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历史 » 李鸿章

海军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奏折

admin — Mon, 06 Jun 2011 02:04:35 +0000

有型的梵，无形的梵。
现象界的我，是受轮回的，承受业报。自性中的阿特曼清静无为自在长存。又神创世，变成了由大梵创世。
吠檀多同一不二论。梵与我同一不二。宇宙最高实体是梵，梵是绝对真实的存在。解脱的最高目的是亲证梵我如一，认识灵魂的真正本性。
开始算是森林书。比较了一下古希腊哲学和古印度哲学类似地方很多。
已经跑题万里了。图片是讲左宗棠想搞海军衙门。不少人也想搞，让总理衙门议一议。
李鸿章还整天去视察怪用心。朝廷还是没钱啊。厘金永远是大问题，还有一封奏折让朝廷对投身海军年轻人，科举上给些优惠。
扯办学堂三角，几何，物理，化学的。李鸿章懂的还不少。

香帅一个观点不错，都是清朝造的武器成本比向欧洲买还贵。但是不自己造不行？怎么办呢？香帅说买人家欧洲的枪管，后堂自己折腾。

一些处理漕督，裁长江水师的观点不错。不过这个问题和当年废除河运漕粮的问题本质是一样的。李鸿章想裁撤绿营不是一天两了。无可奈何花落去！

最经典的一个奏折是香帅视察当地海军，列出了n条荒谬。人家都是搞个面子工程不能认真了。

我比较懒，懒的编辑图片让看的人方便。爱看就一个一个图片点，不爱看与我无关。

李鸿章天津教案鸦片

admin — Sat, 04 Jun 2011 02:04:57 +0000

清代我最喜欢的人就是李中堂。一封信是讲天津教案，一封信是厘金的问题，一个看法很务实。说了一句经典的话“釐捐愈重偷漏愈多，更空變本加厲。” 中堂極了解社會的人，釐金如果增加，理論上財政收入會隨著增加而增加。是實則不然。

最後一封也是回曾國藩的信， “空言、冗弱、孰堪任重、喜發偉論、進退似不慾從、離題奚止萬里” “兵將怯懦、選練得人僅足以治馬賊” 指望他們禦外患，不是扯淡嗎？

同治九年六月七日。

那時候與左宗棠的鬥爭還是太嚴重。

中法战争及其后果

admin — Tue, 24 May 2011 03:29:49 +0000

对中法战争一两年前我的认识很肤浅。我知认识到他让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的停滞。台湾的问题。还有以绝对优势人数打赢那个所谓的镇南关大捷。我对镇南关大捷的看法和僧格林沁的大沽炮台伏击看法一样。很低劣。

后来研究了下越战，研究了下安南的历史。发现以前看法有些片面。其实中法战争的结果是法国对中国的妥协，而不是中国对法国的妥协。

关于镇南关大捷，还有一个有趣的东西。就是搞社会学知道了。李世瑜先生考证出刘永福同志还参加过辛亥革命。想当年那么爱国的人，怎么老了参加反革命呢？反对大清国呢。

——————————————————

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是对中国过去二十年间所执行的新式陆海军计划的第一次外部考验。中国的日子并不好过。在两年之内的陆上和海上的零星战斗中，中国人在经费、人力、物力和威望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中国丢失了对安南（中国人对越南的称呼）传统的宗主权，而且必须让法国人在商业上侵入华南内地诸省（见第二章）。

可是，法国的胜利也远远不是决定性的胜利。［1］在中国于1884年“非正式”宣战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刘永福的黑旗军有效地在东京困扰法国人，有时设壕作战，有时巧设埋伏以伺机狙击。1884年6月后期，原左宗棠所部的军官王德榜统率勇营参加作战，在北黎附近经过三天苦战之后打败了法国人。8月初，著名的淮军将领刘铭传率领的军队打退了法国舰队司令礼士卑士对台湾基隆要塞的进攻；10月份，法国人又在淡水遭到严重的挫折。1885年3月23日，中国人在中国-安南边境的镇南关击败了法军，并且在往后的两个星期中接连收复了重镇谅山和安南的其他据点。在某些人看来，当和平谈判迫使双方在1885年4月4日停止了敌对行动时，中国人正在胜利的边沿。

然而，中国的外交和战略形势实际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中俄关系和中日关系因中国在朝鲜的地位问题而闹得很紧张，而且谣传法国人正想在北面帮助日本人与中国交战。［2］此外，中国也因行政和后勤方面的严重困难而大伤脑筋。正当北京的决策人继续举棋不定时，省一级督抚官员却完全陷于思想混乱之中。这种混乱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福州地方上，因为1884年8月23日这里的十一艘舰只组成的中国建造的“现代”舰队，不到一小时就被法国人摧毁。随着福州这次创巨痛深的惨败之后，以江苏为基地的南洋舰队也由于领导无方、训练糟糕和纪律松弛，在试图打破孤拔将军对台湾的封锁时大败亏输。

甚至中国在陆战中的胜利也被吹得有些玄而又玄。比如刘永福在东京取得的有限的胜利，部分是由于黑旗军在非正规战争中东奔西突的勇气，但是这些遭遇战也表明了法国人的弱点：犹疑不定，后勤困难，战术措置失宜，完全缺乏准备。当1883年12月13—16日法国人在山西发动一次协同一致的攻势时，黑旗军便受到了“一次可怕的——即使不是致命的——打击”。法军在四个月后占领北宁的时候，刘永福据说是不战而退的。［3］甚至经常被吹嘘为中国大捷的谅山之战，法军之战败似乎不是由于清军的战斗力高和训练有素，而是由于人数上占压倒优势以及法军供应上存在的问题。目击者的记述表明，尼格里将军的部队极端缺乏火药和其他供应，因为法国的“苦力队”大批地开了小差。根据一位西方观察者（此人被其他外国人认为是同情中国人的）的说法，谅山地区的清军装备得很好，但训练和领导都极差。［4］胜利之取得并不是由于中国军事制度起了作用，恰恰是因为没有中国军事制度影响的缘故，而且中国人的伤亡几乎总是比法国人的伤亡大得多。只有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才能够一比一地坚持与法国人交战，这大部分应归功于刘铭传的精明的准备工作和几位淮军军官的指挥才干。［5］

李鸿章通常被指责应对中国海军在中法战争中的覆没负有责任。批评家们认为，如果他一旦接到请求就愿意立即派遣北洋舰只南下，他是有可能保住福州舰队的。他和南洋大臣曾国荃都受到警告，不要在战时只顾本省一地之利。但是，李鸿章之专注于北方防务是情有可原的，甚至连张之洞也认识到这一点，这特别是因为日本在朝鲜的活动正在日益加紧。此外，就法国人来说，他们实际上也打算进犯北方。他们之所以还不敢放手进攻华北，部分原因就是那里有李鸿章的部队。［6］李鸿章虽然很明显地不急于以反对法国人来考验他的舰队，但他并不缺乏爱国精神。中国所处的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整个清帝国的行政制度，很不利于对法国的挑战作出迅速而举国一致的反应。

海军衙门和北洋海军

虽然某些文人和官员相信，中国在1884—1885年与法国作战时实际上是打赢了陆战，但是，中国海军的缺点却是暴露无遗了。有许多人要求作出新的努力，例如应谋求更集中的协同作战。早在187O年，政界元老曾国藩就已经提议，需要把海军船只置于单一的指挥之下。［7］ 1885年这个意见至少在名义上突然变得可行了。1885年10月北京成立了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而以庆亲王奕䜣（1836—1916年）和李鸿章为会问办理大臣。这一“中国海军部”的组织可以比得上总理衙门，它最后拥有六名帮办，而分九批工作的三十名官员则主要是满人。［8］醇亲王本人这时似乎已转而相信自强运动。但海军衙门应该主要被看做是慈禧太后及其宠幸们所搞的鬼把戏，意在与李鸿章分享北京能从各省提取的经费，虽然它表面上的动机是无可指摘的。

它的背景是1884年4月宫廷政治中发生的一件大事。一位御史攻击恭亲王和军机处应对东京的军事挫败负责，作为摄政者的慈禧太后便降旨解散了整个军机处，而以礼亲王（世铎）为首的五名新军机大臣来接替。恭亲王也和其他三名大臣一起从总理衙门免职，它的领导权交给了庆亲王。作为年轻皇帝的父亲，醇亲王不便在军机处或总理衙门供职，但慈禧太后再次降谕，“着醇亲王奕䜣（就军机处事宜）一并与议具奏”。［9］醇亲王的心腹顾问中有孙毓汶：这是一位精明而贪得无厌的翰林院出身的官僚，他曾得到慈禧的信任而被任命在军机处供职，直至1895年，即醇亲王死后的第四年。［10］

虽然醇亲王在伊犁和安南危机期间也站在“主战派”一边，但他过去对海军事务却不感兴趣。他曾给神机营买过西洋军火，但直到1881年初他才开始以矛盾复杂的心情对铁路和机器开矿表示兴趣。50000444_298_3［11］他和慈禧太后之决定成立海军衙门，无疑是受了李鸿章1885年9月份在北京作三个星期逗留时的影响的结果，那时这个计划正被提出来反复加以研究。

李鸿章非常急需经费来维持和建立他的舰队及其相关的设施。虽然他同伊藤博文在4月份就朝鲜问题签订了协议，李鸿章仍然相信，中国迟早会因它的这一最邻近的藩属而与日本相对抗。醇亲王也能够看到朝鲜的重要性，但他也知道，他的异母兄弟和政敌恭亲王由于反对慈禧太后喜爱豪奢的苑囿宫殿而在很大程度上招致了太后的愤怒。李鸿章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每年只从各省收到约六十万两用作海防经费。［12］他把有清帝支持的海军衙门看做是这样一种手段，即它将迫使各省在满足皇室的园林建造的需求之外，更为海军多出经费。李鸿章别无其他选择，实际上只能跟清帝本人串通在一起。

清帝现在给各省施加压力，要他们给海军衙门每年送足原定的海防经费四百万两，按照上谕所说，甚至为此削减绿营和勇营兵额以及废除海军的中国帆船式战船和无用的陈旧轮船也在所不惜。除此之外，又宣布新设“海防捐”。为此目的，公开实行卖官鬻爵，官员被鼓励出钱来“报效”，以使自己能够晋升或使过去的渎职行为得到宽恕。［13］

慈禧的当务之急是首先重新修建皇宫西面围绕三海的、有许多亭台楼阁的御花园，它位于北京的中心；然后是建造在城外西北的避暑离宫。早在1885年6月，她曾命令满洲的四大富裕贵族（包括不幸的崇厚在内）帮助苑囿的建设，即伸手要他们捐钱。这四大家族和另外其他几家共捐出二十四万两。1886年1月的一道上谕，公开为三海建设要求粤海关监督帮助经费，而且还要求海军衙门本身作为“借款”提供款项。醇亲王在12月份写信给李鸿章说：神机营和海军衙门已从当时筹措到的二百二十万两中提供了七十五万两，但池苑工程还需要更多的钱。因此，醇亲王建议李鸿章应该筹集更多的经费。他希望李鸿章的衙署能帮助弄到一笔七十万两的外债，其名义是“可否指称创建京师水操学堂或贵处某事”。李鸿章只得照办，而且他显然在这笔外债中增借了二十二万七千两，以用于他的舰队。这笔钱由当时正在帮助李鸿章搞直隶北部铁路计划（这计划得到海军衙门的赞助）的伍廷芳来筹措，而由德商泰来银行的天津代理人提供。总数为五百万马克，年息五厘五，由天津、牛庄和芝罘海关收入于十五年内偿清。［14］李鸿章最后放弃了他筹款不举外债的原则——但只是在北京的命令下才这样做的。

与此同时，李鸿章每年从海军衙门收取他的应得份额约一百五十万两（其中一部分直接解往天津，不过是记在海军衙门帐上）。他也从海军衙门接受数额较少的不定期付款，以应付特殊需要。他分别通过驻英国与驻德国公使曾纪泽和许景澄在1886—1887年定购了两艘新的英国巡洋舰和两艘德国巡洋舰。（前驻德国公使李凤苞在定购李鸿章的头三艘德国舰只时被指控收受了大量个人佣金，因而已在1884年被撤职。）［15］ 1888年当新的巡洋舰到达时，李鸿章订出一套北洋海军章程，重新组织了他的舰队。这个章程的内容把英国海军的实际做法、勇营的制度和绿营兵的术语，都兼收并蓄于其中。丁汝昌提督将由两员小军舰舰长辅佐，他们被授以总兵衔，各指挥一艘7，430吨的铁甲舰。从2，300到2，850吨的几条巡洋舰则交给军衔为副将的舰长统带。这些舰长一方面得服从提督调动，一方面对自己的舰艇又享有完全的权威，并完全有权指挥支应委员以及管好受训的学生。［16］这是一支给人印象深刻的舰队，它拥有两艘铁甲舰、七艘巡洋舰、六艘炮艇和六艘鱼雷艇。

可是，李鸿章发现他不能进一步扩充他的舰队，虽然他已知道日本正在购买一种更新式的、经过改进的船只。困难是在财政方面，因为慈禧现在正致力于在北京西北建造颐和园的计划。她从海防经费中究竟提取了多少钱来盖造颐和园，其确切数目是难以弄清楚的。但是我们发现，醇亲王在1888年11月给李鸿章写信，要求他向几个省的督抚们筹款二百万两，存入天津洋行，以其利息用于进一步修造这座避暑离宫。［17］可是，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因为1891年3—6月清帝批准了海军衙门本身的奏折，公然建议颐和园的建筑款项应取自海防捐款和驻外使团专款。早在1888年3月，清帝本人就已在一道上谕中宣称，他愿为皇“母”提供休憩颐养的环境以娱其晚年，就象乾隆帝对待他的母亲那样。［18］皇室的伦常显然允许这样胡乱花钱，以尽孝道。

