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簡直是個有文化要死的人。 節選。
從文學到哲學，從西方的歌德到詩經。西方的歷史到天朝的歷史。問題是他還當過張之洞的幕僚。他本身就是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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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牛津运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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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内容此书最早出版于1910年。1912年由上海墨丘利公司（Shanghai Mercury）再版，头版时扉页上写着：“献给张之洞”，再版时又增加了一些内容，以下内容出自再版本。
　　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是一场发生于1833至1845年英国国教会中兴起的宗教复兴运动，由牛津大学的纽曼、弗洛德、凯布勒等人发起，故而得名。自1833年开始，这些人陆续发表九十本书册，故又称“书册派运动”。它标榜复兴早期基督教会的传统，改变现有礼仪，并企图在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建立一条中间路线，在保护教会不受自由主义思想的“侵蚀”的同时，避免世俗权力干涉教会。这场运动受到英国政界和国教会的抵制，英国的大学领导人和各地主教谴责他们是罗马主义派，1845年纽曼等改宗天主教，这一事件在英国国教会中影响很大。其后，运动势力减弱，运动方式也发生改变，由皮尔兹领导，他坚持恢复传统的教义和礼仪，但并不皈依天主教。辜鸿铭在这里把以张之洞等为领导的“清流运动”称为“中国牛津运动”。这一运动反对现代自由主义，反对西方物质功利主义文明，主张更严格地按儒家的信条办事，辜鸿铭将之与19世纪中叶的英国牛津运动相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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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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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英国朋友们问我：是否存在这样的美国人——有一种美国思想，对于美国未来的合理发展有自己见解的人？好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提问。对此，我既没有想到各政党会议，也没有想到国会；既没有想到总统，也没有想到内阁大臣，没有想到要把美国变成第二个欧洲之类人。我所想到的只是那最单纯的心灵。我说：‘有，当然有。’于是我谈起无政府主义和不抵抗主义的教义。我说，我的确从未见过在哪个国家有哪个人以足够的勇气去坚持这一真理。我很容易看到卑鄙的滑膛枪崇拜的破产——尽管大人物们都是些滑膛枪拜物教的信徒。可以肯定，就像上帝活着一样无疑，毋需以枪易枪，唯有爱和正义的法则，能收到一场干净的革命之效。”（1）
　　——爱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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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记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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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辜鸿铭先生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出版后，很受欢迎，需求量极大，因此有必要再版。这次出版，基本上没什么变动，只是附上了一封写给《字林西报》的信，和一篇关于德龄公主（实为郡主）《紫禁城的两年生活》一书的书评。同时还收录一封中国著名学者写给一位德国牧师的信，题为《雅各宾主义的中国》，但愿这些附加部分是有益的。
　　出版者
　　19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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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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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笔者与一些外国人讨论这样的问题：生活在上海的中国人与欧洲人相比，谁更讲道德？对于这一比较，一个英国人评论说：“那完全要看你个人的立场是什么样的了。”这位英国先生所持的此种“立场”哲学，就是马修·阿诺德先生所说的“大不列颠人特有的无神论”之代称，他说：“现在，有一种哲学在我们中间广为流传，它使人们相信，在这个世上，至善至美的品德或者最为正当的理由是不存在的——至少，举世公认和切实可行的至美品德或最正当的理由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阿诺德接着还引用《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文章说：“试图将那些我们喜欢或不喜欢的东西强加于周围的人，这种努力将会是徒劳的。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因为每个人对于宗教或世俗理念的完善，都有小小的一己之见。”
　　现在，知情人之所以无法帮助英国人了解发生在中国的事变的真实状况，不但因为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有他（她）“小小的一己之见”，而且，也是更要命的是，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所谓“正确”或“错误”观点！
　　我有一个为我所熟识的英国朋友，我很尊敬他，他是上海头脑最为冷静的商人之一。有一次，他光临寒舍赴宴，我把一个书法家（他的书法的出色足以让他跻身中国一流书法家之列）的手迹拓本拿给他欣赏。不料，这位可敬的英国先生竟然表示，他敢肯定，他的买办写汉字写得要比眼前这幅出色得多——至少，笔划更为工整。你看，这就是他那“小小的一己之见”！
　　还有一个我认识的英国人，他出身于公立名校，近来活跃于上海上流阶层的社交圈。有一次，他欣欣然地跟我谈起诗来，他说他非常欣赏麦考莱勋爵的《古罗马之歌》。尴尬之余，我便把马修·阿诺德的相关评论拿出来给他看——阿诺德说，一个人如果不能从麦考莱勋爵那些貌似“黄钟大吕”般的短歌中辨听出毛病来，那他根本就不配谈诗，甚至还包括麦考莱勋爵的诗：
　　人们来到这个尘世，
　　死不过是或早或迟。
　　依我看，要我读这样的诗而不感到恶心和不自在，那真是为难我。想不到，这位出身公立名校的英国绅士看了后却对我说，那不过是马修·阿诺德的个人观点。照他看来，这些诗实在是妙不可言。因此，正如《泰晤士报》所说的那样，对于诗歌、艺术、宗教、政治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文明，如何才算高雅完美，何为“阳春白雪”，每个可敬的英国人都有着他“小小的一己之见”。
　　当然，一个普通的英国人对于中国书法或英国诗歌这类事物发表自己“小小的一己之见”，尽管可能有害，却无关紧要。但是，像莫理循（2）博士和濮兰德先生（3）这样的《泰晤士报》驻华通讯员，他们对于已故的中国皇太后陛下的个人品德，中国的政治，乃至古老的中华文明，也自以为是地发表他们“小小的一己之见”——就如同笔者在前文提到的那个可敬的头脑冷静的英国朋友在评论中国书法时所持的态度一样。问题的关键是，当这些人将他们关于中国事变的状况所持的“一己之见”送到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而英国政府又根据这些“一己之见”来制定对华政策并采取行动时，悲惨祸乱的发生也就顺理成章了——当年，从义和团运动爆发到中国民众围攻各国驻北京公使馆，这些老爷们的“一己之见”可谓居功至伟啊。至于前些年日俄两国悍然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开战，列强因所谓的“文明问题”而屠杀无辜的中国人，则更是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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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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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正确与谬误的绝对标准呢？对于艺术和诗歌，对于宗教和世俗常规，乃至对于更广泛意义上的文明，是不是没有一个公认的最正当的标准，以使我们得以据之判定世间万物孰优孰劣呢？谈到道德、宗教或文明的问题，基督教的传教士们会说：“是的，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我们基督教的标准。”同样，在中国，一个出身儒林的士大夫则会说：“哎，如果你们基督教以你们的标准评定一切，那么我们中国人就要抬出儒教的标准。”
　　北宋时期（960-1127年）的著名诗人苏东坡（1039-1112年，他名叫苏轼）的弟弟苏辙，曾经讲过一个乡愚初次进城的故事。故事里说，当那个乡愚见到一匹骡子的时候，硬说他看到了一头母牛。城里人说他弄错了，并告诉他眼前的牲口是骡子而不是母牛，那个乡愚却反驳说；“我父亲说它是一头母牛，你们怎么敢说它是骡子呢？”因此，如果基督教传教士告知中国的文人学士们，道德、宗教以及文明的绝对标准是基督教标准，或者，当中国文人学士也以儒教标准作为衡量一切价值的绝对标准并将之告知传教士们时，他们的所做所为就与那个乡愚一样了。
　　在后面的正文中，我将指出：“我们中国的文人学士，在欧洲现代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面前无能为力，正如当年英国中产阶级面对法国革命的思潮和理论时束手无策一样。”我还说：“要想有效地对付现代欧洲文明的破坏势力，中国文人学士需要开放（expansion）。”我这里的所谓“开放”就是需要懂得：那些后来被归纳成体系的称之基督教或儒教的理论汇编，行为规范与信条，并不是绝对真实的宗教，正如中国的文明或欧洲文明并非是真正完美无缺的文明一样。中国文人学士之所以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是因为他们没有此种认识。现代欧洲文明无论利弊如何，其伟大的价值与力量——说到这里，我希望能与那些认为我排外的外国朋友言归于好——就在于法国大革命以来，现代欧洲人民已经有力地抓住了这种开放观念，并且这种伟大的开放观念已经传到中国。马修·阿诺德谈起他那个时代的英国事态时所说的情形，正与中国今日的情形相同。阿诺德说：“我们长期在其中生活与活动的那种封闭的知识视野，现在不是正在打开吗？种种新的光辉不是正畅通无阻地直接照耀着我们吗？长期以来，这些光辉无由直射我们，因而我们也就无法考虑对它们采取何种行动。那些拥有陈规陋俗并将其视为理性和上帝意志的人，他们被这些陈规陋俗束缚了手脚，无以解脱，哪里还有力量去寻找并有希望发现那真正的理性和上帝的意志呢？但是现在，坚守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陈规陋俗——那种极其顽强的力量，那种顽固排斥一切新事物的力量，已经令人惊奇地让步了。当前的危险，不是人们顽固地拒绝一切，一味地抱住陈规陋俗不放，并将其当作理性和上帝的意志，而是他们太过轻易地便以某些新奇之物相取代，或者连陈规新矩一并蔑视，以为随波逐流即可，毋需麻烦自己去考虑什么‘理性唯上帝的意志’。”
　　实际上，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当前的危险，不在于人们会把马修·阿诺德所说的陈规陋俗，即因袭已久的是非标准而认为其是理性和上帝的意志，而在于他们根本不相信有理性和上帝的意志这种东西存在。伦敦《泰晤士报》说：“对于‘完美’，每人都有自己小小的看法。”不仅如此，现在自称为自由主义者每一个英国人，都认为他自己对于“完美”的看法或观点即不比别人高明，起码也和别人一样高明。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所谓的正确理性和上帝的意志。因此，现代英国人，当他来到中国时，因为打着开金矿，卖便宜肥皂，或借款给中国人修些无用的铁路来赚钱的如意算盘，试图将“自己对于‘完美’的小小看法”强加给中国人，所以，只要中国人予以抵制，他就会怒火中烧，变成一个病态的悲观主义者，或像濮兰德先生那样写些心怀歹意、无中生有的下流事情来诽谤中国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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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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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有头脑的英国人，在读过濮兰德之流所写的有关清朝官员的充满歹意的鬼话和令人作呕的诽谤文字后，也应该去看一看已故的戈登将军对于中国官员的有关看法。在将两者加以比较时，人们应该记住，戈登将军是一个闻名于世的基督教武士和一位君子，而濮兰德只不过是一个写通俗韵文的聪明作家和一个令人失望的中国政府前任雇员。戈登将军说：“我所想到的是，如果我们逼迫中国人进行突如其来的改革，他们将会以一种猪一般的顽固群起抵制；但如果我们引导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情愿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并极易管理。他们希望有一种选择权，憎恨突然给他们划定道路，仿佛他们于事无关，不在话下。我们从前试行的办法，就是迫使他们走某种道路，使他们付出同样的代价，并认为与他们交换意见徒费唇舌，毫无必要。
　　我总在考虑那些清朝官员不得不与之斗争的最困难问题；他们可能完全认可我们强加给他们的一切，却不会去贯彻它；我们必须承认，说起来做这做那容易，而真正做起来却要难得多。如果他们不想在自己的军队中进行改革，我们就对这些可怜的家伙大加斥责，却没有考虑到变革必须尽可能循序渐进，赢得人心。我还能替这些（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说得更多些。他们有很多缺点，但却蒙受了那些掠夺他们国家的外国人带给他们的更多冤屈。”（4）
　　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在我看来，像濮兰德那样来中国谈进步和改革的一般现代英国人或欧洲人，他们的精神状态甚至还不如我们旧式的中国儒生。诚然，中国儒生除了他们自己的文明之外，甚至不知道有任何文明；但他们至少对自己的文明尚有所知，而如濮兰德之流的现代英国人或欧洲人，那些油嘴滑舌地谈论中国的进步与改革的人，甚至连他们自身的文明也不知道，实际上不知道和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因为他不相信存在正确理性和上帝意志这样的东西，而不相信这种东西，世上就没有文明可言，只可能有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依我看，其实比我们旧式的中国儒生还远为不如的现代英国人更需要“开放”，一种心灵开阔意义上的正确开放。但“真正的开放”并不告诫人们说不存在可以据之判定孰是孰非、孰优孰劣的“至上之德”和“至当理由”这类东西。心灵开放的真正价值，在于能使我们领悟到像伦敦《泰晤士报》称之为我们自己“小小看法”的所谓“完美”，距离真正的、绝对的完美实在非常遥远。这种真正的绝对的完美，存在于事物的内在本性之中。的确，当英国人一旦弄清了真正开放的意义所在，他就会意识到他现在那种小小的猜测，即那种对于宗教和世俗完美的“小小看法”，实在是一个极其狭隘的“小小看法”，由此，他还会感到不再那么迫不急待地要将自己的这种小小看法强加给别人了。
　　然而，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实现这种真正的开放。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必不可少，用一句政界的时髦词来说，就是“门户开放”的原则。这不是贸易和铁路的“门户开放”，而是知识和道德上的“门户开放”。毫无疑问，没有知识和道德上的“门户开放”，真正的开放是不可能的。这种“门户开放”原则，用圣保罗的话来讲，就是“检验一切事物，择善固执”。
　　简而言之，不仅今日中国，而且今日世界所需要的，不是那么多的“进步”和“改革”，而是“门户开放”和“开放”，不是那种政治上的或物质上的“门户开放”和“开放”，而是一种知识和道德意义上的开放。没有知识上的门户开放，不可能有真正的心灵开放，而没有真正的心灵开放，也就不可能有进步。我已经给过圣保罗对“门户开放”的定义，下面，我再提供一个孔子关于“开放”的定义，孔子说：“在真正有教养的人们中间，是不存在种族之别的”（有教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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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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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怀着促进世界“知识上的门户开放”和“道德上的开放”事业之愿望，我写了下列文章，也是出于同一愿望，现在我将它们汇集成书，提交给公众阅览和批判。
　　辜鸿铭
　　1910年2月1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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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宾主义的中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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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中国官员（6）致一位德国牧师的信
　　尊敬的牧师先生（Herr）：
　　大约五年以前，在下给《字林西报》以“一个穿长衫的中国人”的名义写过一篇文章，在该文中我表示：“就我所见，目前中国维新运动中出现的狂热思潮，注定将要导致一场灾难发生。”现在，我的预言不幸应验，灾难来临了。共和主义革命以袁世凯将军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而告一段落。未识事情真相的人们都称对此感到意外，在下却不以为然。如果您读到辜鸿铭先生撰写的题为《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您会发现，他将中国人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满洲贵族，第二等、中产阶级儒士，第三等、普罗大众或曰群氓。
　　也许您有必要了解一下，中国过去二百五十年的历史开始于满人当权，在太平天国暴乱后，中产阶级儒士的势力崛起。中日甲午战争后，满人重新掌权。世纪之交，义和团运动爆发，进而导致“庚子事变”发生。尘埃落定后，中国进入“三头执政”的权力真空期。而在眼下这场“新学”拳民暴乱（7）之后，我们就不得不面临庸众掌权的惨淡局面了。
　　正如我说过，五年以前我所预言的巨大灾难，现在来临了。然而，真正的灾难，请让我在此指出，它还不仅仅是导致全国流血漂橹、十室九空的暴行，真正的灾难是这场革命竟然以袁世凯成为共和国总统而告终！
　　目前这场革命，始于四川那场暴动，即保路运动。就这场暴动本身的性质而言，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合理的。此前，帝国政府公然允许外国人处理中国的铁路问题，就好像中国人自己倒成了局外人似的。为了反抗这样无耻的妥协，一场以人民群众为运动主力的革命爆发了，这也是这场运动应该被历史记住的原因。总之，目前这场革命暴动的最初起因不应该被忘掉，它是列强对中国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然而，当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群氓利用人们对帝国政府的不满情绪，并最终将其转化为一场全国范围的革命时，灾难降临了。当像伍廷芳（8）博士那样的人都敢拍电报给皇帝陛下，勒令其逊位时，那实在是一场真正的灾难！马修·阿诺德谈起群氓时说：“至于群氓，不管他是一个粗暴的野蛮人，还是一个庸俗的市侩，如果他能记得——每当我们带着愚昧的激动情绪而坚持一个过激主张的时候，每当我们渴望以纯暴力制服对手的时候，每当我们嫉妒他人、表现得蛮横残暴的时候，每当我们只崇拜强权或成功，叫嚣着反对某些不受欢迎的显贵以壮声威的时候，每当我们残忍地践踏战死者的时候，我们对那些受难者均不会有丝毫的同情之心——那么，意识到这一点的他就发现了自己深藏于内心的那永恒的‘群氓精神’。”现在，伍廷芳博士正在参与到那场反对不受欢迎的满人的喧嚣中去，并为之造势。显然，眼前的一切都表明，伍博士身上就有阿诺德所说的那种“永恒的群氓精神”，并已彻入骨髓。
　　真正的灾难，我说过，不是这场革命，而是这场革命以袁世凯当上共和国总统而告终，因为这意味着道德败坏的群氓已将整个中国踩在脚下。袁世凯，正如辜鸿铭先生在他的书中所说的，是中国群氓的化身，他在第一次维新运动（9）时就悍然出卖了同党。现在，群氓的代言人掌权了，手握重兵的袁世凯，自然成为共和国总统“最为合适的人选”。但我认为，他的统治将不会长久。不过，在短时期之内，中国一切精妙、美好、尊贵、崇高、亲切、声誉好的东西，都将受到毁灭的威胁。
　　几天前，你们德国领事馆有位先生对我说，他一直感到很奇怪，何以我们汉人竟然会那么长久地屈从于满人的暴政之下？他问我，满洲人到底为中国做过些什么？我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问他是否见过康熙年间的瓷器，如果他见过，我认真地告诉他，他就应该知道满洲人到底为我们做过什么了——他们给了我们汉人一颗美好的心灵，以使我们能生产出那么精美的瓷器，当然，还有其他美丽而精巧的东西。简而言之，近250年来，中国在满人统治下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国家，一个真正如花一样的国度。而当太平天国叛乱平息之后，以儒士为主的中产阶级开始在中国掌权，这个国家的高层职位也逐渐被庸俗的市侩占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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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宾主义的中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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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辜鸿铭先生在他的书中引述过一个身上带有贵族气质的英国人所描绘的一幅关于广州城和部分裸露无掩的广东百姓的图景，那是李鸿章掌权之下的中国的图景——一个粗俗、丑陋的中国。顺便说一句，正是为了反对这种粗俗丑恶的中国，中国那些保持着传统精神的士大夫们才奋起抗争，发起了中国的“牛津运动”。
　　如果说李鸿章统治下的中国变得粗俗丑陋——那么现在，在袁世凯统治之下，包括孙逸仙（即孙中山）和美国人荷马李（HomerLee）的群氓们大权在握，不受限制的时候，我们中国又将变成什么样子呢？我忽然想到这一点。歌德说：“压抑我们的是什么？——庸俗”。庸俗，中国所有的那些低级、庸陋、粗俗、卑鄙和可耻的东西，现在都得到了充分的机会和充分的“自由”，可以发展自己了。简而言之，庸俗将成为新中国的理想。更为糟糕的是，我们将不仅拥有中国自身的庸俗，还将拥有来自欧美的庸俗。
　　歌德死前曾大声警告人们，必须防治“盎格鲁-撒克逊传染病”。去年的大年初二，我去上海最为贵族化的茶园小坐，看到了“新中国”——一伙剪了辫子的中国人，谈吐粗俗，举止嚣张，骚动狂乱，吵吵嚷嚷，其厚颜无耻实在无法形容。当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第一次充分地领悟到歌德那一警告的意义。现在上海的外国人，他们为袁世凯统治下的“年轻中国”通过剪辫而最终“融入”了欧洲文明这一事实而兴奋不已。这些上当的人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年轻中国”所“融入”的完全不是什么欧洲文明，只不过是上海的欧洲文明——歌德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传染病”，即一种欧洲文明肌体内正在滋长的疾病而已。想一想，一旦四万万中国人都染上这种盎格鲁-撒克逊流行病，“融入”这种上海的欧洲文明，都变成像我在新年的茶园所见到的那些剪了辫子的中国人那样庸俗透顶，卑鄙至极和骚动不安的人，那将给世界文明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后果。而且，请记住，这些新式的鄙俗和满身骚乱精神的中国人已经学会了使用炸弹。人们谈论着袁世凯统治下的新中国，依我看，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黄祸”。“Vo1kerEuropa’s，bewahreteureheiligstenGefiter！”（欧洲人，保住你们最神圣的天良！）
　　现在，在上海，当我与欧洲人，甚至那些有教养的欧洲人谈起上述这些观点时，他们都称我为“理想主义者”。但这些现实主义者们忘记了一件事，在我看来，当今的时事评论家和政客们完全忘记了一个极为简单的真理，那就是，正如一个法国作家所说的那样：“一切文明和统治赖以存在的最终基础，在于民众的一般道德和他们在公共事务中能在何种程度上正直行事。”
　　中国的旧式政体，让我在此指出，尽管有种种缺陷，它仍然在民众之中维持了一般的道德水准。这一点，从欧洲传教士及其信徒——包括欧美诸国男人、妇女和孩子——能穿过幅员辽阔的帝国游历而不出大的危险这一事实，便能得到证明。至于人们在公共事务中能否正直行事，我们也能从这样一个事实中得到证实：旧式政体下的中华帝国政府尽管财政极端困乏，仍然能够定期支付庚子赔款。
　　而现在在袁世凯及其共和国统治之下，一切都将不成为可能了。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其一，在欧洲，国家和教会是两个分离的机构，而在中国则合二为一。在欧洲，教会负责维持人民的道德，国家则主要负责维持秩序。而在中国，国家既要负责维持人民的道德，又要负责维持秩序，二者兼管。
　　欧洲的教会得以促进人民道德的权威本源，是上帝；而在中国，国家得以促进人民道德的权威本源，是皇帝。因此，在欧洲，如果你破坏和取消了对上帝存在的信仰，维持民众的道德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将是困难的。同样，在中国，如果你攻击皇帝，取消了人民对皇帝的尊崇，你就等于破坏了中国人民的道德赖以存在的整个结构——事实上，你破坏了中国的宗教——它不是超越尘世的神教，而是一种人间宗教，一种以中华帝国大清王朝为天堂，以皇帝为上帝——或曰上帝之代理人的宗教。一旦破坏了这种宗教，你在中国要保持民众的道德，哪怕是一般水平的道德，也是不可能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在中国对皇帝的忠诚是一种宗教，可以说，它是儒家国教（Statereligion）的基石，应与欧洲的教会宗教（Churchreligion）区别开来。正如在欧洲，殉道者因为信仰基督——上帝之子而万死不辞一样，在中国，殉道者则宁愿身受万死，也不放弃对于君主——天子或天使的忠诚。这一点从中国历史上可以得到证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在袁世凯及其共和国的统治之下，民众连一般的道德水准也不可能维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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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宾主义的中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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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人们会说，在中国，我们发生过许多次以改朝换代告终的革命，中国人都并没有因此沦丧道德。但是，在中国，每一次导致了改朝换代的革命，始终都存在两个条件。其一，革命为人民（people）发动，而不像现在这场革命那样为群氓发动。孟子说：“得乎邱民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10）显而易见，在目前的这场骚乱中，普通国民（邱民）始终没有参加革命，而且公开反对革命。另一个条件是，那个成功地变作最高统治者的人，必须具备能激发憧憬并赢得全民族尊敬的卓越的道德品质。而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表明他连一般的道德品质、一般的廉耻和责任感都不具备，甚至连小偷和赌徒也不如。袁世凯奉命出山保卫大清，可他出山后，不是像一个有廉耻心的人那样去尽职尽责，而先是恭顺地屈从于革命党，然后使出百般狡计，使其统率的士兵坠失忠君之心，并拥兵自立，逼迫皇帝退位，最后成为民国总统。在所有这一切过程当中，一个具有最起码常识的普通人，也无法将此种行为与廉耻和责任的最基本原则（即名分原则，忠义观念）调和起来。然而，最令人奇怪的还在于，袁世凯自始至终从没有进行过拒绝屈从的努力，哪怕是装模作样的努力的也没有过。这样一种人，怎能博得他统治下的人民的尊崇呢——除非人民丧失了一切廉耻和责任感。
　　这，就是我认为在袁世凯及其共和国统治下，中国民众即便连一般道德水平也保持不了的另一个原因。而失去了民众的一般道德，又怎能进行统治，遑论所谓“文明”了。
　　外国人欣赏袁世凯，认为他是一个挽救了中国目前局势而没有导致流血的大政治家。殊不知他不过仅为了一时的需要而规避了必要的少量流血，而将可怕的无政府混乱局面和更大的流血留到了未来。的确，如果我上述所言不差，那么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将比人民流血还要坏上万倍——他不仅毁弃了中华民族的廉耻和责任感，而且毁弃了中华民族的政教和文明。大清王朝不仅是中国权威尊崇的象征和旗帜，而且是中国政教和中国文明目标的象征与旗帜。这面旗帜交托给了袁世凯，但他却像一个懦夫和卖国贼一样，以“挽救这面旗帜的布料”为借口，不得不将大清抛弃。然而，负责保护这面旗帜的官员的责任并不仅仅在于挽救这面旗帜的布料，不在于那些花费了许多金钱的物质，他的责任在于捍卫那为之战斗的目标——那无价的道德利益，而旗帜的布料只不过是其载体罢了。对于像袁世凯这般行事的官员，每个有廉耻感的人都会认为他是一个懦夫和叛徒。
　　我的许多外国朋友笑话我，认为我对满人朝廷愚忠，但我的忠诚不仅是对我世代受恩于她的王朝的忠诚，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对中国政教的忠诚，对中国文明目标的忠诚。辜鸿铭先生在他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中试图告诉人们的，就是我们为了这一目标——中国文明、中国政教、那种名誉和责任宗教的目标，来反对现代欧洲文明，反对那种利欲宗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人正在做孤注一掷的奋斗。这个故事的寓意，现在能见到的真理，包含在这样一句话中：“你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供奉财神。”张之洞大人告诉我们并教导文人学士们说：我们能够而且应该调和。现在这种局面，就是我们调和的结果。辜鸿铭先生在此书中写道：“纽曼（11）博士和张之洞大人所采用的调和办法，在道德上和宗教上导致了耶稣会教义的产生，在政治上则导致了那个被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12）的东西；——“在中国，张之洞向儒生和统治阶层所传授的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当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不如他纯洁的人所采纳，诸如被袁世凯这种天生的卑鄙无耻之徒所采纳的时候，它对中国所产生的危害，甚至比李鸿章的庸俗和腐败所产生的危害还要大。”
　　正是张之洞大人所传授的这种耶稣会教义的作用，使得整个中国的儒生们在革命者和袁世凯面前，其忠诚与抵抗能力瞬间土崩瓦解，令人费解。
　　事实上，正是这种耶稣会教义，使得中国的儒生们在袁世凯屈从于群氓、逼迫皇帝宣布退位并成为民国总统后，当袁世凯欺骗他们说他仍然忠于皇上时，儒生们竟然信以为真。最后，也正是这种耶稣会教义的阴险狡诈精神——即那种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的精神——甚至使得那些有教养的外国人，对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袁世凯的所做所为连盗贼也不如的事实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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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宾主义的中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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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默生在《英国人的性格》一书中谈到英国人实事求是，憎恶两面讨好、见风使舵、见机行事的机会主义者时说到，“牛津那些激进的暴民追随在托利党人埃尔登（E1don）勋爵之后，大声叫喊着：‘老埃尔登在，为他喝彩：他从不叛卖！”’接着，他又提到英国人给予路易·拿破仑的荣誉并对此加以注解，说道：“我相信，当伦敦的贵族和平民在这个成功的小偷面前，像一个那不勒斯下等人那样卑躬曲膝的时候，我有幸结识的英国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会以此为然。然而，尽管这种行为令人作呕，作为国家，怎样才能采取一系列必要而有效的措施来加以抵制呢？政府总是太晚才知道，任用不诚实的代理人，对于国家就如同对于个人一样有害。”
　　如果像我所说，中国革命以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而告终是一场巨大的灾难，那么，我以为，若是外国列强找不到抵制袁世凯及其民国的办法，迈出承认它的令人作呕的一步，那将是一场更大的灾难，它不仅危害中国，而且危及全世界。有一个故事，讲一个西班牙贵族，当他受命接纳一个身居高位的臭名昭著的卖国贼时，说道：“我完全服从命令，然后便焚毁自己的家园。”如果外国列强承认袁世凯，那么，中国人就将同那个西班牙人一样，暂时接纳他，但随后必定焚毁自己的家园，在焚毁自己家园的同时，也会将大火引向全世界。
　　最后，让我再一次强调中国共和主义意味着无神论的事实。当罗伯斯庇尔（13）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公开宣布无神论，并制定理性女神（GoddessofReason）的法令时，所有的欧洲人都渴望见到自由、平等和博爱的黄金时代的到来。然而，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随之而来的不是黄金时代，而是动摇整个欧洲王权的“恐怖统治”。现在在中国，袁世凯的喉舌不仅无耻地宣称共和政体是最好的统治形式，而且实际上宣称共和国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就等于是无神论的代词。所有欧美人都希望看到一个改良、进步和繁荣的新中国，但在我看来，袁世凯及其共和国在中国存在的直接后果，甚至于比法国的“恐怖统治”还要可怕——它必将迫使欧美诸国非常严肃地反省他们对待中国及其文明的方式。
　　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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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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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起牛津，过去的牛津，马修·阿诺德说：“我们是在牛津那个优雅的环境中接受教育的。我们不会不懂得这样一个真理：美丽芬芳乃是人生至上之境的本质特征。我们喜爱美丽芬芳，厌恶丑陋下流，这种情感，已成为我们对许许多多遭受挫折的事业依恋不舍、对各式各样获得成功的运动不以为然的内在动因。这种情感实实在在，从来没有彻底败下阵来，即便是在挫折之中，它也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马修·阿诺德接着说：“看看大约30年以前震撼过牛津中心的那场伟大运动的过程吧，凡是读过纽曼博士《辩护书》（Apgloy）的人们都可以发现，这场运动所攻击的目标，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即‘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最终赢得了胜利并泛滥开来。牛津运动则受到挫折，遭到了失败。我们的残兵败将流落四方。真所谓Quaeregiointerr1snostrinonplenalaboris.（世界上哪个地方不充满着我们悲哀的故事。）”
　　前些天，当我正在琢磨马修·阿诺德上述这些话的时候，看到了一份要为中国建立一所大学的规划报告。我得知，这份规划出自牛津。于是我擦擦眼睛，自言自语道：自从纽曼博士时代以来，世界、牛津已经走过了多么漫长的道路啊。纽曼博士之牛津运动的目标，是反对“自由主义”。他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意味着“进步”和“新学”。而眼下这场从牛津发起的运动，在中国建立一所大学的规划，则是要向中国输入西方观念。西方观念在中国，正如每个人都知道的，也意味着“进步”和“新学”。那么，马修·阿诺德所说的牛津情感，那种鼓舞和激励纽曼博士的牛津运动去反对自由主义、进步和新学的情感，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现在的牛津学者，已经找到了办法可以将牛津情感与进步、新学调和起来了吗？我自己并不认为这样一种调和是可能的。古人说得好，“你不能既侍奉上帝，同时又供奉财神”。换言之，难道牛津的学者打着同春风得意的进步与新学事业结盟的旗号，就真能给绝望中的中国人带来帮助吗？在牛津和英格兰，高尚的人们自言自语道：“我们实在同情正在与进步和新学战斗的中国人，这种进步和新学使得他们变得唯利是图，道德沦丧。为了帮助他们更为有效地战斗并赢得胜利，我们将给他们提供武器。的确，这些武器都取自于进步和新学的武库，但是，我们却用追求美丽和优雅的牛津情感对之加以了调和，如果可能，用基督教那神圣的优雅和芳香来加以调剂就更好了。”
　　下面，我并不想对目前要在中国建立大学的规划提出什么意见或批评，我想给塞西尔（Cecil）勋爵及那些对这一大学规划感兴趣的人们，讲一个故事，一个大约三十年前发生在中国的伟大运动的故事，它在许多方面，与纽曼博士领导的著名英国牛津运动故事如出一辙。我想，讲这一故事对于他们或许不无裨益。中国那场牛津运动的目标，也是反对自由主义，反对进步和新学的现代欧洲观念。现在，新的牛津运动就要到来了，我相信，正如我所说过的，它将要来帮助我们中国人同现代欧洲的进步和新学观念战斗了。当此之时，回顾我们过去妁运动，可以总结经验。我们怎样战斗，为什么失败和如何失败。所有这一切，对于我们新的外国盟友都将是有用的。我尤其有资格讲这一运动的故事，因为我有幸加入到牛津人的行列中参加了战斗。我们艰苦奋战了30年，然而现在我们的事业却几乎失败了——有些人背叛了我们的事业，还有许多人则投降了。余下的所有人，现在都已流散到四面八方。
　　领导我参加战斗的首领，是已故的帝国大臣张之洞。当我两年前在北京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彻底绝望了，一心只想着怎样才能获得更为宽容的投降条件。运动中，同样接受张之洞大人指挥，和我一道并肩战斗的战友梁敦彦（14），即现在的外务部尚书，去年他在见到我的时候，向我下达了“各自逃命！”（Sauvequipeut！）的命令——我恐怕是我们的队伍中惟一仍然绝对相信我们的事业、那反对进步和新学之现代欧洲观念的中国文明事业最终必将胜利的人。但现在，我孤身一人，像维吉尔所写故事中的英雄一样。那个英雄在特洛伊城被攻破之后，不得不四处流浪，起先，他是想在贪婪的色雷斯人中间寻个安身的地方。而我现在在上海，为了给我的家庭守护神和那个伟大的特洛伊守护神（Penatibusetmagnis）找个临时避难所和栖身之地，也不得不与黄浦江的污泥之龙（Muddragons）搏斗（15）。寻遍整个上海地区，我都找不到一个英国人肯向我伸出救援之手，因为：“人人可管之事，也就是无人过问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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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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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讲的我们为中国文明事业拼死决战的故事，很长很长；它与我过去的生活紧密相关，并勾起我对倒下的战友、死去的亲人以及所有逝去的美好事物的怀念之情——对于我个人来说，它则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悲哀故事——
　　但既然你这么想知道我们的故事，
　　想简要地听一听特洛伊的最后灾难，
　　尽管一想起来就令人毛骨悚然，瑟缩哀痛，
　　那我还是开始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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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满人当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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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帝国首都的翰林院是中国的牛津，整个帝国的知识分子精英都在那里，此地因而堪称知识精英荟萃的宝地。这个翰林院，正是我所说的“中国牛津运动”的策源地和总部。对于那些参与、坚持这场运动的年轻翰林们，我们称之为“清流党”，或曰“民族净化党”。这场席卷整个中国的民族净化运动，就像当年英国的牛津运动一样，可以被看作为儒林中保守的高教会派（16）的复兴。至于运动的目的，则是反对那些为李鸿章和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所热衷并大肆引进的外国制度和理念，保守的“清流党”极力呼吁中国国民更严格地信守几千年来为儒家所遵奉的基本原则，以图净化本民族之心灵，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了让民众更清楚地了解这场“中国的牛津运动”，我想有必要在这里先详细地谈谈目前中国社会的本质以及社会秩序。
　　马修·阿诺德先生曾将英国国民划分成三大阶层——野蛮人、中产阶级和民众。同样，中国人也可以依照这种划分法分为三类：野蛮人或曰“蛮族”，是满洲人——大清江山定鼎后，他们（旗人）生来就是贵族了，这是基本的事实；中产阶级则是饱读诗书的儒生阶层，文人学士就是从这个阶层中产生的；民众则是中下层市民和劳工们。在民众阶层中，从中派生出的富裕商人和买办们凭借其勤劳与钻营的本领，也有可能跻身贵族之列。
　　满洲贵族的特长，在于他们的英雄气概或曰高贵品德；以儒生们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的特长，则在于他们的智识；而民众阶层的特长，则在于他们的勤劳，或者说是辛勤工作的能力。孔子曾说：“力行近乎仁”，而马修·阿诺德先生则将这种生生不息的勤劳精神称为“希伯莱精神”，这就是中国民众或劳工阶级的勤劳力量；孔子又说过：“好学近乎智”，马修·阿诺德相应地将中产阶级的特点称为“希腊精神”，这就是中国的儒生的知识力量；最后，孔子的另一句话——“知耻近乎勇”，描述出满洲贵族的高尚气节与高贵品格：作为中国惟一的军事部族的后裔，不客气地说，满洲人远比汉人有气节，因为他们的祖先是英勇而无所畏惧的战士，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尚武更能养成高尚的气节与高贵的个人品德。一个真正的战士，总是不断地以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来激励自己，而自我牺牲正是所有高尚气节和高贵品格的来源。“满洲之根本为骑射。”这一满洲人的祖训是他们英雄传统的最好诠释。
　　中国社会如果想实现健康、正常的运转，必须首先依靠民众或劳工阶层的勤劳力量去生产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保证整个社会物质的充裕和人民生活的康乐；其次，还必须依靠中国儒生的知识能力去教化民众，管理并正确使用他们身上所具备的勤劳力量，并适当地供应知识成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必须依靠满洲贵族的高贵品格来指导民众，将他们的勤劳力量引导到一个高尚目的之上。
　　总而言之，在中国，民众的勤劳力量主导生产，儒生的知识能力主导教化；满洲贵族的高贵品格则主宰民众的力量，以使整个国家的国民都足以过上充裕的生活，享有高尚的文明成果。作为一个外国人，如果他（她）曾经在中国内地旅行过，曾看到那些保存完好的旧时桥梁和运河，将会理解我所说的对于人民生活的高尚指导会是什么样的。总之，这个阶层存在的最大意义在于引导民众的勤劳力量在物质方面趋向一个高尚目的而不至于无所归依。至于精神方面，像编篡《康熙字典》那样的宏伟著作，就充分地证明清朝早期的皇帝所具备的高尚品格以及他们如何指导精神生产也趋向同一个高尚目的。
　　然而，在外来势力侵入中国之前，中国社会承平日久，也就自然产生了这样一种必然的结果：由于缺乏积极的军事活动的刺激，满洲贵族的高尚品格不免会出现退化、萎缩；至于中国的儒生们，他们为了在各级科举考试脱颖而出，还必须苦心孤诣，在这一过程中其知识能力仍然可以得到磨炼。不过，这也是有限的：清朝开国时伴随着满洲贵族入关而带来的那种激人奋发的精神及其影响，到眼下这个时候几乎已经荡然无存了。相应地，儒生们的智识也大大衰退，尽管读书人为数不少，但是他们失去了“魂”。如果我们把康熙年间中国文人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和那些在满洲贵族的奋发精神及影响削弱后由文人们作出的诗歌加以比较，这一点就非常明显了。实际上，中国儒生的智识，在失去了强力的满洲贵族高贵精神之哺乳后，也就逐渐失去了优雅，从而日渐变得鄙陋和粗俗。（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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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满人当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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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承平日久之后，正如时局所显示的那样，惟一没有受到削弱的民族力量，便是劳工阶层了。他们身上那种勤奋劳动、努力工作的精神力量，还存在于这个社会中。然而，中国普通民众身上这种以勤劳刻苦为本质的精神力量，即便没有受到削弱，但是，由于他们接受不到儒生们有效的教化和管理，不仅性情逐渐变得粗俗，而且工作效率也降低了。更为糟糕的是，民众们与儒生们一样还失去了高尚的指导——没有满洲贵族以高尚的品格去引导他们为一高尚目的而辛勤工作，中国劳工阶层的勤劳力量，就被卑劣的目的浪费了。也就是说，眼下劳工的力量不是被用来生产那些能促进国民身心健康的生活必需品，而是生产一些供人摆阔、满足其骄奢淫逸之欲望的器物。总之，现在的劳工只是在为了满足庸人的感官愉悦和虚荣心而劳动罢了。
　　罗斯金曾以其毕生的精力想使人们认可，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伦理学，其目的是教会人民乃至国家如何花钱，而非如何挣钱。确实，眼下中国的财政状况不景气，世界经济也呈现出一派萧条。究其原因，不是说整个社会缺乏足够的生产能力，也不是说人们缺乏工业制品和铁路，真正的问题乃是在于那种可耻的“浪费性消费”正大行其道。这种可耻的浪费性消费——无论是地区性的还是全国性的，都是由于缺乏高贵精神的引导而产生的。如果民众身上那种以勤劳刻苦为本质的生产力量缺乏高贵精神的引导，那么所谓“浪费性消费”也自然而然地会出现。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人们有一高尚品格引导，将懂得怎样花钱——怎样为一高尚的目的而花钱。而当人们懂得怎样为一高尚目的而花钱的时候，他们将不再在乎自己拥有什么，而会在乎自己怎么去做——不是一味去追求宏大、豪奢，也不是要去跟别人炫耀什么，而是追求高雅的生活情趣和所处环境的优美。如果说某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的品德达到一定的高度，他们除了高雅的生活情趣和优美的生活环境之外别无所求，就不再会把民众的生产力量浪费在修建这些东西上面了——他们绝不会去建造庞大、丑陋的楼宇，也不会去修筑冗长、无用的公路。总之，一旦某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的生产力量得到一高尚目的的引导而不至于被浪费掉，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就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富裕之邦了——它不是因为有足够多的财物或拥有庞大、丑陋的楼宇而称富，而是因人民身体健康、心灵优美而称富。
　　歌德说：“每一种天赋之物都有自身的价值，都应该得到发展，有人只鼓励生产‘美’的东西，也有人只鼓励生产‘有用’的东西，实际上，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建设好一个国家。‘有用’的东西不必主动追求，因为这些东西是人人不可或缺的，大众自然会生产它们；而‘美’的东西则必须被追求，因为很少有人能够主动展示它——但许多人又确实需要它。”因此，袁世凯先生和莫理循博士认为中国最需要这样的东西：诸如煤、铁、廉价的肥皂、便宜的电车以及无线电报——即歌德称之为“有用的东西”。其实，我认为对于这些东西的生产倒不必过于鼓励。然而，已故的皇太后陛下则认为中国需要这样的东西：诸如她的颐和园的美、《论语》之美，中国诗之美，乃至于八股文的美——即歌德所谓的“美好而必须加以追求的东西”。一方面，很少有人能够主动展示它；另一方面，不仅是许多人而且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它。
　　如果我们的国家、社会缺少了这些歌德称之为“美”的东西，便不会有高尚的品格；而如果没有高尚的品格，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民身上那种以勤劳刻苦为本质的生产力量就会被可耻地浪费掉。紧接着，那里的人民在生活中所享有的舒适、奢靡与豪华，就会像死海南岸罪恶之都俄摩拉的苹果（18）那样，落得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下场。19世纪初，在列强用枪炮轰开中国大门的前夜，那个时候的中国承平日久，苏州、杭州等城市的富豪显贵们正过着安逸的纸醉金迷的豪奢生活，彼时出现的种种征兆都已明显地显示出，古老中国的社会肌体上已经产生“浪费性消费”的癌变。至于其原因，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是由于中国失去了满洲贵族高贵品格的引导，人民身上固有的勤劳的生产力量也缺乏一高尚目的的引导。事实上，可耻的浪费性消费不仅浪费了人民的生产力量，而且使他们的劳动果实也难以得到公平的分配。长此以往，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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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满人当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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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这些，就是西方人最初带着他们的商品和鸦片来中国时我们这个老大帝国的状况。西方人通过黑白两手——做正常生意和贩卖鸦片来向中国沿海一带的商人和买办们公开传授那种赚钱快且容易学的生财之道。于是，中国社会肌体上那种原有的可耻的“浪费性消费”之癌便急剧恶化。这样，公平分配人民的劳动成果不仅变得困难，而且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长此以往，城里的富人们和寄生阶层变得越来越富有，而那些不能靠寄生来营生的乡下人，则不仅越来越贫穷，甚至被甩到破产的边缘，无以为生。如果一个国家的人们——除了富人以及寄生阶层之外——发现他们尽管已竭尽全力、拼命地劳动，但仍无法养活自己，那么留给他们的惟一出路，就只有投入到一场疯狂的叛乱中去了，以此来彻底根除国家的癌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有关这一国家的癌症，症候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苏、杭这样的商业城市。在中国，旨在根除这种可耻的“浪费性消费”之癌变的，便是著名的太平天国叛乱。（19）
　　太平天国叛乱发生后，满洲贵族们束手无策，无能为力。至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说满洲贵族已完全丧失了以勇武精神为特质的高尚品格——值得一提的是，1860年，当英法联军进攻北塘时，就遇到了满洲军人的英勇抵抗。外国人从关于北塘战役的战况报导中可以看到，那种一往无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在满洲贵族身上依然存在。那么，为什么他们在身为叛乱者的太平军面前却一筹莫展，战场上也陷入狼狈不堪的局面呢？我想，真正的原因在于，虽然满洲贵族们有他们的勇武的高贵品格，但在太平军方面，他们身上却有着一种特殊的狂热。
　　什么是狂热？狂热就是陷入疯狂之中的高贵人性。虽然太平天国叛乱分子在起事前只是普通民众，但是出于对社会弊病所持的强烈义愤，在他们那麻木迟钝的本性中也被激发出了勇武的高贵品质。因此，面对太平天国叛乱分子身上所体现出的狂热精神，或曰“高贵的疯狂”，满洲贵族身上的英雄气概就无法奏效了。在此，笔者顺便指出一点，欧洲列国那些具有崇高精神和其他杰出道德品质的旧式贵族，之所以对革命者以及他们所发动的革命始终、至今仍然是束手无策，原因也正在这里。
　　一个贵族的傲慢，也许能使由愚蠢的学徒和庸俗的店主组成的乌合之众产生敬畏感，但是，一个不能或不愿正视社会错误与民众欲求的贵族，他身上所有的英雄气概和他所具备的最优秀的战斗素质，即便在所谓的“上帝的正义”面前，也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所谓“上帝的正义”，总会是我国革命的最终根源。正确与谬误，正义与非正义，在形形色色的骚乱和革命中鱼龙混杂，是那样的难以分辨，这就要求一个人既要具备蓄势待发的拳头，又要有洞察一切的双眼。否则，即便你在紧握的拳头外包上最坚固的克虏伯钢甲，若胆敢向“上帝的正义”出手，最终会使自己受到上帝的惩罚，那表面上坚固无比的拳头也会化为齑粉。总之，要想有效地对付狂热或那种陷入疯狂的高贵人性，或者干脆说要想对付疯子，我们最需要的一点，乃是才智——知识就是力量。因此，当太平天国叛乱发生后，在满洲贵族面对狂热的叛乱者而束手无策时，皇太后陛下便不得不求助于汉族儒生身上所具备的知识力量，指示他们回乡组办团练，要完全依靠他们去镇压叛乱了。于是，马修·阿诺德所说的“统治权”或“政权”，即统治中国的真正的主动权和指导权，从满洲贵族的手里转入汉族儒生的手里了。满洲贵族的权力中心或曰指挥总部在北京，而汉族儒生的权力中心则在地方各省。因此，从满洲贵族到中国儒生的权力转移，也就意味着中国政府的实际统治权从帝国的首都转移到地方各省了。对于这一点，许多西方人已经观察到，中国政府的权力开始呈现分散状态，至于这种局面形成的真正原因，就是太平天国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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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满人当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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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对于这种可能使中国陷入地方分裂局面的隐患，被一个伟大的汉族儒生消弭了，他就是已故的曾国藩侯爵（前任驻英公使曾纪泽之父）。这位伟大的侯爵乃是近代中国儒生的领袖。在整个太平天国叛乱时期，皇太后陛下授予他“便宜行事”的绝对权力，因此，当时他可以说是中国事实上的独裁者。在他的统率之下，汉族儒生响应皇太后陛下的号召，毅然脱下身上的长衫，纷纷投笔从戎。战争初期，虽然儒生们对战争韬略一窍不通，对行军打仗的辛劳也极不习惯，但他们仍然奋发努力，克服了他们遇到的一切困难。开始，他们先是以超人的智识及时抑制住太平军的疯狂进攻；接着，在实战中他们逐渐掌握了战争的艺术；最后，历时十数年，他们终于扑灭了这场叛乱的大火（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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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产阶级儒生之崛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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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说来，中国的太平天国叛乱有点类似于欧洲的法国大革命：二者都是旨在摧毁不公正、腐败的社会秩序。如同法国大革命之后该国的统治局面一样，在中国的“后太平天国革命”时代，国家统治权的重心也从满洲贵族转移到中产阶级的身上。此外，因社会的旧有秩序被捣毁而产生的震动，也总会给社会和人们的心理带来一股惯性力量——如人们心目中的常规和旧俗的崩溃。在这场革命之后，人们往往能以一种相对比较自由、独立的方式来看待事物，这种方式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
　　我们可以说，一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人们的心智一旦摆脱旧有陋规和习俗的桎梏，就立即会变得生机勃勃。因此，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太平天国叛乱时期，正如法国大革命时一样，人们才智焕发，那种朝气蓬勃的精神力量感染了整个国家。对于这种人民智识的持续增长，起初，那些再造社稷的伟大的中国儒生们尚能引导、控制这股力量，并将其纳入一定的秩序而不至于失控。但是，不久之后，这种智识增长渐渐停滞，甚至开始失控。这样发展下去，这种失控的势力（我们仍可称之为“自由主义”）不仅会迷失方向，而且可能误入歧途，损害普通国民的心智。为了把这种快要陷于失控、进而会导致普通国民在智识上误入歧途的力量严格按照儒家原则纳入思想的正轨，我所谓的“中国牛津运动”兴起了。
　　这场“中国的牛津运动”，主要是旨在反对李鸿章——即时下中国的中产阶级领袖、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或曰“中国的帕麦斯顿（21）勋爵”。李鸿章继曾国藩侯爵之后成为中国儒生的领袖。当这位伟大的中国儒生率领儒生和农民镇压了太平天国叛乱之后，仍有两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亟需解决。
　　首先，就是重建工作——战争之后，在战争发生地重建社会秩序和各级行政管理机构，这是极为现实的问题。另一个问题则是，作为“天朝上国”，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对付欧风美雨的侵袭？对于西方人掌握的现代工业文明及功利主义的强大的破坏力量，我们到底怎么应付？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重建战乱地社会秩序和行政管理机构的实际工作，那个伟大的汉族儒生所做得一切非常值得我们称赞。对于他的努力成果，即使算不上是完美，至少也说得上是立竿见影。在太平天国叛乱被镇压后的极短的时间内，半个中国的行政机器和社会秩序迅速得以恢复，并开始正常运转，老大帝国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是为“同治中兴”。
　　然而，关于如何处理另一个问题，即如何对付现代欧洲工业文明的破坏力量，曾国藩侯爵——那个伟大的汉族儒生则完全失败了。一时间，中国的儒生们在欧洲现代工业文明及功利主义的破坏力量面前一筹莫展。这一现象，让人想起当年在英国，新兴的中产阶级面对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派所提出的思想和理论，也是同样的哑口无言。
　　总而言之，要有效地对付现代欧洲工业文明及功利主义的破坏力量，中国的儒生们需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但是，旧式的儒生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开放”观念，因为他们自幼在狭隘的宋代儒家清教主义（理学）教导下成长，他们不可能对另一种文明真正抱学习、交流的态度。鉴于现代欧洲工业文明的东来，他们所想到的“开放”，至多就是中国人必须拥有现代的枪炮和战舰，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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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产阶级儒生之崛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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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当时在中国的政界，有一个大人物对于真正的“开放”的含义是有所领悟的，他是一个满洲官员。正当汉族儒生们忙于修建军械工厂和试制现代化的枪炮时，文祥（22），即后来的领班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首席大臣，设立了同文馆（23），他极富前瞻性地设立了这样一个学院，旨在使中国青年接受充分的西式教育。的确，曾国藩侯爵后来也曾派出120名中国幼童赴美留学，不过，同文祥相比，曾国藩侯爵的欧式教育理念极其模糊、狭隘，他以及他领导下的汉族儒生们仅仅是要派学生出国学习制造枪炮、掌握驾驶战舰技术；而文祥这位伟大的满洲政治家对于西式教育的看法，却与他们截然不同。如果有人想了解文祥大人创设同文馆的构想是多么开放和富有前瞻性，只要阅读一下他与美国驻华公使的一段谈话就够了，这段谈话刊登在美国政府出版的《外交通讯》里。
　　不幸的是，这个伟大的政治家那旨在拯救中国的正确的开放思想，居然被委托给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即赫德爵士来负责具体操作和执行了！对于这个极其重要的教育机构——其创办之成败攸关中国的未来——赫德爵士并没有选派欧美列国第一流的学者和绝对可以胜任此职的西方人来主持，而是指派他的一个私人朋友，即一个美国传教士（24）去担任总教习。这样，同文馆，这个本该成为中华民族实现近代化之曙光、对古老的中国进行西学启蒙、进而成为中国“开放”之源的教育机构，就变成了一个收容贫苦、饥饿、目不识丁的青年的二流食宿学校。
　　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曾有两个人（即赫德爵士和李鸿章）真心想着手拯救中华民族，但不幸的是，这两个人都是马修·阿诺德所说的那种“庸人”。国运如此，怎能不让人黯然神伤？尽管赫德爵士和李鸿章无疑都对中国做出过贡献，但前者对于同文馆和所有有关中国教育的问题要么是漠不关心，要么便疏忽大意了；而后者对于120个归国留学生的处理态度则非常消极，这样的错误给他们二人带来了深刻的耻辱，并永远难以洗刷。在李鸿章大人看来，只有坚船利炮才能拯救中国；而赫德爵士则认为，就拯救中国而言，最为重要的乃是征收高额国家税收以开国家之财源。对于这两种关于何为国家强盛之本的施政理念，恕我直言，赫德爵士的理念比李鸿章大人的显得更狭隘、卑鄙和无耻。
　　我们已经得知，笃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儒生们关于中国“开放”的思想和观念，乃是要拥有现代化的新式枪炮和战舰。为了推行这一“开放”计划，李鸿章将那些暴发的富人、中小商人和城市买办阶层，即那些在中国对外贸易中获益颇丰的生意人吸引到自己周围——不用怀疑，这些人都赞成李鸿章采用外国的方法去推行其所谓的“进步事业”。然而，这些人照搬照用西方近代发展模式的拙劣观念与做法，其中包含了惊人的粗鄙和丑陋——对此马修·阿诺德在谈起英国新兴中产阶级及其主张的自由主义时曾加以严厉斥责。可想而知，这种粗鄙和丑陋肯定也会让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捍卫者——翰林院，即中国的“牛津大学”那些知识精英们为之震惊。这样，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牛津运动”就变成了一场情绪强烈的排外运动。之所以说它“排外”，并不是说那些知识精英们对于外国人及外国事物一概持憎恶的态度，而是因为他们一眼看穿了那种即将蔓延到整个中国社会的惊人的粗鄙与丑陋，进而使得他们不得不站出来反对李鸿章和他的追随者，以及他们照搬照用西方近代发展模式的拙劣观念与做法。所有这些，便是真正的中国儒生身上所具备的那种排外精神的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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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产阶级儒生之崛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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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场中国的“牛津运动”中，处于原版“牛津运动”中纽曼博士（25）的地位的人，是已故的李鸿藻（26）大人，后来他成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客观地说，他不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他与纽曼博士一样，仅是一个温文尔雅、品德纯正的人。时至今日，中国目前的这一辈文人学士们即便在事隔多年后谈起他来，还是满怀敬仰之情，并且充满发自内心的爱戴。在他逝世后，皇太后陛下赐给他最为荣耀的“文正”谥号。
　　同这场中国的“牛津运动”有关联的两个最著名的人物，一是已故的张佩伦（27）大人，即当年福州海战中的主要当事人；另一个则是已故的帝国重臣张之洞大人。此外，曾参加这一运动的其他名人还有：已故的邓承修，陈宝琛（28）（最近被召回北京）、徐致祥（29）和陈启泰（江苏巡抚，前些时候刚去世）。
　　中国的这场“牛津运动”，在东京湾战役爆发前夕达到高潮，势不可挡。在这次战争的和谈过程中，李鸿章将边界协定问题弄得一团糟，这些年轻的翰林们意气风发，为了国家利益而大声疾呼，李鸿章被迫退隐了一段时间，面对热情高涨的翰林们只有徒呼奈何。接着，大清帝国政府派陈宝琛为钦差，赴上海高昌庙去与巴诺德（当时的法国公使）谈判；张佩伦则被遣往福建担任会办大臣，负责保卫福州；张之洞接任两广总督，前去驻守广州。
　　客观地说，这帮年轻气盛、头脑发热的儒生，实际上是毫无作战经验的，可想而知，让这些书生猛然间投笔从戎，战果自然一塌糊涂。在这一事件中，最终的结果是，面对僵持的局面，法国人按捺不住了，法军舰队司令孤拔下令，击败并摧毁了福建水师。张佩伦大人则如同一个只会吟诗作对的拉丁诗人一样被打得丢盔弃甲，狼狈地逃到一座山上躲了起来；张之洞大人则幸运一些——法国人没有攻打广州。
　　中法战争后，李鸿章东山再起，大权重握。这场中国的“牛津运动”就这样流产了。先前被派往上海高昌庙谈判的陈宝琛，受到免职处分。张佩伦，这位福州海战中的主要当事人被流放到驿道上服苦役，流放期满后，他遭遇到的居然是这么一桩极富戏剧性的巧合事件：他竟成了李鸿章的乘龙快婿！邓承修则先是被派往东京湾去划定边界，不久，干脆就从中国政坛上永远消失了。徐致祥在翰林院则被束之高阁，朝廷不再叙用他，他呢，则开始沉湎于酒色，这导致了他的早逝。在他死前，他曾上书猛烈参劾张之洞（30）大人，我记得他的措辞极其严厉，他指责张大人背离了早期的原则，竟然向李鸿章靠拢了。
　　在这场中国的“牛津运动”中，有两人在清流党解体后没有失宠，即李鸿藻大人和张之洞大人。皇太后陛下对李鸿藻大人还是持一如既往的尊崇态度，恩遇有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李大人死后，她赐给他最荣耀的“文正”谥号——正是这件小事，使我洞悉到皇太后陛下内心所持的立场，这一事件标志着皇太后陛下内心是站在“牛津运动”发起者一边的。
　　同已故的维多利亚女王一样，她不能容忍帕麦斯顿勋爵，我们的皇太后陛下也绝不会发自内心地喜欢李鸿章——尽管她不得不利用他那双富有经验的手来处理帝国的内外政务。当张佩伦——那个福州海战的主要当事人流放归来，并成为李鸿章的乘龙快婿之后，李鸿章请求太后将其官复原职，对此，太后不客气地加以拒绝了。她无法想象，一个曾经属于“牛津运动”阵营的人，竟然会跟李鸿章的女儿结婚！
　　在这里，李鸿章被我称为“中国的帕麦斯顿勋爵”，那么对于张之洞大人，我们则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格莱斯顿（31）勋爵”——他们分别是中英两国“牛津运动”的派生物。格莱斯顿勋爵先是英国圣公会高教会派保王党人，后来则成为帝国的首相；张之洞大人呢，他起初是一个中国儒家“高教会”的保守代表，后来则成为立宪政治的鼓吹者。不客气地说，他们二人都算是学者，可惜的是他们的学养也都算不上深厚，在学识上甚至可以用“肤浅”二字评价。因此，从他们两人身上，我们事实上都可以看到中英两国的“牛津运动”在精神文化方面都存在严重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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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产阶级儒生之崛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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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中英两国的“牛津运动”的共同缺陷在于：他们都简单地从各自既定的理论原则出发来看待问题。在英国，是基于基督教的原则；在中国，则是基于儒家思想的原则。这两场“牛津运动”的阵营里的学者们都想当然地认定，既成的基督教原则或儒教原则是千真万确的，而不敢或不愿以对事物本质的探索来检验一下这些原则究竟是否真的正确。简而言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英国的“牛津运动”，其思想都从未虑及事物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他们探讨的问题从未触及到事物的道德根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国的“牛津运动”都算不上是真正的智识启蒙运动，他们的理论所体现出的肤浅和虚伪，是他们的致命弱点。总之，分别投身于本国的“牛津运动”的两国学者都同样地缺乏富有活力的思想，并且也没有真正的思想家所具备的那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其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从未触及事物的道德根本。这就是投身“牛津运动”的学者们思想极易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所在——纽曼博士后来改变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格莱斯顿勋爵和张之洞大人则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变自己的政见。
　　简而言之，张之洞和格莱斯顿一样，他们不是思想家，而是杰出的雄辩家；他们不是真正的学者，而是所谓的“文人”或曰“士大夫”。但是，作为中国“牛津运动”的成员，张之洞大人却有一种李鸿章从不曾有的思想能力。说实在的，李鸿章是个庸人，不过，像帕麦斯顿勋爵那样，他是一个带贵族气质的庸人：他具备一个中国翰林所应具备的优秀的外在涵养和良好的仪表气度，因为他出身于翰林院——中国的“牛津大学”。但是，他除了早年为参加科举考试而受到的一般儒家教育外，就没有接受更广泛、更深刻的文化教育了。值得一提的是，他勤奋而有条不紊的办事作风补偿了他的不足。长期处理实际政治事务的丰富经历使他获得了切实可靠的实践知识，因而，在处理实际问题方面，他比张之洞大人这种见识不广、缺乏主见的学者型人物要显得更为果断、老练。
　　中法战争之后，张之洞大人继续留在广州。正是在那里，他的所见所闻使他离弃了中国牛津运动的原则，变成一个维新人士。其实，那场广为西方人所知的中国改革（即清末新政），真正的发起人是他，而不是袁世凯。
　　这场新政，经历了三个比较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乃是以发展实业即实现中国的实业化为目标，张之洞大人在广东施政期间形成了这一思想，后来在武昌付诸实施。第二阶段始于甲午战争之后，其目标是振兴军事，即使中国的军队实现军事近代化，改革军事体制。在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张之洞编练了一支由德国军官训练的中国模范军队。这场改革运动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开始于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其直接目标是实现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英国，按照马修·阿诺德的说法，正是纽曼博士领导的牛津运动的影响，才导致了中产阶级及其自由主义的崩溃；同样，在中国，也正是由于中国的“牛津运动”的影响，我们才得以推翻李鸿章及其统率的粗鄙、腐败的寡头政治。“牛津运动”的影响——或者说是那种对优雅事物的热忱挚爱、那种高尚的“牛津情感”使得张之洞觉察到了李鸿章当年引进的那些外国社会发展模式及其所导致的统治阶层的粗陋与腐败，并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张之洞和所有中国“牛津运动”的成员，最初都坚决反对引进外国的社会发展模式，因为他们当时都一眼看穿了伴随这些发展模式而将要纷至沓来的粗鄙和丑陋。
　　然而，中法战争之后，张之洞大人逐渐认识到，所谓“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的主张，即仅仅使用严正的儒教原则来对付法军舰队司令孤拔及其所指挥的那些配备有骇人巨炮的丑陋的钢铁战舰，绝对是无济于事的。于是，他不得不开始寻求调和折衷的道路。一方面，他觉得利用那些丑陋可怕但威力惊人的外国器物乃是迫不得已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使用这些现代工业文明产物的同时，应该并且能够尽可能地消除其中包含的庸俗、丑陋的部分。
　　在这里，我想指出，尽管张之洞大人后来改变了自己的政见，但是他所主张的改革跟李鸿章是绝对不同的——这样一个事实可以作为证明他的纯洁动机和高尚爱国精神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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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产阶级儒生之崛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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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担任两广总督和湖广总督的时候，正如有些宵小可能会加以指责的，他“滥用公款以引进西人器物”，但同时他也毫不吝惜地拿出自己的所有私人财产，用以创办各类高等学院和学堂，并专门鼓励人们研习儒家原则（即创办存古学堂之类的学堂）。他认为，在这种时候，为时局所迫，他引进了西方的近代器物，为了消弭随之而来的粗鄙，就必须加强对儒家经典的研习。因此，这种“存古”之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必要。
　　于是，张之洞大人变成了一个维新主义者。这位昔日“牛津运动”干将推行的新政政策，也成为中国的一股政治潮流——从最初的阻碍、抑制到最终的摧毁和消弭，他成功地化解了以李鸿章为首的寡头政治集团及其推行的鄙陋的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政治影响。事实上，正是这股中国“牛津运动”所衍生的情感浪潮，助长了中国的儒生阶层对于以李鸿章为首的寡头政治集团的不满，也助长了对那种自以为是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不满，并为其在甲午战后的突然崩溃和最后消亡铺平了道路。当李鸿章带着《马关条约》及莫大的耻辱从日本回国时，也正是那种当年由“牛津运动”所衍生的潜在不满情绪，使得顽固保守分子——如帝师翁同龢之流——也悍然将自身的命运与暴发的康有为新党及其所倡导的激进的“雅各宾主义”绑到一起了。
　　马修·阿诺德说：“一股对于既往历史的强烈不满情绪，一种对于抽象革新体制的生搬硬套，一套精心炮制、文采华丽的新式学说，一个面向未来、自称前景远大的合理社会构想：所有这些，就是雅各宾主义的做派。”我认为，这也是李提摩太（32）牧师和为那些自命为“中国朋友”的外国人所极为赞赏的康有为们的做派。
　　更有甚者，“外国朋友们”不仅赞赏康有为们以及他们胆大妄为的做派，当皇太后陛下努力以最体面的方式试图将中国从康有为们所倡导的激进的“雅各宾主义”中挽救出来的时候，列国的驻华公使居然千方百计干涉她，甚至还起了限制她老人家行动自由的罪恶念头。至于中国的普通民众——整个华北地区的农民们则奋起支持皇太后陛下，反对康有为们的“雅各宾主义”，从而使中国的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西方人错误地认为，在中国，只有儒生才会排外，一般老百姓则不排外。殊不知，在所有国家里，普通民众往往都会比知识阶层更为保守。在中国，儒生们同普通民众一样排外，但如果论及对维新变法的反对，恐怕后者的反对情绪还要严重些——总之，在中国只有一个阶层既不排外也不反对维新变法，那就是在中外贸易中暴发的买办阶层。
　　中国的普通民众之所以奋起反对康有为们的“雅各宾主义”，乃是因为这种激进的思潮意味着中国要陷入全盘西化的深渊。尽管我还不能确定早期的“中国牛津运动”对于普通民众的影响有多深刻，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无疑有助于一般民众凭自身的文化本能而感觉到，中国的全盘西化意味着西方那种粗鄙、丑陋的工业文明的大肆输入。因此，当普通民众看到欧美列强公然支持康有为们的“雅各宾主义”时，他们奋起反抗，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所有在华的外国人都消灭或赶出中国，便是不幸而又顺理成章的结果了——所有这一切的原因，乃是在于：对普通民众而言，全盘西化意味着让那种粗鄙、丑陋的现代工业文明之恶魔主宰这个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老帝国的命运，进一步，对于那些满脑子充满恐惧的普通民众所做的一切，我们也不难理解了。总之，这就是当年义和团成员为何陷入一种群体性狂热的道德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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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产阶级儒生之崛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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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北京的局势顿时变得复杂至极，同时也危险之至。皇太后陛下竭尽所能，施展一切政治手段以挽救危局。但是，那些驻在北京的欧洲列国的外交官们，不仅不对我们这位国母表示起码的同情，反而极尽威胁恫吓之能事，到处带着自己手下的小撮卫兵在中国的首都耀武扬威。为了抵制康有为们激进的雅各宾主义的影响，皇太后陛下不得不召唤满洲贵族的高贵的勇武精神和高尚的抵抗力量。已故的宓吉（33）先生在其《英国人在中国》一书中指出，在中国近代各阶层中，满洲贵族其实是最不排外的。然而，此时此刻，满洲人的热血沸腾起来。这沸腾的热血，带着他们的高贵精神和高尚的抵抗力量，一旦这种力量同外国外交官那狐假虎威的恫吓狭路相逢，一场大危机的爆发也就在所难免了。到了这个时候，即便皇太后陛下再伟大，即便她的政治手段再灵活，也是无能为力了——正如一个德国诗人所言：“攻击愚昧，神仙来战也是枉然。”
　　在这最危急的关头，张之洞大人要扮演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眼下，康有为及其所倡导的雅各宾主义已然偏离了他的维新方案。不仅是康有为，还有那个在雅各宾主义者中称得上最为才华横溢的人——梁启超。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所有最臭名昭著的年轻雅各宾分子，要么是康有为的门生，要么是他的特殊党徒。中日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最初在北京鼓吹他的雅各宾主义时，很不受欢迎，随即被赶出了北京城。然而，正是在张之洞大人的支持下，他才得以再次进京蛊惑光绪皇帝，甚至使其接受了他那套极富雅各宾主义色彩的维新变法方案。这一次，当年“牛津运动”的影响再次挽救了张之洞大人。马修·阿诺德先生所说的那种追求优雅和美好的“牛津情感”，使张之洞大人对康有为所持的雅各宾主义的激进、粗陋之本质逐渐产生憎恶感。于是，在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得以在全中国付诸实施的最后关头，张之洞大人明智地舍弃了他们，返回了“牛津运动”的大营。
　　梁启超，这个最具才华的雅各宾分子，此后一直指责张之洞大人居然像卑鄙的袁世凯一样，是一个投机政客——因为张大人曾在他们落难的时候退缩回保守派的阵营了。
　　我认为，这一指责既是绝对不合事实的，也是不公正的。我曾经亲自出席过张之洞大人召集的一次幕僚议事会，会议的议题是要讨论如何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当时，康有为正以皇帝的名义大肆颁发维新法令。因为这是总督第一次准许我参加他的心腹幕僚内部会议，所以我至今仍可以非常清楚地回忆起那个场景。在此之前，我曾经冒昧地提醒过总督大人，我对他说：“就我所知，康有为人品卑劣，其计划亦虚夸不实”。此外，我还把“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这句约翰逊博士（SamuelJohnson，1709-1784，他是英国有名的诗人、散文家、文评家和语言学家。）的名言尽可能准确、清楚地翻译给总督大人听，然而，当时总督大人对于这番话是听不进去的，还指责我不懂中国政治。到了康有为及其雅各宾党人露出狰狞面目时，总督大人便想起了我，于是，他专门叫我出席他的私人幕僚议事会，讨论对策。这个议事会在武昌棉纺厂的楼顶召开。总督非常激动。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老总督在月光下来回踱步的情景，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不得了！不得了！”我们的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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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产阶级儒生之崛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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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畏烦琐地举出上述细节，乃是代表老幕主做出反驳，也是为了使人们相信——说张之洞大人像真正的投机分子、乱臣贼子袁世凯所做的那样悍然出卖其雅各宾派的朋友，这一责难有失公允。或许，比我的反驳更为有力的证据就是他自己写的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即那本广为当时西方人所知的题为“学习”（Learn，或更确切地应译为“教育之必要”）的书。（34）西方人认为，此书证明，张之洞是赞成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方案的，其实，大谬不然。这本著名的小册子，是我们在武昌棉纺厂召开那次议事会之后立即写出来的——可以说，它是张之洞大人反对康有为及其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也是他的“自辩书”。该书告诫他的追随者和中国所有的儒生，要坚决反对康有为推行维新变法的方式，此后，凡是欲推行此类的改革，就必须首先从教育入手。更进一步地，这本“自辩书”陈述了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张之洞大人之所以部分放弃他早年严格信奉的儒教原则，转而赞成、提倡引进西方近代文明的部分成果，乃是事出有因。
　　张之洞大人的这部名著，像纽曼博士那本著名的《自辩书》一样，是人类智识发生微妙变化的一个极为突出的例证。按照此二人的看法，明辨是非的真理和道德准则都不是绝对的，并且不是对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约束力。关于纽曼博士，正如查尔斯·金斯尼（CharlesKingsley）所批评的那样：“真理自存，总体说来，它不必也不应该只是罗马传教士的美德之一。”至于张之洞大人，他一方面认为儒家原则是真理，在个人的道德生活中必须绝对遵从；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一原则在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则行不通了。儒家圣人之教，告诫个人或国家不必亦不该专心致志于对财富、权力和物质繁荣的追求，这一点，本乎孔子“贱货贵德”之说——而现代西学的功利主义理论则教导人们，人生的成功和国家的强大，其基础乃是在于拥有巨额的财富、无上权力和煊赫的物质繁荣。按照那个在中国鼓吹西学最为热心的李提摩太牧师的说法：“一种没有商业价值的教育，是绝对无用的”（35）。
　　面对这两种彼此相互矛盾、冲突的理想——即儒教的理想和现代西学的理想——张之洞大人曾天真地试图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它们调和起来，他得出一个结论，即对于这个问题一个人必须有双重道德标准才行。其中，一重标准是关乎个人生活的；而另一重则是关乎民族和国家生活的：作为个人，中国人必须严守儒教原则，但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则必须抛弃儒教原则而采纳现代西学的原则。简而言之，在张之洞看来，就个人领域而言，中国人必须继续坚持自我的认同，努力做儒门“君子”；但整个中华民族，或曰中国国民，则必须全盘实现西化，全部变成“食肉野兽”以适应那主宰国际大环境的“丛林规则”。为此，他煞费苦心地动用了自己丰富的学识，不辞劳苦地列举出古代中国的例子，试图证明在遥远的混乱时代，中国人也曾努力要变成“食肉动物”，以免受到外族欺凌。总之，张之洞大人就是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来阐明自己的学说的。
　　张之洞大人认为，他这种奇特而荒唐的调和是正当合理的。他当时的理由是，我们中华民族当下处在那些“只认强权不认公理”的食肉民族的包围之中，为了消弭那种已威胁到古老的中国及其文明存亡的巨大危险，民族的自强已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因此，张之洞大人身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孔门弟子，在他心目中，中国以及中华儒家文明的利益与安全是超越一切道德准则之上的，这就如同在纽曼博土心目中对于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利益和安全的认识一样。事实上，正因为纽曼博士对于基督教的优雅与美好持如此的挚爱，才使得他为了挽救和维护基督教——在他看来，基督教具体体现在罗马天主教会中——而认为他在某种特定环境下抛弃基督教的原则是正当合理的。同样，出于对中国以及中华儒家文明能否得以存续的强烈忧患意识，张之洞大人认为，他是被迫搞这种调和的——他迫不得已部分抛弃儒教原则，对于整个中国及中华民族来说，是完全有必要的。
　　总之，话说回来，无论是纽曼博士还是张之洞大人，像所有“牛津运动”的成员一样——鉴于我已指出过的那种弱点——他们都是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也都是那种其才智被自身过于强烈的空想所扭曲的人。孔子曾说：“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法国人茹伯则说：“愚昧，从道德方面看，可以减少罪过；从智识方面看，本身就是最大的罪过。”纽曼博士和张之洞大人所采用的这种调和折衷的办法，在道德上和宗教上造成了所谓“耶稣会教义”的产生，在政治上则造成了一种被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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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产阶级儒生之崛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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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张之洞大人和纽曼博士这样的人——正如我所说过的——是品格高尚、行事动机纯洁的人，但是，当张之洞大人将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教给中国的儒生和统治阶层时，当他的宏论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亦不及他纯洁的人所采纳时——例如被袁世凯这种天生的卑鄙无耻之徒所采纳的时候，其对中国所产生的危害——我不得不说，甚至比李鸿章那种市侩味十足的“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危害还要大！
　　当年，当庚子事变结束，朝廷回到北京之后，中国政府在全民族的支持下，开始致力于采纳西化方案——数年前，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欧洲那种极端的物质功利主义文明的可怖巨兽次被正式带到中国的大门口，置于古老的儒家文明面前。此前，中国的儒生们虽然对这一可怖巨兽感到惊奇、厌恶和憎恨，但他们仍然可以蔑视它，可以努力不去理会它，也可以不用想像它对于中国人及其文明可能造成多大伤害。那时，这个巨兽还远在欧洲，远在另一个大陆，所以它的危害距离我们尚且遥远。然而，在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及其文明与这头可怖巨兽之间，就仅仅是一海之隔了！
　　于是，在中国的儒生中，便激起了一种异常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导致的结果，自然是一场因忧患和激动而产生的群体性疯狂——那些往日最为坚定的保守派，乃至身为万乘之尊的光绪皇帝，居然也愿意同康有为及其党徒——他们是中国的雅各宾派，也是打算把希腊人的木马引入特洛伊城（36）的贼子——合作了！实际上，这种举动就是要祈求、召唤现代欧洲物质功利主义文明之可怖巨兽来援助中华民族了。对于这种无奈的举动，反对的呼声自然此起彼伏：“我害怕希腊人，甚至怕他们的礼物！”张之洞大人在这时候，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不得不建议对之进行调和，但是，高傲的满洲贵族们却起而声言：“不可，我们宁愿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去死！”他们誓死抗拒这一亘古未有的巨变。已故的帝国重臣徐桐——值得一提的是，他是一个保守的满洲贵族，也是一位我们中国的一流人物——便说：“要亡么，要亡得正。”
　　与此同时，出于对现代欧洲功利主义文明即将占领中国并毁灭中国文明的恐惧，出于对这头可怖巨兽的害怕——再进一步说，出于对“亡天下”的恐惧，普通的中国民众，特别是整个华北地区的农民们顿时陷入了一种群体性狂热状态，他们组成了义和团，树起“扶清灭洋”的大旗，奋起支持满洲贵族。皇太后陛下无奈之下，只有尽其最大努力设法摆脱这种困难而复杂的局势。但是，当列强的海军袭击并攻占大沽口的消息传到北京之后，皇太后陛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战败的人来说，不再希望有任何救星便是惟一的救星。”身为一个绝望的母亲和统治者，她同意下令向公使馆开火。于是，一些满洲贵族和整个华北地区的农民们便疯狂而不顾一切地做出了一系列极端举动——他们要赤手空拳地将现代欧洲功利主义文明这一可怖的巨兽，乃至“在华的所有洋人”统统赶入大海！
　　就像这样，整个中华民族以其自身的文明资源——以满洲贵族的英雄气概和勇敢的义和团战士视死如归的精神——正如八国联军总司令、海军上将西摩尔的一个部将所看到的那样，中国人如痴如狂地向现代欧洲文明的枪口冲锋，与他们的死对头作孤注一掷的抗争，要以这种玉石俱焚的悲壮方式去保卫、挽救中华文明。遗憾的是，他们的最后一搏以失败而告终。此后，中国人得出一个结论——正如我将说明的那样，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凭中国自身的文明资源去对付现代欧洲现代功利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终归无能为力，亦是徒劳之举。
　　因此，正如我所说，当朝廷在庚子事变后回到北京时，中国政府在全民族的支持下，走上了西化的不归路。在这里，我还想指出的是，鉴于目前的中国局势，真正让人觉得可怕亦可悲的地方在于，当整个中华民族决心抛弃他们自身的文明而跪拜于现代欧洲物质文明时，在整个帝国内竟然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对现代欧洲文明的真正内涵有丝毫的了解！康有为以及中国的“雅各宾分子”们，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只想通过一个简单的维新变法行动——仅凭皇帝的一纸“上谕”来在古老的中国实现西化。若不是皇太后陛下采取强力措施，成功地夺回其外甥、即光绪皇帝的统治权，并镇压康有为以及他手下“雅各宾派”党徒——那么，全世界人将看到一场可怕的悲剧：整个中华民族就会像一个疯子一样行动起来，砸碎自己家中的所有家具，拆毁房子，而代之以纸糊的家具和劣质的纸板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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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产阶级儒生之崛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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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太后陛下在庚子事变结束后回到北京，便决定采取行动，以除时弊。她绝不允许自己或任何别人再像她的外甥、即光绪皇帝那样行事——即听从康有为及“中国雅各宾派”的居心不良的鬼话，按自己个人的意志颁布法令来推行所谓的维新变法，以图在中国实现西化。
　　作为一个拥有高贵天性的满洲人，皇太后陛下个人对于欧洲文明及其社会发展模式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是作为一国之主——在此，皇太后陛下显示了她的完美品格和杰出的政治家风范——她感到有责任让自己个人的喜好与愿望服从于全民族的利益与意志。不仅如此，所有的满洲贵族成员也像她一样，他们出于满人高贵的天性，并不热爱现代欧洲文明，但是他们会主动而自觉地服从于民族整体的利益与意志。
　　在此，我可以指出，那些暴发的买办阶层和一部分卑劣无德的儒生，或者那些具有鄙陋的市侩智慧而缺乏高贵品格的人——主要是这些人，他们渴望享受现代欧洲物质文明所带来的肉欲的满足，因而成天叫嚣要在中国搞全盘西化。客观地说，作为一个阶层，对于他们的欲求，高层也无法忽视。
　　因此，综合各种势力的欲求，中国的皇太后陛下不得不以她伟大的人格强迫高傲而生来倔强的满洲贵族们服从全民族西化的意志和命令——但是，尽管如此，她仍下定决心，在中国推行西化的每一个改革举动和措施，都不能由某个人擅自为之，甚至包括她本人在内，而必须得到全民族充分而自由的认可——例如得到代表民族意志的各部大臣、在京的其他名人显要以及各省督抚的同意才可以。简而言之，皇太后陛下决定，如果中国非要进行一场革命不可了，它亦将是如伟大的英国公爵威灵顿（Willington）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那应该是“一场合乎法律秩序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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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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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曾国藩之后，中国儒生名义上的首领是李鸿章。中日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倒台，中国的儒生们面临群龙无首的困局。这种情况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中国的统治权——正如我所说过的，它曾经在太平天国叛乱时期从满洲贵族手中落入汉族士大夫手里——现在则又重新回到了满洲贵族手中。裕禄（37）继李鸿章之后做了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不过，这位满人总督在义和团暴动时因兵败而自裁于天津。不过，他还算不上是满洲贵族的首领。真正的满洲贵族首领是已故的军机大臣荣禄（38），他堪称中国的索尔兹伯里勋爵。
　　已故的索尔兹伯里勋爵不仅拥有卡莱尔极为欣赏的那种彬彬有礼的英国绅士气派，而且在私人和社会生活中兼有马修·阿诺德在谈论诗时所提到的那种“气魄”。在这个工业化时代，他堪称英格兰贵族阶层中最后一个优雅的人。荣禄不仅具有高尚的品质和尊贵的气质，身为满洲最后一个“雅士”，人们常可以从这个有教养的满洲青年身上看到那种温文尔雅而不失宏大的气度，或者说是一种真正的贵族特有的威严。目前，我在北京见到的最为出色的满洲贵族，甚至于现在的摄政王，也没有索尔兹伯里勋爵和荣禄身上的那种气质。当然，除了荣禄之外，近来满洲贵族中惟一的另一位具有类似“宏大气度”的人，则是已故皇太后陛下——她不仅是一位像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那样的伟大贵妇或曰女主，她甚至还称得上是一位高贵而“不同寻常”的女性。（39）
　　然而，俾斯麦对于索尔兹伯里勋爵的看法，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的荣禄——在谈到身为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的索尔兹伯里勋爵时，俾斯麦不客气地评论道：“他只不过是一块看上去像钢材的涂色石膏”。说白了，就是说他“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相反，俾斯麦则与比肯斯菲尔德勋爵一样，富有才华与政治谋略。无论是索尔兹伯里勋爵还是满洲人荣禄，他们都不曾自命为“天才”。相比之下，不管是俾斯麦还是比肯斯菲尔德勋爵，他们则都曾费尽心机要提升自我的修养，提高智识水平。另外，索尔兹伯里勋爵和荣禄的血液里都只仅有英雄主义气概和高贵的品格——可以说，他们是人中之瑞，算是块可造之材，但是，他们却并未努力——也或者因他们太过执拗、高傲而不屑于去做那样的努力，即他们不屑把将自己血液中的高贵因子经由智识修养的萃取与提炼，因此，他们未能将其自身潜力进一步发挥出来，没有能以提高自己的施政水平而在本国政坛做出更宏伟的事业。（40）
　　结果，他们两个人，索尔兹伯里勋爵这个品格高贵的英国大贵族，与骄傲的满洲贵族荣禄——当他们在各自的国家处于危急的关头，而本人又负有最高责任的时候——他们两人都非但未能控制局势，反而听任局势的摆布。索尔兹伯里勋爵做梦也想过要向南非的布尔人开战，更没想到要吞并德兰士瓦。但他听凭事态自由发展，直到南非共和国总统克鲁格（Kruger）送来了最后通牒之后，那个伟大而骄傲的赛希尔（41）的热血，才终于战胜了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索尔兹伯里勋爵，使他在战争爆发前夕的那场极其动听、令人难忘的演说中，怒火中烧，不可遏止。这一演说，读起来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科里奥兰纳（Coriolanu）的那场演说：
　　你有数不清的谎话！叫我撕裂心肺
　　也容纳不下。呀，奴才，你这该死的奴才！
　　原谅我，爵主们，这是我生平头一次不得不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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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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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反应的结果是布尔战争的爆发和南非持续两年多的祸乱，说得更深远一些，导致了大英帝国的衰落。同样，中国的荣禄——正如有一天保存在武昌总督衙门的电报会证明的——他做梦也不曾想攻打外国使馆，更谈不上要将所有外国人都赶出中国去。要说正确和公正，外国人指责已故中国皇太后和荣禄处心积虑围攻使馆，要把所有外国人赶出中国，就好比指责已故维多利亚女王和索尔兹伯里勋爵在南非战争之前阴谋发动布尔战争并吞并德兰士瓦一样。
　　事实恰恰相反——尽管荣禄已尽最大努力去制止那些因自尊被洋人刺痛而发疯的满洲贵族们，他也努力要保护在京的外国人，以维护列国间的和平，但是，当克林德男爵被董福祥（42）军纪涣散的部下杀死时，他心如刀绞，立刻给张之洞总督发出一封加急电报，发出了绝望的呼叫：“Toutestperduforsl’honneur——一切都完了，只剩下自尊了。”
　　实际上，像索尔兹伯里勋爵一样，荣禄听凭事态自由发展，漫无节制，直到外国海军发动猛攻，占领大沽口炮台，他身上流着的那高贵的满洲贵族血液才占了上风。于是，他放开羁縻之手，让端王带着疯狂的拳民，让董福祥带着麾下漫无军纪的甘军为所欲为。这一决定的结果是整个华北地区陷入一年半的骚乱中，而无辜的中国人民则不得不每年把千百万两白银送入外国国库。
　　这样，索尔兹伯里勋爵和荣禄一经考验，便表明他们正如俾斯麦所说：“只是一块看上去像钢的涂料石膏。”孔子说：“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出自《论语·阳货第十七》）。
　　在议和结束，朝廷回迁京城后不久，荣禄大人便死去了。此后，庆王（43）继之成为满洲贵族的领袖——尽管中英两国社会状况有别，但庆王就是中国的贝尔福勋爵。像贝尔福先生一样，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者。有些没有头脑的外国人，以及类似的中国人，将这样一个事实——即庆王从其所栽培和庇荫下的那些有油水可捞的下属那里接受钱财和礼物，说白了也就是他受贿的事实——过于看重。
　　其实，庆王并不像李鸿章那样对钱财本身怀有卑鄙无耻的贪婪之心，而是他身上那种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使得他无所顾忌地从其被保护人那里接受礼物和金钱。正如臭名昭著的罗伯特·沃波尔（44）爵士的犬儒主义使他在他那个时代容忍和庇护英国的“假公济私者”一样。沃波尔爵士曾说：“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庆王则说：“我的身后事，与我无关”。在庆王看来，如果一个无望世界上的无望政府，连他这个奢侈惯了的老头子及其一家老小也养活不了，而他自己又辛辛苦苦一辈子，为了挽救这个无望世界上的无望政府，耗尽了全部的房产、私人财物乃至自己的一生，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老头子就要依靠自己来为自己及一家捞点外快了。假如英国的贝尔福先生生活在乔治时代而不是维多利亚时代，他的犬儒主义将使他像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一样，容忍和庇护“假公济私者”。假如他生活在中国，也会接受张伯伦先生及其伯明翰朋友的礼物和钞票，就像庆王接受袁世凯及其来自广东的朋友们所送的礼物一样。（45）
　　爱默生说：“我们评价一个人智能的高低，要看他抱负的大小。”因此，我在另一本书中曾指出，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抱悲观主义，是其智能不健全或有缺陷的确切标志——现在中国的满洲贵族，像所有国家的贵族一样，最初都是一个军事部族或种族，其专长在于能征善战。它从形成之日起，就更需要和更重视发展体力，而不是脑力或智力。因此，该部族的后代，甚至到了晚近，社会环境改变了，但一般说来，他们仍然不爱去进行脑力或智力方面的训练，加强这方面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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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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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如果缺乏智能方面的修养，你就无法有思想，也无法了解思想。进一步说，若没有深厚的智能修养，你就不能有正确的思想，而没有思想，便无法对现实作出说明。一个没有思想的人只能看见事物的外表，却无法见到事物的内涵，见到那物质客体的内在道德特质或精神价值。对于一个没有思想的农民来说，正如华兹华斯所言：路旁的樱草就只是一颗樱草，再也没有任何别的意义。简而言之，没有思想，人们无法说明和了解现实的内涵，而没有正确的思想，人们便无法得知现实真正的内涵——那种现实内在的道德特质或精神价值。（46）
　　因此，一个国家的贵族阶级，像中国的满洲贵族和英国的上层阶级，因为他们缺乏智识修养，一般说来没有思想且无法理解思想，结果也就无法解释和说明现实，然而，生活中的现实，就像古埃及的斯芬克斯之谜一样，如若得不到正确的解释和说明，她就会将其人和民族一起吞并——在太平时期，对于那些生活在古老的既成的社会和文明秩序中的人来说，不必自行理解生活中环绕自己的种种现实——那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社会，既成社会秩序和文明中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因为这些现实已经得到了解释，绝对毋需人们再去自行解释。然而，生活在革命和“开放”的时代——比如当今生活在中国和欧洲的人们——当文明与文明相遇，冲突和碰撞之时，一个民族旧有的社会秩序、生活方式与习惯，就像大地震中的陶器一样很容易破碎——在这样的时代，人们突然面临新的现实，他们不得不对其作出正确的解释和说明，否则，新的现实，就如同那埃及的斯芬克斯女怪，将要吞没他们、吞没他们的生活方式及其文明。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发现那些具有智识修养的贤者，像中国文人学士的代表张之洞，英国中产阶级的代表纽曼博士和格莱斯顿，他们有思想且能理解思想——这些人做出了真诚而英勇的努力，来说明解释新时代的新现实。但是，由于他们的智识修养肤浅，不够深厚，因而其思想不正确，只是虚假的不成熟的思想——他们对于新现实，也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说明，只能做出虚假的总体说来错误的说明。当他们发现自己错误的解释和说明拯救不了自己的时候，又改变主意去搞折衷调和：以一种极端虚伪的理想主义来自行拯救。纽曼博士和张之洞这类人的极端虚伪的理想主义，正如我所说明过的，使得人们在宗教和道德上成为耶稣会士，在政治上则成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另一方面，贵族阶级中人，在一个革命和“开放”的新时代，由于他们缺乏智识修养，没有思想和不能理解思想——也就完全不能解释和说明现实。比如像义和团运动中的端王和疯狂的满洲王公贵族们，他们不去设法了解和认识现代欧洲文明的新现实，而是以英雄主义作拼死一搏，去对抗新的冷酷的现实——那可怕的现代欧洲文明的物质主义杀人器械，诸如连发的来福枪和马克沁机枪。他们仰仗满洲贵族的英雄气概、勇武精神和高贵品格，去赤手空拳地与现代工业文明博斗。但这些新的冷酷现实，就像埃及的斯芬克斯女怪一样，以这种方式自然是无法将其战胜和赶走的。因此，在这样一个革命和“开放”的时代，满洲贵族阶级的人们，当他们以自身所有的英雄气概和高贵品格去英勇抗击新时代的冷酷现实，而又无法将其战胜和赶走的时候，他们只能发现自己被可怕的新现实冷酷无情地击倒了——不久，他们就拒绝再战。然后，他们掏出手帕，揩干额上的汗珠说：“好一个野蛮的东西！与这种绝对无法理解的野蛮东西作战是毫无益处的。罢了，罢了，如果我们要灭亡，就灭亡好了，反正五十年后，我们都难免一死，迟死早死又有什么关系呢？此时此刻，我们还不如将这个无望世界上的无望生活尽量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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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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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我们就能够了解像中国的庆王、英国的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和贝尔福先生那样的人怎么变成悲观主义者，然后又由悲观主义者变成犬儒主义者的了。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犬儒主义使他容忍和庇护“假公济私”；贝尔福先生的犬儒主义使他能容忍约瑟夫·张伯伦先生，并培植和保护在南非的赛西尔·罗德斯（CecilRhodes）和杰米逊（Jamieson）博士；中国庆王的犬儒主义则竟使他说：“我死之后，即便天塌下来我也不管”，并对袁世凯及其广东朋友所送的礼物和银票来者不拒。
　　因此，我们发现，我所谓“一个人或民族抱有悲观主义，是其智能不健全和有缺陷的确切标志”一说完全正确。像纽曼博士和张之洞这样智识修养肤浅不深的人，他们具有不完善、不正确的思想，一旦面临革命和“开放”时代的新现实，他们就变成了极端理想主义者，或者像拿破仑所说的空想主义者（idealogues），从极端理想主义者或空想主义者又变成耶稣会士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而耶稣会教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不过是悲观主义和犬儒主义的别名和伪装形式罢了。另一方面，像庆王和贝尔福先生这样的人，他们甚至连肤浅的智识修养也没有，没有思想也不能理解思想，因而变成了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和玩世不恭的犬儒。
　　纽曼博士和张之洞大人那样的中产阶级代表，其高贵的天性使他们摆脱了其错误的人生观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即虚伪的理想主义的结果。同样，庆王和贝尔福先生那样的贵族阶级代表，其英雄主义和高贵品格也使他们摆脱了其悲观主义和犬儒主义所造成的后果，即那极端物质实利主义的结果。因此，尽管纽曼博士和张之洞在理论上都是耶稣会士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但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所信奉的却与其持论不同，他们过着一种正直无私的高尚生活。同样，尽管庆王和贝尔福先生在理论上均为极端的物质实利主义者，并且最终变成了悲观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但在实际生活中，贝尔福先生是一位温和的悲观厌世者，庆王则是一位好心肠的玩世不恭者。我相信，在英国，贝尔福先生是他的朋友们所尊敬的人物。而中国的庆王，我在北京时就曾听说，他受到仆人和随从们的敬重。
　　但是，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纽曼博士和张之洞这样的人，尽管其错误的人生观对他们自己的道德生活伤害不大；同样，庆王那样以犬儒方式供养自己及其家属的恶习，容忍张伯伦的贝尔福先生和赛西尔·沃波尔那类人的恶习——对他们自身的高贵气质也没有太大的玷污，事实上，就贝尔福先生来说，他那种态度甚至还可能给他的高贵品质增光——然而，纽曼博士和张之洞错误的人生观，以及庆王和贝尔福先生的恶习，最终将对世界——对于世界文明，产生无穷的危害。因为耶稣会教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使一个人或民族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生活；悲观主义和犬儒主义则使人或民族不可能有真正的智识生活，而没有真正的智识生活，真正的道德生活也是不可能的。孔子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见《中庸》第四章）
　　英国人有个“霸王”兰斯东（47），中国人也有自己的“霸王”铁良（48）。铁良是中国的改良派和革命党的绊脚石（betenoire），兰斯东勋爵则成为英国激进党和社会主义者的嫌恶对象。中国的革命党人有充分的理由痛恨满人铁良，犹如英国人有足够的理由憎恶兰斯东“霸王”。因为兰斯东和铁良这种人不仅是“霸王”，而且是煞星——一个上帝派来的可怕煞星，其特殊使命是“逮捕流氓和无赖”，打击乱臣和贼子，消灭一切混乱与无政府状态。事实上，这两个人，是那欧洲必定要来的、甚至中国也可能要来的超人同类，除非欧洲人和我们中国人马上改弦更张，那个超人将会携带比俾斯麦首相的“铁血”政策更为可怕的东西来，不仅报复性地“改造”我们，而且残害和丑化我们及其全部文明——将文明中的所有精华，包括其香甜之处、美丽之处乃至聪慧之处，统统糟塌得面目全非。现代欧洲人，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可怕超人真正令人恐怖的面孔。大约两千年前，我们中国人就在本国与这个极其骇人的超人面孔打过了照面，直到今天，中国的文人学士一想起他的名字，就不寒而栗。他在中国，人称秦始皇——就是那个修筑长城的皇帝。与这种超人相比，英国的兰斯东和中国的铁良只能算是其虚弱的代表，真正强有力的象征人物是中国那个著名的皇帝。这种即将来到欧洲也可能来到中国的恐怖超人——他代表着“在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之主张。他是《旧约圣经》中犹太人的神，也是现代那些没有思想的英国人的神。希腊人称之为公正的审判官或报应女神，罗马人则称之为彼拉多，他不知真理为何物，把拿撒勒的圣人（指耶稣）与强盗巴拿巴不加分别地一并钉到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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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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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欧洲人称这一超人为“警察”。这个欧洲“警察”现在也到了中国。（49）除非欧洲人不再做食肉野兽，而我们中国人既拒绝变做食肉野兽，又拒绝变成没有思想的英国人——这一“警察”、这一主张“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的“警察”的势力，就会不断膨胀，直到他变成那种可怕至极的超人。终有一天，他会毁灭全部人类文明，毁灭人类文明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而留下一片荒漠并称之为“秩序”为止。
　　生活在革命的混乱时代和社会变革时期，那些品德高尚但缺乏智识修养的人，要想不变成丧失理智的疯子，或不变成使他人丧失理智的无政府主义者，存在以下三种方式：像纽曼博士和张之洞那类人，正如我们看到的，其学问或智识高于简单智识或常识，他们使自己免于疯狂，靠的是抛弃常识、变成极端虚伪的理想主义者，即变成耶稣会士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所谓耶稣会士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就是通过一种虚假的极端理想主义，一方面以宗教热忱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又以热烈虚假的爱国主义相标榜的人。他们那自欺欺人的实践，实际上已经毁了自己的道德品质，但他们还在诓骗自己，以为由此保住自身高贵的品格。再一种方式，就是中国的庆王和英国的贝尔福先生所代表的。他们的常识远远超过了学识，生活在乱世之中，他们使自己免于疯狂，靠的是置学识乃至高贵品格——置“道德法律”于不顾，变成悲观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他们是抛弃和扭曲了智识的人；至于犬儒主义者，则是在抛弃了高贵品格之后，又抛弃了“道德法律”的人。但是，悲观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当其实际上抛弃高贵品格——抛弃道德法律的时候，却认为他们正以其坦率在挽救自己的高贵品质，挽救道德法律，而不像耶稣会士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那样是自欺欺人。悲观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坦白地说：“如何进退，需要三思。”他们用莎士比亚笔下鲍西亚（Portia）的话来为自己开脱：“如果行善与知道何为善行一样的容易，那么小教堂就变成大教堂了，穷人的陋居就变成王子的宫殿了。”然而，伏尔泰也说过：“胆怯是所有好人的不幸。”
　　最后一种方式，可以英国的兰斯东勋爵和中国的满人铁良为代表。他们既无常识又无学识，只有英雄主义和高贵品格——这样一种人生活在乱世，要使自己免于疯狂，靠的是变成白痴。他们成了盲目巨人。有力量却没有眼睛——没有一丝一毫的智慧。但他们是道德上的巨人，他们所拥有的力量是。一种“真正”的力量，一种道德力量。人们指责卡莱尔，说他不道德，因为他崇拜强力，殊不知所有“真正”的力量都是道德的——是一种道德力量。所有真正的力量都具有建设性，因而是道德的。而假的或虚伪的力量，虽貌似强大或自以为强大，其实虚弱不堪，就像那“看上去像钢的涂色石膏”一样——一旦付诸检验，会立马露陷。它具有破坏性，因而是不道德的。所有真正的力量之所以具有建设性，是因为它总是力求建立秩序，即使在进行破坏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必要的破坏正是为了建设——所有真正的力量所从事的破坏，都只是为了建设——为了建立秩序。（50）
　　盲目的力量——像兰斯东勋爵和满人铁良那样的人的无知无识的力量——是一种巨大的真正的道德力量，因为他们能够克己。孔子的一个弟子曾请教他何为真正的道德生活（仁），孔子回答说，就是“克已复礼”。因此，中国的端王及其拳民，以及英国那些鼓吹妇女参政的女人们所具有的那种狂热或高贵的疯狂，虽然是真实的力量，却并非是健全可靠的力量，“因为他们不能充分地克制自己”。在此，我可以顺便说一说，北京和外地的那些贫苦的满族家庭妇女——还可捎上日本妇女——所有这些高贵的妇女，处于无政府混乱时代，为了尽力保持她们的高贵品质，甚至比英格兰那些主张妇女参政的妇女遭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但是我们中国的妇女，特别是满族妇女和日本妇女（51），却没有尖声叫喊去跟警察搏斗。她们只是以苍白的面容、倦怠的双眼和凹陷的两颊做无声的抗议。当一个生人从旁经过并试图与她们搭话的时候，这些苍白的面孔因太疲倦而失去骄傲，因太悲哀而不再美妙，她们以无声的尊贵移开目光，转身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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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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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转身凝视地上，
　　面容丝毫不为埃利阿斯的话所打动，
　　俨然一块坚硬的燧石或马尔佩斯山上的大理石。
　　任何一个想要了解中国义和团运动狂热风暴的英国人，都应该到北京或南京贫苦的满族聚居区去走一走，看看那里本该成为最优秀的高贵妇女们所遭受到的摧残，如果他有些头脑，起码还有一点点高尚的人性，那么，他就会自愧无颜，悔不该讲些什么汉人或满人穷凶极恶、如魔鬼般无情之类混活了。简而言之，这些汉族和满族妇女，还有日本妇女，由于她们确实坚强，具有真正的道德力量，拥有孔子所讲的古代自尊的人们那种克己和沉静，所以，她们比英格兰那些尖声叫喊并与警察搏斗的现代妇女、那些即使和她们遭受到同样的苦难也必定没有她们坚强的妇女更有自制力。
　　言归正传。虽然满人铁良像兰斯东勋爵一样，没有荣禄和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气魄”，但由于他们能够克己，因而也就摆脱了索尔兹伯里勋爵和荣禄特有的弱点：极端的急躁和任性。铁良，和兰斯东勋爵一样，以沉着冷静著称，在革命和国家剧变的时代，这是一种伟大而可贵的品质。借用一句俾斯麦的隐喻来说，如果荣禄和索尔兹伯里勋爵是看上去像钢的涂色石膏，那么铁良和兰斯东勋爵则是水泥——坚硬的水泥。进一步说，在革命和“开放”的时代，像纽曼博士和张之洞那样的人——拥有极端虚伪的理想主义，变成了“毒气”；像庆王和巴尔福先生那样带有极端物质实利主义倾向的人，则变成了“泥浆”。而像铁良和兰斯东这样的人，由于连何为理想主义与物质实利主义也一概不知，仅仅具有英雄主义和高贵品质，便成了又硬又纯的水泥。对于奠基房子来说，水泥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材料，它能用来抵挡暴风雨和洪水的冲击，保证房屋不致于整个儿地坍塌。然而，当环境迫使你不得不改变和扩建房屋的时候，那房中用水泥制成的东西不仅没有用，而且肯定还难以处理，妨碍你行事。要是赶上一场地震，那就连房子带房中的一切，都要一并遭殃。我隐喻的话就此打住。在一个国家，像中国的满人铁良和英国的兰斯东勋爵这样的人，他们固执，却有强烈的廉耻感和责任感；刻板僵硬，但确实正直诚实；酷爱秩序，勇武有气节（moralhardiness），又具有高傲的抵抗力量；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还沉着冷静。
　　即使天塌下来，砸在身上，
　　他也绝不动摇，毫无恐惧。
　　这样的人，在社会剧变和国家动荡时期，就抵抗和防止急剧的社会堕落、国民道德总体的败坏，以及社会与文明的彻底崩溃这一消极防御目的而言，是极为可贵的。纽曼博士和张之洞那种人极端虚假的理想主义没能起到防止作用。中国的庆王和英国的贝尔福先生那种悲观主义和犬儒主义，只能帮倒忙，将局面弄得更糟。
　　事实上，像兰斯东勋爵和满人铁良这样的人是现代清教徒：此种人，中国的铁良和英国的兰斯东勋爵——而不是像“谈起来就害怕”的英国人斯特德先生，汉口的杨格非（52）牧师、甚至于张之洞大人这种人——才是现代文明真正的清教徒。但是，这些现代清教徒是心中没有神的清教徒。无论如何，他们的神，我说过，跟《旧约圣经》中犹太人的神差不多。现代清教徒，像兰斯东勋爵和满人铁良那样的人，他们心中的神是——荣誉和责任。他们不知道也不承认《新约》里的神：爱和仁慈。当仁慈之神向现代清教徒请求以更真确的道德法律，一个比讲荣誉和责任的法庭更高的法庭的法律：“宽恕罪犯，体谅作恶和违法的人，乃至对不人道的人也以人道相待”——当仁慈之神请求按此种法律行事的时候，现代清教徒却回答说：“我们的神是一个要求绝对忠实和崇敬的神，我们必须公正无私。”甚至于爱神——我们见到的那些面容苍白、双眼倦怠，两颊凹陷的满族妇女——恳请于他们时，也是徒劳。当爱神如此请求的时候，现代清教徒用缓和而冷酷的声音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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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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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爱你这么深，亲爱的，
　　我对荣誉也不曾如此厚爱。
　　就这样，现代清教徒决定参加公平竞争了。中国的铁良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给中国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兰斯东勋爵则要在英国继续建造无畏战舰。与此同时，中国的满族妇女那苍白的面容越来越苍白，两颊陷得越来越深；而在英国，要求女人参政的妇女则尖声叫喊着与警察搏斗，到头来，不是自身的女人味消失殆尽，就是一命呜呼。现代清教徒们就这样公平竞争下去，直到总有一天；现代欧洲将会听到一声大叫，就像两千年前在古代欧洲所听到的那样，当时，他们把《犹大书》（53）中那个拿撒勒的圣人钉在十字架上——叫喊着：“潘神（54）死了！”简而言之，跟古代清教徒一样，现代清教徒，比如铁良和兰斯东勋爵这种人，他们太过刚直耿介，太有道德，因而不可能去冒一个不道德的险，因而也就无法维护道德和文明于不堕。
　　因此，对于那种积极的“开放”和重建工作，那种开阔心胸便于了解在实践中所遇到的新时代的各种新情况，并懂得如何处理这些新情况的积极工作，像中国的铁良和英国的兰斯东勋爵这样的人，当然是毫无用处的。不仅如此，甚至于让他们去做那种激励工作，正如我所说过的，那种满洲贵族在中国社会组织结构中所肩负的特殊任务，他们也难以胜任。因为他们太过刚直刻板了。他们品质高贵，就像是一朵美丽的花，一朵晚秋的菊花，生长在阴冷的寒空下，沐浴不到阳光——太冷，太无光泽和缺乏热度，万不能打动人的心灵、温暖他们的情怀，点燃他们的激情。要想激励民族扩展工作——达到激励的目标，就必须以激情去点燃一个民族的火热之心，从而实现灵魂的扩展，使之能够容忍和接受新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的是那些品德高贵的男人和女人具有爱心，具有强烈的激情，他们热情奔放，可以发狂，像中国的端王及其拳民，或者英国那些主张妇女参政、实实在在与警察搏斗的女人一样。正如我的一个苏格兰女朋友最近来信所说的：“她们主要不是为自己着想，而是为了她们那更贫苦和不堪折磨的姐妹们。”（55）
　　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如果说铁良是目前中国的满洲贵族中最坚强和最好的典型，那么端方（56）便是最软弱和最坏的典型。端方是中国的罗斯伯里勋爵。英国的罗斯伯里勋爵同中国的端方一样，又跟著名的或声名狼藉的白金汉公爵韦利尔斯（57）属于同一类人。这位白金汉公爵，就是德赖登（58）讽刺诗里的那个齐木里（zimri）：
