主大势已去，便转向了实力派人物袁世凯，于是在共和的名义下导演了一出“非袁不可”的斡旋戏。 “十九条信约”如果能够实践的话，它是一套制度，人不重要，清廷只是个虚君而已。但立宪派这些人太短视了，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他们还是迷信人的力量，错过了从人治转向法治的历史时机。

3 恢复权力的秩序，还是权威的秩序？
民国初年面临的最大历史使命是建国，要建立一个中华民国。建国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秩序的危机。新的秩序首先要恢复权力的秩序和权威的秩序，这两个秩序都有待于尽快地恢复。
重建权力中心和国家权威，这是两条不同的建国道路：第一条路是迅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权力，通过强有力的力量来控制地方、民间、社会、舆论，当然秩序就会恢复。第二条道路是重建权威，就是建立一套制度，以制度作为权威，大家服从这个制度也可以形成一种稳定的秩序。通过权力来重建秩序是最快最见效的，但是它会留下众多后遗症，表面上看起来一片稳定，但后面很多制度问题都没解决。但是通过制度来重建权威，又会比较漫长。
这两条道路不妨理解为法国革命的道路和美国革命的道路。法国革命以后，依然围绕着权力来建立秩序。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首先是立宪，围绕制度来建立秩序。民国初年，从辛亥革命发生的形式来说，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这很像美国革命。但是民国成立后，却偏离了立宪建国的道路，而是开始学法国，三股力量：革命党、立宪派和袁世凯各派转而争夺国家最高权力。他们围绕的核心问题，都是要争夺最高的国家权力。民国初年各种论争，都与此有关。第一个大的争论是，民权至上还是国权至上？民权的背后实为地方权力，国权的背后则是中央权力，民权和国权之争，反映的是以地方权力为中心还是以中央权力为中心来建立新的共和体制。当时同盟会已经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代表着地方的民主派和实力派，它不愿意看到以袁世凯为中心的中央权力太强大，所以强调民权至上。而清末的立宪派改组为进步党，他们希望重建中央的权威，觉得民国初年各省势力太大了，国不成国，要迅速建立中央权威。他们要拥护国权，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
另一个争论是，究竟采用内阁制还是总统制？国民党是国会内部第一大党，宋教仁（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坚持搞责任内阁。而进步党作为少数党，则希望借袁世凯的势力平衡国民党，希望搞总统制。民国初年的党争非常厉害，国会里边就是国民党和进步党在那里斗，争夺的核心就是要拼命扩张自己的权力。袁世凯则以“临时大总统”超然于党争之上，反而渔翁得利，上下其手。按照原来临时约法的规定，总统任免地方官员要总理副署，没有总理副署，总统任免是不生效的。袁世凯在双方斗得正厉害时，不经总理副署，开始罢免省长，任用自己的人。如此明显的违宪之举，不仅借袁世凯自重的进步党人没有反应，连国民党议员也没有反应，居然让袁世凯得逞了，因为他们都没把临时约法当回事。所以，袁世凯就一步步通过破坏制度来实现总统独大。
民初政治的重要转折点是宋教仁被刺杀。宋案之后，各种证据都指向袁党，假如通过合法的体制内抗争和法律解决，国民党未尝不可赢得主动，毕竟民国之后，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袁世凯要主动出招，打压国民党尚缺乏合法性。然而，革命党过于迷信革命，迷恋武力，率先破坏法治，发动二次革命，结果敌强我寡，输了个一败涂地，而且还在舆论之中输掉了道义，形象大坏。因此，国民党在国会里边非常被动，第一大党的位置就让给了进步党。袁世凯乘势要求在尚未立宪之前，先选举总统。国会中的两党竟然弃约法的程序于不顾，与袁妥协，提前通过总统选举法，将袁世凯推上正式大总统宝座。各派政治势力视约法如“敝屣”，议会民主制所赖以存在的法治基础被自己拆光，无异于政治自杀。袁世凯在法治的废墟上拿出杀手锏，先是宣布解散“乱党”国民党，然后索性解散国会，毁弃天坛宪法草案（又称“天坛宪草”，即《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13年），建立了赤裸裸的强人威权政治。

4 改革要彻底，不能倒退
回头再来看权威之争。在现代民主社会里，最大的权威当然是宪法。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有三种政治统治方式，一种是卡里斯玛（神魅领袖）统治，第二种是传统型的统治，第三种是现代政治的法理型统治。民国本来应该以制度为中心，以宪法为核心，建立现代的法治,也就是英文里说的Rule of law。但中国人讲到法治，常会和法制（Rule by law）混为一谈。这是一种法家式的统治，中国也有法律，在法家那里，法律不是最高的，法律只是君主统治的工具而已。中国人对法家式的法制特别熟悉，而对真正的法治却很陌生。民国初年虽然也说要制定宪法，国会也成立了制宪委员会，但实际上每家每派都没有特别把宪法当一回事。当时宪法虽然还没制定出来，但临时约法早已存在，照理说应该按照临时约法办事。袁世凯公然破坏临时约法，结果居然没人抗议。约法只是工具，是否拿来用，要看对当权者是否有利。
中国的政治传统里面，法家视法律为实现统治者意志的工具，而儒家则是“道德为体，法律为用”，法律同样是第二位的。陈志让教授在《军绅政权》里指出，民初政治最核心的价值不是合法或非法，而是有道还是无道。民初各路军阀打来打去，都认为自己是以有道伐无道，很少有人讲“法”，民初的法律被悄悄搁置到一边。虽然当时也在起草天坛宪法，但这个宪草却是针对特定的人，也就是袁世凯。因为国民党人在宪草委员会中占多数，要限制袁世凯，让总统成为“虚设”，由国会掌握实权。制定宪法不能针对特定的某个人。这就像我们打牌，要在拿牌之前先制定好游戏规则，这样大家才能都按照这个游戏规则来打。美国政治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里面认为，制定以实现正义为目的的制度，首先要有一个“无知之幕”，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然后来讨论规则的制定。这就像打牌，如果每个人已经先捏着一把牌，再来讨论游戏规则，就不太可能形成公平的游戏规则。因此，一个能够为大家都能接受的宪法，一定不能针对某个具体的人，必须是普遍公正的。
但是从临时约法到天坛宪草，都预设了特定的目标人物。因此这个宪法无法为袁世凯所接受，当时的舆论对这部宪法也有批评，政治应该是“你活、我也活”的博弈，而不应该是像战争那样的“你死我活”。民国初年制定“宪草”的政治家们实在太年轻了，平均年龄只有33岁，且三分之一都是学生，原来都是要考科举的，没有什么政治阅历，只有一腔热血。虽然也在日本学了一点宪政的基本知识，但是缺乏政治的历练。相较之下，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富兰克林等制宪议员平均年龄是43岁，参加独立革命之前，他们都有在英属十三个殖民地长期领导地方自治的经验，既出身草根，又经验丰富。这样一个政治精英群体，因为都有各自的利益，都会发生一时谈判谈不下去，差点崩溃的局面。这时候富兰克林站出来说了话，“我们暂时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一边，让我们向上帝祈祷给我们以智慧，让我们能够彼此理解。”最后在上帝的指引下，他们相互妥协，搞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且沿用至今的宪法。所以奥巴马才会自豪地说，美国的历史虽然很短，但美国的宪法却是最长的。
天坛宪草一出来，袁世凯根本不当一回事。大家不要以为袁世凯一上来就是想做皇帝，就想破坏宪法。袁世凯善于察言观色，也不想逆历史潮流而动，而是看着潮流顺势而行。民初的宪政为何不能成功，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解释得太简单了，都归结为“坏人”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似乎“好人”当政，政治就会大好。其实，历史的错误是各家各派共同造成的。袁世凯的罪恶自不必说，国民党和进步党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过于迷信权力，而忽视了建立宪政的权威。他们只关心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似乎掌握了权力就拥有了一切，但却忽视了，即使好人当政，若这个权力不受制度约束的话，好人也有可能作恶，好人也有可能变成坏人。当时的人很少考虑到宪政的设计，应该是用权力来限制权力。当时的国民党人和进步党人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进步党党魁梁启超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也忽视了这一点。晚清的时候梁启超与革命派有一场革命与改良的大论战。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核心之一，就是对革命的分歧。革命派这一边的汪精卫、胡汉民都太年轻，满脑子的法国大革命思想，认为革命一成功，一切都解决了。而梁任公饱读历史，从法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之中看到，革命之后若不立宪，就会产生多数人的暴政。清廷“十九条信约”出来以后，梁启超认为这虽然不是最好的制度，却是当时最适合中国的制度，但是没有人听他的。等到革命成功，回国后投身政治，他便丧失了独立的判断力。提出要弘扬国权，搞总统制，联合袁世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当他在政治里面跌打滚爬的时候，忘记了其一生追求的核心目标——宪政。立宪派养大了老虎，却忘记把老虎赶进笼子，最后间接促成了袁氏称帝。到这个时候，梁启超方醒悟过来，重新回到立宪的立场，他明确宣布：“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自此之后，他关心的是权力的制衡和政府的管理以及一套有序的秩序。他相信，只有宪法秩序才能给予政治斗争有序的空间。
回顾这一段历史，民国初年，从革命一开始发生，就注重权力，无法建立一个新的民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可以从这段历史中总结出两条经验。第一条就是，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成为革命的替代物，也可能成为革命的诱发剂，要避免改革变成革命，改革一定要彻底，改革不能倒退。第二条，新的制度转型，最重要的是制度建设本身。这就是辛亥百年留给我们的一个沉重的教训，值得我们今天来反思。

（注：本文由东方早报记者田波澜 采访整理，经作者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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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听那谁扯古兰经，伊斯兰教，中东问题。 从古兰经角度做政治学分析。对土耳其评价很高。讲了法国为什么打利比亚。 历史问题啊。他研究埃及的改革。 讲古巴改革900万人，有80万中改革建议。 谈到阿伦特的那啥。最近读了些理论，发现几年前的一些胡思乱想是正确的。

扯到希特勒是天主教，不过想办法折腾新教和天主教。 新教是路德宗。 马丁路德早起不是那么反犹太的，后期有些反犹太。

希特勒反犹太是有起源的。 其实希特勒并没有那么坏。都是被美帝和英法这些国家给宣传坏的。  这话是阿伦特说的。斯大林也反犹太的。 欧洲很多人都反犹太人的。

扯到托洛茨基，扯到俄国农民问题。 扯到赫鲁晓夫怎么忽悠人的。最后扯到霍光怎么把宣帝给折腾上去的。

鸿雪她妈作为个裁缝，最近开始读历史。我很欣慰。

谈了下我们离婚5周年，该庆祝一下哈。

听那谁扯了一下 北纬 xx度，东经 xx度的事件，为什么会这种处理方式呢？我很不理解。  的确前面处理类似事件挺sb，这次真不见得高明。   看似高明的办法。  那谁从那回来后，那谁谁说不出十年定会有事。 谁知道不到十天就那啥了。