在这同时，北洋海军在1889—1890年继续每年收到约一百二十万两，勉强够维持它现有的舰队、设备和人员。1890年，旅顺口海军基地装备了一个四百英尺长的砖石船坞，以蒸汽作动力，俯临一个疏浚达二十五英尺深的海港，全部基地的工程总共花费了三百多万两（主要工程由法商承包）。可是，李鸿章因此不能给他的舰队增添一条船了。显然由于慈禧太后的需求不断增加和许多谄谀之徒从夏宫的修建中渔利，海军衙门向清帝建议“停购船械”。［19］

可是，经费来源不足还不是李鸿章的海军所面临的唯一困难。在筹措经费和保护自己的权力的同时，李鸿章还在想方设法解决对合格人员日益增加的需要的问题。随着福州船政局的日就败落，李鸿章的天津水师学堂成了培养下级海军军官的主要来源。1888年，李鸿章在琅威理的帮助下改组了水师学堂；琅威理是在1886年初返回中国的。水师学堂的重订章程表明，它愿意使中国的海军训练赶上西方的现代实际水平。入学要求被提高了，学习年限延长到六年零九个月（包括二十七个月的舰上训练），定期考试也被规划出来了。章程也包括了关于奖惩、提升和海军礼仪等复杂细致的规定。毕业生还被授予候补千总的身分。［20］旅顺口、威海卫、大沽和北方海岸的其他据点，还提供船上和岸上的训练设施。

可是，有些中国的高级海军人员的特点是骄傲自大和尔虞我诈。福州船政学堂出身的高级军官与其他地区来的军官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有些高级军官对琅威理的非常宝贵的工作表示不满，所以琅威理称这般人为“既愚昧、又嫉恨别人的人”。［21］这些紧张关系，再加上琅威理在中国军队中的地位不明确，造成了一次事件，从而使他在1890年辞职。琅威理的去职特别不幸。它不仅促使中国学生被排除于英国海军学校之外，而且使北洋海军内部的标准也为之下降。赫德曾经非常痛惜琅威理的辞职，可是也承认他的僵硬态度使他陷入了麻烦的境地。［22］

与此同时，其他地方的官员都正在试图改进海军训练，当然，他们的资源必然比李鸿章更受限制。在广州，总督张之洞在1887年开设了广东水陆师学堂，其基础是原淮军将领张树声总督1881年在黄埔早已开办的一所训练学校。虽然在理论上张之洞认为海陆军训练同样重要，实际上广东地处沿海，所以他更加重视海军。黄埔学堂的航海部分是仿照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开办的，它吸收了这两个学校原来的师生员工。吴仲翔曾在福州做过十年学监，并帮助李鸿章创办过天津学堂，现在当上了张之洞学堂海军部分的第一任负责人。虽然海军部分在1887年开始时有七十多名学生，后来又至少从福州转来了三十七名学生，但到1893年只剩下了二十五名士官生。财政拮据可能是享受公费补助的学生人数严重下降的部分原因，但张之洞又要强调中文学习，又要强调海军技术，这也一定打击了许多学生的学习情绪。士官生在学堂里每一天都奉命读经，以“巩固根本”。李鸿章的天津水师学堂不允许学生应科举考试，可是，张之洞却准许他的士官生这样做。张之洞在1889年后期的调任是对学堂的一个打击。他的继任李瀚章对扩充学堂的计划横加阻挠，而在1892—1894年，臭名远扬的保守派、广东巡抚刚毅则蓄意摧毁了这个计划。在刚毅的任期内，广东水陆师学堂遭停办，洋员被解聘，广东小舰队的现代化船只常年投闲置散，抛锚而不开动了。［23］

在北京避暑离宫附近，于1887年创立了一所所谓昆明湖水师学堂，以此来证明海军衙门的开支已用于正途，它培训了约四十名满洲生员，以便他们去天津水师学堂深造。曾国荃在南京迟至1890年才开设的南洋水师学堂则不那么被人们所耻笑了。它仿照天津水师学堂的榜样，意在为南洋舰队提供军官。据报道，它的入学要求是严格的，课程是完备的，师资（有几位教师是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是合格的。但它也不能吸收优秀学生，而且经费显然也很短缺。它的第一批士官生直到中日战争后才毕业。［24］

刘铭传在台湾

1885年，清廷采取另一步骤以加强帝国的海疆。10月12

日，即宣布海军衙门成立之当日，宣布了一道上谕：把前此为福建之一部分而受治于道台的台湾单独另设行省，而以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刘铭传是原淮军将领，以打败太平军和捻军而蜚声国内，他曾在1884—1885年的法国人入侵中负责防守台湾。1884年他曾任福建巡抚，驻节在台湾。现在他将就任清帝国第二十个行省的巡抚。（福建巡抚之职将由驻节福州的闽浙总督兼任。）刘铭传将单独负责台湾的人事安排，特别要对军事方面的人事安排负责。［25］清廷终于迟迟地认识到了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及其经济潜力。

自1683年清朝征服台湾岛上国姓爷的后裔之后几乎两百年期间，被葡萄牙人称为福摩萨的这个岛，对满洲人来说是一个边境地区，要放弃它就太危险了。它那里隐匿着许多不同政见者，这些人可能有朝一日再度利用它来反对清朝。可是，北京还不能贯彻限制中国人从大陆移向台湾的法令。清朝自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在那里的记录是贪污腐化和政令不行，在此期间它不时对起义进行镇压。英国舰船在鸦片战争中炮轰基隆和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开辟淡水及打狗（今高雄）为条约通商口岸，才开始使北京憬悟到这个岛的重要性。可是，1874年日本入侵该岛一事，才真正使几位政治家相信加强其防务的迫切需要。1874年危机期间任钦差大臣的沈葆桢在台湾呆了一年，他安装了海岸炮台，并且计划在基隆搞一个机器开采的煤矿。1875—1877年任福建巡抚的丁日昌对台湾事务给予很大的注意，并在1876—1877年冬春之际视察过该岛。他目睹过基隆各矿第一次用机器采煤，又由于他的出力，台湾府（台南）和打狗之间的一条三十英里长的电报线在1877年才得以铺设。丁日昌还有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想把台湾建成华南的海军基地；建一条纵贯该岛南北的铁路以便利战时运兵。这些设想原则上虽已被清帝批准，但各个方面都不给予财政支持，尤其是掌握福建财源的闽浙总督更加如此。丁日昌视察了岛上的绿营兵，发现贪污成风，例如有许多“士兵”只在花名册上列有虚名。由于他的建议，至少台湾的十名绿营军官被裁汰，包括总兵和一员副将在内。可是，丁日昌本人对有机会在台湾贯彻他正在进行的各项革新事业的这一幻想也破灭了。从1875年以来他被士大夫之流大肆攻击，其凶险程度较之李鸿章所受到的攻击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攻击得特别厉害的是他想拥有铁甲舰和倾向西学的观点。丁日昌于是乞病（这也是实情），请辞去福建巡抚职务；这辞呈在1878年4月被清帝接受。［26］

丁日昌对台湾的幻想现在等待刘铭传巡抚去实现了。刘铭传在中法之战之后来到台湾就任，他得到的财政支持比丁日昌所得到的要多。淡水和打狗（以及它们的外港基隆和安平）的关税收入在1886—1889年每年达四十五万两，后来还略有增加。这笔款项都被拨做台湾陆军费用。1885年，清帝每年另给刘铭传八十万两，为期五年。这个数目由福建省库和福州海关出资四十四万两，另由上海、九江、汉口、宁波和广州等海关出三十六万两。［27］鉴于他的计划庞大，刘铬传的总收入还是不丰裕的。他被当时的外国人誉为“非凡的中国官员”，不过，一位现代的审慎的学者把他五年的巡抚政绩评为“最多也不过是一个瑕瑜互见的记录”。③

刘铭传忠实信奉李鸿章关于武装备战的重要性的主张，所以他马上通过欧美商号大批订购大炮和枪支。在刘铭传以前，沈葆桢、丁日昌和其他人士已经用大炮装备了台湾和澎湖的要塞。从1856年开始的三年内，刘铭传给台湾和澎湖的炮兵掩体增加了三十一门新的阿摩士庄大炮。其中三分之二的口径是九至十二英寸。他还买了一万支后膛枪，并计划在台北附近搞一座兵工厂，他到1886年花了二万多两建造工厂，花了八万四千两买机器、金属和更多的枪支及子弹。这座新兵工厂约有三百名雇工，在一员德国工程师的带领下工作，它向刘铭传的部队提供枪炮的子弹，而且当1887年刘铭传为台湾铺设铁路的计划开始的时候，它的金工车间被证明是极其有价值的。［28］

早在1886年，刘铭传就计划在台北和台南之间搞电报，搞海底电线把台湾、澎湖和福州连接起来：所有这一切计划都被认为在军事上是必不可少的。由于与德商泰来洋行和英商怡和洋行签订了合同，这两条线路在1887年完成，此时正是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电报总局以后的第五年。［29］

正如他在打太平军及捻军的年代那样，刘铭传这位目不识丁的纠纠武夫不仅容易接受西洋武器，他还急于让他的士兵实行西法操练。刘铭传认为，台湾岛上的绿营兵在全国是最下乘的。它的名义上编制是一万四千名，实际数字在1884—1885年是四千五百名。刘铭传着手搞一项重新训练的计划，从优秀射手中挑选新军官。刘铭传也不满意台湾的勇营。他在1885年的奏折中说，湘淮两军已成“强弩之末”。他主张，实行新的训练是绝对必要的，特别是现在当后膛武器已引进国内的时候。“倘令枪码不明，则远近高低茫无准的，是有枪与无枪同矣。”［30］

1885年后期有十六营楚勇在台湾，由左宗棠原来将领之一刘璈率领，此人在1881—1885年任台湾道台。刘铭传现在接管了刘璈的楚勇，还统带着他本人带到台湾来的十营淮军。淮军的补充兵员主要从刘铭传的家乡合肥取得，这使他到1888年拥有总数达四十三个营，即二万二千人马。两位欧洲教官训练着他的士兵。［31］

刘铭传知道，他不能指望在规定的五年期满以后每年还有八十万两协饷收入。可是，他找到了弄到岁收的办法，这就是要使农田的实际所有主缴付更多的税。这一改革首先要求搞一次地籍调查，而这项工作在清代却从未在一省的范围内开展过，除了新建的新疆和台湾二省以外。李鸿章知道中国农村的既得利益集团壁垒森严，所以他在受任直隶总督以后的1870年明确指出：“通省清丈，断办不到”。［32］可是，刘铭传1886年恰恰着手解决了这个问题，结果把台湾地赋的估计收入从183，366两提高到了1888年的674，468两。

在这一时期之前的两年中，刘铭传已经成立了两个清赋局，一在台北，一在台南，挨家挨户编造土地清册。他正在利用渡过福摩萨海峡而来的移民两个世纪以来的开拓成果。从十八世纪初起，数量不大的人们（有人说台湾全部是四万人）曾得到政府的专利执照，准许他们开垦大块土地。［33］可是，这些专利执照持有者中很少有人自己实际从事垦殖。反之，他们把每块土地分给几个开发者，后者又转而把地再租给佃户。当涌入的移民越来越多和地价上涨时，许多开发者实际上又变成了大的外居地主，即人在城市而坐收佃户四成至六成收成的地主。这些地主在台湾被称为小租户：他们应向那些专利执照持有者（被尊称为大租户）交付他原来收到的土地收成的百分之十左右。根据传统，只有执照持有人才付土地税。由于台湾岛上清朝官僚体制的腐朽无能是臭名远扬的，专利执照持有人往往连并不沉重的地税也予以规避。例如，刘铭传惊愕莫名地发现，淡水全县每年的土地税仅能收780两！另外，许多专利执照持有户已日就式微，那些小租户常常是具有绅士地位的很大的地主，他们根本不纳税。

至少在台湾北部，刘铭传赢得了当地绅士领袖人物的合作，税制改革进行得颇为顺利。小租户是实际的土地所有者，所以发给地契，并且每年比照他们的土地征税。原来的专利凭照在理论上仍然有效，但小租户每年向专利执照持有者交付的地租减少了百分之四十。新制度早在1888年就已在台湾北部实行。可是，这改革在台湾中部和南部却遇到了抵抗，这部分是由于土地调查中的种种弊病。1888年，在彰化爆发了一次严重的起事，它是由当地的地主施九缎领导的。［34］虽然新税法最后在中部平原也得到推广，刘铭传认为必须与台湾南部的更加巩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作出妥协，于是同意了这样一个方案：某些专利凭照持有者可以保留他们与土地的关系，而与小租户一起分担新征的土地税。

同时，刘铭传还想开辟该岛的商业财源。他开征了种种厘金税，但由于外国商人的反对，许多种厘金被停止征收。他向山上的每一座蒸馏厂征收樟脑税，不过他不得不准许外国商人免交厘金税出口。这些收入来源，加上关税和土地税的留成（即平余，这是征税所收之铜钱折算成银两的“成色差额”），使得刘铭传治下的台湾甚至在1889年协饷已经停解之后岁收总数仍能达到二百一十二万两。50000444_310_1［35］

刘铭传用这有限的资财计划了许多亟待开发的项目：办铁路，开航运，采煤，兴建一所洋学堂，聘用外国人训练军队。但不幸的是，正值全中国都必须为防御日本而进行准备之际，刘铭传的部队却必须在台湾的高山密林之中与“凶残的生番”作战。

台湾土著和汉族移民之间的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当移民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估计增加到了二百五十万人的时候，自然要引起对较低山丘可耕地的争夺，土著居民在这些地方或是被消灭，或是被赶跑，或是被降服。那些随波逐流并心甘情愿来到台湾的清朝官员们，从未制定出一项令人满意的“山区政策”。移民和生番之间的冲突历久不衰；后者也购买了火器并且善于把守山隘，他们经常突袭平原，杀人泄忿。［36］刘铭传部分地为了便于同他们作战，部分地为了取得樟脑和木材，就建造了一条横亘东西两海岸的道路，穿山越岭，止于彰化。由于战斗越来越激烈，数以百计的清军士兵和几位最好的淮军军官染病而死于瘴疠地区。刘铭传在台湾任职期间合计对“生番”打了四十次仗。尽管他使用了机关枪和野战炮，他的部队仍吃了几次大败仗，例如1889年在宜兰附近便损失了273名官兵，包括他自己的侄儿在内。清军的士气很低；［37］在旷野地方作战并无战利品可资掳获，这就使得这种对土著的战争完全不同于打太平军、捻军或打回民的战斗。