　　他如此多能，仿佛不是
　　一个人，而是全人类的缩影。
　　的确，德赖登对软弱、轻浮、不忠不实、聪明过人的白金汉公爵的无情描绘，尽管时间和社会状况可能不无差异，但却同样可以用在英国的罗斯伯里勋爵和中国的满人端方这两个现代名人身上。因此，我毫不客气地将德赖登那首令人叹赏的妙诗，全文抄录在此：
　　他如此多能，仿佛不是
　　一个人，而是全人类的缩影。
　　他固执已见，所见总是荒谬，
　　他什么都做过，没有一事能够持久；
　　然而，月亮轮回一遍之间，
　　他却成了化学家、提琴师、政治家和小丑。
　　责骂和颂扬是他的经常论断，
　　为要显示高明，他总是走上极端。
　　挥金如土，是他特有的能耐，
　　无事不赏，唯有弃他一事除外。
　　傻瓜骗他，他知情为时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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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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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嘲弄别人，别人却骗走他的财产。
　　离开宫庭他自嘲不断，然后组建政党
　　将心自宽，但主席职位从来与他无关。
　　威廉·约翰逊·科里，罗斯伯里勋爵在伊顿公学的教师，谈起年轻的达尔门尼（罗斯伯里在公学时的名字）时所说的话，也完全符合满人端方。威廉·科里说罗斯伯里“不愿手掌上染上灰尘”。然而，一个不愿让手掌沾上灰尘的人，生活在无政府混乱时代，要想在人世上取得成就和进步，赢来地位、荣誉、名望和显达，不去辛勤工作和奋斗，不去拼搏到“手指关节失去血色”——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操守的。孔子说：“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满人端方，很年轻时就当上了部堂衙门的主事，属于北京有名的“公子哥儿”。大约20年前的北京，有三个衙门主事以放荡、奢侈闻名。直到今天，北京妓院的那些老鸨还记得并时常谈起“大荣”、“小那”和“端老四”。“大荣”是荣铨，庚子暴乱时期任浙江按察使，被公使团列上黑名单，遭到流放。“小那”就是那桐（59），即现在北京外务部的尚书。最后那个“端老四”，就是现在的端方，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治所在天津）。这三个年轻的满洲贵族，入仕都很早，可谓少年得志，大有“不可一世”之气概——北京的长者们对他们的看法，与威廉·科里对罗斯伯里勋爵的评论颇为一致，都认为他们“有些不祥的鬼聪明，却不乏风趣”。简而言之，端方，正如我所说过的，入仕之初，属于北京“花花公子”中的佼佼者。
　　作为花花公子，不能也不必有什么原则或宗教信仰，对于所有的花花公子，北京的也好，上海的也好，或者是巴黎或伦敦的也好——除了信奉人人都必须投机钻营，知道利益所在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原则。再者，所有花花公子，除了信仰“享乐宗教”之外，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然而，带着享乐的念头加上时髦的原则去投机，一般说来都好景不长。除非一个人碰巧特别幸运，像英国的罗斯伯里勋爵那样，娶个百万富翁的女儿——享乐的信仰，我说过，一般说来，很快就会以破产告终，不仅身体玩完，品德丧尽，名誉扫地，而且还会出现现代人特别是现代花花公子最为害怕的情况，它比赴汤蹈火还要可怕，那就是因负债累累而完蛋。
　　与此相应，我们发现，端方，那个北京最放荡的花花公子，那个衙门中年轻的满人主事，抱定享乐主义，尽情奢靡不几年之后，大约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即便实际上没有破产，实践上也是负债累累了。于是，破产的端方，那个年轻的满洲贵族，有了伦敦或巴黎的花花贵公子们在同样处境中的表现；尽力出卖或典当自己作为一个贵族的名望，实际上，就是把自己在北京名公子中作为佼佼者的身份转换成现金。换言之，为了现金或骗取现金还债，端方与那些金融界人士——银行家和买办们拉上了关系，交上了朋友。这些人，对像他这样的贵族兼名公子当然另眼相看，他们将其不仅当成一件难得的装饰品，而且视作一件有商业价值的宝贝。于是，端方成了天津汇丰银行买办、臭名昭著的吴调卿（60）那类人的赞助者和知心朋友。实际上，端方在天津还真的开办过银行，或者把他的名义借给这些银行。我可以顺便提一下，在义和团之乱爆发后，这些银行倒闭了，端方那时正在署理湖北巡抚，他厚颜无耻地拒绝偿还债务。当他的债权人把他的负债票出卖给一个在天津的美国公民时，他便求助于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先生，让他阻止那个美国人干预此事。
　　但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端方发现，与天津的买办和李鸿章豢养的德国犹太狗拉关系的骗钱术已然过时，他找到了更好的摆脱负债困境的出路。因为这时候李鸿章已经垮台，康有为和其他中国激进党人正以暴烈和凶猛的雅各宾主义勃然而兴。端方，这个破了产的满洲贵族，还有那个从朝鲜回国的破了产的“暴发户”袁世凯，与激进派和雅各宾党人携起手来，共同拥护康有为的变法事业。作为回报，在已故光绪皇帝发布变法诏令之后，那个同天津汇丰银行前任买办吴调卿搅在一起的端方，被赏给三品内务府大臣的职位，并兼任农工商总局监督。然而，不久以后，康有为垮台了，其党徒被送上了断头台。但端方倒一点也不狼狈，这位公子哥诡计多端、厚颜无耻——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利用约翰逊博士称之为恶棍最后逃避所的“爱国主义”大做文章。实际上，康有为刚一倒台，已故皇太后重掌政柄时，端方就以中文白话写了一首爱国歌——肉麻地颂扬已故皇太后及其辉煌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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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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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他得以摆脱了与康党及其雅各宾主义之干系的严重后果。
　　但尽管如此，对于这个破了产的、以爱国主义作为最后逃避所的满洲贵族来说，北京已是无法容身。他打通关节，得以外放，成为陕西按察使，不久又升为陕西布政使。拳民乱起时，他迁为代理陕西巡抚。起初，谣言纷纷，传说义和团已经得手，并消灭了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的海军增援部队。陕西的端方便兴高采烈地给已故湖广总督张之洞发来一封电报，劝他炸毁汉口和所有长江的通商口岸，以切断来自上海外国人及其军舰上的一切给养。张之洞不得不回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告诫这位以爱国自居的年轻的满人巡抚说，形势严峻，万万不得有此种儿戏之举，让他最好还是维持好本省的秩序。一向乖巧的端方幡然悔悟，他立即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不仅竭力保护陕西境内的传教士，而且对他们极尽谄媚讨好之能事。“从陕西巡抚迁为湖北巡抚后，端方感到爱国主义并非生财庚途”。于是又抛弃爱国主义，选择更好的赚钱之道——与外国人交朋友，特别是与那些有利可图的重要人物拉关系。不过，他有时候也与那些无业的、把对中国的友谊作为最后避难所的外国人交往。这些外国人有奶便是娘，能忍受并欣赏这位满洲破落贵族那种骄横凌人和放肆的戏谑与嘲弄，因为他是个总督。我顺便在此指出，就我所知，端方是满洲高级官员中惟一一个言谈举止最无教养，令人讨厌的人。已故的张之洞总督就极其憎恶此人。记得在武昌的时候，有一次，他模仿端方那晃晃荡荡的步态，咬牙切齿地说：“这个人，居然成了一省的巡抚！”话扯远了，然而，端方也常常发现自己吃了亏，他同后一种外国人交往经常是一无所获，我说的后一种外国人，指的是那些无业的洋佬。事实上，德赖登谈论白金汉公爵的那些话，也同样适用于端方及其外国朋友：
　　傻瓜骗他、他知情为时仍晚，
　　他嘲弄别人，别人却骗走他的财产。
　　无论怎么说，端方有他的癖好，而他那些并不傻的外国朋友——那些精明的美国人，则迎合他的癖好，诸如爱好搜集中国和埃及古董之类，甚至于用黄浦浚治局的淤泥去激励他。而当端方有话可以戏弄他们的时候，那些精明的美国朋友和其他洋朋友们，已经是大笔酬金到手，或者是已经搞到了一笔中国的国家赔款。
　　我不必再谈端方的官宦生涯了。谁都知道，他通过炫耀与外国人的友谊，受命到欧美各国考察宪政，是同行五大臣之一。对于端方来说，无论是考察宪政，还是与洋人交好，都不是目的，而只是投机的手段。这时，他盯住的是两江总督的职位。果然，他考察归来便如愿如偿。当上两江总督后，端方像罗斯伯里勋爵一样，又变成了一个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意味着好大喜功、一事无成，如约瑟夫·色菲斯（JoephSurface）大谈高尚优美的情操一样，在私生活上却挥金如土。正是这种空洞的“帝国主义精神”，使得端方不惜重金在南京修建一所特别学校，专门教育那些出生在爪哇和其他荷属殖民地的中国男孩。同样是出于这种空洞、虚幻和无良心的帝国主义，端方在他所统辖的人民饿死或几乎要饿死的时候，竟然设计建造了一个优美的公园，它的兽囿里有两头小狮子——所有这些几乎花了一百万两银子！事实上，端方自打成为北京花花公子的一员，到如今当上大权在握、关系到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总督，他始终依然故我，从来忘不了也改不掉了那挥霍钱财的特有技能。早年他破落败家，今日则将其统治下的各省——湖北，湖南、江苏、安徽和浙江搞得元气大丧，濒临崩溃的边缘。上海的中国士大夫文人给他取了一个外号，称之为“债帅”。他们还把《上海周刊》送给我们上海的荣誉市民福开森（61）博士的戏称，也用在端方身上，名之曰“应变有方”。
　　不错，已故的张之洞也滥用公款，但他本人的生活却很清廉。环视整个中国，没有一个总督衙门像张之洞当总督时的武昌（湖广）总督衙门那么破烂，待遇那么差。在此，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所有这些在张之洞手下当差的人，都同我们的首领一样清廉．我在武昌的老友和同僚梁敦彦，现在的外务部尚书，后来他被迫接待盛宣怀，即那个后来的督办铁路大臣，当那个李鸿章寡头政治集团里面最富有的成员的造访，他不得不把一条家用的红毯子扔过去，以盖住客厅里那个破烂坍塌的土炕——即中国人的沙发。
　　但是，满人端方以及在他手下当差的人却与此截然不同。他们滥花公款，为的是所谓的“帝国主义”。他们以为自己过奢华的生活是责无旁贷，以便激励和带动他人（pourencourqcerlesautres）。出于一种帝国主义的梦想，端方盼望把中华民族搞得富裕繁荣起来，他认为最好的途径，莫过于身先士卒，带个好头，无论想什么办法，先把自己变成豪华富翁再说。实际上，已故的张之洞大人，正如我们已说明的，他揭橥一个莫名其妙的站不住脚的理论，以为中国人就个人来说，必须严守儒家原则，努力去做一名真正的儒门君子，而中华民族——整个中国则必须抛弃儒家原则，去变成食肉野兽；而端方，及其像他一样的中国人，则揭橥更为莫名其妙的理论：认为中华民族必须坚守儒家原则，同时民族中的个人则不妨抛弃这一原则，见机捞它一大把，以赢得那“不沾灰尘的手掌”——在丧失天良的生活中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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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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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话，在现时代，一个自称帝国主义者的人，像英国的罗斯伯里和中国的满人端方，就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菲丽亚（Ophelia）所说的那个牧师一样：
　　他指给别人一条险峻多刺的天堂之路，
　　自己却像一个无所顾忌的放荡人物。
　　踏上樱草嬉戏的快乐小径，
　　对自己给予他人的忠告满不在乎。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综述。端方是一个彻底丧失了英雄主义和高贵品质的满洲贵族。两年前，我在北京时，曾听他的一个幕僚对已故张之洞说：如果政府举行一场考试，设奖考一考中国的督抚之中谁没有良心，那么端方总督必得头奖。年老的张之洞极为痛楚地苦笑了一下，点头表示同意。实际上，近来，无良心的端方对于中国官场风气的败坏，比任何一个高级官员都严重——除了袁世凯之外。说句公道话，端方比起袁世凯来，还是要强得多。在血液里，他毕竟有或者说曾经有过英雄主义和高贵昂格，而暴发户袁世凯除了贪婪、伶俐和狡诈之外，实在一无所有。他那种狡诈，卡莱尔称之为“狐狸之智”，一种缺少优雅成分的智识，或者说是被欲念强化的常识。就端方而言，他身上那种满族英雄主义和高贵品质的毁坏，使他感到痛苦，就像罗斯伯里患下可怕的“失眠症”一样。相反，那些骨子里卑鄙无耻的人，如袁世凯，他们那无良心的、乃至于荒淫无度的生活，只能使他们变得越来越肥。其实，端方这种人，在本质上还不算卑鄙无耻，只是道德品质被其轻率任性和固执的自我放纵削弱和毁坏了。——这种人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大的危害在于，他们身居高位以后，那些寄生虫，国内的那些邪恶分子便蜂拥而至，聚集到他的周围，像一块臭肉上的蚂蚁或杆菌，不仅损害这些虚弱者自身的身体，而且危及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道德命脉和物质命脉。最近当端方离开南京北上时，一个中国学者兼诗人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了一首讽刺诗，极为辛辣，其中有一句是：“狐鼠都来穴建康”（所有肮脏的动物，如狐狸、老鼠，都来这里搭窝造巢）。简而言之，像中国的端方和英国的罗斯伯里勋爵这种人，其最大危害在于，当他们成为首相或总督时，正如德赖登对白金汉公爵的描写那样：
　　挥金如土，是他特有的能耐
　　无事不赏，只有弃他一事除外。
　　孔子说：“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这就是孔子对于英国的罗斯伯里勋爵和中国的满人端方这种人、这种自称为帝国主义者的现代型新人所作的描绘。
　　在本文的开篇，我曾对满洲贵族及其英雄主义和高贵品质说过许多赞赏和表扬的话，人们可能会因此认为我著此文乃是利害攸关，偏爱使然。其实，我赞赏和要表扬的，乃是中国满洲贵族至今依然的那种良好的质地和高贵的气质。不过，我必须指出，中国满洲贵族目前的实际状况，确实离值得赞扬还差得很远。
　　跟英国贵族一样，满洲贵族最初是个军事部族。明朝末年，中国复兴时代伟大的爱国皇帝——我指的是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他的后人经过苦战，终于将蒙古游牧民族赶出中国，恢复了尚武精神和高贵品质，即古代中国的豪侠之风——后来，大约三百年前，中国的统治阶级又一次退化了，丧失了其高贵品质，无法保卫中国文明。当时，未退化的中国人，只有生活在白雪覆盖的深山中的那些女真部族——他们最初仅有二十八甲——因此，他们不得不进入中国本土，来指导和协助中国统治阶级，照管好中国人民的道德生活及其物质福利，并保卫中国文明。简而言之，中国现有的满洲贵族，最初是一个军事部族，后来成为了整个国家的核心和潜移默化的内在力量，它激励、改善并形成了中国的新统治阶级。
　　然而，跟英国的不列颠贵族一样，中国的满洲贵族打败了汉人，赢得并重建了中华大帝国。此后，他们逐渐地不把具有古老文明的大帝国视作人民托付给他们照管的神圣之物了，而只把它看作祖宗的遗产或既得利益，认为有特权享用，而没有任何责任。因此一味地花天酒地、以为可推动劳工阶级的利益促进商业繁荣。有个真实的故事，讲一个无知无识、颇有来头的满族高级官员，太平天国暴乱前受任为两广总督。这位出身名门的满洲贵族，把全部时间都用来搜集和玩赏玻璃器皿和鼻烟壶上，当有人规劝他要他好好尽，一个总督责任的时候，他说：“我的责任！笑话！哎，难道你不知道我们满人受圣上的鸿恩被派来当总督，不是来办什么事，而是来享福的？”可惜，我们中国没有像法国格拉蒙特公爵的回忆录和英国最近出版的卡狄根夫人回忆录这样的书，将太平天国前中国上层社会的腐败情形如实记述下来，传之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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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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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们中国有一部著名小说叫《红楼梦》。据可靠说法，书中内容是以纯粹的事实为根据的——它的故事原型是一个名叫明珠的满洲大贵族家族的兴衰。这种大家族生活型态的衰落，乃由和珅的垮台所致。和珅是乾隆朝权势显赫的政治家，以贪婪著称。后来被乾隆的继位者嘉庆皇帝给杀掉了，但《红楼梦》在写作手法和风格上与《金瓶梅》不同，《金瓶梅》才是真正的写实主义小说。它描写了明朝末年的社会状况，比左拉的任何一部小说都更有力度。
　　《红楼梦》所描写的是没有高尚理想的社会生活；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除了吃、喝、穿戴、互相调情之外，没有一点正经事情——所有这一切，都只是略施淡墨，描个轮廓而已：那些违反了第七条戒律（指基督教中上帝予摩西“十诫”中的第七条，即“不可奸淫”）的无味细节，只是一笔带过，并未大加渲染。不过，《红楼梦》尽管算不上是写实主义小说，但它所反映的满洲贵族中上层人物堕落的程度已经很是惊人了。从小说里所描写的一件小事便可见一斑。书中的角色之一（焦大）在谈及这个满洲贵族大家族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整个王府内外，也只有府前那两只石狮子是干净的了。”
　　的确，在太平天国叛乱之前，正如我在本文开头所说过的，由于丢掉了尚武精神和高贵品质，丢失了高尚理想，结果，堕落了的满洲贵族，无法给予国民所期望的高贵引导——正是这一切，造成了卑鄙无耻的浪费性消费，最终招致了那场太平天国大叛乱的灾难和激变。如果说在太平天国叛乱之前，中国的满洲贵族实在犯下了大罪，那么，他们在太平天国叛乱中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些头扎红巾的狂热的叛乱分子，突如其来、气势汹汹地杀入那些无忧无虑、尽情享福、腐化堕落、享有各种特权的满洲显贵驻防的城市。正如那位希伯莱预言家所说的：“地狱已因此自动扩大，并张开了它那无边无涯的大嘴，他们的盛名，他们的民众，他们的荣耀，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不得不落入那张巨嘴之中。”事实上，太平天国叛乱刚刚爆发的，时候，驻防在不同城市的许多满族显贵，几乎全部丧命：老人青年、男孩、妇女、女孩、婴儿——统统被狂怒的太平军赶尽杀绝。所有满人和站在满人一边的汉人，都被称之为“妖”或“阎罗”，必须加以斩杀。
　　在太平天国叛乱之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统治权，也从满洲贵族手中落入到中产阶级儒生手里。由于丧失了在国家政治中的主动权，中国的满洲贵族便无力发挥他们在社会组织或社会秩序中的应有作用——激励和引导中国人民去过一种高尚的国民生活。既然无力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他们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简而言之，如不列颠贵族组成了英国上议院一样，享有特权的中国满洲贵族也构成了一个异乎寻常的中国“上议院”。因此，除非从外部来人，或从他们内部出现强有力的成员，着手改造满洲贵族，给其体内注入新的生命力，我们中国的“上议院”，犹如英国的上议院一样，将不得不被废除。但紧接着，我们就会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我们按照中国的改良派和革命者打算做的那样，学英国的激进党和社会主义者，把上议院解散——那么我们就会丧失英雄主义和高贵品质，国家便会失去英雄主义和高贵品质的集结点与重振的依托。
　　眼下，马修·阿诺德对他那个时代英国贵族的看法，用在中国的满洲贵族身上也是合适的。他说：“真不知道，世界上是否还有人像我们上流社会一般英国人这样，对于世界的现实变化如此的无知、迟钝，糊里糊涂。他既无思想，也没有我们中产阶级的那种严肃认真态度。正如我常说的，这种严肃认真态度，可能是本阶级得以拯救的伟大力量。唉，当听到贵族阶级中一个年轻富豪兴致勃发，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对财富和物质享受大唱赞歌时，我们勤劳的中产阶级中人，即便庸俗透顶，以其良心所在，也会吓得倒退几步。”
　　说起我们的满洲贵族缺乏智识，任何一个与北京汉人称之的满族大爷的人因公打过交道者，都能告诉你这么一个头戴蓝顶子或红顶子的白痴，他会毫无理由地与你辩论不休，纠缠没完，“而根本不懂什么叫交涉或辩论，一直到你觉得非逃之夭夭不可，不然你就得气疯，被迫犯下谋杀之罪，因为你忍不住要去掐他的脖子，把那个面无血色、两眼无神、絮絮叨叨的白痴给憋死”。不过，目前在中国，满洲贵族最大的缺点，还在于他们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现任摄政王是个例外，在我看来，他倒是有点过于严肃认真的毛病。我在北京见过的大多数满族王公和其他名流，他们不仅没有意识到当今国事的严重，也没有意识到在国家财产方面他们那特殊化的、朝不保夕地位的危险性。正如拿破仑说起上个世纪的法国顽固派那样，现在中国的满洲贵族自太平天国叛乱以来，甚至于义和团灾变之后，虽然吃尽了苦头，却丝毫也没有接受教训。他们所剩下的惟一一样东西就是骄傲——那种门第高贵、身无分文的苏格兰少女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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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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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以上所说也有许多例外。目前的满洲贵族中，像铁良等人，便有强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中国的满洲贵族最杰出的道德品质，那种或许可以拯救自身的伟大力量——是他们的纯朴和耿直（guilessness），即便是今天，满人虽然有许多缺点，但仍然是一个不狡诈的民族，一个具有伟大的质朴心灵的民族，其结果是生活简朴，清风可操。现任外务部侍郎联芳（62）曾留学法国，在李鸿章手下供职多年。他本有机会像李鸿章手下的“暴发户”们那样大捞一把——然而现在，他大概要算是中国留过洋的人当中最贫寒最清廉的一个了。还有一个锡良（63），即现在的东三省总督。他是从小知县做起，最后升任大总督的。其生活也很清寒，是个廉洁的人。说实话，要是不怕把这篇文章写得太长，我本可以再举出官场内外我所认识的许多满人贵族的名字，他们心地质朴，举止优雅，并有法国人所谓“发自内心的得体的礼貌”（1apoutesseducoeur）。他们都是真正的君予一旦知道怎么办，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尽职尽责，一旦听到召唤便不惜为了君国的荣誉献出生命。在此，我还想再提一下满洲妇女，特别是较为贫寒的满洲家庭里的那些妇女，她们靠朝廷补贴的微薄俸银为生，自己过着克己、半饥半饱的生活，像奴隶一样做苦工，努力成为一个贤淑之妇，去尽自己对孩子、丈夫、父母和祖先的责任。（64）
　　总而言之，公平合理地观察中国目前的种种混乱和颓败状况，我必须指出，那种最好的材料，凭借它可以产生出一种新的更好的事物秩序，一种真正的新中国的最好材料——将仍然要在中国的满洲贵族中去找。的确，正如马修·阿诺德所说的，处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扩展新时代，所有习惯于墨守陈规，对事物的变迁流转、对一切人类制度不可避免的暂时性缺乏认识的贵族，都是最容易陷入不知所措、无可奈何的困境之中的，实际上，在“开放”的新时代，最需要的是思想和懂得思想的人。不幸得很，中国的满洲贵族，跟所有的贵族一样厌恶智识修养，是些最不懂思想的人。话又说回来，虽说满洲贵族没有思想和不懂得思想，他们却有其某种可贵的东西，如没有这种东西不仅一种新的好的事物秩序，甚至旧秩序，旧秩序中的最佳之物，中国文明中的精华也势必遭到破坏和毁灭。一言以蔽之，满洲贵族有“气节”。这种道德品质在中国的任何阶级中，至少在我们庸俗的中产阶级儒生中是不易找到的。中国的儒生，我们庸俗的中产阶级，在此我可以指出，除了少数几个人例外，如现任两江总督，福州海战中的主角张佩伦的侄儿（65），他虽然还年轻，难以成为牛津运动的实际成员，却是一个受到过牛津运动精神熏陶的人——目前中国儒生的庸俗与丑恶的特征，从上海的中文报纸上随处可见，顺便补充一句，他们在张园的“各种表演”（66）就更为庸俗不堪了。这些儒生已经是彻底丧失了道德，除了虚荣和狂妄之外，毫无品行可言。而中国的民众，即辛勤工作的阶层，的确，他们的道德至今也没有受到太大损害。但中国的民众没有政权，庆幸的是他们目前还没有掌权，因为在中国，民众的真实伟大的道德力量尽管强大，却是一种粗陋、残暴的力量，它没有满洲贵族道德力量的高尚与优雅。因此，一旦真正的民主被用于维护它的“否决”权，正如在太平天国叛乱和义和团暴乱中一样——那种否决权只能成为一种可怕的破坏力量。
　　简而言之，一种新的更好的事物秩序，一个新中国赖以建立的惟一基础和基石，是满洲贵族。但正如我所说过的，满洲贵族，这个中国的“上议院”必须革新。不仅中国，还有英格兰，目前亟需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革新贵族。中国的满洲贵族，正如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时代的英国贵族一样，我以为直到今天，他们的道德都仍然是健全的。不过，满洲贵族缺乏一个领袖——一个有思想且能理解思想的人来领导他们。我们的满洲贵族中最出色的人，像铁良，或更出色一些的，像现任摄政王（67）——正如我在后文要说明的，他是一个和铁良一样纯洁而高尚、并且受到过牛津运动精神熏陶的人。所有这些人，只能够维护——且他们正尽最大的努力在维护——旧的秩序，使中国文明的精华免于破坏和毁灭。至于“开放”的积极工作——建立一个新的更好的事物秩序，创建一个新中国——满洲贵族，正如我所说过的，还缺乏一个领袖——一个有思想且能够理解思想的人去领导他们。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贵族找到了他们的领袖，即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此人的优势在于，他既不属于庸俗的中产阶级，也不属于野蛮的贵族阶级。因此，满洲贵族将可能从一个留过学的中国人中找到他们的领袖，一方面，他没有受到过分的教育，没有中国儒生那种自大和不切实际的迂腐；另一方面，他又没有满洲贵族的傲慢和阶级偏见。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对古老的中国文明中的道德价值和美的观念有真正认识，又具备说明和理解现代欧洲文明中扩展和进步思想能力的人。如果满洲贵族有了这样的领袖，外国人又能接受忠告，把一些真正有智识修养、除了懂外交和写新闻专电技术之类文明之物，还懂得文明问题的人派到中国来做外交官，如果这些外交官对于我所描述的那个留过学的中国人不仅不加干涉，给予放手处理一切权力，甚且以他们的德望来支持他——那么，中国真正的改革，那为了新中国的改革才有希望。这个新中国，不单属于中国人，也属于文明和全人类。世纪的秩序将重新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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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空位期：中国三头执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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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过，中日战争之后，李鸿章倒台，中国文人学士失去了领袖，其实应该说，中国文人学士中的自由党失去了领袖。曾国藩死后，正如我们看到的，政权落入到两派文人学士手中，一派称之为湘军系，一派称之为淮军系。湘系是些湖南人，属于保守党，司令部在南京。淮系是些安徽人，属于自由党，司令部则在天津。曾国藩侯爵一死，保守党的湘系逐渐失去权势，除了从国库里按期领取抚恤金外，那些曾经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叛乱的湖南人再也没有任何别的特权，于是长江流域又出现了哥老会（秘密结社），对帝国统治构成新的威胁。相反，自由党的淮系在李鸿章领导下，则权势日增，直到大权在握，统治全国；特别是掌握了支配国家钱款和拔去他人顶戴花翎的权力，还控制了国家那些最有利可图的肥缺。中日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失势，自由党的淮系集团也群龙无首、一哄而散。但保守党的湘系却还有领袖，他就是已故两江总督刘坤一。实际上，此时初兴的康有为雅各宾党尚未形成气候，刘坤一不仅是保守党的湘系首领，名义上也成为整个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领袖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坤一在中国近期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相当于英国的威灵顿公爵。他跟威灵顿公爵一样，并非学者，甚至不算文人，只是一个军人而已。其与威灵顿公爵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中国的苏格兰高地人——中国的长江流域就是英国的英格兰。汉口以上的长江流域上部，包括山陵覆蔽的湖南省及其“内湖”，形成中国的苏格兰高地。汉口以下的长江领域下部，包括安徽和南京，形成中国的苏格兰低地。长江流域的居民具有苏格兰人的一切特性。长江下游的中国人，像苏格兰低地人一样，机灵、精明，是讲求实惠的生意精，吃苦耐劳，贪婪鄙吝——比如李鸿章，就是长江下游的安徽人，带有苏格兰低地人机灵精明的典型特征，把“半个便士”或中国所谓“碎银”看得极重。相反，长江流域上部居民，特别是湖南人，则像苏格兰高地人一样——粗豪，耿直，勤劳，节俭但不吝啬。不过，无论是长江流域上部还是下部的居民，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勇敢或坚毅。这种道德品质，是中国其他各省人特别是广东人所不具备的。事实上，在镇压太平天国叛乱中出力最大的，也正是具有苏格兰那种“勇敢坚毅”品质的湖南人和安徽人。
　　我说过，刘坤一不是学者，而是一位军人——一位粗犷的苏格兰高地老将，他终其一生都保持了那粗率耿直的作风，说起话来调门极高，操着湖南方言。他缺乏智识修养，甚至还不如李鸿章斯文，但像威灵顿公爵一样，他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因功显达。久经沙场的磨练，使他对人对事富有实际的见识，有成熟的判断力。此外，他还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这一点，也与威灵顿公爵相同。说实话，刘坤一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有气节或道德勇气（moralhardiness）的最后一个文人士大夫。甚至连张之洞大人也缺乏气节或道德勇气，尽管他是一个秉性高洁的人。我说过，目前中国惟一称得上有气节的有教养的阶层，是满洲人。
　　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1900年，华北爆发了义和团狂热运动，北京帝国政府在列强攻占大沽口之后，被迫宣战。南京的刘坤一致电两宫，认为把战争的恐怖带给他治下的人民是不应该的，但尽管如此，他却向皇太后和皇帝陛下表示效忠，如果外国列强侵犯他统辖区的任何部分，无论是获胜还是落败，他都将誓死捍卫中华帝国的荣誉和尊严。孔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68）”
　　刘坤一死后，中国文人学士受三大巨头领导。这三大巨头是张之洞、袁世凯和前两广总督岑春煊（69）。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整个知识阶层陷于绝望，在绝望中，无论是保守党还是自由党，都乐于追随康有为的过激党，赞同他那连根带枝的彻底改革方案，此种改革终于演变为康有为暴烈凶猛的雅各宾主义。然而，张之洞首先警觉起来，他同康有为及其雅各宾派划清了界线，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发表了反对他们的宣言书。正是牛津运动的影响，那种反对丑陋粗鄙、追求美好优雅的牛津情感，把张之洞从康有为暴烈凶猛的雅各宾主义中挽救了出来。讲到这里，我可以指出，张之洞在他的全部政治生活中，对于国家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中国历史的这一危急存亡关头，他本人觉悟并率领追随他的文人学士们脱离了康有为及其雅各宾派。如果张之洞与中国文人学士跟康有为搅和在一起并支持他到底，我不知道中国是否会发生内战。但不管怎么说，要不是张之洞和中国文人学士及时退出，已故皇太后绝不会如此轻而易举地对付和镇压康有为及其雅各宾党徒，使国家免遭他们那暴烈凶猛的雅各宾主义的灾难和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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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空位期：中国三头执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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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三巨头中的另一个成员，在这危急存亡时刻，也从康有为及其雅各宾同伙中脱离了出来。就张之洞而言，他脱离他们，是因为他品格高尚，性情优雅，牛津运动的影响使他更加精炼。而袁世凯则不然，他之所以抛弃雅各宾朋友，抛弃康有为及其党徒，纯粹是出于品质卑劣之故。
　　袁世凯乃中国的约瑟夫·张伯伦。索尔兹伯里勋爵曾把张伯伦先生称之为“杰克·凯德”。（70）的确，像杰克·凯德一样，中国的袁世凯和英国的张伯伦，实在都属于群氓党，分别代表他们国家那粗野、浅薄、污浊和卑鄙的群氓志趣。在所有国家，群氓都并非是不道德的。在中国，群氓甚至于极为道德，比目前中国的知识阶级、文人学士们要有道德得多——这一点，从他们一心一意踏踏实实努力工作所表现出的正直诚实中，可见一斑。然而，即使是中国的群氓，尽管他们有道德，却并不高贵。群氓之所以不高贵，是因为他们无法克服和抑制自身的欲望，一个人要想高贵，必须首先彻底战胜和抑制其自身的动物性——他的欲望。民众的确拥有实力，但这种实力来源于强烈的欲望，因而不是一种高尚的力量。此外，受其生活和工作环境的影响，群氓是粗俗不堪、无优雅之处可言的，这种粗俗与强烈的欲望两相结合，便使得民众在掌权之后，总是蛮横残暴。
　　因此，无论是中国的袁世凯还是英国的张伯伦，由于他们分别代表了本国的群氓，所以也就一并拥有了群氓的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他们两人都是强人，但是，正如我说过的，他们的力量由于来源于自身强烈的欲望，因而是一种卑鄙残暴的力量。此外，他们俩都具有天生的智能，但却只是一种丧失了优雅和美妙成份的智能，即英国人称之为常识的东西，在华外侨则名之曰：“自救本能（savey）”。实际上，袁世凯和张伯伦都有足够的“自救本能”。他们深知生姜入口便有辣味，与饭碗作对是愚蠢至极的，一旦失去了饭碗，绝对不会有什么好处，即便真能带来太平盛世也不行，而这一点，像康有为那些强烈渴望太平盛世立即实现的雅各宾党人，却是不很明白的。我说过，正是出于卑劣的本性，袁世凯摒弃了他的雅各宾朋友。像袁世凯和张伯伦先生一类人之所以改变政策，跟端方和英国的罗斯伯里勋爵的情况不同，后者是因为生性轻浮，而他们则完全是出于冷静的算计。袁世凯加入康有为及其雅各宾党徒一伙时，并没有康有为及其党徒们的那种热情，和他们那种对太平盛世的渴望，只是因为他盘算着李鸿章倒台了，而康有为及其激进党却有王牌在手。同样，看到他们出牌轻率不慎，即将输掉时，便又将这些朋友弃如敝履。事实上，像约瑟夫·张伯伦一样，袁世凯是一个完全没有热情和高尚冲动的人，也根本不理解热情和高尚的冲动为何物。正因为他对义和团运动那种高贵的疯狂完全没有能力理解并感到同情，从而使得他在山东巡抚任上，对省内那些误入歧途的疯狂的义和团农民青年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残酷镇压，大下杀手。奇怪的是，他这种暴行，竟然得到那些同他一样的、没有头脑且卑鄙无耻的外国人的喝彩，为他赢得荣誉。简而言之，中国的袁世凯和英国的张伯伦先生这样的人，他们身上带有着群氓的一切卑劣和残暴的特性。
　　袁世凯步入政界，是从做吴长庆（71）将军帐下吃闲饭的随员开始的。当时，吴将军受大清帝国政府派遣，率领中国军队进驻朝鲜仁川。袁世凯是早期镇压太平军的名将和统帅袁甲三（72）总督的远房亲戚。袁甲三的许多部将后来都成了将军，吴长庆就是其中之一。袁世凯尚未成年时，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无赖，被赶出家门，后由袁甲三的另一个部将，最近才升任长江巡阅使的程文炳抚养成人。程的一个儿子与袁世凯一块念过书，他告诉我，袁世凯从小就固执任性，自私自利，完全靠不住。
　　卡莱尔描述耶稣会创始人伊格内图斯·罗耀拉时，说道；“（他是）一个年轻的西班牙下级贵族，带有嗜欲的比斯加亚血统，其特点是厚颜无耻，好色荒淫，公然无道，尤其是欲望极强。在他看来，这个宇宙就是一个饮食店，里面有大蒜，有牙买加胡椒，还有不幸的女人和其他调味品，再加上一些配菜，专供大胆的人去满足欲望。除此之外，宇宙间就只剩下谣言和空谈了。在这样的人生哲学和人生实践中，伊格内图斯已度过了差不多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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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空位期：中国三头执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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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早年在他的故乡河南项城，也是在上述人生哲学和亲身实践中混日子，一直到他身无分文，完全破产为止。他的朋友们乐于打发这个年轻的无赖，于是借给他赴朝鲜的旅费，在那里，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他成了吴（长庆）将军帐下吃闲饭的随员。不过，袁世凯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无赖，却并非没有能力和能量。他逐渐地向上爬，后来得到李鸿章的保荐，被任命为“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就这样，他成为天津李鸿章腐败的寡头政治集团中最年轻的成员。
　　同英国的约瑟夫·张伯伦一样，中国的袁世凯也是一个暴发户和骤起的新贵。暴发户和新贵的标志是狂妄自大，不可一世。这一点，凡是与袁世凯所宠爱的留过洋的中国人打过交道的外国人都能看到，这些人生活奢侈，趾高气扬，他们的主要特征是——狂妄自大，不可一世。北京的中国文人学士称天津袁世凯的党徒为“票党”——狂妄自大党。两年前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次，一个督察院的官员在街上与我同行。当他看到袁世凯口衔金烟嘴，叼着香烟，乘着新式洋马车，后面跟着耀武扬威的侍从马队，浩浩荡荡地从旁经过时，情不自禁地向我诵起《诗经》里的如下诗句：
　　骄人好好，
　　劳人草草，
　　苍天苍天，
　　视彼骄人，
　　矜此劳人。
　　事实上，袁世凯是在有意模仿满人荣禄的气魄；天津和北京的许多外国人，都错把袁世凯的这种狂妄自大，当成了荣禄的那种真正的气魄。已故的满人荣禄虽有不少缺点，但却是一个生来的贵族，而袁世凯则是一个暴发户和新贵。我曾对袁氏的同党唐绍仪（73）说，袁氏有百万富翁的作派而无百万富翁的钱财。其实，袁世凯装出的气魄或骄狂自大，正是手中并无百万的百万富翁所摆出来的架子。
　　英国的约瑟夫·张伯伦先生的骄狂，大大有助于南非布尔战争的爆发，同样，袁世凯派驻朝鲜时期的骄狂自大，则促使中日战争不可避免。等战争真正打起来的时候，他为自己骄狂的严重后果感到害怕，便逃回天津。
　　说句公道话，天津的李鸿章并不想打这场战争，他对导致战争的那个骄狂之徒、那个过于热心的暴发户十分气恼——因而对逃回天津的袁世凯不理不睬。这样，袁世凯就又一次流落街头，负债破产，只得千方百计四处求人向李鸿章说情，希图重新得到李氏的优遇。后来，他求到了李鸿章寡头政治集团中最有势力的人物盛宣怀（74），但事情毫无进展。从此，他对盛宣怀怀恨在心。后来他升任直隶总督时，便将盛氏所担任的中国电报局总办和轮船招商局督办的职务全部免去——此事是盛宣怀亲口告诉我的。
　　未能重新进入李鸿章的寡头政治集团，袁世凯便另辟蹊径，去巴结北京的满洲贵族。经过离职回京的程文炳将军，即他那个早期保护人的引见和疏通，他得到了满人荣禄统帅下的新建陆军副统领之职。不过，他在满洲贵族手下立足未稳，李鸿章便垮台了，康有为及其激进派异军突起。袁氏认为时机已到，又赶忙去投靠康有为与激进派。但正如人们都知道的，到最后的紧要关头，他又叛卖了他的雅各宾朋友。此后，他就明确地投身到满洲贵族一派中，与之形成了一个集团，可以称之为“联合党”。如同约瑟夫·张伯伦成为索尔兹伯里勋爵的亲信仆从一样，袁世凯则成了满人荣禄的心腹仆从和走狗。
　　我不必详细追述袁世凯的为官履历。他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的特种部队后，被任命为山东巡抚。他在任上，义和团的狂热风暴爆发了。我们已经看到，他完全没有能力理解那场误导和愚昧的暴乱之高贵动机，只是残忍地以玩世不恭和兽性的手段，去杀害那些误入歧途的疯狂农民。从山东巡抚，他继而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他到天津就任之前，占领天津的八国联军组成了临时政府，他们已经打扫和整顿了天津的环境，使天津成为现代欧化的自治城市。袁世凯从外国临时政府手中接管了天津市政，他坐享其成，得到了许多不该享有的荣誉。外国人看到天津进步和改革的表象，看到天津成为一个欧化的城市，便一味夸奖袁世凯。刘坤一死后，袁世凯，正如我说过的，他与张之洞和两广总督岑春煊一起，成为了左右中国政治的三大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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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空位期：中国三头执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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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不该对这位已经倒台的中国张伯伦的经历和品质不厌其烦地讲这么多，但鉴于以下事实，我还想再唠叨几句。莫理循博士和所有中英两国的英文报刊，都以一种自以为是、甚至狂妄自大的权威腔调，极力推出袁世凯这座泥塑的偶像来，这种做法只是荒谬可笑，对于外国人正确地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倒也没有什么太大妨害。他们神化袁世凯，说他是拯救中国必不可少的惟一伟人，从而给现任摄政王的统治投去不信任的阴影。英国舆论过去曾一度奉李鸿章为偶像。有些与宓吉先生见识相仿佛的英国人，甚至称李鸿章为中国最了不起的老人。如今，英国人对宓吉先生所谓的那个最了不起的老人，还有什么好话可说呢？（75）
　　但公正地讲，李鸿章还不是一个邪恶的、不道德的和刻毒的人，他只是一个庸人。他庸俗粗鄙，但不暴虐恶毒。而康有为及其中国雅各宾党人不只是庸俗粗鄙，而且恶毒暴虐。在他们的雅各宾主义中，包含一种理想主义的成分，一种希冀立即带来太平盛世的强烈渴望。而袁世凯，则综合了庸人李鸿章的粗俗卑鄙和雅各宾党人康有为的暴虐刻毒。事实上，中国的袁世凯和英国的约瑟夫·张伯伦先生一样，两人都是雅各宾党人的叛徒。（76）
　　下面，我不再谈袁世凯。不过在此之前，我想明确指出，这种生性粗俗、庸陋和蛮横的人们，损害了他们本国真正改革和进步的事业，因而也必然危害他们所在国高尚的国民生活乃至世界文明。例如，约瑟夫·张伯伦先生，人人都知道，他采纳了比肯斯菲尔德勋爵的帝国主义。但是，意味着使大英帝国强大的帝国主义，对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来说只不过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其目的是为了大英帝国的良治和世界文明。换言之，比肯斯菲尔德勋爵要使大英帝国强大，只是为了能使大英帝国政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去做它认为对于大英帝国的良治、进而对于世界文明事业来说是正确的事情。而约瑟夫·张伯伦先生的帝国主义，也就是使大英帝国强大，则本身就是目的。无论如何，他的帝国主义与良治或文明没有关系。张伯伦先生帝国主义的目的，只是要让大英帝国境内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吃的东西更多，住的地方更好等等，事实上也就是要比地球上任何国家或民族在物质方面更加繁荣，然后能狂妄自大，趾高自扬，称霸全世界。比肯斯菲尔德勋爵的帝国主义，其结果是推进良治和文明的事业，使英国式的法律和英国式的公正——使大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赢得全世界的尊崇。孔子谈起他那个时代一个著名的政治家时说道：“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所谓“披发左衽”，就是成了野蛮人。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英国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和德国俾斯麦首相的政治才能，欧洲人民现在也要堕入无政府和野蛮状态了。相反，约瑟夫·张伯伦先生的帝国主义，其结果则是要使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能有更多的牛肉吃，能住得更加舒适，能狂妄自大、趾高气扬地去欺辱全世界。它所带来的是在南非的布尔战争，是英格兰鼓吹女人参政的妇女，是印度投掷炸弹的无政府主义学生和每年预算六千万英镑的赤字。由此可见，我们中国人“有治人无治法”的说法，是千真万确的。
　　在中国，这一公理比在英国或欧洲要有力量得多。中国国家管理中的“宪法”，正如我所说过的，是一种道德上的宪法而不是法律上的宪法。换句话说，我们中国人更多地是依靠道德法律，而不是纸上的宪法、国家法规或治安条例来约束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使那些身居高位、有责有权的人们不敢为非作歹。简而言之，中国的良治完全仰赖我们统治者的道德品质。因而在中国，当不道德的人身居高位，大权在握的时候，他们的所做所为所造成的危害是无法想象的。而且，在中国，像一切专制独裁的政府一样，政府行好行坏的权力非常之大。因此，一旦像袁世凯这种生性庸俗、粗鄙、暴虐和刻毒的人在政府中享有了某种支配权，那后果便可怕至极。这里，且不谈那种奢侈浪费，为了维持袁世凯及其寄生虫们骄狂恣肆的排场，在天津，无论是官员还是商人都已破了产。在此，我只想从那些灾难性后果中举出一个实例。袁世凯，正如我所说过的，他成为了统治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中三头执政的成员之一。三巨头即张之洞、袁世凯和岑春煊，他们乃是当时中国文人士大夫所公认的领袖。已故皇太后正是依靠这三个人，来指导与推行改革运动或中国的欧化新政的，我说过，在1901年銮驾回京后，整个中华民族就决定采取这样一场欧化改革了。张之洞仍是三巨头中惟一有思想和能懂思想的人，他在反对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中，指出中国的改革或欧化，必须首先从改进和变革公共教育入手。袁世凯则毫无自己的主见，他以其粗俗卑鄙的狐狸之智大体上抓住了张之洞的这一思想，然后立即狠命地催迫和促使那个可怜的老人，正如我曾说过的，那个缺乏道德勇气的张之洞，糊里糊涂就答应劝说已故皇太后不等到新的教育体制有个草案或经过讨论，就将整个现行的旧式公共教育机构悉行废除。其结果，是拥有四万万人的整个中华帝国，目前可以说绝对没有任何公共教育可言了。只有在一些大城市的几座造价高的、陋俗的欧式红砖楼房里，还有人在把一些蹩脚的英语和现代欧洲科学术语以及其它学科的日式译文混在一块，向学生灌输着。对这些东西，学生们丝毫也不理解，就被强行塞进脑中，结果使他们一个个变成了胡言乱语的白痴。这就是前文中我所谓像中国的袁世凯和英国的张伯伦这样的人，不能让他们有掌管教育或文化事务任何权力的一个实例。已故的著名法国人内农（77）先生说：“人们健全的教育，乃是达到一定程度的高等文化教育的结果。像美国这样一些国家，已经发展了为数不少的大众通俗教育，却没有任何严肃认真的高等教育。而这种缺陷，就势必长期以他们知识分子的平庸行为，举止粗俗，精神上的浅薄以及普通智识的缺乏为代价。”中国旧式的公共教育尽管可以说有许多缺点，但它仍然致力于给人们一个像内农所说的严肃认真的高等教育。不仅如此，这种严肃认真的高等教育，还造就出像曾国藩侯爵乃至张之洞大人本人这样杰出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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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空位期：中国三头执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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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头执政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岑春煊，他是前两广总督，现在在上海做寓公。他是著名的已故云贵总督岑毓英（78）的长予，其父曾被指控与马嘉理谋杀案（79）有牵连。岑毓英是一个厉害人物，他用克伦威尔挫败爱尔兰叛民的严酷手段，挫败了云南回民起义军。像乃父一样，岑春煊也是一个厉害角色。他是德国人所谓容克（80）党的党员，他的家族也来自蛮荒的仍处在半开化状态的广西省，即中国的波美拉尼亚。因此，他跟俾斯麦首相一样，是一个真正的中国波美拉尼亚的容克。在其政治生涯之初，他也同俾斯麦一样是个极端保皇主义者——plusroyalistequeleroi。事实上，岑春煊在义和团事变爆发后才崭露头角，他以其极端的保皇主义精神引起了已故皇太后的注意。当朝廷逃至陕西西安时，他赶紧奔去救援，与1848年俾斯麦赶去救护柏林的朝廷一样。
　　他们两人的相同之处按下不表，且谈彼此之间的相异之点。俾斯麦是一个含辛茹苦、始终不懈地提高自身思想修养的人，而岑春煊则绝对没有任何思想修养。不过，正因为他完全没有文化修养，所以他是实实在在的，不像雅各宾党人——诸如卖弄博学和怀有空洞理想主义的康有为之辈。他不是空想家，而是一心一意务实的实干家。他确实没有满洲贵族的优雅之处，但同时也没有暴发户袁世凯那种狂妄自大、庸俗不堪、装模作样讲排场的鄙陋习气。到上海岑春煊的寓所拜访过他的外国人，都可看到，这位伟大的厉害总督的儿子，自己也是总督，他的生活却相当简朴。由此可见他是一位君子，不属于那种暴发户买办阶级。
　　总之，岑春煊是一个坚强有力、忠心耿耿的狂热保皇派。他主张对雅各宾党人和革命派以快刀斩乱麻的方法迅速处理。但是，正如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erichWilliam）1848年在谈论俾斯麦时所说的那样，岑春煊在当今中国是个不合时宜的人。目前中国正处在变革时期，需要的是善于妥协与和解的建设性政治人才，而岑春煊则太过强硬、不屈不挠，因此难当大任。歌德见了同时代的渥瓦茨（81）元帅，说道：“再也没有比缺乏见识的行动更为可怕的事情了。”此刻，像希腊的阿喀琉斯（82）一样，这位厉害的总督离开了所有当权者，坐在上海马卡姆路他的寓所里满脸愠怒，毫不妥协。眼见中国越来越糟，他实在忍受不住气恼的折磨，便到杭州湖畔、普陀海滨逛悠散心去了。
　　也许将来有那么一天，这位中国的阿喀琉斯可能还要披挂上阵，前去为希腊人作战。然而，正如这位前总督几天前对我所说的，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对于中国和每个人来说，将会是一个暗无天日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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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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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必须结束这个中国的牛津运动故事了。我并不想在世界公众面前，去批评现任摄政王统治下的帝国政府的政策和措施，作为现政府的一个下级官员，我认为这样做也是不合适的。如果我对于现政府有什么非说不可的话，还是宁愿说给自己的同胞听。其实，两年以前，在给帝国已故皇太后和光绪皇帝陛下的一封长长的上书中，我已经把关于中国目前局势的所有想法都陈述过了。但在这里，在结束这篇中国的牛津运动故事之前，我很想，也确曾承诺过，要说明目前的摄政王也是一个受益于中国牛津运动影响的人。摄政王的父亲是已故的七王爷（83），中国牛津运动非官方的保护人。他是已故光绪皇帝的父亲。这位七王爷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就如同英国已故的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在英国所处的地位一样。英国那位已故的女王夫君，在试图指导当时自称为自由主义的散漫和无政府主义势力中丧了生，同样，中国的七王爷，在发现他指望着能与李鸿章及其腐败的寡头政治集团之中产阶级自由主义斗争的中国牛津运动最终失败和崩溃的时候，也因极度伤心而过早去逝。现任摄政王，当今中华帝国的实际代理人，便是这位尊贵的七王爷——这位中国牛津运动的支持者和非官方保护人的第三子。因此，已故七王爷对孩子们的教育，是完全置于牛津运动者们的影响之下的。最后的一个王府教师，便是已故帝国大臣孙家鼐（84）。由于有这种因素，中国的牛津运动对于目前中国的政治，仍然施加着影响。
　　这里，我可以进一步指出，在帝国的亲王之中，已故皇太后认为配做她继承人、堪当指导民族命运之大任的只有两位。她心中牢记孔子所说的；“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最初，她看中的是有“拳匪”臭名的端王，并把他的儿子指定为大阿哥。如果义和团事变没有发生，今天中国的摄政王便是端王。端王是一个狂热型的人，如果他摄政，他会毫无疑问像孔子所说的那样有所进取。但是义和团事变招致了外国列强的干涉，使他无法当摄政王了。于是已故皇太后不得不选择目前的摄政王，他是那种有所不为的偏执型的人。如果他不是为了去创造新秩序而做得那么多，他一定能获得更多的荣誉的，因为这些事情做得越多，反而使中国的事态越糟。不仅如此，目前的摄政王正严格执行着已故皇太后的政策，这一政策就是：如果中国一定要闹一场革命——目前的欧化实际上就真正等同于一场革命，它必须是“一场合乎法律程序的革命”。现任摄政王称得上是一个具有满族的高贵灵魂和自尊自傲品质的年轻人。当外国人指责中国在他的统治下发展缓慢的时候，应该记住这位满洲亲王克己的力量是多么值得称赞。因为这种力量，使得他的私人生活纯洁无瑕，无可挑剔，使得他在国家事务中，情愿不以个人意志而以合法程序去引导革命。其实，谈起这位摄政王，我们可以同说过这样一句聪明话的智者一道说：“不轻易发怒，比暴跳如雷耍威风要好，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比攻城夺池还难。”
　　本书就要结束了，我想说的是，在讲这个中国牛津运动故事的过程中，我已尽力说明，自从欧洲人进入中国以后，我们中国人怎样努力与那现代欧洲那强烈的物质实利主义文明（materialisticcivilzation）的破坏力量战斗，使它不致于危害中国的长治久安和真正文明的事业，然后我们又如何遭到失败，率领我们战斗的中国牛津运动的领导人现在都已亡故。眼下的问题是：今后该怎么办？我们是只能听任自己古老的文明被扫除净尽呢？还是有什么办法能避免这样一场灾难？在此，正如马修·阿诺德要说的，我觉得此刻我的敌人正以一种急不可待的喜悦，眼巴巴地等着我回答，但我却要避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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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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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过，义和团事变之后，整个中华民族、中国的统治阶层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面对现代欧洲各国那种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中国文明的应战能力不足，无效无用。我还表示过要说明，为什么我们的统治阶层、中国的文人学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是错误的。在此，我将兑现我的诺言。在我看来，一个人或一国人用以反对和试图消除一个社会错误或政治错误，存在着四种方式。下面，我想对此做出具体的说明。假设在上海地区有一个纳税人，他诚心诚意地相信上海租界运行的有轨，电车对于上海人民来说不仅是一种讨厌的东西，而且是一种很坏的、不道德的、伤风败俗、导致混乱的设施。怀着这种念头，他首先可以以一个纳税人的名义，抗议在上海街道上铺设有轨电车道。如果抗议无效，他可以孤身一人或邀上几个志同道合者站到马路中央，逼迫有轨电车司机要么停车，要么从他或他们身上碾过去。如果电车司机拒绝停车，他就用拳头和血肉之躯去与电车对抗，这时候，如果没有警察和市政人员来干预，愚蠢的纳税人就会粉身碎骨，而上海的电车道也仍将原封不动。端王及其义和团员用来抵御现代欧洲物质实利主义文明到来的方法就是这样一种方法。上海的那位纳税人，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阻止电车的运行。他自己或邀一些朋友，在上海合伙创办一个对立的电车公司。从财政方面或其他方面设法搞垮这家电车公司，终使其无法存在，无法开业。到这个地步，人们能够想象出上海将会是一幅什么景象。然而，这就是已故的张之洞主张采取的，用以防止欧洲物质实利主义文明进入中国并带来恶果的办法。上海纳税人能够用来阻止电车运行的第三种方式，正如我曾说过的，是消极抵制，洁身自好。但消极抵制和洁身自好不是一种真正的道德力量，在消除或改良社会弊端方面决不会有效。而这就是伟大的俄国道德家托尔斯泰伯爵在给我的一封公开信中，劝告中华民族阻止现代欧洲物质实利主义文明进入中国的方法，也就是要我们消极抵制，不理会欧洲的一切。托尔斯泰伯爵所提议的这种对待社会罪恶的方法一点也不新鲜。佛教改革世界便是通过消极抵制。当世界腐败无道之时，佛教徒们就剃光脑袋进入寺庙，以此洁身自好。结果社会只能变得越来越糟，且最终连挤满各种光头和尚的寺庙也逃不脱被焚毁的命运。因此，世界上的社会罪恶绝不能通过消极抵制来革除，因为消极抵制乃是一种自私和不道德的暴行。马修·阿诺德指出，“茹伯说得很妙：‘C’estlaforceetledroitquireglenttouteschosesdanslemonde；laforceenattendantledroit．——强权和公理是世界的统治者；在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强权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公理未行，因为公理未行，所以强权那种事物存在的秩序是合理的，它是合法的统治者。然而公理在很大程度上是某种具有内在认可、意志之自由趋同的东西。我们不为公理作准备——那么公理就离我们很遥远，不备于我们——直到我们觉得看到了它、愿意得到它时为止。对于我们来说，公理能否战胜强权，改变那种事物的存在秩序，成为世界合法的统治者，将取决于我们在时机已经成熟时，是否能见到公理和需要公理。因此，对于其他人来说，试图将其所醉心的新近发现的公理强加给我们，就仿佛是我们的公理一样，并以他们的公理来强制取代我们的强权的那种做法，是一种暴行，应当反抗。”
　　简而言之，当我们认为某种制度不合理时，便去消极抵制它，而想不到这是一种不道德的暴行，这是不对的。以这样一种不道德的行为，绝不能改革某种制度，即便它真是一个罪恶的和不道德的制度。
　　上海那个真诚相信电车是一种危险和讨厌的东西，是一种不道德的设施的纳税人，能够用以阻止上海电车运行的第四种方法如下：他不必不去乘电车，甚至可以保护它，但在私人生活或公职生活中，他却必须保持自尊和正直的品质，以赢得所有上海居民的敬重。由于邻里居民对他的敬重所激起的道德力量，他得以参加纳税人会议，又由于所有纳税人对他的敬重，都愿听从他的意见，而对其他人的意见置若罔闻。这时候，如果他能向纳税人说明——上海的有轨电车是一种危险的东西和伤风败俗的设施，那么，他将有机会使纳税人们心甘情愿地将电车废置。这，我以为就是孔子制止某种社会或政治罪恶及其改革世界的办法，即通过一种自尊和正直的生活，赢得一种道德力量，孔子曰：“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因此，我认为，将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将此种文明中最优秀的东西，从现代欧洲各国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破坏势力中挽救出来的力量正在于此，并且这是惟一可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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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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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愿意在此指出，迄今为止，不但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在反对现代欧洲文明势力的过程中，对于中国文明所固有的这种惟一真正的力量的利用极其之少，而且我本人作为一个中国人，直到今天才意识到，自己立身行事一无所成，正是由于我不懂得在生活中通向成功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也就是，“修己以敬”（orderone’sconversationaright）（85），照孔子所说的，集中精力去过一种“笃恭”的生活。的确，要说起来，如果不是这本牛津运动故事中所提到那位名人（指张之洞）给予我20多年的庇护，我这条命恐怕早就丢了。我很清楚，在这篇故事中谈到这位老头领时，我并非只是一味褒扬。我写这篇故事的目的不是要臧否什么人或什么事。我的目的，是要帮助人们如实地了解中国的现状。AmicusPlato，magisamicaveritas（我爱柏拉图，但更爱真理）。但在这篇故事结束之时，我愿公开在这里表达我对已故帝国总督张之洞的感激之情，感激他20多年所给予我的保护。有了这种保护，我不致于在冷酷自私的中国上流社会降低自我去维持一种不稳定的生活。此外，尽管我时常固执任性，他却始终抱以宽容，很善意和礼貌地待我。而且我还荣幸地学会了作为一个新兵，在他的领导下去为中国的文明事业而战。他是中国牛津运动中最优秀的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也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文人学士。两年前，当我在北京见到了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彻底绝望了。我尽力安慰他，并向他保证最后胜利仍属于我们，他摇了摇头。我希望能够再次在他的直接指挥下返回战场，但现在战局还未明了，我们的头领却死去了，AveatqueVale！（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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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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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已故皇太后
　　致《字林西报》编辑的信
　　编辑先生：
　　最近在这个国家举国同悲之日，贵刊上所发表的那篇文章和短评，谈到刚刚去世的皇太后陛下的那些话，在我看来是如此的冷酷，充满敌意和难听之至。因此，我感到不得不对它提出抗议。一个自然史的教授在描绘某些猛兽的有趣标本的时候，也没有你们在描述已故皇太后的生平时这样无情。我并不想在此阻止你们对皇太后的品德发表自己的看法；我要抱怨的，是你们那文章的腔调。我请问你们——在这个国家万民同哀的时刻，一份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纸重提那些诬蔑皇太后的残忍、谋杀和暴虐的传闻，那些无中生有的谣言，这公平吗？仅仅几天以前，她还是这个国家的国母，而外国人在这里过着一种特权客人的生活。
　　我并不想就已故皇太后实际上的品行问题，与你们展开争论，现在这个时候也不合适。对于这一问题的审慎意见，我已经在一本不成熟的小书中做过了阐述。这本书，你们曾经向读者加以推荐，给以好评。对于那些已死心踏地地认定皇太后是一个野心勃勃、刻毒残忍的妇人的外国人，我除了以哀怜之心，重复福音书中那句“Morieminiinpeccatisvestris你们将由于罪恶而死去）”之外，别无他话可说。但对于另外一些尚没有固执此见的外国人，如果你们允许，我倒愿意提供几点意见，或许可以帮助你们对于皇太后的品格，形成一个比你们所做出的评论更为公正的看法。
　　我要谈的第一件事，是已故皇太后生活中的支配动机问题，与你们的看法完全不同，我认为它不是——正如历史上一切伟人的生活动机一样，从来不是——卑鄙的野心。卡莱尔在谈起他心目中的英雄克伦威尔所涉及到的野心时说：“势利小人以其可怜的奴才之心推想，每天让人把成捆的公文拿给你看，那该是一种多么惬意的事情。”以中国的皇太后来说，除了每天必须劳神于那一捆捆头绪纷繁的各色公文之外，她从实现野心中得到的另外好处是，无论冬夏，每天早晨必得四点半起床。不仅如此，她还不像纽约的社交妇女那样，尚能从次日数以百计的晨报上见到自己的大名，以及她所出席的豪华宴会的记述，从中得到某种补偿。这样一个付出如此之多，得到如此之少的雄心勃勃的妇人，想必一定是一个卑贱愚蠢之人了。然而，无论怎么说，已故的皇太后都绝不是这种卑贱的蠢妇。
　　如果不是野心，那么她生活中的支配动机又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一问题，让我先来给你们讲一件事，一件我的朋友告诉我的事情，它发生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夕北京的太和殿。皇太后一直支持李鸿章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和平。当听到法军炮击福州的消息后，立即传谕大臣召开御前会议。大臣们都异口同声要求宣战。这时，皇太后指着小皇帝对大臣们说：“皇帝长大成人和我死以后，他要怎么干我管不着，但只要我还活着，我绝不允许有人说，一个妇道人家抛弃了祖宗留给她代为看管的遗产。”
　　因此，我认为，已故皇太后生活中的支配动机，是迟早要为尽可能完整无损地保卫帝国王室留给她管理的遗产而奉献一生。按照中国的道德法律，一个妇人的本质责任，不是只为她丈夫活着。她的本质责任是维护其家族的遗产和荣誉。因此，我认为巳故皇太后生活中的支配动机，是一心一意要尽到中国道德法律所要求于妇人的本质责任。当她临死之前，也就是统治中国五十年之后，她能够满意地宣告：“我们没有辜负祖宗的信任。”这并非是一句空头的夸口。孔子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已故的皇太后就是这样的人。总而言之，她生活中的支配动机不是野心，而是责任。
　　我要谈的第二件事，是她的能力问题。已故皇太后能力的杰出之处，就在于她不陶醉于自己的聪明，而是善于利用他人的能力。在讨论高等教育（外国人普遍知道的“大学”）的那篇专论里，载有这样一段——《尚书·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定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作为一个能干的政治家，已故皇太后成功的秘密正在于：她的胸怀博大、气量宽宏，心灵高尚。她绝不是那种Voluntasreg-issupremalex（君王的意志就是最高法律）意义上的独断独行者，对于她来说，自始至终，judiciumineoncilioregis，supremalex——最高法律，就是她的御前会议做出的决定。事实上，在她统治的五十年期间，中国的政治并非一人独裁，而是由以她为首的执政班子共同治理。其精神，与其说是操纵控制，不如说是稳健、调节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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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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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一句话，她智识的杰出，来自于品德的高尚、灵魂的伟大。
　　下面，我想再谈谈她的趣味爱好问题。在你们丰富的想象之中，皇太后是一个东方专制暴君，而东方专制暴君总是穷奢极欲、吃喝穿戴无不腐化透顶。对于这种奢侈享乐的谣传，最为简单的回答是：已故皇太后是一位趣味高雅、无可挑剔的人而一个真正具有艺术品味的人，是决不会沉溺于吃喝、容忍过度奢华的装饰之中的。艺术品味的专横支配，在反对庸俗的消费和奢华的装饰方面，胜过宗教的禁令或戒条，它是一种比盾者更有说服力的严格纪律。我曾经进入过颐和园，见过太后的私人住所，还品尝过她享用的食品。从我在园中看到和听到的来判断，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朴素生活的信徒。我在她住所看到的惟一可以视为奢华装饰的，是玫瑰色的泛滥。园中的人告诉我，她唯一醉心的一件事，是花，种植和培育牡丹花。顺便提一句，我在她的桌子上看到一本打开的书，是晚近出现的新版带注的《书经》，里面记载着中国圣贤的统治箴言。我参观颐和园的时候，皇太后已经69岁，她仍然在努力学习如何给她的人民一个良治。
　　不错，修建颐和园，尽一切可能让它更美一些，的确花费了一大笔“钱”。Mais，enrendantsonpeupleheureux，ilfautbienqu’unfoivive.（但是，为了让其子民幸福，一个君王应当存活下去）。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记住，当已故皇太后开始花钱修建她的颐和园的时候，她已经努力工作赚回了它。她为把太平天国叛乱时中国的混乱和惨象，变成今天中国相对繁荣的局面，操劳了整整三十年。在她将权柄移交给外甥光绪皇帝时，向她的人民、伟大的中华帝国的人民，提出想修建一个富丽堂皇的家，让她在那里度过余生，这难道是那么过分的要求吗？的确，当赫德爵士和莫理循博士向我夸述太后生活奢侈的时候，想到他们自己的生活状况，我当面对赫德爵士说，他拥有个人铜管乐队等奢华之物，依我看，其生活要比皇太后奢侈得多。
　　我要谈的最后一件事，是关于她的家庭关系问题。针对你们无端暗示她的儿子，已故同治皇帝秘密之死与她有关，并认为她对同治皇后阿鲁特氏之死负有责任乃无可争辩事实的胡言乱语，我只想替皇太后陛下辩护一句，以不幸的玛丽·安托万内特的话作为辩护词，当遭到同样恶毒的指控的时候，安托万内特平静地回答说：“我求助于天下所有的母亲”。那“严寒的冬夜”的故事，及其“孩子哭泣”的戏剧性插曲，显而易见，不过是地地道道的神话而已。如果当时真有谋立恭亲王儿子为帝那回事，老恭王怎么可能在已故光绪皇帝继位后，仍然能长期得到恩宠呢？如果真有那样一场密谋，老恭王的儿子现在就不可能像我去年在英国公使馆所见到的那样，四肢健全地活得那么自在了。
　　下面，我再来谈谈她与她的外甥、已故光绪皇帝之间的关系。人们指控她在儿子死后，不按合法程序立继承人，而是立了一个同辈的小皇帝作为儿子，以便能继续摄政。因为她野心勃勃，想大权独揽。其实这一点又犯了什么大不了的错误呢？要记住，中国之所以有今天，完全都是她操劳的结果。当她最初受命管理帝国遗产的时候，中华帝国不仅满目疮痍、混乱不堪，而且王朝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濒于崩溃。经过她二十多年辛辛苦苦的工作，终于不仅彻底保住了帝国遗产，而且将一个凄惨混乱的中国，变成了如今这般井然有序，乃至繁荣的局面。难道你们认为，让她眼睁睁，冒险让自己二十年的劳绩和帝国的遗产再度遭到破坏，以至万劫不复是应该的吗？不——她有太强的责任感了——一种按中国法律规定，妇人应维护家族遗产和荣誉的这样一种责任感。
　　也正是出于这种对于皇室负责的责任感，她对其外甥、已故的光绪皇帝感到格外气恼。这种气恼并非是其个人怨愤的结果，而实在是发自于责任。她为了保护祖宗遗产，已经奉献了整个一生，满怀希望地选择了光绪，原指望他能不负于自己纶牺牲。然而，他不仅辜负了她的期望，而且还犯下了试图毁弃她的功绩及其帝国遗产的罪行。在这最后几年的日子里，她仍然对光绪可能最终不负她的选择抱有一线希望。然而，当她看到他，这个她早年孀居时领养的孩子，这个她寄予了全部希望的孩子死在她之前的时候——她的生命之光便突然熄灭了。可怜的不幸的孩子已经死去，更加不幸的母亲能够做的，只能是立即随他进入坟墓。
　　唉，可怜的孩子，要是你战胜了艰难的命运，你将是马尔坎勒斯。请你们赐予手中的百合花，让我（在墓前）献上紫色的花朵。
　　就此搁笔。
　　辜鸿铭
　　19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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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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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皇太后：（86）一个公正的评价
　　辜鸿铭评论德龄（87）著《清宫二年记》
　　当此全世界都注视着中国满族权力悲剧性丧失的时候，这本由一位新式的满族现代妇女所著的书出版了。它给予了我们有关满族宫廷以及满族上层社会的第一手资料，读来十分有趣也很有意义。过去，在这方面，人们一般都认为，濮兰德和白克豪斯两位先生所著的那部书（88），是划时代的力作。可依我看来，倒是德龄女士这部不讲究文学修饰、朴实无华的著作，在给予世人有关满人的真实情况方面（尤其是关于那刚刚故去的高贵的满族妇人情况方面）要远胜于其它任何一部名著。不错，在濮兰德和白克豪斯先生的书中，确实存在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可是所有这些有价值的材料，都因作者的过分聪明而被糟踏了——这种过分聪明是现代知识分子的通病。孟子曾说：“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我憎恶你们这些聪明人，因为你们总是把事实歪曲）。对此，濮兰德和白克豪斯两先生的著作正是一个极好的说明。它向我们显示出对历史的歪曲竟可以达到何种的程度！刚刚去世的中国皇太后，是为世人所公认的伟大女性，她具有一切伟人所共有的品质——纯朴。孟子曾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伟人，切记不要丢掉你单纯的童心。梅特涅在他的回忆录里，也谈到过拿破仑智慧中那伟大的纯朴。
　　可是，皇太后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女性，还是一位满人。满人，正如我在其它场合曾说过的那样，尽管他们现在有着许多缺点和毛病，但仍然是一些不狡诈、心地质朴的人。因此，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一个既具有高尚的灵魂，又不失赤子之心的伟大女性，那么她就非中国刚刚故去的皇太后莫属了。可是，濮兰德和白克豪斯两位先生对此一无所知，相反却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夸张的、过分渲染的、畸形变态、腐化狡诈的超人妇女形象。而那些鉴赏力已然沦落的现代公众，因热衷于荒谬和耸人听闻的事情，对此也都众口一词：“好一幅美妙的图画啊！”
　　本书的女作者也是一位年轻的现代妇女，但好在她不过分聪明。或许，正是她那满人的纯朴坦率使她避免陷入这种过分的聪明吧。不过，她毕竟受过现代教育，同所有受过现代教育描写中国的男女作家一样，她也奢望什么进步和改革，而这些东西恰如横亘在她头脑里的一条长虫。在她第一次觐见皇太后的路上，她说：“我们得知恐怕将被要求留在宫内，我想要是果真如此，也许能对太后施加某种影响，促使其进行改革，而这对中国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哩！”庞大帝国的复杂机器已然出现了故障，可这个纯朴的黄毛丫头却自信有能力将它修好！
　　该书的中心人物当然是刚刚故去的皇太后。她的形象被描绘成异常纯简而又质朴。唯其如此，它才堪称真实。而不像濮兰德和白克豪斯先生那幅大肆渲染的作品那样，仅是一幅被歪曲的漫画。女作者在描述她第一次觐见皇太后的场面时是这样写的：“在正殿的门口，我们遇见了光绪年青的皇后，她说：‘太后叫我来接你们’。接着就听得殿里高声叫道：‘请她们马上进来’。于是我们立刻进入殿中，一眼就看见一位老太太，穿着一件绣满大朵红牡丹的黄色缎袍。珠宝挂满了她的冕，两旁各有珠花，左边有一串珠络，中央有一只用最纯的美玉制成的凤。”
　　“太后看见我们，就站起来和我们握手。她动人地微笑着，对于我们熟知宫中礼节表示惊讶。招呼我们以后，太后就对我母亲说：‘裕太太，我真佩服你，把两个女儿教养得这样好，虽然她们在外国住了那么多年，可是她们的中国话竟说得跟我一样，并且她们怎么会那样懂得礼节？’‘她们的父亲平时管教她们非常严厉，’我母亲答道，‘他先教她们念中国书，而且她们自己学习也很努力。’‘我真佩服她们的父亲，’太后说，‘对他的女儿这样当心，并且给她们受这样好的教育。’她拉着我的手，看着我微笑，并亲了我的双颊，然后对我母亲说：‘我喜欢你的。女儿，希望她们能留在宫中和我作伴。’”
　　上述这些场面，简直无异于《红楼梦》中林黛玉初见贾母一节。这位穿着美丽缎袍，带着动人微笑凝望并吻孩子的老妇人，与濮兰德和白克豪斯先生所描绘的那个狡黠、极度邪恶阴险的超人妇女，究竟有何相似之处呢？濮、白两先生曾谈及宫中的酒宴，本书对那些庄重的酒宴也有过一次描述：“太后沿着小径走了一程，然后笑着对我说：‘你看我现在不是舒服多了吗’？我要走长路，到那边山顶上去用午餐，那里有一块极好的地方，我想你一定也喜欢的，来吧，我们一起去。”
　　“太后走路极快，我们必须快步跟着，才不至落后。太监、宫女都在太后右边走，只有一个捧着黄缎椅的太监是跟在我们后面的，这黄缎椅就像太后的狗是随时随地跟着太后的。太后出来散步的时候，常喜欢坐在黄缎椅上休息。走了很长一段路之后，我开始觉得疲倦了，可是太后仍然走得很快，丝毫没有一点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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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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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终于来到石舫。站了还没几分钟，一个太监携来黄缎，椅子，太后坐下休息了。在谈话中，远远瞧见移来两只华丽的大船，四周布满了小船。太后说，船在那儿，我们必须上船，划．到湖西去用餐。她站起身，来到湖边，在一左一右两个太监搀扶下上了船，我们也跟着上了船，太后坐在御座上，并让我们坐在船板上。太监送来红缎垫褥替我们铺好。我们身穿洋装很不方便，太后不知怎样发现了，就叫我们站起来，还让我们看看后面跟来的船。我把头伸向窗外，瞧见年轻的皇后和几个宫，女在那条船上。皇后挥手，我也挥手。太后微笑着说：‘我给你一个苹果，你能掷给她们吗？’说着太后从桌子中央拣了一个大苹果给我，我用劲一扔，扑通一声苹果落入水中，太后大笑，让我再试，又未中。太后就自己掷了一个，恰巧打在一个宫眷的头上，我们都尽情地笑了。”
　　马修·阿诺德在谈到诗人荷马时，曾说：“荷马纯朴而高贵。”我们说皇太后亦然。在前面我的两段摘录里所体现的那种特性——纯朴性，不仅为皇太后个人所拥有，而且为整个满族所具有的特性，确实贯穿全书，并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但我还说，皇太后不仅纯朴，而且高贵。这一高贵的性情，也就是马修·阿诺德所说的庄重高雅的风度。遗憾的是，皇太后性格的这一侧面，在该书中没有充分反映出来。然而通过下面这段文字，细心的读者对这位伟大的、高贵的女性这方面的特性，还是可以略见一斑的。在谈到那张由美国画家为太后所绘的肖像时，作者写道：“第二天上午，我收到康格夫人（89）一封信，求我不要怂恿太后拒绝卡尔小姐来画像。
　　我把这信翻译出来给太后听，太后听了很是发火，道：‘没有人可以用这样的口气给你写信，她怎敢诬蔑你说了卡尔小姐的坏话？你回信时告诉她，在我们国家里，宫眷从来不能干涉太后的事，而且你（做为一个满族人）也不至于这样卑鄙会在背后说人坏话。”’下面还有一章可以作为太后不仅纯朴而且高贵的例证。在描写太后大驾要曲颐和园返回城内的宫苑时，作者这样写道：“这天早晨六点钟，全体起程离开颐和园，正好赶上大雪，许多马匹滑倒在路上，太后的一个轿夫也失足滑倒，将太后掀翻在地，一时人马嘈杂。我立刻觉察到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太监们高叫‘停下，停下！’于是人马立刻停止下来，路也被堵住了。最后，我们看到太后的轿子停在路边，便都下轿奔过去，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等到了太后轿边，只见她安坐轿内，正对太监总管发令，叫其不要责备那个轿夫了，这不是他的错，实在是路太滑了。”拿破仑有一次在散步时，被两个身背重物的士兵挡住去路，当几个宫眷卫兵喝令二人为大皇帝让路时，拿破仑则说：“尊敬的夫人，请尊重负重者。”作为伟人，他必定是高贵的，而作为一般人，只有当他或她能够理解拿破仑这句“尊重负重者”的话时，才配称高贵。
　　我曾在我的著作中谈到过，作为满人，皇太后那高贵的满人理智，使她对欧洲文明的生活方式并无多大兴趣。下面，我们不妨看看她对欧洲服饰的看法。该书的作者曾给太后看过一张她身着晚礼服的画像。太后说，“你穿的衣服多特别，怎么连颈和臂都露在外面？我听说外国人穿的衣服都是没有领和袖的却没想到会像你所穿的那样难看。我不懂你怎么肯穿的。我想你穿了这种衣服一定会感到难为情。以后不要再穿这种衣服没了我看了这样的穿着打扮很不舒服。这也算是文明吗？这种衣服是在有特别事情时穿的呢，还是随便什么时候，甚至有男人在场的时候都可以穿的呢？”作者解释道这只是普通女人的晚礼服。太后听了笑着喊道：“越说越不成样了。我看外国好像变得越来越糟，似乎样样都在倒退。我们在男人面前手腕都不准露一下，但外国对此则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皇帝（光绪）总讲要革新，但如果这就是所谓新法的话，我看我们自己固有的东西倒要强得多，还是守旧些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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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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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以上就是太后对欧洲服饰的看法，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太后对欧洲人举止的评价。“太后对我说波兰康夫人（俄国使臣的妻子）真是一位体面有礼的太太。以前来宫里的许多（欧洲人的）太太都没有像她那样知礼，有些太太举止就很不适当。”她又说；“她们似乎以为我们不过是中国人，因此很是瞧不起。可是，我很快就注意到并奇怪地发现：那自以为是文明的，有教养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依我看，她们所认之为野蛮的，比起她们来，倒好像要文明得多，举止得体得多呢！”该书在描述满族宫廷和满族社会时，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他们每人都有优雅得体的举止这一点。甚至于在濮兰德和白克豪斯先生书中所提到过的那个可怕的妖魔——太监总管李莲英，尽管他又老又丑，脸上布满皱纹，却也有着优美的举止和风度，从而有其可爱之处。优美的举止风度，恰是一个人道德品质健全完美的体现和确证。当然，我非常清楚，此时此刻对于满人的这一优点，无论我怎么说也是不会有人听的，但我在此还是要冒昧地说一句，今日中国那些沉默的、真正高贵的人——少数正与全民族抗争的人——虽然忍受着不可避免的失败和羞辱，但却应当赢得人们的尊敬，因为在反对这场下流无耻的诽谤运硝时，他们没有用有损尊严的一字一句进行过反击和报复。
　　我说过，刚刚故去的皇太后纯朴而高贵，不仅如此，她还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下面这段摘录就是关于她如何获取权力并成为伟大女性的原始资料。作者记述说：“七月照常是太后最悲痛的月份，因为该月的18日就是她丈夫咸丰皇帝的祭日。17日早晨，太后去祭奠亡夫。她跪在咸丰帝的灵前，哭泣了许久。宫中也一律戒荤三日，以表虔敬。我当时是太后所喜爱之人，所以在这悲痛的日子里，她常叫我伴随她左右。这是一件倒霉透顶的差使。当太后哭时，我也得陪着她哭，然而她却每每停下来叫我别哭，说我无论如何还太年轻，不宜悲痛，同时也还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痛苦。在那段时间里，她告诉我许多她自己的身世。一次她对我说；‘你知道在小时候，我的生活是很苦的，我没能从父母那里得到过丝毫欢乐’。我初进宫时，大家也都妒忌我的美貌，后来幸运我生了一个皇子，这才好了些。然而在，这之后，我的命运就又不济了。咸丰当朝的最后一年，他突然病倒，洋兵又烧毁了圆明园，我们于是不得不避难到热河，当然这件事是大家都熟悉的，那时我还很年轻，丈夫病危，儿子又还小。当皇帝处于弥留之际时，我急忙抱着儿子来到他身旁，对他说：‘你的儿子在这里。’他听到这话，即微微张开眼来，说道：‘当然是他继承皇位。’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尚有同治可以依靠，能够获得一点愉快，但不幸的是，同治不到二十岁竟又死了。从此我的性情大变，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因为我的一切幸福都连同死掉的儿子一起失去了。稍为慰藉的是，光绪带还只有三岁就被带到我的身边。他是个瘦弱多病的孩子，你知道，他的父亲就是醇亲王，他母亲便是我妹妹，所以他就像我的儿子一样，而且事实上我也是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来待的。可是，尽管我为他想尽办法，他的身体却依旧很糟，这是你们都知道的。除此之外，我还有许多苦恼的事，现在说也无益。总之没有一件是我所希望得到的，样样都使我失望。说到这里，她又痛苦起来，接着又说：‘人家都以为太后不知有多么快活，却不知我刚才所说的那些痛苦。然而我总算还很达观，顺其自然，因事而安，有许多小事也就不放在心上，要不然我恐怕恐怕早就躺在坟墓里了。’”
　　从不靠眼泪来度日，
　　从不坐熬那寂静的夜时，
　　哭泣到次日黎明——他知道你不会，
　　（因为）你拥有非凡的力量。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这位纯朴而又高贵的满洲妇女，是在怎样一个环境中成为一个伟大统治者的了。在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她保持了一个庞大而又纷乱的帝国的统一。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此是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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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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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在本文即将结束之时，我再摘录一段，谈谈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光绪的皇后——现在的皇太后隆裕（90）。该书的作者初见她时，她显示出极好的举止和风度，且并无丝毫造作之感。下面这段故事则体现了她品性的另一方面。一次作者在与宫眷们交谈并回答她们的提问时，庆王的四女儿问了一个可笑的问题：“难道英国也有国王吗？我一直以为太后是全世界的女皇。”这些人还问了我许多问题。最后，年轻的皇后说道：“你们怎么那样无知！我晓得每个国家都有个领袖，有些国家是共和国，像美国就是，美国和我们是很友好的。不过有一点我觉得很可惜，就是现在到美国去的中国人都是些平民百姓，使得美国人以为中国人就是那种样子。我希望能有些好的满人出去，让他们知道我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好一个年轻的皇后！这位当今的隆裕太后所希望见到的，不正是中国目前最迫切需要的首项改革吗？中国人最大的不幸，正是他们不为世人所了解，也就是说正因为欧美人都不了解我们真正的中国人——即太后的那句话——以为我们中国人什么都不懂，所以便瞧不起我们。欧美人的这种态度，是1900年中国庚子事件爆发的排外情绪的真正根源。因为这场运动本身，正是为了反抗外国人的歧视。同样，目前这场革命（辛亥革命），也是为了反对政府对洋人歧视的妥协和忍让。该革命的矛头所向并非是一个腐败的政府，而是一个软弱的政府——反抗一个软弱受欺的政府。革命的真正动机并非排满，而是源于遭受外人蔑视引发的巨大的羞耻感而生的盲目排外力量。这些拥有如此这般新学的盲目者，天真地想象我们受歧视的原因只是由于我们有辫子，而满族人则须对这一耻辱的标志负责。所以这些盲目的过激分子痛恨满人并坚持要摆脱和推翻满族的一切。正如聪明的辛博森实话所言：“目前这场割发革命，值得世界人民同情。”简而言之，1900年中国爆发的庚子事件，实际上是受到伤害的民族自尊心的狂热进发；而当今这场革命，则是一次民族自大心理的狂热爆炸。然而，正是在这里，狂热分子不久就会发现他们犯下一个可怕的错误。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服，就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都由中国人变成欧式假洋人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因此，中国目前最迫切的改革并非薙发或换发型，而实在是隆裕太后所希望看到的——派出我们的良民——最优秀的中国人——去向欧美人民展示我们的真相。简而言之，这种最优交往，或能有望打破东西畛域。
　　今日的德国人都深切地怀念着他们已故的高贵的普鲁士路易丝王后，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对我们的隆裕太后之同样的深情，不久就会到来。上个世纪初，遭受拿破仑·波拿巴践踏后的德国霍亨索伦王族，正如今日受到英国报纸攻击和侮辱的爱新觉罗皇室一样，遭受到全世界带着怜悯和嘲讽的蔑视，然而，据说那位忍受了巨大牺牲的普鲁士尊贵的王后，在那段孤寂凄凉的日子里，却一遍又一遍地默诵着我在前面引述过的、歌德的那句名言：绝不靠眼泪来度日。
　　尊贵的王后所作出的牺牲和忍受的痛苦，终于触发和震撼了全体德国人民的心灵，使他们不仅作为一个民族崛起并击败了拿破仑·波拿巴，而且最终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强大帝国。有谁又能肯定，当今隆裕太后所受的痛苦，不会激发帝国那四万万沉默的人民也奋起进击，坚决反对并制止这场愚蠢而疯狂的革命，并最终依然在暂时失色的皇室领导下，去创造一个崭新的、纯粹的现代中国呢？正如德国诗人对尊贵的普鲁士王后所赞美的那样，以后我们中国人，也会对今日在北京被残忍背弃的帝国皇后放声歌唱：
　　你是一颗星，一颗光彩夺目的星，往昔的风暴和乌云全都已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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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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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为张文襄属吏，粤鄂相随二十余年，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去年文襄作古，不无今昔之慨。今夏多闲，摭拾旧闻，随事纪录，便尔成帙，亦以见雪泥鸿爪之遗云尔。其间系慨当世之务，僭妄之罪固不敢辞。昔人谓漆园《南华》一书为愤世之言。余赋性疏野，动触时讳，处兹时局，犹得苟全，亦自以为万幸，又何愤焉？惟历观近十年来，时事沧桑，人道牛马，其变迁又不知伊于何极，是不能不摧怆于怀。占人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识者亮之。
　　宣统庚戌中秋汉滨读易者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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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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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衙门
　　余同乡李忠毅公之文孙龙田司马，名惟仁，尝诋论曾文正公曰：“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火也；功烈如彼其卑也。”余谓曾文正功业及大节所在，固不可轻议，然论其学术及其所以筹画天下之大计，亦实有不满人意者。《文正公日记》内自言曰：“古人有得名望如予者，未有如予之陋也。”或问于何处可以见曾文正陋处？余曰：“看南京制台衙门，规模之笨拙，工料之粗率，大而无当，即可知曾文正公之陋处也。”
　　不排满
　　或问余曰：“曾文正公所以不可及处，何在？”余曰：“在不排满。”当时粤匪既平，兵权在握。天下豪杰之士半属门下，部曲及昆弟辈又皆枭雄，恃功骄恣，朝廷褒赏未能满意，辄出怨言。当日情形，与东汉末季黄巾起事，何大将军领袖群雄，袁绍、董卓辈飞扬跋扈无少异。倘使文正公稍有猜忌，微萌不臣之心，则天下之决裂必将有甚于三国者。天下既决裂，彼眈眈环而伺我者，安肯袖手旁观？有不续兆五胡乱华之祸也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我今亦日：“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
　　虎门轶事
　　前哲有言：“人必有性情而后有气节，有气节而后有功业。”余谓当日中兴人才，其节操风采最足动人景慕者，莫如彭刚直公。犹忆庚申年中法构衅，刚直公以钦差大臣守粤省虎门时，余初人张文襄幕，因识刚直公左右，得闻其轶事。当时孝钦皇太后垂念老臣，不时赏赐参貂食物等品。每逢赏晶赍至，刚直公一睹天家物，辄感激涕零，哭失声。庚子年辜鸿铭部郎名汤生撰西文《尊王篇》有曰：“当时匪踪蔓延，十三省大局糜烂，又值文宗龙驭上宾，皇太后以一寡妇辅立幼主，卒能廓清祸乱，盖皇太后之感人心、系人望者，不徒临政之忧勤也。三十年来迭遭变故，伦常之间亦多隐痛，故将相大臣罔不体其艰难，同心爱戴，云云。”据闻辜部郎《尊王篇》之作，盖有感于当日所闻刚直公虎门哭失声一事。
　　曹参代萧何
　　梁启超曾比李文忠为汉大将军霍光，谓其不学无术也。余谓文忠可比汉之曹参。当咸同间，中兴人才除湘乡曾文正外，皆无一有大臣之度，即李文忠亦可谓之功臣而不可谓之大臣。盖所谓大臣者，为其能定天下之大计也，孟子所谓“及是时修其政刑者也”。当时粤匪既平，天下之大计待定者有二：一日办善后，一日御外侮。办善后姑且不论，至御外侮一节，当时诸贤以为西人所以强盛而狎侮我者，因其有铁舰枪炮耳。至彼邦学术制度文物，皆不过问，一若得铁舰枪炮即可以抵御彼族。此文正公所定御外侮之方略也，亦可谓陋矣。洎文忠继文正为相，一如曹参之代萧何，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如此又何怪甲午一役，大局决裂，乃至于不可收拾哉。
　　大臣远略
　　余同乡故友蔡毅若观察，名锡勇，言幼年人广东同文馆肄习英文，嗣经选送京师同文馆肄业。偕同学人都至馆门昔，刚下车卸装，见一长髯老翁，欢喜迎人，慰劳备至。遂带同至馆舍遍导引观，每至一处则告之曰，此斋舍也，此讲堂也，此饭厅也，指示殆遍。其貌温然，其言霭然。诸生但知为长者，而不知为何人。后询诸生曰：“午餐未？”诸生答曰：“未餐。”老翁即传呼提调官，旋见一红顶花翎者旁立，貌甚恭。诸生始知适才所见之老翁，乃今日当朝之宰相文中堂也。于此想见我朝前辈温恭恺悌之风度也。余谓文文忠风度固不可及，而其远略亦实有过人者。中国自弛海禁后，欲防外患，每苦无善策。粤匪既平，曾文正诸贤筹划方略，皇皇以倡办制造厂、船政局为急务。而文忠独创设同文馆，欲培洋务人才，以通西洋语言文字、学术制度为销外患之要策。由此观之，文文忠之远略，有非曾文正诸贤所可及也。
　　上流人物
　　国朝张缙示张在人书曰：“凡人流晶之高下，数言可决者，在见己之过，见人之过；夸己之善，服人之善而已。但见己之过，不、见世人之过；但服人之善，不知已有一毫之善者，此上流也。见己之过，亦见人之过；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取长去短，人我互相为用者，其次焉者也。见己之过，亦见世人之过；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以长角短，人我分疆者，又其次焉者也。世人但见人之过，不见己之过；便夸己之善，不服人之善者，此下流也。”余昔年至西洋，见各国都城皆有大戏园，其规模之壮丽，装饰之辉煌，固不必说，但每演一剧，座客几万人，肃然无声。今日中国所创开各文明新舞台，固欲规仿西制也。然每见园中观剧座客，举止嚣张，语言庞杂，虽有佳剧妙音，几为之夺。由此观之，中国比西洋各国之有教无教者即可概见。尝闻昔年郭筠仙侍郎名松涛，出使西洋，见各国风俗之齐整，回国语人曰：“孔孟欺我也。”若郭侍郎者，可谓服人之善，而不知已有一毫之善，是之谓上流人物。
　　书生大言
　　甲申年，张幼樵在马江弃军而遁，后又入赘合肥相府，为世所诟。余谓，好大言原是书生本色。盖当时清流党群彦之不满意于李文忠，犹如汉贾生之不满意于绛侯辈；夫绛侯辈固俗吏也，贾生固经学儒也。然当时若文帝竟能弃其旧而谋其新，命贾生握兵符为大将，果能系单于之颈，而不为张佩纶马江之败衄者几希！至入赘相府一节，此犹见合肥相国雅量，尚能爱才，若汉之绛侯，陈平辈，试问肯招贾生入赘为婿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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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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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霸罪人
　　庚子拳匪肇衅，两宫巡狩西安。李文忠电奏有曰：“毋听张之洞书生见解。”当时有人将此语传于张文襄。文襄大怒曰：“我是书生，他是老奸巨滑。”至今文襄门下论及李文忠，往往痛加诋詈。余曰：“昔孟子有言，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余谓，今之李文忠，曾文正之罪人也；今之督抚，又李文忠之罪人也。”
　　清流党
　　或问余曰：“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余曰，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当同光间清流党之所以不满意李文忠者，非不满意李文忠，实不满意曾文正所定天下之大计也。盖文忠所行方略悉由文正手所规定，文忠特不过一汉之曹参，事事遵萧何约束耳。至文正所定天下大汁之所以不满意于清流党者，何为其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文忠步趋文正，更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才能而不认人品。此清流党所以愤懑不平，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盖当时济济清流，犹之汉之贾长沙、董江都一流人物，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在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犹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以此。厥后文襄门下如康有为辈，误会宗旨，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变法行新政，卒酿成戊戌、庚子之祸。东坡所谓“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此张文襄《劝学篇》之所由作也。呜呼，文襄之作《劝学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韩子曰：“荀子大醇而小疵。”吾于文襄亦云然。
　　孔子教
　　一日，余为西友延至其家宴会，华客惟余一人，故众西客推余居首座。及坐定，宴间谈及中西之教，主人问余曰：“孔子之教有何好处？君试言之。”余答曰：“顷间诸君推让不肯居首座，此即是行孔子之教。若行今日所谓竞争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俟优胜劣败决定后，然后举箸，恐今日此餐大家都不能到口。”座客粲然。《传》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孔子“六经”之所谓道者，君子之道也。世必有君子之道，然后人知相让。若世无君子之道，人不知相让，则饮食之间，狱讼兴焉；樽俎之地，戈矛生焉。余谓教之有无，关乎人类之存灭，盖以此也。
　　新算学
　　辜鸿铭部郎云，日本故相伊藤侯甲午后解职来游中国，至武昌。适余所译《论语》英文告成付刊，即持一部赠之。伊藤侯谓余曰：“闻君素精西学，尚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行于今日之二十世纪乎？”余答曰：“孔子教人之法，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前数千年其法为三三如九，至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亦仍是三三如九，固不能改如九为如八也。”云云。予闻此言，谓辜部郎曰：“君今尚不知目今二十世纪数学之业已改良乎？前数学谓三三如九，今则不然。我借洋款三三如九，则变作三三如七。俟我还洋款三三如九，则变作三三如十一。君尚不知此，无怪乎人谓君不识时务也。”
　　孟子改良
　　陶靖节诗云：“读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此言诗书自遭狂秦之火，至汉代真读书人始稍能伸眉吐气，然亦老矣。检收残篇，亦多失其真。且当时守旧党如董仲舒辈，欲售其顽固之奸，恐亦不免改窜原文。近有客自游日本回，据云在日本曾见有未遭秦火之《孟子》原本，与我今所谓《孟子》七篇多有不同。譬如首章，其原本云：“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仁义之说，可得闻乎？’孟子对曰：‘王何必仁义，亦有富强而已矣’”，云云。又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章，其原本云：“孟子道性恶，言必称洋人”，云云。
　　践迹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朱子解曰：“善人质美而未学。”又引程子言曰：“践迹如言遁途守辙，善人虽不必践旧迹，而自不为恶。”余窃以为，“践迹”一解，盖谓行善事不出诸心，而徒行其外面之行迹，即宋儒所谓客气。如“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此皆自以为践迹之孝也。故孔子不谓之孝。曾子论子张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朱子谓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务外自高。务外自高，而欲学为圣人之道，其学必不能化，其弊必至于践迹。故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此孔子对症下药也。盖欲学为圣人之道而践迹，即欲求为善人而不可得，况圣人乎？后有荀卿亦学为圣人之道者，其学终至于大醇而小疵，盖亦因务外自高所致。后东坡论荀卿曰：“其为人必也刚愎不逊。”自许太过，是亦自高之一证也。今日张文襄亦出自清流党，夙以维持圣人之道自任，而其门下康梁一出，几欲使我中国数千年来声名文物，一旦扫地净尽。东坡论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噫！学为圣人之道不化而至践迹，其祸之烈一至于斯。然其致病之原，乃由务外自高所致。禹对舜之言曰：“无苦丹朱傲。”傅说之对高宗曰：“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傲与逊之间，此圣学纯粹与不纯粹之所由判也。
　　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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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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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儒效篇》云：“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乡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并乎尧、禹，岂不贱而贵矣哉！乡也，效门室之辨，混然曾不能决也，俄而原仁义，分是非，图回大卜于掌上，而辨白黑，岂不愚而智矣哉！乡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岂不贫而富矣哉！”按荀子劝学，不可谓不勤，然犹不免歆学者以功利。荀子讥墨之言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余谓荀子亦蔽于用而不知学。何谓学？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夫明道者明理也，理有未明而欲求以明之，此君子所以有事于学焉。当此求理之时，吾心只知有理，虽尧舜之功不暇计，况荣辱贫富贵贱乎！盖凡事无所为而为则诚，有所为而为则不诚，不诚则伪矣。为学而不诚，焉得有学。此荀子之学所以不纯粹也。犹忆昔年张文襄赀遣鄂省学生出洋留学，濒行，诸生来谒文襄，临别赠言慰之曰：“生等到西洋宜努力求学，将来学成归国，代国家效力，戴红顶，作大官，可操券而获，生等其勉之。”云云。此与《荀子·儒效篇》勉励学者语又奚以异？余谓文襄之学本乎荀子者，盖为其务外自高，故未脱于功利之念也。昔孔子有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知此可以言学。
　　生子
　　袁简斋言：“昔方望溪先生有弟子某，年逾商瞿，戚戚然，以无子为虑。先生曰，汝能学禽兽，则有子矣。先生素方严，忽作谩语，其人愕然问故。先生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此处有人欲而五天理。今人年过四十便有为祖宗绵血气意，将天理搀人人欲中，不特欲心不炽，难以成胎，而且以人夺天，遂为造物所忌。子不见牛羊犬豕乎，其交也，如养由基之射，一发一中，百发百中，是何故哉？盖禽兽无生子之心，为阴阳之所鼓荡，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遂生乎其所不得不生。余谓此无关乎天理人欲也，斯即《中庸》所谓“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其为物不贰”。不贰则诚，诚则有功。吾人当求学之时，不可存有军事家之念，犹如人欲生子不可存有祖宗之心。董仲舒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余曰：“正其谊不谋其利，则可以生子；明其道不计其功，则可以得真学问。”
　　为人
　　《牡丹亭》曲本有艳句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此原本于《大学》“如好好色”之意。余谓今日人心之失真，即于冶游、赌博、嗜欲等事，亦可见一斑。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余曰：“古之嫖者为己，今之嫖者为人。”
　　公利私利
　　余随张文襄幕最久，每与论事辄不能见听。一日晤幕僚汪某，谓余曰：“君言皆从是非上著论，故不能耸听。襄帅为人是知利害不知是非，君欲其动听，必从利害上讲，始能人。”后有人将此语传文襄耳，文襄大怒，立召余入，谓余曰：“是何人言余知利害不知是非？如谓余知利害，试问余今日有偌大家事否？所谓利者安在？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余对曰：“当日孔子罕言利，然则孔子亦讲私利乎？”文襄又多方辩难，执定公利私利之分。谓公利断不可不讲。末后余曰：“《大学》言：‘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然则小人为长国家而务财用，岂非亦系言公利乎。”于是文襄默默然让茶，余即退出。今日余闻文襄作古后，竟至囊囊萧然，无以为子孙后辈计。回忆昔年“公利私利”之言，为之怆然者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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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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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
　　张文襄尝对客论余曰：“某也，知经而不知权。”余谓文襄实不知所谓权者。盖凡所以运行天地间之物，惟理与势耳。《易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者，理之全体也；器者，势之总名也。小人重势不重理，君子重理不重势。小人重势，故常以势灭理。君子重理，而能以理制势。欲以理制势，要必知所以用理。权也者，知所以用理之谓也。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所谓可与适道者，明理也。可与立者，明理之全体而有以自信也。可与权者，知所以用理也。盖天下事非明理之为难，知所以用理之为难，公之为义，大矣哉。譬如治水，知土能克水，此理也，然但执此理以治水患，则必徒为堵御之防。如此，水愈积，愈不可防，一旦决堤而溢，其害尤甚于无防也。此治水者之知经而不知权也；知权者必察其地势之高下，水力之大小，或不与水争地而疏通之，或别开沟渠河道而引导之，随时立制，因地制宜，无拘拘一定成见，此之谓知所以用理也。窃谓用理得其正为权，不得其正为术。若张文襄之所谓权，是乃术也，非权也。何言之？夫理之用谓之德，势之用谓之力。忠信、笃敬，德也，此中国之所长也；大舰、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国之所长也。当甲申一役，清流党诸贤但知德足以胜力，以为中国有此德必可以制胜。于是朝廷遂欲以忠信笃敬敌大舰巨炮，而不知忠信笃敬乃无形之物也，大舰巨炮乃有形之物也，以无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欲以是奏效于疆场也，有是理乎？此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势也。甲申以后，文襄有鉴于此，遂欲舍理而言势。然舍理而言势，则入于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法，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故有公利私利之说。吾故曰：“文襄不知权，文襄之所谓权者，乃术也，非权也。”
　　廉吏不可为
　　有客问余曰：“张文襄学之不化，于何处见之？”曰：“文襄自甲申后亟力为国图富强，及其身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又曰：‘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身，本也；国，末也。一国之人之身皆穷，而国能富者，未之有也。中国今日不图富强则已，中国欲图富强，则必用袁世凯辈。盖袁世凯辈欲富其国，必先谋富其身。此所谓以身作则。《传》曰：‘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文襄率天下以富强，而富强未见，天下几成饿殍，此盖其知有国而不知有身，知有国而不知有民也。即此可见其学之不化处。昔阳虎有言：‘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君子既欲行有教之政，又欲务财用图富强，此其见识之不化，又不如阳虎。”
　　爱国歌
　　壬寅年张文襄督鄂时，举行孝钦皇太后万寿。各衙署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巨万，邀请各国领事，大开筵宴，并招至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余时在座陪宴，谓学堂监督梁某曰：“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梁某曰：“君胡不试编之？”余略一伫思曰：“余已得佳句四，君愿闻之否？”曰：“愿闻。”余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座客哗然。
　　半部《论语》
　　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朱子解“敬事而信”曰：“敬其事而信于民。”余谓“信”当作“有恒”解。如唐诗“早知潮有信，嫁于弄潮儿。”犹忆昔年徐致祥劾张文襄，摺内有参其“起居无节”一款，后经李翰章覆奏曰：“张之洞治簿书至深夜，问有是事。”然誉之者曰：“夙夜在公。”非之者曰：“起居无节。”按夙夜在公，则敬事也；起居无节，则无信也。敬事如无信，则百事俱废，徒劳而无功。西人治国行政，所以能百废俱举者，盖仅得《论语》“敬事而信”一语。昔宋赵普谓：“半部《论语》可治天下。”余谓：“此半章《论语》亦可以振兴中国。”今日中国官场上下果能敬事而信，则州县官不致于三百六十日中有三百日皆在官厅上过日于矣。又忆刘忠诚薨，张文襄调署两江，当时因节省经费，令在署幕僚皆自备伙食，幕属苦之，有怨言。适是年会试题为“道千乘”一章，余因戏谓同僚曰：“我大帅可谓敬事而无信，节用而不爱人，使民无时。人谓我大帅学问贯古今，余谓我大帅学问即一章《论语》，亦仅通得一半耳。”闻者莫不捧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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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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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财
　　昔年沪上报章纷传盛杏荪宫保补授度支部侍郎。余往贺。及见，始知事出子虚。坐谈间余谓宫保曰：“今日度支部为财政关键，除宫保外尚有何人胜任愉快？”宫保欲然自抑曰：“理财我不如张宫保。”余曰：“不然，张宫保不如宫保。”宫保曰：“子何见之？”余曰：“张宫保属吏，至今犹是劳人草草，拮据不遑。而宫保僚属，即一小翻译，亦皆身拥厚赀，富雄一方。是以见张宫保之不如宫保多多。”宫保闻之，一笑而解。
　　王顾左右而言他
　　辜鸿铭部郎云：“昔年余至上海，谒盛杏荪宫保。宫保闻余《中庸》译英文一书刊成，见索。谓余曰：‘《中庸》一书乃是有大经济之书，乞君检送一本，为子辈读。’余谓曰：‘《中庸》一部要旨，宫保谓当在何句？’宫保曰：‘君意云何？’余曰：‘贱货贵德。’宫保乃顾左右而言他云云。”
　　官官商商
　　曾文正复刘印渠制军书云：“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后之君子例避理财之名，以不言有无、不言多寡为高。实则补救时艰，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叶水心尝谓：“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良为通论。余谓财固不可不理，然今日中国之所谓理财，非理财也，乃争财也。驯至言理财数十年，其得财者，惟洋场之买办与劝业会之阔绅。昔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余谓：“今日中国欲得理财之道，则须添一句曰，官官商商。”盖今日中国，大半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此天下之民所以几成饿殍也。《易传》曰：“损上益下，谓之泰；损下益上，谓之否。”知此则可以言理财。
　　爱官
　　近年朝廷整理财政，注意在绝中饱。然此犹治标，非治本也。今日民困固深，而官贫亦迥乎寻常。如刻核太至，其害将甚于中饱。曾文正所谓“爱其赤子，而饿其乳母”则是两毙之道。张殿撰季直曾谓余曰：“中饱固不可，而中饿更不可。”余曰：“中饱则伤廉，中饿则伤仁，两不免皆有所伤，宁可伤廉，而不可伤仁。昔国朝蔡漳浦先生复郑鱼门书曰：‘士子廉隅不饬，欲启其羞恶之心，不若发其恻隐之心。恻隐心一挚，则己私自消。亲亲、仁民、爱物，一以贯之，羞恶、辞让、是非，相因而有。’此谓知本之论。”
　　亡八蛋
　　学部侍郎乔君谓余曰：“君所发议论，皆是王道。其如不行于今何？”余曰：“天下之道只有二端，不是王道就是亡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禁嫖赌
　　余尝谓客曰：“周之末季自荀卿以后无儒者，今自张文襄以后亦无儒臣。”客曰：“现在南洋大臣张安圃出示，禁止官界、学界、军界嫖赌，以维持风化自任，岂不岿然一儒臣乎！”余答曰：“孔子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出示禁嫖赌，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也。此行政也，非行教也。然行政亦须知大体，盖嫖赌是伤风化之事耳。小民嫖赌，易于聚众滋事，扰害专访，此作奸犯科之事，得以弄法治之，故出示禁止犹可说。至出示禁止职官嫖赌，即以行政大体论，亦乖谬已极。古人刑不及大夫，盖欲养其廉耻也。夫以刑政施于小民，孔子犹惧其无耻。小民无耻，尚可以为国，至使职官士大夫而无耻，吾不知其何以能为国邪？今日职官放浪冶游，有失威重，固足以伤风化，若督抚不明大体，乃至将督部堂煌煌告示，粘贴妓馆娼寮，以为维持风化，不知其败坏风化实有千百倍于士大夫之冶游洲浪者。君谓张安圃为儒臣，安圃如此不明大体，是焉得为儒臣？张安圃是幼樵胞侄，当时亦清流一派，幼樵入赘合肥相府，而安圃亦与袁世凯结儿女姻亲，所谓清流者如是如是。昔班孟坚论西汉诸儒如张禹、孔光辈曰，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
　　倒马桶
　　丁未年，张文襄与袁项城由封疆外任同人军机。项城见驻京德公使曰：“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其幕僚某将此语转述于余，以为项城得意之谈。予答曰：“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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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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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贱种
　　有西人问余曰：“我西人种族有贵种、贱种之分，君能辨别之否？”余对曰：“不能。”西人曰：“凡我西人到中国虽寄居日久，质体不变，其状貌一如故我，此贵种也。”余询其故。西人答曰：“在中国，凡百食品，其价值皆较我西洋各国低贱数倍，凡我贱种之人以其价廉而得之易，故肉食者流可以放量咀嚼，因此到中国未久，质体大变，肉累累坟起，大腹庞然，非复从前旧观矣。”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乃解职乡居，又复构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生人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一至中国，辄放量咀嚼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必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
　　贵族
　　尝考英吉利立国原始宋真宗年间，有北族人据法兰西西北郡，适英国内乱，北族王率大众渡海平之，遂立为英王。于是国内北族为贵人，士族则概为平民，后有平民．中俊秀者乃得脱平民籍为士类，故至今英民分三等，曰贵族，曰士类，曰平民。近有英国名下土艾诺尔德氏论其国风俗，谓我英人平民耐劳苦、尚力行；士类好学尚智；贵族本北方之强，好勇尚气节，云云。余谓，今日满人，即我中国之贵族也，满人亦如英之北族，以武功立国，故至今犹以气节称，我汉人实逊焉。即以近年学西文学生观之，亦可略见一斑，其回国旧班学生不得意者不必论，其得意者无不身拥厚赀，以豪侈自雄。惟前外务部侍郎升任荆州将军联春卿留守名芳，前在北洋为李文忠僚属十有余年，历办要差，文忠门下之凡谙西文，如罗丰禄辈，皆腰缠巨万，作富家翁，独联留守至今犹家如寒素，清操习风，真不愧为贵族人。
　　翩翩佳公子
　　国朝张履祥论教弟子曰：“凡人气傲而心浮，象之不仁，朱之不肖，只坐一傲而已。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为恶则易，为善则难。傲则为戾为狠，浮则必薄必轻，论其质，固中人以下者也。傲则不肯屈下，浮则义理不能人，不肯屈下则自以为是，顺之必喜，拂之必怒，所喜必邪佞，所怒必正直。义理不能人，则中无定主，习之即流，诱之即趋，有流必就下，有趋必从邪，此见病之势有然者也。”余谓：“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其病往往犯傲；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其病往往犯浮。傲则其学不化，浮则其学不固。其学不化则色庄，其学不固则无恒。色庄之至，则必为伪君子；无恒之至，则必为真小人。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昔曾文正曰：“督抚考无良心，沈葆桢当考第一。”余曰：“近日督抚考无良心，端午桥应考第一。”或曰：“端午桥有情而好士，焉得为无良心？”余答曰：“朱子解善人曰：‘质美而未学。’端午桥则质美而未闻君子之道者也，聪明之人处浊乱之世，不得闻君子之道，则中无定主，故无恒。无恒之人虽属有情，亦如水性杨花之妇女，最易为无良心事。吾故谓督抚考无良心，端午桥所以当考第一也。至其好士，亦不过如战国四公子、吕不韦之徒，有市于道，借多得士之名以倾动天下耳，岂真好士哉！虽然，既曰质美，端午桥亦可谓今日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
　　庸言庸行
　　英国名宰相论用人有云：“国家用人，宜重德而不宜重非常之才。天下之人既不可无君长，而君长之事有大小轻重，即寻常之识量，亦未尝不可以胜任。盖造物于经理天下之事，未尝秘有玄妙之理——若非一二圣智之人不可求解，惟忠信廉正俭约诸庸德，此固人人之所能行此，且加以阅历虚心，于从政何难之有？若无德行，虽恃绝等高才，焉能有济。故凡有才无德之人，断不可以任用。盖秉性敦厚，而才识不足者固能遗误事机，然其害岂若彼心术邪僻且有大才足以铺张扬厉、粉饰其邪僻者之能败坏国家，至于不可补救耶？”云云。此言庸德也。余尝撰联以自勖曰：“不忮不求，淡泊明志。庸言庸行，平易近人。”即此意云。
　　不吹牛屁
　　壬寅年，张文襄在鄂，奉特旨人都陛见，余偕梁崧生尚书随节北上，时梁尚书得文襄特保，以候补道员奉旨召见。退朝告余曰：“今日在朝房，闻锡清帅对客言曰：‘如咱们这种人如何配得作督抚。’君试志之。此君子人也。”后有客谓余曰：“今日欲观各督抚之器识才能，不必看他做事，但看他用人；不必看他所委署差缺之人，但看他左右所用幕僚，即可知其一二。”余答曰：“连他左右幕僚亦不必看，欲观今日督抚之贤否，但看他吹牛厌不吹牛厌。”人谓今日中国将亡于外交之失败，或亡于无实业。余曰：“中国之亡，不亡于实业，不亡于外交，而实亡于中国督抚之好吹牛厌也。”《毛诗》有云：“具曰予圣，谁知鸟之雌雄。”今日欲救中国之亡，必从督抚不吹牛厌作起。孔子谓“一言可以兴邦，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锡清帅，其人者可谓今日督抚中之佼佼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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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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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词
　　管异之尝谓中国风俗之敝，可一言以蔽之曰：“好谀而嗜利。”嗜利固不必论，而好谀之风亦较昔日为盛。今日凡有大众聚会及宴乐事，必有颂词竭力谄谀，与者受者均恬不知怪。古人有谀墓之文，若今日之颂词，可谓生祭文也。犹忆张文襄督鄂时，自庚子后大为提倡学堂，有好事者创开学堂会，通省当道官员、教员、学生到者数百人。有某学堂监督梁某，特撰长篇颂词，令东洋留学生刘某琅琅高读，兴会淋漓，满座肃然。适傍有一狂士，俟该留学生读毕，接声呼曰：“呜呼哀哉，尚飨！”闻者捧腹。
　　马路
　　有某省某中丞奉旨办新政，闻西洋有马路，即欲仿照举办。然又闻外洋街道宽阔，中筑马路，两边以石路厢之，以便徒步人行走。今省城民间街道狭隘，碍难开辟。后闻南京、武昌业经举行，民亦称便，遂决意办马路。既成，又在上海定购洋式马车，出门拜客皆乘马车，不用肩舆，亦觉甚适意焉。一日，有某道台之子，在马路上驰马，忽于人丛中冲倒一老媪，几毙命，行路人皆为不平。道台之子停马鞭指而骂曰：“抚台筑此路，本要给马走，故不叫作人路，而叫作马路。你们混账百姓敢占了马路，我不送你到警察局惩办已算你们造化，还敢同我理论呢。”有一乡人应曰：“哎哟，大少爷！如此说来，如今中国惟有官同马有路走，我们百姓都没有路走了。”后某中丞得闻此事，遂即停办马路，并不坐马车出门拜客，仍乘肩舆。韦苏州诗云：“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某中丞亦可谓难得矣。
　　大人有三待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余曰：“今日大人有三待，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或问曰：“何谓以匪待百姓耶？”曰：“今如各省城镇市以及通衢大道皆设警察巡逻，岂不是以匪待百姓？”曰：“何谓以犯人待学生？”余曰：“今日官学堂学生之功课，与犯人所作苦功同得一苦字耳。”至于大人待下属一节，今日在官场者当自知之，更不待余解说。袁子才曾上总督书有曰：“朝廷设州县官，为民作父母耶，为督抚作奴才耶？”
　　不问民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今日地方一有事故，内外衮衮诸公，莫不函电交驰，亟问曰：“伤羊乎？”不问民。噫！窃谓今日天下之大局，外人之为患不足畏，可畏者内地思乱之民耳。民之所以思乱者，其故有二，一曰饿，一日怨。欲一时即使民不饿，谈何容易，故人手办法，当先使民不怨。今民之饿者，新政使之也；民之怨者，非新政使之也。民非怨新政，怨办新政之衮衮诸公之将题目认错耳。我朝廷今日亦知新政累民，然有不得不亟亟兴办者，无非为保民而已，非为保外人以保衮衮诸公之禄位也。上下果能认清题目，凡办新政，事事以保民为心，则虽饥饿以死，民又何怨。孟子所谓：“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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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河北省南皮县人，生于1837年，卒于1909年10月4日，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当时政局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一幅末世景象。张之洞的一生，就寄居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旧的已经坍塌，新的尚未建立。借用孔子的名言，几乎可以说是：“泰山坏乎！梁柱摧乎，
哲人萎乎！”晚年的他尽管位高权重，名满天下，但谤亦随之：新潮的人物嫌他太陈旧，陈旧的人物又嫌他过于新潮。这种新旧两边都不讨好的标志性人物，恰好写照了一个找不到方向的时代。张之洞，堪称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
从张之洞辞世到2009年，一个世纪的光阴飘然而逝。今天再读张之洞，可以发现，百年之前的张之洞，与当下的中国现实，依然具有丝丝缕缕的联系。

