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7年5月，沟口雄三先生应《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之邀，在“台社”作了有关辛亥革命的学术演讲。“台社”将此次演讲的内容刊发于2007年9月出版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67期上，同时配发了贺照田、杨贞德和钟月岑三位学者的回应文字。本刊此次发表的沟口雄三先生的“辛亥革命新论”一文是他从台湾回东京之后根据在“台社”的演讲内容重新撰写而成的，并由东京大学林少阳先生译成中文首次发表。征得“台社”同意，本刊同时发表了刊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的三篇回应文章。
[内容提要]明末清初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思想家鼓吹“乡治”，极大地拓展了作为“地方公论”产物的“乡里空间”范围，并由县延伸至省一级，直接促进了“一省之力”的成熟和独立，最终形成了辛亥革命以各省独立获得成功这一独特形态。这种视角有别于传统的现代性坐标，可以使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有更全面的把握。
Abstract： In the initial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a group of thinkers represented by Huang Zongxi promulgated the idea of “village autonomy”. As a result， “the space of village autonomy”， which was formed by “local public opinions”， was greatly expanded， extending from the county level to that of the province. The autonomy of “provincial power” began to assert itself， and this finally led to the widespread attempt and success of provincial independence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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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
满洲民族其先曾见渤海国与金国。
明代分为三部。
一、海西女真，二、建州女真，三、野人女真。惟野人女真居黑龙江流域，距中国最远，朝贡无常。海西、建州则每岁至明朝贡。
满洲族为建州女真，初耕牧于牡丹、松花江之合流点【今三姓附近。】而统率于明之建州卫。
嗣其一部又南迁至图们江流域。
其祖先【景祖、显祖。】为明将李成梁所杀，【事在万历十一年，张居正卒之翌年。】遂于明成仇隙。
时努尔哈赤【太祖。】年二十五，以父【显祖。】遗甲十三副，捕杀仇人尼堪外兰。其时兵数不过五百人乃至六百人而已。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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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大纲,
钱穆
讲了一个政策，朝廷本意是好的，执行下去就变质了。 晚清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怎么把他们分成几个模型是个问题。
比如说赋税的改革，一般都是黄宗羲定律。 以前孩子年年喊的减负算这个越减越多的类型。 一些一些摊派结果是下边人贪了，摊派该干的活没人干。 第三种类型权力下放，结果是更加混乱。章士钊先生说，老的体制推倒了，新的只是名义上把制度定下来。 但是根本执行不了，或者执行成本太高。效率甚至不如老的。
不想扯了明天对我很重要。
两江总督取缔小彩票，名义上是依法办事，堂皇冠冕下不免有打击市场竞争对手的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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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闭关自守被打破后，国人闻所未闻的新行业不断从海外移植进来。任何一个新行业，但有钱赚，必成热门，众人蜂拥而上，弊端百出，成为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彩票以赌博为驱动力，很快失控，终于泛滥成灾，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予以取缔，以非常手段解决问题。
