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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与西洋的畸形关系

admin — Tue, 29 Mar 2011 06:51:55 +0000

这不是在说林则徐的观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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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民变沸腾声中，西洋（欧洲，以及后起之秀的美洲）各国悄悄的在这个大黑暗国家的门口出现，要求通商贸易。
回顾双方面的关系是不愉快的。
中国文明在大黑暗时代之前，远超过西洋。十三世纪马可波罗眼中，中国简直遍地黄金。可是十四世纪明政府采取愚民政策，大黑暗时代开始，对所有的外来文化深闭固拒，中国遂跟西洋隔绝，远落在西洋之后。
欧洲在十五世纪发生剧烈变化，西班牙发现新大陆，葡萄牙发现绕道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线。各国商人和基督教传教士陆续向东方发展，葡萄牙商船队于十六世纪一五一七年，抵达广州。六十年后的一五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抵达澳门，并于一五八三年，进入较为接近腹地的肇庆（广东肇庆）传教。
因为隔绝太久的缘故，中国人对外国，尤其是欧洲，可以说一无所知。当利玛窦于十六世纪最后一年（一五九九）到达北京，求见当时断头政治皇帝朱诩钧时，政府高级官员在记载典章制度的《会典》书籍上，查不出有意大利这个地方，就坚决否认世界上有意大利的存在，幸而《会典》上载有大西洋国，于是利玛窦只好承认他就是大西洋国的人民。
葡萄牙商船队在中国有很好的收获，初次到广州四十年后的十六世纪一五六三年，明政府把荒凉的小小澳门半岛，划给葡萄牙，作为西洋各国商人的居留地。但澳门太过于狭小了，显然无法成为商业中心，他们要求进入南中国第一大港兼第一大都市广州。清政府直到十七世纪收复台湾，不再受海上威胁之后，才于一六八五年，开放广州作为商埠。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的商船队和商人，汹涌而至。不过这时候的中国已非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西洋也非马可波罗时代的西洋，东方和西方互不相识，互不了解，各怀着跟对方相异的观念和相异的价值标准。
对于西洋的通商贸易，中国所表现的是一种怜恤的态度。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社会，一切自给自足，基本上不需要外国的产品。尤其是一些邻国的文化程度相当落后，面积又小人口又少，中国不仅是万王之王的天朝上国，而且也是物产丰富的世界中心。所以中国没有西洋那种因小国林立而产生的狭隘的国家观念，更没有西洋那种因同样因素而产生的贸易观念。只有对藩属国和进贡国，中国必须负起宗主国的责任，才准许他们前来中国贸易。如果他们对中国有重大的冒犯或拒绝中国的要求，好像不肯交出中国的逃犯之类，中国即停止贸易，作为一种惩罚，这惩罚通常都会使对方屈服。
中国对西洋的白种人，有一种离奇的印象——犹如白种人对中国人有一种离奇的印象一样。虽然中国人也曾有一小部分见过欧洲人，并跟他们打过交道做过生意，但这少数人并下能改变大多数人的意见，上自皇帝和统治阶级士大夫，下到小巷子摆地摊的穷苦小民。他们都坚信西洋人是一个没有文化的野蛮民族，鼻子特别巨大，皮肤像死人一样的苍白，长着猫一样奇怪颜色的眼睛，胡子跟眉毛都是红色的，脚长有三十五厘米（一尺二寸），而且身上发出一种奇臭。这种长相已够使中国人惊骇失措了，更可怕的事还有：英国王位竟可以由女儿继承，女王逝世后，再由女王的子女继承，这种改姓乱统的现象，使一向提倡忠于一姓，提倡宗法正统的儒家系统的知识分子，认为英国显然是无父无君的蛮夷之邦。而法国国王长发披肩，常常烹食儿童，显然是一个女扮男装的活妖精。俄国女皇更糟，经常更换情夫，几个月或一年，就把情夫砍头，再换一个接替，也属于人妖之类。根据这些认定，中国悲哀地发现，西洋人跟犬羊没有分别，具有犬羊特有的性格，不知道礼义廉耻仁义道德是何物。
在上述认定的基础上，中国人更进一步的认定西洋人既然有犬羊的本质，他们又以牛奶作饮料，证明他们非吃牛奶、酪浆就不能维持生命。牛奶、酪浆不容易消化，胶结在肚子里，必须吃大黄和大量饮茶，才能使它化解。假如几个月不吃的话，双目就会失明，肠胃就会雍塞。所以西洋人宴客时，最贵重的食品，莫过于大黄，即令最贫苦的人家，也都在胸前挂一小口袋大黄，时常用舌头去舐一舐，或用鼻子去嗅一嗅。而大黄和茶叶，只有中国才出产，因之，野蛮的西洋人，必须依赖中国。中国只要拒绝通商，那就是说：中国只要拒绝卖给他们大黄茶叶，就能立即致那些西洋鬼子于死命。
最初，西洋商人对东方庞然大物的中国，深怀敬畏，奉命唯谨，并不在乎做出低三下四丧失尊严的事。以跪拜礼来说，这个在以后不断因它而闹僵的最尊敬的礼节，西洋人开始时完全顺从。一六三七年，英国贸易团代表约翰威特，到了当时还没有辟为商埠的广州，就用双膝着地的跪拜礼，晋见中国官员。一六五五年，荷兰使节戈义尔，晋见中国皇帝福临，也行三跪九叩重礼。上世纪（十八）一七二七年，葡萄牙使节亚勒散，晋见中国皇帝胤礻真，同样下跪。不仅如此，西洋人自己不争气，他们互相排挤，互相使用丑陋的手段，向中国官员打小报告，甚至诬陷倾害对方，目的只在博取中国的欢心，以谋取多赚几个钱。中国官员高高在上，当然也无法把他们瞧得起。
广州既辟为商埠，西洋商人获准进入广州，中国称他们为“夷商”，对他们有很多限制，诸如：夷商必须住在他们自己的“商馆”之内，不准跟中国人接触，一切由中国商人组织的“洋行”（代理店）代理。夷商把货物全部交给洋行，由洋行付给货款。
——这仍是古老的传统制度；回溯十六世纪激起倭寇事件的“市舶司”，对“洋行”就可有一个概念。不过市舶司是政府经营，洋行是商人经营。
上世纪（十八）一七五九年，中国清政府颁布了一项对西洋商人的管制条例，有下列重要规定：
一　夷商每年五月到十月，才可到广州贸易，过期就要回国或回澳门。
二　夷商在贸易期间，必须住在商馆之内，不准携带武器，不准雇用中国仆妇。
三　夷妇不准进广州。
四　在贸易期间，夷商每月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才可到公园游玩。
五　夷商不准坐轿。
六　夷商不准直接晋见中国官员，有所请求时，应写妥呈文请洋行代转。
七　夷商不准到街上购买东西，不准探听物价，不准买中国书籍。
这个条例显示出自十四世纪到本世纪（十九）约五百年之久，中国对西洋的畸形观念，和商业上的畸形关系。