1998年，李书磊在评论梁启超的《政变原因答客难》一文时写道：“他的论题竟无意中与当下最热闹的讨论相合，他好像在百年之前就已藏下秘卷要将今日最时髦、最流行的观点掴碎。”品味李书磊的这段评论，我发现，把它套在张之洞的身上，也是贴切的。因为，梁启超关心的问题恰好也是张之洞留意的问题。梁、张一度是论敌、政敌，但是，正是这样的关系，表明他们在共同探索当时的中国与世界、时代与未来的关系问题。不过，饶有意味的是，由于梁启超的思想（至少是前期思想）被认为是革命的、进步的，因而受到了百年知识界的普遍重视；而张之洞的思想，由于被贴上了保守、落伍的标签，在思想史上，总是不大受待见。
然而，保守者的声音也是有价值的，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另一种逻辑，看到复杂问题的另一个侧面。清代学者阮元曾说，学术当于百年之后论沉浮。其实，思想也当于百年之后见分晓。在张之洞盖棺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不妨以“百年祭”的方式，回首他与法理派的争论，品评他的“变法不变道”思想，重新思考他的“中体西用”的当代意义。
二
张之洞政治生涯的早期，立言大于立功，并以清流健将的角色，树立了“直声震天下”的良好形象。1882年以后，他先后出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立功重于立言，并在洋务运动中做出了突出的成就。尤其是对武汉的近代化，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到了晚年，他进入军机处，成为清末新政的核心人物，既立功又立言，影响力随之升至顶峰。在生命的最后三年，他发起了一场著名的“思想大讨论”，即礼教派与法理派之争。后世一般称为“礼法之争”。
礼法之争源于清末修律。本来，张之洞是修律的积极鼓吹者。1902年，他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合署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详细地论证了跟国际接轨、参照西方法律改革中国传统法律的必要性。同年，他还与袁世凯、刘坤一共同推荐熟悉中国法律的沈家本与通晓西方法律的伍廷芳出任修律大臣。
1904年，伍廷芳正式就职修订法律大臣，标志清末修律活动全面展开。两年以后，沈家本、伍廷芳陆续向清廷提交了他们的修律成果：《刑事民事诉讼法》与《新刑律草案》。然而，这两部新法引起了张之洞、劳乃宣等人的激烈反对。礼教派与法理派之争随之开始。
按照法理派的看法，修律的方向就是向欧美看齐，用西方流行的法理来指导中国的修律工作。伍廷芳、沈家本、杨度等，都是法理派的代表人物。伍廷芳认为，日本已经走过的法制改革之路，就是中国应该照着走的法制改革之路。
沈家本虽然没有受过完整而系统的西方教育，却持有与伍廷芳相似的法律改革观。在沈家本的眼里，中国法律的西方化，乃是不容抗拒的。因而，修订法律就必须以“模范列强为宗旨”。