刘巡抚既是一丝不苟，又富于创造精神。1885年，他指控道台刘璈贪污，由此得罪了台南地区的官僚和地主势力。为了吸引品性卓异的文官到台湾服务，他在1886年上奏说：和在新疆一样，凡到台湾服官积功满三年以上者，准其回大陆后优先擢升。刘铭传不得不从吏部为台湾挂牌的人员中挑选府县长令。可是他在1888年提出要求：鉴于台湾环境的特殊，十年之内那里的县令应由巡抚荐举，特别是要从有地籍调查经验的人员中荐举。吏部认为，该部在台湾十年停止任免人员的时期太长，而清帝则准许他三年之内可自选县长。［38］

和李鸿章一样，刘铭传也设专局来经办他的新事业。但在1889年，清廷强调地重申了1885年的上谕，要求各省裁减这样的局及其人员，而凡属必不可少者，应将它们的财政情况定期上报户部。［39］当清廷的政策实际上决定把力量集中在北京的苑囿方面时，刘铭传的倡议就几乎得不到清帝的支持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甚至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也不得不归还七十年代政府所举的公债。［40］

到了1890年，刘铭传也和他的前任丁日昌一样逐渐丧失了希望。甚至他的卓越的地籍调查工作也被御史们攻击一通，说它引起了1888年的叛乱。［41］刘铭传开设了一个商务局（英文名称为The Formosan Trading Company），它的经费来源一为台湾官方资金，一为私人所认捐款，特别是新加坡华侨的捐款。虽然它在1888年拥有两艘英制新轮船，但它在与外国商号的竞争——甚至在与中国轮船招商局的竞争——中，一直赔累。1888年，刘铭传改组基隆的著名煤矿为官办的“基隆官煤厂”。但它缺少周转资本，所以刘铭传打算接受一位英商的一百四十万两的投资，其条件是这个企业应在二十年内在台湾享有垄断机器提炼煤油及机器采煤的权利。可是，北京拒不批准。为了挽救基隆的煤矿，刘铭传在1890年6月重新奏请清帝：这些矿井可以交给一位广东人率领的一批中国人经办。扩资之后，台湾政府将出此资本的三分之一，接受其相应份额的红利。从这个迹象可以看出他在北京失了势，并且也可看出他的庇护人李鸿章的影响下降了；因为他为此受到总理衙门及户部的严厉批评，原因是他重新提出了早已被朝廷批驳的建议：它们耽心这些投资者的后台仍是外国人。1890年10月的一道上谕给刘铭传以“革职留任”的处分。［42］

1891年6月当刘铭传辞去台湾巡抚的时候，他或许有一种慰藉。自从1880年以来他一直为在中国建造铁路奔走呼号，1887年他得到清帝批准在台湾兴建了铁路。在“官督商办”的名义下，刘铭传的商务局从海外华侨那里集资一百万两。工程进展得很慢，但在1891年6月台北和基隆之间长二十英里的路面已被铺轨十五英里，而两年以后，在他的后任邵友濂的任期内，台北和新竹之间四十二英里的铺轨工程也得以完成。［43］它的起步是缓慢的，但在1894年全中国仅有319英里铁路，包括台湾在内。在直隶，李鸿章花了二十年时间才建成一条长257英里的铁路。

武备学堂和它们的问题

中国第一所训练陆战人员的学堂——即天津武备学堂——直到1885年才建立，即在天津水师学堂兴办的五年之后。在这方面迟迟才动手是叫人很难理解的，鉴于李鸿章在七十年代就已经大力向欧洲和美国派遣人员去接受军事训练，这种现象就更是不可理解的了。［44］早在1875年美国将军埃默里·厄普顿即曾向李鸿章建议应开办一所中国的武备学堂，但李鸿章以厄普顿的建议花费太大而加以拒绝，因为它需要从美国陆军聘用九位教师和教官，还加上一个学六年英语的方案。1880年，戈登也敦促李鸿章兴办一所武备学校，但只是在1884年他才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这显然是因为：中法战争方兴未艾；几位德国教官已到达中国；他的某些将领——特别是周盛传——改变了态度。［45］

迟迟不能开办陆军学堂，无疑是由于大多数勇营军官抵制向他们带领的部队中输进新成分。新式海军则不那么威胁既得利益集团，虽然李鸿章早期的海军军官据说很快就养成了反对新培养的士官生的偏见。甚至周盛传也表示，他虽然赞成按照西方模式兴办一所中国武备学堂，但他也觉得不一定会培训出许多将领来。［46］周盛传基本上满意淮军的指挥结构，他对许多老军官会反对人事的变动是了然于胸的。

李鸿章最初关于开办这种学堂的建议是很有节制的。他只计划训练约一百名下级军官和一些从淮军及练军营伍中选送来的士兵，再加上若干愿意学点军事的文员而已。经过压缩的课程包括天文学、地理、科学、测量、打样、数学、筑城学和军事操练及作战。六名德国军官开始在学堂教书。课程主要以德文讲授，由从同文馆或其他地方调来的译员帮助翻译。李鸿章希望学生们能在一年内完成学业（实际上要两年），然后他们回到原单位把新学来的知识传授给同伴们。从1885至1900年用这种方法共对大约一千五百名士官生进行了训练。大多数人只充当教官；只有少数人成了军官。［47］

1887年春，李鸿章增加了一项旨在培养军官的五年计划。应试者年龄限在十三至十六岁，并要求所受的中文教育应与其年岁相当。是否合格，应以入学考试为准。最初有四十名学生被录取，每个学生必须保证连续在校五年，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也不许结婚。父丧或母丧可以准假，但假期很短。［48］这五年学程是相当严厉的：头三年学一门外语（德语或英语）、算术、代数、几何、机械学、天文学、自然科学、地理、地图绘制、中国历史和经书；后两年包括射击学、军操、筑城学及其他工艺科目。定期考试用来测验熟练程度，评定升级或留级，并作为向上奏报学习进展情况的根据。这种一般的教学方法也用于李鸿章办的威海卫和山海关的军事训练学校中：这些学校被认为是天津训练计划的扩大。［49］

和天津水师学堂一样，这所武备学堂的财源也是来自日益枯竭的北洋“海防经费”。虽然它经办不善和贪污腐化，与外籍教官的关系有困难，学校中存在着语言障碍，学生中间存在种种问题，但中国二十世纪初期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是该校培训出来的。［50］

此外，在1894年以前开办的唯一的另一所武备学堂就是张之洞的广东水陆师学堂中的陆军部分。1885年，张之洞曾经在他新建的勇营部队——即广胜军——中聘用过德国教官。有一两名德国军官在该学堂里教书，但中国教官承担了大部分教学任务。张之洞看来很满意于他们的教学工作，因为他后来选派了毕业生充当他于1896年初在南京成立的自强军的军官，而且聘用该校教官去他于同一年稍晚时候在武昌建立的湖北武备学堂执教。［51］

在不敏锐的观察家看来，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已拥有一支不容轻视的陆海军。对李鸿章的淮军和其他中国部队的赞赏不乏其例，北洋海军也赢得了不少好评。［52］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可能爆发时，大多数西方人士认为中国有优势。它的陆军数量庞大，海军在数量和威力上都超出日本。德国参谋本部认为日本不可能取胜。在路透社的一篇访问记中，琅威理预言日本必败。琅威理认为中国的海军受过良好的训练，舰只合格，炮火至少是猛烈的，而且海岸要塞很强大。他说，威海卫是不可攻破的。虽然琅威理也强调过，一切得取决于中国部队的领导如何，但他相信，“归根到底，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必然最后被彻底粉碎”。［53］

［1］除了别的著作以外，特别请看伊斯特门：《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48—50、87—90页。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第169—174页。

［2］伊斯特门：《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198—200页。

［3］考尔迭：《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卷2第481页以后。《北华捷报》，1885年5月22日。麦卡利维：《黑旗军在越南》，第230—231页。

［4］《北华捷报》，1885年5月22日。斯科特：《中国的兵勇》，载《亚洲评论季刊》，第1期（1866年）第226—244页。

［5］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卷3第5、9—11页。

［6］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15页。伊斯特门：《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166页注5。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7第13—14页。参照克莱德：《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第180页。

［7］王家俭：《清季的海军衙门》，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季刊》，5（1973年）第2页。在谈到曾国藩的计划时，李鸿章1871年写信给他说：它“目前固办不到，内意固置之不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1第1页。

［8］王家俭：《清季的海军衙门》，第14—18页。

［9］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34—135、145页。

［10］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31页。张其昀等编：《清史》，第6册第4902页。

［11］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洋务运动》，第1册第117—118页。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第57—58页。

［12］《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0第60页。包遵彭：《清季海军经费考实》，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学刊》，第1期（1969年）第21页。

［13］包遵彭：《清季海军史》，第28—31页。

［14］《大清德宗实录》，卷209第1页；卷221第10—11页。醇亲王的信具载于《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2第22—23页；又见卷2第36页。斯坦莱：《清季的财政改革者胡光墉》，第58页。

［15］包遵彭：《清季海军史》，第26—28页。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39页。《洋务运动》，第3册第12页。

［16］《北洋海军章程》，载《洋务运动》，第3册第195—264页；又见第200、203、206页，并散见于其他各处。

［17］关于醇亲王的请求及督抚实筹二百万两款项的支配问题的讨论，见吴相湘著《近代史事论丛》（第1册第151—170页）及包遵彭著《清季海军史》（第38—42页）。

［18］《大清德宗实录》，卷252第1页；卷294第9页；卷296第8页。

［19］《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1第3页；卷74第33页；卷76第50页；卷78第53页。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第231页。王家俭：《旅顺建港始末》，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1976年6月）第261页。

［20］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58—163页。费正清：《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第1册第473—474页。

［21］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65页。卡文迪什：《中国的武装力量（？）》，载《皇家联合兵种杂志》，第42期（1898年6月）第720页。

［22］《北华捷报》，1890年6月6日、7月4日及8月15日；费正清：《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第1册第797、801页。参照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第1册第62—63页。

［23］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108—113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54—57页。参照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91页。

［24］包遵彭：《中国海军史》，第232—236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58—60页。《北华捷报》，1892年11月18日；1894年1月12日。

［25］《大清德宗实录》，卷215第5页。《刘壮肃公奏议》，卷6第4页。

［26］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29、283—319页。《洋务运动》，第1册第121、131页。黄家谟：《中国电线的创建》，载《大陆杂志》，卷36第6、7期合刊（1968年4月）第179—180页。

［27］《刘壮肃公奏议》，卷6第1、3页；卷8第16、18页。又可参照林东辰：《台湾贸易史》，第186页。

［28］斯派德尔：《1884—1891年刘铭传在台湾》（耶鲁大学博士论文，1967年），第165—166、170—172页。

［29］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3第1期（1963年11月）第47—48页。

［30］《刘壮肃公奏议》，卷2第11—14、20页。

［31］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0页注46。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168、177—178页。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第202页。

［32］《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第35页。

［33］这一节关于刘铭传的土地税制的改革及其背景的叙述，所根据的是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2—454页。迈尔斯：《1684—1895年清帝国治下的台湾的传统经济》，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学研究所学报》，卷5第2期（1972年12月）第383—386页。威克伯格：《十九世纪后期台湾的土地租赁》，载戈顿编：《中国地方史中的台湾研究》，特别请看第86—88页。

［34］见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4页注64。

［35］《刘壮肃公奏议》，卷8第21—22页；参照第20页。

［36］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别请看戴维逊：《福摩萨岛的过去与现在》，第114、135页及以后诸页、252页。

［37］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288—294页。

［38］《刘壮肃公奏议》，卷6第5页；卷9第17、23页。关于清帝对刘铭传1889年奏疏的批答，见卷9第23页。

［39］《大清德宗实录》，卷276第13—14页。

［40］见费维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第133页表11。

［41］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405页注14；又见《刘壮肃公奏议》，卷1第20页。

［42］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第40—42、44—46页。黄家谟：《甲午战前之台湾煤务》，第223—235页。《大清德宗实录》，卷288第89页。

［43］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第50页。参照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3第77—78页。

［44］关于中国学生未能进入西点军校的问题，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1875年》，第1部分第227—228页；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将来》，第82—83页。

［45］米契耶：《厄普顿的生平和书信》，第290—298页、309—310页。《洋务运动》，第3册第552页。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的创设及其影响》，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4（1976年4月）第319—320页。

［46］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的创设及其影响》，第324、339页注18、341页注36。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85页。

［47］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61—62页。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7—8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53第42—44页；卷74第23页。卡文迪什：《中国的武装力量（？）》，第717页。

［48］《北华捷报》，1887年4月13日。

［49］《北华捷报》，1887年4月13日。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63页。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8页。

［50］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9—19页。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现在》，第84—85页。

［51］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110—113页（特别是注42）。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64—65页。

［52］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别请看佚名者：《中国和日本的军队》，载《美国兵役杂志》，第15期（1894年）第255—259页。《北华捷报》，1890年6月6日，1894年6月29日和7月27日。

［53］《北华捷报》，1894年9月21日。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62、169页。普列赛森：《侵略中国之前欧洲人培训的日本军队》，第140—141页。

中国人心目中的明治时期的日本

admin — Tue, 24 May 2011 03:09:50 +0000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在有影响的中国领袖人物的心目中，日本逐渐变成了一个令人不得不佩服的形象。在冯桂芬的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早期对日本制度变革和对技术作出的努力所流露出的赞扬甚至钦佩之情。李鸿章认为德川后期军事改革的各项措施很好。这些改革虽然是在一个全民发动的运动之外进行的，但它们似乎把传统和技术结合了起来，并且很自然地有助于形成反西方共同战线的思想。他们的这些态度在明治中兴初期的几年还继续存在。根据一位权威的研究，李鸿章在 1870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以后，“给他深刻印象的是，日本在与西方打交道时取得的相对的成就……以及据说日本已筹集巨款兴建兵工厂和轮船之事。李鸿章感到中国应与日本友好，也许甚至应派官员驻在该国，以便阻止日本站在西方国家一边。”［1］后来日本人利用台湾土著对琉球渔民施加暴行之事，作为在1874年向清朝提出对琉球群岛的领土要求和对台湾采取行动的借口，李鸿章及其同僚开始看出日本可能是危险的策源地。明治的变革现在开始表现得过于想彻底地赶超西方了。

