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发生在山东有其历史原因，山东人强悍好斗，其俗尚武。历史上西汉赤眉军和元末韩山童起义就爆发于此。在民间，农余之时，青壮多半习武为乐，结社聚会。明清以来，政府的精锐部队多数由山东人组成。山东的地位仿佛西汉时的陇上，但是这种地位也给山东带来了非常的灾难。在明初的靖难之变和明末清初时，山东的多数村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太平天国的北伐军，捻军都曾与清军在山东境内交战，也造成了山东人口骤降。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情况有了新变化。
中国古代集权统一的政府，一个庞大的上层机构之下，联系着无数个小的地方势力，中央的命令有效下达到县一级，再往下传就必须要中央派来的代表，即县令与地方有势力的士绅谈判，经过双方适当的妥协才能打折扣的实施。地方士绅一般掌握着地方上的经济命脉，比如说占有大量土地。是极有政治话语权的。他们的身份多数是有功名的地主，或是退休的官僚。他们与国家机器有微妙的关系，这个阶层可以说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是维护地方稳定的主要力量，但是这个阶层也有自己独特的，不同于上层官僚的利益需求，即保护并扩大自己的财产和势力，这种利益需求使他们平时维护上层统治，但是在上层过于倒行逆施的时候，坚决的与底层站在一起。改朝换代的斗争大都是由士绅领导或以士绅集团为后盾的。
士绅的出现，需要几个条件。一是社会稳定，二是家境殷实，有闭余读书考功名。山东境内连遭兵祸，山东西部地区，土地贫瘠，多为盐碱地，这地方的地主与江苏浙江是无法比的，有时难免还要亲自下田。困此鲁西的读书人较少，士绅的力量薄弱，地方治安也就较为差劲了。鲁西的曹县，一度被称为“贼巢”，这里的农民忙时种田，农闭时就结伙出行打劫。他们兔子不吃窝边草，不在省内犯事，而是往较为富裕的苏浙两地输出犯罪，得了财物回来分散乡邻，因此在官府来查问的时候就会得到乡亲的庇护。如果当年有旱灾或黄河发水灾，在山东南部，豫鲁皖交界处，往往齐集了来自鲁西各地的罪犯，由于地方官府之间缺少合作，并且效率低下，这个地方成了个三不管地区。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烟台也成了开放口岸。外国的传教士更大范围的在山东传教。在此之前，早已有数十名传教士在山东传教，最早的在康熙年间就已开始。最初的传教士进行的仅止宗教活动，借用的也只是宗教手段，他们远离故国以极度虔诚的信仰支撑自己的精神，在贫苦的中国农村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但是直至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老死，他们的传教成果极微，里面的原因是中国人都料想得到的。虽然他们的传教几乎是以失败告终，但这些人是值得敬佩的。
他们的后辈则是以另一副嘴脸来到中国的，这些新贵已不带殉道者的气质，他们乘着军舰，以征服者的姿态踏上这块土地，准备用在非洲拯救黑人的方法拯救中国人。他们马上发现中国人对“主的福音”不感兴趣。于是他们一面怂恿本国的军队开进中国协助自己崇高的事业，一面绞尽脑汁招揽教徒。茫茫中国，什么人都有，况且时逢变世，造就了许多边缘人，这些边缘人有被通缉的盗贼，穷困无路的贫民，秘密宗教的信徒。传教士向他们保证，只要他们入教，就能确保安全温饱。于是乎这些人入了教，清政府不敢得罪洋人啊，只好枉法不办。而那些教民见有了靠山，就与平素里不太合协的平民邻居为难，邻居气不过闹到衙门，就有外国传教士以保护教民为由给官府施压，官府只好妥协，曲断讼诉，使那领居受屈，怨气结在心中。另一方面教民更加无所忌惮，更多的平民为了保身也入了教，而有些传教士也跛扈横行亲身做一些欺压良民的勾当。在世间流传着种种有关传教士的吓人的传言，民愤越集越多，终于爆发，因此发生了多起教案。这些教案往往由教民和非教民之间的生活琐事引起，后来传教士护短，激起公愤，引发了大规模对传教士的建筑设施的破坏。教案发生后，地方传教士照例夸大损失上报主教，主教再报以该国大使，大使通过总理衙门向中国高层抗议，高层赶紧加压地方官使其做出对教民有利的判决。如些一来，恶性循环，冲突是难以避免。
1897年，愤怒的中国农民冲进了山东巨野的一传教士家中，打死了三名德国传教士中的两名。这就是有名的“巨野教案”，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德国强行租借了胶州湾。德皇威廉二世早就盯上了胶州湾，眼红了好久苦于没有机会，结果机会自己送上门来了真是喜从天降。他马上派军舰奔赴山东，理由是“保护传教士”。清政府刚被一向看不起的日本人打败，签了耻辱的《马关条约》，听见洋枪洋炮就心里打颤，对于这既成事实无心无力。但是事情还没完，甲午战争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孬弱，列强之所以没有动手瓜分，全在于顾虑会破坏均势。所以当初日本开大口要割辽东半岛被俄法德三国施太退还。现在德国切了蛋糕的第一刀，俄法英唯恐落后，纷纷在中国东部沿每驻长江流域划分势力范围。这瓜分的浪潮引起了年轻的光绪皇帝的忧虑，他召见了康有为后，决定仿效俄国彼得一世与日本明治天皇，实行新政。
当昙花一现的维新变法在北京城内前景惘然的实施的时候。山东的农民遭受到罕见的水灾，黄河三处决口，淹没鲁西，鲁东三十多个县城，受灾人数在百万以上。而前年，即1897年，苏皖鲁豫粮食欠收，无力赈灾。由水灾产生的难民流窜直隶，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各地治安压力陡然增加。早前清政府为了支付《马关条约》的巨额赔款，压缩军饷，精简部队。德国人来了以后，山东的精兵都调去防备列强，各地方剩下的兵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万一这时发生大规模的民变，清政府根本无法可施。
义和团就是这时候发展壮大的。义和团缘于一种类似民团的非官方组织，（这是本书作者与同内学者的最在分歧观点，国内的说法是，义和国是贫民的组织。）是由当地一些青壮年组成的武术团体。主要作用是对付盗贼与教民，但不像民团一样有政府授权。义和团发生在山东冠城，前生是一个叫梅花拳的武术团体，首领赵三多，又名赵洛珠。梅花拳在当地很有势力，赵三多也比较有影响力。因此在1897年，附近一起民教冲突，那民受了委曲，投到赵的门下，请为出头。赵三多答应了，但是梅花拳里的其它长辈不同意。他们迫赵三多脱离梅花拳，赵于是自立为义和拳。在此之后，义和拳吸收了社会上的许多不同特色的人，内部十分复杂。同时官府也注意到了这团体，地方要员如山东巡抚等同情拳民，因为他们的权威受到了传教士和教民的挑战，而且清政府内占半数以上的官员趋向保守，他们对于洋人的一切东西带有仇视的心理。清政府对于类似于义和团的组织的顾虑主要在于担心他们会受某些秘密宗教或者某些对政权有野心的人教唆，聚众反抗朝廷。在义和团之前，十八世纪中期发生在四川的白莲教起义，发生在新疆的回族叛乱以及十九世纪初近在京畿的八卦教起义，都使清政府心存余悸。因此若有民间团体牵涉到秘密宗教，无论是否有反抗的意图或能力，一律视为异端加以打压。不过民间的秘密团体多如牛毛，彼此之间又有说不清的千丝万缕的关系，难以分清是否犯禁。中央的指令虽然严正而明确，但到下级官员实施就显得含糊，难以做到正本清源和公平公正。因此秘密团体一直存在，并形成一种风气。在官府缺位的时候，民间团体就起来担负直官府承担的责任。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各开发口岸附近民教冲突严重，民愤极大而官府无能为力的情况，一些小团体或公开或秘密的结成，他们之间弥漫着排外的气息。
在鲁西，曾成立过威名远播的“大刀会”等组织。“大刀会”的成立本意是防盗，由当地的地主富农与他们的佃户组成，组织严密，防备流窜到该地的流寇。到了后来民教矛盾加剧，“大刀会”也加入其中，以其在地不弱的势力揽护农民。终于在1896年与在山东的德国天主教正同冲突，烧毁了九十四座教民的住房，这件事的结果照例由传教士通过系列中间过程迫使山东地方官惩办“大刀会”，具体施行者是时任山东按察使的满人毓贤，他的方法简单而有效：诱杀“大刀会”的首领。因为“大刀会”是个由地主富农组成的团体，这一阶层一会轻易反抗政府，而且这个组织在原有首领失去后不易产生替代者。所以显赫一时的“大刀会”树倒弥猴散。
1998年，毓贤做为山东巡抚张汝梅处理冠城教案的主要谋士，准备用两年前对付“大刀会”的方法对付义和团。时任冠县县令的曹倜向赵三多施压，迫使后者当众宣布义和团解散。不过“大刀会”和义和团大不相同，义和团吸收了大量赤贫，这些人无所失去就无所畏惧，赵三多的权威是要打折扣的，而且义和团结构松散，仪式简单，极易另创分社，另立新主。赵三多把冠城的义和团解散后，义和团民四散，把火种带到直隶安徽河南等地，特别是直隶，义和团大大兴盛。而在毓贤等地方官员心中，义和团的作为是忠君爱国，巡抚张汝梅为增强军力，大力吸收团民入民团，作为提防德国人的力量。其时德国传教士在山东专横跛扈，教民违法不遵，德国的军队滥杀无辜，民心所向就是驱逐洋人。这些被吸收的义和团就是日后义和团的中坚。从1898年到1899年，义和团扩散整个华北，已成燎原之势，清政府一直在“抚”和“剿”上举棋不定。朝中两派，保守派认为义和团顺应民心，可以加以利用。洋务派则认为义和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慈禧太后心里恨洋人，不过也对洋人的利害忌惮三分。因此中央是不鼓励义和团，也不过分反对。这一模糊的政策要实行就看地方官的喜好了。1898年底张汝梅应治河不力被撤职，取而代之的是毓贤，他的原则是义和团可以发展，但不可滋事，这被群众看为是对义和团的鼓励。虽然他也数次派兵镇压义和团，但是义和团还是越演越烈，教案急剧增多，且性质恶劣。德国人迫使清政府撤换了治拳不力的毓贤，接着上任的袁世凯也没多大办法。实际到了1899年底，义和团遍布华北，清政府根本无力剿灭，这时发生了“廊坊大捷”。
这场所谓的大捷背景是德国等列强看清政府无力保护教众，就直接派部队北上，同时美英德意四国的军舰抵达大沽口，做出攻击的架式，向清政府加压，这一军事举动引起了清政府的误解和恐怖。而这时京津铁路上布满了义和团，他们在廊坊伏击了列强的联军，迫使联军退回天津。其实这只个小胜，打死的外国人不过百，但是经过官僚们的夸大处理就成了一次大捷。慈禧太后本来还在“抚”和“剿”之间摇罢，受了这次大捷的影响，错误的认为义和团是有力量可以依靠的。这时是 1900年春，以后北京的态度就向“抚”上转变，料想有不少官僚以为可以出一口郁结了半个世纪的恶气了。义和团就是在这前后大举入就的，这个组织本来就缺少统一的领导，各分坛间各自为政。尔后又吸收了各色人等，入京后又染上了市侩间的种种恶习。在得到朝廷认可后暴得的地位和权势使这些习惯于于生活在底层的做惯了弱势群体的人忘忽所以，各种私心恶性澎涨，于是野蛮残忍愚蠢种种丑剧悲剧在京城上演。
当时凡是所有携带西洋物品与西洋有关的人都是义和团的斗争对象，处置的方法往往是杀，甚至是身边带了一支铅笔一块橡皮，被搜出来后会被看为二毛子杀掉。真正的老毛子却没杀掉几个，二毛子死了不知有多少，而且手法极其残忍。至此义和团的进步意义消亡殆尽，而清政府却指望倚靠这群乌合之众击败军律严明设备先进的外国联军。事实上大多数义和团一遇到列强正规军就做鸟兽散，一遇无力的教众教民就如狼似虎。义和团的下场众所周知，义和团运动的直接产物就是《辛丑条约》，总的来讲它是一场下层民众自发的爱国运动，（虽然我在打这字的时候有点别扭）不过它夹杂了太多杂质，最后虎头蛇尾。它的正面意义就是显示了中国民众的力量，终止了列强的瓜分。同时清政府也意识到过去的一套已经过，于是转而求诸变法，实行新政。但是这场运动也使当时的先进分子看到了中国农民野蛮愚昧的破坏力，进而更加看不起农民，将农民看作是被拯救者，而不加于自救者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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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东方早报·理财一周）