张之洞接见美国客人。
对于修律活动中的这种“全盘西化”的观点，张之洞不愿认同。1907年9月3日，他向清廷提交了一份《遵旨核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指责新的诉讼法“有碍难通行之处”。因为，它违反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中国礼教。在张之洞看来，新的诉讼法对于传统的三纲五常构成了严重的冲击，动摇了中国文明的大根大本，必须予以驳斥。这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对于新法的基本态度。
其实，张之洞一直都承认，传统中国的法律确实应当与时俱进，并吸收借鉴西方国家的法律。但是，新修订的法律，必须尊重中国的民情、民俗，必须以传统中国的纲常作为修律的指导思想。“立法固贵因时，而经国必正本，值此环球交通之世，从前旧法自不能不量加变易，东西各国政法可采者亦多取其长，补我所短，揆时度势，诚不可缓。然必须将中国民情风俗、法令源流，通筹熟计，然后量为变通”。因此，“今日修改法律自应博采东西诸国法律，详加参酌，从速厘定，而仍求合于国家政教大纲方为妥善办法”。
张之洞的这种观点获得了当时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譬如，劳乃宣就为礼教派的核心观点提供了“学理化”的论证。他说：“风俗者，法律之母者，立法而不因其俗，其凿枘也必矣。中国，农桑之国也，故政治从家法；朔方，猎牧之国也，故政治从兵法；欧美，工商之国也，故政治从商法。若以中国家法政治治朔方，以朔方兵法政治治欧美，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行也。今欲以欧美之商法政治治中国，抑独可行之无弊乎？”在这段文字中，劳乃宣把法律分为三类，目的也是为了论证中国的法律必须符合传统中国的风俗，必须遵循传统中国的纲常。
三
通过比较法理派与礼教派的言论，我们可以看到张之洞的两面。
一方面，张之洞虽是礼教派的主要发言人，却主张传统中国的法律制度可以变，也应当变，不变不行。而且他不但宣传变法，还积极推荐通晓西方法律的伍廷芳出任修订法律大臣，并批判那些裹足不前的守旧者：“今之排斥变法者，大率三等，一为泥古之迂儒”，“一为苟安之俗吏”，“又一为苛求之谈士”。
另一方面，张之洞在认同变法、积极推进变法与修律的同时，却又在法律与纲常之间做出了严格的区分：法律可以变，但纲常不能变，且变法不能冲击纲常。在写于1898年的名著《劝学篇》中，他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就是“变法不变道”。按照张之洞的观点，具体的法制应当按照时代的要求加以改革，但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圣道”、“伦纪”绝不能丢。否则，就将无以“立本”。
与“变法不变道”相比，伍廷芳、沈家本、杨度等人的观点是“变法也变道”。譬如，以“父子平等”取代“父为子纲”，以“夫妇分资”取代“夫为妻纲”，以西式的“个体主义”取代中式的“家族主义”等，虽然没有直言不讳地表达出来，却已隐藏在他们向朝廷提交的“法律草案”以及“关于法律草案的说明”中了。尽管如此，法理派并没有只手打倒三纲五常的决绝。他们只是认为，在新的形势下，中国不得不按照西方的法理与法制来改造中国的法律；如果在无意之中触及到三纲五常，那也是改革本身的逻辑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因为改革而必须支付的代价。
纵观张之洞的一生，他对于法理派的批判，对于“变法不变道”的坚持，并不是一个临时生出的念头，而是他的“中体西用”思想的产物。礼法论争中的“法”、“道”之分，不过是他的“体”、“用”之别的具体运用而已。在礼法之争中，张之洞对于三纲五常的坚守，实际上就是对“中体”的坚守；借鉴西方的法律制度，不过是把“西学为用”付诸实践而已。
在张之洞的思想中，体与用的区别，对应于道与法的区别。在体、道与用、法之间，主次、轻重、本末都有严格的差异，绝不能相互混同。大致说来，中体（不变的道）是根本，是目标，体现的是价值理性；西用（可变的法）是路径，是方法，体现的是工具理性。因此，中国对于西方法律制度及其他制度、技术的吸收，最终的目的还是在于维护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观。
对于这场争论，清廷的立场当然是偏向礼教派。1909年2月17日，清廷以最高仲裁人的身份阐明了自己的态度：“刑法之源，本乎礼教，中外各国礼教不同，故刑法亦因之而异，中国素重纲常，故于干犯名义之条，立法特为严重。良以三纲五常，阐自唐虞，圣帝明王，兢兢保守，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但只可采彼所长，益我所短，凡我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这段话，听上去几乎就是张之洞的口吻。
作为法理派的对头、礼教派的旗手，张之洞的观点虽然得到了最高决策者的支持，但是，支持他的清廷很快就跨台了。而张之洞也在清廷作出裁决的数月之后，撒手人寰，彻底告别了这场所谓的礼法之争。
四
以中国礼教纲常的名义反对西方法理，尤其是反对西方法理对于中国纲常的挤压与消解，几乎可以视为张之洞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推出的压轴大戏。
从发生学的角度上看，张之洞在自己年届七旬之际，掀起这样一场“思想大讨论”，当然是多种历史机缘交错作用的产物。在我看来，这个思想事件却可以解读为一个暗含着历史玄机的隐喻：张之洞殚精竭虑的一切，最后都归结为中国固有文化与西方主流法理之争。而且，在这个主题上的争论并未随着清廷的裁断而结束，也未随着张之洞的辞世而结束。在张之洞身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礼教与西方法理之间的争论，在“中西之争”的思想潮流中，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反反复复地出现。
在宗教学界，1973年，陈观胜出版《中国转化佛教》。在这本著作中，陈观胜认为，与其说是外来佛理征服了中国文化，还不如说是中国文化转化了外来佛理——禅宗就是这种转化的产物。同样，张之洞身后的百年史，是证明了西方法理已经征服了中国文化呢？还是中国文化正在转化西方法理呢？此外，在中国思想界，有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在语文学界，有汉字是否应当拉丁化的争论；在经济学界，有要不要市场的争论；在政治学与法学领域，有儒家人权观与西方人权观的争论，有司法大众化与司法专业化的争论，有法治保守主义与法治激进主义的争论，等等。大致说来，在所有重大问题的争论背后，几乎都有中国固有文化与西方主流法理之争的影子。这样的争论，也许是现代中国人根本无法摆脱的一个历史宿命。谁让中国从“天下时代”迈进了“万国时代”呢？
在张之洞的晚年，时代的主题词是“变法”。张之洞也支持变法，但要求“变法不变道”。在张之洞辞世一百周年后的今天，尤其是在新中国建国60周年后的今天，“变法”虽已换成了“改革”，然而，改革就是变法的另一种表达而已，改革的实质就是“变法”；坚持改革、深化改革，其实就是坚持变法、深化变法。既然如此，我们在强调变法（或改革）的同时，有没有“不变的道”呢？现在，按照决策者的说法，在深化改革的同时，还必须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不变的道”。如果说，张之洞守护的“道”，其核心内容是三纲五常，那么，现在必须坚持的“道”，其核心内容就是四项基本原则。
表面上看，张之洞与法理派关于清末修律及其指导思想的争论，已经尘埃落定。百年的实践似乎也证明：是张之洞错了。他太保守了、太落后了。然而，就在张之洞辞世百年之后的今天，一场大致相似的争论正在或隐或显地展开：在新中国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国的司法改革乃至整个中国法制之路，到底应该如何往前走？
60年的法制之路，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段落：前30年与后30年。前30年的法制实践，主要是借重苏联的经验；后30年的法制实践，主要是参考欧美关于法律的思想观念、话语体系、制度安排、技术手段。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走向欧美式的法治，几乎成为共识——因为，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法学人，都希望早日告别“文革”时期“无法无天”的“非法治”状况。然而，在经历了30年的法制改革实践之后，决策者发现，欧美式的法治既不可能在短期内降临中国，甚至也难以妥贴地回应、有效地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于是，决策者开始提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并有意与资本主义（欧美式）法治理念形成某种相互对照的关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作为具体内容，实质上就是在法律、法治、法制的领域内，为不容变更的“道”确立了一系列新的内涵。由此形成的主导思想，依然是“变法不变道”：当下的法制改革或法治建设，完全应当借鉴、吸收西方法治的因素（先进经验），以之完善中国的法治或法制。但是，在变法的同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法治理念——社会主义的法治之道。这样的“理念”（道），与张之洞着力维护的不容变革的“纲常”（道），可以说是遥相呼应。
五
当下，众多的法学人依然在承袭伍廷芳、沈家本等“法理派”的思维模式：必须把西方法理作为中国法制改革或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大多数当代法学人看来，只有欧美的法理才具有普适性，才具有正当性，才是更高的“道”。同时，也只有欧美的近现代法治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法治。因此，无论是法律的理念还是法律的制度、技术，都应当向欧美看齐。30年来，中国法学人关于法治的“十大训诫”之类的主流论述，无不是以欧美国家的法理及其实践为理想图景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30年的法治建设之后，当代的“法理派”学人不免有些失望。因为，理想中的欧美式法治，并没有出现在自己的周围；中国法制的现实状况与理想中的法治图景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落差。面对这样的落差，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了批评现实，试图以理想强迫现实，试图以西西弗的精神，驱使现实向理想靠拢。还有一些人，在失望之余，干脆不再关心实践中的法治或法制。他们退回到书斋，在“纯学术”的旗号下，“为学术而学术”。这，就是我现在看到的法学景观。正是这样的景观，让我想到了张之洞，并促使我写下了这篇“张之洞百年祭”。
“祭”往是为了开来。百年前的礼教派与法理派虽然观点对立，但争论尚未全面而深入地展开，张之洞就去世了，清政府也很快覆灭了，双方的争论也就烟消云散。但是当下的分歧，则象征着已经消散的烟云又一次汇聚成为了浓浓的思想迷雾。而且，决策者必然会坚持不容变革的“道”。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法学人又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呢？一方面，对现实抱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当然意义重大。另一方面，远离现实的“纯学术”也自有其不容低估的价值。但是，法制改革的方向呢？西方法理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呢？旧的“纲常”与新的“理念”的关系呢？哪些是“可以变的法”？哪些是“不能变的道”？如何在“中体西用”、“西体中用”、“西体西用”、“中体中用”之间进行恰当的取舍？“体用关系模式”的解释能力到底如何？甚至，“体用二分”能否成立？等等重大现实问题，法学人岂能袖手旁观？岂能在“以学术为业”的名义下推得一干二净？
在张之洞辞世百年之际，通过理性的、平和的、务实的、建设性的思考与对话，重建未来中国法制改革的共识，也许是当代中国“法理派传人”、“礼教派传人”共同的任务。让我们翘首期待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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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末新政的重要文献，张之洞与刘坤一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受到所有的新政研究者的重视；但是，以往学术界的研究，无论是专论还是在清末新政研究或张之洞传记中，大都只注重对此文本内容的阐述，[1] 而对文本产生的背景与经过以及其思想来源与影响关注得不够。本文拟着重对后者作进一步的考察。
一、窥测内意和会商各省督抚联衔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1.29.），在“庚子事变”中流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新政改革上谕：“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2] 这道上谕的发布，标志着清末新政的开始。
对于清廷的新政变法，张之洞的反应非常积极；事实上，他始终在密切地关注着整个政局的变化，尤其是朝中的政治动向。在接到新政上谕之前，张之洞已从端方和袁世凯的来电得知，“不日将有上谕，举行新政”。[3] 因此，他对这道上谕的颁布早有心理准备，这使他能够很快地作出积极的回应。接到上谕之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希望弄清其来路，“何人陈请？何人赞成？”随即他便从多种渠道获悉此谕出自“圣意”，由军机大臣荣禄和户部尚书鹿传霖“赞成”，甚至了解到是由荣禄的幕僚也即他自己的门生樊增祥起草。[4] 本来，这些信息已足以使他确认朝廷是真的要变法了；但是，安徽巡抚王之春的来电却使他大吃一惊。王电说：“顷行在军机章京密报：‘…… 奏复变法，毋偏重西’云，想见两宫宗旨，奈何？然就复我古法立论，或不干怒”。这使他颇感疑惑不解：“变法不重西，所变何事？”[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朝廷既已宣布变法，而又有“毋偏重西”的传闻，使变法一开始就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为了探明朝廷变法的真实意图，解开心中的谜团，张之洞特地致电鹿传霖询问：
闻有小枢致他省督抚电云：“初十谕旨，令条议变法整顿一件，切嘱各省复奏万勿多言西法”云云，殊堪骇异。窃思采用西法，见诸上谕明文。鄙意此后一线生机，或思自强，或图相安，非多改旧章、多仿西法不可。若不言西法，仍是旧日整顿故套空文，有何益处？不惟贫弱，各国看我中国，乃别是一种顽固自大之人，将不以平等与国待我，日日受制受辱，不成为国矣。究竟此事慈意若何？略园（荣禄）能透澈否？各省能否切实覆奏？哪几种事可望更张？鄙意第一条欲力扫六部吏例痼习痼弊，枢廷诸公肯否？[6]
鹿传霖回电如下：
小枢何人？妄骋臆谈。变法一诏，菘（鹿传霖）与略（荣禄）建议，上亦谓然。至应如何变通，总期实事求是，决无成见。来教谓第一力扫六部吏例，深合鄙衷。及今曹署焚荡之余，尤为机可乘而制易改。然腐儒固执，宵小不利，阻挠必多。将来想有助略相极力主持，惟当切实行之，逐渐变之，总期除弊兴利，似不必拘定西学名目，授人攻击之柄。此大举动大转关，尤要一篇大文字，方能开锢蔽而利施行，非公孰能为之？极盼尽言。[7]
鹿传霖的回电虽然否定了来自“小枢”的有关传闻，认为朝廷的变法是“决无成见”；但对张之洞“多仿西法”的主张却委婉地提出了善意的忠告：“不必拘定西学名目，授人攻击之柄”。这与张之洞的“变法”理念颇有差距，他复电鹿传霖说：“嗣闻人言，内意不愿多言西法，尊电亦言‘勿袭西法皮毛，免贻口实’等语。不觉废然长叹：若果如此，‘变法’二字尚未对题，仍是无用，中国终归澌灭矣！盖‘变法’二字，为环球各国所愿助、天下志士所愿闻者，皆指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非泛泛改章整顿之谓也”。他主张“大变西法”，认为“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精华谈何容易，正当先从皮毛学起，一切迂谈陈话全行扫除”。[8]
也许是鹿传霖的忠告提醒了张之洞，此后，虽然他在思想上始终主张多变西法，但在行动上则一直保持较为谨慎的态度。事实上，他在得到王之春的通报时即已产生警觉，他在回电中叮嘱王之春说：“复奏万不可急，东南数大省必须大致商妥”。[9] 一方面，不急于覆奏，是想进一步观察事态的变化；另一方面，东南各省互通声气，则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一起承担责任。于是，关于如何覆奏的问题，便有了会商各省督抚联衔上奏的行动。
联衔会奏也是各省督抚的意愿。早在变法上谕颁布不久，山东巡抚袁世凯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就接连致电张之洞，希望他“先拟大纲”，以便各省参照，“建议相同，庶易采择”。[10] 他们的意思是各省督抚覆奏时应表现出意见统一。后来，刘坤一首先正式提出了联衔会奏的主张，他致电张之洞、袁世凯说：“定议后可否会合东南各帅联衔入告？此等文字，正不嫌同。”[11] 袁世凯致张、刘电认为：“此文以同为贵，可见公论”；但他提出了联衔与旨意不相符合的疑问：“原旨有各举所知、各抒所见等语，未知宜联奏否？”[12] 张之洞回电刘坤一并致东南、西南各省督抚大臣电，坚决主张联衔：“变法覆奏，必宜督抚联衔，方可有益，人多尤善。请公主稿，鄙人当附名”。在此电中，张之洞提出了自以为“稍觉骇俗”的“以仿西法为主”的变革主张：