我给扯了清末当地的历史，历史的矛盾问题。近代的一些矛盾。 但是此事内在似乎与历史扯不上太大关系。

最后一个问题扯到下一个是哪？ 我说在那。 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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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and Felber（费路），柏林洪堡大学
李士勋译
外交档案表明，德国曾经认真地跟踪研究了中国九十年代的政治发展，特别是洋务派为接受西方技术与科学所做的努力。不过，像在其他列强国家那样，当时引起普遍重视的是对由此而产生的更深地闯进中国内陆之可能性的兴趣。除了曾经在八十年代尤其因购买德国武器和聘用德国军事教官而被看作德国利益的促进者李鸿章之外，在九十年代及其以后，张之洞由于主张修建铁路和改革学校体制而引起了德国的注意。早在1893年就撰写了一份关于他的卷宗（而这样一份关于康有为的卷宗到1905年才完成！）。在这份卷宗里，张之洞被评价为一位正直的和廉洁的“新守旧”改良派，对中国可能从认识和运用外国文化的成果中吸取好处，他不会置之不理。德国人期望张之洞将来显示出“能够使中国文化不是在反对西方姐妹的斗争中、而是在与她们的联合中做出成绩”。德国人相信他能够在宫廷的“老保皇派”与必要的改良支持者之间进行调解，为的是在“困难的过渡时期”，把中国引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这就是，向中国“逐渐地输入欧洲文明的影响并保持中国的特点和特征。”[1] 后来，德国方面发现张之洞越来越陷入日本人的影响之下，因而感到失望。
变法诏书与德国在中国的利益问题
后来，当具体的改良在1898年年初被提上中国政治的议事日程时，德国方面认为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对德国1898年3月武力强占胶州湾和强迫签订的租借合同对德国在中国的地位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分析。那时候，处于兴趣中心的是其他国家的反应和他们为了加强自己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竞争的积极性。虽然德国方面估计，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希亲王1898年5月对光绪皇帝的访问，以及他们俩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谈话，好像“曾经勉励后者采取一种独立自主的态度和努力按照欧洲的方式”改良，但是，他们还是不得不承认，改良是在“日本-英国影响”之下进行的。[2]
外交档案证明，在1898年夏天，德国与英国、日本不同，与康有为周围的改良派尚无任何联系。改良派方面显然也没看到有什么理由要到德国人中去寻求支持。最后，德国侵占了胶州湾，这就给在宫廷里引入改良措施以决定性的推动。那时候，在改良派的眼里，德国像占领大连湾的俄国一样，也是中国的最危险的敌人。
德国驻北京公使馆把获得的自从1898年6月以来皇帝颁发的改良诏令，基本上翻译成德文，但是，外交官们起初并不认识它们的影响和较深刻的意义。他们怀疑改良的现实性，从这一点出发认为，中国尽管有全面的改良计划，将来可能仍然是贫穷的和虚弱的，同样没有能力和其他国家较量，因为“怎么能用木头棍棒与坦克和现代的武器战斗呢。”[3]
直到9月底，海靖公使还在一份致帝国总理的报告中扼要地写道，上几个月颁发的改良诏令里仅仅涉及“成立一所大学，编制中国的国家预算，裁减无用的官僚机构，消灭官员的贪污腐化以及皇帝对于延误该命令实施的威胁”。[4] 涉及到德国商人的报告，其中说中国的官员在这期间要求的贿赂不再是迄今为止的2％-3％，而是20％，甚至总理衙门的高级官员，对于迄今为止一般的贿赂数额50000塔勒也已经不再满意，海靖则确认，“至于最近每星期都有一次报道的悦耳的改良，一点也不值得重视。实际上，这个国家是在愈来愈快地陷于没落并飞速地走向腐败。”[5]
然而，有两个文件特别引起德国方面的重视：第一个是1898年6月11日颁发的关于计划筹建京师大学堂的诏令和因为这个诏令而于1898年7月3日通过的国家最高学府的规章。第二个是1898年8月初颁发的关于准备在总理衙门的两位大臣张荫桓和王文韶的领导下，设立矿务铁路总局的诏书。在这两种情况下，海靖公使认为，德国在这里的利益都可能会被触及，于是，他把翻译好的诏令直接寄往柏林递交给帝国总理。
当德国方面通过1898年7月3日的诏令获悉中国方面计划的外国语课程中有12个英语教授（其中有6名英国人），但是只有一个德国人教德语，而且10个专业学科中每一个专业一概只安排一个欧洲人或者美国人的时候，海靖立即向总理衙门表示抗议。虽然他向帝国总理阐述了他对筹办京师大学堂能否实现表示怀疑，因为，正如他十分傲慢地说明的那样，“最好的思想，计划，设施和工具，一旦经中国人插手管理，立即会化为齑粉并被玷污，”[6] 尽管如此，他还是匆匆忙忙地在1898年8月10日的一份正式照会中坚决要求“保护德国的利益”。在照会中，他一边谈及“对中国的热烈而又真诚的友谊”和“热情参与这个与德国友好的帝国之幸福的发展”，一边把计划的京师大学堂教师分配估价为“对中国的自主和威望是一项危险的措施”。照会中说，这个措施将会“损害中国的独立并使个别国家施加占优势的和不合理的影响。”自从英国人接管了海洋海关以后，列强之间的政治关系似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于中国来说，那时候，与德国、俄国和法国的政治关系好像和与英国的关系同样重要。中国的安全与独立似乎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任何一个国家不得施加占优势的、因而是危险的影响。基于这个原因，他要求预计聘用的15名外语教授中必须有3名德国人，而10名专业学科的教授中必须有两名德国人。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对于中国皇帝来说，也许更容易些，好像他已经知道“在德国维护科学是至高无上的，而且全世界都承认这是无法超越的”。此外，从欧洲回来的李鸿章似乎也曾强调说，他觉得德国的教学制度好像是“最高级的和最值得向往的”。[7] 庆亲王1898年8月17日的复函是礼貌的，但却是冷淡的。他指出，好像已经为京师大学堂任命了一位身居要职的人〔孙家鼐〕担任校长，京师大学堂的事务完全由他一人负责。他已经把照会转交给这位校长，这位校长也许会考虑照会中包含的建议。如果有答复，将会回到这个问题上。[8]
德国方面对中国皇室指令成立的矿务铁路总局的评价也是批评性的。与李鸿章的德国顾问古斯塔夫·德特林（Gustav Detring）和英国的议员特瑞查得·毛甘（Tritchard Morgan）以前提出的建议完全不同，这些建议的出发点是他们自己将担任这样一个机构的主管或者顾问，如今中国方面打算成立的这个机构，如同海靖愤愤不平地记下的那样，在这个机构里“没有给外国人留有任何发言的机会。”根据海靖的观点，总理衙门仅仅想以此回避谈论给予修筑铁路权的问题，同时，总理衙门想使人相信的是，好像它不再负责这个问题似的。早在1898年8月15日，当德国公使想在总理衙门为德国争取修筑天津到锦江的铁路进行谈判的时候，好像就有人向他解释过，这个问题必须由铁路局来决定。可是，海靖说，这个机构根本无法找到，也难以置信。与王文韶和张荫桓谈判，无论如何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前者已经老朽不堪，不过是李鸿章手中的“草包”一个，后者则因其“已经动摇的地位”，再也不敢表示自己的见解。[9]
关于改良的性质和背景的看法
直到1898年9月中旬，报社记者才开始向德国公众报道中国的改良运动，尽管起初也还相当含糊。在一篇以“中国之改良”为题的文章中，作者首先提到一个所谓的进步党，好像正在外国的支持下于广东广西组织起义，准备推翻现政府制度并致力于按照美国的榜样制定一部宪法（显然是指兴中会——费路）。此外，各省好像都有改良党的支持者，他们把中心设在上海，以不明朗的词句提倡改良，政治上要求与英国和日本结盟反对俄国，而且得到新教传教士如李佳白（Gilbert Reid）和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以及好几个省的总督的支持。现在，改良问题似乎被政府亲自接了过去。这时候，“著名学者康有为”才第一次被称为改良措施的主要发起人。但是，作者对改良措施的具体实施却表示怀疑。[10] 另外一篇未署名的评论文章称，1898年9月18日来自上海的一篇报道中说，中国在内政上似乎已经进入一个“改良时代”。可是，尽管皇帝有最好的意图，所有的改良还是都不得不停留在纸上，因为缺少合适的官员去贯彻它们。在这期间，虽然中国已经从一个“神权统治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几乎是现代的专制君主统治的国家”，改良仍然只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会卓有成效，那就是，假如中国“将来决定召进大量的外国人，完全放手让他们做事并给予他们足够权力的话”文章的作者就这种联系还指出，目前中国似乎把英国和日本看作是她的最好的朋友。[11]
迄今为止，对改良的评价最全面并力求从改良的角度去理解的是1898年9月16日一个消息很灵通的记者在天津撰写的一篇报道，可是，这篇报道直到1898年11月才发表。这位作者没有像迄今以来的一般评论那样，局限于说明改良的努力在于改革学制，改组机构，而是也深入探讨了铁路和矿山，农业，贸易和手工业，军事和新闻以及呈文方式的革新。作者写道：“也许有些欧洲政府会把中国皇帝表现出来的对新闻学的重要性的理解当作自己的榜样。在中国本来就十分繁荣的新闻界，将因皇帝的恩惠而得到更一步促进。皇帝已经颁布了新闻自由的诏令。他指令所有的官员都应该读报并把上海发行的《时务报》定为政府的报纸。所有的国家官员都必须订阅这份报纸，皇帝本人希望每天都能看到它。此外，他还命令每天都要把其它的中国报纸、甚至欧洲的报纸摘要送给他。”明确地强调指出的还有，皇帝好像已经指令，每一个国民都能直接向他上书言事，必须把那些写给他的信件原封不动地呈交到他手里。根据作者的看法，由此可见，现在“中国好像要走日本已经先行一步的道路，并想成为日本那样的一个现代的国家”。中国人好像是一个天资很高的民族，像日本人一样，也许在吸收欧洲文化成就方面，甚至会比日本人做得更好。皇帝和他的谋臣们的改良努力似乎也应赢得广泛的同情，那些谋臣们似乎已经做好准备使用外国的援助，但是，他们要把改良大业掌握在自己手里。然而，文章的作者对中国能否从自身找到现代化的力量却很悲观。他认为，为了要完成一种 “现代意义上的改造”，指导精神似乎必须从外国引进。他写道：“有些迹象表明，要自己站起来，对中国来说为时已经太晚。肯定地说，中国早晚有一天会现代化，而这一天定会比在欧洲的人们认为的更近。不过，目前的‘新方针’显然只是一个尝试和开端，中国的真正的改良可能要在欧洲的统治之下才能完成。”[12]
论变法的失败
在改良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海靖公使写了一篇关于1898年9月21日政变的背景和众所周知的经过的报告，正如当时北京传闻的那样。报告中有几点还是挺有意思的：第一点：早在8月底，北京就谣传皇上好像病重，曾经晕倒过，还流了血。那时候，人们似乎就有了这样的印象，对皇上来说，情况好像不妙。李鸿章倒台之后，占据了总理衙门最重要职务的张荫桓，变得不再小心翼翼并加入了皇上周围的“广东帮”。似乎出于虚荣和因为他想努力把自己变成国内头等重要的人物，他才成为跟从皇帝到最后的一个身居高位的人物。皇帝还准备好了一个诏令，根据这个诏令，应该剪掉辫子，全中国都应该穿西装。9月21日，慈禧太后遇到穿西装的皇帝。当她把皇上的西装从他身上扯下来的时候，皇上好像昏厥过去，然后在她面前下跪了一个钟头。第二点：俄国代办帕夫洛夫（Pavlov）好像在政变之前好几天便已经知悉。这就给海靖一个机会去猜测，俄国公使馆或者俄国银行可能助了慈禧太后的追随者一臂之力。当海靖向俄国代办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的时候，俄国代办好像回答说，“这个成绩不仅仅对俄国有好处，而且也有利于德国，因为，如果让中国沦为日本和英国的保护国，那也不符合我们和德国的利益。”根据帕夫洛夫的观点，日本人“由在北京的广东帮发动的皇帝改良政策的领导和幕后操纵者。”伊藤博文对北京的访问似乎肯定是为了缔结“日本-英国-中国联盟”。第三点：英国公使麦克唐纳请求海靖和他以及日本公使，一起去向中国人表示反对砍掉张荫桓的脑袋，这个请求被海靖公使拒绝了，因为他不想给人一种与日本、英国有联系的假象。[13]
德国方面认为，对中国的改良，日本人的意图也许是真诚的。他们相信改良，因为他们有过成功的经验。日本人大概想成为中国的参谋和教员，正如欧洲人从前对于日本那样。但是，日本首先想的是要和一个经过改良的、对日本的灵感言听计从的和真正有战斗力的中国建立一个联盟，为的是筑起一条坚固的堤坝，以阻挡欧洲的冲击。日本人的大目标是谋求亚洲的门罗主义，也就是把外国人从东亚排挤出去。[14] 这种观点由于来自东京的关于伊藤博文9月20日与光绪皇帝和9月24日与李鸿章的谈话，以及日本首相对慈禧太后9月21日政变后中国形势看法的报告，更加使人坚信不疑。[15]
在评价改良，尤其是评价镇压改良的时候，德国的利益明显地处于重要地位。对事态的发展不是用关注中国现代化的眼光，而是从占压倒优势的与日本和英国利益冲突的角度去看的。
1898年10月初，海靖公使向柏林报告，李鸿章曾经试图和缓地对慈禧太后施加影响，但是，大概由于那时候满人对汉人的反应，他的影响被大大地削弱了。并非偶然的是，策划谋反者们被指责为目的虽然可能是维护中国，但却不是维护满清王朝。在9月27日皇帝试图逃亡之后，“满人首领的那种原始的野蛮”也许借助于慈禧的报复行动，就是9月29日处死六名维新派，重新表现出来。[16]
在引述北京权威来源的信息时，法兰克福日报的一位特约评论员9月30日描绘了一幅北京事件的图画，他的描述有许多地方赞同海靖公使报告中的措词，但在对改良的特点和因改良运动被镇压而引起的后果所做的独到估计中，却超越了公使的报告。文章的作者特别强调指出改良派的主要人物大概都是广东人，改良运动好像是从商人的大城市广州开始的，这就说明商人可能是首先从改良运动获得好处的人，因为商人为了自己的生意需要自由和进步。在附近的香港的影响下，好像在广州的优秀人物头脑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欧洲化的自由主义”。这个强有力的广东帮的首领到9月21日可能一直是张荫桓。改良派的第二个集团是由中国青年的精英，康有为领导的“学术界最勤奋、精力最旺盛的”年轻学者们组成。正如在土尔其的那些“少年土尔其人”那样，“少年中国人”想通过改良在覆灭的威胁和外国的统治面前拯救自己的国家。通过与康有为的友谊和对那“年轻的狂飙突进派”的同情，皇帝本人这期间似乎也成了这帮年轻的中国人里最热心的一个。这个年轻的学者的运动当时已经那样强大，似乎有不可阻挡之势。因为老满洲“八旗子弟和鞑靼人将军”与慈禧太后联合一起，成了反对这个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由运动的反动党派的灵魂，汉人和满人的历史的对立似乎又重新爆发。所以，在这个改良运动中，现在便好像又加进了一个反对王室的运动，而且这个运动好像已经蔓延到人民中去了。因此外交圈子里已经有人认为，“这个王朝将来要想避免自己覆灭的命运，那就只能要求外国的援助了。”[17]
即使满人对改良派的镇压政策的反动性质，最初德国方面也谈到了（与海靖不同，上面引述的文章的作者多少有些同情改良派，是可以看出来的），但是，对自由运动和反对清王朝的动乱可能会损害大国利益的担心却很快占了上风。于是，在1899年，非常有影响的前德国公使马克斯·封·勃兰特（Max von Brandt）便行动起来，作为在国内的权威人士，主张全力以赴地支持现存唯一权威的北京政府。据他看来，欧洲各国的政府，现在都跃跃欲试，想继承天子的遗产，宣布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直接的统治，但是却完全无能为力，因为这样做，好像需要一种他们任何一个国家也拿不出来的军事统治手段。[18]
鉴于日益增长的“排外情绪”，按照德国观察家的观点，慈禧政权在1898年政变之后就开始流露出这种情绪，例如这期间，它曾公开地支持老百姓为反对外国入侵而组织的自卫民团，[19] 尤其是鉴于那些可能因义和团而使某些大国更强大的危险，封·勃兰特在1900年夏天更坚定了这一立场。也就是说，他要明确地号召列强各国，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现在不要催逼中国人走向欧洲的文明，不要对他们使用任何武力，不要再扩大已占的领土，不要瓜分中国。[20]
对李鸿章的评价