所谓畸形观念和关系，这是二十世纪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却认为十分正常。
西洋自上世纪（十八）发生工业革命，帝国主义条件成熟，通商贸易成为各国的主要生存条件。各国在中国的商业，英国迅速地超过葡萄牙而居第一位，所以对中国跟西洋各国间的畸形状态，不能满意。上世纪（十八）一七九三年，英国派遣马甘尼率领一个六百余人庞大的使节团，携带价值高达一万三千英元（镑）巨额的礼物，前来北京，希望跟中国达成下列协议，建立充份的外交关系：
一　英国派遣驻中国使节。
二　准许英国在舟山、天津贸易，并仿效澳门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居留商，人和存放货物。
三　允许驻在澳门的英国商人，居住广州。
四　请对英国商品在内河运送时，免税或减税。
马甘尼的使节团到达天津后，中国清政府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一面“英(口吉)(口利)贡使”的旗帜，插到他们的船只上，宣称马甘尼前来朝贺皇帝弘历的八十寿诞，其实弘历的八十寿诞，于三年前（一七九○）已经过去了。
英国的国力在上世纪（十八）已够强大，所以英国人的膝盖也就比从前尊贵。马甘尼到北京后，拒绝双膝跪地，认为如果跪地，就等于承认英国是中国的受保护国——藩属。马甘尼的坚决态度，对中国皇帝的传统权威，是一种挑战。不过弘历的虚荣心不愿这场晋见告吹，因为还没有从万里外那么遥控远地方来过的贡使，所以特别准许马甘尼用觐见英王时一膝下跪的礼节。但对马甘尼所提出的要求，却全部拒绝。弘历的目的只在满足自己的大头症，不在为一个番邦解决问题。为此，他特地向英王颁发了两件诏书，说明中国不能答应他的请求的理由。
第一件诏书上说：
告诉国王：你远隔重洋，倾心中华文化，特派使节，恭恭敬敬，捧着表章，航海前来，叩祝我的万寿。我披阅奏章，见你词意恳切，足以证明你恭顺的诚意，深为嘉许。你表奏上请求派你国一人居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一节，跟天朝的体制不合，绝对不可。西洋国家很多，非只你一国，如果都请求派人留居北京，岂能一一准许。又岂能因你一国的请求，而破坏天朝制度。天朝托有四海，对奇珍异宝，并不重视，你此次进贡各物，念你诚心远道呈献，我已下令，命有关部门收纳。其实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下，万国来朝，任何贵重的东西，应有尽有，这是你的使节亲眼看见的，所以不需要你国货物，特此详细示知。
第二件诏书上说：
告诉国王：昨日你的使节，又以你国贸易之事，呈请大臣转奏，无一不是要求变更以前所定的制度，不便批准。自来西洋各国，跟你国夷商，来天朝贸易，都住在澳门。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根本不需要跟外夷互通有无。只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是西洋各国所没有的必需品，所以特别开恩怜恤，准你们在澳门开设洋行。而今你国使节在原规定之外，多作妄求，恳请在舟山、天津登岸贸易，此事不能允许。又恳请在舟山附近，指定一小岛存货，此事尤不可行。又请拨给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居住你国夷商，自应遵照往例，仍在澳门居住。又称英吉利夷商要求免税减税，查夷商贸易，往来纳税，都有一定规章，自应遵照旧章办理。至于你国所奉的天主教，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教化四方，中华与夷狄之间的分别，甚为严格。你国使节之意，欲请放任炙人传教，更绝对不可。我对进贡的外国，只要它诚心向化，无不特别体恤，表示怀柔。你国在遥远的海外，诚心进贡。我所赏赐的优待，也倍于他国。现在再明白晓谕。你当上体我心，永远遵奉。
这两件诏书所表示的中国的立场，并没有夸大之处。像自称为“天朝”，并不是中国自己捏造出来的光采，在本世纪（十九）之前，所有的藩属国，如朝鲜、越南、暹罗，上自国王，下到农夫，他们对中国一向称为天朝。朝鲜人越南人绝对不说：“你是中国人，我是朝鲜人越南人。”而只说：“你是天朝人，我是朝鲜人越南人。”
马甘尼虽受到盛大的优待，却毫无所获。马甘尼回国时，弘历命他纵穿中国本土，从陆路南下，目的在使“英夷”震惊于中国的富庶和强大，以吓阻他们的邪念。
然而，那时大黑暗已经反扑，政治的腐败已经使社会溃烂。马甘尼是一个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外交家，他没有被北京豪华的排场所迷惑，反而对他所接触的事物，作出一一中肯的判断。
马甘尼首先发现清政府的贪污病菌，已深入肺腑，而贪污和强大是不能并存的。弘历批准使节团的招待费每天银币五千两，这是一个骇人的巨款，但大多数被经手的官员克扣中饱。一位负责招待的赵大人告诉马甘尼说，某一年广州附近的县份被大水淹没，皇帝颁发银币五万两作为救济金，但在北京就先被中央官员克扣三万五千两，只剩下一万五千两发到广州。发到广州后，再被省级和县级官员克扣，难民所得到的不过象征式的数目。其次，马甘尼发现中国的科学极度落后，而科学落后和强大也是不能并存的。当赵大人吸烟时，马甘尼从口袋中拿出火柴代为点燃，赵大人对这位夷人把火藏到身上而竟毫无伤害，大为惊讶，马甘尼就送他一盒，以表示并非巫术。再其次，马甘尼发现中国社会上普遍的贫穷和不安定——这跟弘历希望他发现中国富庶的目的，恰恰相反，因为沿途他看见太多的乞丐和太多的破陋而荒芜了的建筑，以及大多数中国人所过的水准以下的生活。马甘尼还发现中国的武装部队如同一群叫化子，不堪一击。清政府沿途特地为使节团举行了很多次示威性的检阅，以向英夷展示武力，但马甘尼看出那些可笑的宽衣大袖的国防军，并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抛弃了的刀枪弓箭之类落伍的武器。
最重要的是，马曾尼发现清政府官员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冥顽不灵。马甘尼对中国社会上太多的盲人和四肢残废的人，非常同情，向清政府提议英国愿派遣医学人员前来中国。又提议在北京设立一个氢气球，作为科学研究之用。官员们听到这些提议，对英夷有这么多奇才异人，大大地震惊称奇，但在一阵震惊称奇之后，就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闭口不再谈及。当马甘尼厌倦了那些不够水准的示威性检阅，而要求同行的一位福大人检阅一次使节团的仪仗队以开开眼界时，福大人傲然回答说：“看也可，不看也可，这种火器操法，没有什么稀罕。”马甘尼的结论是：“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他预言鞑靼王朝将继续压制人民，并将发生变乱。
马甘尼返国二十三年后，本世纪（十九）一八一六年，英国作第二次试探，派遣第二位使节亚墨尔斯出使中国。清政府仍把他当作贡使看待，船只上悬挂“朝贡”旗帜如故。亚墨尔斯也拒绝下跪，经过无数次谈判，最后还是同意跪一条腿。但是当皇帝禺页琰坐在金銮殿上召见他的时候。藩属事务部长（理藩院尚书）和世泰，却通知亚墨尔斯说，非双膝下跪不可，亚墨尔斯就拒绝晋见。禺页琰又召见副使，副使也不肯双膝下跪，和世泰只好报告禺页琰说，他们都病了。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发生的奇事，禺页琰觉得他大大的没有光采，下令把使节连同他们“进贡”的礼物，一并驱逐。
亚墨尔斯被赶走，使英国了解，靠谈判的方法无法改变中国加到英国商人身上的不平等的待遇，必须使用谈判以外的方法。马甘尼对清政府的印象，在以后的日子里，遂成为英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参考资料。
于是，二十四年后的一八四○年，爆发鸦片战争。

股东潜伏：首富密友李鸿章

admin — Wed, 16 Mar 2011 10:19:09 +0000

整天说人家李鸿章贪污。当个贪官不容易啊。

1899年4月6日，一份越洋密信由北京贤良寺发出，发件人李鸿章，收件人则是英国的洛希尔男爵（爵位名为Baron Rothschild，本人姓名为Nathan Mayer Rothschild），真正的全球首富。

这是一封用英文写就的信，它的中文原件，早已不知去向。遍查李鸿章的函电全集及大清外务档、矿务档等，都无法寻觅到任何蛛丝马迹。而这封英文信，在收件人拆阅后，也被归入了洛希尔家族的密档，百年后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重现天日。

在这封信中，素有中国“副王”（Vice King）之称的李鸿章，完全没有了指点江山的大气，倒像个精细的账房先生，谈论的绝非什么军国大事，而是关于一个在华外资能源类企业的总经理人选。

“红盾”爵士

这家引起李鸿章如此郑重关注的外资能源类企业，英文名为Pekin Syndicate (北京辛迪加)，在不少文件中，它又被拼写成了Peking Syndicate，而根据伦敦的工商注册资料，注册名应为前者。与这个容易混淆的英文名相比，它的中文名则要好记得多，并且也灿烂得多：福公司——一个成功获得了山西、河南大型煤矿开采权的外资企业，一个在中国近现代史、乃至国共党史上，都留下深刻烙印的名字。

此时的李鸿章，依然处于人生的低谷。甲午战争失败后，他被赶出了大清国的领导核心，黄马褂、三眼花翎乃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都被傂夺，以至于美国纽约的《世界报》(The World)在漫画中将他描绘为躲在屏风后的赤条条老头，主题就是“李鸿章还剩什么”。的确，这位已经年逾古稀的老人，似乎真的是赤条条了，但是，他还剩下最宝贵的财富：影响力。权力的本质从来就不只是职位、头衔，而是影响力。虽然他不再身处显赫的中枢要职，甚至被派去山东监督水利工程，但是，他多年布局的人脉资源，依然令他成为大清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韬光养晦的表象背后，一旦时机成熟，随时都能涛声依旧。

现实而短视的官场中人，多数以为老李（或者“李老”）的政治生命大概就此终结，按照潜规则来说，此时正是“痛打落水狗”的好时候。李鸿章出访欧美回来，去颐和园向慈禧太后汇报工作，回城路上顺便凭吊了一下圆明园，这是连京城内稍有点门路的文人墨客都能轻易游览的地方，却被人弹劾“擅闯禁苑”，触犯了“大不敬”，从轻发落后罚俸了事。而老外们倒是能从那些起起伏伏的“葫芦”中，清醒地看到哪一只才是真正的“瓢”，他们依然“看多”李鸿章——如果这位已满76周岁的老人活得够长的话，他一定能东山再起。

密信收件人洛希尔男爵，与李鸿章算是老朋友了。三年前（1896年）当李鸿章访问英国时，就与洛希尔男爵建立了私交，李鸿章还亲笔签名赠送给了洛希尔男爵一张自己的照片（见图）。虽然两人的会面细节，在李鸿章访英的各种文献中，找不到直接的记录，但是，在大清外务部保存的档案中，有一封李鸿章1898年6月写给洛希尔的信，其中提到了“前在英国得识阁下，至为荣幸”，可资佐证。

洛希尔家族是世界金融界的大鳄，却一直保持了极度的低调，尤其在中国，知名度基本为零。直到前些年一本名为《货币战争》的书热卖，人们才记住了书中关于洛希尔家族的另一译名 “罗斯柴尔德”。洛希尔家族旗下有家法国银行，目前正在中国股市中呼风唤雨，它的官方中文名称为洛希尔银行（La Compagnie Financiere Edmond de Rothschild），因此，在我们的叙述中，将统一采用“洛希尔”这个译名。

洛希尔的姓氏，原意就是“红盾”。在那本《货币战争》中，洛希尔家族被描绘成控制世界数百年的邪恶金融帝国，从拿破仑战争以来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战争、苦难，都是源于以这个家族为核心和代表的国际银行家们的贪婪。

据说，这个家族掌控世界的关键一步，就是因为其建立了家族的情报网络，比所有人都提前一天，得悉了在滑铁卢（Waterloo）战役中拿破仑战败，从而得以操纵伦敦证券市场，获得了对英国国债的控制地位，并进而攫取到了货币的发行权。这个绘声绘色的传奇故事，最早其实出现在1846年一本法国的反犹太小册子上，随后被人不断传抄，到1962年美国作家Frederic Morton写出了畅销书《洛希尔家族肖像》（The Rothschilds: A Family Portrait）后，得以更为广泛地流传。当然，洛希尔家族对此断然否认，他们指出这一传奇纯属虚构，洛希尔家族在英法战争中遭受的损失，远远超过其伦敦证交所获得的收益。

这个传奇的核心人物就是洛希尔家族在英国的掌门人内森（Nathan Mayer Rothschild），也就是李鸿章所联络的洛希尔男爵的祖父。祖孙俩的名字完全相同，显然，孙子小内森的成就丝毫不逊于祖父老内森，他不仅成为第一任“洛希尔男爵”，及进入英国上议院（the House of Lords）的第一位犹太人，而且成功地进入了中国市场。

洛希尔男爵进军中国市场的先锋就是福公司，目标则是大清国的能源行业——山西与河南的煤炭，而大清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李鸿章，则疑似该公司的秘密股东。

秘密入股

严谨的李鸿章和低调的洛希尔男爵，似乎将他们之间的利益勾兑痕迹消除得相当干净。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资料，足以还原一位东方政治家和一位西方金融家究竟是如何牵上线、搭上头的。但暴露出来的蛛丝马迹足以证明：这家表面上看似乎是纯粹外资企业的福公司，骨子里却是“中外合资”企业，外方出的是金融资本，而中方出的则是权力资本。

在1899年4月6日的密信中，李鸿章首先感谢了洛希尔男爵1月20日的来信，并表示说他所提出的合同修改意见，都已经被采纳了。

李鸿章在信中着重说明，强大而有效的政府公关，“协调公司与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本土股东之间的关系”，才是福公司在华成功的关键，这是超越技术和商务之上的。李鸿章毫不客气地说，福公司得到了他个人的全力支持，“这种支持或许对公司在华的成功是必要的”。