惟鄙意以仿西法为主，抱定旨中“采西法补中法”、“浑化中西之见”二语作主意。大抵各国谓中国人懒滑无用而又顽固自大，其无用可欺，其自大尤可恶，于是视中国为一种讨人嫌之异物，不以同类相待，必欲蹂践之，制缚之，使不能自立而后已。此时非变西法，不能化中国仇视各国之见；非变西法，不能化各国仇视中国之见；非变西法，不能化各国仇视朝廷之见。必变西法，人才乃能出，武备乃能修，教案乃能止息，商约乃能公平，矿务乃能开辟，内地洋人乃不横行，乱党乃能消散，圣教乃能久存。应变者多，宜有次第。管见宜先办者有九事：一、亲贵游历；二、游学各国；三、科举改章；四、多设学校；五、西法练兵；六、专官久任；七、仿设巡捕；八、推广邮政；九、专用银元。此九条最要而不甚难，已足令天下人精神为之一振，陋习一变，各国稍加青眼。其余若多设行都、设矿务总公司、行印花税、酌改律例、设课农专官、各省推广制造局、鼓励工匠各条，相机量力，从容举办。其专论整顿中法者，如另制官禄、尽革部吏、更定选法、停止题本、伤减浮文、扫除漕弊等事，须另拟数条，另为一折。若西法折不能允，则希冀旧法之稍加变通耳。窃谓当此危如累卵之国势、千载一时之事机，似宜先以第一义陈之上前。如不采纳，再及第二义，聊尽臣子之心而已。总之，今日国土日蹙，国权日夺，群强日逼，同则存，孤则亡，决定不移，更无他说。若仅整顿中法，以屡败之国威，积弱之人才，岂能除二千余年养成之积弊？以此而望自强久存，必无之事也。[13]
此电发出之后，各省督抚纷纷回电，表示愿意响应联衔会奏的行动。两江总督刘坤一对张之洞的变法主张极力赞成，他说：“尊拟各条，极为精当，曷胜钦佩。第一义果能内外同心，结实做去，尚可办到。多联数省，较易动听”。他建议张之洞“主稿挈奏”，认为张“经济文章一时无两，幸勿多让”。[14] 其它各省督抚如两广总督陶模、广东巡抚德寿、安徽巡抚王之春、山东巡抚袁世凯、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骙、江西巡抚李兴锐、贵州巡抚邓华熙、浙江巡抚余联沅、湖南巡抚俞廉三、署理云贵总督丁振铎、江苏巡抚聂缉椝、漕运总督张人骏等人，也都随声附和，希望张之洞与刘坤一主稿并领衔，各省督抚联衔会奏。[15] 不仅东南、西南各省督抚大臣同意联衔会奏，张之洞与刘坤一还联络了山西巡抚岑春煊和陕西巡抚端方等人，也得到他们的赞同，如岑春煊致电张之洞说：“变法折，岘帅电云推公主稿，此事为中兴关键，煊亦以非公莫属，乞挈贱衔”。[16]
联衔会奏得到各省督抚大臣原则上的同意，但究竟由谁主稿则一时尚难确定。从各省督抚的回电可知，一般都希望张之洞与刘坤一主稿，两人确是众望所归；但他们却互相推让。张之洞一再表示：“此奏鄂断不敢主稿。鄙人主意多鲁莽，思虑多疏漏，文笔亦艰涩，仍请岘帅主持”。[17] 刘坤一则极力推举张之洞：“香帅博通今古，惯澈始终，经济文章海内推为巨擘，非由香帅主稿，断难折衷至当，万望勿再客气，主持办理”。[18] 就在张、刘两人互相推让、联衔会奏的主稿尚未确定之时，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三日（1901.4.21.），朝廷谕令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办理新政的“统汇之区”，派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崑冈、荣禄、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预”。同时，由于上年十二月初十日的新政变法上谕所限定的两个月内覆奏的期限早已过期，而各省督抚大臣尚未上奏，故此谕特意催促“迅速条议具奏，勿再延逾观望”。[19] 这时，袁世凯致电张之洞和刘坤一主张单衔上奏，理由有二：一是从陕西“行在”友人来电得知，上面的意思不愿意各省督抚联衔会奏，“请仍各举所知，勿联衔上”；二是因为张、刘“两帅现列参政，又与他省分际不同”，似不便联衔。张之洞回电袁世凯一方面赞同其单衔上奏，“陕电以各抒所见为然，各省自不便联衔，尊处请即单衔具奏”；另一方面他主张江、鄂、济三处应保持大致相同的意见，“窃谓他处可听其参差歧异，惟江、鄂、济三处要紧数条，似须大致相同，方能有益”。[20] 刘坤一接到袁世凯来电后即致电张之洞表示，他省可以单奏，但希望江、鄂两处联衔，“谕旨外省仅派两人，自未便再联各省。袁拟单奏，亦可。然江、鄂必须联衔”。张之洞复电赞同江、鄂联衔会奏。[21] 与此同时，张之洞又一一致电原来联络过的各省督抚大臣，说明各省不便联衔，希望各处单衔具奏。[22] 这样，各省督抚联衔会奏的计划便随之流产。此后，张之洞便与刘坤一商议江、鄂会奏事宜。
二、江鄂商议起草与上奏

