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型的梵，无形的梵。
现象界的我，是受轮回的，承受业报。自性中的阿特曼清静无为自在长存。又神创世，变成了由大梵创世。
吠檀多同一不二论。梵与我同一不二。宇宙最高实体是梵，梵是绝对真实的存在。解脱的最高目的是亲证梵我如一，认识灵魂的真正本性。
开始算是森林书。 比较了一下古希腊哲学和古印度哲学类似地方很多。
已经跑题万里了。图片是讲左宗棠想搞海军衙门。不少人也想搞，让总理衙门议一议。
李鸿章还整天去视察怪用心。朝廷还是没钱啊。 厘金永远是大问题，还有一封奏折让朝廷对投身海军年轻人，科举上给些优惠。
扯办学堂三角，几何，物理，化学的。 李鸿章懂的还不少。

香帅一个观点不错，都是清朝造的武器成本比向欧洲买还贵。 但是不自己造不行？ 怎么办呢？ 香帅说买人家欧洲的枪管，后堂自己折腾。

一些处理漕督，裁长江水师的观点不错。   不过这个问题和当年废除河运漕粮的问题本质是一样的。 李鸿章想裁撤绿营不是一天两了。无可奈何花落去！

最经典的一个奏折是香帅视察当地海军，列出了n条荒谬。 人家都是搞个面子工程不能认真了。

我比较懒，懒的编辑图片让看的人方便。  爱看就一个一个图片点，不爱看与我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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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是一直跟别人争论，左宗棠选择收复新疆是错的。 李鸿章选择放弃新疆是正确的。 当然正确与错误，我是站在英明的老佛爷立场上说。

一件事的对与错在不同人的立场上，对与错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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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中叶开始，作为英俄两国在中亚进行的大角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就展开了对新疆尤其是南疆的渗透与扩张。与俄国在新疆的行动相比，除了阿古柏叛乱的短暂时期外，英国在各方面都处在了争夺的下风。但在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状况逐渐发生了一定的转变，英国的势力明显得到扩充，俄国的势力则相对遭到了削弱。这集中表现在了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建立上。
从1890年来到喀什噶尔，直到1908年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建立，作为英国在新疆长期以来的唯一代表，马继业(G.Macartney，1908-1918年任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总领事)无疑在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就主要以马继业的活动为线索，来介绍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建立以及它的早期活动。
一
根据1881年的《中俄伊犁条约》，俄国在1882年建立了驻喀什噶尔的领事馆，其首任驻喀什噶尔总领事为彼得罗夫斯基(M.Petrovsky，1882-1903年任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总领事)；而作为俄国在新疆的主要竞争对手，英国却直到1908年方得以建立驻喀什噶尔的领事馆，几乎落后了俄国近三十年。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来自于清政府的反对。自19世纪中期以来，英属印度开始向中国西部地区进行渗透与扩张，它屡屡在中国的西部边界进行挑衅与侵略行动，企图打通通往中国西部的通道，获取它所谋求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等方面的利益，这无疑对清政府在西部的统治构成了极大威胁，因此清政府对出现于西部的英国势力保持了极大的警惕与排斥。首先是在阿古柏叛乱期间，英国采取了支持及承认阿古柏叛乱政权，分裂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政策，导致中英在新疆的关系一度陷入僵局，在清政府平定阿古柏叛乱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英国的势力基本上推出了新疆。而后英国又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动了对西藏的入侵，并拉拢达赖喇嘛在西藏发动内乱，尤其是1903年荣赫鹏(F.Younghusband)率军攻打拉萨，强迫西藏当局签署了《拉萨条约》，这种破坏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行为更是激起了清政府的敌意，自然对英国建立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要求持坚决的反对态度，避免喀什噶尔成为英国向新疆进行扩张的基地。另外，鉴于当时各地的外国驻华领事的行为往往超越领事权限，甚至阴谋分裂中国，严重影响到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喀什噶尔的俄国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清政府对于外国势力涉入新疆的态度是极为谨慎的。事实上，英国驻喀什噶尔首任领事马继业1890年以非官方身份在喀什噶尔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应归结于他与当地官员的私谊以及其父马格里（H.Macartney）的影响。
其次，来自于俄国的反对。近代以来，俄国一直将南疆视为其势力范围，企图独霸南疆，对任何可能进入这里的外来势力都持敌视态度，对英国尤其如此。因此马继业从1890年来到喀什噶尔后就被俄国驻喀什噶尔首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视为了潜在的巨大威胁，对以他为代表的英国势力进行了一切可能的排斥活动。在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建立问题上，俄国人更是竭尽所能，力图进行阻止。在彼得罗夫斯基时期，俄国人就曾警告马继业，英国是永远都不会在喀什噶尔或者叶尔羌拥有一个领事馆的，甚至称“即使中国人对你们（英国人）作出了某种承诺，你们的索尔斯伯里（R.Salisbury,当时英国的首相）也会听到（中国政府）将很快忘记它的声音”，表明了俄国在这个问题上将不惜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来达到其目的。彼得罗夫斯基的继任者科洛科洛夫(M.Kolokolof，1904-1908任俄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在上任初还向马继业出示了他收到的俄国政府不承认马继业为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的指示。俄国的压力对清政府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以至马继业感叹在这个问题上从清政府那里得不到任何明确的承诺与帮助。在马继业就领事馆问题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他就明确提出了要预防可能来自俄国的反对。因此俄国可以说是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建立过程中存在的一大阻碍。
第三，英国政府缺乏对新疆足够的重视，许多英国人甚至不知道英国曾在这个他们认为偏僻和与世隔绝的地方与俄国进行过长达几十年的竞争。由于英国在中国所获得的巨大利益主要来自东部沿海地区，因此对西部尤其是新疆缺乏足够的兴趣。这样英属印度在处理涉及新疆的事宜时就很少能从英国政府那里获取期待的帮助，英国外交部在处理中国事务时则几乎从不考虑英属印度的利益，英国驻华公使也很少考虑它们在新疆的利益以及冒险干涉新疆的事务。因此当1897年英属印度政府向英国驻华公使及印度事务大臣建议给予马继业领事地位时，其建议只是被简单地“放在了一边”，没有获得任何支持。显然，英国外交部对新疆的关注远不如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俄国。因此，作为英属印度政府驻喀什噶尔的代表，缺乏明确的指示是长期困扰马继业的一个主要问题，甚至远远超出了彼得罗夫斯基对他所施加的压力，以至在这个甚至英属印度政府都称为“非常不愉快”的位置上，马继业也时常会怀疑起自己呆在喀什噶尔的价值，以及究竟能在这里呆多长时间。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建立自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随着英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对新疆渗透的加强，以及英俄两国在新疆竞争的加剧，缺乏必要的官方机构及地位已经极大地影响到了英国在新疆的利益，也影响到了马继业在工作的开展。马继业就曾多次抱怨，由于英国在南疆没有领事机构，导致英属印度商人被置于了不利的地位，英国的利益也受到了不断的损害。因此，英国越来越不满足于长期所处的这种弱势地位的现状，不甘总是充当配角的角色，企图以喀什噶尔为突破口，以建立驻喀什噶尔领事馆为初步目的，来恢复和发展在阿古柏叛乱后英国在新疆所丧失掉的利益。作为长期以来英国在新疆的唯一代表，马继业依托英属印度政府，无疑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事实上，马继业日后地位的改变及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建立也说明马继业的努力过程正是英国对新疆重视程度不断增加的过程。
马继业的努力首先在于博取自身地位与处境的改变，获得本国政府对他的领事地位的承认。在这个过程中，英属印度政府采取了极为合作的态度，对于马继业增薪和获取本国政府承认的要求，都予以了支持。而且1896年和1897年英属印度政府先后两次向窦讷乐(C.Macdonald,1896—1900年任驻华公使)提出，应授予马继业领事头衔，以使其摆脱困境，虽都遭到拒绝，但至少说明英属印度政府已成为了他强有力的后盾，这自然是马继业领事之路上出现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因素。同时，马继业也博得了许多来喀什噶尔的英国游客的极大同情。如1898年科波尔德(R.Cobbold)在完成新疆之行返回印度后，就坦率地向英属印度政府报告了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的情况：“众所周知他无法保护自己并反对来自俄国的阴谋，这致使他遭到了来自中国的侮辱，我不禁感到应立即采取措施来改变他的地位，或是给他完全的领事权利，或是强迫中国人给予他官方承认。”
这一时期，由于英属印度与南疆贸易的不断发展，以及在南疆涉及英籍侨民的纠纷事件日益增多，英国政府也开始感到了在喀什噶尔设立领事的必要性。因此，在英属印度政府以及科波尔德等人的建议下，更主要的是马继业已经通过自身的努力使英国政府逐渐认识到了他在南疆的存在对英国的利益是不可或缺的，英国外交部终于确定了马继业为英国驻喀什噶尔的领事。而就在1900年6 月，马继业获得了英国政府颁发的“印度帝国荣誉”勋章；8月，作为一个对英国有着多年贡献的政治官员，他第一次被给予了同欧洲文职人员相似的待遇。这些都充分说明马继业确实正在逐步引起英国政府的关注。而这种关注无疑是马继业获取领事地位中所出现的转折。
很快，来自俄国的反对也消除了。随着彼得罗夫斯基的退休以及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惨败，俄国在喀什噶尔的影响暂时有所削弱，这就给予了英国扩张的良机。科洛科洛夫也不得不对马继业承认战争的惨败已使俄国声名狼藉，现在正是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建立的最好时机。他甚至向马继业表示会在这个问题上与他进行友好的合作。此后，随着1907年英俄协约的签订，来自于俄国的反对正式解除，在马继业的领事之路上，清政府的态度就成为唯一需要解决的因素了。
凭着在中国多年的经验及实际情况，马继业在参与英国政府关于设立驻喀什噶尔领事馆和任命他为领事的计划中，向英国政府发出警告，必须对清政府采取强硬态度才能迫使他们让步。而在这个问题上，英属印度政府和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E.Satow,1900-1906年任驻华公使）爵士都持一种极为乐观的态度，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并不会遭到清政府的认真反对，只是个谈判协商的问题，萨道义甚至认为此事无需征询清政府的意见。但就在此时，中英两国在西藏问题上产生的争端极大地影响到了喀什噶尔领事馆问题的解决，因此当1904年英国政府任命马继业为驻喀什噶尔的领事已见于伦敦发表的公报，马继业正在等待萨道义的指示时，清政府于5月份指示喀什噶尔道台袁鸿佑，拒绝英国在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馆的要求。
1903年，荣赫鹏率军侵入了西藏，并于 1904年9月7日与西藏地方政府私自签定了《拉萨条约》，否认中国政府对西藏拥有主权，这使中英关系顿显尖锐。由于条约破坏了帝国主义在华的“均势”和现状，也导致了其它西方国家的坚决反对。此后英国遂谋求同清政府进行谈判来解决西藏问题。因此英国外交大臣兰斯顿（Lansdowne）勋爵表示在他明确清政府是否参加解决西藏问题的拉萨会议之前，他是不会向清政府提出马继业的领事问题的。萨道义在1904年圣诞节前夕也告知马继业，至少在西藏谈判了结前不要采用领事的头衔。
1906年4 月27日，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结束，双方签署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对以前的《拉萨条约》基本上给予了承认，事实上认可了西藏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而清政府达到的唯一目的只是使英国表面上承认了清王朝对西藏的主权。西藏问题的暂时结束使马继业的领事问题重新被提上了日程。
1907年，南疆发生的叶尔羌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清政府对马继业的承认。当时，在南疆存在着大量英籍侨民，其中许多人都从事放债，且呈逐年增长之势，1905年底有400 多人，1906年又增加了50多名，这些人以“赊帐重息盘剥为事，缠民贫不能举，则控诸官府，比限勒追，敲呼之声胜于道路”，因此围绕债务纠纷使他们常与当地的穆斯林发生冲突，构成了当地社会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同时直接影响到了英国的经济利益，但却长期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1907年3月，由叶尔羌的一群穆斯林控告一个印度人霸占一个穆斯林妇女开始，当地穆斯林与英籍侨民间对立情绪日益高涨。他们还控告印度人亵渎他们的伊斯兰教寺院，围绕英籍侨民眼看就要发生一场大的冲突。马继业由于担心俄国的安集延人也涉入其中，使这一事件为俄国人所利用，进而影响到英国在南疆的利益，于是匆匆赶到了叶尔羌。由于当地官员已不能控制局面的发展，于是便将处理此事的全权交给了马继业。马继业在调查后严惩了那些为非作歹的英属印度人，并给了伊斯兰寺院一笔钱作为赔偿。一场可能发生的冲突就这样得到了解决。应该说，这样的处理结果是符合中英双方的利益的。对此，马继业表示这是他“对不可抗拒力量的屈从，以拯救印度人的生命和消除萌芽期的造反，而且也避开了一次俄国人可能的干涉”。对于马继业在事件中的表现，英属印度各界也予以了褒扬。荣赫鹏认为这种非常棘手的形势的改变集中体现了马继业的理智与才干。马继业的上司，克什米尔驻扎官也向英属印度政府表示，“在我看来，马继业先生是唯一能够凭借其才能和个人影响来应付目前形势的人。”英属印度政府同样对马继业果断周到的行动表示了赞赏与肯定，并第一次表示了将在马继业获取领事地位后派卫队前往喀什噶尔保护领事馆。叶尔羌事件的解决也使清政府感到在南疆确实需要有一个英国领事来对这些英国侨民进行有效的管理。而且不可否认，此时俄国逐步停止了对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清政府态度的改变。
当然，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最终建立以及马继业能成为首任领事，关键还在于英国政府对摇摇欲坠的清政府施加了压力。因此，当1908年马继业返回伦敦度假时，清政府于是年七月二十九日，“从英廷之请”，同意了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建立，“英国驻喀游历官兼办交涉事宜马继业……改为领事官”，承认了马继业的领事地位。1909年马继业正式出任此职。对此，英国人评论道：“（获取领事地位）仅仅是一个他早已取得的那个地位的外在表现罢了。”
1911年3 月15日，英国又将其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地位升格为总领事馆，马继业成为了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首任总领事。而在1913年，他又被授予了爵士头衔。这不仅表现出英国政府对它在新疆利益重视程度的增加，同时也可以说是对马继业工作的充分承认与肯定，以及对他二十多年兢兢业业为英国利益服务的最大褒奖。
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建立不仅是英国进一步加强对新疆渗透的表现，而且也是英俄在新疆进行竞争的产物。它的建立意味着英国逐步改变了长期以来与俄国在新疆竞争中的劣势地位，阻止了俄国独霸南疆局面的继续。喀什噶尔成为了英国对新疆进行扩张、维护英国利益的最重要的在当时也是唯一的一个据点。从领事馆的建立，直到1948年领事馆的撤消，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英国通过驻喀什噶尔的领事馆积极地推行着对新疆的渗透扩张政策，它干涉新疆内政，挑拨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统属关系，成为了20世纪前期新疆局势混乱的一个重要根源。
二
英国领事馆建立之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夕。在新疆，民众的反抗活动时有发生，排外情绪逐步高涨，这自然引起了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注意。马继业在1908年3 月给荣赫鹏的报告中，指出了革新精神在新疆正变得越来越明显。面对这种现实，由于担心社会的变革会危及英国的利益，因此英国领事馆把维持当地社会现状，维护新疆地方政府的统治，努力避免在喀什噶尔出现暴乱的苗头作为了自己行动的方针，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英国的利益。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件事情来对此进行了解。
首先，彻底解决南疆存在的债务问题。英国侨民与维吾尔人间存在的的债务纠纷问题一直是影响南疆社会稳定、困扰地方政府统治的一个重要因素。1909年莎车知府汪步端以“英人于南疆一带常因放帐盘剥之事酿成交涉，地方官不胜其扰”为由，“会商英领事官拟订取缔章程八条以资遵守”。由于债务问题同样影响到了英国的利益，而且随着俄国人越来越多地卷入到了南疆的债务纠纷中，英俄在这方面的争端逐渐增多，英国领事馆也迫切需要尽快解决债务问题，因此在当地政府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上采取了极为合作的态度。英国驻喀什噶尔代理领事萨特沃尔斯（A.Shuttleworth）与当地官员就此达成协议，大致由中英各设商总维持商务，“凡中英商民或以货物交易，或以银钱通融，须经各商总切实稽查登记，按照缠民习惯由中英商总盖印为凭，订期追还，如有纠葛，禀官究办，其在意滥放，商总扶同蒙蔽者，查明酌予惩罚”。在此影响下，“英民渐就范围，其改帐盘剥之风亦为之稍敛”。此后喀什噶尔道台袁鸿佑又下令禁止英国侨民对中国人放债，并协助那些放债人收帐，帮助他们解决其它问题。而且在萨特沃尔斯的努力下，这些放债人被发给了返回印度的路费，鼓励他们返回印度。到1909年，已有约一半的放债人得以返回印度，这样，南疆的一个极易导致冲突的因素就在中英双方的合作下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当萨特沃尔斯于1909年8 月前去叶尔羌时，他和当地的英国人受到了盛情的款待。这说明，债务问题的解决是成功的，也是符合双方利益的。
其次，解决粮食危机。1909年喀什噶尔的庄稼减产，粮价上涨，尽管政府动用了粮食库存以低价卖给穷人，但却全被富人买去，再以高价卖出。喀什噶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动荡，甚至谣传会发生袭击官府的行为。对此，萨特沃尔斯和俄国代理领事一致同意进行干涉，以挽救这种局势。萨特沃尔斯以印度饥荒计划为基础制定了一个计划，规定人民受雇用进行公共劳动即可得到食物。他的许多建议被当地政府所采用，加之在此后不久粮食丰收，食物价格又回复正常，危机得到解除。
第三，解决新教育政策给南疆带来的危机。新疆建省前后，左宗棠与刘锦棠在新疆广设义塾，推行儒学教育，但由于不能考虑到南疆的实际情况，这种教育政策极大地冲击了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自然遭致了当地穆斯林的强烈反对和不满。而在戊戌变法后得以延续的新教育政策中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穆斯林笃信伊斯兰教及其教祖穆罕默德，“以拜孔子为达耻”，因此“虽以官力强迫之，终不能怡然就范”。而且他们还把入塾读书之人视为“本民族之败类”，“谓之背教，无不异视之者”，这样就造成许多人“宁违法而不敢逼教”，使义塾教育并不能够顺利地推行下去。加之学校是征税修建的，而讲授内容又多是千字文，百家姓，“对字作八比”，“缠民茫然不知所谓，愈益厌苦之师，或防其逃逸，闭置室内，加以桎梏，故缠民闻入学则曰凡差皆易，惟此差最难”，因此新教育政策遭到了他们的抵制，史载“缠民闻招入学则皆避匿不往，富者或佣人以代，谓之当差”，“再逼之甚则投入外籍”，或逃往俄国，在一些地方甚至还为此发生了骚乱。因此尽管新教育政策实行免费的强制性教育，但不仅收效有限，甚至还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由于顾虑到骚乱会危及英国利益，马继业尽管认为新教育政策是进步的，还是就此事件给朱尔典(J.Jordan,1906—1920年任驻华公使)发去电报，请求协助，朱尔典则将此事向清中央政府提出。考虑到南疆的稳定，清中央政府最终于1910年宣布废除在南疆推行的新教育制度，南疆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
这些措施的实行无疑扩大了英国在南疆的势力与影响，对此，影响日趋下降的俄国也开始了自己的垂死挣扎。
1909年，替代科洛科洛夫的俄国第三任驻喀什噶尔总领事索柯夫（Sokov）出现在了喀什噶尔的历史舞台。这一年，由于俄国颁布新法令，“凡中国货物运赴俄国者均应完税”，且“凡中商运赴俄国货物均被阻挡”，明显违反了中俄《伊犁条约》，因此中国政府也作出了一些针锋相对的行为，在新疆主要表现为禁止中国人向俄国人出售房产、土地，甚至禁止中国妇女嫁给俄国人。此时在南疆中俄民人间的纠纷也日渐增多，单在1910年袁鸿佑于第二次司牙孜上就结案2887起，而在近百起索柯夫认为的俄国人利益受到损害的诉讼案中，他并未能得到袁鸿佑的合作。虽然在俄国人的武力威胁与抗议下，中国政府最终妥协，但从中也反映出俄国势力的衰落，以及当时中国民族情绪的高涨和对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一种不满。
1910年6 月，俄国人贝伦斯（E.Behrens）来到了喀什噶尔，出任俄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秘书，此人经验丰富、能力突出，曾任过俄国驻上海和沈阳的领事。这个不同寻常的任命显然表明俄国极为关注它在南疆的利益以及近来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而贝伦斯的到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俄国在喀什噶尔的强硬态度。他在到达后不久就向马继业表示了他对当地政府的仇视，甚至主张俄国占领新疆或是将新疆变成一个独立的伊斯兰教国家，脱离出中国的统治，使之成为俄国与英属印度之间的一个缓冲国。事实上，在贝伦斯到达喀什噶尔后，俄国人的态度变得比以前更为强硬和傲慢，甚至威胁要随时动用哥萨克军队来解决争端。对此，马继业指出，“在俄国领事馆最危险的人物不是索柯夫，而是秘书贝伦斯”，并评论道，“这是彼得罗夫斯基时代复活的开始”。
这一时期英俄两国在新疆竞争的重点主要表现为发展侨民的政策与行动。它完全是帝国主义争霸和对新疆进行侵略扩张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产生的背景与英俄两国在新疆的特权是密不可分的。由于英俄两国在新疆均享有免税权，两国臣民也均享有治外法权，在行政和司法上受两国领事的管辖，因此中国政府基本无权对他们进行管理，而这种政治与经济上的特权对两国在新疆进行的势力扩张无疑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英俄两国却并不因此满足，为进一步加强它们在新疆的势力，它们更是逐步将目光瞄向了当地的中国百姓。他们通常所采用的手段是通过向当地百姓散发两国的侨民护照，并出售两国侨民在新疆免税贸易的凭证“通商票”作为免税证明书，来逼迫和引诱他们加入其国籍，以此来壮大它们在新疆的力量。按当时的规定，通商票本应由中国官员签字方有效，证明持有者为外国侨民，享有免税特权，且有效期为半年，但后来却发展到不仅外国领事可以签发，甚至阿克萨卡尔也能够随意向并不享有免税特权的人发放，并将有效期延长为一年。此后甚至发展到领事馆的手书小条，注明某某运货到某地，便可作为临时“通商票”获得免税权。而当时也确实有许多置民族、国家利益于不顾的人，为金钱与政治利益所驱使，纷纷投向了英俄的怀抱，成为了它们利用的工具。