李鸿章说，福公司已经成功地将山西、河南的开矿权拿在手里，不久后也有望拿下陕西的开矿权。这不仅对公司是有利的，邻近数省也能从中分享市场与道路建设的好处。而“经由利润分享，中国政府成为福公司真正的隐形搭档（Silent Partner）。”

他亮出了自己写信的目的：“最为重要的是，公司在华必须有一个十分胜任的管理者。……这就需要一位持重、能干的管理者，才能一手维护公司的利益，一手避免摩擦并增进相互间的信心，推进双方的相互理解和精诚合作。……这些重要事务，只能在合适的人管理下，才能平稳运行，否则会带来无尽的麻烦。”

因此，李鸿章“强烈地推荐罗沙第先生进入公司的董事会，并专门负责公司在中国公共的和内部的各种利益。”李鸿章在信中还列举了罗沙第的诸多优点，认为正是罗沙第的努力，才令公司有了如今的气象。

这位罗沙第（Angelo Luzzatti），是意大利人氏。检索到的英国和意大利文件显示，这是一位矿业专家，而在中国的官方记录中，他更多地以一个传教士的身份出现，却并未看到他在传播上帝的福音，而是忙着到处勘探煤矿。在福公司的创立过程中，他的确立下了不可或缺的汗马功劳。凭借他的坚韧，成功地整合了跨越中国、意大利、英国的政经资源，将这家“皮包”公司转型为跨国能源企业。

就在李鸿章给洛希尔男爵写信的同一天，他给同在北京的罗沙第写了封信。同样的，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依然只是英文件。

当时罗沙第准备离开北京回意大利。李鸿章对罗沙第在福公司取得的成功表示祝贺；并告诉罗沙第，他已经给伦敦的洛希尔男爵写信，希望让罗沙第进入公司董事会，成为中国公司的永久管理者；并表示自己将全力协助罗沙第今后在中国的各项工作。

李鸿章在信中说，中意两国的关系目前正处在非常时期，慈禧太后本人亲口告诉他，对中意之间因三门湾引发的纠纷非常痛心。李鸿章在这封信中，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拒绝了意大利租借三门湾的要求。李鸿章说，中国并不愿意将自己的任何领土租借给别人，但是俄国、德国、法国三国曾经帮助中国从日本手中收回了被割让的辽东半岛，当他们提出要求的时候，中国无奈，不能显得“忘恩负义”（ingratitude）。李鸿章表示，如果意大利能够继续保持对华友好，那就能在商业和贸易上获得更为丰硕的收获，同时也不必伤害中国人的民族尊严(national honour)。他希望罗沙第回到意大利后，能向国王解释这些。显然，在罗沙第及其福公司的背后，还有意大利官方的影子，而福公司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中国补偿意大利的平台。

这封用英文写成的信，执笔人是李鸿章的秘书、美国人毕德格(William.N.Pethick)。据《泰晤士报》记者、日后民国首任总统袁世凯的顾问、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orge Morrison）说，毕德格其实一直在收取福公司的献金。

毫无疑问，从写给洛希尔的信来看，李鸿章对这家企业的关注，已经超出了作为一名官员的正常范围，何况他此时只是位“水利部长”。莫非，作为当年引进这家“外资”的推动者之一，李鸿章自我加压主动实行“首问负责制”？其实，来自洛希尔家族的资料显示，就在这一年（1899年），李鸿章通过汇丰银行汇款4203英镑（约为4万两白银），购买福公司的“递延股”（Deferred Share）。

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资料，揭示这笔交易的细节。可以肯定的是，这不可能是李鸿章代大清政府购买福公司的股票，否则在官方记录中不可能没有痕迹。况且，清政府如果要入股福公司，也没必要以现金的方式，土地、矿藏、乃至政策等资源，都是更好的“资本”。这样一笔数量并不大的资金，只能是个人购买股份之用，而其主人，即使不是李鸿章，那也必然是与李鸿章关系极为密切的某人。

而李鸿章不远万里、降尊纡贵地去关注一家公司的总经理人选，这更像是股东、甚至是重要股东的行为。更何况，洛希尔男爵自此之后便一直向李鸿章通报福公司的有关财务情况。两个日理万机的大人物，远隔万水千山，如果没有巨大的动力，是不可能保持如此密切、而且秘密的联络的。

毫无疑问，作为外资企业的福公司，实质上有中国官员的股份在内，除了这笔仅值4万两白银的资本外，或许还有别的直接投资，或许更有权力入股所占的干股；其人或许是李鸿章本人，或许还有更多的大清高官们。

“改开搞”

其实，这已经不是李鸿章第一次给洛希尔男爵写信了。

早在1898年6月20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二）、福公司刚刚拿下山西、河南的开矿权时，李鸿章就请携带合同返欧的罗沙第带了封信给洛希尔。

这同样是一封疑团重重的信。信中，李鸿章说：“今闻阁下亦系英意公司股东，故将此次所订合同之事，向阁下言之。”这“英意公司”（Anglo-Italian Combination），就是福公司的母公司，福公司是它的驻华办事处，但“英意公司”只是个项目公司，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进军中国，其仅有的资产就是福公司，因此，实际上这成了“两块牌子、一个摊子”。而无论是英国还是中国，无论官方文件还是媒体报道，自始至终都使用Pekin Syndicate （福公司）之名。

从这句话来看，李鸿章似乎事先并不知道他帮了大忙的福公司，其幕后大股东就是洛希尔男爵。这是十分吊诡的疑点，因为，福公司从创议、前期考察、公司设立到获得中国政府的煤矿开采批文，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都是积极的参与者，李鸿章本人也到处写条子、打招呼。洛希尔则一直是幕后积极的推动者，公司设立初期的启动资金，就来自他的腰包。洛希尔与李鸿章两个巨头，一人出资、一人出力，如果说李鸿章事先不知情，这实在难以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在1898年11月10日福公司在伦敦召集特别股东会议，商议增资扩股、增发120万英镑的“山西股票”事宜。针对一些股东对李鸿章及中国可能敌视英国的担忧，并未亲自到会的洛希尔男爵特别授权会议主席，专门宣读了李鸿章的这封信，以安人心。李鸿章的这封信，甚至被全文刊登在次日的The Standard报上。（见图）

在这封信中，李鸿章给英国投资者们提供了定心丸。首先，他大谈中国的“开通政策”（即对外开放政策），“前经多方筹议，今则改定方针，专意注重实业工艺”，中国政府“深望鼓励外洋资本，深入中国内地，藉为益国益民之计，并可藉此开放门户，以免空言无补。”

随后，他谈到福公司所拿到的项目十分不易，不仅“经历旧党多方梗阻，始能成功”，而且“其煤铁之富饶，与地势之相近，中国无出其右者。据矿学专门家言，即地球上之各矿地，亦鲜能与之比拟。”

同时，他也给福公司以更大的愿景，不仅可以采煤，今后还可炼铁，“铁与煤出产既贱且丰，公司自可就近建设制铁厂制造各式钢铁，以供中国现在及将来之需用”，如果将来“煤油矿亦经发现，公司在所得矿地左近，无论资本大小，均可开采”。

毫无疑问，这更像是一份招股广告，完全掌握动态情况的大股东洛希尔并不需要这些。更有意思的是，这封信同样没有出现在中国的官方记录里，直到宣统元年（1909年）福公司向大清外务部提交资料，才作为附件呈上，被收入了“矿务档”。

对这封信的唯一合理推测是：在成功地获取了中国政府的批文，拿到了山西、河南数量惊人的煤矿开采权后，福公司这家“皮包”公司实际上已被注入了真正的资产，下一步就是筹集巨额的建设资金。但是要在英国资本市场顺利筹款，必须打消投资者对中国局势的顾虑。毕竟，此时“戊戌政变”刚刚发生不久，大清国反改革和仇外的的保守势力全面回潮，西方对中国的改革前景忧心忡忡。此时，就需要李鸿章这位在欧美享有盛名的“中国副王”出面，当然，李鸿章作为福公司“内部人”的身份，不仅会破坏他的公信力，也容易给他在中国的政敌们提供口实，因此，在信中掩饰一下，亦算是前人撒土后人迷眼。

最牛外企

在大清国的众多“外资企业”，或实际上外方出钱、中方出权的“中外合资企业”中，福公司可称是最牛的一家：

首先，它是家“皮包”公司，注册成立时资本金才2万英镑，完全是冲着能猎取中国的能源矿藏而来的；

其次，它整合了世界最强的政经资源，洛希尔这样的世界级金融大腕，以及李鸿章这样的中国顶尖政治人物，都是它的股东或影子股东；

第三，这家“皮包”公司在出色的政府公关后，获得了货真价实的“黑金”资源：其获准勘探和开采的范围高达21000平方英里，根据当时的勘探报告，预计煤炭储量高达9000亿吨，如全面生产，每年的利润将高达75万英镑（约合750万两白银）。无怪乎英国报纸欢呼，英国人拿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煤矿矿脉；

第四，这家公司此后历经中国频繁的“城头变换大王旗”，以及民族主义和民间资本的多次攻击，甚至包括义和团那样的急风暴雨的涤荡，却始终屹立不倒，直到1950年代。

这家大清最牛外企，究竟是如何从“皮包”公司演变为能源巨鳄的呢？

请继续关注雪珥专栏《黑金大清》之二《空手套狼：外资巧取大清煤》，本刊下期刊出。

陶澍

admin — Wed, 17 Feb 2010 07:27:14 +0000

如果说晚清时代的大佬们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张之洞，彭玉麟等等。

那么他们之前的时代，也有大佬。

林则徐，穆彰阿，陶澍，琦善，伊里布，耆英等等则是上个时代的大佬。

陶澍的名字我觉得可以摆在曾国藩的位置上。不说别的看过他的家谱就会知道。

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女儿嫁给了牛人胡林翼。大儿子找了左宗棠的女儿当老婆。一个孙女跟彭玉麟的孙子当老婆。