在会商各省督抚联衔会奏的计划流产以后，刘坤一坚持要与张之洞联衔上奏，得到张之洞的同意。原先张、刘两人因主稿问题互相推让，致使各省联衔长期没有结果；这时，张之洞建议各自先拟一稿，再互相参照商议，“承示江、鄂联衔，请公拟稿见示，敝处亦当遵命拟一稿奉商。如所见有异同，无妨更改，总期切实有益”。[23] 下面我们首先看为张、刘起草的主要是些什么人？在新政上谕颁布不久，刘坤一就打算邀请张謇（季直）、何梅生、汤寿潜（蛰先）、沈曾植（子培）到南京“代拟条陈”。[24] 但后来刘坤一电告张之洞已邀张謇、沈曾植、汤寿潜来宁“共相商酌”，[25] 而没有提到何梅生，因何氏在刘电邀之后突然去世。[26] 这样，为刘坤一拟稿的便主要有张、沈、汤三人。

张之洞得知刘坤一处有张、沈、汤三人参与拟稿后，也通告自己这里有郑孝胥（苏龛）、劳乃宣（玉初）、梁鼎芬（节庵）、黄绍箕（仲韬）四人。[27] 当时郑、梁、黄三人正在武汉为张之洞的幕僚，劳乃宣则远在浙江，张之洞一再电召而因故未能成行。[28] 所以，为张之洞拟稿的实际上主要是郑、梁、黄三人。另外，张之洞还广泛征求了治下司、道两级属吏的意见，他把有关变法的两道上谕都通知了他们，希望他们“按照上次谕旨内指饬事宜，各抒所见，条议具复，以凭汇核酌采”；并要求他们迅速回复，“现在急待复奏，务须于电到五日内开具条陈，由五百里排递来省，一面将所议纲领先行电复”。[29] 据张之洞的幕僚陈衍称，江楚会奏还曾采择了他的《变法榷议》。[30] 可见，当时张之洞为覆奏事征集了多方面的意见。关于各自起草的情况，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我们难得其详。大概的情形是，刘坤一那边由张謇、沈曾植、汤寿潜各拟一稿，然后寄给张之洞，由张之洞结合自己这边郑孝胥、梁鼎芬、黄绍箕等人的意见拟出初稿，再互相商议定稿。从这个过程来看，张之洞虽然一再声称不愿主稿，但事实上他做了主稿的工作。就刘坤一与张之洞的个人情况而言，除了资望较老以外，行伍出身的刘坤一无论学识素养还是思想水平都实在无法与张之洞相比。对此，刘坤一还是有点自知之明，他在致王之春的电报中称：“兄年衰多病，近益委顿不堪，一切因应事宜，多系香帅主政”。[31]
因此，江楚会奏变法之事由张之洞主稿也就很自然了。在起草折稿的过程中，尽管早已过期，而朝廷又再次谕旨催促速奏，但张之洞仍然谨慎有加，并不急于下笔；他在努力观察各处的动静，并试图把握上面的意图，以便作出恰当的抉择。在与各省督抚约定各自单衔上奏后，张之洞主张：“分奏而大意相同，方见公论”。[32] 他仍然希望各处互通声气，保持大体一致的论调。比如，他曾致电长沙巡抚俞廉三，商请他将覆奏变法稿“六百里飞寄一阅”，在读完俞稿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供俞参考。[33] 除了直接与各省督抚联系以外，张之洞还通过耳目从西安“行在”探听消息。如他致电易顺鼎问：“各省变法奏到者几省？京官奏者几人？望将最警动重大者示知。内意许可者何事？孙宝琦识见议论何如？云门于此事有何定见？此外有何要闻？均速详示”。[34] 易顺鼎回电告知：“闽、浙、粤、滇、齐、豫奏到，浙主丁捐印税，豫主抬枪八股，齐有慎出令，粤有裁内监一条，粤独未交下。京官孙、薛、张、贻、陆、葛皆上，瞿请逐渐变通”。[35] 这些信息对于张之洞起草变法折稿当然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张之洞虽然是主稿，但他在起草过程中随时与刘坤一商量，如关于科举变法事，张之洞主张“仿戊戌年敝处所奏已奉旨允准办法”，将陶模和袁世凯“两奏大意酌采叙入，以见科举旧法必应变通”，并就此征询刘坤一的意见。[36] 刘回电表示完全赞成：“科举改章，戊戌年尊处所奏办法，甚裨实学，最为扼要，现在奏请改章，应以前奏为主。…… 引证陶、袁两奏，以见科举改章，具有同心，尤易动听”。[37] 张之洞还邀请了为刘坤一拟稿的张謇和沈曾植到武汉面谈，“商复新政谕旨，并筹兴学事”。[38] 关于此次会谈，当事人沈曾植说，张之洞“谈兴甚浓”。[39] 张謇记载他们晋见张之洞的那一天，从上午8点一直谈到下午5点，“所谈甚多，惟小学校必可立”。[40] 他们所谈已不仅仅是折稿的起草问题，甚至已涉及到新政的开展，此是后话。

正是在吸取多方面的意见和与刘坤一不断地商议的基础上，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在张之洞的主持下完成了江楚覆奏变法初稿的起草工作。有记载说；“公（张）荟萃众说，断以己意，日撰一条，月余始就”。[41] 可见张之洞主稿之功不可没。五月中旬，张之洞将校定缮录好的变法折稿由“专弁乘轮寄呈（刘），祈详酌改定”。[42] 随后张之洞又送去一份清稿，“以备咨政务处之用”，并提出原稿的几处文字修改。[43] 刘坤一接到折稿后，只提出了一些细节性的修改意见，如认为洋药加价三成过高，张之洞同意改为加价二成。[44] 同时，刘坤一致电张之洞大加赞许：“明公文章经济，广大精微，凡古今之得失，与中外之异同，互证参稽，折衷至当。竭两月之力，成此一代典章，崇论宏议之中，犹复字斟句酌，贤劳独任，感佩难名！夫变法莫重于学校，科第一折所陈，人人知为先务。第二折整顿中法十二条，…… 及第三折采用西法十一条，莫不中时弊而切时宜”。[45]

关于折稿的具体内容，此不赘述。这里拟着重考察的一个问题是，这个时期的张之洞思想较为激进，他不仅主张“大变西法”，甚至还提出了“仿行”西方议院和“公举”各级官员的思想，有人称这是他的“中国官僚系统民主化构思”；[46] 但作为主稿者，他并没有把这些思想都写进江楚会奏中，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张之洞对朝廷变法的动机与决心尚心存疑虑。如前所述，在新政上谕颁布之后，即有内意“勿多言西法”的传闻，张之洞虽然从鹿传霖处得到朝廷“决无成见”的说法，但鹿传霖一句“不必拘定西学名目，授人攻击之柄”的善意忠告，又使张之洞莫名其妙。此后，虽然他在思想上仍然表现激进，但在行动上他又不得不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比如，在与各省督抚会商联衔和与刘坤一商议江楚会奏的过程中，他一再推脱担任主稿，即是一个例证。事实上，朝廷于流亡在外的非常时期宣布变法，而两年前戊戌政变的阴影仍然笼罩在人们的心目之中，这使人不得不费心揣摩朝廷的意旨，以至于在规定的两个月期限内竟然没有一个督抚大臣覆奏。向来善于知权达变的张之洞自然难以超脱这个基本的历史情境。与此同时，张之洞还不时地收到怀疑朝廷变法真意的信息，如山西巡抚岑春煊说：“煊意时局尚未定，此时不能议兴革，奏入亦置之”。[47] 两广总督陶模认为：“观政府意，未必真欲变革”。[48] 而陶模关于议院主张的覆奏上达后被留中“独未交下”[49] 的事实，更强化了张之洞的疑虑心态。因此，在对朝廷的变法真意难以确切把握时，张之洞作此谨慎之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如时人的批评：“南皮变法折，均从极小支节上着笔，可谓善于逢迎矣”。[50] 这正是张之洞久历宦海的老到之处。

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是由于刘坤一的制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刘坤一定了江楚会奏的基调。在与各省督抚商议联衔会奏的过程中，当张之洞向刘坤一、袁世凯等八位督抚大臣提出“仿行”西方议院主张时，刘坤一公开地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他说：“议院意美法良，但恐事多阻格，未能照行”。[51] 在与张之洞商议江楚会奏时，刘坤一在将张謇、沈曾植、汤寿潜所拟的变法稿件寄给张之洞时曾致电说：“鄙见张、汤稿宏深博大，意在一劳永逸。惟积习太深，一时恐难办到。沈稿斟酌损益，补偏救弊，较为切要，其中只科举学堂分途考试、不废八股尚须酌改耳。似可用沈稿为底本，再得我公斧政润色，必卓然可观。公前拟九条，皆救时良策，有沈稿所未及者，仍拟添入。江、鄂联衔入奏，最为得体”。[52]
刘坤一主张以稳健的沈稿为底稿，显然，他给江楚会奏定的基调就是不宜过激。限于条件，笔者没有见到汤寿潜的拟稿，无法评论。而与汤稿同样遭到刘坤一否决的张謇的拟稿即《变法平议》，[53] 分六部四十二篇，是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变革方案，其中第一条就是“置议政院”，还有一条是“设府县议会”，这颇像张之洞所说的议院，难怪刘坤一见到《变法平议》之后反应很冷淡，使张謇非常失望，“意绪为之顿索”。[54]
沈曾植的拟稿今也未见，但从他在当时给张之洞的两封信可以看出其变法主张较为稳妥，比如他在第一封信中大谈“保君权”、“存国教”，在第二封信中认为：“以礼义诚恪之心行新政，新政仁政也。以愤时嫉俗之心行新政，新政虐政而已矣”。[55]
刘坤一是江楚会奏的领衔，他向张之洞特别推荐的又是沈稿，这就制约了张之洞在江楚会奏中只能表述稳健的变法思想。正如在折稿完成之后，张之洞致函鹿传霖所说：“弟识短才疏，岂知大计？昨会岘帅覆奏变法三折一片，大率皆书生文章，俗吏经济，作按部就班之事，期铢积寸累之功，了无惊人之谈，亦无难行之事。自知撮壤消流，未必有裨山海”。[56] 这话既是谦辞，也有几分实话。有趣的是，张之洞原先极力主张以变西法为第一义，“如不采纳，再及第二义（即整顿中法）”；但在江楚会奏的变法三折中，次序恰好颠倒过来，整顿中法为第二折，采用西法为第三折，且后者晚奏一天。
折稿修改定稿之时，离朝廷催促迅速上奏的谕旨发布又过去了近3个月之久，覆奏之事已刻不容缓。早在四月中旬，袁世凯即致电刘、张，希望他们迅速覆奏，使朝廷能在回銮之前举行新政，以免各国“要挟”。他说：“回銮以前，如不先行新政，有大可虑者二：各国以现之政府守旧顽固，倘回銮后，各国要挟以更换执政，拒之不足，国体安在？可虑一。各国皆盼我变法，倘回銮后各国缕列多款，要挟照行，执政不敌，允则干预，可虑二。…… 拟请两帅或联名电枢，或会衔电奏，如能将兴学堂、改科举等事，先行数件，则各国耳目一新，保全甚多，其弛张横议之流，亦可稍敛”。[57] 五月底，江、鄂会奏折稿修改就绪，张之洞就发折的方式与时间致电刘坤一说：“第一折由驿六百里。第二、第三折双差赍递，均请酌办。能于初一二日拜发尤佳”。[58] 随即，江楚会奏三折由刘坤一领衔于五月二十七日、六月初四、五日在南京拜发。

奏折发出之后，张之洞又开始了解各处的反应，尤其希望得到政府的采纳。他致电樊增祥说：“江、鄂折二十日内外可到，如蒙政府采择，有决计愿办之事，宜在西安早为举行，不必待回京后，庶早慰海内、海外望治之忱，且免到京后事多挈肘”。[59] 同时致电鹿传霖说：“新政若有急须举办之事，务望稍候，江鄂奏到，俯赐采择”。[60] 这时，梁鼎芬也到了西安，他不仅在慈禧太后召见时为张之洞美言邀功，而且密切关注朝廷内外对江鄂会奏的态度，随时为张之洞传递信息。他从鹿传霖处得知将有懿旨：“整顿新政，照江鄂折，饬各省切实奉行”；就在第一时间里向张之洞报喜，称“此真吉祥盛事”。[61] 果然，当天（八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各条，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62] 江楚会奏不仅得到朝廷谕旨的批准，而且还得到西方列强的认可，如来自上海的消息说，德国总领事“极佩服，欲译德文”。[63] 可见，江楚会奏的批准，表明两宫“回銮”之前在西方列强面前塑造一个维新政府形象的目的已初步达到。从此，清末新政正式开始进入具体实施阶段。正如时人所说：“惟是中朝宗旨，实以江鄂为南针。江鄂之言不必尽行，而江鄂奏入之后，大局未必不从兹而定”。[64]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对历时长达8个多月的关于如何变法的问题作了一个总结性的发言，使讨论终于有了一个实质性的结局。
三、《三折》的思想渊源