英俄两国对侨民的发展是极为疯狂的，它们对于申请者的身份几乎从不加以甄别。如1911年9 月，贝伦斯在南疆发展俄国侨民时，强迫那些凡父母是从巴尔提斯坦、奇特拉尔和吉尔吉特来的人都要声明自己是俄国血统。当时一张俄国国籍的证明书要价20-25 两银子，通商票为每张5 两。虽然俄国在南疆的侨民仅有上百人，但索柯夫竟然发出了两千多张俄籍证明书。俄国人还在各地任命自己的阿克萨卡尔（乡约），而其中的大部分由非法发展的俄国侨民担任，来管理这些假侨民。当时新疆全境40余县，竟“无一县无外国乡约，尤为他省所罕见”。在此影响下，甚至由中国政府任命的达夫达尔(Dafdar)的伯克拉曼库尔(Rahmankul)及吉尔吉斯伯克也向俄国提出了加入俄籍的请求。而英国在这场争夺中也毫不示弱，以发放通商票为主要手段，大肆地在南疆发展着自己的侨民。到1909年，俄国在新疆的所谓侨民已发展到一万人以上，英籍侨民则达到1257户，3087人，这尚不计流动者，其中除了来自英俄的保护国或地区（如俄国保护的安集延，英国保护的克什米尔和阿富汗）的人外，其余都是当地的中国人。这不仅给新疆的财政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使当时幼稚的民族工业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而且这些所谓的外国侨民往往依仗英俄的强权，横行乡里，恣意妄为，“欺压平民，争占水利，抗粮纳税，违约滋事，种种弊窦，迭出丛生”。在许多问题上地方官员也往往受到外国阿克萨卡尔的严重影响，缺乏应有的独立与自主性。这些人甚至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发展自己的武装，在各地策动阴谋暴乱，妄图颠覆新疆政府，严重影响到了新疆的稳定。而“策勒村事件”（又称为“安集延布哈拉事件”或“俄侨事件”）则是它们发展侨民政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受辛亥革命的影响，新疆境内的反抗活动风起云涌，秘密组织哥老会也得到很大发展，排外情绪日益高涨，因此英、俄的行动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当地中国人的愤怒，这尤其表现在了对俄国人的态度上。1912年，针对俄国非法发展侨民的政策以及肆意逞凶，无恶不做的俄国阿克萨卡尔色依提，和阗地区策勒村的民众奋起反抗，爆发了流血冲突，而喀什噶尔地方官府在此次事件中采取了一条坚决支持群众的态度。俄国领事索柯夫遂以此为借口报告沙皇政府，请求出兵新疆进行报复，沙俄政府也拼命大肆制造国际舆论，颠倒黑白是非，编造中国人杀害俄侨，制造流血冲突的谣言，并向喀什噶尔增派兵力，以武力威胁中国政府惩罚他们认为的凶手。袁世凯政府为谋求帝国主义的支持来镇压孙中山的“二次革命”，竟通过新疆总督杨增新责令喀什噶尔政府向俄国赔款并严惩“凶手”，袁世凯甚至还授予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B.Krocrpensky）“中华民国一等嘉禾勋章”，以表彰其“敦睦邦交”；给予俄国驻喀什噶尔副领事喀根斯以及领事馆翻译斐多罗夫(Feodorov)“中华民国五等嘉禾勋章”，表彰他们“办结策勒村交涉案”的功劳。策勒村事件最终以中国人民受到屈辱的不公正处理而告终。
策勒村事件是俄国在南疆非法发展侨民政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即使在俄国人中也有人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如俄国驻喀什噶尔军队的指挥官鲍勃罗夫（Bobrov）上校就曾指出，“索柯夫总领事想要把中国突厥斯坦变成沙皇统辖下的一个省，并由他来担任总督，因此，他才成百地，不，简直是成千地登记假造的俄国侨民，所以才有了策勒村事件”。应该说，这个评论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俄国在新疆发展侨民的情况，俄国对新疆的侵略野心暴露无遗。
但策勒危机并未使马继业吸取足够的教训，反而趁此机会变本加厉地实施着他的发展侨民的政策。他认为如果英国在南疆的侨民过少，那么将来在英国对新疆怀有某种“期望”时，就会缺乏必要的基础。而这种“期望”显然是指英国对新疆从未停止过的觊觎之心，妄图把新疆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为便于马继业继续在新疆发展侨民，英国政府甚至授予马继业一个“上海租界英国最高法院助理法官”的头衔，奉命对新疆的英国人进行登记。1914年上半年马继业主要忙于侨民登记工作，他甚至通知那些在北疆的要求入英国籍的人到喀什噶尔进行登记。根据他的记载，到 1914年3月18日，共登记了 514人， 6月27日突破600人， 7月31日达到651人，次年4月9日则达到了惊人的822人。由于在登记时，通常都是将证明书给予一家之长，而这些家庭中的所有成员便都可以据此成为英国国民，因此实际上马继业所发展的英国侨民数要远远超出这个数字。
在发展侨民的过程中，马继业往往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任意妄为。如1917年，在一起因发展侨民而引起的争论中，针对当地政府的反对态度，马继业就表示，即使他的要求遭到拒绝，他也会把英国国籍证明书授予申请者，并请英属印度的阿克萨卡尔在各方面对申请者予以协助。这充分暴露出了以马继业为代表的英国势力在新疆的霸道与蛮横。
马继业发展侨民虽未发生象策勒危机那样的事情，但不可否认，越来越多的“英籍侨民”成为了动荡中的新疆的一个隐患。他们在经济上利用免税权对新疆进行货物倾销和经济掠夺，致使新疆人民“民生凋困，社会不安，亦引起排外而怨内”，在政治上则利用沙俄势力逐步退出新疆之机，加强了对新疆的渗透，进行分裂新疆的叛乱活动。英属印度政府不仅通过各种渠道给在新疆的这些所谓侨民提供武器，还聘请或雇佣土耳其人、阿富汗人及其他一些伊斯兰国家的人潜入新疆，深入清真寺，冒充阿訇，勾结那些所谓的英国侨民，以讲经为名，大肆宣传大突厥主义和大伊斯兰主义，挑动南疆各族人民脱离中国，给我国政府对新疆的统治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严重地侵犯了我国的主权。1918年库车所谓的“英侨”买买铁力汗聚集人众企图在伊斯兰教封斋日以“杀尽汉人，收复领土”为口号发动叛乱，库车知县陈宗器获悉后派军队予以了镇压，消除了此次隐患。
对于英俄在新疆竞相发展侨民一事，新疆政府采取了坚决反对的态度。早在1904年，当地官府就对那些企图加入英籍的中国人进行了严惩，鞭挞了其中的十八人，并游街示众。这本属正义和我国内政的事竟招致了马继业的反对和干涉。在策勒危机后，杨增新明确告知英俄领事，中国政府绝不能容忍南疆的本地人购买外国国籍证明书，变成外国人，他还表示对那些非法获得外国国籍证明书的当地人仍应视为中国人，而不应被作为外国人来对待。杨增新就英国领事发展侨民一事在给喀什观察使张应选的指示中也指出，“准许英领事会查国籍之事，无非为解决悬案，免滋争议起见。英国国籍应以出国执照及以前会眨国籍之册簿为据，通商票系属路票，依法不能作为国籍的证据”，“如果依照英总领事之意而认为通商票为有可作国籍案内研究资料的价值，独不虑现在新疆之中民全体变为英民乎？总之通商票与国籍无干”。对那些冒入外国国籍的中国人，新疆政府也给予了严厉的惩罚。1915年，张应选在叶尔羌发布公告，声明将把那些冒充外国人的中国人作为卖国贼枪毙，以逐步杜绝这种现象。马继业也注意到，自从辛亥革命以后，南疆受哥老会的影响日益严重，甚至许多官员本身就是哥老会成员，对待外国人的态度比以前强硬了许多。因此尽管起义者对英俄领事馆及两国侨民的利益采取了保护措施，但对于那些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不法份子，起义者则采取了坚决的打击措施。策勒村事件就充分显示出了南疆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更为重要的是这股历史的潮流是任何人也不能够阻挡的。策勒村事件的解决虽说以中国人民受到屈辱对待而告终，但它所掀起来的反对外国压迫和入侵的运动却并未中止，起到了唤醒和激发南疆人民抗击外辱的信心。俄国经历这次打击后基本上停止了发展侨民的政策，南疆人民的反帝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对于导致英俄猖獗发展侨民的最直接因素，即英俄在新疆的免税权，当地政府也逐步强硬了自己的态度，最大限度地维护着自己的利益。这突出表现在涉外的土地转让政策中。1910年，新疆巡抚联魁宣布禁止向外国人出卖土地和房产，对违反者将予以严惩，这无疑是对英俄免税特权的一种挑战。1914年，叶尔羌地方政府也发布同样的命令，同时禁止当地妇女与英俄侨民通婚（通婚将使她们也成为外国国民），对严重违反者将会处以死刑，并无权拥有土地。1915年，马继业接到了英属印度在姑墨的阿克萨卡尔的报告，称当地政府严惩了那些私自把土地卖给英俄侨民的人。这种政策的实施主要是因为外国人的免税特权严重影响到了新疆境内土地和房产的销售。当时新疆规定对出售货物征收13％的从价税，对抵押财产征收6.5 ％的税，但如果交易涉及到英俄侨民，则双方均可不纳税，这就出现了中国人优先把东西卖给外国人的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许多当地人加入英俄国籍，因此给新疆的财政收入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在对待英国的免税问题上，中英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在于是否对阿富汗人免税。英国坚持阿富汗是其保护国，因此其国民享有英国国民待遇，自然应该享受免税特权，但中国政府则坚决不承认阿富汗人为英籍侨民，不同意对阿富汗人实行免税。对于阿克萨卡尔向阿富汗人发放的免税证明，中国政府也拒绝承认。鉴于在马继业所发展的所谓侨民中，阿富汗人占据了相当的比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政府的这种态度也可以说是对英国在南疆大肆发展侨民政策的抗议。
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英俄两国在新疆的免税特权逐渐丧失。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失去了本国政府的支持，而苏俄政权不承认持有旧沙俄护照的人是其公民，因此，新疆的俄国侨民均成为了无国籍的人，他们不得不向新疆当局表示情愿向中国政府纳税。1920年 9 月1日，新疆当局开始向俄国人征税，从此，俄国在新疆的免税权就完全丧失，它强占的贸易圈和享有的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均相继取消，旧的沙俄势力在新疆的霸权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随之而来的是英国在新疆的免税权也被废除，不过它依然保留了领事裁判权，英国侨民在英国领事馆的庇护下继续做着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标志着长达数十年的英俄在新疆的竞争局面彻底消除，同时也意味着马继业在喀什噶尔历史使命的完结。次年他便结束了在喀什噶尔二十八年的政治生涯返回了英国，1919年退休。二战中他和夫人定居在了泽西岛，于1945年去世，终年78岁。
三
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的二十八年对英国势力向新疆的推进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这一时期正是英国势力在新疆从无到有并逐步壮大的一个阶段，在他的努力下，英国建立了驻喀什噶尔的领事馆，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疆的扩张程度，同时成功阻止了俄国独霸南疆局面的出现，对俄国向西藏的扩张也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在他的努力下，英国的利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
马继业来华的时候正是中国在西方列强的炮火下逐渐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社会沦落的过程，中国已日益成为了帝国主义所瓜分的一个对象。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一直企图将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发展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英国人自己也承认他们希望将喀什噶尔变为又一个喀布尔，以抵御俄国的南下。对此，英国参谋本部的阿尔达（J.Ardagh）曾向印度事务部建议应把整个阿克塞钦包括在英国的边界内，但由于害怕造成中英关系的紧张，建议遭拒。1898年，马继业重新提出一种方案来确定南疆与印度的边界问题，其中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划归了英国，方案于1899年3月14日通过窦讷乐向中国政府提出，此即所谓的“马继业——窦讷乐线”，但方案未得到中国政府的答复。
如同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建立，马继业来到喀什噶尔也是英俄竞争的一个产物，因此抵御俄国是他使命中的核心。但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英国的利益变化而变化。如1912年，在俄国借策勒村事件增兵喀什噶尔时，马继业因担心当地政府的反抗会导致俄国人在南疆的进一步行动，危及到英国的利益，加之面对南疆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爱国热情，英国人对俄国领事馆的卫队有所依赖，因而马继业不仅劝说当地官员对俄军以礼相待，还在俄军炸开喀什噶尔城门时劝说欲进行反抗的喀什噶尔提督妥协，不要击怒俄国人，以免让俄国人占便宜。这样的态度甚至使俄国人都为之惊奇，以至俄军统帅称“我们原想会一路打到喀什噶尔，而现在却像老朋友一样受到了欢迎”。
而在他认为来自中国的威胁足以影响到英国在华利益时，尽管他并不希望看到俄国在南疆的强权，他也会毫不犹豫选择联俄以共同消除中国的威胁。1915年，针对中国人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马继业在向本国政府提出的备忘录中建议英俄应在两国协约的基础上就新疆的共同目标和利益进行协商，以结束两国多年来的对抗。同年8 月23日，马继业就这个问题再次建议英国政府应努力在势力范围上与俄国达成协议，其要点有：俄国人承认英国在罕萨、塔格敦巴什帕米尔和拉斯坎的利益；英国保证自身不寻求，也不支持其臣民或第三国属民在天山以北为自己或任何别的国家谋求带有政治、商业性质的特权；英俄在南疆可以自由行动；英俄互相允许其臣民及所有持各自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签发护照的人在俄属突厥斯坦和英属印度境内自由活动；俄国不为其自身，也不支持其臣民及第三国属民在新疆境内谋求政治、商业特权。马继业的计划显然是企图达到与俄国共同瓜分新疆的目的。此后，马继业为了建议能得到实现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计划并未能得逞。
以马继业为代表的英国势力还不断地利用发展的侨民进行着分裂新疆的活动，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1918年在库车发生的买买铁力汗之乱。可以说，英国势力在南疆的存在已构成了对南疆乃至整个新疆安全的一大危害。1918年，英国领事馆曾散发英国政府游击来的麦加总督签署的独立宣言，内有“脱离异族统治，不受外人干涉，完全独立，谨守回教信条，并欲东西各国回教同轨同辙”之意，企图利用宗教信仰来煽动当地穆斯林脱离统治国，只是在杨增新的防微杜渐下，方未酿成大患。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小撮泛土耳其主义者图谋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宗教国家。英国也趁1931年新疆发生哈密事变之时，派间谍潜入喀什噶尔，花费巨资利用英国商人和侨民在当地人中发展间谍和宣传员，拉拢反动封建地主和宗教上层人士，大肆鼓吹大突厥主义。它还通过土耳其派了一个叫沙米大毛拉的阿拉伯人到新疆各地区秘密组织伊斯兰教协会，发展了3000多名会员。更严重的是英国甚至策动它的爪牙阿图什人沙比提大毛拉等人在南疆建立一个依附于英国的独立政府。1933年11月12日，沙比提大毛拉在喀什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由和加尼牙孜出任“总统”，沙比提大毛拉自任“国务总理”，“外交部长”是英国间谍、和阗人哈生木江阿吉。但没过多久“东土耳其共和国”就在马仲英军队的冲击下瓦解，英国的阴谋未能得逞。英国的这些行为无疑正是马继业在新疆发展侨民政策的贻害。
另外，马继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考察家对新疆的大规模探险与文物掠夺活动中，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不仅自己通过各种手段搜集到了许多文物，而且利用他的便利条件为英国人以及其他一些来南疆进行探险和考古的外国人提供具体的帮助。斯坦因(A.Stein)在新疆能够顺利地进行他的前三次考察，并将发掘的文物运出中国，马继业在其中就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每当斯坦因遇到什么困难，或是遇到官府的盘查，马继业便会动用一切力量，甚至直接求助于英国驻京公使来予以解决。尤其在斯坦因进行他的第三次考察时，中国外务部拒绝给他签发护照，他的护照便是经喀什噶尔观察使张应选认可，由马继业办理的。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德国的冯·勒考克(Von Lecoq)身上，他在1913年来新疆进行考察时，中国外务部以新疆形势极为混乱为由拒绝给他签发护照，后来也是求助于马继业，马继业为其办理的。因此，近代新疆及西北地区的文物外流，在一定程度上与马继业有着直接的关系。
马继业的活动大多能见诸于《喀什噶尔日记》，这是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定期向英国政府进行的汇报材料，它不仅详实地记载了英国在新疆的各种活动，而且对俄国和中国的情况以及中、英、俄三国在南疆的关系予以了密切的关注。鉴于它基本上都是对所见所闻的记载，因此它还是比较可信的，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那段历史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1913年马继业被英国政府授予了爵士头衔，地位甚至高过了同期的英国驻京公使朱尔典，自然是英国政府对马继业在喀什噶尔为英国利益服务的最大奖赏。而且在1913年，英国在中国共有28个领事馆，其中8 个是总领事馆，位于西北的仅此一个，这足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马继业对英国利益在南疆的发展和英国对新疆进行侵略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不过，从客观上讲，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的活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英关系的发展。从阿古柏之乱直到马继业来到喀什噶尔，新疆的中英关系经历了一段明显的冷冻时期，不仅表现在双方间的政治关系，也表现在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自马继业1890年来到喀什噶尔后，中英关系开始得到了不断的改善，马继业与当地官员也建立起了较为友好的关系，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马继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熟谙和他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在喀什噶尔设立医疗机构，无偿为当地人治疗；与当地官员共商抗俄之策以及为他们提供情报等，都极利于中英关系在新疆的发展。虽然这种友谊脱离不了政治需求的痕迹，但至少可以说明他对中国并非完全持敌对态度，在保证英国利益的前提下，对中国的利益也是予以维护的。因此，喀什噶尔的中英关系要比中俄关系缓和友好得多。比如，斯坦因来新疆进行考察期间，就得到了诸如和阗知州潘震等人的大力协助，这不能说没有马继业的影响。1912年11月初，在斯坦因作他的第三次中亚考察前，马继业给斯坦因的一封信中写道：“实际上，中国人（至少是此地的中国人）现在对待英国人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友好，如果您来了，我敢肯定您的那些官场老朋友将会张开双臂欢迎您。”在斯坦因的著述中，他也专门提到了来自于中国官员的帮助：“如果没有中国官员的帮助，这些东西（指考察所需的牲畜、人手和生活物品—作者注）也都是不可能获得的。我的游记将告诉人们，在所有相继被我当成‘工作基地’的绿洲上，我都始终得到了中国官员的关照，他们全都心甘情愿地向我提供帮助，我是何等的幸运啊！在绝大多数中国衙门里，我很快就能找到可以信赖的朋友和学者。”从中可以看出，至少在马继业所处的时期，新疆的中英关系是较为友好的。
马继业的母亲是中国人，而其父亲与中国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很难说这样的家庭背景不会对他的行动产生影响。他能够在初到喀什噶尔时免掉被俄国人所驱逐的命运，能够在喀什噶尔生存长达二十八年，能够较为顺利地进行他的工作，尤其是能够建立起较为友好的中英关系，应该说与此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清政府当时的日益衰落以及在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的不稳定都使双方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处于平等地位的，而且由于新疆与内地以及中央政府间的联系并不紧密，在英俄对新疆的争夺中，新疆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只是在杨增新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统治下，新疆才不至于陷入混乱之中，但在杨增新遇刺身亡后，新疆表面上的稳定便不复存在，各地的叛乱此起彼伏，而这就给予了英国在新疆扩张的机会，直到三十年代在南疆炮制了一个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就此，我们可以认为，马继业在发展同新疆的关系时，英国的霸权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无疑是英国对华侵略政策的一种体现和延续，也是英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就决定了他所扮演的侵略者的角色在其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他一手建立的英国驻喀什噶尔的领事馆，成为了英国向新疆渗透和扩张的重要基地，给近现代的新疆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因此，总的来说，我们一方面可以认为马继业扮演了一个英国向新疆进行侵略的先锋角色，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他在发展中英关系所起到的作用，他所取得的种种成就使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是英国在新疆的第一个较为杰出的外交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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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讀歷史無趣，看看八卦笑笑。    趙烈文當了幾年清知府，回家逍遙快活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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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伯牛
八卦之心，人皆有之；曾国藩不会例外。做大事的人，地位高的人，一般不会公然八卦，曾国藩也不例外。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与幕客赵烈文甚为投缘，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八卦，皆说给他听。烈文有记日记的好习惯，把这些话都记了下来，以此，才有这篇吐槽录。