关于改良派的失败，被特别强调的大概是日本人误了事，没有及时地劝他们更温和、更缓慢地采取行动。而皇帝可能在“头脑发热的年轻人”影响下，又过于匆忙地颁布了或者正准备颁布一些诏令，例如关于制定公开的国家财政预算和那个灾难性的向中国引进西装的诏令。改良派激怒了强有力的人物反对自己和说服皇帝革除李鸿章的职务被看作是一个决定性的错误。“他垮台了，因为广东人想除掉他，还因为英国人也催着要他下台。”[21] “他的下台被认为是英国外交对沙皇政府的一个胜利。”[22] 英国公使在总理衙门的一次正式会议上，当面指责李鸿章，说他好像接受了俄国的钱。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错误，取而代之的应是他们英国人设法用钱收买他。直到李鸿章被罢官之前不久，他还表示赞成而不是反对改良。他大概仅仅发出过一次警告，不要匆忙行事，并认为必须更多地顾及到的旧的传统和保守的精神。在被罢官之后，他似乎才公开地站在慈禧一边。[23] 从一个在日本发表的关于伊藤博文在北京与李鸿章进行谈话的报告中，德国方面得出结论，绝对不能把李鸿章当作暧昧的反动派和改良的反对派看待，因为据说他曾经建议伊藤帮助中国进行改良。[24]
显然，德国希望李鸿章在宫廷里能够重新获得影响，1898年10月中旬，德国公使馆经过交涉为一个德国记者约定了与李鸿章谈话的日期。在那次谈话中，公使馆的秘书兼翻译，封·德·高尔慈（von der Goltz）参加了谈话，李鸿章虽然竭力摆出一副不受约束的样子，但还是简明扼要地探讨了百日维新的失败。对于现在怎样解释这场危机的问题，李鸿章回答道：“年轻的官员们是有责任的。年长的和有经验的官员们受到年轻官员们的排挤，那些年轻人缺乏任何国务活动的实践。他们就是这样胡乱料理国家事务，终于弄得寸步难行。通过这场危机，年轻人被除掉了。”当对方向他暗示他的名字可能是中国的一块最好的招牌，而且外国人也希望他将被召回政坛时，他回答道：“外国人了解我并根据我的功绩评价我。然而，如果中国人不这么看，那对我又有什么用呢？……俾斯麦当年的情况就和这一模一样。他曾经获得整个文明世界的信任，只是不能保持皇帝对他的信任。……有人指责我崇洋媚外，称我为叛徒。”（在说到“叛徒”一词时他爆发出一阵讥讽的笑声）他不相信，慈禧太后会让他重新担任要职，但是，他谈到她时，说她似乎比皇上更聪明。他坚决地表示反对派遣外国军队到北京来保护他们的公使馆。此外，他还努力化解他与英国人的冲突，同时避免给人一种片面的亲俄的印象。他说，既不能信任俄国人也不能信任英国人。相反，为了使自己的谈话伙伴十分满意，他说，德国人也许是能够信任的，中国似乎已经习惯“在德国找到我们所要求的相对最合理的尊重。”[25]
除了李鸿章的罢官之外，上面提到的1898年9月30日的评论员的报道，还把改良派计划对慈禧太后的主要打击看作是他们的另一个决定性的错误。慈禧似乎在新方针面前持被动和等待的态度。但是，当她看到自己受到威胁时，她便立刻采取了行动。皇帝使得情况最后导致了一场他与慈禧太后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只能失败。特别令德国观察家注目的是，英国毫无掩饰地直接插手了事态的发展，救出了康有为，干涉了张荫桓的死刑判决。这样一来，似乎一切都清楚了，像李鸿章被看作俄国的代理人那样，张荫桓被看作是英国在中国政府里的代理人。[26]
9月21日北京政变后的广东形势
德国领事朗格（Lange）1898年十月底写过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报告，揭示了北京政变之后广东的形势。这个报告估计，两广总督曾经一贯对改变现存机构的改良诏令进行破坏并为此而受过皇帝的训斥。在政变的谣言传播开之前，他就在广州的一次文人的节庆宴会上宣布，慈禧将接管权力，改良派将被抓起来并且对随即可以预料的光绪之死采取了预防措施。逮捕康有为的家属落空了，因为英国驻广东的领事帮助了他们逃亡。据说在抄家的时候还搜出大量的可以作为罪证的信件，此外还有孙中山和其他人物的信件，在这些信件里，康有为被称作将来中华民国的总统。可是当局却不敢进行大搜捕，因为害怕严重的骚乱。人民原来欢迎改良，想从官员的权势和无法忍受的重重捐税下解放出来，他们怀着期望，而现在结果似乎令人失望，因此人民的不满日益增强。在观察东江地区越来越多的人民起义的时候，朗格写道：“如果当局不采取一种全新的政策，一场革命在这里将是不可避免的。”[27]
1901年后德国人对改良的看法：汉学家奥托·弗朗克论戊戌变法的思想根据及其失败和后果
当人们看到自己遭受1899和1900年的义和团冲击的时候，曾经估计，慈禧太后要从无情地镇压所有的中国改良企图转向无情地反对“来自外国的文化的和经济的开”。当他们认识到外国列强在反对“仇外”的斗争不能得到北京中央政权给予的任何支持的时候，[28] 对百日维新的考虑和评价便迅速地从视野里消失了。不顾马克斯·封·勃兰特的警告，在与中央政府的对峙中不要打算用军事手段使中国屈服，在那以后的几个月中，德国方面也转过来，为了保护已经获得的利益，与其他列强一起，把以慈禧为后台的义和团起义“在其进一步蔓延并控制政府权力之前打倒在地。”因为人们了解，“如果那儿出现雪崩，那么，在这个人口众多的东亚，任何欧洲国家也不能抗拒那个大众的冲击力。”[29]
当中国的半殖民地现状随着义和团被外国列强镇压和中国政府被迫签订的1901年“辛丑条约”被确定地写下来之后，众所周知，回到北京向外国人邀宠的慈禧，也开始像一位女斗士似的发布一项改良的“新政策”，尽管那也并没有超出老的洋务派的路线框架。在这个背景下，德国方面对中国的改良也重新表现出兴趣。[30]
这个时期也还留下了几份值得注意的学术论文，是最重要的德国汉学家之一奥托·弗朗克（Otto Franke, 1863-1946）就这个题目撰写的文章。作者从1888年至1901年曾经在北京德国公使馆以及天津和厦门领事馆担任翻译，从1903年至1909年在中国驻柏林公使馆任秘书。在他1902年至1905年间的报告和文章中，他把学术研究和自己作为时代见证人所获得的印象联系了起来。
在迄今为止的公使馆的文件和报纸发表的一些文章里，只是几份改良诏令引起注意，弗朗克1902年就第一次深入探讨了康有为的大量上书和有关改良的文章以及哲学历史著作，甚至也研究了他的信徒和学生梁启超、麦梦华和徐勤以及其他改良思想的维护者如张之洞、黄遵宪、薛福成、盛宣怀和马建忠的文章。[31]
作者以此使德国读者第一次了解到中国1898年作为改良方案之基础的政治与文化思想。正如弗朗克本人明确指出的那样，从改良的文献中可知，“中国的改良运动并不仅仅是一个由几个理论家和空想家激起来的短暂的、随着它的远去便会消失的政治浪潮。”“改良运动在中国已经蔓延到广阔的范围，其规模比人们在欧洲常常估计的大得多，而且，它今天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弗朗克强调，在那场运动中活着的精神没有灭绝，每一个想从事于今日中国精神潮流之研究的人，必须首先研究这批改良文献。
按照弗朗克的理解，康有为本想通过重建没有被扭曲的、摆脱了弊端和恶习的儒家理论来建立一个适宜于容纳现代道德和设施的国家机构，并像欧洲国家一样以同样卓有成效的方式发展自己。改良派迫切的重要请求是根据近代的要求，改造老化的、内部腐败的国家体制，为了在国内获得富裕和有法律保证的安全，对外达到具有抵抗能力和独立。改良运动好像建立在中国“本能感觉”的基础上似的，中国的文化在历史上头一次面对外国的有扩张力的文化，这种文化与自己的文化相比至少是同样有价值的，但表面上却显得更冲动，更强大，对这种文化，似乎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准备抵抗，要么寻求一种平衡。弗朗克把中国的改良运动与少年土尔其人的泛伊斯兰主义潮流和亚洲的其它精神努力相比较，后者的目标是，在“直觉的保存自我的本能”情况下与蜂拥而来的欧洲文化达成和解，只要这样做是必要的和可能的，甚至吸收西方的科学来使自己的传统现代化，为的是能够抵抗欧洲的文化。对此，弗朗克提倡说，一个类似以上运动的中国改良运动，不仅仅要从政治上、而且也应该从学术上去观察。为此，就需要通过科学的汉学对儒家的文献及以后的诠释进行认真的研究。鉴于今天由无资格者写下了许多错误的关于中国的文章这样一个事实，汉学家们似乎应该比以前更经常地提高自己的声音，以便用自己的关于中国的历史知识来解释中国当代的现象。[32]
1903年初，弗朗克在另一个关于改良运动的报告里驳斥两个广为传播的偏见，根据他们的观点，第一个偏见是：对于改良派“不成熟的思想，纸上的准则和他们的从来没有认真对待的草案”，西方不必重视；第二个偏见是：改良派人物想要拆掉中国文化的老朽不堪的建筑并在那儿放上一个现代的、用基督教——欧洲精神充填起来的国家。弗朗克指出，在欧洲一般把中国的政治势力分为“中国式的——保守的，反动的，排外的”和“自由的，进步的，对外友好的”两个阵营，这样会把人引入歧途。关于手段和道路，两者的观点尽管不同，但在中国要重新得到独立，而且儒家文化要抵抗外国文化的侵入这个基本问题上，立场倒是一致的。改良派虽然承认与外国的交往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他们坚信，西方国家基督教的文化观，除非它们有儒家的成分，就决不可以在中国扎根。接下来，弗朗克试图通过详尽的解释康有为从1888年（第一上书），1895年5月29日（第三上书），1895年6月30日（第四上书）和1898年1月（第五上书）的几篇上书来描述改良派的思想形成的过程。弗朗克有意识地对康有为的改良计划之内容不加评论，但他承认，那些计划含有大量的聪明的思想，而人们在进一步观察时能发现，那些思想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也成为中国政府今天的改良事业的基础。[33]
在另一份报告中，弗朗克重复了他早在一年前便已经阐述过的思想，即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现在双方虎视眈眈的仇恨，只有在相互的不了解和不尊重被克服了以后才能减轻。他明确地警告，不要低估中国人民的智慧和道德的力量，并因此将自己的注意力瞄准了今日中国的精神潮流。他再一次强调指出，不管改良派登台时曾经是多么不明智，政治上多么没有经验，多么极端和多么激进，但他们对自己的人民的感觉有一种敏锐的理解，因为他们走的不是摧毁旧的道德标准、而是对儒教加以改良的道路。甚至改良儒教的文献也表明，尽管有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经济的繁荣，欧洲文化和西方的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并不会产生，“按照我们的并非总是不偏不倚的观点，她本应给人这样的令人倾倒的印象”然后，弗朗克试图用康有为的“第五上书”以及梁启超的“戌戊政变记”中的较长的引文，特别是那些涉及中国与外国关系的部分，来说明他的这种理解。
为此，弗朗克坚决地致力于达到“尽可能和平地调解世界上两个强大的文化体系”，因为他从德国的经济利益出发而相信，不塑造精神上的关系，经济关系的持久简直是没有前途的。鉴于英国人和美国人，特别是在最近一个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精神潮流和正在进行的“历史性的文化发展过程”施加的巨大影响，他建议德国加强自己文化政策方面的积极性。因为他认为中国这个民族“好像正在迷惘地寻找劝导”，所以德国应该将自己的精神财富分给中国人民。[34]
弗朗克稍后认为，中国在这期间似乎“以更冷静的态度回到了改良措施的道路上”，“关于这种措施，慈禧太后1898年陷入愤怒当然更多的由于个人的而不是事实上的原因”，只是这一次改良措施的代表人物不是“冒失的年轻人”，而是帝国身居最高位的人物。[35] 在这一年里，国家考试制度被取消，对他来说，这是对戊戌变法事件重新进行一次深入观察的契机，这一次，他首先从政治的角度观察了它的影响与后果。
弗朗克首先再次叙述了改良运动的过程，然后深入探讨了运动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应该在最大程度上认识改良派主观上失灵的原因，改良本身是否具备经济的和社会的前提问题，尚未进入作者的视野。弗朗克特别突出下面几点：第一，好像是1898年4月梁启超过早发动的尝试，组织公众上书反对考试制度和八股文体，导致北京和各省大量绅士的反抗，从而在致力于改良的时候葬送了学士们的统一。第二，好像康有为模仿1871年日本的一项诏令，那份诏令迫使国家大夫在保留补偿费的条件下放弃职权，但不失去头衔，同样试图把真正的国家事务交到具有现代思想的年轻官员手里。但是，康没有认识到，在中国的身居高位者，甚至那些等候职位的候补官员将不会像在日本那样毫无反抗。第三，改良派本应最晚在1898年6月15日翁同和下台与任命荣禄为天津总督以后认识到，慈禧太后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而皇帝的权力不过是一个幻影罢了。在北京，事实上有两个对立的政府，为了把两者融合成一个统一体，似乎需要“超人的灵活性”，然而，不但康有为，而且任何一个改良派也不具备这种灵活性。改良派本来应该认识到，没有慈禧的帮助，改良事业绝对不能进行，更不用说去和她作对了。弗朗克写道：“因此，对于执政的国家首脑来说，第一件事本应是，即使放弃大部分改良计划，也要争取至高无上的女统治者的同意，此外，一点明智的妥协也可能会成为有用的东西。”改良派不但不应该攻击慈禧太后的政治地位，而且本应以改良的利益寻求她的保护。显然，弗朗克仍然处在1901年以后慈禧的改良修辞学的印象中，他认为，慈禧读过1895年5月29日康有为的上书，而且没有反对，在国际问题上，她给人的印象虽然常常是一个很糊涂的，但决不是一个反动的女执政者。第四，由四名“年轻的半瓶醋”杨锐，刘光第，林旭和谭嗣同与作为精神领袖的康有为以及作为立宪君主的皇帝组成的新政府，事实上好像把军机处和六部的官员变成了纯粹的观众和受苦人。由这个在秘密内阁制定出来的改良诏令一个接一个颁布出来，那么迅速，以至于地位受到威胁的上下官员都被吓得惊惶失措，既不能使他们适应这种形势，也不能疏导他们的反抗。第五，最后，改良派绝望地从防守转向进攻，而慈禧太后和荣禄也不得不用武力来排除，于是改良派的命运很快便注定失败了。由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制度，而是为了个人的私利作斗争，灾难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因为敌对双方都想打。
在观看戊戌变法及其失败的后果对于那之后七年里中国的发展进程时，弗朗克首先认为有两个因素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日本对中国的事件和精神生活“小心翼翼，明于算计而又卓有成效的干涉”。正如1898年时的改良派那样，当前的现代改良思想的多数代表人物如张之洞，端方和袁世凯，似乎都深受日本的影响。第二，由于改良派的计划与外国的思想结合得那么紧密，而获得了外国的，尤其是英国新闻界热烈的掌声，逃亡的“叛徒们”得到外国人那么有效的支持，似乎改良与“外国的东西”对于保守的反对派来说，几乎也曾经是同样的概念。因此，那些“保守的中国人”对改良派的斗争很快地就转为对外国人的仇恨。在这种关联中，弗朗克反对似乎存在一个反动的和专制的满人党的命题。认为满族人反动，汉人开明和进步的理论，据弗朗克说，在改良时期广泛传播于海外，后来又被广东人重新激活，甚至被英美和日本新闻界大肆宣扬，或者说简直是被挑拨起来。[36] 此外，弗朗克在1903年便已经发表了一篇令人惊异的对“伟大的国家首脑人物”荣禄表示尊敬与肯定的文章，[37] 这种见解合乎德国官方的政策，这个政策就是，坚决地站到北京现存的清政府一边，与英国人和日本人及其他国家的人不同，拒绝给反清的、民主的共和运动任何支持和同情，甚至1911年以后在青岛给被推翻的清王朝的追随者提供庇护。[38]
结束语
德国对1898年的改良运动既怀疑又拒绝，与那个运动的代言人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对其过程相当无知。因此，人们起初对改良运动之深刻意义不能理解，评价也就非常肤浅。除了外交档案中对那个时代的个别人物（如李鸿章）的立场有一些历史学家感兴趣的评价之外，德国的观察家在外交通讯、新闻报道和一些文章中所提供的资料和看法对改良运动的内容和过程的认识，好像没有加什么新的东西。但是，那些资料对了解这次改良在德国调整中国政策中的作用却有启发性。德国方面不是从一种客观的角度研究改良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而几乎完全是从德国在中国的利益的视点出发来观察问题。人们对改良诏令中的某些规定不满意，因为他们认为那是针对德国利益的。有人担心，卓有成效的改良可能会有利于提高英国和日本的影响，因而批评在改良运动中所谓激进的和自由的倾向。与少数几种把慈禧描绘成反动党灵魂的自由新闻之声不同，出于政治的原因，德国官方的解释遵循的是这样一个论点，即改良派与慈禧对峙是错误的，因为慈禧也许并不是什么反动的统治者，她本人好像也同样赞成改良。对于德国的利益来说，一个反清的运动被看作是一种危险。所以，德国的政策在改良被镇压下去之后，立刻直接地寄希望于清政府的巩固。慈禧的“排外”也被看作是改良派与外国思想及外国人物，特别是与英国人和日本人密切联系的结果。当这种“排外”随着镇压义和团而被控制了以后，德国方面把清政府也明显地从一种反动的、暴虐的、满人党的耻辱称号中解脱出来，而且证实了慈禧现在好像也要回到改良措施上来。在他们看来，她1898年对这些措施发怒“本来不是由于事实的，而是由于个人的原因”。在观察“狂热的革命家”的反满、反清王朝的运动时，德国人认为，它的存在完全归功于英国人的保护。所以，德国方面现在寄希望于一种不再像戊戌变法时那样激进、自由的保守改良路线，以避免中国政府的动摇。德国方面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渐渐地在西方没有风险的情况下，屈服于不仅仅是日本和英国的影响，而且也包括其他外国列强、当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也屈服于德国的影响。