尽管张之洞在起草《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时征求和参考了多方面的意见，但他是奏折的主稿者，我们说《三折》主要体现了张之洞的思想是毋庸置疑的。如前所述，这个时期张之洞一度表现出较为激进的变革思想，但是，由于对朝廷的变法态度难以把握，以及刘坤一求稳心态的制约，使张之洞未能在奏折中完全表述这种激进的变革思想，而《三折》却与张之洞以前的稳健变革思想尤其是《劝学篇》的思想若相符合。下面我们拟对此略加分析。
张之洞的变法思想产生于甲午战争前后，而其较为系统的表述则是戊戌时期著名的《劝学篇》。另外，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之前还有两折两电的四个文献，也是张之洞对其变法思想的集中发表。（一）是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1895.7.19.）张之洞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所上的《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了9条建议：一练陆军，二治海军，三造铁路，四分设枪炮厂，五广开学堂，六速讲商务，七讲求工政，八多派游历人员，九预备巡幸之所。[65]
（二）是同年十一月初九日（1895.12.24.）张之洞上的《遵旨议覆各臣工条陈时务事宜折》，又提出13条建议：一修铁路，二制钞币银币，三造机器，四开矿产，五折南漕，六裁额兵，七创邮政，八练陆军，九练水师，十立学堂，十一整顿厘金，十二严核关税，十三裁汰冗员。[66]
（三）是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1900.9.12.）张之洞《致东京钱念劬》的电报中就日本人关于“和后如何立国”的问题提出了17点想法：一顽固党万不可用，二取士改章，三省文法，四农工设专官，五厘税改章，六行印花税筹饷，七用银元，八各省练兵定画一章程营制，九练兵，十设枪炮厂，十一派王大臣及大员子弟及京外官武官游历，十二立约章公同保护东三省，十三修铁路，十四议定限制教堂、教士之权，十五繁要城镇立保甲新章，十六长江设雷炮船，十七各省遍行邮政。[67]
（四）是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1901.3.31.）张之洞在与各省督抚大臣会商联衔覆奏的《致江宁刘制台发后转成都奎制台等》的电报中提出的变法主张，本文第二节已全文征引，此不赘录。我们下面拟将《劝学篇》和这两折两电的四个文献所表现的张之洞的变法思想主张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内容列表对照：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张之洞的变法思想主张
A1.设文武学堂Q.设学、学制；X.广开学堂；Z.立学堂；ZJ.多设学校
A2.酌改文科
A3.停罢武科Q.变科举；ZD.取士改章；ZJ.科举改章
A4.奖劝游学Q.游学；ZJ.游学各国
B1.崇节俭
B2.破常格
B3.停捐纳
B4.课官重禄ZJ.另置官禄
B5.去胥吏
B6.去差役Z.裁汰冗员；ZJ.尽革部吏
B7.恤刑狱
B8.改选法ZJ.更定选法
B9.筹八旗生计
B10.裁屯卫Z.折南漕；ZJ.扫除漕弊
B11.裁绿营Z.裁额兵
B12.简文法ZD.省文法；ZJ.停止题本、省减浮文
C1.广派游历X.多派游历人员；ZD.派王大臣及大员子弟及京外官武官游历；ZJ.亲贵游历
C2.练外国操Q.兵学；X.练陆军、治海军；Z.练陆军、练水师；ZD.练兵；ZJ.西法练兵
C3.广军实X.分设枪炮厂；ZD.设枪炮厂
C4.修农政Q.农工商学；ZD.农工设专官；ZJ.设课农专官
C5.劝工艺Q.农工商学；X.讲求工政；Z.造机器；ZD.农工设专官；ZJ.各省推广制造局、鼓励工匠
C6.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Q.矿学、铁路、农工商学；X.造铁路、速讲商务；Z.
修铁路、开矿产；ZD.修铁路；ZJ.设矿务总公司、酌改律例
C7.用银元Z.制钞币银币；ZD.用银元；ZJ专用银元
C8.行印花税ZD.行印花税筹饷；ZJ.行印花税
C9.推行邮政Z.创邮政；ZD.各省遍行邮政；ZJ.推广邮政
C10.官收洋药
C11.多译东西各国书Q.广译
（说明：上表中A、B、C分别代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第一、二、三折；Q为《劝学篇》，X为《吁请修备储才折》，Z为《遵旨议覆各臣工条陈时务事宜折》，ZD为《致东京钱念劬》，ZJ为《致江宁刘制台发后转成都奎制台等》）从上表可见，《江楚会奏变法三折》27条变法措施中，有21条可以从张之洞的《劝学篇》和其它关于变法的两折两电中找到相同或相近的表述，而且大都不只出现一次。据此我们认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是张之洞长期以来变法思想主张的一个总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还应进一步说明的一点是，《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与张之洞的变法思想主张之间，不仅仅是条文的类似，更重要的是其基本精神的相通。我们知道，《劝学篇》是张之洞变法思想的代表作。如果我们把《劝学篇》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两相对照，我们将会发现两者之间不但形似而且神似。《劝学篇》分内、外两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有趣的是，《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核心内容也分为“整顿中法”和“采用西法”两折，这种安排肯定出自张之洞，因为在上引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1901.3.31.）的《致江宁刘制台发后转成都奎制台等》电报中张之洞就已明确地提出了中法与西法分折上奏的建议。如果说这还只是形式上的相仿，那么我们再看其精神上的相通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体西用”的变革宗旨。《劝学篇》的核心思想是“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主张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取西学之长补中学之短，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坚持中国的伦常名教。《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上也贯彻了“中体西用”的精神，其第一折就开宗明义地宣称：“修中华之内政，采列国之专长，圣道执中，洵为至当”。同时，《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在主张采用西法和改革内政时也承认：“中华所以立教，我朝所以立国者，不过二帝、三王之心法，周公、孔子之学术”。在主张科举改章和设立新式学堂时，坚持“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68]
其二，取法日本的变革模式。日本是学习西方的成功典范，《劝学篇》主张中国可以通过学习日本来达到向西方学习的目的，中国学习日本有许多有利的条件，“我取径东洋，力省效速”，[69] 这是一条捷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同样强调了学习日本便捷有利，“日本诸事虽仿西法，然多有参酌本国情形，斟酌改易者，亦有熟察近日利病删减变通者，与中国采用尤为相宜”。[70] 因此，在采用西法的许多措施上都主张直接仿效日本。其三，稳健的变革道路。《劝学篇》之作，如张之洞所自称“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71] 主张有限度的变革，是要在激进派的趋新和顽固派的守旧之间寻求一条稳健的变法道路。本来，张之洞在起草《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时也曾有过一些诸如设议院之类的“骇俗”之论，但都没有写进奏折之中；事实上，《三折》所举各条皆平实，“布告天下则不至于骇俗”。[72] 这些都符合《劝学篇》的基本精神。可见，《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主要的思想来源应是张之洞的以《劝学篇》为中心的变法思想主张。
四、《三折》与新政的开展
关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评价问题，过去有的学者因对清末新政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新政只不过是洋务运动的翻版，新政并无新意，因而自然认为《三折》也没有什么新东西，其各项措施都没有超出洋务运动的范畴。对于这种观点，只要稍加推敲，就能发现它的破绽。我们知道，洋务运动的核心内容是“师夷长技”，即学习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尚未涉及到制度变革层面。而《三折》的措施如科举改章与近代新学制的建立、用人行政政策的改革、司法制度的改良和经济法规的制订，等等，已经鲜明地指向体制本身的变革。这是与洋务运动不可同日而语的。
近年来，随着对清末新政评价的日趋肯定，一般的研究者都认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是新政的总纲领或总方案。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既有一定的道理，但又不甚恰切。如果以1905年为界把清末新政分为两个阶段，那么，第一阶段的各项新政改革确实大都是以《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为纲领而展开的；但是，第二阶段的预备立宪则远远超出了《三折》的内容。事实上，新政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发展，既是时势所迫，也是改革自身的内在需要，但对于清廷来说则多少有点无奈的意味，因为其最初的打算里并没有立宪这个项目。其实，在驻日公使李盛铎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关于覆奏变法的奏折中已经明确地提出了立宪的主张，但“当时廷议尚无敢以宪法为言，独李能探本源”，[73] 李的探源之论在当时并没有反响，也没有得到清廷的赞同。可见，朝廷对于新政一开始并没有一定的主见，使改革的进程显现出极大的盲目性，以至于所谓的立宪迟迟不能切实施行，终于难逃失败的命运。
当然，我们并不能否定《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对于清末新政的意义，在朝廷想要变法但又不知从何下手的时候，《三折》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变革方案，得到批准实行，使清末新政进入具体的实施阶段。可以说，《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推动了清末新政的开展。就此而言，《三折》对于确立主稿人张之洞在新政中的角色与地位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最后需要解释的一个问题是，清末新政何以起初是按《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来展开？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其一，就《三折》本身而言，这是所有关于变法覆奏中最为全面系统的一个改革方案。如上所述，《三折》在酝酿过程中，张之洞、刘坤一曾经与各省督抚大臣商议过联衔会奏，这个过程使得他们得以互相交流沟通，并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其他各督抚大臣虽然各自上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而《三折》经过较长时间的起草，在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之后上奏，对于变法问题确实具有总结发言的意味。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可以看作是多数意志的集中体现。其二，就会奏《三折》的张之洞、刘坤一来说，他们是当时督抚大臣中资望最老、影响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人物。我们看到，在与各省督抚商议联衔会奏的过程中，张、刘的地位举足轻重；而总理新政的机关督办政务处的设立，地方督抚中又独有他俩可以参与其事，这无疑是对他们那种领袖群伦地位的肯认。因此，张之洞、刘坤一可以说是当时地方督抚大臣的象征。清廷对《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批准，很显然是想依靠这些强势的地方督抚大臣推行新政。这个事实对于新政的前途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表明清廷的权威已明显下降，已无力把握新政的方向，结果在新政过程中处处被动；另一方面，地方督抚对新政决策的参与，地方势力膨胀、离心力增大，使朝廷与地方的关系显得更加微妙。这些都将直接影响新政的进程。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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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辛丑正月二十九日江宁刘制台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4函，所藏档甲182-146。
[12] 《辛丑正月二十九日济南袁抚台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4函，所藏档甲182-146。
[13] 《致江宁刘制台发后转成都奎制台、广州陶制台、福州许制台、云南丁署制台、济南袁抚台、安庆王抚台、南昌李抚台、苏州聂抚台、杭州余抚台、长沙俞抚台、贵阳邓抚台、清江张漕台、上海盛大臣》，《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33~8534页。按：原编者将南昌误作武昌，今改正。
[14] 《刘制台来电》，《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35页。
[15] 辛丑二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两广总督陶模、广东巡抚德寿、安徽巡抚王之春、山东巡抚袁世凯、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骙、江西巡抚李兴锐、贵州巡抚邓华熙、浙江巡抚余联沅、湖南巡抚俞廉三、署理云贵总督丁振铎、江苏巡抚聂缉椝、漕运总督张人骏等人来电，见《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5函，所藏档甲182-147。
[16] 《辛丑二月二十四日赵城岑抚台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6函，所藏档甲182-148。
[17] 《致江宁刘制台、广州陶制台德抚台、济南袁抚台、安庆王抚台、苏州聂抚台、杭州余抚台、上海盛大臣》，《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40页。
[18] 《刘制台来电并致袁抚台等》，《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41页。
[19]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49~50页。
[20] 《袁抚台来电并致刘制台》、《致济南袁抚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53页。
[21] 《刘制台来电》、《致江宁刘制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54页。
[22] 辛丑三月初七日至十三日致福州许制台、苏州聂制台、杭州余抚台、南昌李抚台、成都奎制台、广州陶制台、安庆王抚台、太原岑抚台、清江张漕台、云南丁制台、贵阳邓抚台、长沙俞抚台各电，见《张之洞电稿乙编》第14函，所藏档甲182-75。
[23] 《致江宁刘制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54页。
[24] 刘坤一：《复盛杏荪》，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5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81页。
[25] 《辛丑正月二十九日江宁刘制台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4函，所藏档甲182-146。
[26] 张謇：《日记》，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48页。
[27] 《致江宁刘制台等》，《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34页。
[28] 本来，劳乃宣得张之洞电约后，已允应约；但与此同时，山西巡抚岑春煊奏调赴晋并得到谕旨的批准，使他左右为难，“鄂约在先，而晋奉朝旨，事处两难，徘徊不决，连夕不寐，心疾复发，因辞之”（劳乃宣：《韧庵老人自订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辑（65），第16页）。张之洞致电劳乃宣，对他“因辞晋调，并辍楚游”表示非常遗憾，仍希望他来鄂“兼旬暂驻”。劳乃宣复电称“宣实病，非托词”，一时难行，“请勿待”。张之洞又致电劳乃宣，既然人不能来，那就希望他将有关变法的高见“详切电示”（《辛丑三月十三日致苏州八旗会馆张黄楼》、《辛丑三月十八日嘉兴劳主事来电》、《辛丑三月十九日致嘉兴西门内劳玉初吏部》，《张之洞电稿》所藏档甲182-465）。劳乃宣回电“仍请勿待”（《杭州劳主事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7函，所藏档甲182-149）。劳乃宣实际上并没有到武汉参与拟稿，也没有提供什么参考建议。
[29] 《辛丑三月初十日致荆州陈道台、襄阳朱道台》，《张之洞电稿乙编》第14函，所藏档甲182-75。
[30] 陈衍编辑《石遗室师友诗录》卷1，页1，集成图书公司印本。
[31] 《复王爵棠》，《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283页。
[32] 《致上海盛大臣、江宁刘制台、天津袁制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61页。
[33] 《辛丑三月二十七日、四月十一日致长沙俞抚台》，《张之洞电稿乙编》第14函，所藏档甲182-75。
[34] 《辛丑四月十六日致西安易实甫观察》，《张之洞电稿乙编》第14函，所藏档甲182-75。
[35] 《辛丑四月二十日西安易实甫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8函，所藏档甲182-150。
[36] 《致江宁刘制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86~8587页。
[37] 《辛丑四月十四日江宁刘制台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7函，所藏档甲182-149。
[38] 《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第863页。按：张謇在自订年谱中将此事记在光绪二十七年七月有误。据其《日记》，张与沈此次武汉之行时在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初三日（《张謇全集》第6卷，第454~455页）。
[39] 沈曾植：《致盛宣怀》，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82页。
[40] 《日记》，《张謇全集》第6卷，第455页
[41]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7，页147，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42] 《致江宁刘制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6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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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刘制台来电》、《致江宁刘制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609页。
[45] 《复张香涛》，《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289~2290页。
[46] 苏云峰：《张之洞的中国官僚系统民主化构思——对张之洞的再认识》，《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8期，台北，1989年9月。
[47] 《辛丑二月十八日侯马岑抚台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5函，所藏档甲182-147。
[48] 《辛丑三月十二日广东陶制台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6函，所藏档甲182-148。
[49] 陶模：《变通政治宜务本原折》，陆洪涛校刊《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11，页28，1924年刊本；《辛丑四月二十日西安易实甫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8函，所藏档甲182-150。
[50] 李希圣书札（一），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52页。
[51] 《致江宁刘制台、广州陶制台德抚台、济南袁抚台、安庆王抚台、苏州聂抚台、杭州余抚台、上海盛大臣》、《刘制台来电并致袁抚台等》，《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40~8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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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沈曾植：《扬州与南皮制军书》、《与南皮制军书》，钱仲联辑注《沈曾植未刊文稿》，载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3，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111页；两信节录见王蘧常编著《沈寐叟年谱》，《民国丛书》第3编（76），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4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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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989~1001页。按：此折由张謇代拟，参见《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张謇全集》第1卷，第29~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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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张之洞：《广译第五》，《劝学篇》外篇，页14，两湖书院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刊本。
[70] 《遵旨筹议变法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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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遵旨筹议变法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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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三立是陈寅恪先生他爹， 陈宝箴（浙江、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侍郎、湖南巡抚）的儿子。

我特别讨厌诗词一类的东西。任公说过小说和诗词是文化中的糟粕。曾国藩中年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后来转型搞诗文，认为文以载道。

陈寅恪可以从诗文来考证历史。 唐诗来研究唐朝历史。   我读了两三遍依然没读懂的《柳如是别传》也是拿诗文来考证历史。 诗文典故 ，今喻，古喻， 这门学问太深，只有天才能懂。  只有非常懂才能从中获得巨大的价值。 像我这样业余爱好，不打算研究那么深。

打算去日本，日本核电站又严重了，不敢去了。

父母闲着没事打算离婚，我说你怎么现在才离。 看我不开心找件事让我惊喜下吗？  我累了懒的折腾了，你们也别折腾了。

不知什么时候，从很希望父母离婚，变的还是好好过日子吧。

是鸿雪影响了我，还是身心疲惫。老了。

扯了太多都跑题了。

梁鼎芬 这个王八蛋，也是科举出身。  竟然敢去告李鸿章大爷，贪污腐败。 脑袋被门挤了吧。

被李忠堂给双规了。

后来入香帅幕府， 跟辜鸿铭一样，跟着张之洞混。

只能简单讲一下这篇文章的背景，很多历史的文章啊，书啊。 如果你不了解书中每个人的背景，书中提到的人之前做了什么，之后做了什么。  他的思想，他的派系等。    那就根本看不懂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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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作文、度外举事”与“借资鄂帅”背后
——陈三立与梁鼎芬庚子密札补证

上世纪70年代海外学者周康燮先生披露了陈三立写作于庚子年六月十三日（7月9日）的一通密札，并附跋语谓：“文中隐寓别辟蹊径，乘势局事，廓除障碍，以 为扭转枢机之图，欲谋拥帝复辟之情，盎然活跃于纸上。如此艰巨任务，唯有寄望于炙手可热之刘坤一与张之洞。”[1] 该札收件人为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亲信幕僚梁鼎芬，内容指向庚子事变时期一部分趋新士绅游说刘、张等南方大吏“题外作文、度外举事”的情节，事涉重大而语 多机密，故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此密札后收入吴天任先生所编梁鼎芬年谱[2] ，有关庚子事件或人物研究，亦颇多征引，而解读存异。有论者将之与中国国会游说督抚相联系，视为“借资鄂帅”策略之一部。[3] 还有论者据此反向推导，认为张之洞与其周边幕僚密谋策划，证明其具有“强烈”的“称王念头”。[4] 笔者以为，迄今此札背景尚未充分廓清，而就文句解读，也留有剩意。本文拟综合利用中外史料，对密札略做补正，以期丰富对于这段历史的理解。

一、“题外作文”与“东南互保”系同一时期产物
周康燮跋认陈三立运动勤王为唐才常自立会的呼应队，并“从文义以臆测”：“之洞于勤王复辟运动，似已默许。”[5] 吴天任复按：“自立军勤王，事属非常，香涛巧宦，岂肯造次为之？”两说结论对立，而失误则一，就是将时间上先出之事实引为后发历史的证据，即混淆陈三立意 欲“题外作文”与唐才常自立军起事之间的时差。其实，前者与“东南互保”系同一时期之产物，所指向一种“勤王”举措，原是陈三立、张謇等人共鸣的结果。此 辈中人身份相似，皆为与东南督抚关系亲近的幕僚或地方士绅，而政治意识上亦有浓厚的“帝党”色彩。[6]
“东南互保”酝酿和决策的过程，上海官绅及江、鄂两处幕僚出力尤多，刘坤一、张之洞最终定计，“幕府有大功”之说应为事实之一面。[7] 陈三立因戊戌政变株连，与其父湖南巡抚陈宝箴同被罢职，归乡息居。庚子年初陈三立移家南京[8] ，与刘坤一往来频繁，虽未正式入刘幕，但对时事多有建言。刘坤一逝后，曾作《祭刘忠诚公文》，彰扬其在戊戌、庚子两大事变中所立功业，文曰：
维公之兴，始率偏旅，儒素奋扬，建威边鄙，遂领名疆,为国藩辅。坐镇东南，前后持节，垂二十年，有炜其烈。戊戌首难，朝野危疑，公矢精诚，抒义陈 规，匡于未形，天日回移。亦越庚子，中外骚然，蛇龙之孽，吹沫掀天，海沸江翻，声戒垓埏。几几我公,不衍不恫，阴阖阳开，以施驭控，卒为旋斡，万灵僵俯， 天地再清, 咸有宁宇。[9]
庚子肇乱者被喻作“蛇龙之孽”，下笔辛辣，可见陈三立对那拉氏主持之清廷的反感，而刘坤一对内驭控、对外旋斡的手段，则为其所激赏。事实上，当事 人瞩望刘坤一者远不止于此，刘厚生曾谓：“当初张謇与何嗣焜、陈三立、沈瑜庆、汤寿潜、施炳燮六人，决定拉拢刘坤一、张之洞两个总督，联合起来以“东南互 保”为名，而以推倒那拉氏政权为最大目标。”[10] 按此解说，“东南互保”似仅为手段之一端，而最终指向则在解决帝后政争之大问题。
据《啬翁自订年谱》记庚子五月事：“蔼苍至宁，与议保卫东南。陈伯严三立与议迎銮南下。”[11] 前者即指地方保护之倡议，后者则拈出另一重要题目——“迎銮南下”，此已入勤王运动范围。复按张謇日记五月三十日（6月26日）条：“与伯严议易西而南 事。江以杜云秋为营务处，鄂以郑苏龛为营务处，北上。”[12] 其时北京形势告急，已出现宫廷西迁的各路传闻。[13] 信息灵通的盛宣怀从蛛丝马迹最早嗅出形势不妙[14] ，而刘坤一等人对“西迁说”全然不抱乐观之态度。[15] 张謇、陈三立等人惟恐那拉氏挟持光绪帝迁逃内地，与政治保守势力合流，故有密议“易西而南事”，并欲借重江、鄂北上勤王之师迎帝南下，其设想让与彼辈政治 意识接近的郑孝胥等人督办营务，也是为操纵军事、便宜行事，做有利于己的安排。
商于刘坤一的细节已难复原，前揭陈三立密札，却可提供一道佐证。据旁注“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可和也”，陈三立似对刘坤一有过劝说，但未奏功，于是转而向 张之洞运动，试图通过张幕要人梁鼎芬破路，托其筹商王秉恩，一道说服幕主，然后“由张以劫刘”成就勤王事业。[16] 后来，他们谋“易西而南”虽然未果，但仍未放弃努力，据张謇日记七月二十八日（8月22日）条：“与新宁书，请参政府速平乱匪，为退敌迎銮计。”[17] 当时北京城破，情势已然翻转，“退敌迎銮”作为应对新局势的方案，实则还处在原来“迎銮北上”议论的延长线上。不过时机转瞬即逝，历史上的这一页很快就被 翻过去了。

二、“陶观察之说词”的日本背景
从戊戌到庚子，一系列政治风波前后相继，论者多已注意到朝野势力分化组合，对北方拳变、东南互保和勤王运动鼎足而三的政治格局予以特别强调。如果不把“勤 王”作偏狭的理解，其在庚子语境中应该是一个多义词。现下引用最多、论证最详者，系指以与当时朝廷对立的康、梁为领袖、以民间力量为重心的“勤王举义”。 [18] 在战时应朝廷之召，各省督抚派兵入卫，立意与前者相反，而名目同样号为“勤王”。更有甚者，意欲借用地方勤王之师，专为成全“助（光绪）帝复辟”之谋，在 这里两种“勤王”实已合二为一。上述张謇、陈三立所谓“迎銮南下”，也应在这一层面上理解，其所“勤”之“王”已显然有那拉氏与光绪皇帝之别。刘成禺谓， “刘坤一、张之洞长江两督，始终抱不受命共保长江为主旨，保皇党人，多旧朝官，与张尤善。派人说刘坤一独立，不动；又派汪康年等说张之洞，不动，而保皇党 唐才常，始有运用哥老会长江起事之举。”[19] 这里叙述的同为“保皇”的事实，也可分解出两层意义：面对“旧朝官”的进说，刘、张均不为所动，中间尚缠绕着政变以后帝后党争之余绪；汪、唐一派的表现， 则提示国会与南方督抚间隐而未显的多重联系，这背后又多了外国势力的推手。
密札提及“陶观察之说词”，“龙大令之书牍”[20] ，论者多谓皆不可考，而从文脉推测，立意应与陈三立相合。“陶观察”即陶森甲[21] ，其人游说刘坤一的情节，可据日文史料获得线索。当时趋新群体的活动在东亚同文会报告中有所反映。报告之一：
至于刘坤一的态度，其与张之洞、李鸿章及属下王之春等，同声反对政府意向，屡次进言诤谏，时至今日有骑虎之势，政府既视拳匪为义民，取对外开战之 态度，刘坤一亦决心保全南清半壁江山，不令致其瓦解。然以屡受恩遇之老臣，对维系北京朝廷尚存一线希望，是故陶森甲等维新人士四五人，为使早日定计实现南 清半壁鸿图，对其百般劝言，合张、李等合之力起而运动，惜毫无反应。[22]
报告之二：
陶森甲、罗治霖作为刘坤一的部下，向刘游说应乘机起事，刘无所反应。陶等向人抱怨，刘不足以成事。[23]
1900年7月下旬，中国国会成立于上海，该会基本上可视作当时背景各异而总体趋新的各派人士的一次集结。陶森甲即是会员之一。[24] 无独有偶，同样作为张之洞旧属的汪康年，一度也以“借资鄂帅”为其政治方针的鲜明特色。国会成立之前，他就“特至湖北以剿拳匪、劾政府之说上诸张孝达制 军，又至江宁托人将前说上诸刘岘庄制军”[25] 。这些行动反映了他欲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心态，也包涵了其与日本在华人士密谋的潜因。据宗方小太郎致日本海军省军令部报告（第六十九号附录）：
因义和团事件之故，北支那局面日坏，如一旦溃裂，日本或独立行动，或与英、美联合，拥光绪帝至湖北武昌，开立新都，组织新政府，满洲出身大臣及汉 族固陋有碍新政者一概排除，幽闭皇太后及宗室以下大员，剥夺其干预政事之权，在日本等一二国监督帮助之下，施行各项新政，如能一洗旧貌，卓有实绩，则不啻 以革命倾覆满洲政府，极利于名正言顺收揽南方支那人心……此际拥皇帝迁都至中原要地号令天下，即使只是表面文章，亦有利于料理眼前时局，收束天下人心。张 之洞、刘坤一二人为长江一带最为有力之人物，必预先说服此二人，做好迎驾准备。本日派汪康年（张之洞信任之人）前赴湖北劝说迎驾之事，另派人向刘坤一游 说。只是张之洞胆怯，刘坤一过于老成，能否应承此事，难以预料。[26]
宗方小太郎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浪人、“中国通”[27] ，与汪康年交密，政治见解互有影响，而观念不尽相同。[28] 与闻密议者，此外还有井手三郎、井上雅二等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东亚同文会会员。庚子事变期间，东亚同文会各在华支部不同程度地卷入到“东南互保”、中 国议会、自立会起义及革命派领导的惠州起义中，在“联邦保全”的政治理念之下，无论策略或实践层面均呈现出驳杂的成色。[29] 部分会员在与维新群体的结合中，政治态度趋向激进，先是推动地方督抚“自立为国”，后来干脆抛开无可指望的旧官僚，直接期待南方秘密结社等民间势力。其行 动目标虽然服务于日本利益，却因与日本主流方针不尽相合，多受到国内力量的制约。宗方等人在此期的活跃，即为东亚同文会“南清工作”之一部。汪康年游说之 行并未成功，而与之抱相似目的、对刘坤一有所试探者，正是陶森甲。他们行动的时机，刚好在义和团运动兴起，“东南互保”亦尚未定型之时，由于受到日人影 响，其“劾政府”主张，又与“自立联邦”的意向相纠结。及国会成立，内部“所执不同”，“离心复甚”[30] ，唐才常另组自立会，一部分志向激进的东亚同文会会员卷入其中，陶森甲也与闻其事[31] 。复按密札，“陶观察之说词”被同样对东南督抚有所企图的陈三立等人引为同调，但后者原欲在“东南互保”基础上再进一步，阻西幸而“迎銮南下”，乘此事变 为帝后党争做一了结，而陶森甲所为，基调殆同于汪康年以“剿拳匪、劾政府”为主旨的游说行动，且背后均有日本在华人士推波助澜。可知，双方 “勤王”名目虽然近似，但究其底蕴，已不尽相符。

三、张之洞之于“勤王”的反应
在庚子年面临中枢将倒的前景，各政治派系空前活跃，权重一时的东南督抚也成为外界寄望的对象。东亚同文会汉口支部在6月间致东京本部报告，列举张之洞等人 因应时局的诸项举措，分析了“北方一旦决裂，南方即行自立”的前景，对可能出现的“大快事”显示出信心。[32] 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也是东亚同文会成员，当他注意到东南督抚同声宣布排外谕旨为“矫诏”，公然以地方保护与朝廷立异，不禁惊呼为“当朝 开国以来一大异观”，并向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鼓动：“此际若予以刘、张、李暗中辅助，使彼等之决心得以彻底实现，将来定会为我邦带来许多利益。” [33]
义和团运动初起之际，也被陈三立等人视为策动东南督抚的最佳时机。吴天任谓“观此密札，而知陈伯严曾参密谋，而先生（梁鼎芬——引者注）亦与闻其事，且亦 反证香涛于先生之特予信任”。张之洞幕府当时似有相应活动，前揭孔祥吉文进而论证这一“私下筹划”实系围绕“清廷最高权力的转换”而展开。那么，张之洞真 实反应究竟如何？
由于缺少直接的证据，一般论说多由结果反推，言张氏之于勤王“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或谓对唐才常自立军采取“若即若离、模棱两可”的态度[34] ，诸如此类本系心证，原可见仁见智。今据史料，至少能够确知，就谏阻宫廷西迁事，张之洞视同“莱公孤注之举”，不敢置词。[35] 在接奉朝廷号召勤王的上谕后，他曾对亲信有如下表白：“现派兵北上，系奉旨调赴京听用，未言何用，各省皆有，鄙意以扈卫圣驾为主。假如外省若不遵旨，则朝 廷不令在鄂矣，何以保全东南乎？此理甚明。”[36] 经湘、鄂两省互商，两省各派五营，合成五千人，由湖南布政司锡良统带，于7月中旬开拔北上。[37] 当时湖北最精锐部队是仿德国军制编练的护军营，张之洞不肯轻易将它置于危地。据日本驻汉口领事濑川浅之进观察：“张氏目前为派兵北上事颇感棘手……因北京 政府向各省屡次发出诏旨，要求派兵保护京师，而各督抚也陆续遣送勤王部队北上，若唯独湖南、湖北不派兵队，恐招致嫌疑。张之洞将训练有素的护军营及恺字营 专门留用，担当地方保护之责。派遣北上者，为湖南新募兵五营，湖北半数为新募兵，半数为固有之兵，两省合计大约五千人。湖南统带之员为素以顽固排外著称的 布政使锡良。张之洞有意将与义和团臭味相投的锡良调离出省。此任命颇有深意。”[38]
从商定派兵到实际起程，差不多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锡良一军在路途上迂回缓进，旷废时日，又受到清廷严旨申饬。[39] 直到庚子事变平息许久后，仍有言官奏劾张之洞“保护则昼夜勤劳，勤王则疲癃应命”[40] ，其陷于清议包围，深恐受责于朝廷，曾向前江苏巡抚、时任军机大臣的鹿传霖说项，所谓“不敢欺朝廷”，是其自辩之词，但对各省“乌合之兵”的根本不信任， 则确实反映了他的部分真实想法。[41]
由此观之，张之洞固不乏“入卫之忱”，而诉诸行动已多虚应故事的成分，当时其重心仍在经营地方互保，而对于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甚而直接干预中央政局的激 进建言，意态则更多保留。从日本外交档案中，检出张之洞与其幕僚会议的一份记录，正与密札写作时间相符，可以作为有力旁证。据日本驻沙市领事二口美久在7 月中旬致外务省报告：
张之洞就北京骚乱事召集同志秘密会议。本地道台应电召，于本月三日向武汉出发。道台今晨未明时分还归沙市，直接来访，告知会议始末概要。此次召集 同志为张之洞所信任之员，有荆州江陵知县候补道朱滋泽、本地道台奭良及张幕府各员，密议事项为针对时局之措置办法及善后策。最极端之意不外两点：一、打倒 现政府，组织纯然由汉人领导的新政府；二、联合同志实行中央支那独立计划。目前北京政府之真意及京畿实况尚不明朗。张之洞说，现政府执权者先不必言，李鸿 章、王之春一意依托俄国，袁世凯表里不一、反复无常，李秉衡则思想顽迷专意排外，此等附和政府之人尚多。必须制定最为慎重周密的计划，故稍待时局变化，再 行会议决定。”[42]
该会议发生在“东南互保”交涉期间，当时南方督抚也才奉到“宣战诏书”不久，适值局势最为敏感的时期。由上述史料看，张之洞召集亲信部属、幕僚聚 议应对危机的办法，会上不乏否认现政府、排斥满人以至“地方独立”的激进主张，但张之洞本人态度仍然保守。对于被“拳党”把持的北京政府，已经全无信任， 而一道经营“东南互保”的各省同僚能否被引为“同志”，却也同样存疑，所谓“慎重周密的计划”，其实已将前述种种冒险主张排斥在外，幕僚会议无果而终，证 明张氏确无自立的勇气。后镇压自立会起义，其时形势已趋明朗，张之洞行事更无顾忌可言，他反对“勤王”的态度可谓一贯。从现有证据看，尚不能表明张氏有异 动之意，结合措手“互保”到镇压自立会的表现，其对于两种性质的勤王（入卫/迎銮）的态度，尽显出作为政治官僚保守和圆熟的一面。

注释：
[1]周康燮：《陈三立的勤王运动及其与唐才常自立会的关系——跋陈三立与梁鼎芬密札》，《明报月刊》第9卷第10期，1974年10月。该札文 如下：“读报见电词，乃知忠愤识力，犹曩日也。今危迫极矣，以一弱敌八强，纵而千古，横而万国，无此理势。若不投间抵隙，题外作文，度外举事，洞其症结， 转其枢纽，但为按部就班，敷衍搪塞之计，形见势绌，必归沦胥，悔无及矣。窃意方今国脉民命，实悬于刘、张二督之举措（原旁注：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可和 也）。顾虑徘徊，稍览即逝，独居深念，讵不谓然？顷者陶观察之说词，龙大令之书牍，伏希商及雪澄，斟酌扩充，竭令赞助。且由张以劫刘，以冀起死于万一。精 卫之填，杜鹃之血，尽于此纸，不复有云。节庵老弟密鉴。立顿首。”
[2]吴天任编：《梁节庵先生年谱》，台湾艺文印书馆1979年版，第139—140页。
[3]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
[4]孔祥吉：《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学术月刊》2005第8期。
[5]周跋云：“刘禺生有记容闳保国会事，足资此一默许之佐证。”复按刘著《世载堂杂记》，记容闳单名致电张之洞，“劝其联合长江各省，召集国中 贤俊，设立类似国会之保国会，成中国独立政府”（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6、131页）。验诸事实，宣言“共保长江” 实有其事，组建“独立政府”则无从谈起，“默许”一说，似难落实。
[6]参看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5—116页。
[7]说详拙文《“上海中外官绅”与“东南互保”——赵凤昌〈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笺释及其它》，待刊。
[8]吴宗慈：《陈三立传略》，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1页。
[9]陈三立：《散原精舍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10]刘垣：《张謇传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
[11]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61页。
[12]《张謇全集》第6卷，第437页。郑孝胥时为芦汉铁路南段总办：“（庚子四月）派护军营分防铁路，凡两哨，名铁路护军营，归总办铁路汉局 道员郑孝胥调遣。”（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32页）至8月中旬“奉督宪札，委充湖北全省营务处”，其时已在湖北勤王 军北上后，而委办营务的重心仍在弹压“匪党”（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65页）。
[13]《恽毓鼎庚子日记》，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0页；《东抚袁来 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酉刻到），[14]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电报七》第27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15]《盛京堂来电 并致江宁、广东、成都、济南、安庆督署》（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011页。
[16]《江督致鄂督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庚辛史料》，《河北月刊》1935年第3卷第1期。
[17]文中，“雪澄”系王秉恩（1845—1928）字，四川华阳县（今双流）人，同治十二年（1873）举人，1884年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 府，后随同赴鄂，先后主理多项实业，被幕主倚为洋务干才。1900年初派赴上海办理采购，庚子事起后，兼充坐探以通耳目（《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 7959、7969、7983、8001、8003页)。
[18]《张謇全集》第6卷，第440页。
[19]这方面力作参看桑兵前揭书。惟桑书在使用“勤王”概念时，未作明确界定，在描述不同性质的“勤王”事件时混用此一词汇。某种意义上，这也 是造成一些读者就“勤王事件的缘起”，始终无法在桑书中找到“清晰的说明”的原因（朱宗震：《评桑兵先生对百年来中国史学的挑战——读〈庚子勤王与晚清政 局〉》，《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第6期）。
[19]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第131页。
[20] “龙大令”，龙泽厚，广西临桂人，康有为弟子。戊戌政变时一度入狱，后列名中国国会，被举为干事，所作“书牍”不详，待考。
[21]陶森甲，字渠林，湖南宁乡人。1876年副贡生，报捐内阁中书，先后佐刘锦棠、左宗棠经理军务。1887年随洪钧出使俄、德等国，并游历 英、法考察政治。回国后以道员加二品衔，分发陕西，寻改归江南候补（秦国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5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7年版，第200页）。陶森甲时以道员代表湖北赴上海与议“东南互保”。戊戌至庚子期间，在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中多见其身影，但呈现出来的面目却模 糊不清：在代表官方办理交涉的同时，又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会，因与日本的渊源而备受江、鄂两总督倚重，为对日联络牵线搭桥，又有证据表明曾受日人驱使， 不断反向供给情报。无怪有论者称呼他为“十分活跃的诡秘人物”。关于像陶森甲这类游走中日之间、同时为双方所用的两面性人物所涉关系较繁，史实层面的情节 尚待厘清，不易轻易定性。说详拙文《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双面人”——论陶森甲》，待刊。
[22]《長江一帶の形勢（七月五日）•上海通信》，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第3卷，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9年版，第232—233页。
[23]《秘在上海田锅干事通信（七月十三）》，《近衛篤麿日記》第3卷，第246页。罗治霖，前江苏留日学生监督。
[24]郑大华译，薛军力校：《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近代史资料》总7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页。
[25]汪诒年编：《汪穰卿先生传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第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页。汪康年在庚 子前后的事迹，研究成果颇夥，其政治实践有着从借重督抚到投向民间力量的重心转变，先行各说均已注意及此，而各自定位有异。参看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 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269页；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115—137页。
[26]《義和団事件私信》，明治33年年6月12日，神谷正男编：《宗方小太郎文書》，原书房1975年版，第85页。
[27]宗方小太郎（1864—1923），号北平，熊本县肥后人。1884年初次来华，1890年协助荒尾精创立日清贸易研究所，甲午战争时充 任日军翻译，以业绩卓著获天皇召见殊遇。1896年接办《汉报》，东亚同文会发起人之一，长期从事新闻事业，在华活动前后将近40年。其另一隐蔽身份为日 本海军省情报人员，1894至 1923年向军令部总计呈送报告近700余篇，内容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
[28]宗方时为东亚同文会汉口支部长，华北义和团事起，于6月11日由上海急遽北上，临行日记云：“汪康年来访。其虽有意约往北清同行，但因与 张之洞交涉故，须急赴武昌，待归沪后再行北上。”（《宗方小太郎日记》，明治33年6月1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就革新清朝政治的理想而言， 其或与汪康年之辈有所共鸣，但对华所图远不至于此，读他的明治33年7月26日日记，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法令人惊异：“扶植、保全支那，其事甚善。然 依据日本的地位，我对待支那，既不可使其过强，亦不可使其过弱。不知感恩为支那人之特色。我若助其强大，反为我害。故维持不强不弱之支那存在，使其畏我、 敬我，无力拒我，此为我帝国之至计。是以我待支那之道，应以恩威并施，七分威力用以挟制，三分恩惠借以羁縻。”
[29]参看翟新《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7—101页。
[30]朱维铮、姜义华选注：《章太炎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页。
[31]《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近代史资料》总74号，第121、124页。
[32]《張之洞氏の態度（六月二十七日）•漢口通信》，《近衛篤麿日記》第3卷，第227—228页
[33]《近衛篤麿日記》第3卷，第222页。
[34]唐才常在自立军起事前劝说张之洞的情节，已多为先行研究所注意，而关于张氏的态度却也不乏异说。
[35]《致上海李中堂盛京堂、江宁刘制台、成都奎制台绰将军、福州善将军、西安端抚台、济南袁抚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23页。
[36]《急致东京钱念劬》（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巳刻发），《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1函第2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甲182—32。
[37]《湖南巡抚俞廉三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357页。
[38]《漢口在勤濑川领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張總督ノ北京派兵內情報告ノ件》（明治33年7月9日），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6年版，第237页。
[39]《著各省督抚飞饬各军迅即援京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36页。
[40]《翰林院编修夏寿田呈》（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80页。
[41]《致鹿滋轩》（光绪二十六年），《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230—10231页。
[42]二口美久报告对朱、奭两人背景有所透露：“前记朱泽滋，小官前年赴任之际，由汉口同船交谈，此人热衷经国时事，痛恨于本国弊政，最为主张 革新之人。奭良历任河东及奉天兵备道，去冬就任荆宜施道，对于交通机关、贸易扩张策最为留意，凡有泰西诸书汉译版本，必购来一读，为值得注意之人才。两人 前年蒙伊藤侯亲炙，聆听政谈。奭良在京时与林权助多有往还，共同研究时事问题。”（《沙市在勤二口领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張總督ノ秘密會議開催ノ模樣並 同總督ノ真意ニ付報告ノ件》（明治33年7月13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第242-243页）奭良，镶黄旗，荫生出身。光绪四年补奉天复州知州。十六年授奉天东边道，二十四年经直隶总督荣禄奏调直隶差 委，二十五年授湖北荆宜施道。朱滋泽，四川崇庆州人。同治三年由监生投效江西防军，历经奏保留于湖北补用。光绪十七年报捐同知，历办芦汉铁路汉口专局、汉 口劝工劝商局，嗣因总办宜昌、施南会匪事宜，经张之洞等奏保以道员仍留湖北，尽先补用。二十五年委总办善后局、农务局兼总办全省营务处（《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6册，第588、6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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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lz的文章出发，有一些不太成熟的遐想：

1.“庚子肇乱者被喻作“蛇龙之孽”，下笔辛辣，可见陈三立对那拉氏主持之清廷的反感”。陈三立似乎有强烈的帝党认同，戊戌后对那拉氏恶感甚深， 后来即使慈禧赦免除康梁以外的戊戌党人，也一直不愿再次出仕，入民国后也坚决不在袁世凯手下当官，不与袁世凯见面（参见陈寅恪《寒柳堂记梦》）。在他的诗 文中，凡涉及其父陈宝箴的，皆深具悲愤、抑郁之气，《巡抚君行状》中“以微疾终”一句似乎有言外之意。我一直怀疑陈宝箴是被那拉氏密令江西巡抚赐死，苦于 缺乏更多证据。如果此事属实，那么陈三立在庚子拳乱时期积极推动迎銮南下，不仅是为了救光绪帝，似还含有为父报仇的意味。

2.“其时北京形势告急，已出现宫廷西迁的各路传闻。”盛宣怀确实消息极为灵通，慈禧在义和团初入北京时已有西巡的打算，在农历七月二十一日真正出走前，有不止一次的考虑，做了一些准备，蛛丝马迹极多。将来有机会我会用专文写出。
若此说能成立，几乎可以证明慈禧明知义和团不可依靠，抚拳御洋不是出于本心，而是被形势所迫。

3.“勤王”含义其实有三，具体动作有四：康梁保皇党活动（岑春煊的甘肃马队原来可能也是康党计划的一部分，后来岑自己变卦了）；慈禧号召的各省 军队入卫；长江流域士绅计划的“迎銮南下”；盛宣怀、李盛铎曾经策划的袁世凯带兵入京，这个动议因袁世凯本人拒绝参与而很快夭折。

4.迎銮派打刘坤一的主意应该是打错了算盘。刘坤一和荣禄从戊戌到庚子，政治主张几乎完全一致，即调和两宫、维护大局，“东南互保”可以说是这种一贯主张在拳乱时期的合理延伸，刘坤一不可能再往前迈出“出格”的一步。

5.没有刘坤一的全力支持，张之洞无法成事，故张很快打消了越过底线的念头，镇压自立军也就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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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陈宝箴之死，有笔记说是赐死，但为孤证，相关讨论已经很多，难有确论。最新研究，刚见到李开军：《陈宝箴“赐死”考谬——与刘梦溪、邓小军两先生商榷》，《文史哲》2011年第1期。我个人觉得，赐死可能性实在不大。但陈三立之属帝党，不满那拉氏，应该没有问题。

袁世凯提兵北上，盛宣怀有此建议无疑，但似在李盛铎后。李则是缘于日本外相青木周藏主动提议，这个建议分别与李鸿章、张之洞提出，但反应消极。关于这个问题，论张之洞庚子时期对日交涉的文章，有过一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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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学海无涯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在义和团席卷直隶地区、朝廷发上谕令全国与列强开战的情况下，东南地方实力派经盛宣怀等人倡议，与列强达成局部和平约款， 是为“东南互保”。无论从国际法的角度还是从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出发来看，东南互保都是一个极其诡异的事件。之所以称为“约款”而不称“协定”“条约”，是 因为东南督抚提出的条件，列强并无作出正式书面确认，而且东南各省事实上并非一个主权国家或临时政府，缺乏签订协定、条约的主体资格，参与各方都本着“事 急从权”的原则，以具体行为对约款各条作事实上的承认，并对个别条款作事实上的调整。从中国大一统国家的既成观念而言，中央政府命令各地对外作战，而这十 几个行省却与敌方和平相处，贸易如常，洋债照还，在事实上构成了“抗旨”、“通敌”的大罪，而事后清廷不但未加责备，反而褒奖有加，其曲折隐秘之处，尚有 加以探讨的必要。

至今为止有关的史学著述皆公认，盛宣怀及其朋僚为此事首先谋划者，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主事人，李鸿章、袁世凯从旁协助。但一直以来我所怀疑 者，在于上述人物要么是封疆大吏，要么是奉命总办电报而居于上海（盛宣怀），若无居于中枢的慈禧太后亲信人物暗中为之助力，恐怕难逃“抗旨”之罪。而据现 有史料显示，在中枢为之里应外合者，不外军机大臣荣禄、庆亲王奕劻、大学士王文韶三人，而以荣禄起的作用最为重要。

台湾李国祁先生在《张之洞的外交政策》一书中，将刘、张等人小心翼翼从朝廷谕旨中寻找依据的过程描述得颇为惊心动魄。明清以来中央集权达到巅峰状态，总 督、巡抚是挂兵部尚书或侍郎、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衔的中央派驻地方长官，并非区域自治性质的王公、土司，即使是咸同之后督抚权力有所扩大，行事也不能与谕 旨在字面上产生直接冲突。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的开战上谕辞气十分激烈：“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 一决雌雄。……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朕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洩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钦此” [1]。以此衡之，与敌方擅自议和，多少都有“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的嫌疑。

有心人阅读这段时期的上谕，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不同日期的上谕，甚至同一天发出的不同上谕，其内容在逻辑上常有自相矛盾之处，或者上谕内容与京、津实际 行动上的自相矛盾。这首先是反映了慈禧本人首鼠两端、进退失据的心态，并与天津战况、东南督抚电奏息息相关，同时也体现出了中央政府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 冲突。中枢和地方主和派之间，在事机万急的情况下，通过电报、密信加强联络，里应外合，在联络不畅之时凭借会心默契，协同努力，卒将可视作“叛逆”行为的 东南互保合法化。

荣禄、庆王、王文韶三人都拥有办理洋务的经历，庆王此时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荣、王先后都曾在总理衙门行走，也都担任过中外交涉要冲的直隶总督职 务，非端王、载澜这些不黯外事者可比。三人都认为拳不可恃，衅不可开，但庆王、王文韶素以圆滑著称，只能在形势有利时从旁协助，故对慈禧进行进言劝谏、在 中枢主持拟旨的责任，主要落在实际的领班军机大臣荣禄身上（注：此时名义上的领班军机大臣为礼亲王世铎，但世铎其人庸碌殊甚，毫无主见）。

拳变蔓延至京畿时，荣禄一直因足疾请假未入直，但时刻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从五月初二至五月八日，病中连上七封奏折主剿但无力回天，至五月十一日看到形势恶 化，乃“力疾销假”。五月十六日（6月12日）荣禄在覆袁世凯函中，意识到大局甚难挽回，只能相机度势，徐图补救：“现惟有力图补救之一法。而事有可言 者，仍有难尽言之时；力有可到者，仍有做不到之处”[2]。五月二十日（6月16日）盛宣怀致函荣禄：“中堂位兼将相，处此危急存亡之秋，若犹存明哲保身 之意，隐忍不言，或言之不切，恐不旋踵而奇祸临矣”[3]。这位互保策划者寄希望于荣禄能向慈禧进言，也反映了两者之间有着共同的理念。

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即发出开战上谕的前一天，张之洞、刘坤一等八督抚联衔致电荣禄，请代奏，对驻京洋使“力任保护”，并“明谕各省保护洋商教 士”。荣禄覆电不仅表明本人态度，“区区力陈利害，竟不能挽回一二”，而且将京中主战、主和派力量对比情况通报给各督抚，言：“且两宫、诸邸左右，半系拳 会中人，满汉各营卒亦皆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万难收拾。虽两宫圣明在上，亦难扭众。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嗣再竭力设法转圜，以冀万一之计，始暂许在 总署会晤，冀可稍有转机。而是日又为神机营兵将德国使臣击毙，从此则时局又变。种种情形，千回万转，笔难尽述。庆邸、仁和尚有同心，然亦无济于事。……时 局至此，无可如何！沿江沿海，势必戒严，尚希密为布置，各尽其心”[4]。荣禄此处向各督抚表明“庆邸、仁和尚有同心”，证明他已经跟庆亲王、王文韶私下 作了沟通，持有共同的立场。东南人士接到电报后，对此语印象极深。而“尚希密为布置，各尽其心”一语，差不多是荣禄能够向东南督抚进行暗示的底线。荣禄身 处京师险境之中，加上其军机大臣的身份，不可能像两广总督李鸿章那样明言不奉诏。