既然要八，则不避亲，不隐仇。最亲近的，自然是他的九弟——曾国荃。用左宗棠的话说，国藩的“谋国之忠”，是允称典型的；然而，这类人公而忘私，谋身之拙往往也不让人先。作为权势当时无两的中兴第一功臣，国藩私人财务状况之紧张，出人意料。钱少，自家艰苦朴素一点儿，还能混过去，可是，“亲属贫窘者甚多”，未能分润，终是“心中不免缺陷”。所幸，“九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国荃倒不是贪墨，只是对于分所应得乃至俗以为然的各项灰色收入，来者不拒，因此，比国藩有钱得多，而接济穷亲戚这事，也就顺理成章让国荃做了。对此，国藩的总结是：“渠得贪名而吾偿素愿”。

国荃素无国藩那样的大志向，仗打赢了，钱赚到了，念兹在兹的就是求田问舍。可是，他的审美大有问题，“宅外有一池，架桥其上，讥之者以为似庙宇”，而新屋“亦拙陋”，没啥看头。更糟的是，这么难看的房子，不但“费钱至多”，“并招邻里之怨”。建房需大木，而湘乡之地不产大木，偶尔有之，不是坟树，即是植于人家屋舍旁藉以纳凉的老树，皆不愿售。国荃一根筋，不惜重价求购，于是，往往以二十倍市价得之。国荃买田，也有问题。他喜欢规模化收购，一买一大片，可问题是一大片田不止一个地主，其中有愿卖的，也有不愿卖的，如“素封”之家，“世产”之地。国荃不顾，非要强行收购，人家拗不过他，只能含恨出手。如此，田价“比寻常有增无减”，可还是“致恨”。相较而言，其他湘籍高官，回乡买地，数量“何啻数倍九弟”，只因方法对头，态度温和，“人皆不以为言”；惟有国荃，钱花的比人多，地买的比人少，招怨独多，口碑最劣，“其巧拙盖有如天壤者”。

说到国荃的暴发户习气，另有一事。咸丰七年，国藩居丧，亲家母从长沙来，说请他帮忙，在湘乡买点高丽参。国藩怪之，说，买奢侈品应去省城，怎么到穷乡僻壤来找？亲家说，“省中高丽参已为九大人买尽”，只好辗转来曾宅匀几只。国藩不信，遣人打听，孰料真有此事。原来，国荃在外领兵，认为高丽参治疗外伤有奇效（“人被创者，则令嚼参，以渣敷创上”），遂在长沙大量收购高丽参，以致断货。只是，这种疗法实无奇效，国藩不由慨叹：“不知何处得此海上方”。

国荃统兵，战胜攻取确实有一套，做官则嫌“懵懂”。同治三年，身为湖北巡抚的他，参劾按察使唐训方，列明过犯之後，摺末云，“（唐氏）系督臣得用之人，恐失和衷之道，请皇上作为访问”。按，巡抚参劾按察使，略当今日之省长向中央打报告请求罢免公安厅长（其实那个时代地方长官的权力更大一些），只要说清楚按察使犯了哪些过错即可，何必没事找事，说什么按察使是总督的人。难道是总督的得力助手，就连巡抚也要忌惮几分？这么一说，置国法吏则于何地，岂不摆明了说吾省官场有派系有人事斗争？更搞笑的是，不过两月，国荃竟上摺参劾总督，试问，这时候就不怕“恐失和衷之道”了？国藩对此，评曰：“令人大噱”。

不过，国荃之中年与晚年，区别很大。後来的乐观大度，自在恬和，似换了一人。此或与国藩的劝诫有关。国藩尝云：“人生皆运气为主，七尺之身，实以盛运气，故我常称人身为运气口袋”；又云：“不信书，信运气”。用今天的话说，可算他的“成功观”。具体到国荃身上，他说过：“（国荃）之攻金陵，幸而有成，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今渐悟矣”。这些话，即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科普版，细究也是卑之无甚高论，只看内心能否真正信从。照传统标准而论，国荃晚景甚佳：年寿既高，子孙繁衍，且有出息；许是真悟了他大哥的话？

曾国藩与左宗棠是一对冤家，这事不是秘密，大家都知道，只是，曾、左从什么时候结下梁子，知道的人或许不多。看看国藩的自述。

咸丰三年，作为“空降”的团练大臣，国藩在长沙组建湘军，因为资源有限，不可避免与湖南巡抚骆秉章发生冲突。所谓资源，一是人力，二是财力。国藩的理想，是率领本土的精兵强将，利用本省的财政收入，去省外“迎剿”太平军。秉章是地方首长，则认为优势兵力与稳定收入皆应为湖南所用，不要管外省的闲事。然而，一省的兵力有限，财力也有限，不足以同时支持两套战略。于是，曾、骆展开竞争，抢人抢钱。

抢人方面，当时最重要的将领王錱，转投骆秉章；最有潜力的塔奇布，则忠于曾国藩。勉强算是平手。然而，决胜疆场与运筹帷幄，都很重要。武将以外，还得抢文职参谋。其时，最有名望也最有才干的参谋长人选，当然是左宗棠，遗憾的是，他选择留在湖南，为巡抚服务；另有郭崑焘（近代名人嵩焘之弟），是理财第一高手，也选择在地方工作，不去远征。综而计之，抢人，国藩输了。

其次则须抢钱。国藩善写奏折，哭穷本领大，博得皇帝的授权，硬生生从湖南的财税收入割走几片肥肉，获得启动资金。此外，在省内交通要道设点征收厘金，获得长期有保障收入，能够支持军队的可持续发展。而向在籍高官、地方素封之家劝捐，也是筹饷的主要办法。只是，劝捐二字说得好听，一旦执行，往往成了“勒捐”。试想，草创阶段，国藩既不能给人颁发文凭，也不能给人发放官衔（这两种执照例由户部、吏部颁发），人再有钱，也不会听劝啊。所以，国藩只能耍无赖，搞勒捐。

勒，就是绑架勒索的勒；谁家有钱，又不听劝，则绑了他家的人，让他家花钱来赎。陶澍，湖南安化人，前两江总督，当时已过世，留下孤子陶桄，主持家事。国藩向陶家劝捐，陶家不给，国藩即遣人捉了陶桄，声称为富不仁、不念国恩，且有勾结地方匪类嫌疑，需暂行羁押，配合调查。他用这招勒索了不少湖南的大户人家，都能得手，却没想到，陶家不是善茬，令他得不偿失。

得，是陶家终于屈服，出钱免灾。失，则谓国藩拿了这笔冤枉钱，还没捂热，就被各方势力联手赶出了长沙。陶桄的姐夫，叫胡林翼，还好，没因此与国藩叫板；可是他的岳父——左宗棠——则对女婿的遭遇大致不满，要讨还公道。事隔多年，国藩淡淡的说：“左季高（宗棠）以我劝陶少雲（桄）家捐赀，缓颊未允，以致仇隙”；而在当时，动静可不小。

名义上，宗棠只是巡抚的幕客，用今天的话说，不在编制内。实际上，宗棠拥有巡抚的权力。他任免官吏，调遣军队，分配财物，审讯案件，甚至自行草奏，盖用巡抚公章，鸣炮发送，而在此过程根本无须向巡抚请示。不知道的以为湖南巡抚是骆秉章，明事儿的就知道湖南巡抚是左宗棠。

国藩难道不明事儿？他有苦衷，太缺钱了，为了钱，只能装作不明，只能装作不知道陶家与宗棠啥关系，对宗棠的女婿也是绑架勒索了再说。既然如此，宗棠也不跟他客气。当然，高手过招，不露形迹，宗棠不会傻到直接批评曾国藩的勒捐行为——说实话，他也干过这种事。宗棠的反击，是全力维护湖南官场的权益，尽量不让曾国藩占到便宜——他作为巡抚的首席智囊，在其位谋其政，无可厚非。于公，巡抚骆秉章乐见事态如此发展，于私，他与宗棠同气连枝，连带着对国藩也不讲礼貌。所以，国藩才说：“骆籲门（秉章）从而和之，泊舟郭外，骆拜客至邻舟，而惜跬步不见过”；都是堂堂大员，咫尺之隔，竟然见面说几句客套话这样的虚文也不讲了。双方势成水火，可以揣想。

结局大家都知道，省城官场在巡抚的默许下，对国藩群起而攻，国藩扛不住，只能逃往衡阳，另起炉灶。至于四年後，国藩从江西回来，宗棠借题发挥，痛斥他不忠不孝，论者或认为这是曾、左交恶的开篇，其实错了。惟有国藩知道的最清楚，他们哥俩的梁子，早就结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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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辦法只有辭職。

同治十一年的論戰。  福州船政局太花錢了。超出預算三倍多。總理衙門，軍機讓議一議。李鴻章給了個妥協的方案。 半官半商。把船給商人經商用，賺了錢造軍艦。

李鴻章并不贊同天朝造軍艦。因為太花錢，他想把錢都用在陸軍上。後來，大局觀的考慮，派息關係支持了早軍艦。

沈葆楨和左宗棠關係不錯，就是因為林則徐。

不同維度間的鬥爭。

維新派鬥爭，守舊派鬥爭，滿族鬥爭，利益鬥爭。

維新派之間的鬥爭。

沈葆楨和左宗棠對曾國藩和李鴻章。   還有滿清貴族在地方本來有油水拿， 你們他媽的搞船廠，把錢都花光了。 人家怎麼怎麼貪污。   守舊派那些人天朝上國啊。  整個洋務派系與帝國的博弈。

裁撤老實海軍。

我只能把我知道的派系說完了。 可能遠遠不夠。

又講到牛b的丁未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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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对胡雪岩和盛宣怀有研究，对钱王还真没怎么了解过。

转载本文因为一段话很喜欢。  香帅说的，官不习商业，商不晓官法，即或勤于官，通于商者，又多不谙洋务。  这样评价盛宣怀。

晚清三大商人胡雪岩、盛宣怀、王炽的命运

《钱王》，钟源、瀛泳／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２月
《胡雪岩》（上、中、下），高阳／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版
《盛宣怀》陈景华／著
哈尔滨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１８８５年，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风雨飘摇中死去。这时的美国，在经历了南北战争之后，资本主义经济急剧膨胀，已成为世界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茁壮成长的工人运动，也在酝酿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罢工。
然而，中国的情势并不相同。胡雪岩并不是死于一场让资本家闻风丧胆的激烈的劳资斗争。按照弗朗西斯·福山的理论，传统中国在社会形态上更加近似于“马鞍型”，一边是强大的政府组织，另一边是原子化的个人和家庭，独缺中间组织。事实上，在近代的中国，独立商人作为一个阶层，是普遍缺失的。
作为晚清最显赫的大商人之一，胡雪岩的生平，知者甚众，其人安徽绩溪人，名光墉，字雪岩。生于１８２３年，因依靠左宗棠，力助其西征及开办洋务，其所办的阜康银行由此左右逢源，一时威风无二。后由左宗棠出奏保荐，受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赐紫禁城骑马之殊荣，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
如此显赫背景，又有谁能与之争锋，竟让其折羽？从表面的因果来看，其人叫盛宣怀。
盛宣怀，字杏荪、幼勖、杏生等，江苏武进人，１８４４年生人。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上，盛宣怀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中国近代的轮船、矿山、电报、铁路、纺织等产业的建立和发展，无一不是在他的直接控制或参与下完成的，此外，他还是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以及张裕葡萄酒公司的创办者。
盛宣怀与胡雪岩的生死之争，早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架设电报线之争就已开始，然而，真正的决斗却是在１８８３年到来。这一年，法军进攻驻越南的清军，中法战争无可避免。胡雪岩的政治靠山左宗棠再次被招入军机，赶赴京城，而胡雪岩则为左宗棠筹备银两忙得不亦乐乎，此时，盛宣怀趁左宗棠不在两江，准备向胡雪岩下手。
他先是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让其暂缓２０天发给胡雪岩协饷，这笔钱是用来给胡雪岩偿还其经手代清廷向外国银行所借之钱款。在这２０天时间中，盛宣怀串通好外国银行，向胡雪岩催款，胡雪岩只好将其阜康银行各地钱庄的钱调来八十万两银子，先补上这个窟窿。然而盛宣怀却给了胡雪岩致命一击。他趁阜康银行空虚之际，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与此同时，盛宣怀让人四处放风，说胡雪岩积囤生丝大赔血本，挪用阜康银行存款，欠外国银行贷款八十万，阜康银行倒闭在即。引起愈演愈烈的挤兑风潮。胡雪岩除了将他的地契和房产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却依然无力回天，胡雪岩不久即在忧愤中死去。
商场如战场，其险恶自不待言。然而，真正决定胡雪岩成败的，却决不单单是他和盛宣怀的财技较量，而是幕后人物。真正想搞垮胡雪岩的，乃是盛宣怀的靠山——清朝重臣李鸿章。
与钱庄学徒出身的胡雪岩不同，祖上世代为官的盛宣怀，１８７０年，投入督师入陕围剿回民义军的李鸿章麾下，任行营内文案兼营务处会办、会办陕甘后路粮台等职，不久，他即随李鸿章从事洋务运动，从此以后，随着李鸿章的步步高升，他在李鸿章的信任与支持下，也扶摇直上。而更重要的是，他成为李鸿章与左宗棠在洋务及商业利益争锋的一张重要的“牌”。由于李鸿章与左宗棠在洋务及“海防”、“陆防”之争上针锋相对，各藏其私，互相拆台。而胡雪岩既商且官的双重身分，不断对左宗棠进行有效的财政支援，所以，对于李鸿章来说，“排左必先除胡”，胡雪岩成了李鸿章的眼中钉，而此时决定胡雪岩的命运早已不是他个人的努力，而是左李二人的仕途荣辱。就在胡雪岩死去这一年，盛怀宣终于如愿以偿回到轮船招商局担任督办，实现了控制招商局的夙愿。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被撤销直隶总督之职，盛宣怀失去了政治上的后台，改投湖广总督张之洞，接办汉阳铁厂，１８９６年在张之洞等保荐下，盛宣怀经办芦汉铁路，并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同年授太常寺少卿。耐人寻味的，乃是张之洞在举荐盛宣怀的奏折中所说，“官不习商业，商不晓官法，即或勤于官，通于商者，又多不谙洋务”，因此遇到有人能兼善三者，就顾不得制度，只好破格晋用，授与前所未有的大权。
就在胡盛二人争斗不休之际。在中国的西南，另一个人物却正在崛起，他正是后来被人称为“钱王”的王炽。
王炽１８３６年出生，弥勒县虹溪人，字兴斋，年轻时斗殴杀死表兄逃至重庆，与旅渝滇商合营“天顺祥”商号，来往川滇互贸。随后又与席茂之在昆明合资开设“同庆丰”商号。
与胡雪岩、盛宣怀不同，王炽是以贸易起家。他的早期所谓经商，实际上就是跟从马帮穿街走巷，翻山越岭，通过贩货赚取微薄利润。然而，作为封建时代的大商人，王炽不同于一般小商小贩之处，在于他很快洞悉了时代的本质——官之所求，商无所退。若想发达，就必然要寻找政治上的靠山。
而他的发迹之路，则与胡雪岩有异曲同工之处。时清廷云南布政使的唐巡视督盐，摊派筹借白银十万，当地商贾无不避之纷纷，惟有王炽冒险以“天顺祥”名号在限期内独家承办下来。王炽的天顺祥不但一炮打响，王炽更由此使唐桐成为自己政治上的依靠，唐桐劝王炽开汇号并代办盐运。王即与席茂之分伙独营，在全国西南、东南各大要埠设分号，专营存放汇兑业务。１８７２年，王炽在昆明主持“同庆丰”商号，并设“兴文公当”兼营房地产，修建昆明同仁街，在弥勒、宜良等地广置田产，年收租息千余石。
随着唐桐调任云南矿务督办大臣，他派王炽作为矿务公司总办。王炽为筹办云南铜、锡矿业，先后垫支开发基金银１０万两。王炽在办矿业中大获其利，成为“富甲全滇”的企业家。
正是因为洞悉权力的奥秘，王炽对内结交云南巡抚岑毓英，对外则与法国驻云南领事方苏雅结为干亲。不止于此，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仓惶出逃西安，所带银两不足大队随行人员衣食。王炽认为爱国必须忠君，因此十万火急下死命令：慈禧人马所经地方，凡王炽“同庆丰”分行须全力出资力助。慈禧回北京后，国库空虚，资金短缺，王炽发动海外及国内各分行融资接济。晋、陕两省大旱，黄河断流，王炽仗义疏财。捐银数百万两给工部兴修水利，被李鸿章称之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而清廷则根据王炽的义举，先后赐他四品道员职衔，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诰封“三代一品”封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惟一的一品红顶商人，超出了胡雪岩的“二品”商人封号以及盛宣怀的办理商务事务大臣、太子少保衔、工部左侍郎的官阶。
某种程度而言，王炽地处一隅，正是他幸运之处。他和胡雪岩同属于以商捐官、以巨额捐献而获顶带的“红顶商人”，不同于以官吏招商，头戴红顶官帽却纵横商场的盛宣怀。然而，却几乎仅仅是因为地理上的原因，他得以在朝廷政治斗争剧烈的情况下，避开政治倾轧的激烈漩涡，并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延伸自己的商业寿命。而胡盛二人，则既是官场斗争的受益者，又成为官场斗争的牺牲品。
在胡、盛、王三人命运的背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衰败的晚清朝廷国库空虚，在貌合神离的极权统治下，层层叠叠的官商结合，不仅是官员们借机发财的机会，也是朝廷维系的惟一选择。然而可悲之处在于，商人仅仅是作为政治权力的延伸和附庸而存在。在庞大的官僚系统和分散的个人、家庭两极之间，几乎是一个真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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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晚清时代的大佬们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张之洞，彭玉麟等等。