1875年的纠纷解决后森有礼来北京，李鸿章与他进行了一次引人入胜的谈话，李对日本想与东亚文化传统决裂的意愿表示意外和震惊。在日本外务省官方的英文谈话记录中，李鸿章谈话的内容如下：“我对贵国近年来作出的几乎一切成绩都深为佩服，但有一件事我还不很理解，这就是你们把古老的民族服装改成欧洲式样……服装是激起对祖先的神圣回忆的事物之一，后代理应以崇敬的心情永远保持下去。”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森要他相信：“如果我们的祖先还活着的话，他们无疑会做我们全部做过的事……大约一千年前，他们改穿中国服，因为他们当时发现中国服比原来的穿着要好。”李鸿章反驳说：“你如果出于理智，就应该穿中国服……它很方便……而且完全可以用贵国产的材料制作。”但森指出：“你们四百年前的祖先谁也不愿意改成本朝开始后改变的服饰（即留辫子）。但毕竟发生了变化，不过你们的这种变化是强加给你们的，尽管你们不喜欢它。”［2］但是，李鸿章一方面警告森不要过分西洋化，并且危言耸听地谈到了借外债的危险性，一方面却在1874年12月的一份奏折中把这两点连同其他措施引为观测日本所以“其势日张，其志不小”的基础。到1885年他写道：“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在这十年的末期，当李鸿章的预言已成为事实，并且亲往下关在伊藤博文面前乞和时，他仍极力设法想使中日两国“成为兄弟而不结成仇敌……对我们一方有害之事，对另一方一定也如此……黄种人准备对付白种人，此其时矣”。［3］

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1894—1895年的对日战争，在中国对待明治维新的态度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在中国，如同在其他国家那样，这场战争也被看成是对两国采取现代化措施结果的考验；而且日本武力的胜利，以及日本的举国一致与中国各地的自行其是的对比，使人们几乎毫无疑问地认清哪一方的组织形式更有成效。被日本打败所引起的震惊，比迄今视以为常的西方列强的侵略所引起的震惊要更为强烈。因此，中国尝到失败的苦果不能全怨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满洲王朝和李鸿章也要分担责任。日本的战胜又被西方提出的新要求所盖过；欧洲列强在1895年进行干涉，并表面上充当中国领土完整的保护人以反对日本提出的要求，但在1897年以后立刻顺手牵羊地掠夺了它们原来加以保护的东西。这种行径在中国引起的愤怒直接导致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见第五章）

明治时期的日本在清末儒家维新派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在基本上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引进代议制政府的成就，以及它发扬的为国效劳而不是满足个人或某个地区利益的精神，看来可以成为任何追求现代化的国家的榜样。维新派中的重要人物在向中国的读者和领袖人物介绍明治维新各项成就的事实和适用性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样说是有意义的，也是恰当的。例如黄遵宪（1848—1905年）在1877年作为公使馆参赞随同第一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来到了东京。黄遵宪与日本文人进行了许多接触，并且写了一部日本史。这部在他任旧金山总领事后一段时期才完成的著作在1887年脱稿，但它到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才流传，到 1897年才出版，书名《日本国志》。就是这个黄遵宪，他邀请梁启超到上海主编强学会办的一份杂志，并且在湖南支持谭嗣同和梁启超。他的日本史在1898 年引起了光绪帝的注意，当时黄遵宪正在湖南任职。［4］

维新派中间的领袖人物康有为在他的论点中充分利用了日本的例子。在他看来，明治时期的宪法是使日本强大的一大成就和重要因素。1888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的第一份奏章中介绍了日本的范例，并且在以后坚持他的论点。在1898年，他敦促清帝“外采俄彼得日本明治之政术”，“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从 1898年夏季起，康有为就不大提到彼得大帝，而更多地介绍明治；对中国来说，现在主要是放松它的统治和扩大参政的范围。他指出，日本与中国近，其政治形式与社会制度也近似中国。以后，康有为在供清帝参考的研究俄国和日本的长篇论著中重复并且发挥了这些论点。不过，他的主张依然是泛谈多于实指。他赞成寻求新的模式，特别赞成日本的立宪改组。他认为，要实现真正的儒家原则，需要中国政制的民主化。［5］但是，虽然康有为向往日本所向往的一切，却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明治的民族主义或社会组织就是他追求的目标。在1911年以前，他倾向于给德国的榜样以更高的评价，因为这种榜样似乎把自由与他认为中国所需要的纪律结合在一起了。

可以设想，明治时期的领袖们能找到很多理由来赞助1898年的维新运动。他们自己在这个时候对西方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扩张非常敏感，并且急于想帮助中国进行抵抗。外务相大隈重信提出了他的“大隈主义”，给政府的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根据他的理论，过去长期接受中国文化和精神的日本现在要偿还那笔债，办法是去牵制西方，使中国取得必要时间能在新的领导下进行改组。在百日维新期间，伊藤博文访问了北京，并受到清帝的接见。在皇太后对维新派发动政变后，维新运动的领袖们得到日本人的保护。康有为取得英国的保护到达香港后转乘一艘日本船到日本避难。梁启超逃到天津的日本领事馆，然后乘坐一艘日本炮舰前往日本。

华人社会在日本日益发展，维新派不久便在其中成为领袖群伦的人物。他们往往与有地位的上层日本人进行接触。大隈重信亲自接见过康有为，此后还与他有通信关系。近卫笃麿亲王也是如此。犬养毅和其他议会政治运动的领袖们都以拥有与这些中国贵宾的友谊而自傲。随着不断高涨的学生运动在日本的华人界中开始蓬勃发展，维新派由于他们的学识和道德威望而沾了光。作为华人界人士的宣传员和发言人的梁启超更是处于黄金时期。在创办一所以徐勤为首的供中国青年学习的学校时，他是主要人物；同时他常常用日本各界所熟悉的论点来提倡他的君主立宪制主张，这样便与主张共和的战士在报刊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与此同时，日本的榜样在义和团之乱以后几年清王朝进行的政府改革中显得重要了。1902年清廷回到北京后，慈禧太后接受了张之洞和刘坤一一系列奏议中提出的关于行政改革和教育改革的基本原理（见第七章）。军事改革包括专门为训练一代职业陆军军官而兴办的学校。日本教官的人数逐渐超过了欧洲教官。派往日本军事学校的中国士官生人数也愈来愈多。日本的武装力量也给中国新式军队的行政结构提供了样板。法制的改革指的就是根据德国的、特别是日本的实践制订新的法典，许多后来成名的日本法律学家首先就是作为中国人雇佣的谘议和顾问而开始他们的事业的。

日本的榜样对立宪制的计划尤为重要，特别在日本打败俄国以后更是如此。在1906至1911年期间，派往日本和欧洲学习的代表团，从伊藤博文那里听到的谨慎的意见，与伊藤本人早期从他德国老师那里听到的一样。这些代表团得出的结论是，清朝的宪法应由朝廷颁赐。1908年，慈禧太后颁布了准备宪政的九年计划，此举与其他同时提出的有实质性内容的建议一样，是直接根据1881—1890年的日本经验作出的（见第七章）。

［1］刘广京：《李鸿章在直隶》，载《中国近代史考察》，第74页。

［2］东北大学前教授林武次（音）提供了这次谈话的英文版本，我在此表示感谢。日本版本见木村匡：《森有礼先生传》第102页。这次交谈还见于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稿》，第64—65页。

［3］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119—120页。1895年的谈话记录为英文。见鹿岛守之助（音）：《1894—1922年的日本外交》，第202页。

［4］列文森：《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思想》，第23—25页；蒲地典子：《黄遵宪对明治时期的日本和西方的反应》。下一个研究日本现代化的重要中国著作是戴季陶（1890—1949年）的《日本论》，此书发表于1928年。这本富有洞察力的著作的日译文载于《中国》第56—63期（1968年7月—1969年2 月）。

［5］见萧公权：《君主立宪制：康有为的中国民主化计划》，载《华裔学志》，第24期（1965年）第1—83页；《翁同龢与戊戌变法》，载《清华学报》，第 1、2期（1957年4月）第111—245页（关于上述奏折的日期，见第184页及第260—261页的注）；《康有为的哲学思想》，载《华裔学志》，第21期（1962年）第129—193页；《康有为的社会思想》，载《崇基学报》，卷7第1期（1967年11月）和第8卷第1期（1968年5月）。萧教授已把他的许多文章收进《维新派和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一书中。彭泽周的《中国的近代化与明治维新》收集并补充了他自1970年以来发表的文章，成为最全面论述日本维新运动的集子。

李鸿章与海防

admin — Wed, 18 May 2011 13:24:04 +0000

作为1870—1895年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是力主在沿海地区搞好防卫准备工作的主要倡导人。1872至1885年清政府在自强的名义下实施的计划，约有五分之四是经李鸿章之手主办的。［1］其中有一项是北洋海军建设，这是中国几支舰队中最好的一支。李鸿章也是淮军——显然是清帝国最精锐的一支军队——公认的首领，虽然并无正式头衔。可是，他的权力并非占有压倒优势。他不仅要按照列强时刻警惕地捍卫着的条约体系行事，而且还要周旋在北京的和各省官员的复杂派系政治斗争之中，更不要说还要观察那位善变而任性的慈禧太后的脸色了。李鸿章的活动还受到麻烦的财政制度及各级既得利益集团的限制。他在直隶的职位也不是万无一失的。当左宗棠1881年从新疆回到北京时，醇亲王就显然有意让他接替李鸿章的直隶总督位置。［2］李鸿章必须作些妥协才能保持权力，这无疑影响了他的革新计划的质量；但是没有这些妥协，也就根本不会有这些计划。

李鸿章之所以对清朝有价值和他之立于朝廷得以安然无恙，自然是得力于他建立的庞大的勇营。到1871年，淮军约达四万五千人，其中一万三千五百名驻扎在直隶。按照朝廷的旨意，其余部队分别驻在山西（三千人）、湖北（三千五百人）、江苏（四千五百人）及陕西（二万人）。在后来的年代中，李鸿章的部队仍然是主要的保卫力量，不仅在直隶是如此，在其他省份——分别由各该省督抚统带——也是如此。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淮军既战斗在东京，也战斗在台湾；而在1894—1895年与日本发生的冲突中，李鸿章的军队也在各主要战线上作战。［3］

淮军和它的问题

李鸿章1870年到达直隶后不久，他就开始把直隶的各西式训练部队统编到他自己的军事组织中来，希望能更好地使用这些地方力量。他开始从该省约六千名绿营练军办起，想使他们接受已在他的士兵中付诸实行的同样的操练和军事教育。他也分别获得北京的批准，任命淮军统领为该省绿营兵制中的高级军官。崇厚的洋枪洋炮团队被李鸿章接收过来后，也重新加以训练。李鸿章重新给大沽口设防，并在距河口十英里的濒河处建立了一座战略性的城池。他还扩建了天津制造局，为此目的他从天津关税中摊了一部分款子。［4］

李鸿章似乎把淮军的训练交给了直隶的三位统领，其中以周盛传（1833—1885年）最为积极认真。周盛传是一位身经对太平军和对捻军战争的宿将，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统带着淮军中装备最好的一支劲旅，通常他管辖一万多人。和李鸿章一样，周盛传也极端强调现代武器的重要性。他相当通晓这些武器，所以他一再向李鸿章推荐要购买克虏伯大炮，林明敦式、斯奈德式等现代来复枪，加特林式炮，等等。他给李鸿章的呈文和他给自己部队下达的指示都表明，他所注意的是不仅要弄到和保养好西洋新式武器，而且要系统地训练官兵去使用它们。［5］

周盛传和其他勇营统领不一样的是，他还相信西式教育和操练的优越性。他不仅印发操典，而且经常亲自监督他的军队的操练，他还不断告诫营官和哨官也要参加操练。对优秀神枪手又是发奖金，又是发“功牌”；操演不好者则要受处分。曾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被李鸿章送往德国受过训的淮军军官之一的查连标，以精通西洋操法而特别受到周盛传的表扬。［6］

虽然周盛传不想在他的部队中雇用西洋教官，但他经常向外国人求教。但是，他对外国人的批评所采取的态度，一般是进行辩护，有时则嗤之以鼻。例如，戈登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英雄在1880年伊犁危机中回到中国时，他就很怀疑戈登的大部分军事建议；他甚至责怪李鸿章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雇用的一些德国军官不懂得夜战和卧射的优越性。有时，周盛传也分明误解了外国人建议的要点：例如他就曾讥笑过戈登关于游击式运动战法的主张。可是，他指责戈登低估了高级技术的重要性，这又似乎是相当对的。［7］周盛传和李鸿章一样，对应用科学（特别是医药）和现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如电报、铁路）有着持续不衰的兴趣。

至少用当时的中国标准来看，周盛传所部的各营是第一流的武装力量。日本人、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他的军队的报道基本上都是一片赞扬之声。［8］但是，周盛传本人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曾几次指出说：这支军队已在走下坡路；它经过二十年的征战之后已耗尽锐气，暮气沉沉。问题不是在装备方面，而是在勇营制度的军官的挑选和提升方面。周盛传抱怨说，有经验的军官缺乏朝气，而新手又缺少知识。尽管周盛传屡屡告诫他的营官和哨官要象士兵那样艰苦地参加操练，但军官们仍拒不上操。他们把这当做丢脸的事。周盛传本人的著作和一些局外的外国人的观察都注意到了这一有决定意义的、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显然是束手无策，坐视莫救。［9］周盛传的军官们想方设法要挤进清朝的官僚阶层，哪怕是挤进绿营的官僚集团也好，可是他们缺乏职业军人的荣誉感。