清代官员之贪腐，有一大特色，那就是“陋规”。学者韦庆远有长文论之，甚为精详。所谓“陋规”，也就是清代各级衙署官吏收纳或致送的一定钱物，属于常行例规，额外巴结或针对某事单独勾兑的贿赂并不在内。“陋规”有时合法，有时半合法，有时也被朝廷“明令禁止”（如雍正时期），但在有清一代，从未被真正铲除。“陋规”中人，犹如一群政治畸形儿，彼此心照不宣、上下其手，游荡在赤县神州，润滑于各级衙署。

中央官员收取的“陋规”，大体有两种：一是接受地方官员以各种名目的馈赠。当时地方政府没有驻京办，多是以私人名义相馈赠，比如冬日有炭敬，夏日有冰敬，实质功能则与今日驻京办之勾兑异曲同工。二是中央一级的衙署办理地方事务时勒收的额外费用，称作“部费”。地方官员向中央部门申报待报销经费，或上报待批办的政务或案件时，都必须同时奉上额外费用，供中央官员私分。

地方官员则处于“陋规”的中间环节，既向下一级官员收取“陋规”，又向上一级官员致送“陋规”。其名目更加繁复，诸如钱粮征收、词讼刑名、盐政、河道、漕运、海关、陆卡、督学，乃至宴席修禊、生子死人，都有“陋规”。在某些富裕省份，“陋规”金额之高，令人咋舌。譬如光绪间黄体芳的一封奏折中就揭发，广东新任督抚到粤，太平关照例馈银10万两，海关、运司也各送5万两。这红包不可谓不巨。

不止封疆大吏常处“陋规”中，普通胥吏也一样。韦庆远说，“凡一衙一署一岸一场一关一官一吏一役，不论职权高低大小，只要稍涉权力，亦必陋归是求”，就像我们今天常说的“有共产党员处，就有贪腐”，确凿不诬。

“陋规”之负担，貌似出于官吏，实则出自黎民。省级官署承担的，则摊派于府、州、县；后者当然不会当活雷锋，又以加捐、派税、加耗、浮收等方式倍取于民。于是自上而下，累层递进，最终形成一个巨大而强韧的贪腐网络。

有时朝廷也要“反腐倡廉”，基层官员常是率先被开刀对象。有些还没喊出什么声音就被处理了，有些则情急反噬。雍正时期，山东一个朱姓知县被指控贪婪亏空，他就交出自己任内20多年馈送各级上司陋规的账目明细，导致多人被惩。道光时期，四川犍为另一个朱姓官员，被控亏短9万多两白银，他不服气，扬言将赴京具控，要遭大家一起遭。结果时任川督的琦善出面，一边吓唬老朱，一边要各级官员曾收取老朱陋规者，多少吐点出来，集腋成裘，共度难关，居然摆平此案。我不由想起几年前也是四川犍为的一个田姓官员的事迹。此人曾任犍为县委书记，因经济犯罪问题被双归后，据说一下午就供了50多个人出来，事无大小都说，连送DVD都交代，以至办案人员不无尴尬地说：“老田，5000元以下的就先不忙交代了嘛”。此人最终虽未脱罪，但以数千万的贪贿金额，只判了死缓。

说回来，有清一代纯粹因“陋规”而获刑的官员并不多，但在收取陋规之余仍贪赃枉法的官员，就有不少获刑的了。据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的牛创平统计，在清代268年当中，涉及一、二品官员，大约也就是今日之副部级以上官员的经济犯罪案件共有108件，案中被判刑的一、二品官员共有157人，其中死刑立决的68人，斩、绞监候也即死缓的47人，其他刑事处分的42人。

在获刑事处分之外，还有大量官员因经济问题而被革职。有趣的是，他们常常能依靠向皇帝老儿行贿而得到复出机会。学者牟润孙《论乾隆时期的贪污》、《论清王朝富盛时期的内帑》两文，就细致地揭发了此种现象。官员秘密交罚款赎罪，盛于乾隆时期。他们私下交纳的巨额罚款，少部分用于公共事业如河工等，大部分则纳入内务府，进入皇帝的小金库。值得注意的是，这与夺俸的性质不一样，前者是私人向皇帝的秘密行贿，而后者是公开的行政处罚。牟润孙先生的论文对此点略有误会。

乾隆朝密记档记载大臣李质颖的一封奏折，称因在浙江巡抚任内未参某获罪大臣而愿罚银十万两，在粤海关任内奏事错误愿罚银2万两，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倒霉事，总计愿罚银25万6千余两。他要求以分期付款的形式按揭还罪，获得了乾隆的许可。在每年支付1.5-2万两赎罪银的同时，李质颖依旧可以做官。而以其为官的公开年收入来算，李很难支付此笔巨款，则其不得不变本加厉通过另外渠道敛财，也可想而知。

在私下向皇帝行贿以赎罪之外，被革职的清代官员还可以通过公开“捐复”的形式复出。学者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一书考论甚详。凡革职离任官员，其原来的官职等级、头衔、花翎都可捐复。有些甚至可以捐得比原先等级更高的官衔，只是不得补用而已。据陆陇其日记，在康熙年间人们还以捐复为耻，不好意思公开谈说。而许大龄指出，在乾隆之后，捐复被制度化，成为常捐，“捐复一项，几等恒河沙数，人皆视作固然，不以为耻矣。”

以今日政治观之，则清明程度直追康熙年间，而远胜乾隆时期。其一，当今引咎辞职或被免职之官员复出，大多不好意思让人知道，甚至有关部门会要求媒体不得报道，譬如因三聚氰胺奶粉而辞职的前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近日复出担任全国扫黄打非小组专职副组长，就是如此。其二，当今引咎辞职或被免职之官员复出，未闻有公开捐复之例，也就是说很可能不靠“硬通货”而靠“软实力”复出，似仍残存一二羞耻之心，令人赞叹。

说回来，清代的贪腐，既是制度性的，又是习俗性的，因此直到其覆灭，都没能得到有效解决。官吏们既可以在制度弹性允许范围内依靠“陋规”谋财，而一旦其贪腐行为超出制度弹性范围之外，只要不被斩立决，还大可以靠给皇帝秘密行贿或公开捐复来取得免罪、复职、复出的机会。其贪腐成本，可谓相当低廉，而其所取之目，又是极为巨大。章学诚对此曾浩叹说： “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如蚕食，渐至鲸吞……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餐箪馈”。章老夫子若起于地下，也许会觉得今日之中国相当眼熟，特别是如果他看到这样的新闻的话：近30年外逃的4000多名中国官员，人均卷款近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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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袁枚看着眼熟，搜了下原来之前介绍过他。

—————————————

（宋石男  较早前刊于《南方都市报》）

清雍正年间，湖北麻城县发生了一起不可思议的冤案：“杀人犯”即将伏法，其被指控杀害的对象，却突然 归来。这一切，详见清人袁枚所作《书麻城狱》。

先是，当地人涂如松与妻杨氏不合，有天杨氏忽不知去向，其弟杨五荣疑心是如松杀之，四处访 问。无赖赵当儿称听过如松杀妻的事，五荣遂拉之赴县衙告状，但没证据，案不能兴。此时的杨氏，实藏在当地生员杨同范家中，后者正是此案的幕后推手。

过 了一年，某乡民埋在河滩的死僮，因土浅，尸体露出，被狗啃残，地保应求往验，忽然雷电大作，半途而返。同范听说，认为机会来了，就与五荣谋，将此残尸认作 杨氏。性别不对怎么办？没关系，贿赂仵作，直接报为女尸。又过几天，尸体越发腐烂，更不可辨，遂草殓。之后同范、五荣率几十人哄闹于场，诬如松杀妻。此事 惊动当时湖广总督迈柱，令广济令高仁杰重审此案。

于是涂如松被逮系，恶遭刑讯逼供，“两踝骨见，犹无辞，乃烙铁索使跽，肉烟起，焦灼有 声，虽应求不免，不胜其毒，皆诬服”。可那尸体本是男子，无发、无脚指骨、无血裙裤，怎么办？又逼如松取呈。如松此时已是半死之人，只好胡乱指认。初掘一 坟，得朽木数十片；再掘一坟，见长髯、巨靴，不知是何男子；最后终于掘得一坟中有尸，足穿弓鞋，是女人啦！官吏大喜，可转眼一看，髑髅上白发苍苍，年龄显 然不对，又惊弃之。

麻城无主之墓，前后挖掘不下百座，仍不获。每挖一座，找不到尸体，就又严刑拷打如松。如松的母亲许氏，哀其子之求死不 得，就剪下自己的头发，去掉白发，仅留黑发为一束；又找乡人李献宗的妻子，刺臂出血，染一裤一裙；再开其亡儿棺，取脚指骨凑聚；将上述诸物，埋在河滩，然 后引衙役往掘。果得，狱具。但黄州知府蒋嘉年召他县仵作再检，都说是男尸，高仁杰为免责，又诡称尸骨被换，求再讯。正好山洪暴发，冲走尸体，没法再验。总 督迈柱竟以如松杀妻、官吏受赃，拟斩绞奏。

事至此，如松杀妻似成铁案，不料峰回路转。杨氏偶然为同范邻居太婆撞见，县令陈鼎得知，率快手 径入同范家，找到杨氏。麻城人数万欢呼，随之至公堂。县令召如松认妻。杨氏一见其夫状貌焦烂如鬼，忍不住上前抱颈大哭：“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堂下 民皆雨泣。五荣、同范等叩头乞命，无一言，后皆得诛。如松无罪开释，其时已被拘押多年，反复受刑若锅中烙饼，早已不成人形，也没得到什么国家赔偿。

如 松冤案，又见清光绪八年的《麻城县志》，与袁枚所记有不同，似冤中有冤，案中有案，然如松冤情及受刑经过，大略相仿，此文姑不细辨。

麻城 冤案，只是清代刑讯逼供造成冤抑之冰山一角。清代刑讯逼供蔚然成风，晚清重臣刘坤一、张之洞在一份变法奏折中，即直陈其酷：“敲扑呼号，血肉横飞……反覆 刑讯，拷讯之惨，多人拖累，则有瘐毙之冤。”乾嘉一代名幕绍兴汪辉祖在其著作中也屡有检讨，他说，对于盗贼，“一经到案，必须察言观色，究出真实贼证，方 可定案。不可轻用刑讯，致有冤抑”，又说，“盗贼辗转攀援，未必尽出有意诬人，或自分必死，或畏刑难甚，随口供指，冀延残喘者，大约十居六七”，可见刑讯 逼供造成冤假错案的可能性，实在极高。