陶澍在在道光十九年都挂掉了。没有见到胡林翼和左宗棠的发达。，他们都是十多年后，甚至二三十年后才达到事业的顶峰。

也能看出来陶先生，有点知人之明。

老陶同志当两江总督的时候，林则徐不过是江苏巡抚给人家当副手。

无论能力，实力，文学造诣，似乎林则徐都离陶澍很远，奇怪的是一百年后人家记起了林则徐，忘记了陶澍。我一直都认为林则徐是一个被不明真相群众高估的人。

《瀛环志略》徐继畬

admin — Wed, 17 Feb 2010 06:16:54 +0000

跟阎锡山老家一个地方的人。

他痛感林则徐等“不悉外情，致误事机”。他是很有资格批评林则徐的。

《瀛环志略》的质量要高过《海国图志》不少。为什么现在人知道《海国图志》的比知道《瀛环志略》的还多？可能有价值的东西，人们一般都不喜欢看吧。还有原因就是这本书某些章节的内容，不符合某些人的口味吧。

徐继畬(1795-1873),号松龛,山西五台人,19世纪东方思想家,官至福建巡抚,总理衙门大臣,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他将父亲徐润第的著作编为《敦艮斋遗书》,阐明傅山的”空灵法界”,完成迎接西方挑战的思想准备.鸦片战争后,他开放了厦门,福州,面对面请教西方人,1848年出版了跨越障碍的政治地理著作《瀛环志略》,引进西方民主思想,开始教育中国领导者去了解世界新真相的历程.他因此受迫害,离开官场达13年,成了东方伽利略.1867 年,他总管同文馆,制定了”兼容并包,智周无外”的教育方针,使之成为中国第一所现代范式的高等学校.用他当年为乔治·华盛顿写的颂词,来赞美徐继畬自己恰如其分:”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

1848年秋《瀛环志略》刊行(以下简称《志略》)。

1．《志略》以图为纲，有地球全图和各洲、各国、各地区分图42幅，文字近20万。结构严谨，内容丰富，堪称“总搅宇宙之巨观”的“海国破荒之作”。

一、介绍世界地理大发现的成果，唤起国人正视“古今一大变局”。

《志略》共十卷，三卷志亚细亚，四卷志欧罗巴，一卷志阿非利加，二卷志亚墨利加，共介绍了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15世纪末之后世界地理大发现的成果，在《志略》中得到全面体现，使夜郎自大，自以为中国是世界中心的清帝国臣民，获得了“全世界”的概念。

徐氏从战国七雄争强的角度，分析了世界各国互相交往、互相依赖、互相争夺的复杂关系，揭示出清帝国列强环伺的危局：中国边患自古在西北之背，今则转向东南腹地，敌国技术先进，国势强大。五印度近连两藏，南洋诸岛国与我素有来往，“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因此徐氏惊呼：“此古今一大变局”。徐氏对世界大势、中外关系的这个总概括，成为此后数十年志士仁人“古今变局观”的先声。

二，羡慕欧美以商为本的经济，指出中国与世界已“求隔绝而不能”，主张参与世界舞台竞争，创造“海外之奇”，形成近代早期的开放观念。

《志略》作为结构严谨的世界地理著作，涉及的又多是各国政治制度、经济文化政策等重大、敏感问题，作者又身为“控驭华夷大臣”，因而不便直接针对执政者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类的政策见解，而是寓英明独特的经世主张于各国国情的褒贬抑扬之中。

徐氏纵观世界各国富强之道，指出：“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户口凑密，百货山积，估帆云集，贸易繁盛……这是徐氏记世界数百个城市、埔头时所用的赞词。

徐氏已领悟到，对外开放通商乃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抉择。就连非洲小国突尼斯，也是“欧罗巴各国皆与通商”。在回顾了汉武帝至鸦片战争中印关系史后深刻议论说：“昔日之五印度，求疏通而不得；今日之五印度，求隔绝而不能。时势之变，固非意料所及矣！”作者多处记载了数以万计的闽粤之民流寓东南洋开发工商的业绩。婆罗洲“息力大山夙称金穴，近年粤东流寓几于成都成邑”。接着作者不胜企冀地评说：“倘有虬髯其人者，创定而垦拓之，亦海外之一奇欤！”

三，广泛介绍西方民主制度，高度推崇华盛顿，倡导民主政治。

鸦片战争刚停，徐氏即能平等看待欧美各国，称日耳曼人聪明阔达，荷兰人耐劳苦，法国人心思精敏，对英、美人褒美之词尤多。同时他也注意到英国“商船四海之中无处不到，大利归于商贾，而工则贫”的差别。

徐氏比同时代人高出一筹之处，就是已能从政治上探求欧美各国经济、军事成功的原因。

《志略》在谴责土耳其等国的世袭君主专制的同时，对西方一些国家实行的“推择长官理事，不立国王”的共和政体，特别推重。从古罗马的贵族共和国，到波兰遗民的加拉哥维亚国，从土耳其统治下的突尼斯，到驱逐英国、西班牙统治者后的南北美洲的米利坚，墨西哥、得撒、危地马拉、秘鲁、玻利非亚、拉巴拉他、巴拉圭、乌拉乖……对这些国家实行的国家元首不世袭、由推举产生的制度，不惜笔墨，一一介绍。

《志略》详细介绍了英国的上下议院，美国的众参两院，及这两国的司法制度。对华盛顿率各部民众取得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废弃分封制、世袭制，实行共和制、联邦制、选举制、任期制介绍得尤为详细。并用孔子的大同思想解释美国民主制度，写了两段著名按语，赞扬美国政治制度“创古今未有之局”，华盛顿为泰西古今人物之“称首”，提出了“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 “公器付之公论”等闪耀着近代民主思想的光辉命题。

1853年，宁波府集这两段按语，镌碑致赠修建中的美京华盛顿纪念塔。此碑至今仍嵌于华塔第十级内壁，成为中国人最早认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引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的标志。碑文全文如下：

“钦命福建巡抚部院大中丞徐继畬所著瀛环志略曰：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駸駸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耶稣教信辈立石咸丰三年六月初七日合众国传教士识”

徐继畬这段闪现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光芒的精思伟论，前半段保持着1844年初稿中原貌。1848年志略刊行时，下距康有为，孙中山诞生分别10 年，18年，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更是五六十年后的事情。有的学者视为民主思想的发端者的王韬尚未开始社会活动，郑观应则犹在蒙馆。应当说，徐继畬是近代中国最早引进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启蒙思想家，140年前《志略》的刊行，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引进中国的标志。

不过，这并不是说徐氏已成为走出封建营垒的资产阶级化了的民主斗士。事实上，尽管他认识到清朝祚运将衰，中国正面临着千古变局，但他在行动上仍不失为清王朝的忠臣，他是幻想清帝成为取法西方民主制度的尧舜的。如果无视西方文明挑战的严峻性，孤立地从本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生长状况去寻找近代民主思想的源头，甚至认为只有资产阶级化了的人才有可能引进或提出民主观点，这是长期闭关锁国下形成的封闭的、僵化的思维的表现，也低估了中国人对西方挑战的应战能力。

总之，西方文明的“冷高压”，给古老的东亚大陆送来了欧风美雨，在封建君主制度统治的荒漠上，绽出了民主的新芽。徐继畬在这过程中成了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2．唤醒一个沉睡的大国是困难的，等待《志略》著者的，是罢官的厄运。徐继畬为官廉正，罢官时归担萧然，主讲平遥书院十年，授徒糊口。始也纷然，后乃寂然。《志略》只在士大夫中悄悄流传。随着民族灾难的日益深重，越来越多的人从《志略》受到教益。

《志略》首先在日本产生重要影响。1853年，美国佩里率舰队到日本海港示威。日本受到极大震动，爱国志士纷纷起而了解世界大势，寻求救国真理。l859 年，日本翻刻《瀛环志略》称已未版。1861年再次翻刻称辛酉版。《志略》风行全日本，成为通知世界的指南，大有助其维新。《志略》对日本的间接影响，还通过《海国图志》实现。鸦片战争以后，魏源在林则徐请人译述的《四洲志》基础上，广搜材料，辑撰为《海国图志》50卷本，1847年增至60卷。1852 年又把《海国图志》增补为百卷本，其中辑录了《志略》关于美国、英国以及瑞士为西土桃花源等许多按语、材料，这些见解和材料常被后人当做魏源的称引，并说这是魏源“资产阶级倾向的昂扬”。(参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集》68页)日本学者井上清说：“幕府末期的日本学者文化人等，经由中国输入的文献所学到的西洋情形一般近代文化，并不比经过荷兰所学到的有何逊色。” (《日本现代史》卷1，214页)他所指的中国文献即指《志略》、《图志》等书。

《志略》初版时在国内已“才士倾心，小儒咋舌”。大学士祁隽藻曾悄悄向人推荐这本书。云贵总督吴文镕写信鼓励作者修改后进呈御览。闽浙总督刘韵珂为《志略》作序，认为可作“远抚长驾，考镜得失之资。”张南山写诗赞扬：“瀛环真善本，万国入双眸！”不过，在攘夷倾向占上风的咸丰朝，这些务实的大员或引退，或物故。徐继畬的经世主张不得见用于世。

《志略》启发影响的第二批人是60年代以后的办洋务官员。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失败，中国的开港才成定局。因俄、英、法、美等国使节屡询徐继畬，1865年两宫皇太后才把他从平遥书院诏至北京，命参通商事务，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简称总署大臣。经徐的同僚董洵奏准，次年由总署刻印《志略》，但已比成书晚18年，比日本辛酉版落后7年，人谓国运攸关，深致叹惜。1867年，徐继畬兼同文馆总提调。与总领大臣奕訢等力主同文馆扩大招生，学习西方天文，数学等学科，聘请西方硕学之士为教习，遭到时相倭仁等卫道者阻挠。徐继畬以70余高龄，思有所展布，而见时人仍多徒恃虚骄，盲目排外，日唏嘘不自得。 1869年春以老病乞致仕。1873年郁郁而死，不封不树，不告朝廷。

庚申之变后，曾国藩深感外事困难，称徐继畬为天下才，曾给左宗棠写信道：“往时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夷情，筠仙归自海上，亦震诧之。”郭嵩焘(字筠仙) 光绪初出使英国前，也以《志略》述英法诸国强盛为过，到英国后写信叹服地说：“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入一等者乎?”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早在1874年底光绪帝初即位，徐继畬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同僚、满族大臣、户部尚书文祥就上疏密陈大计，奏请仿效西方的上下两院制以强国御侮，“外国无日不察我民心之向背，中国必求无事不惬于民心之是非。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此为目前犹可及之计，亦为此时不能稍缓之图。”文祥还申述了一个朴素进化论的观点：“海外诸国日起争雄，自人视之，虽有中外之分，自天视之，殆无彼此之意……书云：‘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清史稿》38册1160页本传)应当说，这是徐继畬赞赏地介绍西方议会制之后，最早较明确地提出中国应效法西方议会制度。郑观应主张建立议会制度，在中法战争期间，比文祥要晚十年。有的专家把郑观应提出建立议会制度的主张，作为中国民主观点产生的标志，是不很确切的。