彩票失去控制是20世纪头几年的事。1900年庚子事变过后，清政府与列强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连同利息共9.82亿余两。如何筹集这笔巨额赔款，难坏了户部（财政部）。湖广总督张之洞提议，既然过去上海为救一省之灾发行了江南义赈票，现在筹还庚子赔款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各省不妨照此办理。他申辩道：办彩票虽有倡导赌博之嫌，但买彩票是愿者上钩之事，百姓自愿花钱，等于主动向国家交税，总比横征暴敛惹起民怨要好。
清朝以礼教治国，滥发彩票引导国民过度赌博有损国家体面。但列强逼债凶狠，清政府在筹还庚款问题上又不得不仰仗地方督抚，万般无奈，朝廷批准了总督的建议。于是自1901年起，浙江、湖北、广东等省在“善后筹款”的口号下发行了彩票，彩票发行中心从上海扩展到杭州、武汉、广州四个城市。1904年后，清政府实行“新政”，福建、河南、四川、奉天（今辽宁）、安徽等省相继以举办新兴经济事业为名，开办彩票。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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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
有些类似以前网摘中弗朗西斯.福山的一个观点，期望的鸿沟。
刘坤一死后，香帅的影响力下降。 香帅死后，汉族人的势力更加下降。 这篇文章的错误很多，真奇怪是社科院翻译的。
我宁愿相信是数字化的时候，录入人员打错字。 把庆亲王名字打成了奕䜣。 戊戌变法在义和团以前，他写的义和团以后。
载勋义和团的事件都死了，怎么扯到1909年还不死？
还有就是不能把绅士看成一块。 绅士有支持革命党的，有支持皇帝。也有无所谓的。 无所谓的分为了解他们两派无所谓，还有根本啥也不知道的无所谓。 当然只是大致分以下群体。
粤汉铁路很悲剧，修了三十多年才通车。每次都是因为没钱期间出了不少政治事件。
新政还有个特点，就是朝廷改革，税赋高了很多，老百姓们很反感新政。 百姓在乎的是，朝廷收税的多少和自己生活的好坏。
百姓才不想知道，这个政策在政治学上是正确还是错误，是先进还是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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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回顾清政府1901年以后在政治和制度上所作的改革时，可以明显地看到以下各点。首先，在改革方案中有很多自取失败的矛盾。例如：当创设资政院和谘议局的时候，本来是为了广开言路以作为准备立宪的一部分工作，可是政府却愈来愈严格地控制人们表达自己的思想。当清朝接受了立宪政体的思想，中国的知识界就立刻开始要求马上召开国会。梁启超在东京组织政闻社以促进宪政运动。清政府对这种颇有影响的运动疑虑重重。它警告：学生应集中精力学习，不要稍涉政事，甚至不得公开发表演说。它还警告绅商不得干预政府事务，指出在君主立宪的各国，主权是属于君上的；虽然“庶政公诸舆论，而施行庶政，裁决舆论，仍自朝廷主之”。［1］ 1908年，梁启超的政闻社被政府下令封闭。由此可见，即使在改革帝国专制主义的时候，清政府仍力图限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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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
清末新政,
荣禄,
袁世凯
我认为清末新政是几千年来最靠谱的几次改革之一。
清末新政有些英国纳税的感觉， 无纳税不代表。 没有钱就没有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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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清政府虽已开始了教育和军事改革，但是只是在日俄战争之后，才开始认真地考虑立宪政体的可能性。［1］ 这次战争的后果产生了很大的推动力，因为它被认为是立宪政体战胜了专制政体。中国人象亚洲其他民族一样被这次战争唤醒了，革命运动也被激起来了。要求中国采用立宪政体以便成为富强之国的呼声越来越高。由于象张之洞和袁世凯那样的地方实力派加入了这种大合唱，清政府再也不能置若罔闻了，1905年12月，清政府派遣以载泽为首的五位大臣出洋，到日本、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去考察它们的政府，并详细调查中国实行立宪政体的可能性。1906年7月该使团回国，而每位成员都推荐立宪政体。［2］ 海外的中国使节也齐上条陈说，宪法决不会损害皇室的权力，事实上它是维持皇室权力的最好手段。因此，皇太后和皇帝召见醇亲王、军机大臣和内阁大学士、部院大臣中的当然成员以及袁世凯在颐和园会议，以讨论立宪政体的正反面的意见。在这次御前会议中，庆亲王和袁世凯赞成采用宪法，但是铁良和荣庆反对。最后，经过长时间的商讨，决定采取立宪政体。1906年9月1日，光绪帝在慈禧太后的指使下，命令京师和地方高级官员开始宪政的准备工作。［3］ 问题就这样决定下来，于是准备工作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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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