针对刑讯逼供，钱锺书曾分析说：“信‘反是实’而逼囚吐实，知‘反非实’而逼囚坐实，殊途同归。欲 希上旨，必以判刑为终事。斯不究下情，亦必以非刑为始事矣。”寥寥数语，道出要害。所谓“反是实”，典出《旧唐书》，乃是酷吏来俊臣发明的十种大枷之七， 意思是一戴上它，你就不得不承认自己谋反是实，诛灭九族也得认。在此处，钱锺书是一语双关。

若进一步讨论，清代刑讯逼供盛行，主要有如下 原因：

第一，清代（乃至整个古代）没有无罪推定的法律思想与法律原则，嫌犯往往处于须自行举证的倒置状态，而官方对嫌犯，也通常是预设其 “有辜”。此外，清沿明律，规定“于人臀腿受刑去处，依法决打，邂逅致死，及自尽者，各无论”， 又规定“强盗、命案，证据以明，被告不吐实情，准用夹讯”。清律的附例还规定：“若因公事干连人犯，依法拷讯，邂逅致死，或因受刑之后因他病而死者，均照 邂逅致死律论。”这无异于立法支持刑讯逼供了。

第二，清代的地方司法系统，没有现代的公检法之分。事实上，从执行逮捕到立案侦查，再到庭 审，都是州县官“一人政府”领导下的甚至是同一个班子来进行。律师辩护制度更是奢谈，所谓讼师从来就没有当庭辩论的资格，其合法性也堪忧。如此，嫌犯很难 得到可助其避免刑讯逼供的程序正义保护。

第三，清代州县官的审讯技术，简陋地如同还停留在初民社会。来自《周礼》的所谓“五声听狱”，仍 为多数人奉为教条，即“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这种方法带着浓厚的主观倾向，散发出类似中医糟粕的 玄虚气味，显然缺乏严格的法理逻辑。而在依靠“五声听狱”不能得到满意供词的情况下（清律附例规定，结案 必须要有犯人供词：“鞫狱官详别讯问，务得输服供词，毋得节引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之律，遽请定案”），无论清官还是浊吏，可能都只好求助于 “给我大打五十大板！”

第四，清代州县官员好用刑讯逼供，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清代文官人手严重不足，已有众多学者揭发，姑不多论。 清代审案期限又极为严格，这让本就人手不足的地方官员，尤其措手不及。据《清史稿·刑法志》，寻常命案限6月，其中州县须3月内结案解府州，府州一月内解 司，司一月内解督抚，督抚一月内向皇帝咨题；盗劫及情重命案、钦部事件并抢夺掘坟一切杂案，时限更短，仅4月，其中州县须2月内解府州，府州20日内解 司，司20日内解督抚，督抚20日内咨题。重大案件的结案时限，反较普通案件为短。官员若违反审转期限，将直接面临“罚俸”、“降级”等行政处罚，若遭弹 劾，有时还会得到更严厉的处分。如此，官员尤其是地方基层官员，只好化压力为暴力，将嫌犯一拷了之。（这 难免不让人想起最近一则新闻：“赵作海冤枉了，我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因为我扛不住，我地位太卑微，人微言轻。我应该顶，但是顶不住，即使顶住了，你还是被 这转动的车轮碾死。”——时任商丘市检察院助理检察员、赵作海案的公诉人郑磊说。当时，检察院的起诉书上，特地标注了一句话：“政法委要求20天之内起 诉”。）

此外，清代吏治之贪渎腐败，众所皆知。因利益关系或权力倾轧而锻造冤狱，亦屡出不鲜。而在每一个冤狱中，都难免徘 徊着刑讯逼供的幽灵。说到底，清代刑讯逼供的本质，就在于缺乏对法治的敬畏以及对个体权利的认同与保护。哪怕是一个犯罪嫌疑人，也有其天赋人权，刑讯逼供 则挑战乃至践踏了此种天赋人权。这既是庶民的悲剧，也是王朝的悲哀；既映出草芥之民的渺小卑微，也衬出官僚机器的冷血强大；既留下炙烤民权的残痕，也摄下 滥施公权的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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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治朝中后期到光绪帝继位的最初几年，大清国对外没有遭遇大的军事冲突。中央一线工作，主要靠倡导变革的恭亲王奕訢来主持。洋务派树起“自强”的大旗，一场“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恭亲王奕訢

恭亲王奕訢（1833–1898），道光帝第六子。自1862年至1884年，主持朝政22年，洋务运动的领导者。

1874年，发生了日本侵略台湾的事件，海疆告急。李鸿章以台湾孤悬海外，必须修筑铁路、架设电线，方可血脉畅通、防外安内。可惜，这种论调因闻者“鲜不咋舌”，如泥牛入海。这年底，同治帝驾崩，李鸿章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进京面见恭亲王时，李再次力陈铁路建设之急之重。恭王倾向于修路，但直言此事反对者众，恐“无人敢主持”。李不死心，寄望于恭王能说动慈安、慈禧，争取两太后的支持。恭王也如实相告，称“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可见当时修筑铁路的阻力之大了。

因为《里瓦基亚条约》的签订，朝廷于1880年初严惩了对俄交涉的特使崇厚。俄国不干，派兵恫吓，战争一触即发。这场危机，虽然最终因清廷宽减崇厚而改派曾纪泽、重开谈判而化解，但全国性的防务问题，再次被摆到了清政府的台面上。奉召进京筹议战事的淮军将领、后来当上台湾第一任巡抚的刘铭传，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正式提议修路，并具体提出了从北京分别到清江浦（今江苏省淮安市）、汉口、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甘肃四条线路。但是经费紧张，不能四路并举，建议先修清江浦至北京线。边疆军事的紧张和刘折说理的透彻，朝廷的立场似乎也有松动，著担任南、北洋大臣的刘坤一、李鸿章就修路“妥议具奏”。

实际上，刘铭传的折子，也正是出自李的授意。这时距离1872年李鸿章因俄国侵占伊犁而首倡“改土车为铁路”，已经过去8个年头了。这年的最后一天，即1880年12月31日（光绪六年的十二月初一日），李回奏了洋洋洒洒近四千字的《妥议铁路事宜折》。指出现在修筑铁路，就好比古人作舟楫以济不通、驯牛马引重致远一样，是大势所趋。他说：

盖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犹居中古以后而屏弃舟车，其动辄后于人也，必矣！

紧接着，李用大段篇幅，论述了修路有增厘金、便运兵、卫京师、利救灾、转物资、促邮政、兴矿务、易招商、安行旅“九利”。对刘铭传“四路以为根本”、“先造清江至京一路”的方案，明确表示赞成。李鸿章一一批驳了顽固派攻击铁路的种种立论：对于资敌一说，他提出只要“坏其一段，扣留火车”，就能“路亦无用，而全路皆废”。对于“夺民生计”一说，他援引英国之例，指出有力者可充任工丁杂役、有财者可开旅店购股份，正是“扩民生计之明证”呀！对于毁民田庐坟墓一说，则提出高价购买（优给价值）或绕道而行（纡折避之）的解决措施。

李鸿章还颇有远见地写到：

惟是事端宏大，经始之初，宜慎之又慎，俾日后勿滋流弊，始足资程式而行久远。

出于这种考虑，他不惜笔墨，坦陈“造路需坚实耐久”。对于修路所需的巨额经费，李提醒朝廷借债“兴大利”不同于“济军饷”，须“由我自主”，否则宁可不借（不如是则勿借也）——他的借债是有条件的。其余如所拟办法应“徐议”、选派“素有名望”的监理人员以“取信于人”、特派“督办大员”统筹兼顾、铁路与矿务“二者相济为功”……所有这一切，都显出了李鸿章超出常人的眼光和超越时代的认识。

一场以是否该修铁路为焦点的大争论，在清政府内部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支持修路的洋务派，主要是地方大员；反对修路的顽固派，大多是中央廷臣。由于缺乏事实支撑，双方基本是以唇枪对舌剑，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守旧派因此得势。一个半月后，也就是1881年2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裁定“铁路断不宜开”；对刘铭传所奏，“著毋庸议”。

另一方面，李鸿章是直隶总督，深谙官场路数。对看似热烈的论战，其实并不抱多大的幻想。他悄悄地动手了。动工地点，则选在由他直接控制的直隶地面。

醇亲王奕譞

醇亲王奕譞（1840–1891），道光帝第七子、光绪生父。能力、水平均不如恭王，但为人谨慎，深谙“明哲保身”之道。

自打6年前的重修圆明园事件后，和慈禧一系列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交锋，已经使恭亲王的政治地位大为动摇。而另一位举足轻重的中枢角色——醇亲王奕譞，此时羽翼渐丰、久静思动，成为太后倚重的对象和外援。李鸿章改走醇王的门路，争取到了醇王的支持。1881年5月，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动工，公开的理由是为了方便运输开平煤矿所产之煤，实际是李鸿章推动全国开筑铁路设想的第一步。唐胥铁路于当年11月修成，总长10公里，是为中国第一条铁路。

1884年4月的“甲申易枢”事件，醇王正式从幕后走上前台。两年后，当醇王到天津巡视北洋海口时，李鸿章再提修路。奕譞建议，如果再修，还是从唐胥路修起，仍以运煤招商为名，以减小阻力。同时，路修于由李鸿章所管辖的直隶，也更易办成。由于有醇亲王做后台，李卯足劲头，把唐胥路先延至芦台阎庄，又延至大沽、天津，到1888年，硬是一点一点修出了总长130公里的唐津铁路。

李鸿章还亲身体验了一把自己主持的工程。坐火车从天津到唐山的260多里地，只走了一个半时辰，令他大为满意。兴头上的李有点儿忘形，于11月借海军衙门（由奕譞主持）的口，提出再把路延到北京通州。好嘛，万岁爷头上动土，大不敬！沉寂多时的守旧势力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时弹章蜂起，掀起了第二次的铁路大争论。这一回合，由于唐津线用事实证明了铁路的优越性，再加上有醇亲王做后台，洋务派也可以“挺直腰板说话”了。湖北巡抚张之洞提出缓建津通线，而另建京城到武汉的卢（卢沟桥）汉线。清廷最终批准了张的建议，也标志着大争论以洋务派的胜利，而告结束。

然而，卢汉线代表了洋务派的胜利，却不能算是李鸿章个人的胜利。谁都看得出，这是朝廷“扶张抑李”的把戏。李鸿章在给其兄、两广总督李翰章的家信中，猛批卢汉线长三千华里，张之洞“大言无实……终要泄底”。对先期修筑卢沟桥到正定府一段，也称自己“年衰力薄，不获目睹其成”，袖手旁观，大泼冷水。

恰逢此时俄国和日本争夺朝鲜、觊觎东北的野心愈发明显，清廷遂于次年宣布缓建卢汉路，改修通达东北的“关东铁路”，仍著李鸿章督办。李大喜过望，不见了“年衰力薄”，立即筹划起直隶境内、从滦州林西镇到山海关的线路来。

到1894年（甲午年）春，至山海关的铁路建成通车。这期间，醇亲王奕譞于1891年去世。由于前线战事失利，加上后来《马关条约》的天价赔偿，清廷终于无力再修建“关东铁路”的关外部分了。

……

1905年9月，京张铁路开工。四年后通车。这是第一条完全由中国人设计、建造的铁路，其设计师詹天佑为后人所景仰。

又过了两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此前，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激起四川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迫使清政府将湖北的大批新军调入四川。这在客观上成为武昌首义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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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年纪大的时候都说《戊戌政变记》多有不实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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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是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梁任公在其《戊戌政变记》中评价到“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这场以清朝的惨败而告终的战争，有太多的细节值得后人审视和借鉴。