《志略》启发影响的第三批人是王韬、康、梁等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是积极主张改革政治的代表人物，他作的《瀛环志略跋》中写道：“近来谈海外掌故者，当从徐松龛中丞之《瀛环志略》，魏默深司马之《海国图志》为嚆矢，后有作者弗可及已。” (《秽园文录外编》卷9页273)王韬与徐继畬有所不同，称赞英国的“君民共主”，厌恶美法的民主；“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愈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 (《秽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下》)郑观应与王韬一样，希望中国成为英德式君主立宪国家，并进而主张民选议员；“国之盛衰，系乎人才，人才贤否，视乎选举。” (《盛世威言·议院》)陈炽不但主张中央设立议院，而且主张地方采用乡官制度，乡官的产生必须“由百姓公举”，每乡二人，一正一副，任期为二年，期满后另行选举。何启、胡礼垣在《新政论议》中则说：“夫天下公器也，国事公事也；公器公同，公事公办，自无不妥。”可以看出，在这些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徐继畬赞美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逐步变为他们用以改良中国政治的主张；徐继畬提出的一些闪耀着近代民主观念的命题，进一步被他们所阐发。

戊戌变法首领康、梁早年都曾受徐继畬影响。康有为自订年谱载：“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七岁，涉猎群书，始见《瀛环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22岁以后“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自是大讲西学，尽释故见。”他讲西学的教材，就是《瀛环志略》、《海国图志》、万国公报、《西国近事汇编》等。康有为还把孔子大同说，公羊三世说作为依据，并根据他所学到的西学，创立了大同世界的学说。梁启超自述1890年年十八，春入京赴试，“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五大洲各国。”是年八月始谒康有为，一见大服，决然舍去旧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页)戊戌变法前，梁启超主办《时务报》，发表政论，发挥了“天下公器”、“国事公事”等民主观点，提出了“设议院”、“伸民权”等政治主张。(《中国近代报刊史》第80页)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徐书纯叙地理，视魏书体裁较整。此两书在今日诚为刍狗，然中国士大夫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梁启超反对君主专制，言词颇为激烈。然而直到辛亥革命南北达成和议时，他仍主张“虚君共和”，“君主立宪”，铸成大错。似乎由于这个背景，他不愿对徐氏高度赞扬美国共和制多作评论。

《志略》启发影响的第四批人是投身于辛亥革命的许多志士仁人。《志略》最积极的部分，即对美国共和制的推崇和评价，直到刊行半个多世纪后辛亥革命前夕，才表现出其应有价值。辛丑条约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彻底失望。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君主立宪，已骗不了多少人，革命的呼声大倡。但因当时国内介绍西方民主政治的书籍的缺乏，《志略》仍不失为一部富于民主性、革命性的启蒙读物。大学问家吴汝纶主讲的保定莲池书院，与保定军校文武辉映，培养了一批革命栋梁，其教材之一便是《志略》。孙中山以天下为公作为鼓吹共和制的号召。他说：“西方的民权，中国早在西方多年前便有了。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转引自《江汉论坛》1987年12期)这种中源西流论，与《志略》也有点源流关系。徐氏的五台同乡阎锡山、赵戴文等都是在《志略》影响下投身辛亥革命的。山西成为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之一决非偶然。阎锡山光复山西向全国的通电中就有其早年“窃读乡先正《瀛环志略》书” 之语。(徐谱322页)

当然，我们说《志略》引进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并不是说它已引进成套的民主政治思想体系，只不过说这是近代中国民主政治思想之滥觞。唯其如此，才见珍贵。我们不应只看重后来冲垮数千年封建君主世袭专制的民主革命的汹涌波涛，而忽视源头这刚能漂起酒杯的涓涓细流。《志略》中对西方民主制度、民主思想的介绍，虽未有后来人丰富，却是得其要领的，是与后来所引进的民主政治思想相吻合的。书中所涉及的思想，如天下为公的思想，自由平等的思想，以商为本的思想，议会制、选举制、共和制，都是以后数十年的热门话题。至于任期制问题，终清末之世都无条件讨论。

3．综上所述，徐继畬《志略》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及与之相伴随的民主思想的介绍，第一，是在分析中西冲突的世界大势后进行的，第二，是在比较全面地介绍西方文明的前提下进行的，第三，虽然谈不上详细、准确、系统，却是得其要领的；第四，是较自觉地针对中国封建世袭君主专制的弊病的，第五，是在对中国传统思想既有所妥协，也有所突破的基础上进行的；第六，徐氏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不是姑作共和存疑之论而泛泛介绍，而是有所厚爱，甚至不惜丢掉高官显位以至身家性命而把它介绍给国人的；第七，以后60多年在中国近代艰难的民主进程中发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在日本的影响也不可谓细。所以说，《志略》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思想的介绍，标志着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引进，标志着近代中国民主潮流的开端。

徐继畬及其《志略》，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理应有其一定地位。然而，事实却是徐及徐书未得到应有重视。解放后专家学者的论著中，亦很少全面、客观地介绍其人其书。在当今改革，开放的时代，认真研究其人其书，不仅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山西大学学报》198 9年第1期第78—83页。1988年5月初稿，原稿标题为：《〈瀛环志略〉的刊行标志着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引进》）

鸦片战争之前

admin — Tue, 16 Feb 2010 12:39:28 +0000

还有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英国人觉得。中英一旦开战，中国人民会支持英国以及英国人。因为，商人备受地方官府的压迫，不能直接给外商交易。他们是自由贸易之战。

当然，清朝当年也有一个比较弱智的想法，就是从来没有想战争。只是觉得是去解决一下鸦片的小问题。打仗胜负是毫无悬念的。考虑的都是如何生意，利益的问题。战争都没有在考虑层面上来。

当然，也在一则史料看到英国登陆的时候，确实有一两千人给英国军队送粮食啥的。当然往那些人身上贴个汉奸的标签很容易。但是，我不想这样的说。也不想解释，知道就行了。

鸦片战争之前五十年，中国和英国有很多种的改变，看了后才知道为什么战争不可避免。如果哪位天才要能早看到危机，似乎可以化解战争的。

当年剿灭三合会，白莲教很多钱都是出资商行。

清朝初期需要行商，也就是公行才能做生意。后来，英国有了港脚商，属于死人性质的小商人，需要得到东印度公司的授权。以前，东印度公司买中国的东西，需要付定金，提前一年还要付一大半，后来，中国大面积种植茶叶。东印度公司慢慢的拒绝了定金一类的预付款。大量进口中国的茶叶导致英国没银子。当时，美国也是在南美洲折腾银子到中国买茶叶，然后，再贩卖到英国。交了关税，还能比东印度公司的茶叶价格低。这样下去世界的财富都流向中国。

洋人必然不高兴，才开始慢慢的贩卖鸦片，但是，东印度公司不敢卖。他怕卖了会影响跟中国政府的关系，怕朝廷不卖给英国茶叶了。

1827-1828年世界金融危机，又再折腾列强门，西班牙在南美折腾不出来白银，白银枯竭了。美国也撤回国内。折腾出来银行什么的，那个时候刚好又出来鸦片。

大量的中国人没事贷款，大量购买鸦片。

当初鸦片在澳门登陆，后来又跑到浙江和福建那边。

记得很早看到一个史料，说长沙鸦片战争之前，有三千个烟馆，还是那句话，禁烟谈何容易。禁烟之后这些人到哪里去。这是社会问题呀。

在十九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的国际收支结算大约盈余二千六百万元。从1828到1836年，从中国流出了三千八百万元。使国际收支逆转的正是鸦片烟，结果就资助了英国加速使印度殖民地化的大部分活动。1830年，东印度公司的总稽核宣布，每年至少有四百万镑得从印度运回英国。印度的这笔盈余的大部分首先要变成鸦片在广州卖掉，然后购买茶叶运到国内，这又为英国政府增加了三百三十万镑关锐。在经过几个世纪的贸易之后，西方终于发现中国会大量购买的东西了。正人君子们在想到这种产品的性质时也许会感到内疚，但这种麻醉剂不正是港脚贸易的重要商品吗？港脚贸易不又是那个时代每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评价很高的那些价值——自助、自由贸易、商业主动性——的缩影吗？因此，心有内疚者被忽视，正人君子被藐视，怀疑主义者被嘲笑。如果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自由贸易者认为应更多地归功于他们。曼彻斯特如日方升，港脚商对监理委员会几乎视为当然的限制感到恼怒。查顿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英国的大人先生们除去对于茶叶和从茶叶得来的税收而外，再也不想到有关中国的事情，只要安安静静得到这两样，任何屈辱都甘心忍受。”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难道不是吗？1833年，即经过了四年的请愿、公众演说、群众集会和院外活动，自由贸易者看到，通过议会终于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中国这时也对英国的自由贸易实行开放。

鸦片战争（1839—1842年）前夕，清朝的对外政策以三个长时期以来遵循的假定为依据：即中国在战争中占优势；它善于使外来民族“开化”；它有贵重商品可使外国人接受纳贡地位。这三个假定在当时都错了，而且最后一个假定到1839年尤其过时得厉害，因为它只适用于工业时代以前的商业往来的情况。那时外商来华只是为了购买中国货物。而此时西方制造商开始来寻找中国市场了。曼彻斯特商会在1836年2月交给外交大臣的一份呈文中指出，广州提供了年达三百万镑印度商品的出路，“这使我们的印度臣民能够大大增加对我们制成品的消费量”。英国人要扭转一千年来欧洲和东亚之间的供求关系，他们想的比实际做到的更多，但是坚决要求取消中国为防止西方商业入侵而设立的壁垒，这呼声中还悦耳动听地夹杂着十九世纪辉格党自由主义与曼彻斯特企业的共同要求，这就是不久人们所说的“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的代言人，如主张侵华的一些时文小册子作者和院外活动者，完全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民族主义，他们异口同声地要求贸易特权和平等的外交往来。