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加紧扩张的时期。经历了“实利主义的一代”的欧洲，受着民族主义、福音传道派和资本主义的推动，在亚洲、非洲和中东更加活跃了。工业化引起了对原料和海外市场的需求，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又承认扩张是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宗教热情激发了信徒们向异教徒传布福音的神圣使命感。除了这一切，更有表现为“白种人的义务”［1］ 的那种妄自尊大和自以为是的种族优越感。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划时代事件——即美国内战的结束、日本的明治维新、法国第三共和国的兴起以及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解放了向国外活动的能量。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建成进一步助长了欧洲的扩张，新近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最突出的是日本和德国——加入了帝国主义的行列。与此相反，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在自强和复兴方面的进展甚小；经过同治朝（1862—1874年）的短暂的振兴之后，清王朝的国势则是江河日下。外国列强便利用中国的衰弱，对边疆地区和朝贡国进行蚕食。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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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佛爷,
越南,
边疆史,
阿古柏
“回顾从辛亥革命到民国建国的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因为只注重权力，所以无法建立一个新的民国，可以说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
国民党和进步党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过于迷信权力，只关心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他们忽视了一点，若这个权力不受制度约束的话，当权的好人也有可能作恶，好人也有可能变成坏人。应该用权力来限制权力，但当时的国民党人和进步党人都没有想到这一点。”许纪霖说。
6月8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许纪霖举行了《一场由新政引发的革命：辛亥革命百年回眸》的演讲。他围绕“一百年前怎么会发生革命”和“为什么革命以后无法建立一个共和体制”这两个问题，对从清末新政到民初共和这段政治史进行了重返与反思。
在一百年前春天的时候，整个中国看上去几乎完全没有革命的迹象，谁也没想到在秋天会发生一场革命，而且这场革命竟然结束了两千年的专制统治。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它的秘密究竟在哪里？
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是中华民国，一个两千年帝制的国家竟然在亚洲第一个建立了共和国，虽然这个共和国名义上是民国，但实际上最后建立的民国有名无实。不仅人民没有当家做主，而且民国初年发生大乱，最初成为一段议会民主制的实验，实验失败后，袁世凯恢复帝制。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为什么革命以后无法建立一个共和体制？
晚清新政的不彻底造就了三股新的政治力量，第一股是以孙中山（图一）等为代表的潜伏于体制外面的革命势力；第二 股力量是在体制边缘的地方士大夫精英，比张骞（图二）和汤化龙（图三）等人；第三股力量是体制内部袁世凯（图四）所代表的北洋势力。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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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
袁世凯,
辛亥革命
今天听那谁扯古兰经，伊斯兰教，中东问题。 从古兰经角度做政治学分析。对土耳其评价很高。讲了法国为什么打利比亚。 历史问题啊。他研究埃及的改革。 讲古巴改革900万人，有80万中改革建议。 谈到阿伦特的那啥。最近读了些理论，发现几年前的一些胡思乱想是正确的。
扯到希特勒是天主教，不过想办法折腾新教和天主教。 新教是路德宗。 马丁路德早起不是那么反犹太的，后期有些反犹太。
希特勒反犹太是有起源的。 其实希特勒并没有那么坏。都是被美帝和英法这些国家给宣传坏的。 这话是阿伦特说的。斯大林也反犹太的。 欧洲很多人都反犹太人的。
扯到托洛茨基，扯到俄国农民问题。 扯到赫鲁晓夫怎么忽悠人的。最后扯到霍光怎么把宣帝给折腾上去的。