进入6月以来，围绕着从朝鲜撤兵的问题，总理衙门与日本驻北京临时公使小村寿太郎之间，开始了近一个半月的频繁交涉。总理衙门坚持双方须先同时撤军、再开相关谈判的立场；而日本方面则是早就打定主意，要借机挑起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战争。因此旷日持久的交涉，注定是只能使日本赢得动员和部署兵力的时间，而不会有丝毫实质性的进展。
和商的同时，清廷对列强的“调停”抱以了相当的期望。然而，各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各打各的“小算盘”。到7月 14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发出“第二次绝交书”，清政府“始则假俄人为钳制，继则恃英人为调停”的设想，也终告落空。

在此关乎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非常时刻，坐镇天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集外交和军事重责于一身的李鸿章，会有怎样的举动，来消弭中日之间很可能一触即发的战争呢？他的这些措施，又有何惊人之处呢？

早在7月12日，李鸿章就秘密通过幕僚伍廷芳拜访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己次，传达他处理朝鲜问题的态度，使日本人明显感到李和总理衙门的立场间有不一致。15日，荒川报告陆奥，李鸿章好像倾向于同意陆奥的某些原则。伍廷芳告诉他“李鸿章能解决朝鲜问题而无需考虑北京的态度。”16日，陆奥回电荒川，尽管李鸿章真的希望解决朝鲜问题，但除非以最明确具体的形式，并通过适当的公认渠道传达给日方外，日本政府将不予考虑。当天，荒川再次报告陆奥，他已将陆奥的意见告诉了伍廷芳，李鸿章倾向于和平解决，但为如何才能展开谈判感到焦虑。“他已非常果断地拒绝了你的建议。”
7月22日，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总办北洋水师营务处道员罗丰禄到日领事馆，极秘密地通知日方，李鸿章决定派他做秘密特使，到东京面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李鸿章“忠诚希望和睦解决，并安排如何就朝鲜问题开展谈判”。李鸿章要求日本政府保证在秘密特使到达东京前，在朝鲜的日本军队不要采取敌对行动，并要求日方对此倡议立即答复。同日，荒川还在伍廷芳的安排下，到天津海关道衙门同盛宣怀密谈。盛告知荒川，中国派军队赴朝是作做样子而不是为了打仗。
这天罗、盛二人的“双簧”，毫无疑问是李鸿章的精心安排。一边是绕开皇帝和朝廷，提出罗丰禄直接访问东京的要求；一边是借盛宣怀之口，表示中国对日的战争准备只是摆样子。在李鸿章看来，这一重大提议必然会在第一时间传达给日本政府。但蹊跷在于，荒川直到23日晚间才将电报拍发，日本外务省24日中午收到。陆奥宗光倒没有耽搁，当天回电表示日本政府“不特别反对罗来日本”，也不能保证在朝日军“放弃敌对行动”。果然，23日，日军攻占朝鲜王宫，诛闵妃（明成皇后）、拘韩王李熙（高宗）；24日晨，日本联合舰队三舰在丰岛海面袭击北洋水师军舰“济远”和“广乙”、击沉运送清兵的“高升”轮。李鸿章苦心孤诣的求和行动，由于日本方面没有做出想象当中的积极配合而作罢。
但话又说回来，李鸿章安排罗丰禄的这次外交试探，绝对是中国外交史上一次极为惊人的非常事件。当时，清政府内部主战的空气趋于高涨。6月25日和7月1日，光绪帝两次谕李鸿章加强备战。7月16日，光绪帝再次对军机大臣宣示主战之意，并传慈禧太后“懿旨亦主战”。当天，军机处电谕李鸿章“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光绪帝、军机处、总理衙门等发给李鸿章的一切指令，都是要他作好开仗准备。那么，另一种解释就显得合乎情理：是李鸿章自行决定，绕开皇帝和朝廷、独辟对日外交的和商途径！而这种做法在甲午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到底是谁授予了他这么大的权利呢？

李鸿章之所以要在甲午7月，如此不惜一切代价地寻求和平，显然是断定慈禧太后决不愿意在六十大寿之年爆发战争；而他所掌握的北洋陆海军，也没有对日军的必胜把握。李鸿章认为此时“陆军无将，海军诸将无才。殊可虑！”而一旦手里淮军和北洋海军两张“王牌”打光，他在清廷官场上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但是对一点，李鸿章似乎信心满满：只要他能消退密布的战争乌云，就一定能找到办法说服朝廷。只是历史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日军在汉城围宫拘王并挑起丰岛海战，李鸿章的秘密和商再也无法进行，从此湮没于浩瀚的历史文档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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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也有一个论战，就是讨论买洋人的船，还是自己造船。　  购舰和造舰之争。
福建省福州市郊区有个马尾造船厂（史称福建船政局），那里有个一号船坞，上面有一艘铁甲战舰“平远”号。它是中国近代自己制造的第一艘巡洋舰。
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原淮安府所在地）的河下姜桥巷，有座裴宅（裴荫森故居），是淮安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它现有厅房、穿堂、堂屋三进，有房屋25间。其面南房屋4进12间，面西及西北房屋13间。这座大宅院的主人裴荫森，就是当年的船政大臣、福建船政局总理大臣、“平远号”之父。
中国近代第一舰从制造到诞生到沉没，无不因走向世界大洋的抱负而饱受艰辛和屈辱。
中国第一舰之父与之相同，也因走出自立更生的中国海军之路的胸怀而在那个年代备受打压。
舰同其父，人同其舰，这是中国近代海军史上的一段心酸的故事—
马尾生变
裴荫森生于清代道光三年（1823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字樾亭是当时淮安府阜宁人。其祖父裴长龄经商在外，很少回家。其父裴大宝以半耕半读自给。裴荫森童年时有一年遇到灾荒，家境陷入极度贫困，以致辍学。不久，父亲又去世。只因好心的族人的帮衬，裴荫森才能继续了学业。
清同治二年(1863年)他40岁时中了进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同治四年为道员，到湖南做官。同治六年(1867年)，参与办理长沙团练。同治九年 (1870年)，从著名的洋务派大臣、湖广总督李鸿章办理营务。同年六月，在李鸿章改任直隶总督时裴荫森也随他同往。李鸿章上任后即发生了天津法国领事丰大禄开枪打人，后被人打死并由此引发民众焚烧教堂、杀洋人事件。李鸿章迫于洋人压力，以杀群众20人、充军25人、赔银50万两并派大员道歉了结此案。听说李鸿章要如此处理此案，裴荫森当面力谏不可，但李鸿章不听。裴再上书，要求“多赔钱，少偿命，为百姓留元气，即为国家培国脉”，但李鸿章仍不理睬，裴荫森为此愤而辞职，径自往长沙办理团练，主持湖南全省营务处。湖南边境多为苗族聚居，因官吏横征暴敛致使“苗乱”频发。裴荫森上任后，采用“惩贪安边”的政策，惩办多名贪官，苗民诚服，裴荫森官声远扬，光绪九年(1883年)，升任福建按察使。
裴荫森到福建第二年，即光绪十年（1884年），发生了一件中国海军史上的大事，那就是马江海战。
这是中国与法国的一场海战。1883年，法国将越南建为了侵略中国的基地后，1884年7月间，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其远东舰队开到中国的福建，要求进入中国的马尾军港“游历”。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和会办福建海防大臣张佩纶向朝廷请旨，回复是：“严谕水师，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
得知了清朝庭的软弱，法军气焰更加嚣张。1884年8月23日8时，法军向闽浙总督发出最后通牒。但高官们一方面不准官兵“轻举妄动”，一方面封锁法军发出最后通牒的消息。高官们心存侥幸，希望法军只是恫吓而已，不会真的动手。但在1884年8月23日13时56分，法国舰队停泊在马江（马尾）水面的8艘军舰加两艘鱼雷艇，利用落潮的有利时机突然向福建水师发起攻击。中法马江海战（又称闽江口海战）爆发。福建水师对法国军舰英勇还击，但由于事前未作任何军事准备，加上装备落后、火力处于劣势，多数军舰未及起锚就被法国军舰击沉。海战不到30分钟，福建水师兵舰11艘（扬武、济安、飞云、福星、福胜、建胜、振威、永保、琛航9舰被击毁，另有伏波、艺新两舰自沉）以及运输船多艘沉没，官兵殉国736人，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而法军仅5人被击毙，15人受伤。海战中法军还摧毁了马尾造船厂和两岸炮台。
马江海战惨败，激起国人极大愤慨，8月26日清政府向法国宣战，中法战争正式爆发。
兴建现代造船厂
其实早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就出现了洋务派。但在海军建设上，洋务派本身就有了“造船”和“购船”两派之争。洋务派大臣李鸿章是主张购船的，而左宗棠则主张自己造船。1866年6月25口在太平天国起义被平息后，左宗棠向清朝廷上了两道奏章，申请设厂造船。他的奏请被批准。当年8月19日，选定在福州城郊的马尾兴建船厂（史称福建船政局），左宗棠还选聘法国人日意格作顾问，使得福建船政全盘引入了法式设计和建造方法，生产的舰船具有法国特色。之后又兴办了培养造船技术人才的福建船政前学堂，学堂直接采用法语教学，并派出大量学生赴法国留学学习造船技术。
1868年夏，船政局大功初成。它占地约600亩，拥有各种车间数十处，有4座船台和1座世界罕见的铁制浮船坞，员工多达3000余人，这在当时远东首推第一，被誉为亚洲第一船厂，当时很多西方人到达中国后，都要专程前往马尾一睹船政局的风采，参观工业革命时代的一大壮观景象。
然而伟人也会犯错误，伟人的错误正因为是伟人所犯，导致的后果往往更严重。左宗棠在创建中国现代海军事业上是功不可没的，但在当时却提出了一个错误的造舰思想。当时局限于经费紧张和对近代海军知识的缺乏，左宗棠提出，船政局建造的军舰应该同时具备运输与作战两种功能，平时可作漕运，战时作为军舰。此指导思想导致福建船政局早期建造的军舰，除“扬武”号二等巡洋舰外，其余舰只普遍加大了货舱，导致吃水过深，“船身高耸，船轮迟缓”，船型不伦不类，“兵商两绌”，徒有战舰之名，几乎都成了运输船。结果，马江一战，大部分由福建船政局建造的军舰组成的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
临危受命
以法国为师却被法国老师暴打，自己造的军舰不堪一击，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就是在这样的窘境下，马江海战的炮声刚停，船政局历史上第八任总理大臣、年以 61岁以任事勤勉为特色的裴荫森来上任了。裴荫森埋葬了死难官兵们的尸体，为之制文立碑。一个月后，即恢复了船政局的运作。
裴荫森总结前人经验，十分务实地认为，中国建造的铁木合构船已不能适应当代战争的需要,急需配备钢甲军舰抵御外来的侵略，船政局第一要务是要造铁甲舰。他要以此为突破口振兴船政局，振兴中国海军。
裴荫森求得了洋务集团“造船派”重臣左宗棠和穆图善支持。于是，1885年7月4日，他写了一份奏折《试造新式兵船疏》，阐述制造中国自己制造铁甲舰的重要，说明福建船政局自行造舰已具备能力，要求仿造法国1885年设计的图纸造3艘同型的小铁甲舰（单价46万两白银）。他说：“闽省若有此等钢甲兵船三艘，炮船、快船得有所护，胆壮气扬，法人断不敢轻率启衅。”左宗棠和穆图善签名支持，称船政局学生们“籍隶福建省，均无希图名利之心。只以马江死事诸人非其亲故即属乡邻，以报仇雪愤之心，寄于监作考工之事，其成效必有可观。”奏折写好，500里加急呈送北京。
不料裴荫森的一番报国之心从这天开始就受到了不断打压。这是因为洋务集团“购船派”重臣李鸿章也上奏请求拨款向欧洲购巡洋舰。裴荫森奏折正好与其撞车。闻讯李鸿章即写奏驳斥，称“裴臬司于此道素未考究,误信闽厂学生之蛊惑”,要求清政府“审慎图维,勿任虚掷帑金”。资历、背景、实力与李鸿章都无法匹敌的裴荫森顿陷困境，十分难堪。最后慈禧太后拿出一个平衡方案，她一方面支持了裴荫森的要求，一方面也同意李鸿章购军舰，不过所购军舰从计划数的6艘减为了4 艘，将省下的购舰款拨给了裴荫森。但此款仅够造一艘铁甲舰所用。
1886年的春天，裴荫森派福建船政前学堂学生魏瀚前往法国购买造船所需的大批钢材。当年秋天，魏瀚将舰材购买回国，12月7日，裴荫森亲自主持了新军舰的龙骨安放，魏瀚、郑清濂、吴德章、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等船政前学堂培养出来的专家通力合作开始建造这艘中国自己的铁甲舰——“龙威”号。该舰长 59.99米、宽12.19米，正常排水量2150吨，满载排水量2640吨，额定乘员202人，大于仿造的法国军舰。动力系统采用了2台福建船政局制造的三胀往复式蒸汽机，轮机转速80转/分钟，配套使用4座圆型高式燃煤锅炉，每座有两个炉门。主机功率2400匹马力，双轴推进，航速10.5节，军舰上的煤舱容量设计为350吨，远远超过法国舰，这表示这艘军舰可用于远海作战。环绕全舰装备有水线带装甲，全为从法国购入的全钢装甲。其中舰首部位装甲厚5 英寸，高7英尺；军舰中部为防护弹药舱、锅炉舱等要害设施，装甲厚度达到8英寸高5英尺；舰尾部分装甲厚6英寸，宽4英尺2英寸，除此，军舰两侧的煤舱里的燃煤也能提供一定的防护，起到抵挡炮弹破片的作用。另外，有装甲保护的部位还有，装甲甲板厚2英寸，露炮台装甲围壁厚8英寸，炮罩厚2英寸，司令塔装甲厚5英寸。整体来看，“龙威”号军舰防御能力较强。该舰主要武器有：克虏伯260mm前主炮1门、克虏伯150mm副炮2门、57mm诺典费尔德炮2门、 47mm单管哈乞开斯速射炮2门、37mm5管哈乞开斯机关炮4门、18寸鱼雷发射管4具。“龙威”前主炮260毫米克虏伯钢箍套炮威力巨大，火炮身管长 9100毫米，配备有钢弹、开花弹、子母弹，火炮有效射程高达12200米，使用钢弹在274米距离上，可以击穿571毫米厚的钢板。
1889年9月28日，“龙威”号试航成功。这艘未用一洋员洋匠建造的军舰编入北洋水师序列。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的学生李和被任命为该舰管带。
但第一次自己建造军舰，难免有些不如意的地方。当此舰轮机系统出现一次故障时，“购船派”重臣李鸿章当即大作文章，称此舰大不可靠，表示北洋水师不能接收这艘军舰。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为人厚道，他亲自视察此舰，十分满意。他表示还是要这艘军舰的，不过要向李鸿章请示。1989年12月，李鸿章妥协，在将舰名改为“平远”号后，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艘军舰正式加入了北洋水师的行列。不过虽然加入了北洋水师，“平远”号仍受歧视，被列在二梯队里。
光荣又屈辱的战舰
1894年是历史上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年。当年9月16日，，北洋海军主力护送增援平壤作战的陆军前往鸭绿江口大东沟登陆，抵达后，“平远”号与“广丙” 号作为第二梯队，配置于大东沟口外，担负警戒任务，北洋海军其余的10艘主力舰则作为一线主力，在口外12海里处下锚。9月17日中午，大东沟口外的北洋海军主力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遭遇，展开激战， 距离战场较远的“平远”、 “广丙”两舰以及鱼雷艇“福龙”、“左一”号在看到远方弥漫的硝烟后，立刻一起急驶战场。
下午2时以后，“平远”、“广丙”二舰相互配合，向日本舰队旗舰、法式巡洋舰“松岛”号发起攻击。防护能力较强的“平远”舰在管带李和指挥下，冒弹雨拼死冲向“松岛”号，“平远”舰舰首主炮发射的一颗钢弹击中“松岛”，炮弹从“松岛”左舷中部下甲板的医疗室斜穿而入， 击穿1英寸厚的钢铁墙壁，穿过中央鱼雷发射室，击中“松岛”号320毫米主炮塔下的机关，引起爆炸，使其320火炮炮罩粉碎，火炮无法旋转。这颗炮弹在穿越中央鱼雷发射室时，使4名日本鱼雷兵因窒息死亡。下午3时10分，“平远”舰装备的37毫米哈乞开斯五管机关炮又接连命中“松岛”号的中央鱼雷发射室和桅杆，多名日本鱼雷兵受重伤，鱼雷管发射电路被打断。几分钟后，日舰“严岛”号又接连被“平远”号命中，被击毙4人。但“平远”舰前主炮也被命中，燃起大火，被迫于下午4时16分退出战斗，驶向大鹿岛附近的浅水区，灭火自救。至此，“平远”号已因甲午战争中的黄海海战而一战成名。
不过其后“平远”舰再度受辱。1895年，日军水陆夹击威海湾内的北洋水师时，“平远”舰参加了威海保卫战。不久，日军占领北洋水师司令部所在地刘公岛，北洋水师覆没，“平远”舰与残存的北洋水师舰只一同被俘，屈辱地被编入日本舰队，列为一等炮舰，仍用“平远”舰名。1904年日俄海战爆发，“平远”舰随日军出征，9月18日晚上7时45分，该舰在东渤海铁岛附近巡逻，右舷碰到俄军布设的水雷，引发大爆炸，几分钟后，这艘一度象征了中国近代造船业最高成又受尽了苦难屈辱的军舰沉入了中国的大海，最终回到母亲的怀抱……
尾声
此时，作为“平远”号之父的裴荫森，在造出此舰后，心力交瘁，一介报国书生，由李鸿章几次打压中深深体会到了中国官场之险恶和人性之丑陋——大家同为洋务集团，大目标都是以夷制夷，都想富国强兵，但一遇具体意见不同，便如此互相拆台，互相打击。这些恶习，深深刺痛了裴荫森的心。看看自己造舰强国之梦无法实现了，光绪十五年（1889年）12月，当“平远”号编入北洋水师三个月后，裴荫森就调离了他曾想大展宏图的船政局（清廷补授裴荫森为光禄寺卿），他当了京官，从三品，职责是负责皇宫的祭享、宴劳、酒醴、膳羞等。这与他的远大理想相去更远，于是当年7月即告病，次年5月即回家乡淮安府，在淮安府河下姜桥巷旧宅闭门养疴著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其病逝于淮安，享年72岁。他身后留给我们的著作有《裴光禄选集》、《船政奏议汇编》、《书版杂著》、《他山剩简》。回乡后还建饭庄“文楼”，首创了淮地特产蟹黄汤包。
福建船政局在裴荫森走后，也再无建树。从“平远”舰下水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的4年间除续建完工一艘两广总督张之洞先前订购的铁甲快船“广丁”号之外，仅仅建成过一艘练习船。
2004年9月15日， 福州市将复制的中国第一艘钢甲战舰“平远”号，放置在马尾船政一号船坞，供游人登舰观赏。这是福建省历史上首次复制福建船政所建造的兵舰。这只军舰，高傲地占在马尾，向人们展示着中国现代海军创始的坚难之路，展示着现代海军创始者们让中国走向海洋的志向，它既向人们说明了中国的强国之梦是怎么在一些丑陋的积习中失败的，也以失败和屈辱衬托出中国精英们高尚的灵魂和永驻历史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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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这个文章并不是说《国朝柔远记》这本书不好，而是书你看有用的地方就好，别老看着没用的地方较真。