周盛传军队的主要问题恰恰在于它仍然是勇营。每当德国顾问们建议对勇营的组织进行任何细小的修改，他也几乎总是一成不变地加以反对。虽然周盛传知道法国和德国都实行普遍兵役制，但他认为这办法不适合中国国情。他对上述建议作出的让步，就是提议勇营兵中每营所拥有的五十名长夫应给予机会使之变成士兵。［10］周盛传很赞赏作为淮军特点的家长式统治和人与人之间的精诚团结关系。事实上他也把许多亲戚安插在他的部队中。虽然他本人很欣赏象查连标那样受过外国教育的军官的技术和知识，但周盛传很少推荐他们获得勇营军官垂涎三尺的绿营军阶和官职。显然，周盛传和李鸿章没有这些特殊荐举的客观标准。［11］

在周盛传的部队中有吸鸦片烟、赌博和欺压老百姓等常见的恶习的人比较少，但是他确实仍一有机会就要告诫官兵们应注意道德和军队风纪。［12］淮军训练计划的效率，一定因执行一些有价值的、但非军事性的任务而受到损害。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周盛传的部队经常奉命参加建设工程，参加垦荒、屯田，还参加一些救灾活动。［13］

同时，淮军也继续受北京财政政策变化莫测的影响。李鸿章为反对饷项收入的日益削减而奋斗不息，这在文献上是有充分的记载的。在七十年代，整个淮军的岁入平均远远超过三百万两，但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每年平均减少到不足二百五十万两。［14］武器价格高昂，迫使李鸿章向士兵（理论上还有军官们）连续支付原定薪饷的四分之三，剩下四分之一作为积欠在退伍时偿清。北京确实向各省施加压力，以促使它们把驻直隶的淮军的军费拨给李鸿章，并使拨款至少保持在削减之后的水平。但是，北京也想法监督淮军的某些具体的支出。淮军要服从户部“造册报销”的规定，而且户部在很长时期以来拒不承认每个营长夫的搬运、燃料和饷项等费用为合法的开支。［15］尽管李鸿章负责清帝国最精锐的军队，他显然仍须指望北京给他的军队以财政支持，因此他必须做出各种妥协。就是在这种局面下，以及在勇营制度本身的基础上，李鸿章努力建设了一支现代化的海军。

建设一支海军

李鸿章关于海军防御的概念是在1874年的政策辩论中具体化的。虽然他仍然觉得海军不象陆军那么重要，但他的建议反映了一种日益关注的心情，即迫切需要保证沿海的安全，包括紧邻满洲和华北的朝鲜的安全在内。一个明显的需要是迅速获得现代化的军舰。李鸿章认识到，中国的上海和福州两个主要造船厂甚至付出高得不敢问津的代价也建造不出合用的船只。他得到清帝的支持，着手从国外买船。在最初，赫德是他的居间人。1875年4月李鸿章通过赫德向英国订购了四艘炮艇，1877年他又订购了四艘。但是，他开始把赫德看做是想控制中国海军计划的竞争者（见上卷第十章）。于是，李鸿章通过别人来买船，而赫德也撇开李鸿章向其他督抚供应定货。他们两人各自出于种种原因，试图总揽武器的购买事宜，但都没有成功。［16］李鸿章从不认为，整个中国海岸只由一支水师负责在政治上是可行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反对总理衙门关于设置一位统帅负责沿海和长江诸省防务的建议，尽管他可能是这一职位最有希望的候选人。在尽力解决一个互不协调的陆海军制度的时候，他命里注定要肩负主要的责任。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驻节天津的李鸿章、驻节南京的南洋通商大臣以及福建和广东两省的官员们相继而起，买船成风。可以预计，结果是造成了一场混乱。建立起来了四支互不统属的舰队：北洋通商大臣和南洋通商大臣各领一支，福州船政局统带一支，驻节广州的总督也统带一支。还有一些旧式水上部队，包括长江水师在内。这些部队的武器、船只和训练，不仅在地区与地区之间迥然不同，甚至在一个号令系统内也各吹各的号。而且，由于缺少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尽管赫德有过这样的建议），各省官员经常被狡诈的军火商所愚弄。甚至李鸿章也未能免遭他们的摆布，欧洲和美国来的军火商人们川流不息地在他的衙门、他的统领们和他的外国顾问们那里进进出出。［17］

李鸿章的财政资源不象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多。在1875年清帝许诺的每年四百万两“海防经费”中，到1877年后期李鸿章只收到总数不足二百万两，因为各省受到另外更大的压力，要它们给左宗棠远征新疆之役提供经费。可是，李鸿章得到了南洋通商大臣——特别是沈葆桢——的合作，还是能够扩充他的舰队。沈葆桢把原来南洋水师订购的四艘英制炮艇让给了李鸿章。在日本于1879年吞并琉球以及伊犁危机期间俄国的海军威胁发生之后，李鸿章在1880—1881年奉旨向德国定造两艘斯特汀式铁甲舰和一艘钢甲巡洋舰。它们的财政来源有下列几个方面：“海防经费”项下的各种拨款；轮船招商局为偿付政府过去债款转来的一百万两；皖南盐商捐赠的六十万两；以及向专用于外交用途的海关收入所借的“借款”。［18］ 1881年订购的德国船只直到中法战争以后才运到。与此同时，李鸿章还计划在满洲南端的旅顺口搞一个大型船舶修造厂。旅顺和山东的威海卫将成为他的海军基地。

1882年，清帝国可以号称它拥有约五十艘战舰，其中约半数为中国自造。李鸿章直接经管着十二艘船——八艘小炮艇，两艘1，350吨的巡洋舰（通过赫德向英国阿摩士庄厂定造），以及两艘福州船政局的产品。美国海军准将舒斐尔特（1881年李鸿章显然曾考虑要让他暂管北洋舰队）赞扬了他所视察的英制船只，他说：“每一项现代海战工艺器械都装备到了这些新舰艇上：用水力操纵的具有大口径和高速度的炮，以及机关枪、电灯、鱼雷和鱼雷艇，双螺旋桨引擎，钢制金属撞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的确，这个舰队的材料是完美的，但是很显然，若要使它确实发挥效益，它还需要有一支有文化水平的队伍和一个完善的组织。”［19］

李鸿章不是没有觉察到人事方面的问题。他支持1872年派遣留学生使团去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一部分原因便是寄希望于它可能提供受过西洋训练的陆海军人才。总理衙门在1881年想撤回留美学生，李鸿章对这一意见作了妥协，这部分地是因为，与1868年的蒲安臣条约相反，安纳波利斯军校和西点军校不接受中国学生受训。1876年，李鸿章又在天津制造局添建了一个电动鱼雷厂。也就在这一年，他派了七名淮军军官去德国学习战争技术。但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为中国的海军提供军官的最好的来源是福州船政局训练的士官生。虽然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有一个小规模的船上训练计划，但在福州举办的船上和岸上的训练被认为更加完备。［20］

到了1873年秋天，四名从福州船政局修船科毕业的士官生已取得舰长或大副的资格，另外四名出航服役者也将获得同样的军阶，其他六名可能在次年春天取得资格。一年以后，十四名轮机舱科的毕业生被委派到福州造的船上，其他七名合格的工程师则等待分配。李鸿章急于想利用这批由在华洋人训练出来的专业人才。1877年，第一批三十名福州学生经李鸿章和沈葆桢的荐举被派到欧洲去深造（见上卷第十章）。1879和1880年回国后，他们都在舰只上或福州船政局获得了重要的职位。有几个人为李鸿章效劳。

1875年以后，福州船政局日趋衰落，这部分是因为现在已没有什么洋员留任。头两任船政大臣沈葆桢和丁日昌卸任后，福州船政局的行政落入了能力较差的人员的手中。不久，它就被批评为软、懒、贪的摊子。行政经费被削减，这表明北京和省级官员都对它减少了兴趣。1881年年中的一道上谕曾引用一份奏折中的大意说，在多年的代价高昂的训练之后，中国海军学生仍然不知道怎样驾驶船只。虽然这些指控往往是保守派或派系斗争所挑唆出来的，但从欧洲留学回来的某些福州士官生的才能确未博得信任。李鸿章本人也把他们形容为“文秀有余，威武不足”。［21］

李鸿章现在想法寻找一个更可靠的来源，以便得到用西式方法训练的中国海军军官。1880—1881年，他在天津开办了自己的水师学堂。它的第一任学监是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严复，他在格林威治深造过，后因翻译西洋政治思想著作而享有大翻译家的盛名。水师学堂的外国教官包括海关派来的三位官员和一名年青的美国人阿灵敦。1882年，李鸿章通过赫德招来了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此人曾帮助把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定购的几艘阿摩士庄船只弄回中国。琅威理给李鸿章当了约两年北洋水师总查，但他不直接在天津水师学堂的编制内。作为海军提督丁汝昌（曾任淮军骑兵军官）的副手，琅威理的主要工作是训练李鸿章舰艇上的现役人员。②

天津水师学堂在主要课程和学制方面（见上卷第十章）类似于福州船政学堂的英语班。它开设两个科：一为1881年开设的驾驶科，一为1882年开设的轮机科。为了想吸引那些不进学堂就会受科举制度引诱的才智之士，李鸿章在水师学堂的告示中强调指出，中国的新式舰只将给上层家庭出身的青年人提供进入仕途的新机会。在说到福州毕业生的时候，他指出：“那些受人尊敬的家庭出身的子弟……已经学有所成……而且当上了舰长。有些人现已官至二、三品，并且被授过了勋章。”［22］这水师学堂的第一批学生只经过三年学习就毕了业。他们在中法战争中处于戒备状态的舰艇上继续接受训练。虽然北洋舰队几乎没有参加这次冲突，但是由于英国是中立国家，琅威理仍被迫退出中国海军的现役。他的一位临时的继任者德国人式百龄，完全是一个无能之辈。琅威理直到1886年初才又在中国海军中工作。

［1］关于李鸿章主办的重大事业项目，其清单见K.H.金：《日本人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观察》，第4—12页。

［2］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第199页注35。

［3］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第201—202页注49。王尔敏：《淮军志》，第356—361页。

［4］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第169—170页。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第203页注5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52页；卷26第38—41页。

［5］周盛传：《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4—35、38、40、49页；卷4第3—4、10页；《外记》，卷1第7页。

［6］《周武壮公遗书》，卷1·2第24页；卷2·2第1—2、13页；卷4第19—24、26—27、32—33、37页；《外记》，卷1第11—23、44页。关于派学生去德国接受军事训练的材料，见王尔敏：《淮军志》，第203页。

［7］《周武壮公遗书》，卷1·2第2、14—18、34—47页；卷4第26—34页。关于戈登的战术思想，见《北华捷报》，1880年9月11日。

［8］福岛安正：《邻邦兵备略》，卷3第45—46页。贝耳：《关于直隶省等地的军事报告》，第2册第4、57—59页。特洛特：《记李鸿章的军队》，英国陆军部档案，33/4（1880年）第127—130页。

［9］《周武壮公遗书》，卷1·1第19页；卷1·2第41—42页；卷2·2第22页；卷4第36—37页；《外记》，卷1第14、18—21、23、36—37页。贝耳：《关于直隶省等地的军事报告》，第2册第57、197页。特洛特：《记李鸿章的军队》，第129页。

［10］《周武壮公遗书》，卷2·2第16—17页；卷4第32—47页。

［11］《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3、49、56页；卷2·2第1—8、13页；《外记》，卷1第50页。王尔敏：《淮军志》，第146—147页。

［12］见周盛传的军歌，载《周武壮公遗书·外记》，卷1第50—52页。关于一些具体问题，见同上，第37、39、41页。

［13］《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1—56页。

［14］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第7章。王尔敏：《淮军志》，第275—290页。

［15］王尔敏：《淮军志》，第284—289页。《周武壮公遗书》，卷2·2第15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5第46页。

［16］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68—81页。斯坦利·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467—478页。

［17］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将来》，第79—81页。威廉·曼切斯特：《克虏伯的武器，1587—1968年》，第150—151页。

［18］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71页、73—77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7第32—34页：卷40第52—56页。

［19］舒斐尔特给参议员萨坚特的信（1882年1月1日），具载于克莱德：《美国对中国的政策：1839—1939年的外交档案和公共档案》，第163页。

［20］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85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46—49、177—178页。

［2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第41页。

［22］引自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92页。

同治十一年妥協鬥爭

admin — Sun, 17 Apr 2011 08:32:28 +0000

沈葆楨在江西巡撫任上，這不是同治十一年的事了。這是之前的事情，跟曾國藩交惡。錢是有限，曾要打天京需要錢。沈葆楨要發展地方也需要錢。

沒辦法只有辭職。

同治十一年的論戰。福州船政局太花錢了。超出預算三倍多。總理衙門，軍機讓議一議。李鴻章給了個妥協的方案。半官半商。把船給商人經商用，賺了錢造軍艦。

李鴻章并不贊同天朝造軍艦。因為太花錢，他想把錢都用在陸軍上。後來，大局觀的考慮，派息關係支持了早軍艦。

沈葆楨和左宗棠關係不錯，就是因為林則徐。

不同維度間的鬥爭。

維新派鬥爭，守舊派鬥爭，滿族鬥爭，利益鬥爭。

維新派之間的鬥爭。

沈葆楨和左宗棠對曾國藩和李鴻章。還有滿清貴族在地方本來有油水拿，你們他媽的搞船廠，把錢都花光了。人家怎麼怎麼貪污。守舊派那些人天朝上國啊。整個洋務派系與帝國的博弈。