那么他们之前的时代，也有大佬。

林则徐，穆彰阿，陶澍，琦善，伊里布，耆英等等则是上个时代的大佬。

陶澍的名字我觉得可以摆在曾国藩的位置上。不说别的看过他的家谱就会知道。

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女儿嫁给了牛人胡林翼。 大儿子找了左宗棠的女儿当老婆。 一个孙女跟彭玉麟的孙子当老婆。

陶澍在在道光十九年都挂掉了。没有见到胡林翼和左宗棠的发达。，他们都是十多年后，甚至二三十年后才达到事业的顶峰。

也能看出来陶先生，有点知人之明。

老陶同志当两江总督的时候，林则徐不过是江苏巡抚给人家当副手。

无论能力，实力，文学造诣，似乎林则徐都离陶澍很远，奇怪的是一百年后人家记起了林则徐，忘记了陶澍。我一直都认为林则徐是一个被不明真相群众高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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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有好好坏吧，几乎有每个人的下场原因都不一样。

定南王

孔有德字瑞图，辽东人，矿徒出身。崇祯初为登州参将，率军援辽，至吴桥起兵叛明。陷登州，自称都元帅。徘徊于明金之间。后受明军严剿，与耿仲明渡海降后金，授都元帅。所部称为天祐兵(满语称乌真超哈)，以皁旗为色，崇德元年封恭顺王，随军征朝鲜，伐明国，连克松，锦。隶汉军正红旗下。从龙入关，追击李自成至庆都，入陕击破顺军主力，续下江南，连拔扬州，金陵，江阴诸城。旋回防辽东，授平南大将军，不久又下西南诸地，捕杀前明宗室大臣数千人。改封定南王，驻节桂林。明将李定国以象兵破桂林，孔有德自经，并以火焚其室，盍府皆尽。其子被俘亦被杀。仅留一女，据说是还珠格格的原形。

靖南王

耿仲明字云台，辽东人，矿徒出身。初为明登州参将，后随孔有德叛投后金。封怀顺王。与伐朝鲜，征明国诸役，隶正黄旗下。从龙入关，征陕平闯，底定东南，于湖湘战场连克衡州，祁阳，武冈诸郡县，以功封靖南王。继提兵入粤，因所部收纳亡人，以逃人法为刑部所弹劾，疑惧，自经死。其子继茂袭爵，移镇福建。不久病卒，孙精忠袭，初尚肃亲王豪格女，封和硕额驸，后从吴三桂反正，战不利，又降于清，清廷初许以既往不咎，待战事平，磔于市。

平南王

尚可喜，辽东人。父学礼，兄可义皆世职明将，战殁于明金战阵。初为广鹿岛副将，后受同僚所诬，率所部亡命后金，其军号天助兵，封智顺王。从伐朝鲜，克明皮岛。从龙入关，追击顺军，克延安，转战荆襄，下九江，邀击李自成于九宫山。功还，镇海州。后又随孔有德南下，封平南王，专镇广东。以老乞归辽东，旋三藩反正，其二子之信，之孝彼此相攻，遣兵守可喜籓府，不令出，以忧愤卒。后尚之信，与其弟之节，之璜，之瑛皆被清廷赐死。削爵。唯有二弟之孝，七弟之隆侥幸得免，回归辽东，守可喜墓。

平西王

吴三桂字长伯，江南高邮人，籍辽东。其父襄原为明锦州总兵，以武举承父廕，授都督指挥，少而善战，勇而果决，后金汗屡以书闻，欲纳之，皆不受。甲申，流贼迫近燕京，授平西伯，急招入卫，半途，闻京师陷，引兵还。初欲投诚于闯，闻其妾为顺军所掠，遂决意借师于清，约事成，割地纳款，仿辽宋故事。及清军入关，吴挥军追击李闯至庆都，还。清帝已在燕京继位，封平西王，明帝亦在金陵使人北来，封三桂蓟国公，权衡再三，辞公就王。其后转战各地，大小凡百十余战，破城无算，擒明帝于滇南，专镇云南。就藩日久，清廷疑惧，撤藩议起，恐。遂决意反正。奉明三太子，建元周咨(官方史书称吴帝制自为，国号大周，实际上是把“周咨“的“咨“字删了，考古所见确有昭武通宝，但未见有大周年号标识，吴是奉明嗍还是帝制自为，无定论)。纵横西南数年，病卒。其子应熊于京师为质，滇事起，被杀。孙世璠，守昆明，城破，戮尸。亲族连坐，一部遣回辽东，发配下五旗为贱丁，隶奴籍。及至辛亥，东北下龙旗者 —民国众议院长吴景濂者，即为吴氏宗孙。子曰:邪门。

义王

孙可望，又名李可望，陕西延长人。初从张献忠麾下，为义子。清将豪格入川，献忠败亡，西军诸将入滇，相誓扶明室。封景国公，赐名朝宗。孙讨封秦王，廷议不决，引兵入卫，挟桂王。后为李定国部所击溃，遂降清，封义王，隶汉军正白旗下，寻卒。其三子相袭，因其出身，为清廷所忌，御史奏本，降爵一等。孙在湖南时，曾多次实行大规模的屠城，造成了湘东南“宗族连禁，百里无人”。

一等海澄公

黄梧字君宣，福建平和人。初为郑成功总兵，守海澄。后斩守将，降于清，封海澄公，驻漳州。其后荐施琅，上灭贼五策，请诛成功父芝龙。上闻，琅得擢用，芝龙亦诛，寻命严海禁，绝接济，移兵分驻海滨，阻成功兵登岸，增战舰，习水战，皆用梧议。克金厦，拔铜山，舟师水战出力尤多。未几，三藩反正，传檄至漳州，梧方病疽，闻变惊恚，遂卒。郑军与耿军合攻漳州，城陷，梧子芳度戕尸，母赵，妻李自经死，从父枢，从兄芳名，弟芳声，芳祐并死，期功男女从死者三十余人。开梧棺，毁其尸。

一等公

年羹尧字亮工，，汉军镶黄旗人。父遐龄曾为湖广巡抚，以地丁银及诬官事被贬，乞休。羹尧进士出身，累迁内阁学士，擢四川巡抚。藏事起，平之，特授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授定西将军印。雍正继位，召抚远大将军还，以军事付年。后以平青海攻，累进至一等公。其父遐龄亦以子功膺一等公。未几，上忌之，屡降其职，终以九十二款大罪，赐自尽。斩其子富，诸子年十五以上皆戍极边，亲属给披甲为奴。

一等谋勇公

孙士毅字智冶，一字补山，浙江仁和人。进士出身，本以知县归班待铨，适乾隆南巡，召试，充军机章京，累迁至云南巡抚。逢云贵阳总督李侍尧以赃败，连坐，遣戍伊犁。以文才调纂校四库全书，授翰林院编修，外放两广总督。任上历台湾林爽文之役，安南国变之役，以功进一等谋勇公。不久，兵败安南，罢封爵。调任四川总督，与廓尔喀之役，督饷有功，再征湘中土苗，染瘴疠，卒于军中。遗书请入旗，特许之，入汉军正白旗，赠公爵。其与和珅最善，后和事败，连坐，爵复裁，子孙出旗，归原籍。

三等威信公

岳锺琪字东美，四川成都人。出身武职世家，其父升龙曾为提督。家富，入赀为同知，从军，请改武职，授游击。以平藏定海镇川功，授三等公。因提劲兵，督三省，疑忌日众。成都谣传其为岳飞后裔，欲反清，报宋金世仇。恐甚，上书自白，并请以旗兵置中军，以监己。适靖州诸生曾静遣其徒张熙投书邀反，兴大狱。于回疆鏖战多年，被劾专制边疆，骄蹇不法，夺官爵，拟斩决，改监候。幸大金川事急，既废复起，卒于资州。子濬以父荫曾为巡抚，后亦以父，坐夺官。

续顺侯

沈志祥，辽东人，有其父沈世奎原为市侩，倚女为文龙妾，隶毛文龙所部。志祥为部将，后拟自将，拒明军，亡入金，隶正白旗下，其后率所部助围锦州，从龙入关，逐自成，随孔有德南下征湖广，卒于军中。无子，以兄子继爵，为挂印将军，镇广东，驻潮州。延至孙沈瑞，明郑军来袭，被获，瑞及妻郑皆被杀，子孙皆尽。

海澄公

郑克塽，明延平王成功之孙。其父锦，承父风，有大志，定军制，开互市，任贤才，一时英吉利，暹罗，安南诸国市舶并至，治下思明洲几如承平时，为中夏最后之一干净土。不幸英年早逝，克塽长兄本明察能治事，却为佞臣冯锡范等所忌，害之。扶克塽继位。克塽幼弱，事皆决于锡范，冯挟之降，神州陆沉。诸明宗人依郑氏者，宁靖王等皆自杀，克塽后隶正红旗下，郁而终，无嗣，夺爵。

承恩公

白文选，陕西吴堡人，亦从献忠为贼，献忠败，从可望入贵州。明桂王封为巩国公，令还贵阳慰谕可望，可望夺其兵，置军中。及将举兵，诸将说可望原得文选为大将，使将前锋，降定国桂王封文选巩昌王，清师下云南，定国战败，令文选为殿，战于玉龙关，败走木邦，桂王入缅甸，文选攻阿瓦，与定国会师孟艮，再攻阿瓦，求出桂王，终不获。文选据锡箔，凭江拒守，清师出木邦，造筏将渡，文选奔茶山，总兵马宁将偏师追之，至猛养，文选降。封承恩公，隶汉军正白旗。予三等公俸，寻卒。子绘降袭，亦卒，停袭。

公

陈福字箕演，陕西榆林人。清军入关，陈以武举应募，从宁夏总兵刘芳名剿寇，叙功，授守备。又从都统李国翰下四川，迁遵义游击，从总督李国英讨李自成遗党郝摇旗，李来亨等，叙功授宁夏总兵。三藩反正，邀其共举事，福执其使，具疏入告，并遣其弟质京师，以明心迹。及王辅臣据平凉，陈引军击之，饷匮，部下谋变。夜半，参将熊虎等鼓譟入，刺福死。子袭爵。延至孙辈，受满臣苏凌阿所忌，被谴。

一等顺勤侯

马得功，辽东人，仕明至总兵。多铎下江南，得功缚福王及其妃来献，授镇江总兵。疏请归旗籍，隶汉军镶黄旗下。为洪承畴麾下副将，从剿建宁，破浙皖诸县，继入海，克厦门。郑明军击之，败走泉州。擢福建提督，与浙闽总督李率泰等合兵克闽安，复舟师薄厦门，与明军会战海滨，适南风起，明军据上游，遂败，没于阵。子三奇，袭爵，官至潮州总兵，雍正时，以罪革。

一等靖逆侯

张勇字非熊，陕西咸宁人，仕明为副将。英亲王阿济格师次九江，降清。授游击，隶陕西总督孟乔芳标下，屡破西省名城，授甘肃总兵。大学士洪承畴视师湖广，勇请自效，清廷虑其汉人，勇移家京师，乞赐宅，并以子为质，遂行。从洪承畴南下，纵横湖广，迁云南提督。上恐其与吴藩相连，遂使还镇甘肃，三藩事起，西省马鹞子亦反，均以书招之，不从。封靖逆侯。连克平凉诸邑，事定，准噶尔又入塞，击走之。右足早年中流矢，伤骨不能履，以肩舆督战。行军至甘州，病重，上遣御医治，暴卒。子噤不敢言，袭爵，世代充散秩大臣，以羁縻之。

一等延恩侯

朱之琏，安徽凤阳人。明太祖庶十三子代简王朱桂之后，崇祯时其祖代王朱彝为洪承畴监军于松山，洪承畴军败，朱彝与其侄朱文元被俘，降清。隶镶白旗下，雍正时，访明裔，得于正定知府任上。锡一等延恩侯，抬入上三旗之一的正白旗。虽有司明孝陵延春秋案扫之命，却无服明服，行明朔，用明礼之实。春秋二祭，都有必须“呈明前往”。清废帝溥仪的苏格兰老师庄士敦所著>一书中有>一文，谈及他一个（第十二任）延恩侯朱煜勋的交往时说:中国人和外国人几乎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明裔延恩侯的存在。好事的庄士敦还牵线让溥仪与朱煜勋于1924年9月7日见了一面。不久，这个住在东直门北小街羊管胡同几间破屋里的延恩侯朱煜勋，便追随溥仪流亡天津等地。可以说一直到清亡，满洲化了的延恩侯仍是一块廉价的装饰品。

一等昭勇侯

杨遇春，字时斋，四川崇庆人。以武举效用督标，为福康安所识拔。从征甘肃，累擢守备。平苗乱擢副将，西北教事起，皆勘平之，署陕甘总督。回疆纷扰，以其父子皆著军声，麾下并有悍将羽翼，使之久镇北塞。满臣穆克登布与之不睦，上书云其为汉臣，必有异志，不可使之久掌兵柄。上疑之，杨会上意，以老予告归，晋封一等昭勇侯，并以御制诗书扇赐之(传其上无标识)，杨惶恐日剧，越数日，暴卒。

一等毅勇侯

曾国籓初名子城，字涤生，湖南湘乡人。耕读传家，进士出身，治义理之学。会广西兵事起，以书生治军，讨平江南。湘军方一时之盛，麾下皆有劝进之意，畏，有裁湘军之举。捻事起，剿不利，谤议盈路，及至天津教案，清议扰扰，既负重谤，疾益剧，会两江缺出，遂调补江南，而以鸿章督直隶，以乱后经籍就熸，设官书局印行，校刊皆精审。礼聘名儒为书院山长，其幕府亦极一时之选，江南文化遂比隆盛时。卒于任上。

一等肃毅侯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父文安，刑部郎中，其先本许姓。进士出身，授编修，从曾国籓游，讲求经世之学。洪杨事起，组淮军，南省平，封一等肃毅伯。时曾国籓督军剿捻久无功，命回两江，以鸿章署钦差代之。捻平，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赐紫禁城内骑马。值天津教堂滋事，调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倡洋务，参和议，谤满天下。庚子，以病薨，两宫震悼，锡祭葬，赠太傅，晋封一等侯，并命于京师特建专祠，汉臣祀京师，盖异数也。子袭爵。其侄经羲为云贵总督，民国后又任国务总理和财政部长，从孙道豫，又为红朝驻美大使，李氏一门历满清，民国，红朝三世荣宠不衰。盛矣。

二等順义侯

田雄直隶宣化人，仕明至总兵。豫亲王多铎下江南，降清，缚福王及其妃以献，授杭州总兵。佐总督张存仁，梅勒章京珠玛喇，驻军杭州。破明鲁王，擢浙江提督，破舟山，隳其城，疏请归旗籍，隶汉军镶黄旗下。郑明军陷遂安，平阳诸县，雄被劾，戴罪与郑军会战宁波，中药矢，绝嗣。寻以病卒。进二等侯。兄子承其爵。

二等果勇侯

杨芳字诚斋，贵州松桃人。应试不售，入伍，充书识，为督帅杨遇春所奇，荐把总，从征苗疆，战辄摧锋，擢守备。三省白莲起，剿平之，功著。至回疆之役，以生擒敌首功封侯，绘像紫光阁。历广西，湖南提督多职。逢海疆事起，定海陷。琦善赴广东议抚，芳为参赞，率师防剿。及虎门陷，省城几不保，芳见兵不可恃，疏请准通商，诏不许，以怠慢军心，严议夺职改留任。以老病乞解职，卒于家。

二等恪靖侯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三试不第，绝意仕进，究心舆地，兵法以今亮自居。会洪杨事起，曾投太平军幕，有所图，不睦，自去。初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后自募一军曰:楚军。转战江淮，节制江浙事。尽定闽浙，论功，封一等恪靖伯。时湘楚军方盛，语之曾氏，别有图。曾怯，左自度己军力不殆，遂请撤藩，以自保。朝廷犹疑子，遣之于西北，回乱平，楚军亦衰，上心乃定，入直军机，凡二任，引疾乞退，卒于福州。