这本书不错，值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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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犁清历史真相，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中西近代关系史虽逝去不久，然有许多史实存在盲区或误区，须进行上下求索、中外比照论证。只有真实的历史，才有真实的意义。拙文仅就《清朝柔远记》有关鸦片战争清军战果的“统计”情况作一些简单的对照分析，以求正方家。

关键词：鸦片战争；《清朝柔远记》；清军战绩；比照考订

一、《清朝柔远记》及其作者简介

十五世纪末，时值明朝中叶，随着葡萄牙人的首次来到中国澳门，东西方的海道大通。西方国家为了寻求商品市场和殖民地，纷纷踏海而至，中西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清代，道光年间爆发的鸦片战争，对中国国家生活的影响，远非历朝历代的战争所能比拟。对此，有关中外关系的记述和论著空前增多。其中王之春的《清朝柔远记》[1]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部。

王之春，字爵棠，湖南清泉人。他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的后裔，曾追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镇压农民起义，以文人兼武事的才干受到湘淮大吏的赏识任用。因此在他的书中，他所持的立场基本都是站在清政府一边的。但也不乏对琦善、奕山等“奸臣”的批评及地主乡绅中义勇人士的褒扬。

《清朝柔远记》共分二十卷，其中十八卷为整篇，以编年体的形式撰写，条目清晰，文字精炼。本书初稿的编成当为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年）前后。书中比较全面地记述了光绪以前清代的中外关系，特别是欧洲列强的侵华活动。该书对鸦片战争的过程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记录。书中有关鸦片战争史料，综合自《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等早期的著作以及清朝官方的文档记录、名臣撰述和各类私家笔记见闻等。相比以前更为真确。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及总结性的。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清朝官方及士人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以及对其战败经验的总结。

遗憾的是，该书对有关鸦片战争的记述存在太多的错漏，以及甚多不实之处。特别对清军战绩的夸大非常严重。造成这样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由于王之春所能掌握的材料多来自官方记录，其中有太多虚夸战绩的记载，而得诸见闻的记录不乏哗众之浮词；另一方面由于作者没有对照西文材料，且有意偏向于采信清军的武勇。

《清朝柔远记》以及《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这些著作对中国人如何看待鸦片战争造成了长期的影响，也引起了长达百余年的误解。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不实的记载被引用或因为某些政治目的而被歪曲地解读。这就使得国人始终没能正视鸦片战争的败因以及正确地总结经验，而是把失败归结为一些肤浅的原因，或将全部罪责简单地推到一些本不应该受责的个人身上。

二、鸦片战争中清军战绩考订

《清朝柔远记》对鸦片战争的记叙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进行的。战争首先爆发在广东地区。

1. 广东防御战[2]

《清朝柔远记》记录的第一场中英冲突是1839年9曰3日（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爆发的九龙之战，即所谓“赖恩爵败英人于九龙山”。战果是“参将赖恩爵挥兵发炮，沉其双桅船一”。但英方的资料记载的却只是受伤数人而已[3]。此战清军损失也不大，因此可谓胜负难分。

接下来记叙的是穿鼻海战。在这里《清朝柔远记》沿用了林则徐的奏报的说法：“断其（‘窝拉疑号’）船头鼻，又坏其柁楼。英兵多落海死”，对己方的损失则避过不谈。然而按照义律的报告，英船在这一战中击沉了3艘清水师战船，重创多艘。

接下来的两场战斗发生在1840年2月29日（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七日）和6月8日（五月九日）。前一场战斗声称广东游击马辰在长沙湾焚烧“英匪船二十余…焚溺无数”，后一场磨刀洋之战“焚英杉板船二，毙英弁目数人…延烧大小匪船十余”。关于这两场战斗，前一场英军记载的是没有损失，而后一场则未能找到相应英方材料对照。可见这两场战斗只是骚扰性质，战果也绝无所称之大，不然何以两场歼灭敌船都在十艘以上的激烈战斗英军的记录或是无损失，或是难获相关记载？