裁撤老實海軍。

我只能把我知道的派系說完了。可能遠遠不夠。

又講到牛b的丁未科。

略论曾纪泽、李鸿章关系

admin — Wed, 13 Apr 2011 04:51:33 +0000

最近的文章都在呆在草稿一个月以上的文章。本来打算写篇关于李鸿章和左宗棠一系列斗争的分析文章。懒得打字。有空再说吧。

最近看了些清的外交史。不过大多精力在西方哲学神学方面。

————————————————————————————————————————

曾纪泽（1839—1890），湖南湘乡人，字劼刚，大学士，勇毅候曾国藩长子。由二品荫生于同治九年（1870年）引见，“奉旨以员外郎用，钱分户部”。五口通商后，时代风会转变，中外交涉日益纷繁。曾国藩历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曾纪泽随侍乃父，对中外交涉时有所闻，感触甚深。1872年3月，曾国藩去世，曾纪泽在籍守制，抛弃其父理学、古文的衣钵，转而自学英语“久之，亦稍稍解英国语言文字”(曾纪泽：《大英国汉文正使梅君碑》，《曾惠敏公遗集》卷二，第36—38页。)。想不到自学英语，竞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1878年（光绪四年）承袭侯封，翌年“奉旨赏戴花翎”，接替郭嵩焘为驻英、法公使。旋补太常寺少卿。1880年奉命兼充驻俄公使，赴俄重开谈判，经过反复辩论，否定了崇厚签定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收回了伊犁地区及特克斯河流域，声誉鹊起。在中法战争中，始终站在爱国立场上，主张抵抗法国侵略，反对李鸿章投降卖国，1884年被撤去驻法公使职务。1886年回国后，横遭李鸿章的排挤打击，抑郁而死。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字少荃。少年时曾拜曾国藩为师。进士出身。1853年随侍郎吕贤基离京回皖，办理团练顽抗太平军。1859年加入曾国藩幕府，司奏疏、批牍，备受曾国藩的赏识，称赞李鸿章“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竞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亦谓“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铖，获益非浅。”(薜福成：《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庸庵笔记》卷一。)师生情深，可见一斑。1862年春初，两江总督曾国藩命令道员李鸿章组建淮军，并拨湘军精锐曾国荃部的程学启、郭松林等部介入淮军。同年4月，李鸿章率淮军东下淞沪，曾国藩推荐李鸿章接替薛焕为江苏巡抚，秉承曾国藩的指示，勾结美、法侵略者，攻陷太平天国苏福省根据地。1864年夏，淮军已发展到70000余名(1864年6月，李鸿章致书曾国荃说：有“忝为地主，当筹犒劳，无如所部七万余人”之句。)。这时，李鸿章已自立门墙，淮系与湘系已经逐渐双峰并峙了。李鸿章不忘曾国藩的提携扶植的恩德，1872年曾国藩逝世后，挽曾说：“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薜福成：《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庸庵笔记》卷一。)。这副挽联表明：第一，李鸿章以曾国藩的“门生长”为荣。第二，得到了他老师治国之道的真传——“内安外攘”，实际上即是“安内外降”的代名词。这变成了他一生政治、外交活动的座右铭。

曾纪泽出国充当驻外使节后，受到欧风美雨的熏陶，逐渐向改良派转化。他以改良派的爱国精神灌注入外交活动，他的政治、外交方针，与曾国藩、李鸿章的“内安外攘”是背道而驰的。难怪曾纪泽一生的政治、外交活动，不可避免地要与隐持朝廷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发生矛盾斗争，而受到李鸿章的排挤打击。

—、曾纪泽与李鸿章不同的思想基础

曾纪泽自小受曾国藩的教育，资质颖悟，理学、古文颇具根基，俨然是曾国藩的传人。其学问道德，与李鸿章是一个模子里浇铸出来的。1878年9月，曾纪泽赴英、法就任公使时，两宫皇太后召见于养心殿，有一段对话深堪玩味：

西太后问：“办洋务（这里指办外交——笔者）甚不容易。闻福建又有焚毁教堂之案，将来必有淘气。”

曾对：“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

西太后问：“这些人明白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然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

曾对：“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拚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日记》卷一，第4—6页。)

这段对话，说明曾纪泽深受理学绝对忠君思想的影响。同时，西太后等希望曾纪泽将来办理屈辱外交，力保清朝苟且偷安的“和局”，即使朝野舆论责骂，也要“任劳任怨。”

曾纪泽出使英法，从霉烂的封建气氛中走进了资本主义的新奇世界，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他的思想开始变化了：首先，他能从世界一盘棋盱衡中国形势，反对顽固派的闭关政策，主张对外通商开放。他说：“中西通商互市，交际旁午，开千古未曾有之局，盖天运使然，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亦已明矣”。(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日记》卷一，第16、9页。)第二，开始接触、探索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当他阅读到西方各国“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者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意为立法——笔者）、执法（意谓行政）、审法（意为司法）之权（指三权分立——笔者），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曾纪泽：《伦敦致丁雨生中丞》，《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三，第4、5页页。)，“故近今百年西人之富，不专在机器之创兴，而其要领在保护商会善法美政昭然可举”。当他接触到这些新思想，不以为怪，反而抄录而“存之”。所以，1880年3月，他在伦敦致书友朋说：“纪泽自履欧洲，目睹远人政教之有绪，富强之有本，艳羡之极，愤懑随之。然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属而和者几人？只能向深山穷谷中一唱三叹焉耳”(曾纪泽：《伦敦致丁雨生中丞》，《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三，第14—15页。)。在这里，明显流露出他对旧制度的不满。艳羡西法之心。跃然纸上。从他后来的外交实践表明他关心国家、民族利益，是以充满着爱国热情的改良派姿态，投入外交斗争的。第三，开始接触、研究国际风云，知道英、德、法国相互间矛盾斗争的过去与现在，他说：自从普法战争后，“法人以破国之仇，上下一心，卧薪尝胆，以思雪耻”，无形中受到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于此同时，他学习了国际公法等，拓宽了他的视野，有助于他的外交事业。

曾纪泽的思想如此，而李鸿章的思想则与曾纪泽的思想南辕北辙。李鸿章承袭了曾国藩“内安外攘”思想的衣钵，强调“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第10—24页。)。在军事上，他是唯武器论者，在《筹议海防折》中说：西方列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因之，在外交上，他始终主张妥协求和，但是，如果与外国开仗，“暂胜必终败”，与其开仗于先，失败于后，何如妥协求和。他曾直言不讳地说：“当今中外交涉频繁，彼族恃强要挟，在在皆可生衅”，这是“自有洋务以来，迭次办结之案，无非委曲将就”的根本原因。李鸿章的外交方针是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主要以领土主权换取屈辱的和平。这完全符合了西太后、满州贵族以及没落的大买办大地主、大官僚苟且偷生的要求。曾纪泽的爱国思想如此，而李鸿章的卖国思想如彼，不问可知，曾纪泽在进行爱国外交斗争时，必然要受到李鸿章的压制、打击。

二、在收回伊犁交涉中曾纪泽与李鸿章爱国与卖国的矛盾斗争

在要不要收复新疆的问题上，李鸿章反对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出兵讨伐盘踞南疆的阿古柏匪帮，收复南疆，恢复故土。

1865年，浩罕军事头目阿古柏，乘新疆多事之秋，率军侵入喀什噶尔，继而掩有南疆，悍然建立“哲德沙尔汗国”，伪称为王，与英、俄互派使节，订立《喀什噶尔条约》，出卖中国新疆权益。1870年又出兵侵占乌鲁木齐等北疆要邑。阿古柏匪帮成为英、俄帝国主义肢解祖国新疆的工具。1871年沙俄帝国主义出兵侵占伊犁，至此，新疆几乎沦为异域。

1873年新疆与内地的通道重开。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整军经武，筹组西征军，准备出兵讨伐阿古柏匪帮。1874年11月，李鸿章冒天下之大韪，提出解散西征军，停止讨伐阿古柏匪帮，放弃新疆，移西征军饷作海防经费。翌年4月，左宗棠针对李鸿章的卖国论点，逐条驳斥。在这场“塞防”与“海防”、爱国与卖国之争中，左的理长，赢得了胜利。他指挥西征军出兵新疆，从1876年到1878年的二年多时间内，全歼阿古柏匪帮，为祖国补缀山河，收拾金瓯一片。左宗棠收复乌鲁木齐与南疆，西征军在新疆站稳了脚跟，他及时向总理衙门提出收回伊犁。

1878年6月，清政府派颟顸的满州贵族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赴俄办理收回伊犁及中俄新约事宜。沙俄对崇厚软硬兼施，崇厚被迫订立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朝野舆论大哗，特别是左宗棠怒气冲霄汉。但是，力能左右清政府政治、外交的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为崇厚帮腔。他1879年11月上奏说：第一，中国应该放弃伊犁，“收回伊犁，尚不如不收回之为愈”。第二，崇厚是出使全权大臣，有便宜行事之权，既经立约，“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如果废约，将激起战争。(王彦戚：《清季外交史料》卷十七，第16—19页。)左宗棠针对崇约失权与李鸿章出卖伊犁的论点，上疏力争，同时致书总理衙门，论述得失。他的论点主要是：第一，伊犁是我旧疆，万万不可丢失。第二，崇约虽已订立，但尚须朝廷批准，朝廷不予批准，条约作废，不得谓“先允后翻，其曲在我”。第三，崇约失权太多，即如伊犁西南之特克斯河流域亦被俄侵吞，则南、北疆用兵之通道被切断，后患方长(左宗棠奏折，见《左文囊公全集·奏稿》有关部分。《上总理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十二，第40、60页。)。最后他提出对俄的总方针是：“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朝野舆论一致严厉谴责崇厚卖国，风风雨雨地刮到了李鸿章的身上，李非常恼怒、痛骂“左帅主战，倡率一般书生腐官，大言高论，不顾国家之安危”。(李鸿章《复丁稚璜宫保》，《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九，第14页。)可见当时爱国与卖国斗争的激烈。

1880年2月，清政府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充出使俄国钦差大臣，赴俄重开收回伊犁，废除崇约的外交谈判。李鸿章坚决反对派遣曾纪泽充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前往俄国重开谈判。1880年2月12日，清政府任命曾纪泽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的当天，他致书张佩纶说：我之“所以不敢轻言翻案，……重在始终坚持（指维持崇约——笔者），实鉴于往事之云翻雨复，终于变本加厉。兹发言盈庭，既拟续行遣使，再遣未必有益”(李鸿章：《复张幼樵侍讲》，《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九，第8—9页。)。致书四川总督丁宝桢说：现在派曾纪泽使俄，“殊欠斟酌。地山（崇厚，字地山——笔者）以头等公使之议，旋即翻变。劼刚名位视地山相去远甚，地山衔朝命而出，尚不可靠，劼刚则由海外移俄，知其未曾面圣，亲授机宜。又俄、英猜忌已深，劼刚与英人交密，俄疑其与英勾串，更格格不入。有此数节，可谓画蛇添足，恐于国事无益有损耳”(李鸿章《复丁稚璜宫保》，《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九，第14页。)。

曾纪泽于奉命使俄之初，在伦敦致书李鸿章，谈了他关于是否收回伊犁、沙俄当时军事、政治形势、英、俄之间的关系与一旦中俄交兵的利害关系等等。李鸿章复信给伦敦的曾纪泽时，对符合他观点的某些意见，微笑首肯；对与他意见相左的，声色俱厉，严加驳斥。李对曾面色的阴晴变幻，无非要曾纪泽去俄办理交涉，按照他的意志办事。李在给曾的复书中说：“尊论废约则暂不能收回伊犁，伊犁之病，以暂不施治之为是，洵属中肯”。他在鼓励曾纪泽抛弃伊犁。写到这里，他笔锋一转，呵斥曾纪泽说的“与俄决裂，不至大有伤害”的论点。他说：“俄将高福满节制西路各回部，最喜用武。上年地山议约时，俄君调回与谋，伊欲与左公决战，不愿送还伊犁，其君相因贪通商、分界各便宜，破众论而许之。今废此约，正合高福满之意。”又且西陲边境左宗棠部张曜、刘锦棠等部各万人，“饥疲已甚”，已成强弩之末，一旦开仗，首尾未能兼顾，设有蹉跌，再失数城，全局即虞震动。左公衰毛，好为大言，究其军实饷糈，素为俄人所蔑视。”他在危言耸听，责备曾纪泽附和其政敌、爱国派首领左宗棠准备武力收回伊犁的观点。同时，他恐吓曾纪泽说：崇厚是头等钦差大臣，“今执事居二等之班，当举朝鼎沸之后，若仅接见而不予议事，其奈之何”？“俄、英猜忌甚深”，知你从“英都移来，彼更多一防备，其言亦无自入……总之，彼到口之食，复令吐出，是大难事。窃虑其蓄意用兵，必照原约而后己，或变本加厉耳”。(李鸿章：《复曾劼刚星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九，第16—17页。)说到底，李不要曾废除崇约，不要去争取已失之领土主权。弦外之意，如因商议改约，激起中、俄交兵，那就于国、于已不可设想了。

这时，国内舆论一致要求杀卖国贼崇厚以谢天下，坚决要求废弃崇约。左宗棠则实力备战，命令南、北疆西征军将士全面戒备，准备打仗。1880年春，左以69岁高龄，统师出屯哈密，沿途命士卒“舁榇以行”，抱定誓必收回伊犁，不成功，即成仁，中外惊动，军心悲壮。3月，清政府定崇厚监斩候。4月25日，李鸿章致书曾纪泽说：朝廷害怕“清议”，明知修改崇约困难，“又不能不为细驳”。他摆出精通外交，谙悉朝廷命意的架势，教曾纪泽赴俄了结交涉的办法说：“尽管朝廷对崇约‘细驳’，一切仍由执事密察时势，通筹利害，或摘商数大端与俄廷辩难，其细小节目，则奏、咨谆请通融，俾有结局，亦是了事之一法”。这是说以谈判、辩难作形式，以“细小节目”向朝廷或总理衙门请示“通融”，藉此敷衍俄国，愚弄国内官民，崇约不加改动，伊犁尽可抛弃，李鸿章进一步装出大师兄关心小师弟的样子。对曾纪泽说：“此次使俄。我公生平磨难险阻，亦以此为第一难处之境。置身家于度外，斯无入不自得。乞无过虑”(李鸿章：《复曾劼刚星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九，第18—19页。)。要害在于“乞无过虑”。这明明在说，这样办，不要怕，有我作你的后台。曾纪泽行将出使俄国时，李鸿章对曾纪泽危言恐吓，甘言诱惑，一言以蔽之，企图把曾拉到卖国派一边来，假曾的手，出卖伊犁等祖国领土权益。要曾纪泽象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那样去办理媚外卖国外交，即使遭受万姓唾骂，也要“任劳任怨”。曾纪泽面临爱国还是卖国的抉择。