注释：
[1]“总督张之洞”。卷宗。1893年6月。联邦档案馆。德国驻华公使馆，R9208，胶片Nr.36955. 政务，卷10。
[2]海靖公使致帝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 北京，1898年9月26日。波恩政治档案馆，外交部，A司，中国Nr.1, 卷43。
[3]参看海靖公使致帝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 北京，1898年6月22日。波恩政治档案馆，外交部，A司，中国Nr.1, 中国的内政，卷42。
[4]海靖公使致帝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 北京，1898年9月26日，出处同上。
[5]海靖公使致帝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 北京，1898年9月1日，出处同上。
[6]海靖公使致帝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 北京，1898年8月26日，出处同上。
[7]海靖公使致庆亲王殿下和总理衙门大臣阁下的备忘录，副本，A152号报告附录2，北京，1898年8月10日，出处同上。
[8]庆亲王致德国皇帝公使海靖男爵先生的照会，副本，译文，A152号报告附录3，北京，1898年8月17日，同上。
[9]海靖公使致帝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 北京，1898年8月16日，出处同上。
[10]“中国之改良”，载于：1898年9月20日“科隆日报”。
[11]“中国的改良运动”，载于：1898年11月4日“西里西亚日报”。
[12]“中国的‘新方针’”，天津，1898年9月16日，载于：1898年11月16日“法兰克福日报”。
[13]海靖公使致帝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 北京，1898年9月26日，波恩政治档案馆，出处前已提及；但是，俄国确实要在中国谋求霸权地位而防止别的大国，包括德国在内，那就是坚持在东亚扎下去，这一点德国也很快看出来了。“俄国政策在中国的最终目标无论如何也不会和德国的目标跑到一条道上去，”一位分析俄国对中国政策的德国观察家早在1898年10月中旬就已经这样写道。所以，他劝告说，德国应该靠自己在一切方面维护在中国的利益。见：“大鲸鱼和留辫子的人”，载于：1898年10月14日“汉堡总汇报”。
[14]参见：“北京的危机”，北京，1898年9月30日，载于：1898年11月15日“法兰克福日报”。
[15]参见德国驻东京公使1898年9月30日和10月6日致德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的报告，波恩政治档案馆，出处前已提及. 也可参见：“论北京的宫廷革命”，伦敦，1898年11月29日，载于：1898年11月30日“国家报”。
[16]海靖公使致帝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北京，1898年10月1日，出处同上。
[17]“北京的危机”，北京，1898年9月30日，载于：1898年11月15日“法兰克福日报”。
[18]参见：1899年3月7日“威悉河报”。
[19]参见胶州总督致帝国海军提督的呈文，青岛，1900年10月9日。联邦档案馆-军事档案馆，弗莱堡，RM 3/6782，Bl.276-308, 引文载于：W. Matzat, 关于驻青岛负责中国人问题的专员威廉·施拉迈耶尔的积极性的新资料，波恩，1898年，bes, 95-99页。
[20]参见1900年8月7日“人民报”。
[21]“中国的危机”，出处前已提及。
[22]“李鸿章下台”，载于：1898年9月9日“德意志报”。
[23]“中国的危机”，出处前已提及.。
[24]德国驻东京公使致帝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东京，1898年9月30日，政治档案馆，出处前已提及.; 1898年11月底，一家德国报纸发表了一个日本议员的报告，当伊藤博文9月24日与李鸿章谈话时，他也在场。那时候，李鸿章，曾经指控康有为有罪，伊藤问他，你作为迄今为止中国一切改良的领导人，为了进行缓慢的改良，为什么不尝试争取康有为与自己携手工作，而是去赶他下台，李回答道：“你说得对，康派可利用的时代将会来临，不过，暂时还不能去考虑这个问题。”见：“论北京的宫廷革命”，出处前已提及，同上。
[25]“与李鸿章的一次谈话”，北京，1898年10月19日，载于：1898年12月7日“法兰克福日报”。
[26]“北京的危机”，出处前已提及.。
[27]德国领事朗格“关于在不久前发生的北京政治事件对最近广州一带局势的影响”的备忘录，广州，1898年10月28日，联邦档案馆，德国驻华公使馆，R.9208，胶片Nr.36956，政治事件，卷16。
[28]1899年3月3日“国家报”。
[29]“东亚的形势”，载于：1900年6月10日“帝国信使报”。
[30]在1905年8月北京火车站刺杀出国考察各国宪法问题的五大臣之后，德国公使馆有人撰写了一份关于康有为的卷宗，因为人们猜测他和孙中山可能是刺杀行动的主谋。但是，其中主要内容只是描绘了1898年康有为的具体改良设想和他对皇帝的影响。康有为的改良纲领和慈禧重新发布的改良告示之间的关联却还没有论及。见：1905年9月28日A316号报告的附件。波恩政治档案馆，同上，卷57a。
[31]奥托·弗朗克，19世纪末中国最重要的有关改良的文章。1902年9月6日在汉堡举行的第八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中国和东亚组上的报告，载于：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学报，1902年10月。T.XVII, Nr.3, 第47至59页。弗朗克明确地指出，康有为本来想在1897年12月递上去的第五上书，直接与一个月之前德国占领胶州湾有关系。在康有为看来，如果不结束中国政府的漠不关心和无能，中华帝国的覆灭将在所难免。同上，第49/50页。
[32]同上，第48页，57-59页。
[33]奥托·弗朗克，中国改良运动的起源，在德国殖民地贸易公司的报告，柏林-夏洛蒂堡分会，1903年2月25日，载于：东亚新生杂志，汉堡，1911，第20-35页。
[34]奥托·弗朗克，今日中国的精神潮流，在德国殖民地贸易公司的报告，柏林-夏洛蒂堡分会，1904年2月18日，载于：东亚新生杂志，同上，第36-55页。
[35]奥托·弗朗克，评1898年北京事件，“海军周报”，1905，第11期，载于：东亚新生杂志，同上，第91-92页。六年以后，弗朗克甚至认为：“康梁及其追随者曾经致力的事业，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了政府的政策和目标。”见：同上，第94页。
[36]奥托·弗朗克，评北京的事件，出处前一提及。
[37]荣禄，1903年4月15日“科隆日报”，载于“东亚新生杂志”，出处前已提及，第96-98页。
[38]参见汉学家奥托·弗朗克1915年1月29日的报告，载于：罗梅君（编），“模范殖民地胶州”：德意志帝国在中国的扩张，柏林，1997年，第486-488页。
载：《中华文史论丛》第58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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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法战争一两年前我的认识很肤浅。我知认识到他让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的停滞。台湾的问题。还有以绝对优势人数打赢那个所谓的镇南关大捷。 我对镇南关大捷的看法和僧格林沁的大沽炮台伏击看法一样。很低劣。