道光十三年，英国管事的人被命令，也是保持现状，又想进一步夸大自己自由贸易的权力。当时，发生了个律劳卑事件。

道光十六年，义律当头后。才真正有所改变。打算以武力来解决问题。好像道光十五年，英国议会换了老大，强硬派上台。

以前东印度公司拥有在印度和中国的垄断权，后来英国政府拿走了他的垄断权。大量的人涌入。

很多人都以为东印度公司跟英国政府一起的。其实，也是有矛盾的。

鸦片战争前一年，印度舰队的两艘船都到南海。

义律这时认为他已有了一些成绩，但谁也没有受骗。中国人认为他们已揭穿了英国人的虚张声势，而港脚商却知道，只是舰队的访问绝不会引起他们所希望的战争。早在1835年他们就已懂得，英王陛下政府只要能从对华贸易得到源源不断的税收，就不会发动战争。但是如果鸦片（英-中-印贸易的货币催化剂）减少，巴麦尊势必会作出自由商人迫切期望的决定。因此，主动权操在中国当局手中，而中国当局早已开始比较强有力地来打击鸦片贩运了。

道光十六年有1500万的吸烟者。

有的外国学者说0.65%，林则徐说1%，几十年后1890年光绪十六年有百分之十，也有说3%-5%。

每年铸造的铜钱是一百年前的八倍。铜钱贬值，白银外流。

那些走私鸦片的中国帮派，每条船每月叫三万六千两白银，就永远不会被抓。

道光十年，道光帝也下令禁烟，折腾不少办法，保甲制度啥的。逮捕那些走私鸦片的商人。

结果还是没用。

道光帝后来妥协，打算国家垄断，不让走私，加大管制。提高关税。

瞎折腾几年。林则徐出现。两方都是强硬派。想不打都不行。

林则徐不明白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银贱钱贵”现象

admin — Wed, 06 Jan 2010 13:16:09 +0000

本文摘自《中国近代史》2006.12 作者:王宏斌原文标题:林则徐关于“银贵钱贱”的认识与困惑

林则徐是清朝道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非常关心民间疾苦，具有浓厚的民本主义思想倾向。在经济方面，他主张重本而不抑末，对于当时在金融领域里发生的各种流通现象，他非常重视商人们的意见，处理方法十分谨慎。过去，人们在研究林则徐思想时，比较注意他的早期主张，很少关注他的后期看法。事实上在不同时期他的看法是有变化的。

一关于“洋钱”的看法与处理办法

1833年，给事中孙兰枝奏陈江浙两省“银贵钱贱”，商民交困。他认为导致中国“银贵钱贱”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鸦片走私透漏白银出境，二是洋钱在江浙地区大量流通。因此，奏请禁止鸦片走私，限制洋钱流通。同年9月4日(道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御史黄爵滋也上奏指出，中国内地向来有仿铸外国银元的现象。“盖自洋银流人中国，市民喜其计枚核值，便于运用，又价与纹银争昂，而成色可以稍低，遂有奸民射利，摹造洋板，消化纹银，仿铸洋银。其铸于广东者，曰广板；铸于福建者，曰福板；铸于杭州者，曰杭板；铸于江苏者，曰苏板，曰吴庄，曰锡板；铸于江西者，曰土板、行庄。种种名目，均系内地仿铸，作弊已非一日，流行更非一省。则今日内地之洋银，即内地之纹银也。既禁纹银出洋，又准以洋银易货，则商民知纹银有禁，而洋银无禁，将尽以纹银铸为洋银，不过一炉火转旋之间，遂可置身法外。是一面禁之，一面纵之，臣恐内地纹银且相率化为洋银，而纹银白是益日少而日贵也。” [1](p43)为此，他上奏道光皇帝，建议刑部设法禁止“洋银”出洋，禁止各地仿铸“洋银”。

道光皇帝将孙兰枝和黄爵滋的奏折先后发交沿海各省督抚，要求他们体察情形，妥议章程，禁止“洋钱”流通；谕令两江总督陶澍和江苏巡抚林则徐，“悉心筹议，体察情形，务当力除积弊，平价便民，不得视为具文。”[2](p15)

林则徐在江南做官多年，对于当地的货币流通状况是清楚的。他认为江南地区的“银贵钱贱”现象与“洋钱” 的广泛流通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赞成用行政干预的手段来抑制“洋钱”的市场流通。在奏折中他这样说:

惟是银钱贵在流通，而各处情形不同，时价亦非一定。若不详加体察，欲使银价骤平，诚恐法有难行，转滋窒碍。即如洋钱一项，江苏商贾辐辏，行使最多，民间每洋钱一枚大概可作漕平纹银七钱三分，当价昂时并有作至七钱六七分以上者。夫以色低平短之洋钱而其价浮于足纹之上，诚为轻重倒置。该给事中奏称以内地足色纹银尽变为外洋低色银钱，洵属见远之论。无如闾阎市肆久已通行，长(涨)落听其自然，恬不为怪。一旦勒令合平价，则凡生意营运之人，先以贵价收入洋钱者，皆令以贱价出之，每洋钱一枚折耗百数十文．合计千枚即折耗百数十千文。恐民间生计因而日绌，非穷蹙停闭，即抗阻不行，仍属于公无裨。且有佣趁工人，积至累月经年，始将工资易得洋钱数枚存贮待用，一旦价值亏折，贫民见小，尤恐情有难堪。[2](江苏奏稿卷，p16)

在林则徐看来，“洋钱”与纹银兑换“价虽浮而人乐用”，正说明白银采取铸币形态便利流通，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洋钱在本地流通既然受到市场欢迎，人们“图省图便”，因此没有必要禁止。林则徐的这一看法显然是正确的，在当时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国家对白银尽快采用铸币形态。

乾隆、嘉庆与道光时期，我国的商品经济有了明显地发展，作为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纹银因为保持原始的条块形态，已不能满足资本周转迅速的要求。因为每块银锭在全国没有统一的规格，重量、成色、平法各异，每一次支付都需要经过鉴别成色和权衡轻重等复杂的手续。这种烦难的支付方法很不利于商业活动，中国商品市场上这时急需一种成色、重量和规格一定的银铸币。尽管社会各界不断提出铸造银币的要求，由于保守势力强大，清廷一再表示拒绝。然而就在这时，由于中外贸易的发展，“洋钱”以其计算方便而无须称量大量出现在中国商品市场上，受到人们的欢迎。“洋钱”由南而北，自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番银之用，广于库银。”[3](卷下)“江浙市易，皆以洋钱起算。”[4](卷35)

郑观应后来比较了纹银与“洋钱”在中国各地的流通情况，揭示了“洋钱”在中国顺利流通的奥秘，“盖洋钱大者七钱二分，小者递减以至一角五分(应是二角五分——笔者注)。市肆可以平行，无折扣之损；囊橐便于携带，无笨重之虞。较之纹银，实属简便。纹银大者为元宝，小者为锭，或重百两，或重五十两，以至二三两，用之于市肆，则耗损频多，有加耗，有贴费，有减水，有折色，有库平、湘平之异，漕平、规平之殊，畸重畸轻，但凭市侩把持垄断，隐受其亏。若洋钱则一圆一圆之数，百圆有百圆之数，即穷乡僻壤亦不能乐价居奇，此民间所以称便也。”[5](p691)

当时在中国流通的“洋钱”有荷兰的“马钱”(又名马剑)，西班牙的本洋，西欧的“十字钱”和美国的银元。“马钱”、“十字钱”和美国的银元流通数量和范围有限，只有“本洋”流通范围最广。“本洋”的产地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墨西哥，铸造于 1535～1821年间，原定成色为937／1000，后来降低到902／1000；在中国流通的“本洋”分为大、中、小三号，以大的为主，重量为七钱二分，中号为半元。小号相当与大本洋的四分之一。“洋钱”在中国如此盛行，兑换中又有浮额，因此有人认为中国的银贵由于银少，而银少是由于外国人利用银元套购纹银的结果。在嘉庆年间，为此专门订立章程，禁止“洋钱”流通，禁止纹银出洋，禁止“洋钱”兑换纹银，甚至规定只准以货易货，不准以“洋钱”易货。以为如此便可以使“洋银塞其来源，其用不禁而自绌；纹银断其去路，其价不减而自平”[1](p20)。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找到“银贵钱贱”的真实原因。

诚然，“洋钱”大量出现在中国商品市场上必然会影响中国当时的银钱并用制度，但影响毕竟是有限的。因为，“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铸币、辅币、价格标准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原来的条块的形式。”[6](p123) “洋钱”进入中国也必然脱掉其民族服装，还原为条块形态，经过检验成色，权衡轻重，才能按它的实际含量进入中国流通之渠。中国当时所实行的银两制度对于 “洋钱”的进入必然起着限制作用。有人对于“洋钱”的浮额作过比较精细地分析，“在广州的兑换率是广一百块西班牙银元相当于七十四两银锭；一百块新西班牙银元相当于七十二两银锭。而银锭的纯度一般是94％，旧西班牙银元的纯度只有90％，加上西班牙银元重量不足，因此一百块旧西班牙银元有纯银41600谷 (grains)，而七十四两标准银锭则有42120谷，比西班牙银币多520谷，或者说多1．25％。”[7](p291)也就是说，“洋钱”对于银锭的浮额一般在1．25％。对于国际贸易来说，这种商品利润并不高。对于金融投机商人来说。也是不合算的。由于在中国没有铸造银元的机器，他们如果利用“洋钱”套利的话，既要负担往返的运输费用，又要付出加工费，还要经受海洋贸易的不测风险。因此，我们认为，利用“洋钱”与纹银之间的微小差价进行套利活动即使存在这种可能性，也不会是经常的大规模的。

再从商人所具有的那种天生的“计及锱铢”的心理来看，他们也不会盲目接受外国的银币。有的“洋钱”在中国市场上之所以无法流通，而被中国商人熔成条块使用。就在于其本身成色和规格不稳定，得不到市场的认可。1830年，两广总督李鸿宾对于“洋钱”在中国的流通情况进行了调查，他认为外国商人利用“洋钱”大规模套购纹银的事情很少发生，对于银钱比价的影响不大。他说:“其偷换纹银不过纸包布裹，夹入他货之内，零星收取，以冀积而成多。若专载洋钱收买纹银，则为数甚巨，势难掩人耳目，岂非自寻败露。至内地商贾贸易，洋钱与纹银价各不同，皆按色扣算。”[1] (p7)至于说“洋钱”为什么会大量出现在中国市场上，道理很简单，那是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出超地位所形成的。据彭信威估计:“自康熙二十年(1681 年)到道光十三年(1833年)那一百五十三年中，输人中国的银币和银块纯额有七千多万两，合银元约一亿。”[8](p782)