鸿雪她妈作为个裁缝，最近开始读历史。我很欣慰。
谈了下我们离婚5周年，该庆祝一下哈。
听那谁扯了一下 北纬 xx度，东经 xx度的事件，为什么会这种处理方式呢？我很不理解。 的确前面处理类似事件挺sb，这次真不见得高明。 看似高明的办法。 那谁从那回来后，那谁谁说不出十年定会有事。 谁知道不到十天就那啥了。
我给扯了清末当地的历史，历史的矛盾问题。近代的一些矛盾。 但是此事内在似乎与历史扯不上太大关系。
最后一个问题扯到下一个是哪？ 我说在那。 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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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and Felber（费路），柏林洪堡大学
李士勋译
外交档案表明，德国曾经认真地跟踪研究了中国九十年代的政治发展，特别是洋务派为接受西方技术与科学所做的努力。不过，像在其他列强国家那样，当时引起普遍重视的是对由此而产生的更深地闯进中国内陆之可能性的兴趣。除了曾经在八十年代尤其因购买德国武器和聘用德国军事教官而被看作德国利益的促进者李鸿章之外，在九十年代及其以后，张之洞由于主张修建铁路和改革学校体制而引起了德国的注意。早在1893年就撰写了一份关于他的卷宗（而这样一份关于康有为的卷宗到1905年才完成！）。在这份卷宗里，张之洞被评价为一位正直的和廉洁的“新守旧”改良派，对中国可能从认识和运用外国文化的成果中吸取好处，他不会置之不理。德国人期望张之洞将来显示出“能够使中国文化不是在反对西方姐妹的斗争中、而是在与她们的联合中做出成绩”。德国人相信他能够在宫廷的“老保皇派”与必要的改良支持者之间进行调解，为的是在“困难的过渡时期”，把中国引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这就是，向中国“逐渐地输入欧洲文明的影响并保持中国的特点和特征。”[1] 后来，德国方面发现张之洞越来越陷入日本人的影响之下，因而感到失望。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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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戊戌变法
对中法战争一两年前我的认识很肤浅。我知认识到他让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的停滞。台湾的问题。还有以绝对优势人数打赢那个所谓的镇南关大捷。 我对镇南关大捷的看法和僧格林沁的大沽炮台伏击看法一样。很低劣。
后来研究了下越战，研究了下安南的历史。发现以前看法有些片面。 其实中法战争的结果是法国对中国的妥协，而不是中国对法国的妥协。
关于镇南关大捷，还有一个有趣的东西。就是搞社会学知道了。 李世瑜先生考证出刘永福同志还参加过辛亥革命。 想当年那么爱国的人，怎么老了参加反革命呢？反对大清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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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是对中国过去二十年间所执行的新式陆海军计划的第一次外部考验。中国的日子并不好过。在两年之内的陆上和海上的零星战斗中，中国人在经费、人力、物力和威望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中国丢失了对安南（中国人对越南的称呼）传统的宗主权，而且必须让法国人在商业上侵入华南内地诸省（见第二章）。
可是，法国的胜利也远远不是决定性的胜利。［1］ 在中国于1884年“非正式”宣战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刘永福的黑旗军有效地在东京困扰法国人，有时设壕作战，有时巧设埋伏以伺机狙击。1884年6月后期，原左宗棠所部的军官王德榜统率勇营参加作战，在北黎附近经过三天苦战之后打败了法国人。8月初，著名的淮军将领刘铭传率领的军队打退了法国舰队司令礼士卑士对台湾基隆要塞的进攻；10月份，法国人又在淡水遭到严重的挫折。1885年3月23日，中国人在中国-安南边境的镇南关击败了法军，并且在往后的两个星期中接连收复了重镇谅山和安南的其他据点。在某些人看来，当和平谈判迫使双方在1885年4月4日停止了敌对行动时，中国人正在胜利的边沿。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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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福,
刘铭传,
李鸿章,
法国,
越南