后来研究了下越战，研究了下安南的历史。发现以前看法有些片面。  其实中法战争的结果是法国对中国的妥协，而不是中国对法国的妥协。

关于镇南关大捷，还有一个有趣的东西。就是搞社会学知道了。 李世瑜先生考证出刘永福同志还参加过辛亥革命。 想当年那么爱国的人，怎么老了参加反革命呢？反对大清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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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是对中国过去二十年间所执行的新式陆海军计划的第一次外部考验。中国的日子并不好过。在两年之内的陆上和海上的零星战斗中，中国人在经费、人力、物力和威望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中国丢失了对安南（中国人对越南的称呼）传统的宗主权，而且必须让法国人在商业上侵入华南内地诸省（见第二章）。

可是，法国的胜利也远远不是决定性的胜利。［1］ 在中国于1884年“非正式”宣战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刘永福的黑旗军有效地在东京困扰法国人，有时设壕作战，有时巧设埋伏以伺机狙击。1884年6月后期，原左宗棠所部的军官王德榜统率勇营参加作战，在北黎附近经过三天苦战之后打败了法国人。8月初，著名的淮军将领刘铭传率领的军队打退了法国舰队司令礼士卑士对台湾基隆要塞的进攻；10月份，法国人又在淡水遭到严重的挫折。1885年3月23日，中国人在中国-安南边境的镇南关击败了法军，并且在往后的两个星期中接连收复了重镇谅山和安南的其他据点。在某些人看来，当和平谈判迫使双方在1885年4月4日停止了敌对行动时，中国人正在胜利的边沿。

然而，中国的外交和战略形势实际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中俄关系和中日关系因中国在朝鲜的地位问题而闹得很紧张，而且谣传法国人正想在北面帮助日本人与中国交战。［2］ 此外，中国也因行政和后勤方面的严重困难而大伤脑筋。正当北京的决策人继续举棋不定时，省一级督抚官员却完全陷于思想混乱之中。这种混乱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福州地方上，因为1884年8月23日这里的十一艘舰只组成的中国建造的“现代”舰队，不到一小时就被法国人摧毁。随着福州这次创巨痛深的惨败之后，以江苏为基地的南洋舰队也由于领导无方、训练糟糕和纪律松弛，在试图打破孤拔将军对台湾的封锁时大败亏输。

甚至中国在陆战中的胜利也被吹得有些玄而又玄。比如刘永福在东京取得的有限的胜利，部分是由于黑旗军在非正规战争中东奔西突的勇气，但是这些遭遇战也表明了法国人的弱点：犹疑不定，后勤困难，战术措置失宜，完全缺乏准备。当1883年12月13—16日法国人在山西发动一次协同一致的攻势时，黑旗军便受到了“一次可怕的——即使不是致命的——打击”。法军在四个月后占领北宁的时候，刘永福据说是不战而退的。［3］ 甚至经常被吹嘘为中国大捷的谅山之战，法军之战败似乎不是由于清军的战斗力高和训练有素，而是由于人数上占压倒优势以及法军供应上存在的问题。目击者的记述表明，尼格里将军的部队极端缺乏火药和其他供应，因为法国的“苦力队”大批地开了小差。根据一位西方观察者（此人被其他外国人认为是同情中国人的）的说法，谅山地区的清军装备得很好，但训练和领导都极差。［4］ 胜利之取得并不是由于中国军事制度起了作用，恰恰是因为没有中国军事制度影响的缘故，而且中国人的伤亡几乎总是比法国人的伤亡大得多。只有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才能够一比一地坚持与法国人交战，这大部分应归功于刘铭传的精明的准备工作和几位淮军军官的指挥才干。［5］