林则徐认为“洋钱”在江浙地区流通，“每洋银一元作漕平纹银七钱三分，虽成色远逊足纹，而分两尚无轩轾”，因此，老百姓“恬不为怪”。在他看来，利用行政的手段禁止“洋钱”流通既是困难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他借用年老商人之口说:“百年以前，洋钱尚未盛行，则抑价可也，即属厉禁，亦可也。自粤贩愈通愈广，民间用洋钱之处，转比用银为多。其势断难骤遏。盖民情图省图便，寻常交接应用银一两者，而用洋钱一枚，自觉节省，而且无须弹兑，又便取携。是以不胫而走，价虽浮而人乐用。此系实在情形。”[2](江苏奏稿卷一 p15)

针对“洋钱”流通引起的问题，林则徐曾先后提出三项建议:第一项建议是“稍示限制”的截流之法，“此时抑价固多窒碍，究宜设法以截其流，只得于听从民便之中稍示限制。嗣后，商民日用洋钱，其易钱多寡之数虽不必官为定价，致涉纷更，而成色之高低，戥平之轻重，应令悉照纹银为准，不得以色低平短之洋钱反浮于足纹之上。如此则洋钱与纹银价值尚不致过于轩轾，而其捶烂剪碎者尤不敢辗转流行，或亦截流之一道也。” [2](江苏奏稿卷一 p18)在中国尚无银铸币的情况下，既不便限制商业使用“洋钱”，又着意防范银元非法套利等流弊的发生。这一方法应该说是正确的。这个建议后来得到道光皇帝的批准，谕令:“洋钱行用内地既非始自近年，势难骤禁，要当于听民便之中，示以限制其价值，一以纹银为准，不得浮于纹银，庶不致愈行愈广。”[2](江苏奏稿卷八 p15) 林则徐始终关注“银贵钱贱”问题，也关注“洋钱”在商品市场上的流通情况。1936年由于市侩操纵市场，使“洋钱”价格大幅度上涨，超出其实际银量，浮于纹银过多①。当“洋钱”流通表现出一种病态时，林则徐立即采取行政措施来平抑其价格，要求漕务向需洋钱一元者，“悉以纹银七钱三分核实给发”。“洋钱”价格很快得到平抑，手段堪称务实、灵活。

第二项建议是铸造五钱重的银币。林则徐陈述老年商人的意见说:“欲抑洋钱，莫如官局先铸银钱。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轮廓肉好，悉照制钱之式，一面用清文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暂将官局铜钱停卯，改铸此钱，其经费比铸铜钱省至十倍。先于兵饷搭放，使民间流通使用，即照纹银时价兑换，而藩库之耗羡、杂款亦准以此上兑，计银钱两枚即合纹银一两，与耗银倾成小锞者，不甚参差，库中收放，并无失体。盖推广制钱之式以为银钱，期于便民利用，并非仿洋钱而为之也……初行之时，洋钱并不必禁。俟试行数月，察看民间乐用此钱，再为斟酌定制。似此逐渐改移，不致遽形亏折。”[2](江苏奏稿卷一 p17)陈述完商人们的这些意见，林则徐、陶澍非常谨慎地建议说:“臣等察听此言，似属有理。然钱法攸关，理宜上出圣裁，非臣下所敢轻议。故商民虽有此论，臣等不敢据以请行。”[2](江苏奏稿卷一 p17)

陶澍和林则徐的这项建议是完全正确的。白银采取铸币形态不仅有利于改变当时货币市场上的落后、紊乱状况，而且有利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完全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但是，道光皇帝不懂这个道理，从维护传统钱法的立场出发，拒绝采纳，谕旨以非常严厉的语气驳斥了陶澍和林则徐的建议:“官局议请改铸银钱，太变成法，不成事体。且洋钱方禁之不暇，岂有内地亦铸银钱之理耶？”[9](卷二百三十五)

现在的问题是，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内是否进行过银币铸造的尝试。按照郑观应的说法，林则徐曾经制造过 “七钱三分”重的银饼，因发行不成功而失败。他说:“道光中，言官陈洋钱之害，廷旨饬筹平准之法。时侯官林文忠公抚江苏，见民间洋价日增，遂铸七钱三分银饼以代之。初亦甚便于用，未几而伪者、低者日出，遂使美意良法废而不行。”[5](p192-193) 笔者认为这一资料不可信，主要理由有三:第一，郑观应所说缺乏原始资料根据，《铸银》一文最早刊于《易言》20篇本，作于1875年前后，上距林则徐在江苏任巡抚已有40余年，在没有资料来源的情况下，无以凭信。第二，像铸造银币这种关系国家政典之类的大事，在没有得到皇帝亲自批准的情况下，任何官员都不敢冒着杀头的危险，跨越这一步。以林则徐的一贯谨慎作风和政治精明，他绝对不敢冒着欺君的罪名，擅自发行“七钱三分”重的银币。尤其是谕旨以非常严厉的语气明确驳斥其建议之后，这对于陶澍、林则徐等人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依照君主专制制度政治常识判断，我们认为林则徐等人绝对不敢冒险进行这种尝试。即使林则徐个人有这种想法，他也不敢擅自行动。因为，上有两江总督，下有藩、臬二司，此类大政方针需要他们相互配合支持，不是任何个人的行动。第三，按照陶澍和林则徐的设想，他们建议铸造的银币应当与纹银相辅而行，重量为五钱，形状类似于铜钱，即圆形方孔，一面为满文，一面为汉文。而郑观应所说的银币重量为七钱三分，形状为圆饼，这与林则徐等人的设想差距太大。更何况现在没有任何实物能够证实林则徐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

第三条建议是不必禁止民问的银铸币。1835年8月，针对黄爵滋的要求，林则徐在复奏中指出江苏并未发生所谓“洋钱”出洋的弊端。从商业资本周转的实际情况出发，他明确表态不赞成用法律的手段禁止“洋钱”的流通。强调用法律和行政手段禁止“洋钱”流通，不仅不利于资本周转和商业发展，也不利于国家税收。他说:

江苏本居腹地，市肆买卖行用较多，其滨海之区虽设有江海一关，准令商船出入，然止北至山东、奉天，南至浙江、闽粤，并无与外夷互市之事。较之粤海关例准夷船贸易者，情形迥不相同。且奉天、山东二省向不行用洋银，故上海出口沙船只有带货北行，并无带洋银前往者。盖南货贩北，可以取赢。若带洋银，全不适用，是以不待禁止而人自不肯为。其浙江、闽粤海船携带洋银来至上海置买苏松货物者往往有之，若将苏省洋银载运往南，则又百不得一。盖江浙洋银价值向比闽粤等省为昂。缘其物本由南来，辗转流行，愈远则作价愈贵。浙江贵于闽粤，江苏又贵于浙江。商贾计及锱铢，岂肯贵买贱售，甘心折耗。且即使有人带往，亦只于浙江、闽粤互为流通，而非遽资外夷之利。以苏省情形而论，洋银行用只在内地，不往外洋。今若创立例禁，则闽粤洋船来至上海者，均不得携带洋银，是欲截其去路，而先断其来路。于商民买卖、海关税务未免皆有窒碍。[2](江苏奏稿卷五 p2～3)

林则徐还陈述了民间仿铸外国银币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民间仿铸的银元在各地市场上无法顺利流通， “民禁严于官禁”的事实。认为这种假币经受不住市场检验，大多得不到中外商人的认可。“至谓内地熔化纹银，仿铸洋银，如原奏所称苏板、吴庄、锡板等名目，向来诚有此种作伪之弊……而近来民间兑验洋银极为精细，苏板等类较洋板成色悬殊，以之兑钱，价值大减。是以客商皆剔出不用，民禁严于官禁，行商公估丝毫不能隐瞒。是仿铸之洋银在本地已不能通用，更何能行及外洋。”[2](江苏奏稿卷五 p3)

因此，林则徐明确表态不赞成用法律手段禁止“洋钱”流通，他说:“就江苏言之，似可无庸多立科条，致滋纷扰。”而对于立法禁止仿铸洋钱，他虽然倾向于由市场机制来解决，但也表态立即执行刑部有关法律规定，“严禁仿铸，有犯必获”[2](江苏奏稿卷五 p3)。通过这一奏折，我们也可以判断，林则徐绝对不敢冒险尝试仿铸外国银币。因为，仿铸外国银币是违法的，作为巡抚的林则徐必须执行国家的法令，阳奉阴违不是他的行政作风。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认为林则徐对于“洋钱”在中国流通作用的认识是实事求是的。他充分考虑了商人的意见，既不赞成用法律的强制手段禁止“洋钱”在中国市场上的流通，又对民间仿铸外国银币的活动表示某种程度的理解，他的处理方法是得当的，也是符合当时商品市场要求的。尤其是建议铸造五钱重的银币，强调利用市场手段排斥外国银币的流通，使中国白银逐渐脱离原始的条块形态，完全符合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

二关于“钱票”的正确认识与处理意见

由于在商业活动中运送大宗金属铸币和条块既不安全又不方便，于是一种信用纸币诞生了，它实际上是一种金融行业用于随时支付金银的承诺。中国的这种可以兑现的纸币最早出现于宋代，叫做“交子”和“会子”。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欧洲银行开始大量发行银行券以代表适当的金银，这种可以兑换金银的纸币成为成长中工业经济的主要货币。由于国家银行制度的日益完善，纸币逐渐脱离了金属依靠，现在各国的纸币大多没有固定的金属含量，是一种凭借国家信用，而不是凭借金银贮藏量发行的货币。

乾隆、嘉庆、道光时期中国的钱庄、银号也利用自身的信用发行“钱票”，这标志着我国金融业的进步与发展水平。而当时有的人对于这种金融现象不能理解，认为钱票大量出现乃是一种社会欺诈行为。1838年，成都将军宝兴奏请说:“近年银价日昂，纹银一两易制钱一串六七百文之多，由于奸商所出钱票，注写外兑字样，辗转磨兑，并无现钱，请严禁各钱铺不准支吾磨兑。”为此，道光皇帝谕令各省督抚，妥议章程，奏明办理。