三等侯

李国翰，其先居清河，父继学，初为商，从明经略杨镐军，通使与金。及辽阳陷，父子皆投金。隶汉军镶蓝旗下。从伐明，薄明都，攻永平，战凌河，克锦州，从龙入关，赐号“墨尔根”。拔太原，进武昌，复随豪格入川，授定西将军，从吴藩陷重庆，驻遵义，策会师取云南，染瘴疠，卒于军中。子海尔图，桑额皆取胡名，不复汉姓。

三等靖海侯

施琅字琢公，福建晋江人。初为明总兵郑芝龙部下左冲锋，随芝龙降，从征广东，戡定东莞诸县，成功招琅，不从，被执，侥幸脱，父大宣，弟显及子侄皆为成功所杀。以私仇，屡兴兵，联荷兰，以水军取金门。以功授水师提督，隶汉军镶黄旗下，别赐婚。适克塽幼，诸将不睦，乘隙薄台，思明州陷，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世袭罔替。海靖而疑生，上试之，语谓封疆，会上意，战栗，辞归，不许，赐御酒，遂卒任上。子世纶，亦有能吏称(详见施公案^_^)。

同安侯

郑芝龙字，明季入海，从颜思齐为盗，思齐死，继之。崇祯初，降明，授游击将军，以捕海盗，攻红毛功，擢总兵。清师南下，奉唐王入闽，进平国公。清将洪承畴与芝龙同县，以书招之，遂降。归京，封同安侯，隶汉军正黄旗下，清廷使之修书诱子成功来归，不协。及其私书为人所举，被劾，夺爵，下狱。并其子世忠，世思，世荫，世默等俱流放宁古塔，浙闽总督李率泰密奏，郑芝龙不宜流徙宁古塔，因该地靠海，易于出逃，请将芝龙和其弟及4子一并斩首，妻妾人等入官，后经复议，清廷命将芝龙等各加铁链3条，手足带镣，并令宁古塔官兵严加看守。康熙继位，阖家斩首于京(有一说，云顺治亲征东南，为明郑舟师炮击身亡，清室复仇诛芝龙为复君父之仇)。

恭顺侯

吴惟华，顺天人，明末诸生。随其兄降清，于多尔衮入京时，拜迎马首，自荐愿往山陕各地招抚，因随征太原等地功，封恭顺侯，官至户部右侍郎。后外放漕运总督多职。因为贪渎，结交结内监等罪，数被劾，几论死，得宽免，坐罪夺爵。

建义侯

林兴珠，福建莆田人，初为郑氏部将，后降于清，封銮仪使，建义侯。适逢清俄对峙于雅克萨，清廷使其率闽营赴前敌，参赞军务。林兴珠率闽籍藤牌兵击俄军于江中，“众裸而下水，冒藤牌于顶，持片刀以进，罗刹众见之，惊所未见，呼曰‘大帽鞑子’(这里要解释一下，罗刹朋友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充其量是大帽伪军而已，要说真正鞑子兵，八旗在岸上的说)。克雅克萨，后又从康熙亲征乌兰布通，立殊功。有满臣妒之，使其率军永屯塞关外，并以旗兵督营控之，逾年而卒。

慕义侯

谭洪，初为流贼，后入明营，顺治十六年，降清。封慕义侯。从吴三桂麾下，转战西南，屡多战，建勋功。授四川总兵。与吴善，及吴反正，与提督郑蛟麟，巡抚罗森俱反。事闻，夺爵。后其部为山陕总督所击破。