李鸿章通常被指责应对中国海军在中法战争中的覆没负有责任。批评家们认为，如果他一旦接到请求就愿意立即派遣北洋舰只南下，他是有可能保住福州舰队的。他和南洋大臣曾国荃都受到警告，不要在战时只顾本省一地之利。但是，李鸿章之专注于北方防务是情有可原的，甚至连张之洞也认识到这一点，这特别是因为日本在朝鲜的活动正在日益加紧。此外，就法国人来说，他们实际上也打算进犯北方。他们之所以还不敢放手进攻华北，部分原因就是那里有李鸿章的部队。［6］ 李鸿章虽然很明显地不急于以反对法国人来考验他的舰队，但他并不缺乏爱国精神。中国所处的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整个清帝国的行政制度，很不利于对法国的挑战作出迅速而举国一致的反应。

海军衙门和北洋海军

虽然某些文人和官员相信，中国在1884—1885年与法国作战时实际上是打赢了陆战，但是，中国海军的缺点却是暴露无遗了。有许多人要求作出新的努力，例如应谋求更集中的协同作战。早在187O年，政界元老曾国藩就已经提议，需要把海军船只置于单一的指挥之下。［7］ 1885年这个意见至少在名义上突然变得可行了。1885年10月北京成立了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而以庆亲王奕䜣（1836—1916年）和李鸿章为会问办理大臣。这一“中国海军部”的组织可以比得上总理衙门，它最后拥有六名帮办，而分九批工作的三十名官员则主要是满人。［8］ 醇亲王本人这时似乎已转而相信自强运动。但海军衙门应该主要被看做是慈禧太后及其宠幸们所搞的鬼把戏，意在与李鸿章分享北京能从各省提取的经费，虽然它表面上的动机是无可指摘的。

它的背景是1884年4月宫廷政治中发生的一件大事。一位御史攻击恭亲王和军机处应对东京的军事挫败负责，作为摄政者的慈禧太后便降旨解散了整个军机处，而以礼亲王（世铎）为首的五名新军机大臣来接替。恭亲王也和其他三名大臣一起从总理衙门免职，它的领导权交给了庆亲王。作为年轻皇帝的父亲，醇亲王不便在军机处或总理衙门供职，但慈禧太后再次降谕，“着醇亲王奕䜣（就军机处事宜）一并与议具奏”。［9］ 醇亲王的心腹顾问中有孙毓汶：这是一位精明而贪得无厌的翰林院出身的官僚，他曾得到慈禧的信任而被任命在军机处供职，直至1895年，即醇亲王死后的第四年。［10］

虽然醇亲王在伊犁和安南危机期间也站在“主战派”一边，但他过去对海军事务却不感兴趣。他曾给神机营买过西洋军火，但直到1881年初他才开始以矛盾复杂的心情对铁路和机器开矿表示兴趣。50000444_298_3［11］ 他和慈禧太后之决定成立海军衙门，无疑是受了李鸿章1885年9月份在北京作三个星期逗留时的影响的结果，那时这个计划正被提出来反复加以研究。

李鸿章非常急需经费来维持和建立他的舰队及其相关的设施。虽然他同伊藤博文在4月份就朝鲜问题签订了协议，李鸿章仍然相信，中国迟早会因它的这一最邻近的藩属而与日本相对抗。醇亲王也能够看到朝鲜的重要性，但他也知道，他的异母兄弟和政敌恭亲王由于反对慈禧太后喜爱豪奢的苑囿宫殿而在很大程度上招致了太后的愤怒。李鸿章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每年只从各省收到约六十万两用作海防经费。［12］ 他把有清帝支持的海军衙门看做是这样一种手段，即它将迫使各省在满足皇室的园林建造的需求之外，更为海军多出经费。李鸿章别无其他选择，实际上只能跟清帝本人串通在一起。

清帝现在给各省施加压力，要他们给海军衙门每年送足原定的海防经费四百万两，按照上谕所说，甚至为此削减绿营和勇营兵额以及废除海军的中国帆船式战船和无用的陈旧轮船也在所不惜。除此之外，又宣布新设“海防捐”。为此目的，公开实行卖官鬻爵，官员被鼓励出钱来“报效”，以使自己能够晋升或使过去的渎职行为得到宽恕。［13］

慈禧的当务之急是首先重新修建皇宫西面围绕三海的、有许多亭台楼阁的御花园，它位于北京的中心；然后是建造在城外西北的避暑离宫。早在1885年6月，她曾命令满洲的四大富裕贵族（包括不幸的崇厚在内）帮助苑囿的建设，即伸手要他们捐钱。这四大家族和另外其他几家共捐出二十四万两。1886年1月的一道上谕，公开为三海建设要求粤海关监督帮助经费，而且还要求海军衙门本身作为“借款”提供款项。醇亲王在12月份写信给李鸿章说：神机营和海军衙门已从当时筹措到的二百二十万两中提供了七十五万两，但池苑工程还需要更多的钱。因此，醇亲王建议李鸿章应该筹集更多的经费。他希望李鸿章的衙署能帮助弄到一笔七十万两的外债，其名义是“可否指称创建京师水操学堂或贵处某事”。李鸿章只得照办，而且他显然在这笔外债中增借了二十二万七千两，以用于他的舰队。这笔钱由当时正在帮助李鸿章搞直隶北部铁路计划（这计划得到海军衙门的赞助）的伍廷芳来筹措，而由德商泰来银行的天津代理人提供。总数为五百万马克，年息五厘五，由天津、牛庄和芝罘海关收入于十五年内偿清。［14］ 李鸿章最后放弃了他筹款不举外债的原则——但只是在北京的命令下才这样做的。

与此同时，李鸿章每年从海军衙门收取他的应得份额约一百五十万两（其中一部分直接解往天津，不过是记在海军衙门帐上）。他也从海军衙门接受数额较少的不定期付款，以应付特殊需要。他分别通过驻英国与驻德国公使曾纪泽和许景澄在1886—1887年定购了两艘新的英国巡洋舰和两艘德国巡洋舰。（前驻德国公使李凤苞在定购李鸿章的头三艘德国舰只时被指控收受了大量个人佣金，因而已在1884年被撤职。）［15］ 1888年当新的巡洋舰到达时，李鸿章订出一套北洋海军章程，重新组织了他的舰队。这个章程的内容把英国海军的实际做法、勇营的制度和绿营兵的术语，都兼收并蓄于其中。丁汝昌提督将由两员小军舰舰长辅佐，他们被授以总兵衔，各指挥一艘7，430吨的铁甲舰。从2，300到2，850吨的几条巡洋舰则交给军衔为副将的舰长统带。这些舰长一方面得服从提督调动，一方面对自己的舰艇又享有完全的权威，并完全有权指挥支应委员以及管好受训的学生。［16］ 这是一支给人印象深刻的舰队，它拥有两艘铁甲舰、七艘巡洋舰、六艘炮艇和六艘鱼雷艇。

可是，李鸿章发现他不能进一步扩充他的舰队，虽然他已知道日本正在购买一种更新式的、经过改进的船只。困难是在财政方面，因为慈禧现在正致力于在北京西北建造颐和园的计划。她从海防经费中究竟提取了多少钱来盖造颐和园，其确切数目是难以弄清楚的。但是我们发现，醇亲王在1888年11月给李鸿章写信，要求他向几个省的督抚们筹款二百万两，存入天津洋行，以其利息用于进一步修造这座避暑离宫。［17］ 可是，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因为1891年3—6月清帝批准了海军衙门本身的奏折，公然建议颐和园的建筑款项应取自海防捐款和驻外使团专款。早在1888年3月，清帝本人就已在一道上谕中宣称，他愿为皇“母”提供休憩颐养的环境以娱其晚年，就象乾隆帝对待他的母亲那样。［18］ 皇室的伦常显然允许这样胡乱花钱，以尽孝道。

在这同时，北洋海军在1889—1890年继续每年收到约一百二十万两，勉强够维持它现有的舰队、设备和人员。1890年，旅顺口海军基地装备了一个四百英尺长的砖石船坞，以蒸汽作动力，俯临一个疏浚达二十五英尺深的海港，全部基地的工程总共花费了三百多万两（主要工程由法商承包）。可是，李鸿章因此不能给他的舰队增添一条船了。显然由于慈禧太后的需求不断增加和许多谄谀之徒从夏宫的修建中渔利，海军衙门向清帝建议“停购船械”。［19］

可是，经费来源不足还不是李鸿章的海军所面临的唯一困难。在筹措经费和保护自己的权力的同时，李鸿章还在想方设法解决对合格人员日益增加的需要的问题。随着福州船政局的日就败落，李鸿章的天津水师学堂成了培养下级海军军官的主要来源。1888年，李鸿章在琅威理的帮助下改组了水师学堂；琅威理是在1886年初返回中国的。水师学堂的重订章程表明，它愿意使中国的海军训练赶上西方的现代实际水平。入学要求被提高了，学习年限延长到六年零九个月（包括二十七个月的舰上训练），定期考试也被规划出来了。章程也包括了关于奖惩、提升和海军礼仪等复杂细致的规定。毕业生还被授予候补千总的身分。［20］ 旅顺口、威海卫、大沽和北方海岸的其他据点，还提供船上和岸上的训练设施。

可是，有些中国的高级海军人员的特点是骄傲自大和尔虞我诈。福州船政学堂出身的高级军官与其他地区来的军官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有些高级军官对琅威理的非常宝贵的工作表示不满，所以琅威理称这般人为“既愚昧、又嫉恨别人的人”。［21］ 这些紧张关系，再加上琅威理在中国军队中的地位不明确，造成了一次事件，从而使他在1890年辞职。琅威理的去职特别不幸。它不仅促使中国学生被排除于英国海军学校之外，而且使北洋海军内部的标准也为之下降。赫德曾经非常痛惜琅威理的辞职，可是也承认他的僵硬态度使他陷入了麻烦的境地。［22］

与此同时，其他地方的官员都正在试图改进海军训练，当然，他们的资源必然比李鸿章更受限制。在广州，总督张之洞在1887年开设了广东水陆师学堂，其基础是原淮军将领张树声总督1881年在黄埔早已开办的一所训练学校。虽然在理论上张之洞认为海陆军训练同样重要，实际上广东地处沿海，所以他更加重视海军。黄埔学堂的航海部分是仿照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开办的，它吸收了这两个学校原来的师生员工。吴仲翔曾在福州做过十年学监，并帮助李鸿章创办过天津学堂，现在当上了张之洞学堂海军部分的第一任负责人。虽然海军部分在1887年开始时有七十多名学生，后来又至少从福州转来了三十七名学生，但到1893年只剩下了二十五名士官生。财政拮据可能是享受公费补助的学生人数严重下降的部分原因，但张之洞又要强调中文学习，又要强调海军技术，这也一定打击了许多学生的学习情绪。士官生在学堂里每一天都奉命读经，以“巩固根本”。李鸿章的天津水师学堂不允许学生应科举考试，可是，张之洞却准许他的士官生这样做。张之洞在1889年后期的调任是对学堂的一个打击。他的继任李瀚章对扩充学堂的计划横加阻挠，而在1892—1894年，臭名远扬的保守派、广东巡抚刚毅则蓄意摧毁了这个计划。在刚毅的任期内，广东水陆师学堂遭停办，洋员被解聘，广东小舰队的现代化船只常年投闲置散，抛锚而不开动了。［23］