李鸿章向曾纪泽灌输媚外卖国思想，曾纪泽却顶住了李的进攻。经过独立思考，订下了赴俄办理交涉的基本原则：

第一，在对待崇约的问题上，他坚持原则。他说：“民间户婚、田土、市肆贸易，立一合同，写一券据，犹须令受损者先行画押，允许受益者再行画押，乃可成事。”况“两大国立一条约，岂可冒昧从事，专顾一边？地翁所定之约，明系中国吃亏，乃不先行奏进。静候谕旨……未免过于性急”。(曾纪泽：《巴黎致总署办》，《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三，第13页。)“使臣无论头等二等，均无可以故违其国家之意而专擅自便者，订约必须批准，自是天经地义”(曾纪泽：《巴黎致总署办》，《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四，第3页。)。从这些议论，说明曾纪泽在谴责崇厚，并且也在反对李鸿章的“先允后翻，其曲在我”的观点。

第二，在中、俄和战问题上，他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基本上站在爱国派一边。1880年3月下旬，李鸿章上奏议购铁甲舰二只(李鸿章：《议购铁甲船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六，第1—5页。)，曾纪泽不以为然，他说：“铁甲舰为海防利器，不能不购，然此时俄事和战未定，若有战事。即在目前，目前所急，又不在铁船，而在良枪、巨炮、防守浅水之器。”(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日记》卷二，第36页。)

第三，在对待要不要收复伊犁的问题上，曾纪泽与李鸿章的卖国观点丝毫没有相同之点。早在1874年至1875年。在“塞防”与“海防”之争时。李鸿章即恬不知耻地奏称：乾隆年间戡定新疆。“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现在应该抛弃新疆。李鸿章认为新疆都可以抛弃、遑论伊犁？曾纪泽的观点与李鸿章适得其反，他奏陈说：“我圣祖、世宗不惮勤天下之力以征讨之，良以西域未平，百姓终不得休息耳。迨至乾隆二十二年，伊犁底定，西陲从此安枕，腹地亦得以息肩，是伊犁一隅，夫固中国之奥区，非仅西域之门户也。……今欲举伊犁而弃之，如新疆何？更如大局何”(曾纪泽：《敬陈管见疏》，《曾惠敏公遗集·奏疏》卷二，第3—12页。)。

曾纪泽在逐渐形成他对俄重开谈判的原则时，5月25日，他收到了总理衙门电报，指示他赴俄谈判要领。电报云：到俄先告以难准之故（指中国难以批准崇约之故——笔者），如因条约不准，不还伊犁，大可允缓，将崇议两作罢论，便可暂作了局”。电报的本意是：如俄国因清政府不批准崇约，拒绝交还伊犁，则不提崇约，也不必去争回伊犁，“两作罢论”。电报明明贯彻了李鸿章不许推翻崇约，以及放弃伊犁的卖国意图。

曾纪泽衡度国内舆情，中、俄敌强我弱的形势，确定了赴俄谈判的外交方针。他奏称：

第一，中、俄接壤万里，俄国水师强大，谈判时应竭力避免战争。

第二，伊犁决不能放弃。康熙、雍正二朝竭力经营西域，乾隆时大军直捣伊犁，戡定叛乱。“西陲从此安枕。腹地亦得以息肩，是伊犁一隅，夫固中国之奥区，非仅西域之门户也。第就西域而论，英、法人谓伊犁全境为中国镇守新疆一大炮台，细察形势。良非虚语。”接着，他就西陲的实际情况发表自己的见解说：说者以为缓图伊犁，“姑纾吾力，以俟后图，然则左宗棠等军将召之使还乎？抑任其逍遥境上乎？召之使还。而经界未明，边疆难保无事，设有缓急，不惟仓卒座无以应变，即招集亦且维艰；任其久留，无论转饷浩繁不可以持久也。夫使岁费不资而终归有用，犹之可也，若竭天下之力以注重西陲，历时既久，相持之势渐有变迁，典兵者非复旧人，将帅之筹划不同，兵卒之勤懈不一，诚恐虚糜饷糈，仍归无用，而海防之规模亦因之不能逐渐开展，则诒误实大。此固廷臣、疆臣所宜及今统筹全局，不可视为日后之事而忽之者也”。归结起来，他的意见是：伊犁必须收回，乘左帅统率西征军戍边之时，为西北边疆与俄国立下长期相安无事之局，才能集中力量办理海防。如果说伊犁交涉，是李鸿章与左宗棠“塞防”与“海防”之争的继续，那末，曾纪泽显然站在爱国派一边，在反对李鸿章的卖国观点。他的议论，也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与忧国忧民的心情。

第三，根据上述议论，曾纪泽托出了赴俄重开谈判的外交方针时说：赴俄谈判辩论，“不外分界、通商、偿款三大端”，三大端中以分界最重，通商次之，偿款又在其次。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分界一经确定，必须长守不渝，“臣之愚以为分界既属永定之局，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至于通商各条。惟当即其太甚者酌加更易，余者似宜从权应允”(曾纪泽：《敬陈管见疏》，《曾惠敏公遗集·奏疏》卷二，第3—12页。)。这个奏折批判了总理衙门提出的崇约与收回伊犁“两作罢论”的卖国论点。对李鸿章显然也是一记响亮耳光。

1880年8月1日，曾纪泽到达俄城比德堡，无论俄国外交当局怎样威胁利诱，曾纪泽“持之定力”，百端争辩。沙俄目睹中国西征军陈兵边境，跃马横枪，同时，曾纪泽据理力争，使俄方外交官理屈辞穷。1881年2月，俄方与曾纪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以代替崇约。虽然在通商口岸与赔款方面略作让步，但是，争回了伊犁全境与特克斯河流域。事后，曾纪泽声誉鹊起，李鸿章则黯然失色。曾纪泽难免不见忌于其大师兄李鸿章。

三、中法战争时期曾纪泽与李鸿章爱国与卖国的矛盾斗争

19世纪80年代。法帝国主义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步骤，妄图侵吞越南北部（史称北圻），使整个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然后由北圻侵入中国的广西、云南。中、法之间的外交活动频繁起来了。清政府以李鸿章主持中法交涉事宜。当时，曾纪泽是驻英、法公使，直接参与了中法交涉。在中法交涉、以至整个中法战争时期，李鸿章自始主张对法妥协求和，曾纪泽则一贯主张对法强硬交涉，为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不惜以反侵略战争去消灭侵略战争。这样，曾、李之间一场爱国与卖国的斗争，不可避免了。

在主持中法交涉期间，面对着法国的军事侵略，李鸿章坚持出卖祖国权益，去换取屈辱的和平，这显然与李鸿章的指导思想有关。

第一，李鸿章追随曾国藩，由血腥剿杀太平天国与捻军起家，很自然地师承曾国藩“内安外攘”的治国方针，所以，在决定与法侵略者和战问题时，他奏陈：一旦与法国交战，“以重兵临之，则内地益形空虚”(《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156页。)。而且“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中国饷源匮绝，兵心、民心摇动，或更生他变，似不若随机因应，早图收束之有裨全局矣”(《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305—306页。)。

第二，1862年4月，李鸿章率领淮军到达上海后，淮军接受英国军官的训练，使用近代化枪、炮。1863年李鸿章率领淮军与英国军官戈登统率的“常胜军”进犯太平天国的苏福省根据地时，屡陷坚城如苏州、常州，全仗戈登的洋炮，由此产生的了崇洋、恐洋的民族失败主义思想。他曾直言不讳地说：使用洋枪的练军（当然也应包括淮军在内），“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敢信。”(李鸿章：《筹议海防暂付议复各条清单》。《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第13页。)因此，每逢对外交涉，一贯鼓其为簧之舌，散布民族失败主义论调，1874—1875年的“塞防”与“海防”之争时是如此，在1880—81年的收回伊犁问题时，也是如此。当1883年夏法国侵略气焰嚣张时，他上奏说：一旦中法交兵，“彼必多派兵船，北犯津、沽，南闯粤海……我军远戍越疆，不战仍无以助越，战则敌兵更舍越而先图我”，沿海各省，“兵连祸结，防不胜防”，而且“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皆守”，“道光、咸丰年间。海疆一再尝试，而盟约所要，愈趋愈下。”如果一旦与法国开仗，“战而不胜，则后日之要盟弥甚，各国之窥伺愈多，甚贻患更不可言也”(《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156—159页。)。

第三，李鸿章籍口“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州强国轻言战事”(李鸿章：《论海防兵单，未可轻言战事》，丛刊《中法战争》第四册，第15页。)。什么“兵单饷匮”、“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是李鸿章办理中外交涉时，对外妥协求降的“陈词滥调”，他说的“水师又未练成”，却泄露了他对法妥协求降的心病。曾国藩晚年，曾把“权经”传授给李鸿章。曾致书李说“淮军利，阁下安，淮军钝，阁下危”(曾国藩：《致李宫保》，《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四，第13页。)。李鸿章依仗淮军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坐上了直隶总督的交椅，淮军是李鸿章的政治资本。到了1883年，据李鸿章说：淮军已大量遣撤，“直隶仅有周盛传、刘盛休两军，不过万余人，……江南仅有唐定奎10营驻防江阴，吴宏洛5营驻防吴淞”。李鸿章所部淮军已非当年10万人之师的旧观，李鸿章的政治资本日益短绌。然而，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清政府著力筹办海防，首先筹办北洋海军。李鸿章为此大喜过望，他把筹办北洋海军当作扩张自己的政治资本。为了筹办北洋海军，他曾经无耻地提出“移西饷作海防经费”，不惜放弃新疆，抛弃伊犁。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时，李鸿章筹办的北洋海军粗有眉目，旅顺、威海卫军港建设初具规模，有待进一步完善、巩固，准备筹建的北洋舰队，已经用二百多万两白银购买了排水量7000吨以上的铁甲舰定远、镇远号，正在议购中的中型海军舰只，待款孔殷，如果中法战争爆发，势必影响李鸿章筹办北洋海军的进程，也就是说影响到他扩大其政治资本的谋划。这方是说的沿海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的心病。

由于上述原因，在办理中法交涉时，李鸿章遂不顾国家的安危，民族的荣辱，曲意妥协求和。1882年2月，法国派兵攻陷河内，中国入越军队全面戒备。11月到12月，李鸿章却与法国驻京公使宝海谈和，允许法国红河通商，中国撤退北圻驻军等，瓦解了北圻中国驻军的军心，打乱了驻军的部署。1883年春，法国内阁更易，极端侵略分子茹费理为总理，撤销了宝海与李鸿章达成的协议，另派脱利固为特使，来华专办中法交涉事宜。其任务是来华扩大侵略。李鸿章竟连忙与脱利固在上海谈判求和。脱理固凶相毕露地威胁李鸿章说：“目下情形，只论力，不论理”。李鸿章依然与他谈判。后来，谈判未成，预示着法国将大举进攻北圻。李鸿章反而拒绝前往广东督办抗法事宜，说什么要他前往广州督办抗法事宜，是“以珠弹雀”(李鸿章：《复张蒉斋署副宪》，丛刊《中法战争》第四册，第8页。)。12月，法军在北圻大举进攻，侵陷山西。实际上，中法战争已经开始。翌年3月，法国侵略军续陷北宁。这时，李鸿章在暗中依然进行求降活动，由德国税司德璀琳居间，促使李鸿章与福禄诺谈和求降。5月，李鸿章与福禄诺订立了屈辱的中法天津简明条约。李、福谈判的另一结果是，李鸿章循福禄诺的要求，撤去了爱国派曾纪泽兼驻法公使的职务。

19世纪70年代，法国侵略者加紧侵略北圻，妄图把侵略矛盾指向中国，其势咄咄逼人。1881年曾纪泽奉命与法国谈判中法交涉事宜，经过反复接触，发现法国阴谋并吞越南“蓄谋已久，断非口舌所能挽救”，他敦促清政府派兵出关，助越抗法，遂由黄桂兰等率军入越，屯驻北宁一带，与山西驻军相犄角；他又建议：“吾华海防水师渐有起色，如拨派数艘移近南服，使敌人有所顾忌，或可不至于剥肤噬脐之悔”(曾纪泽：《巴黎致总署办》，《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四，第14—15页，第16—17页。)。曾纪泽在法谈判时，法方蛮不讲理，不可理喻，1881年12月中旬，向总理衙门建议“筹越事七条”，其基本精神是助越抗法，对法采取强硬态度。李鸿章大为恼火，逐条加以驳斥。范文澜先生写到这段历史，感慨地说：“李鸿章完全抹煞事理，任意乱驳，是什么用心呢”？第一，曾纪泽“修改俄约成功，声望大增”，李鸿章害怕曾纪泽“夺取他的外交上的地位”。第二，表明李鸿章压制曾纪泽，决心对法求降。(范著：《中国近代史》第227—228页。1955年9月北京版。)这一评论，可谓入木三分。