一等侯

袁世凯字慰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其家世宦出身，早年科举不第，又逢清季兵燹，弃文投军，附淮军吴长庆入朝，有政声，举为驻朝总理大臣，洋务兴，奉派督练新军，羽翼渐丰，历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入直军机。以功高为清廷所忌，以足疾开缺，适辛亥，党人大起，复起用，授一等侯，许以曾左例。畏三藩故事，遂通款与南军，行逼宫之事。满廷乃去。继总统位。越二年，外凭北洋藩镇以卫，内用湖湘策士为谋，权位日固，渐有帝制自为之心，群小会其意，屡劝进，改元洪宪，登大宝。天下汹汹。八十余日，癃闭旧疾复作，崩于京。归葬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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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人胡光墉（字雪岩）以商业称霸，名著中外，声势ピ赫。至光绪九年癸未，所业倒闭，举国震动，实距今年癸未六十年前一大事也。其人虽以失败终，溯其生平，要为一非常之人物。其盛衰之际，令人兴感。李莼客（慈铭）《越缦堂日记》癸未十一月初七日云：“昨日杭人胡光墉所设阜康钱铺忽闭。光墉者，东南大侠，与西洋诸夷交。国家所借夷银曰洋款，其息甚重，皆光墉主之。左湘阴西征，军饷皆倚光墉以办，凡江浙诸行省有大役大赈，事非属光墉若弗克举者。故以小贩贱竖，官至江西候补道，衔至布政使，阶至头品顶戴，服至黄马褂，累赏御书。营大宅于杭州城中，连亘数坊，皆规禁御参西法而为之，屡毁屡造。所蓄良贱妇女以百数，多出劫夺。亦颇为小惠，置药肆，设善局，施棺衣，为饣鬻。时出微利以饵杭士大夫。杭士大夫尊之如父，有翰林而称门生者。其邸店遍于南北，阜康之号，杭州、上海、宁波皆有之。其出入皆千万计。都中富者，自王公以下，争寄重资为奇赢。前日之晡，忽天津电报言其南中有亏折，都人闻之，竞往取所寄者，一时无以应，夜半遂溃，劫攘一空。闻恭邸、文协揆等皆折阅百余万，亦有寒士得数百金托权子母为生命者，同归于尽。今日闻内城钱铺曰四大恒者，京师货殖之总会也，以阜康故亦被挤危甚。此亦都市之变故矣。”
初十日云：“作片致介唐，属代取见银，以今日闻四恒号将闭，山西人所设汇局皆被挤危甚也。使诸肆尽闭，京师无富商大贾，外内货贝不通，劫夺将起，司农仰屋之筹益无可为矣。”略述胡氏之为人，北京当阜康号倒闭时之景象，亦于斯可见其大致焉（李谓杭士大夫尊之如父，盖不免过甚其词。日记中对杭人每好轻诋，颇有浙东西畛域之见。又日记同治五年丙寅四月二十三日言及胡事云：“张某，邑之大驵，庚申、辛酉间，与杭人胡雪岩操奇赢，各挟术相欺诈，银价旦夕轻重，或相悬至数百千万，钱法以之大坏，商贾遂共煽惑为观望，主军需者至持饷不发。胡倚故巡抚王壮愍，而张与前知府怀清匿，益树势倾轧。越事之败，实由两人。……胡雪岩者，本贾竖，以子母术游贵要间。壮愍故以聚敛进，自守杭州至抚浙，皆倚之，遂日骄侈，姬侍十余人，服食拟于王者，官亦至监司。左宫保初至，欲理其罪，未几复宠，军中所需，皆倚取办，益擅吴越之利。杭之士大夫有志行者皆贱之，不肯出共事，故益专。其材盖出张某上远甚。……亦牵连记于此，以验其他日之败。”可与癸未所记合看，盖李于十余年前已言其必败矣）。文协揆谓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文煜，素有富名者也。给事中邓承修旋劾文煜存阜康银号银数至七十余万之多，请饬查明确数，究所从来，据实参处。十九日奉谕著顺天府确查具奏。顺天府兼尹毕道远府尹周家楣查覆，奏称查核阜康号票根簿内有联号开列银四十六万两，第一号上注明“文宅”字样，除前江西布政使文辉呈请究追阜康银款十万两称由文煜代为经手外，其余三十六万两簿中只注“文宅”字样，云云。二十五日奉谕著文煜明白回奏。文煜奏称由道员升至督抚，屡管税务，所得兼俸历年积至三十六万两，陆续交阜康号存放，云云。二十六日奉谕：“所奏尚无掩饰，惟为数较多，著责令捐银十万两，即由顺天府向该号商按照官款如数追出，以充公用。”文煜饶于财，此外当尚多，以追银十万两归公了事，不予深究矣（又有前驻藏帮办大臣锡缜，以报捐八旗官学用款，请将阜康商号存银万两饬追归公，于十二月上奏。初九日奉谕：“所奏殊属取巧，著将原折掷还。”给事中郑薄元劾锡缜前在户部与姚觐元、董隽翰、启续等表里为奸，家称巨富，请派员查参，云云。十四日奉谕：“锡缜久经告病开缺，已往之事，姑免深究，惟该给事中称其任意渎奏，实属咎无可辞，锡缜著炙部严加议处。至所称告病未经销假人员应否呈递奏摺之处，著请部查明具奏。”二十五日谕：“锡缜著照兵部议降四级调用，不准抵销，并折罚所兼世职半俸九年，免其降调世职。至告病人员，虽据查无不准递摺明文，惟究于体制未合，嗣后凡告病未经销假者概不准自行递摺奏事。”其事亦可附述。姚觐元辈昔为户部司员，官至司道，上年壬午阎敬铭任户部尚书后，以在部旧事被劾褫职，锡缜亦曾官户部司员者也）。
胡受左宗棠知遇器使，筹饷购械，左氏深资其力〔为借洋款，以助西征，亦中国外债史初期可特书者。光绪三年五月左氏奏明借定洋款（由汇丰银行借银五百万两）一摺，言每月一分二厘五毫起息〕，屡经奏奖，俾邀异数。其称道之词，见于奏议者，如同治五年十一月附陈胡道往来照料听候差遣片，谓：“道员胡光墉素敢任事，不避嫌怨，从前在浙历办军粮军火，实为缓急可恃。咸丰十一年冬杭城垂陷，胡光墉航海运粮，兼备子药，力图援应，载至钱塘江，为重围所阻，心力俱瘁，至今言之，犹有遗憾。臣入浙以后，委任益专，卒得其力，实属深明大义不可多得之员。惟切直太过，每招人忌……臣稔知其任事之诚，招忌之故。”
同治十年九月办理粮饷各员请奖片，谓：“布政使衔福建补用道胡光墉，设局上海，购运西洋军火枪炮，转运东南协饷，每遇军用艰巨饷需缺乏之时，不待臣缄续相商，必设法筹解，以维大局。”同治十二年四月请赏道员胡光墉母匾额摺，谓：“浙江绅士布政使衔在籍福建候补道胡光墉，经臣奏派办理臣军上海采运局务，已逾八年，转运输将，毫无缺误。臣军西征度陇，所历多荒瘠寒苦之区，又值频年兵燹，人物凋残殆尽，本省辖境，无可设措，各省关欠解协饷，陈陈相因，不以时至，每年准发足饷，先犹以两月为度，继则仅发年杪一月，而犹虞不能如期收到，转散各营。每年岁事将阑，辄束手悬盼，忧惶靡已。胡光墉接臣预筹出息借济缄牍，无不殚诚竭虑，黾勉求之，始向洋商筹借巨款，格于两江督臣非体之议中止，继屡向华商筹借，均如期解到，幸慰军心。去冬华商借款不敷，胡光墉勉竭己资，并劝各亲友助同出借，计借十万两，以副期限，不取息银。其力顾军需深明大义如此。上海为洋商会集之所，泰西各国，枪炮火器，泛海来售，竞以新式相耀。臣于闽浙总督任内，饬胡光墉挑择精良，不分新旧，惟以便利适用为要。嗣调督陕甘，委办上海转运局务兼照料福建轮船事宜。胡光墉于外洋各器械到沪，随时详细禀知，备陈良措利钝情形，伺其价值平减，广为收购，运解军前，臣军实资其用。其购到普洛斯后膛螺丝开花大炮及后膛七响洋枪，精巧绝伦，攻坚致远，尤为利器，各军营竞欲得之，而价值并未多费。其孜孜奉公如此。同治十年，奉伊母胡金氏之命，以直省水灾较广，捐制棉衣一万件，嗣复添制棉衣五千件，并捐牛具籽种银一万两，以津郡积潦未消，籽种不齐。续捐足制钱一万串，以助泄水籽种之需。此外办运浙江赈米，奉委采办闽米，运送上海，装载赴津。迭经直隶闽浙督抚臣先后奏明在案。去年臣以甘肃苦寒，兵燹之余，百货昂贵，种棉织布之利，土民向所不谙，无衣之患，甚于无食，而边地降雪最早，每值严寒，冻毙者所在皆是，现值饷需奇绌，势难分兵勇御寒之具遍惠寒民，因念江南布棉价廉，人多好义，爰檄饬该道捐棉衣，并许俟集有成数专摺请奖。旋据该道禀称，伊母年届七旬，屡饬该道毋以宰割为寿，令将平日节缩所存，捐制加厚加长棉衣二万件，以给边荒穷窭，并亲率家属，逐件按验，其有制办未善者，立令更换，该道又另劝捐棉衣裤八千件，均于去年七月间运交臣军后路粮台，输解前来。臣去冬转饬散给，所全甚多。”
又光绪四年三月胡光墉请予恩施片，谓：“浙江在籍绅士布政使衔江西补用道胡光墉，上年闻陕省亢旱成灾，饥民待赈孔亟，拟捐银二万两白米一万五千石装运赴汉口飞挽入秦。臣因道远运艰，饬改捐银两。兹据禀称改捐银三万两，共捐实银五万两解陕备赈。即前截留备购东洋米之洋款三十万两，亦已改银轻赍到甘。并据该道呈开，捐输江苏沭阳县赈务制钱三万串，捐输山东赈银二万两、白米五千石、制钱三千一百串，又劝捐新棉衣三万件，捐山西赈银一万五千两，并捐河南赈银一万五千两，只因目击时艰，念灾民饥饿流离之苦，竭力捐助，不敢仰邀奖叙等情前来。臣维胡光墉自奏派办理臣军上海采运局务，已历十余载，转运输将，毫无遗误，其经手购买外洋火器，必详察良格利钝，伺其价值平减，广为收购。遇泰西各国出有新式枪炮，随时购解来甘。如前购之布洛斯后膛螺丝开花大炮，用攻金积堡贼巢，下坚堡数百座；攻西宁之小峡口，当者辟易；上年用以攻达板城，测准连轰，安夷震惧无措，贼畏之如神。官军亦羡为利器，争欲得之。现在陆续运解来甘者，大小尚存数十尊，后膛马步枪亦数千杆。各营军迅利无前，关陇新疆速定，虽曰兵精，亦由器利，则胡光墉之功实有不可没者。至臣军饷项，全赖东南各省关协款接济，而催领频仍，转运艰险，多系胡光墉一手经理。遇有缺乏，胡光墉必先事筹维，借凑预解，洋款迟到，即筹借华商巨款补之，臣军倚赖尤深，人所共见。此次新疆底定，核其功绩，实与前敌将领无殊。臣不敢稍加矜诩，自蹈欺诬之咎，亦何敢稍从掩抑，致负捐助之忱。兹就胡光墉呈报捐赈各款，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水陆运解脚价，估计已在二十万内外，而捐助陕甘赈款，为数尤多。又历年指解陕甘各军营应验膏丹丸散及道地药材，凡西北备觅不出者，无不应时而至，总计亦成巨款。其好义之诚用情之挚如此。察看绅富独力呈捐，无如其多者。”由此三奏所云，左对胡之知赏倚重与胡之功状可睹矣。
其见于左氏书牍者，如王申（同治十一年）《答杨石泉》谓：“胡雪岩，商贾中奇男子也。浙人始訾之，近亦无甚议论。”又见于家书者，如乙丑（同治四年）三月与孝威（其长子）谓：“胡雪岩人虽出于商贾，却有豪侠之概。前次浙亡时，曾出死力相救。上年入浙，渠办赈抚，亦实有功桑梓。外间因请托未遂，又有冒领难民子女者被其峻拒，故不免蜚语之加。我上年已有所闻，细加访察，尚无其事。至其广置妾媵，乃从前杭州未复时事。古人云：人必好色也，然后人疑其淫。谓其自取之道则可耳。现在伊尚未来闽，我亦未再催。尔于此事，既有所闻，自当禀知，但不宜向人多言，致惹议论。”可与同治五年奏片所陈招忌一节合看。左氏排物议而器使之，倚以集事，可谓能度外用人者已。至胡以好色贻讥，其后来商业上之一败涂地，亦颇因奢淫之故也。
曾︱刚（纪泽）《使西日记》光绪五年己卯云：“十二月初二日，葛德立言及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报一分五厘。奸商谋利，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而复委任之，良可慨已！”于胡氏为左借款事深斥之。
沃丘仲子（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传胡于货殖，据云：“同治间足以操纵江浙商业为外人所信服者，光墉一人而已。浙人，字雪岩（初学贾钱肆中，一日突有人来，谓为湘军营官，饷弗继，欲假二千元。适主事者咸外出，唯光墉留，贸然许之，约翌日至取资，逾时众归，闻而大哗，主者立逐之出，然亦不敢毁约。越日其人来，如数以贷。未浃旬，竟携资来偿，本息弗绌。唯向前慨假我资者，乃一少年，今何不在。肆人诡以病对。时光墉已潦倒甚，偶踽踽行河上，忽值是人，问子病当瘥，对不病。曰不病何状若是，对无业故憔悴。其人大诧，语以肆人语。光墉亦倾告前事，曰是则我害子矣。遂延致军中，为易衣进餐，谓：自得资给诸卒，皆踊跃赴敌，遂克近邑。今我有资十万，皆得自贼中者，固不足告外人，钦子诚实，且坐吾累，愿以资贷予设肆可乎？欣然承之。自是左军所至，势若破竹，浙东西及八闽皆定。诸将既得贼中货多，而克诚皆置局榷税，饷入亦丰，莫不储之光墉所。及宗棠北伐回捻，又檄令购运军食，其时肆中湘人存资过千万，乃并治丝茶药诸业。当大乱新平，旧商零落，乃以丰财捷足，百业并举。迄同治壬申，私财亦二千万。乃假洋债，助宗棠出关。时已官道员，遂晋头品顶戴黄马褂。然光墉特幸逢时会，非真有奇计雄略。既富显，唯知奢纵，用人第取先意承志者，老成羞之，肆渐中亏。对洋商屡食言，信誉日堕，不十年所营皆败，且亏军需帑，至褫职监追，宾客尽散，姬妾潜逃，只堂上一衰母耳。愤死，余一药肆，为人所得，仍其旧名，岁给资千余以赡光墉家而已。从来成败无若其速者。”亦可备览。惟所述多不了了。胡早巳受知于王有龄，商而且官，声势颇张，岂迨左军入渐尚学贾钱肆乎？）
刘声木（体仁）《异辞录》卷二云：
清史而立货殖传，则莫胡光墉若。光墉字雪岩，杭之仁和人。江南大营围寇于金陵，江浙遍处不安，道路阻滞，光墉于其间操奇赢，使银价旦夕轻重，遂以致富。
王壮愍自苏藩至浙抚，皆倚之办饷，接济大营毋匮。左文襄至浙，初闻谤言，欲加以罪，一见大加赏识，军需之事，一以任之。西征之役，偶乏，则借外债，尤非光墉弗克举。迭经保案，赏头品衔翎三代封典，俨然显宦，特旨赏布政司衔赏黄马褂，尤为异数矣。
光墉藉官款周转，开设阜康银肆，其子店遍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佥以为陶朱、猗顿之流，官商寄顿赀财，动辄巨万，尤足壮其声势。江浙丝茧向为出口大宗，夷商把持，无能与竞，光墉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市值涨落，外国不能操纵，农民咸利赖之，国库支绌，有时常通有无，颇恃以为缓急之计。
先文庄抚浙之初，藩库欠光墉资二十万，尚不知其为何如也。光墉见，称述中堂不置，而莫明其为谁，问之乃湘阴也，笑而遣之。未久光墉以破产闻。先是关外军需咸经光墉之肆，频年外洋丝市不振，光墉虽多智，在同光时代，世界交通未若今便，不通译者每昧外情，且海陆运输，利权久失，彼能来我不能往，财货山积，一有朽腐，尽丧其赀，于是不得已而贱售，西语谓之拍卖，遂露窘状。上海道邵小村观察本有应缴西饷，靳不之予，光墉迫不可耐，风声四播，取存款者云集潮涌，支持不经日而肆闭。
光墉有银号一、典二十有九、田地万亩，其他财货称是。上海、杭州各营大宅，其杭宅尤为富丽，皆规禁御仿西法，屡毁屡造，中蓄姬妾辈十余人。先一日光墉由沪而杭，尽呼之集一堂，自私室出，立即下键，予以五百金遣去，不得归取物，有怀挟者任之。光墉选艳，惟爱幼孀，以为淫佚恣意之便，本无一人崇尚名节，故一哄而散，毋稍留恋。
次日光墉将其业产簿据献于文庄，不稍隐匿，在落魄之中，气概光明，曾未少贬抑。文庄为设局清理，令候补州县二十九人接收各典，皆莫知所对语。文庄谓此二十九人者曰：诸君学古入官，独不思他日积赀致富设典肆以谋生乎？收典犹开典也，不外验赀查账而已。
文协揆存款三十五万，疏请捐出十万报效公帑，其余求追，以胡庆余堂药肆之半予之。孙子授侍郎，乃文庄庚申同年也，有万金在其肆内。张幼樵学士来书云：子授得失尚觉坦然，而家人皇遽，虑无以为生计，乞为援手。亦诺焉。其外京朝外省追债之书，积之可以丈尺计，则一时中扰乱情形，可想见已。
前一岁有僧以赀五百元存于杭城典肆，肆以为方外书名不便，拒而不纳，僧以木鱼敲于门外，三日三夜。光墉偶过其处，问故许之。及是僧至取款，不与，则敲木鱼不止。肆伙笑谓之曰：和尚汝昔以三日三夜之力而敲入，今欲以三日三夜之力敲出，不可得也。不得已而以妇人衣裤折价相抵。僧持泣曰：“僧携此他注，诚不知死所矣。”挥泪而去。其流毒类如是。
是时贾商贩竖，挟胡氏物出售者，其类不可胜数，罔不显其奢丽。其屋上雕镂，室中几案，园内树石，每易一主，辄迁移以去，至于清亡而未已。
光墉未几即死，其母旋亡，距七十寿辰不足一岁。杭人谑之曰：“使母早三月逝，当备极荣哀之礼，此老妇人真以寿为戚矣。”
《海上花列传》中黎篆鸿即光墉也，语焉未详。传中有女婿朱淑人，今亦无考。然光墉有后嗣，庆余堂之半仍为彼有，营业至今不衰云。虽间有未尽谛处，而大体盖颇翔实（文庄为刘父秉璋谥）。
醒醉生（汪康年）《庄谐选录》卷十二云：
杭人胡某，富埒封君，为近今数十年所罕见，而荒淫奢侈，亦迥寻常所有。后卒以是致败。兹就平日所闻者诠次于后，亦足资鉴戒矣。……胡有财神之目，相传胡幼时作徒于某店，夜卧柜台上，半夜忽闻有人声，急呼众起，果得一贼，已僵矣。久之始醒。众询其故，则叩首言：‘贫不能自存，故俞垣入，冀有所获，不意甫入门，即见一金面神卧于桌上，遂不觉惊骇欲绝。’众乃扶而释之，咸窃窃奇胡。
胡后为某钱店司会计，有李中丞者，时以某官候补于浙，落拓不得志，一日诣其店告贷，众慢不为礼，胡独殷勤备至，且假以私财，某感之，誓有以报。迨后扬历封疆，开府浙江，甫到任，即下檄各县曰：‘凡解粮饷者必由胡某汇兑，否则不纳。’众微知其故，于是钱粮上兑，无不托诸胡，胡遂以是致富。
左文襄收复杭州时，胡亦由上海回杭，或有以蜚语上闻者，左怒，胡进谒，即盛气相待，且言将即日参奏。次日胡忽进米十数舟于左，并具禀言：“匪围杭城之际，某实领官款若干万两往上海办米，迨运回杭，则城已失陷，无可交代，又不能听其霉变，故只得运回上海变卖。今闻王师大捷，仍以所领银购米回杭，以便销差，非有他故也。”时东南数省，当沦陷后，赤地千里，左方以缺饷为虑，得胡禀，大喜过望，乃更倾心待胡，凡善后诸事，悉以委之，胡由是愈富。
左文襄西征时，苦军饷无所出，乃令胡为贷于某银行，以七厘行息。左借此得率军出关，故不以利重为嫌。其实此款即由银行印刷股票，贷诸华人，以四厘行息，三厘则银行与胡各分其半也。忆某年银行之执事人回国，香港诸西人共饯之，半坐，忽一人起而问曰：“诸君今日饯某，为公事乎？为私情乎？”众曰：“自然是为公事。”其人徐言曰：“彼为左大人经理借款，曾告我四厘行息，我昨获见其合同底稿，乃是七厘行息，何也？”执事人色沮，噤不能答，众亦失色而散。
胡姬妾极多，于所居之室作数长弄，诸妾以次处其中，各占一室，若宫中之永巷然。胡不甚省其名，每夕由侍婢以银盘进，盘储牙牌无数，胡随手拈得一牌，婢即按牌后所镌之姓名呼入侍寝，每夕率以为常。
胡酷好女色，每微服游行街市，见有姿色美丽者，即令门客访其居址姓氏，向之关说，除身价任索不计外，并允与其父若夫或兄弟一美馆，于是凡妇女之无志节者，男子之茸者，无不惟命是听，而其市肆店号所用之伙友，大半恃有内宠，乾没诓谝无所不至，遂至于败。
胡荒淫过度，精力不继，有以京都狗皮膏献者，胡得之大喜，盖他春药皆系煎剂或丸药之类，虽暂济一时，然日久易致他疾，惟狗皮膏只贴于涌泉穴中，事毕即弃去，其药性不经脏腑，故较他药为善。然京中他店所售皆伪物，即有真者，而火候失宜，皆不见效，惟一家独得秘传，擅名一时，而有时亦以旧物欺人，伪作新者，故胡每岁必嘱其至戚挟巨金入京监制，以供一年之用，所费亦不赀。某年有人于津沽道中遇其戚某，询以何往，彼亦不讳言，并告以制膏法，惜日久忘之矣。
胡败后，自知不能再如前挥霍，乃先遣散其姬妾之平常者，令其家属领归，室中所有亦任其携去，所得不亚中人之产。迨后事渐亟，谣言将有籍没之举，乃亟择留其最心爱者数人，余皆遣去，则所携已不及前，然犹珠翠盈头绮罗被体也。暨疾亟，其家人并其所留之姬迨去，则徒手而出，一无所得矣。其不幸如此。
江浙诸省，于胡败后，商务大为减色，论者谓不下于庚申之劫，盖其时惟官款及诸势要之存款，尚能勒取其居室市肆古玩为抵，此外若各善堂、各行号、各官民之存款，则皆无可追索，相率饮恨吞声而已。胡死之次年，值中元节，杭例有盂兰盆会之举，有轻薄子故于其居室前设一醮坛，悬蟒袍、补服、大帽、皂靴，及烟具、赌具诸寓于壁，旁悬一团扇，题其上曰“雪岩仁兄大人法正”，见者粲然。怨毒之于人亦甚矣哉！
胡之母享年九十余。当胡未败时，为母称觞于西湖云林寺，自山门直至方丈房，悬挂称寿之文，几无隙地，自宫绅以至戚族，登堂祝寿者踵相接。暨胡殁后，母亦继殁，则其亲友方避匿不遑，到者寥寥。其家新被查抄之命，虑人指摘，丧仪一切，惟务减杀，无复前之铺张矣。论者或比诸《红楼梦》之史太君，洵然。
论曰：综胡之一生言之，抑亦一时无两人也。当其受知湘阴相国，主持善后诸事，始则设粥厂，设难民局，设义烈遗阡，继而设善堂，设义塾，设医局，修复名胜寺院，凡养生送死赈财恤穷之政，无不备举，朝廷有大军旅，各行省有大灾荒，皆捐输巨万金不少吝，以是屡拜乐善好施之嘉奖，由布政使衔候选道被一品之封典，且赠及三代如其官。外人之商于华者，亦信为巨富，中朝向之假贷，苟得胡署名纸尾，则事必成，至于委巷小民，白屋寒士，待胡而举火者，咸颂胡祷胡不置。呜呼，何其盛也！及其败也，此方以侵蚀库款被县官封闭告，彼即以伙友无良挟赀远遁告，身败名裂，莫为援手，宾客绝迹，姬妾云散，其后判若两人。呜呼，何其衰也！岂生平所获皆不义之财，故悖入者亦悖出欤？抑务广而荒，受俞于器，人满则天概之，故及身而败欤？梁武帝有言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憾。”其斯人之定论也夫（又卷四云：“杭胡雪岩盛时，尝于冬日施丐，每人棉衣一件又钱二百文，一时托钵之流颂德不置。”）。
又李伯元（宝嘉）《南亭笔记》卷十五云：
浙江巨商雪岩，受左文襄特达之知，赏黄褂加红顶，遭逢之盛，几无其匹。后以亏空公款奉旨查抄，文襄再三为力，脱于文网，未几郁郁而终。冰山易倒，令人浩叹。胡好骨董，以故门庭若市，真伪杂陈，胡亦不暇鉴别，但择价昂者留之而已。一日有客以铜鼎出售，索八百金，且告之曰：“此系实价，并不赚钱也。”胡闻之颇不悦，曰：“尔于我处不赚钱，更待何时耶？”遂如数给之，挥之使去，曰：“以后可不必来矣。”其豪奢皆类此。每晨起，取翡翠盘盛青黄赤白黑诸宝石若干枚，凝神注视之，约一时许，始起而盥濯，谓之养目，洵是奇闻。胡有妾三十六人，以牙签识其名，每夜抽之，得某妾乃以某妾侍其寝。厅事间四壁皆设尊，略无空隙，皆秦汉物，每值千金。以碗砂捣细涂墙，扪之有棱，可以百年不朽。园内仙人洞，状如地窑，几榻之类，行行整列。六七月，胡卸重衣偃卧其中，不复知世界内尚有炎尘况味。花晨月夕，必令诸妾衣诸色衣连翩而坐，胡左顾右盼，以为乐事。或言胡尝使诸妾衣红蓝比甲，上书车马炮，有一台，高盈丈，画为方，诸妾遥遥对峙，胡与夫人据阑干上，以竿指挥之。谓为下活棋，亦可为别开生面矣。胡尝衣敝衣过一妓家，妓慢之不为礼，一老妪殷殷讯问，胡感其诚，坐移时而去。明日使馈老妪以蒲包二，启视之，粲粲然金叶也。妓大悔，复使老妪踵其门，请胡命驾。胡默然无一语，但捻须微笑而已。胡尝过一成衣铺，有女倚门而立，颇苗条，胡注目观之。女觉，乃阖门而入。胡恚，使人说其父，欲纳之为妾，其父靳而不予。许以七千元，遂成议。择期某日，宴宾客，酒罢入洞房，开尊独饮，醉后令女裸卧于床。仆擎巨烛侍其旁，胡回环审视，轩髯大笑曰：“汝前日不使我看，今竟何如？”已而匆匆出宿他所。诘旦，遣妪告于女曰：“房中所有悉将去，可改嫁他人，此间固无从位置也。”女如言获二万余金，归诸父，遂成巨富。胡尝观剧，时周凤林初次登台，胡与李长寿遥遥相对，各加重赏。胡命以筐盛银千两，倾之如雨，数十年来无有能继其后者。
胡败日，预得查抄信，侵晨坐厅事间，召诸妾入。诸妾自房出，则悉扃以钥，已而每人予五百金，麾之使去。其有已加妆饰者，则珠翠等尚可值数千金，其猝不及防者，除五百金外，惟所着衣数袭，余皆一无所有。胡所居门窗户闼，其屈戌皆以云雪白铜熔铸而成，查抄后，当事者恐为他人盗去，悉拔之使下，堆废屋中，充梁塞栋。胡既以助筹军饷受知于左文襄公，财事盛极一时，故各省大吏之以私款托存者不可胜计。胡以拥资更豪，乃有活财神之目。迨事败后，官场之索提存款者亦最先，有亲至者，有委员者，纷纷然坌息而来，聚于一堂。方扰攘间，左文襄忽鸣驺至。先是司账某知事不了，已先期远，故头绪益繁乱，至不可问。文襄乃按簿亲为查询，而诸员至是皆嗫嚅不敢直对，至有十余万仅认一二千金者，盖恐干严诘款之来处也。文襄亦将机就计，提笔为之涂改，故不一刻数百万存款仅三十余万了之。胡之败也，亏倒文文达公煜存款七十万两，因托德馨料理，言官劾之，谓文何得有如许巨资，朝旨令其明白回奏，后以历任粤海关监督福州将军等优缺廉俸所入为对，并请报效十万，竟蒙赏收。此项乃议以庆余堂房屋作抵。其屋估价二十万，尚余十万令胡自取为糊口之资。德之用心可为厚矣。胡豪富之名，更驾潘梅溪而上。败后以天马皮、四脚裤货诸衣市，尚值万余金。肆中裁长补短，改为外褂，到省人员多购之，后知其故，竟至无人过问。胡第三子名大均，后以知府候补某省，每年必返杭一次，为收雪记招牌租金三千两也。胡既败，分遣各妾，金珠悉令将去。某年其第三子大均回浙，一妾依然未嫁，闻而探视。无何妾病，即卒于大均处。检其所携之箧，只珠二颗，值银一万两，他物称是，可想见胡平日之豪奢矣。胡之舆夫，相随既久，亦拥巨资。舆夫有家，兼畜婢仆，入夜舆夫返，则佥呼曰：“老爷回来了，快些烧汤洗脚。”一舆夫而至于此，真是千古罕闻。
又卷二云：
德晓峰中丞馨任浙藩时，议者多谓其簋不饬，然甲申年富商胡雪岩所开阜康银号骤然倒闭，德与胡素相得，密遣心腹于库中提银二万赴阜康，凡存款不及千者悉付之。或曰：“是库银也，焉得如是？”德曰：“无妨也，吾尚欠伊银二万两，以此相抵可也。”更遣心腹语胡曰：“更深后予自来。”届时德果微服而至，与之作长夜谈，翌晨将胡所有契据合同满贮四大箧，舁回署内，而使幕友代为勾稽。后所还公私各款，皆出于是。人始服德之用心。后德谓人曰：“余岂不知向胡追迫，倘胡情急自尽，则二百余万之巨款将何所取偿乎？我非袒胡，实为大局起见也。”左文襄西征之役，赖胡筹饷，得不支绌，亦与胡最契，以德调处胡事甚善，密保之，擢至江西巡抚。后以演剧为南皮所劾，遂罢官归。
凡是之类，为关于此“活财神”之传说。所述事迹，堪备节取，未宜尽信，盖或溢其量，或相抵牾，或涉不经，或杂神话，纷纭恍惚。虽云实录（《庄谐选录》所述，盖胜于《南亭笔记》，可采处较多，叙次亦较整齐。《南亭笔记》至谓左宗棠莅杭躬为胡处理债务，真奇谈之尤），要见“活财神”之名，震于流俗，是以众说腾播。真伪羼错，口耳相传，入于记载，其盛其衰，亦一沧桑，渲染处可作小说读也（有一章回体小说，名《胡雪岩演义》，上海出版，编者署陈得康，演其豪奢之状，并及家庭琐事，笔墨略仿《红楼梦》，惟仅十二回，篇幅无多云）。
陈云笙（代卿）《慎节斋口存》卷上有《胡光墉》一篇云：
浙江巡抚王壮烈公有龄，幼随父观察浙江，父卒于官，眷属淹滞不能归，僦居杭州。一日有钱肆伙友胡光墉见王子而异其相，谓之曰：“君非庸人，胡落拓至此？”王以先人宦贫对。胡问有官乎，曰曾捐盐课大使，无力入都。问需几何，曰五百金。胡约明日至某肆茗谈。翌日王至，胡已先在，谓王曰：“吾尝读相人书，君骨法当大贵。吾为东君收某五百金在此，请以畀子，速入都图之。”王不可，曰：“此非君金而为我用，主者其能置君耶？吾不能以此相累。”胡曰：“子毋然，吾自有说。吾无家只一命，即索去无益于彼，而坐失五百金无着，彼必不为。请放心持去，得意速还，毋相忘也。”王持金北上，至天津，闻有星使何侍郎桂清赴南省查办事件，乃当年同砚席友也。先是王随父任，初就傅，何父方司阍署中，有子幼慧，观察喜之，命入塾与子伴读。既长能文章，举本省贤书，入都赴礼部试，遂不复见，不意邂逅于此，即投刺谒之。何见王惊喜，握手道故，欢逾平生，问何往，王告之故。何公曰：“此不足为。浙抚某公吾故人也，今与一函，子持往谒，必重用，胜此万万矣。”王持书谒浙抚，抚军细询家世，即以粮台总办委之。王得檄，乃出语胡，取前假五百金加息偿之，命胡辞旧主自设钱肆，号曰阜康。王在粮台积功保知府。旋补杭州府，升道员，陈臬开藩，不数载简放浙江巡抚。对胡亦保牧令，即命接管粮台，胡益得大发舒，钱肆与粮台互相挹注。胡又喜贾，列肆数十，无利不趋，兼与外洋互市，居奇致赢，动以千百万计。又知人善任，所用号友，皆少年明干精于会计者，每得一人，必询其家食指若干需用几何，先以一岁度支畀之，俾无内顾忧，以是人莫不为尽力，而阜康字号几遍各行省焉。咸丰五年，杭州不守，王公殉难，继者为左中丞宗棠。胡以前抚信任，为忌者所潜，左公闻之而未察，姑试以事，命筹米十万石，限十日，毋违军令。胡曰：“大兵待饷，十日奈枵腹何？”左公曰：“能更早乎？”胡曰：“此事筹已久，若待公言，已无及矣。现虽无款，某熟诸米商，公如急需，十万石三日可至。”左公大喜，知其能，命总办粮台如故，而益加委任。时浙闽次第肃清，而陕甘回乱起，肆扰关内外，朝命左公督师往剿。左公欲贷洋款，洋人不可，计无所出，商之胡。胡曰：“公第与借，某作保，合当允行。”果借得五百万金。洋人不听大帅言而信胡一诺，左公益信爱胡，倚之如左右手，屡奏称其顾全大局，积保至道员，加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胡又有慷慨名，每遇兵荒岁，动捐数十万金，无所吝，富而好义，人尤称之。以是京内外诸巨公囊中物无不欲以阜康为外库，寄库无算。不赀之富，虽西商百余年票号无敢与抗衡者，可谓盛矣。沪上大贾与外洋贸易，蚕丝为最，胡每岁将出丝各路于未缫时全定，洋人非与胡买不得一丝，恨甚，乃相约一年不买丝，胡积丝如山无售处，折耗至六百余万金。又各省号友多少年喜声色，久而用侈，不免侵渔，渐成尾大。胡知大局将坏不可收抬，乃潜遣亲信友人分诣各肆，谨视号账。一日与妻密计，设具内宴，夫妇上坐，姬妾二十四人左右坐，酒池肉林，间以丝竹，欢宴竟日。妻小倦思息，胡命继烛，与诸姬洗盏更酌。夜方半，胡语诸姬曰：“吾事寝不佳，诸姬随我久，行将别矣。汝等盛年，尚可自觅生路，各回房检点金珠细软，尽两箱满装携出，此外概不准带，自锁房门，无复再入，各予银二千，或水或陆，舟车悉备，今夕即行，一任所之，吾不复问。”有数姬涕泣请留，胡亦不禁，余姬一时星散。胡即赴金陵见左公，备陈颠末，且曰：“即今早计，除完公项外，私债尚可按折扣还，再迟则公私两负矣。”左公许之。即日电发，各省号同时闭关。俟诸密友赍各号账回，分别公私，按折归款。事毕返杭，收合烬余，尚有二十四万金，赎回故宅三所，分居诸昆季。又十余年，夫妇皆以寿终。君字雪岩，浙江钱塘人。其在粮台积功事迹，见左文襄奏议。赞曰：“王壮烈身殉封疆，左文襄功在社稷，并相彪炳丹青。尚矣，胡君以中人，识王君于未遇，一念之厚，美报迭膺。遭际中兴，几于富甲天下，观其已事，虽古之猗顿、陶朱未能与媲，不可谓非奇人也。何公以翰林起家，扬历中外，ヂ陟兼圻。溯其崛起之初，有欲比之版筑鱼盐而不得者，岂所谓醴泉无源欤。而崇高富贵，顾不如善贾者。末路犹得保全，良可悲矣。”
此作亦可供参阅（何公谓何桂清。王有龄谥壮愍，在浙江巡抚任殉难，为咸丰十一年辛酉事）。陈氏四川宜宾人，同光间以举人官山东州县。
《一叶轩漫笔》（撰者署沙沤）云：
绩溪胡雪岩观察光墉，贾人子。在文襄公西征，转输军食，深资其力，师捷后膺卓荐。观察盛时，理财之名大著，富可敌国，资产半天下。当事借用外债千数百万。西人得其一言以为重。起第宅于杭州，文石为墙，滇铜为砌，室中杂宝诡异至不可状，侍妾近百人，极园林歌舞之盛。偶一出游，车马塞途，仆从云拥，观者啧啧叹羡，谓为神仙中人。其公独曰：“雪岩字义近冰山，恐勿能久耳。”未几果败，公私负逋近千万，录其市肆田舍ヌ池之属，不能偿其半。胡遂效开阁放柳枝故事，玉人尽散，而资用乃益困。初，观察于杭州设庆余堂药肆，炮制精而取值贱，盖以济贫困者，有司独未判抵逋负，至是一家皆取给焉。为善食报，岂不然哉！
胡为杭人，盖无异词，此独曰绩溪，或其祖籍耶？
我佛山人（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六十三回（“设骗局财神小遭劫”）有云：“……等到继之查察了长江苏杭一带回来（按：谓回至上海），已是十月初旬了。此时外面倒了一家极大的钱庄，一时市面上沸沸扬扬起来，十分紧急。我们未免也要留心打点。一时谈起这家钱庄的来历，德泉道：“这位大财东，本来是出身极寒微的，是一个小钱店的学徒，姓古，名叫雨山。他当学徒时，不知怎样，认识了一个候补知县，往来得甚是亲密。有一回，那知县太爷，要紧要用二百银子，没处张罗，便和雨山商量，雨山便在店里。偷了二百银子给他。过得一天，查出了，知道是他偷的，问他偷了给谁，他却不肯说，百般拷问，他也只承认是偷。死也不肯供出交给谁，累得荐保的人，受了赔累，店里把他赶走了。他便流离浪荡了好几年。碰巧那候补知县得了缺，便招呼了他，叫他开个钱庄，把一应公事银子，都存在他那里，他就此起了家。他那经营的手段，也实在利害，因此一年好似一年，各码头都有他的商店。也真会笼络人，他到一处码头，开一处店，便娶一房小老婆，立一个家。店里用的总理人，到他家里去，那小老婆是照例不回避的，住上几个月，他走了，由得那小老婆和总理人鬼混。那总理人办起店里事来，自然格外巴结了。所以没有一处店不是发财的。外面人家都说他是美人局，像他这种专会设美人局的，也有一回被人家局骗了，你说奇不奇？”我道：“是怎么个骗法呢？”德泉道：“有一个专会做洋钱的，常常拿洋钱出来卖，却卖不多，不过一二百、二三百光景，然而总便宜点。譬如今天洋价七钱四分，他七钱三就卖了；明天洋市七钱三，他七钱二也就卖了，总便宜一分光景。这些钱庄上的人，眼睛最小，只要有点便宜给他，那怕叫他给你捧□□，都是肯的，上海人恨的叫他钱庄鬼。一百元里面，有了一两银子的好处，他如何不买，甚至于有定着他的。久而久之，闹得大家都知道了，问他洋钱是哪里来的，他说是自己做的。看着他那雪亮的光洋钱，丝毫看不出是私铸的。这件事叫古雨山知道了，托人买了他二百元，请外国人用化学把他化了，和那真洋钱比较，那成色丝毫不低，不觉动了心，托人介绍，请了他来，问他那洋钱是怎么做的，究竟每元要多少成本。他道：‘做是很容易的，不过可惜我本钱少。要是多做了，不难发财，成本每元不过六钱七八分的谱子。’古雨山听了，不觉又动了心，要求他教那制造的法子。他道：‘我就靠这一点手艺吃饭，教会了你们这些大富翁，我们还有饭吃么？’雨山又许他酬谢，他只是不肯教。雨山没奈何，便道：‘你既然不肯教，我就请你代做，可使得？’他道：‘代做也不能。你做起来一定做得不少，未必信我把银子拿去做，一定要我到你家里来做。这件东西，只要得了窍，做起来是极容易的，不难就被你们偷学了去。’雨山道：‘我就信你，该请你拿了银子去做，但不知一天能做多少？’他道：‘就是你信用我，我也不敢担承得多。至于做起来，一天大约可以做三四千。’雨山道：‘那么我和你定一个合同，以后你自己不必做了，专代我作，你六钱七八分的成本，我照七钱算给你，先代我作一万元来。我这里便叫人先送七千两银子到你那里去。’他只推说不敢担承，说之再四，方才应允。订了合同，还请他吃了一顿馆子，约定明天送银子去，除了明天不算，三天可以做好，第四天便可以打发人去取洋钱。到了明天，这里便慎重其事的送了七千两现银子过去。到第四天，打发人去取洋钱，谁知他家里，大门关得紧紧的，门上贴了一张招租的贴子，这才知道上当了。”我道：“他用了多少本钱，费了多少手脚，只骗得七千银子，未免小题大作了。”德泉道：“你也不是个好人，还可惜他骗得少呢！他能用多少本钱，顶多卖过一万洋钱，也不过蚀了一百两银子罢了。好在古雨山当日有财神之目，去了他七千两，也不过是九牛一毛，太仓一粟。若是别人，还了得么！”我道：“别人也不敢想发这种财。你看他这回的倒账，不是为屯积了多少丝，要想垄断发财所致么？此刻市面，各处都被他牵动，吃亏的还不止上海一处呢。”
古雨山即胡雪岩。受骗事亦其话柄之一。
搜辑关于胡氏之各说，未能尽也。然已可供谈助矣。略加商订，姑为披露。至更事征考而详辨之，为综括有条理之叙述，则期诸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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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超我觉得可以称为晚清第一武将。绝对的吕布级别别的人。就是张飞，关羽级别的人跟鲍超硬打恐怕也是白给。