在北京避暑离宫附近，于1887年创立了一所所谓昆明湖水师学堂，以此来证明海军衙门的开支已用于正途，它培训了约四十名满洲生员，以便他们去天津水师学堂深造。曾国荃在南京迟至1890年才开设的南洋水师学堂则不那么被人们所耻笑了。它仿照天津水师学堂的榜样，意在为南洋舰队提供军官。据报道，它的入学要求是严格的，课程是完备的，师资（有几位教师是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是合格的。但它也不能吸收优秀学生，而且经费显然也很短缺。它的第一批士官生直到中日战争后才毕业。［24］

刘铭传在台湾

1885年，清廷采取另一步骤以加强帝国的海疆。10月12

日，即宣布海军衙门成立之当日，宣布了一道上谕：把前此为福建之一部分而受治于道台的台湾单独另设行省，而以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刘铭传是原淮军将领，以打败太平军和捻军而蜚声国内，他曾在1884—1885年的法国人入侵中负责防守台湾。1884年他曾任福建巡抚，驻节在台湾。现在他将就任清帝国第二十个行省的巡抚。（福建巡抚之职将由驻节福州的闽浙总督兼任。）刘铭传将单独负责台湾的人事安排，特别要对军事方面的人事安排负责。［25］ 清廷终于迟迟地认识到了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及其经济潜力。

自1683年清朝征服台湾岛上国姓爷的后裔之后几乎两百年期间，被葡萄牙人称为福摩萨的这个岛，对满洲人来说是一个边境地区，要放弃它就太危险了。它那里隐匿着许多不同政见者，这些人可能有朝一日再度利用它来反对清朝。可是，北京还不能贯彻限制中国人从大陆移向台湾的法令。清朝自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在那里的记录是贪污腐化和政令不行，在此期间它不时对起义进行镇压。英国舰船在鸦片战争中炮轰基隆和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开辟淡水及打狗（今高雄）为条约通商口岸，才开始使北京憬悟到这个岛的重要性。可是，1874年日本入侵该岛一事，才真正使几位政治家相信加强其防务的迫切需要。1874年危机期间任钦差大臣的沈葆桢在台湾呆了一年，他安装了海岸炮台，并且计划在基隆搞一个机器开采的煤矿。1875—1877年任福建巡抚的丁日昌对台湾事务给予很大的注意，并在1876—1877年冬春之际视察过该岛。他目睹过基隆各矿第一次用机器采煤，又由于他的出力，台湾府（台南）和打狗之间的一条三十英里长的电报线在1877年才得以铺设。丁日昌还有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想把台湾建成华南的海军基地；建一条纵贯该岛南北的铁路以便利战时运兵。这些设想原则上虽已被清帝批准，但各个方面都不给予财政支持，尤其是掌握福建财源的闽浙总督更加如此。丁日昌视察了岛上的绿营兵，发现贪污成风，例如有许多“士兵”只在花名册上列有虚名。由于他的建议，至少台湾的十名绿营军官被裁汰，包括总兵和一员副将在内。可是，丁日昌本人对有机会在台湾贯彻他正在进行的各项革新事业的这一幻想也破灭了。从1875年以来他被士大夫之流大肆攻击，其凶险程度较之李鸿章所受到的攻击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攻击得特别厉害的是他想拥有铁甲舰和倾向西学的观点。丁日昌于是乞病（这也是实情），请辞去福建巡抚职务；这辞呈在1878年4月被清帝接受。［26］

丁日昌对台湾的幻想现在等待刘铭传巡抚去实现了。刘铭传在中法之战之后来到台湾就任，他得到的财政支持比丁日昌所得到的要多。淡水和打狗（以及它们的外港基隆和安平）的关税收入在1886—1889年每年达四十五万两，后来还略有增加。这笔款项都被拨做台湾陆军费用。1885年，清帝每年另给刘铭传八十万两，为期五年。这个数目由福建省库和福州海关出资四十四万两，另由上海、九江、汉口、宁波和广州等海关出三十六万两。［27］ 鉴于他的计划庞大，刘铬传的总收入还是不丰裕的。他被当时的外国人誉为“非凡的中国官员”，不过，一位现代的审慎的学者把他五年的巡抚政绩评为“最多也不过是一个瑕瑜互见的记录”。③

刘铭传忠实信奉李鸿章关于武装备战的重要性的主张，所以他马上通过欧美商号大批订购大炮和枪支。在刘铭传以前，沈葆桢、丁日昌和其他人士已经用大炮装备了台湾和澎湖的要塞。从1856年开始的三年内，刘铭传给台湾和澎湖的炮兵掩体增加了三十一门新的阿摩士庄大炮。其中三分之二的口径是九至十二英寸。他还买了一万支后膛枪，并计划在台北附近搞一座兵工厂，他到1886年花了二万多两建造工厂，花了八万四千两买机器、金属和更多的枪支及子弹。这座新兵工厂约有三百名雇工，在一员德国工程师的带领下工作，它向刘铭传的部队提供枪炮的子弹，而且当1887年刘铭传为台湾铺设铁路的计划开始的时候，它的金工车间被证明是极其有价值的。［28］

早在1886年，刘铭传就计划在台北和台南之间搞电报，搞海底电线把台湾、澎湖和福州连接起来：所有这一切计划都被认为在军事上是必不可少的。由于与德商泰来洋行和英商怡和洋行签订了合同，这两条线路在1887年完成，此时正是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电报总局以后的第五年。［29］

正如他在打太平军及捻军的年代那样，刘铭传这位目不识丁的纠纠武夫不仅容易接受西洋武器，他还急于让他的士兵实行西法操练。刘铭传认为，台湾岛上的绿营兵在全国是最下乘的。它的名义上编制是一万四千名，实际数字在1884—1885年是四千五百名。刘铭传着手搞一项重新训练的计划，从优秀射手中挑选新军官。刘铭传也不满意台湾的勇营。他在1885年的奏折中说，湘淮两军已成“强弩之末”。他主张，实行新的训练是绝对必要的，特别是现在当后膛武器已引进国内的时候。“倘令枪码不明，则远近高低茫无准的，是有枪与无枪同矣。”［30］

1885年后期有十六营楚勇在台湾，由左宗棠原来将领之一刘璈率领，此人在1881—1885年任台湾道台。刘铭传现在接管了刘璈的楚勇，还统带着他本人带到台湾来的十营淮军。淮军的补充兵员主要从刘铭传的家乡合肥取得，这使他到1888年拥有总数达四十三个营，即二万二千人马。两位欧洲教官训练着他的士兵。［31］

刘铭传知道，他不能指望在规定的五年期满以后每年还有八十万两协饷收入。可是，他找到了弄到岁收的办法，这就是要使农田的实际所有主缴付更多的税。这一改革首先要求搞一次地籍调查，而这项工作在清代却从未在一省的范围内开展过，除了新建的新疆和台湾二省以外。李鸿章知道中国农村的既得利益集团壁垒森严，所以他在受任直隶总督以后的1870年明确指出：“通省清丈，断办不到”。［32］ 可是，刘铭传1886年恰恰着手解决了这个问题，结果把台湾地赋的估计收入从183，366两提高到了1888年的674，468两。

在这一时期之前的两年中，刘铭传已经成立了两个清赋局，一在台北，一在台南，挨家挨户编造土地清册。他正在利用渡过福摩萨海峡而来的移民两个世纪以来的开拓成果。从十八世纪初起，数量不大的人们（有人说台湾全部是四万人）曾得到政府的专利执照，准许他们开垦大块土地。［33］ 可是，这些专利执照持有者中很少有人自己实际从事垦殖。反之，他们把每块土地分给几个开发者，后者又转而把地再租给佃户。当涌入的移民越来越多和地价上涨时，许多开发者实际上又变成了大的外居地主，即人在城市而坐收佃户四成至六成收成的地主。这些地主在台湾被称为小租户：他们应向那些专利执照持有者（被尊称为大租户）交付他原来收到的土地收成的百分之十左右。根据传统，只有执照持有人才付土地税。由于台湾岛上清朝官僚体制的腐朽无能是臭名远扬的，专利执照持有人往往连并不沉重的地税也予以规避。例如，刘铭传惊愕莫名地发现，淡水全县每年的土地税仅能收780两！另外，许多专利执照持有户已日就式微，那些小租户常常是具有绅士地位的很大的地主，他们根本不纳税。

至少在台湾北部，刘铭传赢得了当地绅士领袖人物的合作，税制改革进行得颇为顺利。小租户是实际的土地所有者，所以发给地契，并且每年比照他们的土地征税。原来的专利凭照在理论上仍然有效，但小租户每年向专利执照持有者交付的地租减少了百分之四十。新制度早在1888年就已在台湾北部实行。可是，这改革在台湾中部和南部却遇到了抵抗，这部分是由于土地调查中的种种弊病。1888年，在彰化爆发了一次严重的起事，它是由当地的地主施九缎领导的。［34］ 虽然新税法最后在中部平原也得到推广，刘铭传认为必须与台湾南部的更加巩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作出妥协，于是同意了这样一个方案：某些专利凭照持有者可以保留他们与土地的关系，而与小租户一起分担新征的土地税。

同时，刘铭传还想开辟该岛的商业财源。他开征了种种厘金税，但由于外国商人的反对，许多种厘金被停止征收。他向山上的每一座蒸馏厂征收樟脑税，不过他不得不准许外国商人免交厘金税出口。这些收入来源，加上关税和土地税的留成（即平余，这是征税所收之铜钱折算成银两的“成色差额”），使得刘铭传治下的台湾甚至在1889年协饷已经停解之后岁收总数仍能达到二百一十二万两。50000444_310_1［35］

刘铭传用这有限的资财计划了许多亟待开发的项目：办铁路，开航运，采煤，兴建一所洋学堂，聘用外国人训练军队。但不幸的是，正值全中国都必须为防御日本而进行准备之际，刘铭传的部队却必须在台湾的高山密林之中与“凶残的生番”作战。

台湾土著和汉族移民之间的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当移民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估计增加到了二百五十万人的时候，自然要引起对较低山丘可耕地的争夺，土著居民在这些地方或是被消灭，或是被赶跑，或是被降服。那些随波逐流并心甘情愿来到台湾的清朝官员们，从未制定出一项令人满意的“山区政策”。移民和生番之间的冲突历久不衰；后者也购买了火器并且善于把守山隘，他们经常突袭平原，杀人泄忿。［36］ 刘铭传部分地为了便于同他们作战，部分地为了取得樟脑和木材，就建造了一条横亘东西两海岸的道路，穿山越岭，止于彰化。由于战斗越来越激烈，数以百计的清军士兵和几位最好的淮军军官染病而死于瘴疠地区。刘铭传在台湾任职期间合计对“生番”打了四十次仗。尽管他使用了机关枪和野战炮，他的部队仍吃了几次大败仗，例如1889年在宜兰附近便损失了273名官兵，包括他自己的侄儿在内。清军的士气很低；［37］ 在旷野地方作战并无战利品可资掳获，这就使得这种对土著的战争完全不同于打太平军、捻军或打回民的战斗。