以上几场战斗都是发生在广东，不久英军主力到齐，并决定北上去更直接地打击清王朝的中心地带[4]。只留下“都鲁懿号”、“拉恩号”、“海阿新号”、“哥伦拜恩号”四舰封锁珠江口，余舰北上[5]。英军的这一行动结果被国人解读成了 “英人见粤防严密，徘徊旬月无隙可乘，遂启碇乘风东北去”。有关鸦片战争的三部史著《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皆用此说，《清朝柔远记》自然也沿袭了这种说法。

2. 厦门“大捷”[6]

英军北上后，在厦门试图向中方递交一份检讨两国关系的书信，当地守军因为看不懂英方来使所挂的休战白旗，发炮轰击，发生了冲突，结果是中国方面遭到了相当损害[7]。《清朝柔远记》却将厦门的冲突，记成了邓廷桢厦门击败英军的战绩：先是乘夜偷袭，“歼敌数十，焚其帆桅二艘”；其后固守炮台，“轰破其兵舰一”。

我们看看其焚毁英船的方法：“驶近英舰，以火罐喷筒攻其柁尾”。事实上，这种方法根本不可能得手。当时英军战舰多采用取自波罗的海的高级橡木作外壳，舰体非常牢固，不少战舰还外包铁皮，对于这样一艘排水量2、3000吨的巨舰来说[8]，清军的火炮即使击中也难以对其构成损伤[9]，而火罐喷筒更是难伤其皮毛了。特别是投掷火罐，英军大型战船一般都有5、6层甲板，且《清朝柔远记》记载的攻击部位还是船身最高的柁尾，火罐是绝难投掷其上的。因此这类一而再击沉英军战舰的战绩只会出现在虚报战果的奏折上。

3. 第一次定海之战[10]

厦门大捷两天后，即7月5日（六月七日），定海便失陷了。《清朝柔远记》对定海之战的叙述不可谓不悲壮。描写了知县姚怀祥等人如何大义拒降，苦战不屈，最终力战殉国的英勇场面。然而在这份悲壮后面却有作者不愿去书写的窝囊：整场战斗不到一天便结束了（事实上鸦片战争中面对英军的攻坚，清军几乎没有能撑过一天的），英军毫无伤亡。清军陆军在英军第一轮齐射后便行溃逃，英国海军军医爱德华·H·克里在他的游记中这样描述当时清军溃逃的情景：“在（舰炮的）烟尘中，中国陆军竭尽所能地向各个方向拼命逃窜，消失在山后…刀枪箭簇旗帜丢得满山都是。”水师也只是稍微放了几炮便遭覆没[11]。

8月6日，钦差大臣伊里布到任。由于他不用为定海的失败负责，因此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反而没有为这场一边倒的失败进行什么粉状修饰，反较后来《清朝柔远记》更如实描绘了战败的惨况[12]。

4. 沙角、大角炮台之战[13]

定海之战数月后，战场又回到了广东。《清朝柔远记》记述了七月广东副将陈连升、游击马辰击败英军的事迹：“炮沉其数小舟，伤英兵数十”，又“炮破英帅船头鼻…英军多溺”。但在英方的资料中却依然看不到有关这些损失的任何记载。

这些战斗论其规模只能算是一些小的冲突，但清军将领却多喜欢将之夸大以报功。而面对真正的大败时，则以夸大敌方的实力作为开脱或将责任推到汉奸的头上，再对己方的英勇加以渲染，歼敌数目加以夸张。于是一场场一边倒的失败便成为了虽败犹荣的悲歌。这样自欺欺人的做法一再上演，而对于战败的原因却因此得不到正确的总结。

陈连升的胜利没能持续多久。1841年1月7日（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英军大举进攻沙角、大角炮台，虎门大战爆发。沙角、大角两炮台同样只抵抗了不到一天就告陷落。

《清朝柔远记》记述的战况可谓悲壮异常：“陈连升兵六百，英船炮轰其前，而汉奸二千余梯山攻其背。连升以地雷、扛炮击毙英兵四百余，而火药已竭，援兵不至，英人并力攻炮台，陷之。连升及子举鹏、千总张清鹤皆力战而死。”

的确，沙角、大角一战清军打得异常英勇，而且死伤很大，有近三百人英勇牺牲。他们战前也做过非常充分的准备。但是他们的战果真如文中所言毙英兵四百余吗？

据英方的记载，他们仅有38受伤。战死：无[14]。

而且“二千余汉奸”并非真的是汉奸，而是登陆从路上对炮台进行迂回攻击的英国海军陆战队。

对于清朝的文臣武将来说，他们很难接受这样一个战果，于是只有通过将这场失败修饰成为一幕英勇抗战的悲剧方能为自己的失败开脱。而清代的文人同样无法相信一个这样一边倒的失败，无法接受一个败得如此之惨的英雄。于是无论是《清朝柔远记》，还是之前的《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都接受了清朝官员的说法。

5. 虎 门 大 战[15]

2月26日（二月六日），虎门失陷，提督关天培战死。关于这一场鸦片战争中最激烈的炮战，《清朝柔远记》却没有太详细的记述，只说是输在“众寡不敌”，也没有采用琦善“接仗四时之久”，“共计绞杀夷逆汉奸六百余名”之类的说法[16]。事实上这场战斗清军共投入了8500多人的兵力，在人数以及火炮数目上是要超过英军的[17]。清军的损失约为500人，另有1300人被俘。相比之下，英方的损失仅仅是受伤数人[18]。这样的战绩，恐怕是再难让人相信吹嘘杀敌600名之类的虚话。是故《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均未采信。

5. 广 州 之 战[19]

虎门失陷后，英军乘胜进攻广州城，沿途运用少量兵力摧毁大量清军炮台和舟船。这些都为《清朝柔远记》略去了不谈。该书随后记载的一场战斗是5月21日（四月一日）清军对英军的夜袭。书中对这场战斗的记载不可谓不激烈：集兵数万，驾船夜袭，携火筒喷筒分路伏击，用大量火筏进攻敌舰，“焚其二桅船二、杉板小船五，英兵焚溺死者数百…英船入碇十三洋行前，河南兵御之，杀伤相当…”。

而事实上，英方尽管也有许多关于遭到火筏攻击的记载，但均不见有人员大量伤亡或战船被毁的记载。其实当时英军已经找到了有效对付火筏的方法：将船锚用缆绳挂在三角帆上，将其丢在火筏上，然后将火筏拖到一边去[20]。火筏被认为是在海战中唯一能摧毁大型战舰的小艇。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70年代的俄国人、19世纪30年代的缅甸人都使用过火筏进行水面作战[21]。而作为没有大型水面舰只的清军水师，火筏攻击是唯一赖以寻机给敌人造成损失的战法。而现在火筏也失去了效用，清军水师事实上已经再没有能够有效杀伤英军舰只的方法了。

清军对英军的反击没有达到任何效果，相反，英军随之而来的进攻却将广州的外围给攻了下来。从5月21日清军发起进攻到25日英军反击结束，英方记载的损失仅仅为死亡9人，负伤68人[22]。这与《清朝柔远记》中所记载的毙敌数百显然相去太远。

7. 三元里抗英[23]

一直以来，鸦片战争中有关三元里抗英的事迹被捧为一个英勇抗英的神话。有关该场战斗歼灭英军的数目史书的记载也从百余名到200、300名不等。而《清朝柔远记》显然采取了最夸大的说法。按照该书的记载，三元里民众围困英军截战，“英军终日冲突不能出，死者二百余，歼其渠帅伯卖、月霞毕，获其兵符、黄金剑、双头手炮…三山村民亦击杀英兵百余…佛山义勇三百亦围攻英兵于龙冈炮台…歼英兵数十，又击破应援之杉板船… 新安县武举庾体群，于初四日以火舟三队…攻其后…毁其大兵船一…大船有胶浅者，乡民复将截而火之…”

《清朝柔远记》记述的广东民众这一系列的战果，共歼英军三百多人，还火烧英军舰两艘，真可谓辉煌。而事实上有关三元里抗英英军方面真实的死亡人数，通过参看外国资料可知道，实为不足十人[24]。而美国学者魏斐德在他的专著《大门口的陌生人》一书中所载的损失人数不过16人，其中仅一人死亡[25]。

和许多清朝的史家们一样，王之春对三元里抗英战果的夸大显然是希望能够从鸦片战争的屈辱军事失败中，找出一个士绅和民众的伟大胜利来，让人们相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不是清朝打不赢，而是个别贪生怕死、欺上瞒下的官员的暗中破坏，以此来为实际应该负主要责任的清廷开脱。

8. 厦 门 之 战[26]

《清朝柔远记》中类似的乡绅带领民众奋勇杀敌的记载还出现在接下来的厦门之战中：“乡民陈姓以五百人抗英五千众，英用车炮，民用抬枪，英兵死者百、伤者千，陈姓死者三人、伤者十三人耳。英人遂不敢久驻，大帮驶赴浙江，惟留数艘驻鼓浪屿。”

鸦片战争中英军远征军一共只有两万余众，而陈姓乡民五百人既已抗击来犯英军的四分之一，且毙伤过千。这样的记载可说是近乎神话了。

而书中所记载的两次厦门之战共击毁英军轮船五艘、大船一艘的战绩在英方史料中亦找不到任何记载。

9. 第二次定海之战[27]

英军在两次攻陷厦门之后，随即展开了对定海的第二次进攻。《清朝柔远记》中描绘了定海三总兵以四千残师当二万巨寇，鏖战六个昼夜，屡却强敌，最终不敌失城的英勇情景。

可事实上英军参战的兵力不过四五千人，而当时定海守军实际应该有5600人。所谓血战六昼夜，实际上：前五天只是英军进行一些战前侦查部署时与清军发生的一些偶然交火。而真正的战斗只是在最后一天。至于英军的战死人数也只有区区的2人[28]。《清朝柔远记》中所描绘的葛云飞孤军巷战，临死仍手刃数敌的情景显然只是文人对英雄大无畏气概的艺术化想象罢了。

同样的英雄主义想象在书中还有多次出现，如在慈溪之战中，副将朱贵“卓竖所执大旗于垒，怒马驰赴，斩数十级，身受重伤，马踣复跃起，夺敌矛左右冲荡，复中火枪乃踣，子昭南以身障之，格杀数人，被创无完肤…”[29]；又如乍浦之战中佐领隆福“御贼于天尊庙…掣佩刀奋杀数人，力竭自刎…[30]”。

10. 江南沿海的败局[31]

定海之战后，英军又连下镇海、慈溪、乍浦、宝山、上海、镇江等地。

镇海之战“击杀英兵数百”。然因主帅刚愎自用，“以三镇敢死之将，而置于必不可守之城，以庸碌无能之人，而授以险要必争之地”，因而失败。

浙东之战失败的原因则被归于“师期泄，英人知之，反令汉奸勾结乡勇倒戈相向”，后朱贵部清军在慈溪死命抵挡，“英兵伤亡三四百”，但“战方酣，乡勇乱窜，或反拒官兵”，导致英军乘机抄袭而失败。

乍浦之战的失败也被归因于“汉奸纵火内应，城遂陷”。

宝山之战，陈化成率军力战，“沉其二艘，又折其二艘之桅，毙英兵三百余人”，而失败的原因，则是由于主帅牛鉴“为一飞炮惊退，滁州兵在后者走，河南、徐州兵皆溃，总兵王志元亦走”，导致陈化成前后受敌，中炮身死而败。

总结这些败因，不是归于汉奸出卖就是主帅贪生，似乎只要没有这些令人切齿痛恨之徒，战事就能转败为胜。

且不说汉奸之事多为虚有之言，事实上主帅即使不贪生，战事也绝难持久：镇海之战，清兵阵亡数以百计，而英军仅亡3人，伤16人；浙东之战，清兵据报战死540人，英军仅亡3人（一说16人）；乍浦之战清军战死230人，另有无数军属平民身死，而英军仅9人死亡，55人受伤；宝山之战，陈化成及手下88人殉国，英军仅亡2人，伤25人[32]。这样的战局，已经不是靠主帅舍身、部卒用命就可以挽回的。