是时，林则徐在湖北巡抚任上，他经过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钱票的发行与流通使用，虽有个别欺诈行为，而就总体来说，是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可以加强管理，而不必设法禁止。这是一个非常理智的判断。

关于钱票发行的流弊，他分析指出:“钱票之流弊在于行空票而无现钱。盖兑银之人，本恐钱重难携，每以用票为便，而奸商即因以为利，遇有不取钱而开票者，彼即啖以高价，希图以纸易银。愚民小利是贪，遂甘受其欺而不悟，迨其所开之票积之盈千累百，并无实钱可支，则于暮夜关歇潜逃。兑银者持票控追，终成无着。此奸商以票骗银之积弊也。”针对这种金融诈骗伎俩，林则徐建议采用五家钱庄、票号相互担保的方法:“如有一家逋负，责令五家分赔。其小铺五家互结，复由年久之大铺及殷实之银号加结送官。无结者，不准开铺。如违，严究，并拘拿脱逃之铺户，照诓骗财物例计赃，从重科罪。”[10](p599)要求金融行业相互担保，共同承担责任，直到如今仍然是国家立法防范金融欺诈的重要方法。

林则徐非常清晰地认识到钱票是金融业发展的合理产物，便民而利商，与“银贵钱贱”无关。他驳斥说:“钱票之通行业已多年，并非始于今日。即从前纹银每两兑银一串之时，各铺亦未尝无票，何以银不如是之贵。即谓近日奸商更为诡猾，专以高价骗人，以只能每两多许制钱数文及十数文为止，岂能因用票之故，而将银之仅可兑钱一串者，忽抬至一串六七百文之多。恐必无是理也。”[10](p599)接着，他指出，市侩骗人无论银贵还是钱贵都可能发生，不必抬高银价或钱价。在他看来，在出现银荒情况下，“钱票”流通正好补充了白银的流通之缺，不仅没有必要禁止，一旦禁止将会加重银荒形势，担心出现“捉襟见肘”的局面。“近来纹银之绌，凡钱粮、盐课、关税一切支解皆已极费经营，犹藉民间钱票通行，稍可济民用之不足。若不许其用票，恐捉襟见肘之状更有立至者矣。”[10](p599)

林则徐关于钱票的上述认识是基本正确的，既没有因为市侩利用钱票进行欺诈活动，也没有因为有人指责其扰乱金融秩序，导致“银贵钱贱”，而否定其流通作用。这种主张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林则徐的正确判断与其特别重视社会调查有关。林则徐任职经过的地方，如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都是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每到一地，他都虚心听取各种意见，“叠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所以，林则徐的建议应该说反映了商人们的正当要求和社会的实际情况。

三林则徐的困惑与“杰科布定律”

关于道光时期的“银贵钱贱”问题，同多数官员一样，林则徐一开始就认为是鸦片造成的。1833年，他说:“鸦片烟由洋进口，潜易内地纹银，此尤大弊之源，较之以洋钱易纹银其害愈烈。盖洋钱虽有折耗，尚不至成色全亏，而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之谋财害命。” [2](江苏奏稿卷 1p15)1838年，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上，同样认定鸦片走私，透漏白银出洋，是导致“银贵钱贱”的主要原因。正是这种观念使林则徐抱定决心前往广东，为中国彻底查禁鸦片走私而殚精竭虑。

但是，十年之后面对陕西突然发生的银价大幅度跌落，他还是陷入难以理解的困惑之中。1846年8月30 日，林则徐在西安接任陕西巡抚，三个月后发现了一个令其百思不得其解的货币流通现象。他在奏折中这样写道:“本年七月内臣甫到西安省城，每纹银一两可换制钱一千八百余文，迨至九十月间，每两仅换钱一千二三百文不等，较前两月顿减钱五百余文之多。众人皆以为诧异，访询其故，则佥称:‘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下落’。”[2](陕甘奏稿卷一 p8～9)

对此，林则徐感到非常困惑，他说:“其理亦不可解，如果此后银皆落价，似亦相宜。然又忽低忽昂，不能预料。且当陕省银贱之际，邻省银价仍昂，而未闻有市侩贩钱来陕买银以图获利者。”[2](陕甘奏稿卷一 P8～9)1846年秋季，陕西省发生的银价跌落虽然是局部的，也是暂时的，但是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跌落了500余文，跌幅是相当大的。经过林则徐调查之后，他确认此次银价波动既不是市侩投机、套利造成的，也不是白银与制钱的绝对数量发生变化引起的，惟一的答案是当地老百姓按照既往的生活经验提供的—— “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下落”。

在林则徐生活的时代，中国的货币理论尚停留在比较原始的阶段，《管子·轻重篇》提出的“物多则贱，寡则贵”这一主张，一直成为中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当时，人们以为银贵就是因为银少，钱贱就是因为钱多，始终在货币的简单数量上打转转。不懂得金属货币价值首先决定于物化在其中的劳动量，不懂得金属货币作为一般商品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价格变化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不懂得货币流通与商品运动的紧密联系，总是孤立地、片面地看待金属货币价格的变化。林则徐不知道“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下落”的真实含义，无法正确解读出其中的深刻道理，是十分正常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杰科布定律”。

杰科布(Jacob，William 1762～1851年)是一位英国商业家，著有许多经济方面的著作。他在研究金属货币的流通情况时发现了这样一个定律:“在动荡不安的时期，特别在内乱外患时期，金银器皿急速变成货币；而在太平繁荣时期，货币就变成食品用具和首饰。”[11](p357)马克思在对欧洲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时，对于杰科布的这一观点曾予以充分肯定，并多次援引杰科布的观点来说明金属货币流通的规律。他说:“作为一般的规律可以这样说:和平时期，以金银货币变成奢侈品为主，只有在动荡的局面下才以奢侈品倒过来变成条块或铸币为主。从下面的情况看出，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金银贮藏货币同充当货币的贵金属对比起来占的比例是多么大: 在1829年，据杰科布说，在英国这个比例是2:1，而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贵金属比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贵金属多1／4。”[12] (p125～126)

这是说在和平年代，由于政治稳定，社会生活安定和商品经济比较繁荣，金属货币的购买力较强，人们总是努力购买和贮藏金银器皿、首饰与珠宝等“奢侈品”。这种做法特别在东方民族(例如中国、印度和日本)中盛行。

在动荡不安的时代，特别是在内乱外患较为严重时期，在遭受自然灾害袭击之后，商品经济陷入严重混乱时期，社会对贵金属的需求就会发生很大变化，战争和自然灾荒迫使人们将金银器皿、首饰和珠宝变成货币，将贮藏的金银取出来以便招募兵员和换取救命的粮食和衣物，这样一来，加入货币流通之渠的贵金属就会突然增多，形成供大于求的局面。与此同时，社会对于作为贵金属符号的辅币(例如铜钱)不但不会因为战争和自然灾害而减少，反而由于战争破坏了商品流通，原来的铜符号在较小的买卖中的流通速度相对减缓，便会显得相对不足。因此，社会对它的需求便会随着战争与自然灾害的程度加重而增长。金属货币价格变化犹如粮价波动，首先决定于生产成本，其次是社会的供求关系。当粮食丰收的时候，供应比较充足，粮价一般在生产成本附近徘徊；当出现自然灾害的时候，一方面受生产成本增加的影响，一方面受供求关系的影响，粮食消费缺乏弹性，处于紧张状态，价格必然大幅度增长。一言以蔽之日:战争和自然灾害能急剧改变社会对贵金属及其辅币的不同需求，从而影响二者的比价变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非常明确地指出:贵金属价值的变动的纯经济的原因，必须归之于生产这些金属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变动；同时也承认在古代社会，政治事变曾经对金属价值的变动发生过重大的影响；而在近代社会战争等政治事变也仍然起着“局部的暂时影响”。[13](p146)

战争造成的社会动荡与自然灾害袭击导致的商品经济破坏在道光、咸丰时期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中国市场上的银钱比价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反复验证了“杰科布定律”。1841年8月2日(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黄河在开封附近溃堤而出，大水很快包围了开封城。在此以前，开封市的银价通常是“一千六七百文”。8月4日，也就是水围开封的第三天，开封城内“银价骤减，每两易钱一千文，复减至八九百文，较平时几减至大半，粮价腾贵，米面俱增一倍，蔬菜全无，城市几于罢市”。第六天，开封“银价愈降愈下，甚至每两只肯换钱六七百文，是银贱钱贵，较平时相去倍而又倍。以极难得之钱，买倍贵之物”，民生困难异常。一个月后，严重受灾的开封为解决制钱流通的困难，为解决“银贱钱贵”问题，不得不采取行政措施，强制征收钱铺的制钱，来缓解金融混乱的压力[14]。这次局部地区的银价大幅度跌落就大的环境来说，发生在白银外流时期；具体到开封来说，被洪水包围之后，白银无法流入，制钱也不可能大量外流。“银贱钱贵”，显然不是银钱数量变化造成的，实际上与市场混乱，商品流通遭受阻断有密切关系。这种情况与林则徐在陕西看到的情况是类似的。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安庆，顺流而下的消息传到北京，立即引起一场金融大恐慌，导致北京银价大幅度跌落。3月25日，御使陈庆镛奏报说:“贼匪自武昌窜入安庆，京中民心纷纷，日甚一日……自二月初，闻内外城银铺关罢者，每日有五六号或十余号不等。及今日有罢至四五十号。查银价数日前每两换制钱二千一二百文，继则每两换制钱一千六七百文，日内止换一千余文，甚至有银无处可换。”同日，其他官员也报告说:银票与银锭的持有者纷纷到钱铺挤兑制钱，使“银价顿贱，军民无钱可换，市井日用突然不便。”[1](P342-345)对于北京市场来说，仅仅是一条太平军占领安庆、有可能北窜的消息，就使“银价顿贱”，几天之间，从每两换制钱2200文，下跌到1000余文，可见政治动荡对市场经济的巨大影响，这显然不是北京白银绝对数量的大幅度增加造成的。

总之，林则徐不懂得“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下落”的深刻道理，是很正常的。在弄不懂的情况下，林则徐在奏折中如实地记录了西安在1846年发生的银价大幅度跌落的事实，认为银价“忽低忽昂，不能预料”，并留下了“其理亦不可解”的困惑。他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这种政治品质是十分优良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无论在任何时代，官员都应该保持这种正直、诚实的政治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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