清帝国在十九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所发生的回民大叛乱特别难于研究，因为有关回民方面的可靠的文献资料太少。这几次回民叛乱不论就种族-宗教觉悟程度，或者就所处环境及地理位置来说，都各不相同。在中国本部，云南的回民叛乱（1856—1873年，又称为班赛[Panthay]叛乱）和陕甘的回民叛乱（1862—1873年，又称为东干之乱）都有其种族世仇的背景。它们起因于回民这个少数民族不论在与外界隔离的农村或聚族而居的城镇，都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保持着他们的宗教习惯和特殊习俗。但新疆回乱的特点主要是外国的入侵，即清代前的六城地区伊斯兰教统治者的后裔玛赫杜姆和卓从浩罕打回了新疆；因为在六城地区喀什噶尔附近，此人的祖先坟茔仍然是回民信仰的圣地。新疆暴乱也引起了俄国侵占伊犁地区，以及英俄两国激烈争夺清属突厥斯坦至少达数年之久。
虽然中国本部的回民从来没有明确的、文化上得到支持的基础，以便向北京皇帝的权威矢志效忠，但他们已在中国生活了许多个世纪。他们的典籍里虽然保持着对真主的特殊尊崇，但也赞助儒家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1］ 在传统上，回民也受到历代清朝皇帝的相当优遇，回民能参加科举考试；许多人也能在文武两途出仕，尽管其职位通常并不很高。但从1762年起，清帝颁发了歧视他们的严厉的法律。例如，陕西和甘肃的回民犯了盗窃和抢劫罪必须充军到云南和贵州，有时还处以终生戴枷，这比其他中国人在犯同类案件时轻科的笞刑要重得多。［2］ 这种反回民的法律要比清代最早的重大回民叛乱早约二十年；当然，这些回民叛乱又加剧了清朝官员对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会的疑惧。汉民由于十九世纪初年的生活日益困难，就更加把回民看成是土地占有和贸易方面的对手。汉民和回民打官司的时候，裁决很少对回民持平正态度。汉族官员本人有偏见，满族官员又通常左袒汉民。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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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新疆,
甘肃,
费正清,
边疆史
记得费孝通先生曾经对史禄国评价很高。甚至说他和马林诺夫斯基水平差不多。还有吴文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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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设教”，通行于古今中外。清史或近代史表明，满洲列帝，对这一点格外认真。
上世纪初叶，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的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S.M. Shirokogorov 1887 ?-1939），通过在中国东北的多年田野调查，指出清帝国的建立者属于“新满洲”。他们与仍然为生活在北满山林中的“老满洲”，体现于文化形态方面的不同，就是老满洲只信祖宗古传的萨满教，“根本不拜佛不崇儒”，而努尔哈赤以后的新满洲呢？“在信仰萨满教的同时既拜佛又崇儒”。（说见拙著《走出中世纪二集》，页1—5，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据史禄国在清华的唯一及门弟子费孝通说，他的这位老师的学问，胜过他的英国老师马林诺夫斯基（Malinnowslci 1884—1942），尽管马氏在西方人类学界号称翘楚。我没有资格对史、马二氏的文化人类学成就说长道短，却对史氏描述的新满洲的信仰特色有同感，以为其描述合乎满清“神道设教”的历史实相。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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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
费孝通
点小图看大图，我不喜欢wordpress上载图片的程式。 我很不明白为什么台湾把上传叫上载，把程序叫程式。
一个王八蛋说，我最近老关注农民问题，他做为个城里人对我这样的农村人不感兴趣。 好吧。把以前网摘拿出来。
曾纪泽 重界轻商害死人啊。 很多时候不能看曾纪泽为天朝挽回多少利益。 但是，他通过放弃商业的利益，换得了伊犁的土地。导致以后的外蒙古不在天朝的地图上的问题。
导致了唐努乌梁海的问题。 这又失去了多少呢？如果当时把伊犁给沙俄。 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是否能保住，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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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
曾纪泽,
边疆史