三、鸦片战争失败原因分析

战争是体系的对抗。就当时大清帝国的军队而言，与大不列颠军队在组织、训练、装备、兵员素质、作战思想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代差，而整合起来的军队体系的实力则差之更远。作战思想背后是制度文化，由此就注定了大清帝国这个拥兵百万的陆上封闭帝国必然会败于英国远征军的区区二万之众。

长期的海上贸易经济制度，使英军是一支海上劲旅，一贯信奉着夺取海上霸权的理念。其主力战列舰队的总吨位在1840年已经达到了257000吨，比法国(84000吨)、美国（29000吨）、荷兰（16000吨）、西班牙（5000吨）、丹麦（16000吨）、瑞典（19000吨）几个海上强国的海军战列舰总吨位加起来都要多[33]。

海军最为一个天然进攻性的军种，具有能够时刻把握战场主动权的优势。它可以随时集结起大量的兵力，用以攻击陆上的薄弱环节，也可以用舰炮火力为陆战部队提供对岸火力支援；另对海洋及河流航路的控制更具有优势。如鸦片战争中英军舰队对京杭大运河入口的封锁，导致南北漕运不济，从而给清政府在经济上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其效果不亚于英军一场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正如后来的美国学者马汉在总结海军的优点时所说：“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掌握了世界”[34]。

海军所拥有的优势都体现在英军其对清军的作战上。

清军空有百万之众，却始终只能分散驻守在漫长海岸线的各个炮台上，彼此不能兼顾，只能任英军一个一个地敲打。就拿沙角、大角炮台的失陷来说，关天培的虎门守军近在咫尺，却不能过去支援，只能看着其在英军的轰击下陷落，毫无办法。

英军在对清军的进攻中动用了两栖作战，海路配合的模式，即用强大的海上炮火对清军进行火力压制，掩护陆上进攻。这种新式的近代战法是清军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因此极不习惯，逢战必输。

英军攻城作战比较例外的一战发生在最后的一场对镇江的作战中。英军在这一战中并没有为陆战部队提供海军舰炮的支援。结果强攻的陆战队遭受了较大的伤亡，共计有39人阵亡，130人受伤[35]。镇江的守将海龄在这一战中打得十分英勇，守军死伤也很大。但由于海龄在战前多有劣行，名声不好，因此《清朝柔远记》中并没有像对其他将领那样给予歌颂，对其不屈战死只以“为（英军）所杀”一笔带过。较以前诸战，镇江之战非常具有对比性，从中可以总结一些对英军作战的经验，但在《清》书中被王之春一笔带过了。

关于鸦片战争，在军事上最应该总结的有两点：首先是武器装备和战术思想的落后。这是双方外在的最明显的差距。

19世纪初的西方兵圣约米尼在其《战争艺术》一书中便这样阐述武器的作用：“武器的优越…是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最近20年的新发明已使军队的组织、装备、战术都有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可能…不可固步自封，不求长进…对于军事科技的研发应给予奖励…科学人才应受到尊重。”[36]西方各国对武器装备的更新都很看重。然而清政府却始终不曾关心武器的进步。数百年来清军的装备始终不曾换代。

武器的进步同时也会导致新战法的出现和旧战法的改进。而清军武器装备的落后也导致其在战术的运用上存在极大错误。如清军在战前准备中居然一再地希望拒英军的炮火于土墙和石壁之下，而清军制定的在广州和浙东的两次对英军反击计划更是不切实际，白白葬送了大批兵勇的生命。

除去在武器装备和战术思想上的差距，另外更大的差距却是体现在战略层面上。在战略思想的演进上，东西方战略思想的兴衰趋势恰好完全相反。在中国为先盛后衰，而在西方则为先衰后盛。中国的战略思想在先秦进入黄金时代后，其后便陷入停滞，再少有所突破。而西方的战略思想则在16世纪开始复兴，此后进步日益迅速，远非中国所能及。

19世纪初始西方战略思想进入了全盛期。自拿破仑战争后，诞生了约米尼、克劳塞维茨、沙恩霍斯特等战略思想家，以及以《战争艺术》和《战争论》两部巨著为代表的近代战略学著作。对比西方，此时中国军政系统的官员可谓无知。[37]

中西战略思想最大的差距还体现在决定这场鸦片战争成败的海权思想上。

约米尼在《战争艺术》中指出：“海洋的控制十分重要，假使一个国家拥有较长的海岸线，而又享有制海权，或能与享有海权的国家缔结同盟，则其抵抗力可以增加数倍以上。因为一方面，海洋可使补给来源永不匮竭；另一方面，利用制海权的弹性，可以到处袭击敌人”[38]。这本1838年出版的战略思想著作极有预见性地总结了几年后在遥远东方的清军对抗英军失败的原因。

中国数千年的农耕文化与闭关自守政策，只在陆上称霸，对海洋缺乏关注。即使是明代强大的郑和舰队，出海也只是为了伸张一下国威而已，丝毫没有海权控制思想，发展海外商业和贸易的机制；反作用于国内，也就未能在社会经济体制上有所进步影响。

大清帝国的“海权思想”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无论是《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还是《中西纪事》，对于海军在进攻战中的重要作用均无着重提及。

王之春在《清朝柔远记》卷十九“修船政”一篇中提出了他的一些“海防思想”。他总结中国诸多战争失利的原因为“（洋人）恃有兵船，谓彼能来而我不能往耳”，因此他认为“方今要务，全在战守，兵船为急”，他在文中提倡多造军舰，并主张选派人员出国学习操舰之法，可见他对军舰作用的重视。他还注意到美国南北战争中所使用的铁甲舰，主张加以修造，可见他对新的海战利器还是有一定的重视的。但是在战略上，他只主张将军舰分置沿岸各口以作守备，只作单纯被动的海上防御，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海权思想。

海军作为进攻性的军种，正如19世纪的英国军官菲利普·柯隆布在他的著作《海军战争》中所阐述的，其唯一的目的是用来争夺制海权，即要将海洋作为其国家的领土，海上交通线作为其国内道路，而敌国的海岸作为两国的边界[39]。清朝的军政人士有海防无海权的思想状况一直延续到了北洋水师时都没有得到改变。因此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被错误地作为一只防御性的力量来使用，将黄海、渤海的制海权拱手相让。这样即使坐拥着强大的镇远、定远铁甲舰又有什么用呢？这只舰队最终在日军海陆两军的共同夹击中全军覆没，成为了陈腐战争观念无情的陪葬品。

《清朝柔远记》中对英军损失的数十倍夸大，让人们看不到中英军队之间存在的真正差距。近代以来的战争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打赢一场战争不再是单纯凭借着勇敢顽强就可以办到的。需要科学的战备，精良的武装，以及更为重要的先进的战略思想。这三者在当时那些包括《清朝柔远记》在内的有关鸦片战争的书籍中都没能够得到很好的总结，反而导致了许多误解，直到现在这种误解依然存在。（本文承蒙章文钦教授悉心指导，在此深表谢意）。

2008.7.3.于中山大学隅园

The Error of Historical Records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Qing Army’s Millitay Successes in Opium War which record by QingChaoRouYuanJi

Yang Xinghe

(Sun Yat-sen University History Department Guangdong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Historical research to a large extent is the re-plow-truth of history. Even in the research of the modern history of sino-west relations there exist many blind spots and errors. We should put sufficient courage and perseverance into the textual research, return the truth to the history. Only the true history can bring the true meaning. This paper does some preliminary textual research on Qing Army’s millitay successes in Opium War which record by QingChaoRouYuanJi in order to corrected some views of this war.

Key Words: the Opium War; QingChaoRouYuanJi; Millitay Successes of Qing Army;Textual Research on Comparative

——-——————

作者简介：杨幸何（1984-）男，湖北人。中山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关系史。联系电话：020-31872457　 15989116568 E-mail:yangxinhe6617@tom.com

家庭通讯地址；510405 广东省广州市广园中路麓景路427-302 信箱

[1]原名《国朝柔远记》，又名《国朝通商始末记》或《中外通商始末记》

[2]参看[清] 王之春 著 赵春晨 点校《清朝柔远记》（以下简称《清》）第188-19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3]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四期，第8-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4]严中平《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行动》，选自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四期 ，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5] E.C.Bridgman and S.Wells Williams，Chinese Repository， Vols.9，P.107 。

[6]《清朝柔远记》，第191页。

[7] [美] 马士 著，张汇文 等 合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29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8] [英] 安德鲁·兰伯特 著，郑振清 译 《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第30-3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9]鸦片战争中没有一艘英舰被清军火炮击沉。

[10]《清朝柔远记》，第191-193页

[11] Edited by Michael Levien， The CREE JOURNALS The Voyages of Edward H Gree,Surgeon R.N.,as Related in His Private Journals, 1837-1856，ppP56-56.1981年。

[12]见《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110-113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13]《清朝柔远记》，第197-198页。

[14]奥塞隆尼著、　 译，《对华战争记》，第97页。北京：中华书局，※※ ※※年。

[15]《清朝柔远记》，第203-204页。

[1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 第二册， 第8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473页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8]茅海建 著《近代的尺度》，第286页。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19]《清朝柔远记》，第205-207页。

[20] Edited by Michael Levien The CREE JOURNALS The Voyages of Edward H Gree,Surgeon R.N.,as Related in His Private Journals, 1837-1856 ，P.83.

[21] [英] 安德鲁·兰伯特 著、 郑振清 译 《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第3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22]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346页 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

[23]《清》第207-208页

[24]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330、333、346、405页。

[25] [美] 魏斐德 著，王小荷 译 《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第1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26]《清朝柔远记》，第208-209页。

[27]《清朝柔远记》，第209-211页。

[28]关于第二次定海之战的研究，请参看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五章第三节《定海的土城》。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29]《清朝柔远记》，第220页。

[30]《清朝柔远记》，第226页。

[31]《清朝柔远记》，第211-233页。

[32]资料参考自 炎明主编《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上）第二章第三节、 （下）第三章 第四章，宁波：宁波出版社，1997年；姚宏敏《浙江三城反击战》，乐承耀《论清军浙东反攻失败的原因》，徐萍《乍浦之战》，选自 炎明 主编《浙江与鸦片战争新论》，宁波：宁波出版社，2000年；《吴淞之战新探》选自 茅海建 著《近代的尺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33] [英] 安德鲁·兰伯特 著、 郑振清 译 《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第2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34] Captain A.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London,1889.