刘巡抚既是一丝不苟，又富于创造精神。1885年，他指控道台刘璈贪污，由此得罪了台南地区的官僚和地主势力。为了吸引品性卓异的文官到台湾服务，他在1886年上奏说：和在新疆一样，凡到台湾服官积功满三年以上者，准其回大陆后优先擢升。刘铭传不得不从吏部为台湾挂牌的人员中挑选府县长令。可是他在1888年提出要求：鉴于台湾环境的特殊，十年之内那里的县令应由巡抚荐举，特别是要从有地籍调查经验的人员中荐举。吏部认为，该部在台湾十年停止任免人员的时期太长，而清帝则准许他三年之内可自选县长。［38］

和李鸿章一样，刘铭传也设专局来经办他的新事业。但在1889年，清廷强调地重申了1885年的上谕，要求各省裁减这样的局及其人员，而凡属必不可少者，应将它们的财政情况定期上报户部。［39］ 当清廷的政策实际上决定把力量集中在北京的苑囿方面时，刘铭传的倡议就几乎得不到清帝的支持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甚至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也不得不归还七十年代政府所举的公债。［40］

到了1890年，刘铭传也和他的前任丁日昌一样逐渐丧失了希望。甚至他的卓越的地籍调查工作也被御史们攻击一通，说它引起了1888年的叛乱。［41］ 刘铭传开设了一个商务局（英文名称为The Formosan Trading Company），它的经费来源一为台湾官方资金，一为私人所认捐款，特别是新加坡华侨的捐款。虽然它在1888年拥有两艘英制新轮船，但它在与外国商号的竞争——甚至在与中国轮船招商局的竞争——中，一直赔累。1888年，刘铭传改组基隆的著名煤矿为官办的“基隆官煤厂”。但它缺少周转资本，所以刘铭传打算接受一位英商的一百四十万两的投资，其条件是这个企业应在二十年内在台湾享有垄断机器提炼煤油及机器采煤的权利。可是，北京拒不批准。为了挽救基隆的煤矿，刘铭传在1890年6月重新奏请清帝：这些矿井可以交给一位广东人率领的一批中国人经办。扩资之后，台湾政府将出此资本的三分之一，接受其相应份额的红利。从这个迹象可以看出他在北京失了势，并且也可看出他的庇护人李鸿章的影响下降了；因为他为此受到总理衙门及户部的严厉批评，原因是他重新提出了早已被朝廷批驳的建议：它们耽心这些投资者的后台仍是外国人。1890年10月的一道上谕给刘铭传以“革职留任”的处分。［42］

1891年6月当刘铭传辞去台湾巡抚的时候，他或许有一种慰藉。自从1880年以来他一直为在中国建造铁路奔走呼号，1887年他得到清帝批准在台湾兴建了铁路。在“官督商办”的名义下，刘铭传的商务局从海外华侨那里集资一百万两。工程进展得很慢，但在1891年6月台北和基隆之间长二十英里的路面已被铺轨十五英里，而两年以后，在他的后任邵友濂的任期内，台北和新竹之间四十二英里的铺轨工程也得以完成。［43］ 它的起步是缓慢的，但在1894年全中国仅有319英里铁路，包括台湾在内。在直隶，李鸿章花了二十年时间才建成一条长257英里的铁路。

武备学堂和它们的问题

中国第一所训练陆战人员的学堂——即天津武备学堂——直到1885年才建立，即在天津水师学堂兴办的五年之后。在这方面迟迟才动手是叫人很难理解的，鉴于李鸿章在七十年代就已经大力向欧洲和美国派遣人员去接受军事训练，这种现象就更是不可理解的了。［44］ 早在1875年美国将军埃默里·厄普顿即曾向李鸿章建议应开办一所中国的武备学堂，但李鸿章以厄普顿的建议花费太大而加以拒绝，因为它需要从美国陆军聘用九位教师和教官，还加上一个学六年英语的方案。1880年，戈登也敦促李鸿章兴办一所武备学校，但只是在1884年他才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这显然是因为：中法战争方兴未艾；几位德国教官已到达中国；他的某些将领——特别是周盛传——改变了态度。［45］

迟迟不能开办陆军学堂，无疑是由于大多数勇营军官抵制向他们带领的部队中输进新成分。新式海军则不那么威胁既得利益集团，虽然李鸿章早期的海军军官据说很快就养成了反对新培养的士官生的偏见。甚至周盛传也表示，他虽然赞成按照西方模式兴办一所中国武备学堂，但他也觉得不一定会培训出许多将领来。［46］ 周盛传基本上满意淮军的指挥结构，他对许多老军官会反对人事的变动是了然于胸的。

李鸿章最初关于开办这种学堂的建议是很有节制的。他只计划训练约一百名下级军官和一些从淮军及练军营伍中选送来的士兵，再加上若干愿意学点军事的文员而已。经过压缩的课程包括天文学、地理、科学、测量、打样、数学、筑城学和军事操练及作战。六名德国军官开始在学堂教书。课程主要以德文讲授，由从同文馆或其他地方调来的译员帮助翻译。李鸿章希望学生们能在一年内完成学业（实际上要两年），然后他们回到原单位把新学来的知识传授给同伴们。从1885至1900年用这种方法共对大约一千五百名士官生进行了训练。大多数人只充当教官；只有少数人成了军官。［47］

1887年春，李鸿章增加了一项旨在培养军官的五年计划。应试者年龄限在十三至十六岁，并要求所受的中文教育应与其年岁相当。是否合格，应以入学考试为准。最初有四十名学生被录取，每个学生必须保证连续在校五年，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也不许结婚。父丧或母丧可以准假，但假期很短。［48］ 这五年学程是相当严厉的：头三年学一门外语（德语或英语）、算术、代数、几何、机械学、天文学、自然科学、地理、地图绘制、中国历史和经书；后两年包括射击学、军操、筑城学及其他工艺科目。定期考试用来测验熟练程度，评定升级或留级，并作为向上奏报学习进展情况的根据。这种一般的教学方法也用于李鸿章办的威海卫和山海关的军事训练学校中：这些学校被认为是天津训练计划的扩大。［49］

和天津水师学堂一样，这所武备学堂的财源也是来自日益枯竭的北洋“海防经费”。虽然它经办不善和贪污腐化，与外籍教官的关系有困难，学校中存在着语言障碍，学生中间存在种种问题，但中国二十世纪初期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是该校培训出来的。［50］

此外，在1894年以前开办的唯一的另一所武备学堂就是张之洞的广东水陆师学堂中的陆军部分。1885年，张之洞曾经在他新建的勇营部队——即广胜军——中聘用过德国教官。有一两名德国军官在该学堂里教书，但中国教官承担了大部分教学任务。张之洞看来很满意于他们的教学工作，因为他后来选派了毕业生充当他于1896年初在南京成立的自强军的军官，而且聘用该校教官去他于同一年稍晚时候在武昌建立的湖北武备学堂执教。［51］

在不敏锐的观察家看来，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已拥有一支不容轻视的陆海军。对李鸿章的淮军和其他中国部队的赞赏不乏其例，北洋海军也赢得了不少好评。［52］ 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可能爆发时，大多数西方人士认为中国有优势。它的陆军数量庞大，海军在数量和威力上都超出日本。德国参谋本部认为日本不可能取胜。在路透社的一篇访问记中，琅威理预言日本必败。琅威理认为中国的海军受过良好的训练，舰只合格，炮火至少是猛烈的，而且海岸要塞很强大。他说，威海卫是不可攻破的。虽然琅威理也强调过，一切得取决于中国部队的领导如何，但他相信，“归根到底，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必然最后被彻底粉碎”。［53］

［1］ 除了别的著作以外，特别请看伊斯特门：《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48—50、87—90页。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第169—174页。

［2］ 伊斯特门：《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198—200页。

［3］ 考尔迭：《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卷2第481页以后。《北华捷报》，1885年5月22日。麦卡利维：《黑旗军在越南》，第230—231页。

［4］ 《北华捷报》，1885年5月22日。斯科特：《中国的兵勇》，载《亚洲评论季刊》，第1期（1866年）第226—244页。

［5］ 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卷3第5、9—11页。

［6］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15页。伊斯特门：《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166页注5。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7第13—14页。参照克莱德：《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第180页。

［7］ 王家俭：《清季的海军衙门》，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季刊》，5（1973年）第2页。在谈到曾国藩的计划时，李鸿章1871年写信给他说：它“目前固办不到，内意固置之不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1第1页。

［8］ 王家俭：《清季的海军衙门》，第14—18页。

［9］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34—135、145页。

［10］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31页。张其昀等编：《清史》，第6册第4902页。

［11］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洋务运动》，第1册第117—118页。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第57—58页。

［12］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0第60页。包遵彭：《清季海军经费考实》，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学刊》，第1期（1969年）第21页。

［13］ 包遵彭：《清季海军史》，第28—31页。

［14］ 《大清德宗实录》，卷209第1页；卷221第10—11页。醇亲王的信具载于《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2第22—23页；又见卷2第36页。斯坦莱：《清季的财政改革者胡光墉》，第58页。

［15］ 包遵彭：《清季海军史》，第26—28页。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39页。《洋务运动》，第3册第12页。

［16］ 《北洋海军章程》，载《洋务运动》，第3册第195—264页；又见第200、203、206页，并散见于其他各处。

［17］ 关于醇亲王的请求及督抚实筹二百万两款项的支配问题的讨论，见吴相湘著《近代史事论丛》（第1册第151—170页）及包遵彭著《清季海军史》（第38—42页）。

［18］ 《大清德宗实录》，卷252第1页；卷294第9页；卷296第8页。

［19］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1第3页；卷74第33页；卷76第50页；卷78第53页。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第231页。王家俭：《旅顺建港始末》，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1976年6月）第261页。

［20］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58—163页。费正清：《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第1册第473—474页。

［21］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65页。卡文迪什：《中国的武装力量（？）》，载《皇家联合兵种杂志》，第42期（1898年6月）第720页。

［22］ 《北华捷报》，1890年6月6日、7月4日及8月15日；费正清：《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第1册第797、801页。参照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第1册第62—63页。

［23］ 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108—113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54—57页。参照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91页。

［24］ 包遵彭：《中国海军史》，第232—236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58—60页。《北华捷报》，1892年11月18日；1894年1月12日。

［25］ 《大清德宗实录》，卷215第5页。《刘壮肃公奏议》，卷6第4页。

［26］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29、283—319页。《洋务运动》，第1册第121、131页。黄家谟：《中国电线的创建》，载《大陆杂志》，卷36第6、7期合刊（1968年4月）第179—180页。

［27］ 《刘壮肃公奏议》，卷6第1、3页；卷8第16、18页。又可参照林东辰：《台湾贸易史》，第186页。

［28］ 斯派德尔：《1884—1891年刘铭传在台湾》（耶鲁大学博士论文，1967年），第165—166、170—172页。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