生于道光八年卒于光绪十六年。（1828年－1886年），字春亭，后改春霆。

本来有个墓的，不过1958年被视为无产阶级叛徒，被毁了。   跟香帅张之洞的墓待遇差不多。

鲍超猛到左宗棠打败仗，把左宗棠的旗换成鲍超的旗，就没人敢打了。

猛到当年英法联军到圆明园，咸丰和慈禧让他去护驾。

猛到打的太平天国的陈玉成一败再败。  以数十倍的人包围了鲍超，鲍超就能突围反败为胜 。猛到一辈子几乎没有打过败仗。

他不识字。

但是，似乎每个人都看中他。曾国藩很喜欢，胡林翼很照顾(有个文化人，学政吧，就是省教育最高的官，三四品，有回吃饭，胡林翼鲍超还有他，不少人一起。 那个人有文化，看不起鲍超不认字的人，吃饭的时候谈谈诗词歌赋呀，欺负鲍超同志。第二天胡林翼请客吃饭，喊了这个学政还有鲍超，批评了个把时辰这个读书人，最后又强迫人家拜把子，学政年龄最小，当三弟。胡林翼大哥，鲍超老二，说以后小弟弟不听话，当哥的可以随便骂，随便打。 胡林翼文化人，骂骂就可以了，打的活自然就给鲍超同志了。之后，这位文化人不到两年后英年早逝。)，李鸿章很无奈（光绪十六年后，鲍超挂掉后，四川的地方官，巴结李鸿章，给鲍超整个罪名，说贪污腐败，打算查抄他家，李鸿章骂了那个省长，你想让天下骂老子呀。）

救过姜忠源，救过胡林翼，救过曾国藩，等等，打过无数的硬仗。
鲍超：一战成名亿生寺
咸丰七年(1857)六月，陈玉成率5万大兵来冲击湖北的黄梅。黄梅这个地方很重要，从安徽进入湖北，这个地方是一道关卡。如果把黄梅破了，那往西边，黄州、武昌，指日可待。所以当陈玉成大敌来侵的时候，湖北这边由都兴阿率领多隆阿与鲍超去抵抗，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援营部队。但是，当时湘军的精锐不在湖北，都由李续宾领着在江西攻打九江。都兴阿这一支军队，用来抵抗陈玉成，一个是精锐不够，第二个人数也偏少，加起来不过4000人左右，其中有3000是霆军，都是陆军，步兵，另外就是多隆阿的骑兵。
都兴阿在经历了初期几个小战役接触之后，发现这陈玉成太厉害了，连折几员大将，几支小的部队都是成建制地被陈玉成给剿灭了。当时他们都驻扎在黄梅的亿生寺附近，都兴阿就说，我们要撤退到长江边上去保护水师，同时也可以扼要驻防。–他不说自己是撤退，他说我们换一种打法，去跟水师在一块，可实际上这就是撤退：把黄梅那条大道让出来，你躲在长江边上，陈玉成到长江边上找你干嘛呀，人家的目标是要打到武昌去；再说，湘军的水师这会正在全力支援李续宾攻打九江，他也没工夫跟你去抵抗陈玉成。
将领们开会讨论，有几个营官同意撤退，只有鲍超不同意。鲍超说，这哪能退呢，我们怎么也得把这个重要的关卡给守住啊，这退了之后，局势就不堪设想。
鲍超说我不退，公开违抗统帅的命令。这里显示了鲍超的血性，可是也能看出来，都兴阿这人，虽然是一个平庸的统帅，但是他并不是刚愎自用。要换成一别的人，将领敢违令，那我虽然说不会斩了你，但是我至少可以剥夺你的兵权，或者告你的状。都兴阿没有，都兴阿就是说，你要作战，那你留在这，我还是先把一些辎重军粮啊，转移到江边，做你的后援。多隆阿当时就比较犹豫，一开始他也是想撤退，听从主帅的号令，可听鲍超这么一说，他又有些犹豫，将领之间最怕的就是被人说你胆子小，懦弱。尽管这是主帅的命令，说撤退，可是鲍超跳出来说他不撤退，那么多隆阿就要考虑考虑了，是走还是留。
鲍超看出他的犹豫，就讲了这么一句话，说马队只有几百人，作战呢，“不敷应用”。那么你别去作战，你就殿后，看我霆字营的人，有谁作战的时候敢往后跑，你就在后面执行军法。也就是说，你来弹压战场的秩序，作战你不用参加，在马上看我怎么打仗就行了。这种话，反正听上去，不是滋味。说他不尊重多将军，他也挺尊重你；但是说他尊敬你吧，你又感觉这话里面，好像就是有调戏自己的意思。几百人骑兵“不敷应用”，这不能这样讲，这骑兵几百人，去冲击步卒的话，威力是非常大的。鲍超这样讲多隆阿，说你这骑兵只有几百人，不好作战，那你留在后面，看我打。多隆阿心里也有点难受，可是难受归难受，毕竟他们接下来的项目是要攻垒，确实多隆阿也帮不上忙，他就只有在边上看的份。
当时陈玉成也亲临前线，在战场边的黄腊山上，做了指挥部，先期将鲍超的营团团围住，就是前面介绍过的包营围营之法。然后，在包营围营的营之中，设了五座高垒，也就是五座碉堡，要用这个东西控制你出逃。因为他知道湘军的冲击力也比较强，光靠一般的围法，围住他们的营，一不小心还能被他们冲出来；但是有五座高垒的话，居高临下，进行打击，那么压制效果会更好。鲍超要突围，要对陈玉成施以迎头痛击，要硬碰硬，就得把这五座高垒拿下。高垒，石碉，是当时常用的一道工事，有两到三层，几丈高。里面也能屯下二三百人，墙上有炮眼，有枪眼，从顶上可以往下滚木头石头火筒。所以要拿下这高垒，比较难。
鲍超从军队里挑出精锐，分为五队，手下的营官哨官比较得力的，每人领一队，自己也领一队。指着最高的那一座，说，这个由我来攻，其他四座你们随便挑，每个队挑一座。就这样，出去分头攻垒。这是霆军作战的风格。鲍超的军队，没有太多规矩，最重要的有一条，就是每逢作战，营官、哨官、什长，从基层头目到高级将领，你都要奋勇争先。当然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一营作战，营官要冲到最前面，那是拍战争片，才这样突出英雄主义。霆军作战，派出去的军队都往战场上去，鲍超就站在一个方便观察的地形，拿出望远镜，观察局势；那些营官，都站在他边上，干什么呢?鲍超就看，凡是在作战中不勇猛，畏缩，甚至逃跑的，鲍超就告诉边上的，说你营里有谁跑了，营官就要赶紧进入战地，或者是亲手，或者是通过什长或者哨官，当场就要对逃兵军法从事。霆军作战，每次都是这样，养成习惯了。所以霆军的士兵没有什么后退的，后退肯定就是死了，往前走还不一定死呢。士兵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价值观。
但是这一次，情况危急，再拿着望远镜看来不及了，你要冲击人家的高垒。所以鲍超分为五队，自领一队往前冲。冲出去之后，确实难以攻下，其他四队“十荡十决”，不能得手，就僵持住了。
僵持就意味着霆军的伤亡越来越大。伤亡大到什么程度，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像《上甘岭》那种电影，就一个碉堡在那，很多人去攻碉堡，但是根本近不了身。或者近前呢，也是被撂倒。当然那一会太平军的火力，不像那么猛，但也是能够让来犯之敌死伤惨重。《上甘岭》里面出现了黄继光，所以攻碉堡的问题可以解决，霆军有没有黄继光呢?当然霆军的黄继光不是要光堵枪眼，还得攻进去，要拿下碉堡才行。有一位，这人叫余大胜，当时他是在鲍超这一队，鲍超这队攻了几次也不行。鲍超说这怎么办呢，自己还受伤了，很生气，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全队往前冲，也就是那种自杀式打法。
余大胜拦住他，因为余大胜有一门特长，跑步攀缘比别的士兵要厉害，他说让我先试一试。他用的什么办法呢?那个时候的枪炮火力不像后来那么密集，所以人要冲到碉堡墙下，还是有可能的。只是那会的炮眼枪眼比较高，甚至要超过两人立起来那么高，所以他要带两个兄弟，一块跑到垒下，“梯肩而入”，就是踩着别人的肩膀，从炮眼里钻进去；钻进去之后，要非常利索的，手刃开炮的太平军战士；再然后，赶紧要登顶，从上面扔下绳索，帮助其他士兵上去；把绳索安排好以后，还要负责与赶过来的太平军战士近身肉搏。这就是余大胜要完成的整个规定动作。他还不负众望，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了敌垒，并且扔下了绳索，霆军士兵上去多了之后，可以直接开大门，然后连鲍超也进去了。
进去之后，这下，石碉里面的太平军肯定就投降了。鲍超这会做的第一件事，赶紧沿着垒墙，树立了十几面军旗。这军旗的意思，第一就是告诉其他四队，我又夺了锦标，大家五队来比赛，我先成功了；第二，用来摧毁太平军的斗志，看，你们最高的垒都被我们夺下来了，再顽抗下去，没有好结果。一个是增加己方的士气，一个是消灭敌人的斗志。可以想象，在那天昏地暗之中，一个高垒上，突然树立起十几面军旗，而这军旗，白色的底子，上面除了三个黑丸，别无他物。在这种场景下看到这旗帜，应该有一种肃杀的感觉，很压抑的感觉。对于其他四队来说，愧愤交并，羞愧的是连主帅都上去了，我们这还没攻下，然后羞愧转为对太平军守军的愤怒。而太平军的军心，也确实动摇了。所以也没有用太长的时间，其他几垒也都先后被攻下。
那么失去了几座坚固的营垒，太平军就乱了。因为我们已经强调过，太平军如果有5万大军的话，里面真正能作战的不会超过4000人，其他的以乌合之众为多。这样的队伍构成，排阵、行军，还行，但是到具体作战、近身肉搏，就容易乱阵脚。所以当这几垒被占领之后，太平军一方，小奔引发大奔，一溃激成全溃，全都往后方跑。陈玉成在指挥部亲眼看到这一幕，很失望。据后来的谍报，说陈玉成在战后开检讨会，就说了一句，说湖北军中现在出了一个鲍超，以前还不知道，这个人厉害，以后要小心他。
最后清军大获全胜，这就是亿生寺之战。在这一战，我们看到的都是霆军如何如何，难道多隆阿真就站在一边观看比赛吗？怎么说他也是一代名将啊。
上面的描述，取材于陈昌撰写的《霆军纪略》。陈昌是鲍超的老乡，他这本书，用今天的话讲，可以算“鲍超将军口述实录”。有很多材料，很多细节，都是在当时人的书信笔记中找不到的，都是鲍超在家里接受他的访问，告诉他的。这一战，鲍超讲得很详细。但是我们会有一个疑问，鲍超在回忆这一战的时候，是不是有吹牛啊，把自己说得那么英勇。提都没有提多隆阿，这么重要、这么辉煌的一战，难道多隆阿真就躲在边上吗?所以呢，我们要多方取证，来看一看事情到底怎么回事。
多隆阿后来战死在陕西，来不及搞一份口述实录，只有他的一个部下雷正绾，给他编了一份年谱，叫《多忠勇公勤劳录》，光绪元年编的。要强调的是，这个年谱也可信度很高，雷正绾是他的部下，而这一战，雷正绾也参与了。可是我们看这本书，就会大吃一惊：亿生寺一战发生在咸丰七年(1857)七月初一日，可是在年谱里面，“七月初一”，这四个字都没有，那一天根本没有记载。如果我们光看多隆阿的年谱，就不知道有过这么一次战役。
这就问题来了。当然，从陈玉成来攻湖北，然后到退出，这个在年谱里面有记载。它距离七月初一最近的一个日期，是五月二十四日，里面记载说，敌军来攻，越来越多，我们每一天都很紧张，“列队相持”，每天都是高度戒备。–其实就是被太平军不断包围的过程。接下来又讲了几项，像多、鲍联手摸黑去偷袭，这么些小战役，但是七月初一这一场仗，没有记载。最后有一个总结，就说“将军恐”，都兴阿害怕，下令全军撤退，另外一支军队因为不慎引发营内的火药爆炸，主将王国才被炸死。恰在这个时候–他也没说到底退还是没退–九江那边派出水师来援助，然后水陆并进，冲破敌军的包围，将敌人打走。
那这份记载，就和前面讲的完全是两码事。两位这么重要的将领，参与这么重要的一次战役，事后的记录，竟然大相径庭。这未免太奇怪了。如果只有这两份材料，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断定事实的真相。我们可以说，陈昌也好，雷正绾也好，这两人就是鲍超和多隆阿的代言人，各执一词；我们如果找不到更可信更持平的第三份证据，就无法判断当天的事实真相如何。今天我们讲，碰到难题要相信组织，当时这两人也有组织，组织上还有个领导，叫胡林翼。胡林翼在战后有奏折，奏报这场战役，我们来看看胡林翼的奏折是怎么写的。
胡林翼的奏折，描述战场上的分工时，说霆军去攻垒，多隆阿的马队就去搜杀边上村落民舍中的伏贼，因为太平军总是喜欢在民舍里安排伏兵。那么，这一看，多隆阿就参战了。虽然他没有攻垒，但是他至少参战了，并不像鲍超回忆所说的，多隆阿就站在边上看着。可是胡林翼这个奏折，用了春秋笔法，不动声色之间已经下了褒贬。我们看末尾这几句，“马步各军大获全胜，前后斩馘以万计，为楚军罕见之奇捷，据都兴阿查明，谋勇兼全，首先登垒，战功懋著各员弁，声请随折先行保奖前来。其鲍超一员，连日血战，率同亲兵累尸登垒，身腿受伤仍不少却，尤为忠勇罕匹”。你看这个里面讲的， “马步各军大获全胜”，这是开头，就说骑兵步兵都参战了。多隆阿是率领骑兵，鲍超率领步兵，可是到最后，这个声明保举、奖赏，声明功劳最大的，只有鲍超一个名字，根本没提到多隆阿。刚才讲春秋笔法，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当时的奏折，主要是要报告战况，战绩最卓著的那一两个人，名字也要列出，但不会太多，随着奏折，还有一个“附片”，“附片”就是列名单，本次战役有谁谁谁作战勇猛，受了什么伤，打下了什么地方，应该给他最高的奖赏；又有谁谁谁作战如何，应该给他一个次一点的奖赏；又如何如何……名单就这样列，一级一级。那么列名最高奖赏的，有一名满洲骑兵，但他是隶属于都兴阿的麾下，他的战功不是亿生寺之战，而其他四名，全部是霆军士兵，都是在亿生寺这一战立的功。这已经可以看出，不仅是鲍超在这次战斗中获得了最高的个人奖，霆军也获得了一个集体奖。多隆阿以及他的骑兵队，根本没有上保单。很明显，胡林翼提到骑兵参战，提到多隆阿的名字，只是给他留一份面子，不细看的话，就以为他也参战了，但是看看保单，就知道真相如何。
有本专门记录他打仗的书。他不下陈昌写的。《霆军纪略》
现在买恐怕要几百块钱。