荣禄贵为军机大臣、大学士、武卫五军总统，为何说他身处险境？事缘义和团得以迅速壮大并进入京师，与皇位争夺有密切关系。己亥（1899）年端王一派紧锣 密鼓策划废光绪帝、立其子溥儁為帝，遭到列强的反对。荣禄从维护大清政权的大局出发，深知废立不得人心，恐怕引起列强干预和南方叛乱，向慈禧进言，行折中 之法，维持光绪帝位，立溥儁为大阿哥（皇太子）。端王则将各国认作其成为太上皇的拦路虎，也将荣禄视作敌人。当时京师拳民有一口号，曰“斩一龙二虎”，一 龙为光绪，二虎指荣禄、李鸿章，恐怕与端王、庄王纵容有关。端王一派仇视荣禄的铁证，是在六月初四日派人以义和团名义杀害武卫中军营务处副都统、荣禄的亲 信庆恒家属，接着又在初十日派人闯入武卫中军营务处，“将该都统掳去，系以巨练，曳诸通衢，道路之人，无不惊骇。继乃拥至庄亲王载勋府内，凌辱百端，旋即 致死。而该副都统之母及妻女等六口，向居德胜门外白盐庄地方，已先为该匪所杀，断胫析脰，阖室陈尸，无敢过问者”[5]。庄王如此施为，是想通过高调的杀 人行为对荣禄进行恐吓，达到敲山震虎的目的。若荣禄在电报中有过分露骨表示，祸且不测。连慈禧太后最为宠信的户部尚书立山，只因反对与列强开战，也在稍后 被处死。可见反战者在京城处在万分危险的境地。荣禄措辞之谨慎，也就情有可原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荣禄在庚子年发出的电报留存甚稀，故只能从他人电报称引中看出荣禄从中调护的努力。

袁世凯五月二十七日给盛宣怀的电报称：“庆、荣电即设法送。尊论甚佳，仍可请李、刘、张主稿约会各督抚联名奏吁可有济”[6]。从行文推测，似乎袁世凯与庆王、荣禄已有约定，请李、刘、张会奏，而为之从中主持。

果然，在开战上谕发出之后，随着裕禄天津战败消息传来，以及收到五月二十七日刘坤一、张之洞、安徽巡抚王之春、盛宣怀联衔请求保护使馆、剿匪、派李鸿章为 全权大臣和议的电报后，于五月二十九日寄李鸿章等电旨（密诏）中，大大调低了调门，曰：“此次之变，事机杂出，均非意料所及，朝廷慎重邦交，从不肯轻于开 衅。……团民在辇毂之下仇教焚杀，正在剿抚两难之际。……现在兵民交愤，在京各使馆势甚危迫，我仍尽力保护。此都中近日情形也。大局安危，正难逆料。尔沿 海沿江各督抚，惟当凛遵迭次谕旨，各尽其职守之所当为，相机审势，竭力办理，是为至要”。[7]。值得注意的是对沿海沿江督抚的要求，其词意模棱两可，似 乎为东南互保预作地步，也与荣禄此前“密为布置，各尽其心”的命意相通。

六月初一日（6月27日），刘坤一电直隶布政使廷雍转递荣禄：“奉覆电读竟痛哭，时局至此已无可言，但各国增兵八九万，会合猛进，不入京城不止。此时救社 稷、安两宫，公宜早为之计，迟则无及。万望保重柱躬，与庆邸共担大事。总之须出而议款，万不可用迁字诀，逼成瓜分之势。德使已矣，其余各使尤须赶紧严护无 损。若再有失，将来之祸有万不忍言者，求为城下之盟不可得矣。此间联络各省共筹保疆之策，尽此心力，不敢谓确有把握也”[8]。刘坤一提到荣禄覆电，估计 即指上述“密为布置”之电，而此电所言“此间联络各省共筹保疆之策，尽此心力，不敢谓确有把握也”，可谓对荣禄建议的直接回应和具体化。

六月初二日（6月28日）袁昶致函张之洞：“天潢贵胄、弘德师保，力主借拳灭洋，钳荣相、庆邸之口，并造谣云：义和拳入禁城，先杀四人通洋者，荣相、庆 邸、崇礼、竹篔。于是，钳口结舌，而宣战之旨决矣。”[9]袁昶在七月初四日与许景澄（即电文中的“竹篔”）因主和一起被杀，显见当时荣禄处境十分艰险， 而庆王以宗室亲贵之尊，也不能有完全的保障。

六月初三日清廷有寄驻外公使杨儒等电旨，要求向各国陈明“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并解释“万不得已”的苦衷。此电旨虽暂时无法证实为荣禄主持起草，但 从措辞、态度而言，与荣禄此前覆各督抚的电报一脉相承。故东南方面抓住这个电旨精神，于六月十六日由李鸿章领衔会奏：“请明降谕旨，饬各省将军督抚，仍照 约保护各省洋商教士，以示虽已开战，其不预战事者皆为国家所保护。”[10] 李国祁先生认为，此电有借机将东南互保事向朝廷备案的用意。李国祁先生进而揭示，清廷于六月二十一日谕旨通饬各省保护洋商教士，刘坤一等人即于二十五日将 东南互保事明白奏报：“令饬江海关道余联沅，与之订定章程，长江一带及苏杭内地，各国如不侵犯，我当照常保护。”[11]清廷于六月二十八日寄刘坤一等上 谕中，出乎意料明白加以批准：“朝廷本意，原不欲轻开边衅，故曾致书各国，并电谕各疆臣，及屡次明降谕旨，总以保护使臣及各口岸商民为尽其在我之责，与该 督等意见正复相同。……即使目前相安无事，亦应严密筹备，以防意外之变。惟总不欲兵衅自我而开。一面将坦怀相与之意宣示各国领事，共筹备救之方，以维大 局。不得轻听浮言，致多疑虑，是为至要。”[12]

六月十七日（7月13日）武卫军拿获自使馆外出之教民金四喜，得五国公使密信。荣禄亲自接见金四喜，命其作为信使回使馆区向公使团示好，并于次日力疾入朝 向慈禧面奏保护使馆并致送瓜果，其事见于其嗣子良揆的记载《光绪庚子年拳匪扰乱中北京五国使臣联名与外界通消息之书片纪事》[13]。又遣军机章京文瑞到 使馆慰问，使双方恢复了正式的沟通渠道，对东南互保的维持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各国因之得到各使（德使已被戕）安全的确信，各使并得以对外发电报，使曾 经濒于崩溃的东南互保约款得以延续。

东南方面不但与荣、庆、王三人协商最重大的机密事件，还为此专门启用了在北京只有庆王、荣禄两人能使用的“虎城”密码本。此前东南方面曾谋划由庆、荣请得 慈禧密旨，召袁世凯带兵进京定乱，以慈禧首鼠两端的态度和京、津形势，并无可行性，但由此可见荣禄一方与刘坤一一方此时在重大问题的沟通上几乎到了毫无顾 忌的地步。

以上只是从往来函电和奏折、谕旨、行为的关联性，对荣禄等三人在维持东南互保中发挥的作用作了揭示，但缺乏荣禄方面的直接文献依据。我认为，荣禄以枢臣身 份，暗中与疆吏谋划此等机密事项，事后本人不愿对外宣扬甚至有意掩盖其痕迹，目的仍在维护慈禧的面子和中央政府的权威。但我们尚可以从其亲信幕僚的记述 中，窥得蛛丝马迹。

郭则沄《庚子诗鉴》：“方正阳门火盛，有旨召大学士尚侍京堂翰詹入對，咨大计。先公（郭曾炘）官光禄卿，蒿目感愤，手草封事濒千言，命小子缮竟，赍以进。 荣文忠公见之，语先公曰：“君言诚正，然吾辈叨居迩列，徒效龙、比，于事何益。意不若居中图补救也。”先公因请于文忠，凡仇外诏旨，概免属草，其间剿伪 拳、护外使、饬督抚相机保境诸诏，则先公主之。适东南各省有订约互保之举，阴取决于文忠，其往复电文胥由先公与东抚展转代达。此事外间罕有知者。” [14]此条极为重要，盖郭曾炘曾充军机章京，草诏乃其所擅长；荣禄作为实际领班军机大臣，按雍正以来清朝惯例，握有主持拟旨之权。义和团高潮时，因端 王、庄王、载澜辈联合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为其羽翼，加上慈禧之朝令夕改，由不同军机大臣主持拟旨，而出现了前述各上谕之间自相矛盾的现象。由此大体可以 证实，荣禄善于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先是对东南大员进行暗示，而后针对东南电奏用谕旨形式加以肯定，使东南互保一步步获得合法性。如无内外配合，疆臣在此 事上随时将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而荣禄亲信袁世凯位居山东巡抚，本身既参加东南互保，同时更利用其有力的地理位置与人脉关系，为荣禄与刘坤一等人居间协 调，传递消息，在京城电报不通之时，用加急马拨在济南与北京之间传递电报，其贡献也不可抹杀。

光绪二十八年春，易顺鼎致函荣禄：“伏从邸抄得读十月二十八日及十二月二十一日上谕，诚欢诚忭，欣慰莫名。天语煌煌：一则曰保护使馆，力主剿拳；一则曰坚 持定见，匡扶大局。嗟夫！以吾师之伟烈精忠，而尚不免于群疑众谤。非两宫圣哲，孰能知其甘苦？为之表明。周公金滕之誓，乐羊中山之书，无以逾此。受业恭读 之余，盖不禁喜跃而继之以感泣也。自康、梁余党散布海内，数年以来，天下几无真是非。即如此次拳匪之乱，斡旋补救，皆全仗吾师一人。而上海报馆犹复肆口诋 娸，盖康党欲借此以图报复，汉奸欲藉此以媚外人耳。试问使馆之保护，谁保护之？非吾师设法缓攻，不用大炮，而又暗中接济，则使馆何能瓦全也。试问东南大局 之保全，谁保全之？虽刘、张两帅保全之，而非有吾师之密电、密信不能也。试问中原一带之保障，谁保障之？虽袁帅保障之，而袁帅固吾师之及门高足，亲传衣钵 者也。试问俄约之力阻，谁力阻之，虽刘、张两帅力阻之，而非吾师之赞助主持不能也。”[15]易顺鼎此函也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旁证。《辛丑条约》谈判 开始以后，曾有外人拟将荣禄列入“祸首”名单，李鸿章、刘坤一、盛宣怀、袁世凯极力为之洗刷，由刘坤一发起，袁世凯提供荣禄节略（简历），盛宣怀安排在上 海西文报纸上为之澄清，李鸿章等更或单独或联名上奏请求将短期被困保定的荣禄召回行在主持大局，也从旁证实了他们之间的联盟关系。

荣禄一贯行事低调，其函牍奏稿未经整理公布，加之作为慈禧宠臣、军机大臣每日入值，重要机密事件多采取面奏方式，故留下的书面记录甚少。郭则沄、易顺鼎为 我们揭开这个谜团，提供了有力佐证。故荣禄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三日去世时，上谕对其评价极高，其措辞中有“尽心经画，献纳周详，有为中外所不及知者” [16]。朝廷不欲将机密事项对外宣扬，但又不肯埋没其贡献，故使用了如此独特笔法。据我猜测，“为中外所不及知者”一言，所指不外乎暗保使馆、维持东南 互保和废大阿哥数事。

注释：
[1]《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2]《荣禄存札》第410页，齐鲁书社1986年
[3]《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 义和团运动》第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4]《荣禄存札》第404页，齐鲁书社1986年
[5]《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下册第10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6]《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愚斋存稿》第843页，台湾文海出版社
[7]《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86-1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8]《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刘忠诚公遗集》第8248页，台湾文海出版社
[9] 《袁忠节公手札》影印本，转引自孔祥吉《清人日记研究》第16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10]《张之洞全集》第三册第215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1]《张之洞全集》第三册第215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2]《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13]《荣禄存札》第423页，齐鲁书社1986年
[14]《义和团史料》上册第4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15] 《荣禄存札》第164-165页，齐鲁书社1986年
[16]《荣禄存札》第421页，齐鲁书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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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on-Hankow railway是粤汉铁路。 广东到湖北的铁路。 应该说广州到汉口。

光绪二十二年，上谕让修。光绪二十六年动工。 干了36年完工。这效率哈。

这条铁路有关的牛人太多。 盛宣怀借钱。老百姓反对。  借款675万美元啊。 伍廷芳 法学大家。张之洞 香帅搞斗争。 搞到清朝灭亡。后再借550万英镑。修到北洋政府倒台了。  民国二十五年才修好天呢！

其中还经历了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似乎是跑题了。不能再扯铁路了。这篇文章本来想扯pekin syndicate这家牛b公司呢。 变成扯大清铁路的文章了。

这时候中堂已死。Pekin Syndicate在大清没什么强有力的靠山。不退出不行。

Tszechau 我竟然不知道在哪，用google去搜只有一条结果。说在山西。 nanking 是南京。 yangtse应该是长江的扬子江。应该是把山西的煤和矿运到沿海。好想法大工程啊。

通过李白的这首诗，我才知道 ching-ting在哪。  在安徽敬亭山。

独坐敬亭山
By 李白 (Li Bai)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Sitting Alone in Ching-Ting Mountain
Li Po
Translated by Irving Y. Lo
Flocks of birds fly high and vanish;
A single cloud, alone, calmly drifts on.
Never tired of looking at each other -
Only the Ching-Ting Mountain and me.

转篇不错的论文吧。 英文太差看了快一个半小时才把这篇论文看完。

格式有问题。 可以下载有格式的PDF.

p0113-p0122

http://www.qingchao.net/wp-content/uploads/2011/03/p0113-p0122.pdf

Joint Venture in China: The Experience of  the  Pekin Syndicate, 1897-1961

Frank  H.H.  King 1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New Mexico  Military  Institute The Pekin  Syndicate  Ltd, as  initially  conceived  and  incorporated  in 1897  was  a  f’mancial  venture  designed  to obtain  concessions  from  China  and to  promote  these,  as  and  when  obtained,  in  the  form  of  separate  companies. Angelo Luzzatti,  the Syndicate’s  agent,  was uniquely  successful  in  his negotiations  with  the Shansi  and  Honan  provincial  authorities;  he obtained the coal  and  iron mining  rights  with  a related  railroad  concession  covering an area  of 21,000  square  miles  [6].  Figures  in the  range  of 900,000  million tons  of coal  were  estimated  with  expected  annual  profits  of œ750,000–and yet in  its 65 years  as the Pekin Syndicate  the company  paid but one half-year’s  dividend–in  1936  [1, 8]. All had  been  procedurally  correct.  The  terms  were  duly  agreed  by the  governors,  subsequently  authorized  by  Imperial  edict,  supported  by  the influential  Viceroy  Li Hung-chang,  ratified  by the Tsungli  Yamen  (the Chinese  equivalent  of a foreign  ministry),  and  registered  with  the British Legation  in Peking.  As  the Syndicate’s  Agent  General  in China  would  later argue,  ”Could  legalization  be more  definite,  more  solid,  or  fixed  by  a higher mandate  than  this?”  [2,  FO 371/26,  f. 189]. As  the  terms  of  the  concessions  prevented  their  alienation,  the  Pekin Syndicate  became  2Perforce  an  industrial  company  with  an  appropriate increase  in capital. The  subsequent  history  of the  Syndicate  is complex. 1This  essay  is  part  of  my  longer  study  of  the  Pekin  Syndicate;  the  project  is  administered by the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In  consequence,  the  capital  of  the  Pekin  Syndicate  became:  Authorized,  œ1,540,000  in 1,500,000  ”Shansi”  shares  and 39,900 ordinary  shares  of œ1,  and 2,000 deferred  shares of ls;  issued,  •942,559  in 36,100  ordinary  shares  of œ1  fully  paid,  2,000  deferred  shares of  ls  fully paid, and 906,359 Shansi  shares  fully paid.  Shansi  shares  were  issued  to finance  both  the Shansi  and Honan  concessions.  The company’s  paid-up  capital  was written  down  in 1937  (from  œ1.54  million  to œ828,548)  and again  in 1956;  in 1961  it lost its  historical  identity  to become  the Anglo-Continental  Investment  & Finance  Co. Ltd.  [1] BUSINESS AND  ECONOMIC  HISTORY,  Second  Series,  Volume  Nineteen,  1990. Copyfight  (c) 1990  by  the  Business  History  Conference.  ISSN  0849-6825. 113

This essay  will focus  on the history  of the  two  concessions,  the Syndicate’s only  significant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3 Development  and Disappointment,  The Concessions Under the Original Agreements,  1898-1914 Unfortunately  the Syndicate  was  forced  to delay  its  initial plans  for the  exploitation  of  its  concessions:  the  Boxer Uprising in  1900  and subsequent  flooding  in  the mines  and other  technical  problems  delayed production  until  1905,  by  which  time  local  opposit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rights  recovery”  and  fuelled  by  returned  students  as  supplemented  by  the desire  of  the new “entry,” that is of merchant–as  opposed  to  traditional scholar-gentry–to  mine  the minerals  themselves,  made the  conccssious inoperable  in notoriously  anti-foreign  Shansi  and  manageable  in neighboring Honan only  after major  revisions. The agreements  contained  a clause  making  actual  mining  subject  to a permit  for each  site;  the  permit  was  to bc  issued  by  the  governor  provided local conditions  remained  suitable  [6, Art.  I].  Thus  the justification  for refusal  appeared  to frightened  Manchu  governors  as self-evident;  granting a permit  would  lead  they  claimed–correctly  as  it turned  out–to  revolution. The  Syndicate,  supported  by  the  British Minister, Sir  John Jordan, unsympathetically  stressed  that part of  the article which called on  the governors  to issue  permits  without  ”any  delay.” In  the  several  years of  discussions  which followed,  the  Peking authorities,  under pressure  to  honor agreements  duly authorized  and registered–but  with  which  they  no  longer  necessarily  agreed–proved  unable to force  their demands  on the provinces.  Typically,  the Tsungli  Yamcn urged rcncgotiating  and  compromise  in  circumstances  rendered more complex  by  the  fact  that  the agreements  wcrc  in  two  langnagcs,  the translations  wcrc  contested,  and  neither  version  had  bccn  designated  official [2, FO 371/26,  f. 192]. As  for  the  provinces,  and  especially  Shansi,  they  tested  virtually  every apparent  defect  in  the agreements.  The shallowness  of their arguments indicated  the  fact  that  the  post-Boxer  Shansi  provincial  authorities,  reflecting articulate  public opinion, would under no  circumstances  san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mineral  resources  by  foreigners.  Indeed,  the authoritie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gentry  took specific  steps  to block  the Syndicate’s activities  [3; 5,  pp. 68-69].  The Syndicate  was advised  to  accept  the inevitable;  in 1908  Shansi,  in what  the gentry  considered  an unwarranted gesture,  reluctantly  agreed  to redemption  as opposed  to abrogation,  the amount,  Taels  2.75  million  (approximately  •350,000),  which  satisfied  neither party,  being  intended  as  a reflection  of direct  costs,  not as a compensation for rights  forgone. 3The  Syndicate’s  railroad,  the  90-mile  Honan  Railway,  was  sold  to  the  Chinese  in  return for bonds-the œ800,000,  5% Honan Railway  (Gold)  Loan  of 1905 [4, vol. II, p. 244].

The  concession  approach had  proved unacceptable,  but  the joint-venture  alternative,  although  consistent  with  one  interpretation  of the 1898  agreements,  was  not  considered.  4 Relative  to  developments  in  Shansi, the Syndicate  had  progressed  further  with  its Honan  developments  at the Ja-mei-sen  [Jamieson]  Collieries,  Chiaotso,  and  was  seen  to have  a stronger case;  consequently  the outcome  of the controversies  which  began  in 1907 was  less  absolute.  One mining  permit  actually  was  granted. Subsequent renegotiations  focused  on  the specific  additional  areas  (if any)  for which an operational  permit  would  be granted  and  such  vital marketing  issues  as freight  rates  and  availability  of cars  on the Syndicate-built  and managed but, since  1905,  Chinese-owned  Honan  railroad. The Syndicate’s  demand for a second  mining  area  within  the concession  eventually  precipitated  a crisis  which  led  to  the creation  in  1915 of  a  joint-venture  marketing operation,  the  Fu Chung  Corporation.  In the  process  the Pekin  Syndicate accepted  various  restrictions  as  the  cost of  gaining permission,  not specifically  referred  to in the original  agreement,  to actually  sell  the coal mined. The  dislocations  of  the  1911  revolution  were  a  further  complication.  5 In  response  to the general  civil  unrest,  the Syndicate  requested  military protection  from  the  Legation;  in  the  event President  Yuan Shih-k’ai authorized  the  dispatch  of Chinese  troops  at  the  Legation’s  request. Fu Chung: Joint Venture  Marketing  in Honan,  1915-27 The Pekin  Syndicate’s  inability  to exploit  its concessions  was  not unique;  in the  years  leading  up  to  the  1911  revolution  foreign  syndicates  in Yunnan, Anhui,  and  Szechuan  were  similarly unsuccessful. The British-owned  Chinese Mining  and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found themselves  in a controversy  which  was  resolved  by  the  formation  of a  joint marketing  organi?ation  with  the neighboring  and  rival Chinese  Lanchow Company  mines.  The  resulting  Kallan  Mining  Administration  provided  the model;  in  1914  the Pekin  Syndicate,  having  founded  its own marketing organization  in 1911,  agreed  to participate  on a 51:49  basis  with its rival Chung  Yuan  Company  in the Fu [=Pekin  Syndicate]  Chung  Corporation, founded  in 1915  with  a nominal  capital  of $1 million. The Board  of the  Fu Chung  was  composed  of three  directors  from each  party,  an  elected  chairman  was  granted  a casting  vote. The chairman for  the  first  ten-year  period  would  be  a Syndicate  director,  perhaps  a veiled 4In  the  1905-1914  negotiations  neither  side  seems  to  have  considered  either  the implications  or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joint-venture  approach.  No  reference  in  the promotional  material  issued  in London  or in the presentations  of the chairman  seems  to have  been made  to this  possible  path  to Chinese  ownership. 5Military  use  of  the  railroad  interfered  with  marketing;  as  for  the  1905  Honan  Railway Loan,  the Chinese  failed  to pay  interest  on schedule  and eventually  defaulted.

threat  that  the Syndicate  should  not anticipate  success  beyond  this period. There were  to be  joint managers  and  additional  finance  was  to be raised  by debentures,  thus  providing  an avenue  for further  Syndicate  investment. Accompanying  the articles  relative  to Fu Chung  was  an agreement with  the Honan  authorities,  sanctioned  by  both  the British  Legation  and  the Foreign  Ministry,  covering  such  outstanding  problems  as mining  permits, freight  rates,  local  sales  of coal,  and  railroad  extensions.  This  involved  a virtually  complete  renegotiating  of  the original,  including,  inter  alia, tax rates,  responsibilities,  length  of tenure.. After the siftming,  all  that was  left of the Syndicate’s  vast  concessions were approximately  10,000  acres,  but  it was  land  that  included  a permit  to mine. Only  coal  was  referred  to; despite  previous  understandings,  the  right to mine  or smelt  iron  ore  had  been  forgotten,  the petroleum  rights  lost  with the  Shansi  concession. It would  be  fair  to say  that,  given  the unsettled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competing  foreign  pressures  (especially  Japanese),  and the  latent local distrust  of foreigners,  the 1915  arrangements  worked  reasonably  well  (but without  increase  in  the  joint-  or  Syndicate-areas  to  be mined) until politically  motivated  strikes  in 1925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anti-foreign movement  provoked  by  the  1926  Shanghai  Incident.  By 1924  Fu Chung  had ”built  up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extensive  trading  concerns  in China.” It  was  disposing  of 6,000  tons  daily  and  paid  $2.5 million  for rail transport  in that year  alone  [2, FO 371/18128,  ff. 326-27]. Despite  the  spirit  of the 1915  agreements,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withheld  permits  for new  shafts;  the Syndicate’s  temporary  loans  to placate the provincial  authorities  in Kaifeng,  including  one of EM,000 equivalent, would  eventually  prove  inadequate;  the  presence  of  revolutionary  forces,  the Kuominchun  [People's  Army],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warlord Feng Y-hsiang  forced  the evacuation  of the  foreign  staff  in 1927,  resulting  in the closure  and  consequent  flooding  of the Syndicate’s  mines  for a period  of some  five  years. Fu Chung:  Destruction  and Obstruction, 1927-33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entral  government  in Nanking  did not bring political  peace  to Honan,  which  would  instead  witness  the final struggles between  Feng and Chiang  Kai-shek,  between  the “northern  coalition”  and Nanking.  The  latter was not even  in  apparent  control  until late 1930. Thus,  the  return  of  foreign  employees  to  the  Chiaotso  mines  in 1929  did  not in  itself mean a  return to  the  cooperation  intended  in  the  Fu  Chung agreement.  The  local  Chinese  gentry  even  petitioned  that  the  Syndicate  had abrogated  the agreement  by withdrawing  its  staff  and  abandoning  the  region [2, FO 371/15465,  ff. 87-88]. Consequently,  it was  with difficulty  that  the Syndicate  obtained  permission  even  to drain  its mines.  In 1932  permission was granted  to mine and sell coal, although  the Chinese  soon  were to pretend  that  this  had  been  limited  to quantities  sufficient  to meet  running expenses. The evacuation  of Feng’s  Kuominchun  in  1930 had left no power capable  of providing  protection. The Chinese  manager  of  the restored

Chung Yuan  Company  was also the  banker underwriting  provincial operations,  possibly  including  opium, and his  influence  was seen as pervasive.  Initial  promises  of Kuomintang  appointees  after  the  withdrawal of Marshal  Feng  were  favorable,  but they  fell down  in execution.  Joint committees  were organized  but never met.  Elements  hostile  to  the Syndicate  regained  power,  and  there were charges  and counter-charges, threats  of  troop action  (which  came  close  to blackmail  and had to be bought  off),  seizures  of mining  property  and  of  the  Honan  railroad. The  Pekin Syndicate  eventually  succumbed  once again  to  the argument  that accommodation  could  be bought. The solution  was  to refmance  the  joint  operation  through  a  reorganization  of  Fu Chung;  in May 1933  the chairman,  Walter S. Nathan,  who was then on a  fact finding mission  in China,  requested,  virtually  without  warning,  that the London Board  provide  funds  in excess  of $2 million.  The  Board  reluctantly  agreed; the  joint-venture  administration,  in  an  atmosphere  of  threats and recrimination,  was  in June 1933 reestablished  and refinanced,  but with a Chinese  majority–hence  the change  in order  of the name  from  Fu Chung to Chung  Fu. Chung  Fu: Disappointment,  Renegotiating,  and Success,  1933-38 As a  joint-venture  company  with  a nominal  Chinese  majority  equity, the  Chung  Fu Joint  Mining  Administration  admitted  itself  subject  to general Chinese  commercial  and mining laws, with  the  Chinese  text  of  the agreement  binding–the  irritant  of extrality  had been  removed. The new agreement  also  required  joint working  not only  of marketing  operations  but also  of the  two  companies’  mines  [2, FO 371/17098,  ff. 515-18]. As neglect  and  exploitation  in the warlord  period  had  damaged  both the Chinese  and  the Syndicate’s  mines,  the Syndicate’s  manager  in China and  the  visiting  Board  Chairman  agreed  to  refmancing  through  a $3 million overdraft  facility,  granted  by  the  Pekin  Syndlcate’s  banking  subsidiary,  the Anglo-Chinese  Finance  and  Trade Corporation,  as a necessary  risk  if  the agreed  reorganization  and  the  anticipated  change  in  local  attitudes  were  to be  achieved  [2, FO  371/17098,  ff.  519-19a].  The  hope was that the hypothecation  of  the Chung  Fu’s  assets  to the Syndicate  in consequence  of the  financial  offering  would  give  the  Syndicate  a degree  of control  within  the now  Chinese-dominated,  but  bitterly  divided  joint  administration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ntrol”  office  in Shanghai. Furthermore,  the decision  to reorganize  the  joint venture  appeared to  have  been  made  in a favorable  political  climate.  The  Nanking  authorities had  been  made  aware  of the  Syndicate’s  problems  and  sympathetic  in the context of  their  call  for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fate  of  the Anglo/French/Belgian  interests  in the  Syndicate’s  mines  could  be a test  of Chinese  sincerity.  The Syndicate  had made  itself  highly  visible;  this  would prove  an  important  asset. Once  again  national  policy  would  prove  difficult  to  implement  in politically  complex  Honan. The British  minister  questioned  the  probability of success  and  a junior  foreign  office  official  minuted,  ”The  Syndicate  will probably  find itself  in  a worse  position  than  it was  in before”  [2, FO371/17098,  f. 507]. Furthermore  the  Syndicate’s  agent-general  in China,  was, unknown  to the Board,  too ill with angina  to operate  effectively,  nor was there cooperation  at  the top.  By December  1933 a  series  of  cables  to London indicated  something  was drastically  wrong at  Chiaotso.  The promised  reorganization  (including  rationalization)  had  not  taken  place. On the contrary,  the new administration  had quickly  become  burdened  with political  appointees  with no relevant  function. The overdraft  facility  had been made  available  before  reform  had even  commenced;  consequently funds  were  drawn  down  without  results  while  the security,  stocks  of coal  at the  pitheads,  turned out  either to  be worthless  dust and/or  to  have disappeared. In desperation  the  Syndicate’s  Chairman,  then  still  in China,  proposed the  immediate  repayment  of the overdraft  and  recommended  abandonment of  the  enterprise,  expenditure  on  which  (less  the  value  of coal  sold)  totalled 15864,000  at  the end of  1933  for a  company  with total footings  of œ1.95 million (including  nonperforming  China  loans of  at  least œ400,000)  [1]. Instead,  he was  induced  to  resign,  the ailing  Porter retired, and a new chairman,  Brigadier  General  Charles  R. Woodroffe,  with  a background  as mining  manager  of the  joint-venture  Kailan  Administration,  was  sent  out  to determine  the  crisis. At  the 1934  general  meeting,  the presiding  director,  Sir Osmond Goldsmid,  commented,  ”It had not been possible  to make our Chinese associates  understand  what cooperation  really  involved,  or  to make them appreciate  that  the profits  of the  Joint  Administration  would  inure  to their benefit  as  well as our own”  [1; 2, FO 371/18128,  if. 350-51]. Woodroffe determined  that  the position  in  Honan could not be improved  except  by  direct  appeal  to  the highest  Chinese  and  foreign  political levels.  Even  this  seemed  for a time  to be  fruitless;  Chiang  Kai-shek’s  direct instructions  to his close  colleague,  Liu Chih,  the sympathetic  governor  of Honan,  produced only  temporary results.  An  investigative  team subsequently  despatched  from Nanking  appeared  to be powerless  and  it seemed  that  the Syndicate’s  mines  might  have  to be abandoned  after all. This judgment  proved premature.  The  team, including  Chang Ching-wu,  the  provincial  Commissioner  of  Reconstruction,  had  indeed disappeared  but  just  as  suddenly  returned–with  martial  law  and  2,000  troops to enforce  it.  Within weeks  Woodroffe  was  able  to report  triumphantly  to his  London  office  on  the dismissal  of the board  of Chung  Yuan Company, the abolition of  the  labor unions,  the dismissal  of  some 2,500 redundant employees  and  political  appointees,  the collection  of debts  outstanding,  and the arrest  of key  trouble  makers. Even  then Chiang’s  chief  troubleshooter,  Chang,  despite  (or rather because  of) initial  successes,  had  to  return  suddenly  to the provincial  capital and  resume  his  duties;  ”ace”was  involved. Chiang,  however,  replaced  him with the noted geologist  Weng Wen-hao,  whom he had predetermined should  complete  the reorganization  [9]. The  immediate  consequence  of  this intervention  was a  return to profitability  through  increased  output,  decreased  production  costs,  more efficient  marketing,  and  a solution  to the  railroad  freight  rate problem.  In 1936 Chung  Fu produced  a peak 1.31 million  tons;  the Board  felt able  to declare  its  first  (and  only)  dividend  [1; 10,  pp.  200-01]. That this  was  not possible  in subsequent  years  was,  of course,  the  fault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the threat of Nationalist  abandonment  of the Province  had  led to the removal  of the machinery  in the  heroic  evacuation  back  to west  China. In 1938  there  would  follow  the  forced  evacuation  of  the  foreign  staff  under  the Japanese-puppet  regime  in Peking,  the  renewed  expressions  of  local  hostility to  the Syndicate,  and a reopening  by the provincial  puppet  authorities  of virtually  all previously  outstanding  issues  [2, FO 371/23408,  f. 248,  384-88, and 342 for  11 unnumbered  pages]. Intervention  by British  diplomatic missions  in Peking  and  Tokyo  proved  totally  ineffective  [2,  FO 676/452;  FO 371/24671,  if. 233-34]. The Syndicate  and Chung Fu,  Post-1937 Woodroffe  had correctly  assumed  that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could  not  afford  to  let  the  Syndicate  abandon  its major  investment,  but even he could  not have  anticipated  the extent  of the support  he would  receive. The  support  seems  to  have been at  least partly due to  the personal assessment  Chiang  made  of Woodroffe  as  brigadier;  it was  also  due  to the appointment  of Weng Wen-hao  as senior  administrator  of Chung  Fu  and the apparently  close  relationship  he developed  with the Syndicate’s  new agent-general,  AJ.  Bell. The Pekin  Syndicate  had  become  a “model  company,”  a showpiece  of Kuomintang  foreign  investment  policy.  And  the  Syndicate  responded.  This, reinforced  by personal  connections,  resulted  in  the assignment  by Weng, then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Resources  Commission,  of the management on commission  of China’s  valuable  wolfram  exports  [2, FO 371/23495,  ff. 74-75]. Subsequently  the Syndicate  was made  responsible,  again  by Weng, this  time as Minister of Economic  Affairs,  for handling  certain  Chinese purchases  under wartime British credits,  despite  protests  from  such long-established  firms  as  Jardine  Matheson  [2, FO 371/35751,  F4253]. Moreover the  Chung Fu  Mining Administration  ”amalgamation” agreement  as  amended  in 1935  was  modified  in April 1940  by an  increase in capital  to $4 mill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ok shares  in the Chung  Yuan Company,  which  thereby  became  ”semi-official.” The new  agreement  confirmed  the long-standing  arrangements  relative  to the Honan  mines  and  extended  the period  of operation  for sixty  years  from 1940  [2, FO 676/452]. Behind  these  moves  was  the specific  need  for  joint ventures  with mining  companies  in Hunan and Szechuan  provinces.  The operations,  however,  were  undercapitallzed,  and  overall  the dividends  paid by  the  joint  ventures  to  the  Pekin  Syndicate  were  barely  in excess  of current expenses  in  inflation-ridden  Chungking.  The  Szechuan  investments contributed  little and  postwar  the  focus  was  again  on the Honan mines. By 1946  the Syndicate’s  mines  were  in  territory  control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team  from Chung  Fu visited  the area and reported  they had been well received;  a  Foreign  Office minute  noted, however,  the picture of  Communist  administration  in  North Honan is reassuring,  except  for  the  fact that, after [the team's]  departure  from Chiaotso,  various  Chinese  who had contacted  [the team] appear  to have

been  summarily  executed!”  [2, FO 371/53597,  F12020]. An  interview  with Chou En-lai was unrewarding  and a  post-Liberation  report from  the Syndicate’s  Chinese  manager  was  negative  [2,  FO 371/75933;  FO 371/83496]. The Syndicate’s  China  operations  were at an end. Commentary The Chinese  have  been  extravagantly  praised  for  their commercial integrity,  but  the  references  are  almost  inevitably  to business  with merchants conducted  through  compradores  [4,  vol  I, p. 601]. The Syndicate,  however, had  agreements  correctly  negotiated  with  the “responsible  authorities”  and, although  they  provided  specific  benefits  for China’s  resources,  revenues,  and educational  system,  they also  contained  a  provision  which  unexpectedly rendered  all other  provisions  liable  to  renegotiating.  Furthermore  they  were not  complete;  they  did  not  cover  comprehensively  such  problems  as  railroad concessions,  freight  rates,  marketing  arrangements.  These  were seen  as logical  developments  to be negotiated  later in good  faith.  The omissions would  prove  fatal. Nor can  it be argued  that  the Syndicate  failed  to conduct  themselves correctly.  There was  no lack  of China  expertise;  throughout  its history  at least  one member  of  the Board was a China expert.  Furthermore,  the Syndicate  received  diplomatic  support  not  only  from  the  British  legation  but also,  in view  of the shareholding  pattern,  from  the French  and Belgian. The  Syndicate  succeeded  only when  its  high  political profde threatened  China’s  attempts  to secure  foreign  investment.  Then  supporting troops  were  assigned  to  the mining  area;  the Chung-Fu  Company  would  be an  example  of success,  a “model”  joint venture;  the Syndicate  would  receive other  commercial  benefits  in the gift of government. All this  highlighted  the  general  problem.  Formal  agreements,  either as originally  signed  or  as subsequently  renegotiated,  were never “final.” Except  when  key  leaders  were  willing  to dispatch  special  troops,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proved  unable  to enforce  their policy  relative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or could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afford  to dispatch  troops  to protect  a multitude  of such  direct  investments. In China  there must  be full and consistent  support  both within  all rank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at the  local  level–regardless  of overall national  policy as declared  by  the  leader;  the  presence  of  foreigners responsible  for  dealings  with Chinese  in  an  economically  competitive situation  is  potentially  contentious.  If  the  leader’s  policy changes  or determination  wavers,  the foreign  venture,  regardless  of agreements,  is in danger. But as  this  was  as  well-known  in 1897  as  it should  have  been  in 1979,  why  then  would  even  the most  adventuresome  adventurer  proceed? As Jim Mann has  written  in his  story  of a 1980s  joint-venture,  Beijing Jeep,  ”The  historical  cycle  in Western  attitudes  toward  China–of  romance giving  way  to disillusionment  and  fear–is  so  firmly  established  that  it may never be broken.  The  chances  are  that businessmen,  like  others  in  the West,  may  follow  along  the  same  circular  path  again  and  again”  [7, p. 309]. Indeed  it  is only  a slight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the history  of the Pekin Syndicate’s  mining  concessions  will  seem  a rewrite  of  the  Beijing  Jeep  story

with amended  dates. Deng  Xiaoping’s  rescue  of the Peking  [Beijing]  joint venture,  for example,  has  much  in common  with  Chiang’s  dramatic  gestures to Chung  Fu. Thus 1887 and 1979  were the respective  dates  of  two of China’s periodic  ”openings.”  Western  observers,  having  asserted  the necessity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ere anxious  to move  immediately  when China’s willingness  to modernize  was  thought  to have  been  observed.  There  were concession  hunters  in the years  between  China’s  1894  defeat  by Japan  and the  100  Days  Reform  of 1898;  there  were  corporate  vice-presidents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1960s  and 70s who  justified  their expensive  existence throughout  the Mao  years  by anticipating  the Deng policy  of  the early 1980s.  In  both  1887  and  1979  the  Chinese  indeed  had  real  intentions  of modernizing,  but  with  reservations.  Whereas  the  provincial  authorities  who signed  with Luzzatti never  intended  to  turn over their main mineral resources  entirely  to  foreigners,  there is evidence  that they wanted,  or thought  they  wanted,  foreign  investment  and  assistance.  But whatever  the situation  in 1897,  it changed  in the  immediate  post-Boxer  years. Similarly Deng  too wanted  modernization,  but by 1989  it had  become  apparent  that the political  costs  of the  joint  venture  approach  were  too high. China  has  from  time to time been  willing  to accept  foreign  finance. Financial  support  can  be fit into  the Chinese  system,  but not always  with results  which  permit  repayment.  Direct  investment  with  consequent  foreign supervision  has  never  been  well  received  and  has  been  criticized  in such terms as  ”imperialism,”  ”violation  of  sovereign  rights,”  ”interference  in internal  affairs,”  or, more  recently,  the  introduction  of “bourgeois  liberalism.” Just  as  the Beijing  Jeep  company  continues  after  Tiananmen,  so  the Pekin  Syndicate  persisted  in  its  efforts  despite  frequent  setbacks.  The very unreasonableness  of  the  Chinese opposition  seemed to  argue  for perseverance;  a new  governor,  a modernizing  post-revolutionary  re, me,  the long  standing  commercial  integrity  of the Chinese,  China’s  need  to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all  or  any of  these would again bring about the once-promised  favorable  policy. And indeed  there  were  ”breakthroughs.” But then yet another  unexpected  barrier would  be  raised.  (Or,  more poetically,  ”Hills  peep  o’er  hills,  and  Alps  on  Alps  arise!”) In  the  1930s  the  Syndicate  continued  its  own “rights  recover3/’ struggle;  the alternative  was  loss  of virtually  its entire  capital. Diplomatic pressure  continued  to be  applied  but with an ever increasing  sense  of realis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dicts  had occasional  effect,  but analysis would  suggest  that several  of the much  heralded  successes  were  in effect merely  delays. One stage  would  be conceded  and,  in an atmosphere  of friendly  receptions,  promises  of  necessary  next steps  accepted  without serious  reserve.  The  actual negotiating  advances  were  in  fact  only recognition  of  rights which were  properly the  Syndicate’s  without negotiation–and  were  often  accompanied  by  the  payment  of  additional  taxes, the de facto  fmancing  of  Chinese  rivals, or  loans  to  the  railroad or government–in  addition  to unspecified  contributions  to ease  daily  operations. In the  end  it was  a combina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  priorities  (new foreign  investment  needs)  and  personal  relations  backed  by force which provided  the  Syndicate  with  its  only  years  of profitable  operation.  The  role of  Weng Wen-hao, a  geologist  of  world  repute  turned competent government  minister,  must  have  been key throughout. Yet  even  in  the active  Chung  Fu years  the Syndicate  saw  the new spirit of cooperation bought  at  the  cost  of  fully  joint  operations  and  lost  payments  of  interest  and principal  on  fully  acknowledged  loans.  In truth,  the Chinese  did  not easily make  net cash  payments.  Where  the Syndicate  was  in fact  reimbursed  it was  offset  against  disputed  Chinese  tax  claims;  where  debt  reservicing  was agreed  it was  against  the promise  or reality  of new  advances. As the Pekin  Syndicate  had other  indirect  interests,  it had greater potential  in China  than  as  the operator  of coal  mines. Behind  the  struggle to retain  the mines  lay  the dream  of a limitless  China  market–the  driving force,  as  one  Foreign  Office  official  noted  in the margin,  for so many  who ventured  (and  who  still  venture)  into  China. It  is  true  that  the  Syndicate’s history  is but one case  study,  but it  contains  incidents  of wider  interest particularly  relevant  to  those  who today consider  China and  its vast potential.  There  have  been  many  attempts  to “change  China;”  this  has  been the story  of one  such  effort. References 1.  Great Britain,  Companies  House,  Files  of the Pekin  Syndicate. 2.  , Public Record Office, Foreign Office Files,  esp. FO 371. 3.  Hsu  Keng-sheng,  Chung-wai  ho-pan  mei-t’ieh  k’uang-yeh  shih-hua  (The  History  of Sino-foraign  Joint-managed  Coal and Iron Mines) (Shanghai,  1946),  74-169. 4.  Frank  H.H.  King,  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Vols.  I-III (Cambridge,  ENG,  1988-89). 5.  Lee En-han,  ”China’s  Response  to Foreign  Investment  in her Mining  Industry (1902-1911),”  Journal  of Asian  Studias,  28 (1968),  55-76. 6.  John  V.A.  MacMurray, comp.  and  ed.,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  1894-1919,  2 vols (New  York, 1921). 7.  Jim Mann, Beijing  Jeep: The  Short,  Unhappy  Romance  of American  Business  in China  (New York, 1969). 8.  Pekin Syndicate,  A Few Facts  concerning  the Pekin  Syndicate  (London,  1904). 9.  Charles R. Woodroffe,  ”Narrative of  events which  have occur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hung  Fu Joint  Mining  Administration  between  8th May 1934  and  29th December  1934  …”,  in FO 371/19291,  if. 45-109. 10.  Tim  Wright,  Coal  Mining  in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1895-1937 (Cambridge,  ENG,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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