作为1870—1895年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是力主在沿海地区搞好防卫准备工作的主要倡导人。1872至1885年清政府在自强的名义下实施的计划，约有五分之四是经李鸿章之手主办的。［1］ 其中有一项是北洋海军建设，这是中国几支舰队中最好的一支。李鸿章也是淮军——显然是清帝国最精锐的一支军队——公认的首领，虽然并无正式头衔。可是，他的权力并非占有压倒优势。他不仅要按照列强时刻警惕地捍卫着的条约体系行事，而且还要周旋在北京的和各省官员的复杂派系政治斗争之中，更不要说还要观察那位善变而任性的慈禧太后的脸色了。李鸿章的活动还受到麻烦的财政制度及各级既得利益集团的限制。他在直隶的职位也不是万无一失的。当左宗棠1881年从新疆回到北京时，醇亲王就显然有意让他接替李鸿章的直隶总督位置。［2］ 李鸿章必须作些妥协才能保持权力，这无疑影响了他的革新计划的质量；但是没有这些妥协，也就根本不会有这些计划。
李鸿章之所以对清朝有价值和他之立于朝廷得以安然无恙，自然是得力于他建立的庞大的勇营。到1871年，淮军约达四万五千人，其中一万三千五百名驻扎在直隶。按照朝廷的旨意，其余部队分别驻在山西（三千人）、湖北（三千五百人）、江苏（四千五百人）及陕西（二万人）。在后来的年代中，李鸿章的部队仍然是主要的保卫力量，不仅在直隶是如此，在其他省份——分别由各该省督抚统带——也是如此。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淮军既战斗在东京，也战斗在台湾；而在1894—1895年与日本发生的冲突中，李鸿章的军队也在各主要战线上作战。［3］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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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海防
不懂欧亚历史写不了这么深刻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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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的超源
俄国人占领满洲及它所带来的一切严重国际后果，必须从更广泛的欧洲强权政治的背景来加以考察。在刚刚进入本世纪时，随着英国执行“光荣的孤立”政策， 欧洲在三国同盟（德、奥匈和意大利）和俄法同盟之间保持着一种不稳定的均势。由于这两大阵营之间的竞争造成紧张状态，以及害怕这两个防御性同盟会联合成一 个大陆联盟来反对英国，于是强国之间形成了僵持局面，这种形势促使它们把注意力指向亚洲和非洲。从这种观点看，俄国侵占满洲并不仅仅是侵犯中国主权的一个 孤立事件，而且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严重破坏。尤其是日本，它关心自己在朝鲜和满洲的地位，而美国则担心中国门户开放的前途。英国感到它在北京的影响和在长 城以南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另一方面，法国支持俄国前进，德国也暗中鼓励俄国向东扩张，以使俄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出去。显然，一个国际关系的新世纪展现于 世，从而使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东-西方结盟得以形成。
英国处在十字路口。它的“光荣的孤立”政策使它找不到盟友，布尔战争又牵制了二十五万名英国士兵达两年半之久（1899年10月—1902年5月）， 这暴露出英国防御力量的薄弱和它的孤立政策的危险。为了保护它的帝国和保存它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英国被迫放弃孤立政策，拼命寻找同盟者。最初它选了德 国。伦敦曾希望1900年10月的英德协定（它曾保证维持中国现状）会阻止俄国向满洲推进，但德国后来把满洲排除在协定之外，此举显然是为了避免开罪俄 国。英国再三企图与德国结盟而未获成功，这便迫使伦敦另找新的同盟者。法国因它在法俄同盟中的地位而不可能追随英国；美国则坚持传统的“不介入同盟”的政 策，而且它刚打过西班牙战争，所以它无心在海外进行冒险活动去保卫“门户开放”政策。这样一来，日本就成了唯一可能的新同盟者，而且更吸引人的是它的海军 力量和人所共知的仇俄情绪。
1901年，根据英国海军部计算，“中国海域”上的俄法联合海军力量，在战舰数量上以九比四超过英国，但英国若与日本结盟便会使它在战舰数量上以十一 比九占上风，而在巡洋舰方面也占有优势：这就无需从它的欧洲舰队调来舰只了。除军事考虑之外，英国人还关切俄国人可能通过他们控制满洲来支配北京，关切俄 国的经济影响（通过比利时的资金兴建京汉铁路）渗入长江流域——这里却是传统的英国的利益范围！再有一点使人不安的是，俄国在西藏活动的加强导致达赖喇嘛 在1901—1902年派遣了两个使团前往俄国。［1］ 如果不加制止，俄国人的南进可能威胁印度的安全。因此传统的恐惧心理又再次闪现，英国人觉得当务之急是与日本人结成联盟以阻止俄国人前进并维持英国在亚洲 的优势。英国是个辽阔的帝国，孤立于欧洲政治之外，现在又面临着俄国人的新威胁，所以它是舍此别无其他办法了。为了阻止日本与俄国可能达成将会严重危害英 国在亚洲利益的任何协定，英国与日本驻伦敦公使的谈判进行得很快。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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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