[35]Chinese Repository Vols.12 ,P.352.另有说法是约有200人死亡，见The CREE JOURNALS The Voyages of Edward H Gree,Surgeon R.N.,as Related in His Private Journals, 1837-1856, P.106。

[36]参看[瑞士]约米尼 著 钮先钟 译 《战争艺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37]参看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38]参看[瑞士]约米尼 著 钮先钟 译 《战争艺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39]Philip Colomb Naval Warfare,Its Rul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Historically Treated, ，London,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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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个房契研究的博客，觉得很有意思。

正好看到前天我说的多难兴邦，伟大的那一年水灾。

六月甲戌，孙毓汶以疾免。丁丑，赈热河饥民。（又是赈灾。）乙酉，军机大臣徐用仪罢。以
麟书为武英殿大学士，昆冈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命钱应溥为军机大臣，翁同龢、
李鸿藻均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戊子，赈锺祥等处水灾。（水灾。）

在民国三年补了一下，当年水灾的被毁房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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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地震史研究专家推定，中国从古至今发生的八级及其以上的特大地震共有15次（含这次汶川地震），其中发生在清朝的即有8次，每次地震的基本情况如 下（本文的相关依据为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联合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中国历史地震图集》）。

一、顺治十一年六月初八（1654年7月21日）的秦州地震（方位：34.3°N，105.7°E。震级：8。震中烈度：Ⅺ。）

清初的秦州属于陕西（当时陕、甘尚未分家），在今甘肃天水市，地震发生在州城之南。秦州城垣、宫舍崩塌殆尽，倒塌房屋3672间，震塌窑寨不可胜记；木 门里山崩，土陷数百尺，压埋村落近十里，被土覆盖者千家；罗家堡七十峪两山合成一处，壅河成潭（即堰塞湖）；吕家坡苑珠寺倒塌；伏羌山山崩地裂，压塌庐 舍。省内礼县、西和、秦安、宁远、通渭、静宁、成县、阶州、安定、环县、文县、临洮府、兰州、宝鸡、宁羌、郿县等四十余府州县遭到破坏，波及山西、四川、 河南甚至直隶九十多个府州县，共计压死三万一千余人（《清世祖实录》卷84）。余震持续了一年多。

二、康熙七年 六月十七日（1668年7月25日）的山东郯城—莒州地震（方位：35.0°N，118.6°E。震级：8.5。震中烈度：Ⅻ。）

震中位于郯城、临沂、临沭三县交界处，极震区北至莒州（今莒县）、南至新沂，其中郯城、临沭两县部分地区烈度达XII度（最大值）。震时声若轰雷，大地 翻覆，地侧树偃，城廓、公廨、官民庐舍、庙宇等一时尽毁，山崩为堑，地漩为渊，沙涌井湮。遭受地震破坏的地区约19万平方公里，其中破坏惨重的有郯城、临 沂和莒州等地。郯城城楼垛口、村落寺观俱倒塌如平地，地裂泉涌，上喷高达二三丈，地裂或缝宽不可越或缝深不敢视，李家庄一镇数千家并陷，全县倒塌房屋数十 万间（康熙《郯城县志》卷9）。莒州百里无存屋，城内四乡遍地裂缝，城东北井喷沙水高三四尺，马耆山山崩四散，五庐崮山劈裂，阎家崮、旋风朵（山）各裂一 半。沂州城郭、公廨尽毁，人无完宇，山崩地裂，平地水深丈余，井内涌水高数尺。震中周围50多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150多个州县遭受不同程度破坏，共压毙 5万多人（其中莒州死亡2万有余，临沂死亡1.2万以上，郯城死亡8700余人等），波及江苏、安徽、河南、直隶、浙江、江西、盛京、山西、陕西、湖广、 福建十余省410多个府州县及朝鲜平安道、平壤、铁山等，有感半径达800多公里、总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包括州志、县志、方志、诗文、碑刻等500 多种史料记载了这次地震。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卷二〈地震〉一文中对这次地震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如“人眩晕不能立，坐地上随地转侧，河水倾泼 丈余，鸡鸣犬吠满城中”等。 

这次地震的余震也非常厉害（曾多次发生6.5-7.1级余震），并且持续了长达六年的时间。主震发生 后，7月26日、8月24日、9月18日、9月23日屡震，康熙九年十一月冬至前一天费县城垣被震塌，莒州震坏关帝庙、宝愿寺；康熙十年八月费县城垣又被 震塌，潍县县署圮毁；康熙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1672年6月17日）的余震还波及到山东、江苏、安徽、直隶四省十六府的广阔范围。

三、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1679年9月2日）的直隶三河—平谷地震（方位：40.0°N，117.0°E。震级：8。震中烈度：Ⅺ。）

这是北京附近发生的最大地震。震中位于今河北省大厂县的夏垫镇。据史料记载，地震时人不能站立，飞沙扬石，黑气障空，不见天日。受 灾地区以三河、平谷为重，香河、武清、宝坻次之，蓟州、固安又次之。从通州到三河，所在城墙全部倒塌，尸体堆成山丘，幸存者寥寥无几。三河县受灾惨重，震 后城墙和房屋存者无多，全城只剩下房屋50间左右，死亡2677人；地面开裂，黑水带沙涌出；柳河屯、潘各庄一带地面下沉0.7—3.3米不等。平谷县房 屋、塔庙荡然一空；地裂丈余，田禾皆毁；东山出现山崩，海子庄南山形成锯齿山；县城西北大辛寨村水井变形；整个县境除被房屋压毙及因地裂陷毙者外，生者仅 十之三四。当时的三河知县任塾撰写了《地震记》，比较客观、系统地记录了灾情。通州城郭村落尽成瓦砾，城楼、仓厂、儒学、文庙、官廨、民房、寺院无一幸 存；州城地裂，黑水涌出丈许，小米集地裂出现温泉，压死民人一万有余，高90余米的“燃灯塔”被震毁。蓟县、宝抵、武清、固安等县破坏也极为严重，地裂深 沟，黑水迸出，房屋倒塌无数，压死人畜甚多。

这次地震震中距京师仅40公里，故北京损失也相当严重，倒塌房屋12793间、损坏 18028间，死亡485人。北海白塔遭破坏，翰林院房屋即巍然存者亦瓦木破裂，不可收拾。皇宫（今故宫）堪称坚实、做工精细，在这次地震中也有31处宫 殿毁坏，其中康熙帝居住的乾清宫房墙倒塌,皇太后居住的慈宁宫及嫔妃居住的宫殿等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所以连皇帝也一度住进了地震棚。

此次地震，四十多个府州县遭受破坏，波及九省，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盛京、江南、甘肃、广东等省的165个州县方志都有记载。主震发生之后一 个月内，发生强余震10余次，其中9月3日、9月5日、9月17日及9月29日四次强余震估计震级均在6级左右，余震延续了九个多月。

四、清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739年1月3日）的宁夏府地震（方位：38.8°N，106.5°E。震级：8。震中烈度：＞ Ⅹ。）

震中位于宁夏府城（今银川市）至平罗县之间，府城和平罗、新渠、宝丰三县及洪广营、平羌堡城垣、庙宇、 衙署、仓廒、兵民房屋倒塌无存，压死包括宁夏知府在内的官民男女五万余人。府城城垣四面倒塌，仅存基址，瞬息之间房屋倒塌，男妇人口奔跑不及，被压大半， 因冬天取暖而酿成延续五天的火灾，损失惨重。著名的汉渠、唐徕渠等被摇塌震裂。驻防满城房室也尽皆塌坍，城垣虽未塌倒但已下陷,以致城门不能开启。平地裂 成大缝，长数十丈不等，宽或数寸或一二尺不等；地中黑水带沙上涌，亦有陷入而死者。昔日繁庶之所，竟成瓦砾之场。此次地震之极震区北达距银川160余里的 宝丰县，西至距银川40余里的平羌堡，向东、南亦延至近30里，甘肃、陕西、山西等省十余个府州遭受破坏，波及陕西、甘肃、山西、直隶、河南等省。当时， 川陕总督查郎阿向中央汇报：“查平罗、新渠、宝丰三县，洪广一营、平羌一堡，阖城房屋亦倒塌无存；而平罗、新渠、宝丰等处平地裂缝，涌出黑水更甚，或深三 五尺、七八尺不等。民人被压而死者已多，其被溺、被冻而死者亦复不少……”（乾隆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川陕总督查郎阿等为报办理宁夏震灾赈济情形事奏 折）。

此次地震余震频繁，一直持续到乾隆五年十二月初五。其中，主震发生后五十余天的乾隆四年正月十六日余震，城中所盖窝铺倒塌 数十处，震裂坚冰，低洼之处涌冒沙水，满城北门下陷尺许，估计该余震应在中级以上。其后，川陕总督、甘肃巡抚、宁夏将军、甘肃提督等官员不时奏报宁夏府余 震的情况，其中乾隆四年六月、五年四月、五月、闰六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及六年正月发生的余震较大，有的同时发生于平罗、灵武等地，可见其余震波及范 围之广。频繁的余震为抗震救灾增加了难度。

五、嘉庆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1812年3月8日）的新疆尼勒哈地震 （方位：43.8°N，83.4°E。震级：8。震中烈度：Ⅺ。）

地震发生在伊犁城东南不远处的尼勒哈之东， 今尼勒克县之东。文献上记载为伊犁地震，厄鲁特游牧衮佐特哈、胡吉尔泰、齐木库尔图等处山裂四处，长二十里至六十里不等、宽五六里不等，深高十余丈至二十 丈不等。因地处西域，人口较稀，压毙蒙古人四十七名、遣犯十一名以及牲畜五千余头，危害不算太大。

六、道光十三 年七月十二日（1833年8月26日）的西藏聂拉木地震（方位：28.3°N，85.5°E。震级：8。震中烈度：≥Ⅹ。）

震中位于中国与廓尔喀（今尼泊尔）国境线北侧的西藏聂拉木，当时连续发生地震，致使税卡官邸、百姓住房等遭到破坏，坍塌圮倾无遗。次年五月十一日的余 震，山石崩塌，压死五名采石民工。因人烟稀少，损失不大。

七、光绪五年五月十二日（1879年7月1日）的甘肃 文县地震（方位：33.0°N，104.7°E。震级：8。震中烈度：Ⅺ。）

文县、阶州、西固堡等受灾较重， 山崩河阻，地裂水涌，所有城堡、庙宇、民房率多倾圯，压死两万余人，伤毙牲畜无算。文县山崩水壅，县城内外倒塌民房2880余间。阶州“南山崩塌，冲压西 南城垣数十丈、居民二百余家；城中突起土阜，周二里许；各处山飞石走，地裂水出，杀九千八百八十一人，弥月不息”（光绪《阶州直隶州续志》卷19）。本省 西和、礼县、秦州及四川平武、陕西宁羌等四十一州县遭受破坏，波及甘肃、陕西、四川、山西、河南、湖北、贵州、新疆八省一百多府州县，纵横两千余公里。嗣 后，余震不断，每日或两三次，或每月一二次，或连日有声如雷，至光绪十一年八月乃止。

八、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九 日（1902年8月22日）的新疆阿图什地震（方位：39.9°N，76.2°E。震级：8。震中烈度：＞Ⅹ。）

震中位于今新疆阿图什市北。民屋塌倒，城镇毁伤，灾区甚广，人民之被压死者约千余名，附近亚士颠村压毙四百人，吕宜林死二十人。阿图什山错动二十米。喀 什噶尔城镇毁伤，清真寺局部塌落，香妃墓等古迹遭破坏。英吉沙尔厅、巴楚、阿哈奇等地裂，山区巨石陨落。塔什库尔干、拜城等牲畜圈倒塌。喀什、莎车西四城 连震二年方止。

上述八次发生在清代的特大地震，破坏性都相当严重，当地生产建设恢复元气经历了很长时间。特别是余震，历次特大地 震的余震都或多或少地持续了较长时间，最长的余震延续了六年。清朝以外的八级特大地震，分别有发生在元大德七年八月初六日（1303年9月17日）的中书 省赵城地震（震级8、震中烈度Ⅺ），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的陕西华州地震（震级8、震中烈度Ⅺ），明万历三十二年十一月初 九（1604年12月29日）的福建泉州近海地震（震级8、震中不明），1920年的宁夏海原地震（震级8.5、震中烈度Ⅻ），1927年的甘肃古浪地震 （震级8、震中烈度Ⅺ），1950年的西藏察隅地震（震级8.5、震中烈度Ⅻ）。这六次特大地震也都是余震连连，嘉靖华州地震的余震还一直延续到了万历初 年。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因受文献记载影响，没发现元朝之前有八级地震，可能与事实有出入；又，1900年以前的地震震级、烈度系依据历史记载推断， 之后数据则为仪器观测的结果。

若以古鉴今，特大地震的余震应该引起足够重视。余震的震中、范围、震级、持续时间都应该纳入决策者 的视野，受灾群众也应有必要的防范准备。（作者：华林甫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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