转自：湘军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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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高和任公我都比较喜欢的人。虽然他们都有很多缺点。

本文摘自 徐一士 《一士类稿》（民国三十二年）

湘阴左宗棠与新会梁启超二人对举，似颇兀突。余以其均为清代举人中之杰出者，早有大志，对于仕宦，则左氏志在为督抚，梁氏志在为国务大臣，后各得遂其愿。此点颇为相似，故并述之。
左氏为壬辰（道光十二年）举人，会试三次不第，即弃举业而专治经世之学，知交群推，有名于时。咸丰间军事起，久居湖南巡抚幕府，用兵筹饷诸务，实主持之（入幕之始，由于湘抚张亮基之敦约，即甚见倚重。张旋署湖广总督，左偕往，未几调抚山东，始辞归。会骆秉章抚湘，又敦聘入幕，倚任尤专，久于其事，左师爷之名大著）。始保同知衔知县，继保同知直隶州知州（仍居幕宾地位，不以官自待也）。咸丰四年甲寅，督师曾国藩克复岳州，拟为左氏请奖知府并花翎。左氏答刘蓉书言志，力辞此奖，书云：“吾非山人，亦非经纶之手，自前年至今，两次窃预保奏，过其所期。来示谓涤公拟以蓝顶花翎尊武侯，大非相处之道。长沙、浏阳、湘潭，兄颇有劳，受之尚可无怍。至此次克复岳州，则相距三百馀里，未尝有一日汗马之劳，又未尝偶参帷幄义议，何以处己，何以服人？方望溪与友论出处：‘天不欲废吾道，自有堂堂正正登进之阶，何必假史局以起？’此言良是。吾欲做官，则同知直隶州亦官矣，必知府而后为官耶？且鄙人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惟知县一官。同知较知县，则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实非素愿。知府则近民而民不之亲，近官而官不之畏，官职愈大，责任愈重，而报称为难，不可为也。此上惟督抚握一省大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涤公质厚，必不解出此，大约必润之从中怂恿，两诸葛又从而媒孽之，遂有此论。润之喜任术，善牢笼，吾向谓其不及我者以此，今竟以此加诸我，尤非所堪，两诸葛懵然为其颠倒，一何可笑！幸此议中辍，可以不提，否则必乞详为涤公陈之。吾自此不敢即萌退志，俟大局戡定，再议安置此身之策。若真以蓝顶加于纶巾之上者，吾当披发入山，誓不复出矣！”语甚恳切，却又极诙谐。由不肯受无功之幸保，说到不愿为（亦可云不屑为）同知及知府，又因之说到督抚权大之可为，意志可知。至言为知县必可称职，知县为亲民之官，官卑而职要（直隶州知州除领县外有直辖之疆域，其为亲民之官，与知县及散州知州同），在可为之列，惟此不过就前保官秩所历之阶，作一回顾，实陪衬之笔耳（知府四品，公服之帽例用青金石顶珠，所谓暗蓝顶也，于是有“蓝顶加于纶巾之上”等趣语。左好以诸葛自况，亦每戏以诸葛称人，书中言及曾胡而外，并言两诸葛，所指为谁，俟考。刘蓉在曾幕见重，或即其一欤。后左氏出湘抚幕，骆秉章督师入川，延刘居幕府，言听计从，卒肃清川乱，并擒获石达开，刘亦颇有诸葛之风者，官至陕抚）。其言督抚非一蹴所能得，料此愿之不易偿也。乃后竟由浙江巡抚而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以大学士入朝为军机大臣后，又出督两江，且锡爵由一等伯晋二等侯，为清代赫赫名臣，素志得偿，而侯相之尊，更过乎所望矣（有清故事：汉员进士出身者始得入阁。左以单人破格膺揆席，实为异数，故李鸿章谓之破天荒相公）。
梁氏为己丑（光绪十五年）举人，屡应会试未捷。当戊戌（光绪二十四年）政变，以因康党被名捕，逋亡国外，以言论称雄，仍为政治活动。辛亥（宣统三年）上海报纸有诋之者，梁氏致书其主笔自辩，有云：“公等又日日造谣，谓吾运动开党禁，辇致巨金以赂政府，甚且言其曾亲自入京，往某处谒某人，若一一目睹者然。似此记事，则作报者亦何患无新闻哉？吾请开心见诚与公等一言。谓吾不欲开党禁耶，此违心之言也，吾固日夜望之。以私情言，则不亲祖宗丘墓者十余年，堂上有老亲，不得一定省，游子思归，情安能免？以公义言，则吾固日日思有所以自效于祖国也，吾固确自信为现在中国不可少之一人也。虽复时人莫之许，而吾固以此自居而不疑。而吾以所以自处者，又非能如革命党之从事秘密也，恒以张旗鼓以与天下共见。故吾信吾足迹若能履中国之土，则于中国前途必有一部分裨益。谓吾不欲开党禁，此违心之论也。虽然，屈己以求政府，而谓吾为之乎？凡有求于人者恒畏人，吾之言论固日日与天下共见也，曾是乞怜于其人者而乃日日骂其人不遗余力乎？手段与目的相反若是虽至愚不为也。吾尝有一不惭之大言在此，曰：“吾之能归国与否，此自关四万万人之福命，非人力所能强致也。”吾知公等闻吾此言，必嗤之以鼻，然人苦不自知，吾亦无如吾何也。故吾常以为天如不死此四万万人而应堕永劫者，则吾先化为异域之灰尘，固其宜也。是故近年以来，中国有心人，或为吾挚交，或与吾不相识者，常思汲汲运动开党禁，彼固自认为一种义务，吾无从止之，然窃怜其不知命也。而公等乃日日以欲得一官相诮。吾数年来早有一宣言在此矣：‘若梁某某者，除却做国务大臣外，终身决不做一官者也。然苟非能实行吾政见，则亦终身决不做国务大臣者也。’夫以逋亡之身，日夕槁饿，而作此壮语，宁不可笑？虽然，举国笑我，我不为动也。虽以此供公等无数谐谑之资料，吾不恤也。数年以后，无论中国亡与不亡，举国行当思我耳。而公等乃以欲得官相猜，何所见之不广若是？鸾翔寥廓，鸱衔腐鼠而视之曰吓，吾今乃睹子之志矣。”自明决不运动开党禁而求官，一方面则云做官必做国务大臣余非所屑，且国务大臣必须能实行其政见始做之，若做之则必能自效于国家，为国民造福，一己之出处，四万万人之运命实系焉。自待之重，语气之豪，可谓壮哉！未几武昌事起，举国震动，清室授袁世凯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内阁，以袁之推荐，任梁为法部副大臣（号曰次官，在部中地位类似今之次长），时党禁已先开矣。梁氏未肯回国就职，固以自忖时会非宜，亦可云副大臣之地位尚未符其国务大臣之志愿也。迨入民国，乃先后为熊（希龄）内阁之司法总长及段（祺瑞）内阁之财政总长，在国务员之列。以级秩论，可谓已达到其未归国前之宣言矣（辛亥四月，清室以预备实行立宪之理由，变更政府官制，裁旧内阁及军机处，设新式之内阁，为责任内阁之雏形，以总理大臣为领袖，佐以协理大臣二人，各部尚书一律改为大臣，与总协理均为国务大臣，即梁氏所言非此不做者也。迨袁氏组阁，复裁协理大臣，国务大臣惟总理大臣及各部大臣矣。民国初年，号为行内阁制时，责任内阁曰国务院，设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为国务员，犹之清末之国务大臣也）。惟两次任国务员，皆失意而下台，无甚成绩可称。以事业论，固未副当年之自负，所尝为人注意者，特为熊内阁草大政方针，作言而未行之昙花一现而已。黄远生民国二年九月十一日通信《记新内阁》言及梁氏之加入熊内阁有云：“熊氏之被电推为总理也，力辞甚坚，有虽仲尼复生无可为之语……其以大义相责而促成之者实梁任公。及议院通过后，熊氏复姗姗其来，任公复屡电催之，故熊氏到京后之第一目标，反在任公。其先本以教育部属之，任公坚辞决绝，任公之左右尤代任公坚辞决绝。熊氏乃大不怿，故第一次谈判时，熊实不欢而散。至第二次谈判，熊乃出其最峻厉之词锋与任公交涉矣，谓：‘屡次皆公促我来，属我牺牲，而公乃自洁，足见熊希龄三字不抵梁启超名字之尊。’又诘任公以：‘公既不出，则张季直、汪伯棠皆牵连不出，熊内阁势将小产，此时进步党持何等态度？又如公等均不出，熊内阁纯以官僚组织成之，舆论必不满意，此时进步党又将持何等态度？故为进步党计，公亦不可不出。’其词恳切，任公无以难之也。至此时已改换任公为司法部矣。”黄与梁素颇接近，如所云，是其时梁氏虽劝熊组阁，而自身之出处，犹持迟回审顾之态度，未尝不虑任此而不克有为足为盛名之累也。卒以环境关系，竟“试他一试”，一试而失败后，恢复其言论生活，自言愿终身为一学者式之政论家，不复混入实际之政途矣。未几见猎心喜，又入段内阁为财政总长，再试而再失败焉。盖其人不愧为政论家之权威者，笔挟情感，善于宣传，每发一议，头头是道，其文字魔力，影响甚巨（晚年关于学术之作，亦多可称），而政事之才，实极缺乏，故毕生之所成就，终属在彼不在此耳。若左宗棠之如愿而为督抚，所自效于清廷者，武略则平靖内乱，戡定边陲，政谟则尽心民事，为地方多所建设，自另是一种实行家之卓越人才已（至其晚年以大学士两值枢廷，老矣，且为同列所挤，在朝为时甚暂，相业罕所表见可不论）。
左氏之中举，几失而竟得之，梁氏则中举后会试，尝一度几中而竟弗售。其事亦可合述。
道光壬辰，左宗植、宗棠兄弟同应湖南乡试，宗植领解，宗棠卷同考官本摈而不荐，循惯例已无取中希望。正考官徐法绩搜遗，得而大赏之，特中第十八名。宗棠对之深有知遇之感。其同治八年己巳为徐撰《神道碑》叙及此节云：“其年秋，公以礼科掌印给事中主湖南乡试，特诏考官搜遗卷。副考官胡以疾卒于试院，公独校五千余卷，得士如额。解首为湘阴左宗植，搜遗所得首卷为左宗棠，榜吏启糊名，监临巡抚使者吴公荣光，避席揖公贺得人，四座惊叹。”又同治九年庚午《书徐熙庵师家书后》云：“故事，乡试同考官以各省州县官由科目进者为之，凡试卷经同考阅荐而后考官取中，同考所斥为遗卷，考官不复阅也。是科宣宗特命考官搜阅遗卷，胡编修既以疾先卒，公独披览五千余卷，搜遗得六人，余忝居首，书中所称十八名者也。当取中时，公令同考官补荐，不应，徐以新奉谕旨晓之，旋调次场经文卷，传视各同考，乃无异议。礼经文尤为公所欣赏，题为《选士厉兵简练俊杰专任有功》，书中所称经文甚佳者也。后并进览。当时闱中自内帘监试官以下颇疑是卷为温卷也。比启糊名，监临巡抚南海吴公荣光贺得人，在事诸公多有知予姓名者，群疑益解……。计同举四十五人中，余齿最少，今亦五十有九……白头弟子，尚得于横戈跃马时得瞻遗翰，不可得谓非幸也。抑余尤有慨焉。选举废而科目兴，士之为此学者，其始亦干禄耳，然未尝无怀奇负异者出其中，科名之能得士欤，亦士之舍科名末由也。惟朝廷有重士之心，主试者不忍负其一日之长，则兴教劝学，其效将有可睹，于世道人心非小补也。”徐左遇合，良有过于寻常座主门生者，宜左氏于师门者甚至也。而其最被欣赏之文，题目若与左氏异日事业隐相关合者，殆抱负所在，故言之有物，不同人云亦云欤。“选举废而科目兴”一段，持论亦颇轩爽。人才之出于科举，正以舍是末由耳。考官例得搜遗，惟往往习于省事，仅阅同考官所荐之卷，余置不问。宣宗恐各省同考官屈抑人才，壬辰五月降谕云：“三载宾兴，为抡才大典，各直省主试经朕特加简任，宜如何涤虑洗心，认真校阅，务求为国得人。顺天同考官及会试同考官，俱系翰詹科道部属。该员等甲第本高，又经朕亲加校试，尚无荒谬之人充选，所以得人较盛。各直省同考官，则年老举人居多，势不能振作精神悉心阅卷，即有近科进士，亦不免经手簿书钱谷，文理日就荒芜。各省督抚照例考试帘官，仍恐视为具文。全恃主试搜阅落卷，庶可严去取而拔真才。士子握椠怀铅，三年大比，一经屈抑，又须三年考试，或竟有终身沦弃者，岂不可惜？该主试俱系科甲出身，试回思未第之先，芸窗诵读，与多士何异？若止就荐卷照常挑选，而于落卷漠不关情，设身处地，于心何忍？嗣后各直省督抚务将帘官认真考校，不得以年老荒谬之员滥行充数，其典试各员，必须将闱中试卷全行校阅，不得仅就荐卷取中，方为不负委任……特申诰诫。倘各直省正副考官草率从事，一经朕别有访闻，即将该主试严惩不贷。”左氏所云“特诏考官搜遗卷”“朝廷有重士之意”，即谓此，亦科举掌故也。闻同考官某已于左卷加“欠通顺”字样之批条，经徐氏力与争持，始换批补荐。又文学家吴敏树，与左同榜获隽，亦搜遗所得六人之一。
梁启超乙未（光绪二十一年）会试，副考官李文田极赏其卷，已议取中矣，卒为正考官徐桐所厄，以致摈弃，李氏于落卷批“还君明珠双泪垂”之句，以志慨惜，传为文字因缘佳话。胡思敬《国闻备乘》纪其事云：“科场会试，四总裁按中额多寡，平均其数，各定取舍，畸零则定为公额，数百年相沿，遂成故事。乙未会试，徐桐为正总裁，启秀、李文田、唐景崇副之。文田讲西北舆地学，刺取自注西游记中语发策，举场莫知所自出，惟梁启超条对甚详。文田得启超卷，不知谁何，欲拔之而额已满，乃邀景崇共诣桐，求以公额处之。桐阅经艺，谨守御纂，凡牵引古义者皆摈黜不录，启超二场书经艺发明孔注，多异说，桐恶之，遂靳公额不予。文田不敢争，景崇因自请撤去一卷，以启超补之，议已成矣。五鼓漏尽，桐致书景崇，言顷所见粤东卷，文字甚背绳尺，必非佳士，不可取，且文田袒庇同乡，不避嫌，词甚厉。景崇以书示文田，文田默然，遂取启超卷批其尾云：‘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启超后创设《时务报》，乃痛诋科举。是科康有为卷亦文田所拔，廷试后不得馆选，渐萌异志。”据余所闻，李批梁卷，仅“还君明珠双泪垂”七字，未引下句也。梁领得落卷后见李批而感知己，谒之。李闻其议论，乃大不喜，语人以此人必乱天下。梁主本师康有为（时名祖诒）之学说，宜不相投。又相传徐桐之坚持摈梁，系误以为康氏卷。梁代师被抑，而康竟掇高魁焉（中第五名）。时康名已著，其文字议论为旧派人物所恶，斥以狂妄。（胡谓康“萌异志”者，系指戊戌之事，所撰《壬戌履霜录》诋为谋逆也）。左谓在壬辰湘试同举中齿最少，时年二十一也。梁则十七岁即中举，更为早发，适与左子孝威中举之年龄同（孝威为同治元年壬戌单人。后亦未成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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