法国政府深感曾纪泽在谈判时，据理力争，难于对付。采取了冷待曾纪泽的策略，有关中法交涉，直接找曲意妥协求降的李鸿章谈判。曾纪泽在法国外交处境的日益艰难，1883年7月上旬，他致两江总督左宗棠说：中法交涉，“每下愈况，始终误于三字，曰柔，曰忍、曰让。吾华早示刚严，则法人必不敢轻于举发，……纪泽不见礼于法庭久矣，一腔愤血，何处可洒！刻下无他技能，惟向英、法绅民及新报馆以口舌表我之情理，张我之声威，冀以摇惑法绅，倾其执政府”(曾纪泽：《伦敦复左中堂》，《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五，第8—9页。)。他致书国内戚友说：助越抗法，不早作准备，“事已发动而后图之，未免迟晚，其间李相又为法使宝海所骗，遂致不可收拾，目前已成相持之势，能否免成战祸，竟未可知”(曾纪泽：《巴黎复郭丰饴·饴孙两甥》《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五第11页。)。他进一步指出：“目前相持不下，日在危机，我诚危矣，彼亦未尝不危，“若我能坚持不让之心，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此彼之所甚畏也”。试想法国“以战舰十余艘，土、客兵万余人”，孤悬东方，“我若为彼所慑，逮如其愿，岂非亘古一大恨事？且非一让即了也，各国之垂涎于他处者，势将接踵而起，何以御之？……此次不振，则吾华永无自强之日，思之愤叹”。(曾纪泽：《伦敦复陈俊臣中丞》，《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五，第12页。)曾纪泽对投降派的憎恨，强烈的爱国情操，洋溢于字里行间。

曾纪泽深知李鸿章隐持外交大权，足以左右中法交涉，为了争取李鸿章转变其立场，1883年致书李鸿章说：“法人之性，欺软怕硬，……轻于发端，怠于持久。吾华备战愈显，则了事愈易。一也。法人之夙志，非徒并越，而特欲以越为根脚耳。粤边之煤矿，滇中之金矿，无不垂涎。”法人一旦侵占越南，“祸及滇、桂。二也。……英国垂涎于西藏，俄人垂涎于高丽，皆视我因应越事以为进止”，如果对法妥协，岂不召“强梁者之觊觎乎？四也。我之惧法不在陆而在水……然英、德、俄、美已订立私约，倘华、法开仗……不许法人封禁通商海口，亦不许轻扰各埠，则法人逞志甚难，知难而易退，我示以不让，正所以速其退也。五也。法人之本国，朋党相竟，……断难成大功于数万里外。六也。法人于西洋无一友帮，内顾多忧，则远谋易馁。七也。某思于此数端者，是以始终坚持备战之议”(胡传钊：《盾墨留芬》，丛刊：《中法战争》第四册，第268—269页。)。曾纪泽在为李鸿章办理中法交涉提供战略情报，出谋划策，诚恳地敦劝李鸿章对法交涉改弦易辙。不料李鸿章却撤去了曾纪泽驻法公使的职务。

四、李鸿章对曾纪泽的排挤打击

李鸿章隐持朝廷军政、外交大权，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压制、排挤打击曾纪泽，如前所说，他逐条批驳曾纪泽的“筹越事七条”，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曾纪泽坚持助越抗法，受到法国政府冷待，他转而利用英、法等国的报纸，声讨法国侵略有罪，伸张中国抗法有理；利用英、法、德国间的矛盾，防止他们结为一体时，李鸿章大不以为然，指责曾纪泽“因法廷不理，多为愤激之谈，而所拟新报解散各国劝说，茫若捕风”(李鸿章《复周筱棠京兆》。丛刊：《中法战争》第四册，第8—9页。)。

1884年4月20日，李鸿章密函总理衙门，要求撤去曾纪泽驻法国公使职务。他说去年脱利固在天津，“屡诋劼刚于各国新报造言，有失使臣之体”。1883年12月中旬，法军侵略北圻的山西后，法国报纸大肆宣传胜利。曾纪泽投函德国报馆，稿中鞭挞法国的侵略，其中有一段说：“中国此时虽失山西，尚未似十年前法国失守师丹（Sedan）之故事也”。这话说得实事求是，足以灭法国侵略者的威风。李鸿章竟胡说：“德国新报纸传播劼刚一函，内将法人从前师丹之败，君虏国亡，比拟讥诮，……法议院闻之，愤怒至不可忍，竟欲倾国之力以与为难”。经过他这样的歪曲，曾纪泽竟变成了中法战争的祸首了？！李鸿章又说，现在即将与福禄诺谈和，福禄诺来函中谓：“曾侯一日不调开，法国一日不与中国商议此事。盖怨毒之于人深矣”。随函附上他的心腹驻德公使李凤苞提供的《曾纪泽致德国报馆函》(《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305—311页。)清政府接受李鸿章的建议，4月28日，明令曾纪泽毋庸兼驻法国使臣，另以驻德公使李凤苞署理驻法使臣。5月1日，李鸿章致电李凤苞说：你是“奉旨兼署，与由公使派委不同，岂能认为曾委？此事应无庸议。越事枢纽全在敝处，丹崖能通消息，不至如曾之不和耳”(李鸿章：《寄李使》《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丛刊：《中法战争》第四册，第146—147页。)。很明显，撤换曾纪泽，满足了法国侵略者与中国投降派李鸿章等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撤去爱国派曾纪泽驻法公使的职务，不是孤立的事件。1884年2月，李鸿章运用其个人的影响，颠簸左宗棠，迫使抗法派首领左宗棠辞去两江总督，代之以在政治、外交路线上听命于他的曾国荃。3月，保荐他的心腹将领潘鼎新为广西巡抚。经过一番调整，李鸿章达到了以潘鼎新来败坏越、桂战局，私下派金登干等去法国秘密和谈的目的。

撤去驻法公使职务后，曾纪泽致书其叔父曾国荃说：李鸿章与福禄诺在天津订立简明条约，“于是生出谅山一波（指法国背约发动谅山战役—笔者）……受骗至此，可胜浩叹”。撤除我驻法公使职务，“侄于公事，则一腔愤血，寝馈难安。至于私情，则不惟不怨李相，且深感之。向使侄留巴黎，而吾华订此条约，侄亦无可如何，而数年豪气，一朝丧尽矣。将侄调开，乃订此约，侄之志愿虽未遂。侄之体面仍存中国，议论则不可知，西洋各国则尚无议侄者”(曾纪泽《伦敦禀九叔父》，《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五，第14—15页。)。满纸跳跃着对李鸿章卖国外交的憾恨与愤怒。

1885年10月，清政府命曾纪泽为海军衙门帮办，曾纪泽颇为喜悦，认为这是朝廷对他的“高天厚地之恩”(曾纪泽：《帮办海军事务谢恩疏》，《曾惠敏公遗集·奏疏》卷六，第5—6页。)。1886年11月底曾纪泽回国，12月23日观见皇太后时，“知纪泽已奉派总理衙门”(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日记》卷二，第48页。)，也就是说，曾纪泽还未到海军衙门，就已被掌握海军衙门实权的李鸿章逐出了海军衙门。总理衙门当然也容纳不了爱国派人物。曾纪泽在总理衙门刚刚坐下，1887年2月15日，奉命调补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翌年夏调管库大臣。1888年春，奉调管同文馆事务，以迄于1890年曾纪泽困死于同文馆。曾纪泽回国后，不断调换衙门，越调越次要，权力也越小，最后被打入冷宫。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幸的遭遇呢？据李鸿章说：“劼侯甫逾五十，……忽焉徂谢，……至为可悲。年来为同官所排，又不得要路之助，郁郁蹙蹙，赉志以终。日前在都，屡得深谈，颇为倾吐，讶其意致萧索，恐非寿徵，别未淹旬，遂闻噩耗，文正后人骤难者有继起者矣”(《李鸿章未刊函刊》。见《安徽史学》，1987年2期，第78页。)。究竟谁在排挤打击曾纪泽？据淮系大将、位至四川总督刘秉璋的儿子刘体仁著《异辞录》载：“曾纪泽回国后醇亲王奕譞屡以惠敏（曾纪泽死后谥惠敏——笔者）位置为问。文忠曰：‘徐之以老其才’。惠敏困于译署郁郁而卒，病中颇怼文忠负义”(刘体仁：《异辞录》卷二，第23页。)。我们不能被李鸿章的花言巧语所迷惑，排挤打击，整死曾纪泽的不是别人，正是李鸿章本人。李鸿章是得到曾国藩“内安外攘”真传的得意门生。曾纪泽是曾国藩的爱子，却反对“内安外攘”。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整死曾的爱子，纯粹是一场政治斗争。至于曾国藩的“内安外攘”，祸及子孙，是历史对他的绝大讽刺。

农民

admin — Tue, 29 Mar 2011 05:47:47 +0000

最近闲着没事读了些土地问题的文章。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以及华南科大卫、陈春声、施坚雅扯的一些农村问题。秦晖先生的土地改革。讲到欧洲的农民战争。印度的农民莱特瓦尔制、马哈尔瓦里制、柴明达尔制。

当然还有李鸿章，研究黄河问题的事。河工漕运盐政是清朝的三大政。就像贵国的铁路啊，现在叫高铁了。高速和机场。

李鸿章是甲午战败后，下野治理黄河。对别人来说这是最肥的差事。不过对中堂来说，是最差的一个工作。

在网上搜了下几乎没人研究过这个问题。

中堂找了个洋人来勘察河道。寻其根源，用欧美解决问题的办法。

处理黄河水土流失，地上悬河的办法。觉得比现在都要高明。这些办法肯定没怎么实施过。

保护堤坝。种草啥的。河之深浅，宽窄。

又讲藤条编埽，怎么省钱啊。

讲老百姓多么愚昧，目光短浅的伤害堤坝。

秸料之不靠谱啊，水泡后就腐烂。如沙土一样。

黄河改道决口的历史。

中堂处理河道之方法如此高明。就像蔡元培那样的牛人，去当北大校长很屈才啊。

中堂如果治理黄河成功，肯定又是能捞到不少油水。这样能贪污能做事的人。清朝那个时代还真找不到做事比中堂强的人。

酌量应办治河事宜治河如治病，必须先察其原。欲察其原，必须先按脉理，方知其病原之所在，然后施药。不特厥疾可疗，而且永无后患。若但按疮敷药，不问其毒发于何处，非良医之所为也。黄河在山东为患，而病原不在于山东。若只就山东治黄河，何异于按疮敷药？虽可一时止痛，而不久旧疾复作矣，盖其毒未消，其病根未拔也。夫水性犹人，初本善也，若不导之、教之，性乃迁矣。天之生水，原以养人，何尝以害人？乃人不知其性，不防其迁，遂使肆为暴虐，生民昏垫，国帑虚糜，终无底止。推原其故，良因治水仅就一隅，不筹全局。今若一误再误，恐徒劳无功耳。欲求一劳永逸、宜先就委窃原。由山东视黄河，黄河只在山东。由中国视黄河，则黄河尚有不在山东者，安知山东黄河之患，非从他处黄河而来？故就中国治黄河，黄河可治。若就山东治黄河，黄河恐终难治。请详言之，溯黄河之源，出于星宿海，取道甘肃，流入蒙古沙漠，改道多次，始至山西，已挟沙而来矣，道出陕西，又与渭水汇流，其质更浊，再穿土山向东而出，拖泥带水，直入河南，所至披靡、水益浑矣。此即黄河之病原也。下游之病良由此，主治之宜在病原加意。盖下游停淤之沙，系从上游拖带而来。上游地高，势如建瓴，且两面有山约束之，水流极速，沙不能停，迨一过荣泽一派，平原水力遂杀，流缓则沙停。沙停则河淤，河淤过高，水遂改道，此自然之理。证诸往事，已有明证。惟一河改道，万姓遭殃，转于沟壑，死于饥寒，从古迄今，不知凡几。而黄河则南迁北徒，畅所欲为，以开封为中心，自辟半径之路，于扬于江北中间千五百里扇形之地，任意穿越，虽齐鲁诸大峰，亦难阻制。河水所经之处，沙停滩结，民叹其鱼，防不胜防，迄无良策，补偏救弊，劳民伤财，其祸较疾病刀兵尤为猛烈。然天下无不治之水，虽非易事，尚非人力难施。其法维何？曰求诸算学而已。治法，夫治法岂易言哉！黄河延袤中国境内，计一万余里之长。地势之高低，河流之屈曲，水性之缓急，含沙之多少，向末详细考究，并无图表。问诸水滨，亦鲜有能答之者。今欲求治此河，有应行先办之事三：一、测量全河形势。凡河身宽窄深浅，堤岸高低厚薄，以及大水小水之浅深，均须详志；一、测绘河图，须纤悉不遗；一、分段派人查看水性，较量水力，记载水志，考求沙数、并随时查验水力若干，停沙若干。凡水性沙性，偶有变迁、必须详为记出，以资参考。以上三事，皆极精细，而最关紧要者，非此无以知河水之性，无以定应办之工，无以导河之流，无以容水之涨，无以防患之生也。此三事未办，所有工程，终难得当，即可稍纾目前，不旋踵而前功尽隳矣。若测绘既详，考究复审，全局在握，便可参酌应办工程，以垂久远，犹须各省黄河，统归一官节制，方能一律保护，永无后患，但照此办理，经费必钜。然欲使一劳永逸，宜先筹计每年养河之费若干，堵筑之费若干，蠲免粮钱若干，赈济抚恤若干，财产淹没若干，民命死亡若干，并除弊后能兴利若干，积若干年共计若干，较所费之资，孰轻孰重，孰损孰益，不至于犹豫矣。按照图志，可以知某处水性地势，定其河身。由河身，即可定水流之速率，不使变更；水面之高低，不使游移。凡河底之浅深，河岸之坚脆，工料之松固，均可相因，无意外之虑。此皆算学精微之理，不能以意为之。定河身最为难事。须知盛涨水高若干，其性若何，停沙于河底者几多，停沙于滩面者几多，涨之高低、速率不同。定河身须知各等速率，方能使无论高低之涨，其速率均足刷沙入海。河形弯曲，致生险工，亦须酌改，然大非易事，非详慎推算不为功。盖裁弯取直则路近，路近则低率，即地势高低之数增。低率增则速率亦增，速率增则过水之数亦增，于盛涨时尤宜并上下游通行筹算后，方可裁去一弯。盖裁弯能生他险，不可不虑，此亦非但凭眼力可为之事。

根据具体情况建堤坝。
至堤之高低、厚薄，则视土性之松实，料质之坚脆耳。至应如何造法，亦须视水线高低，水力缓急。

应行设法保护，于过水两岸，尽筑斜坡，先护以泥，再种草片，并多栽树木，以坚实之。

有时候都很纳闷。中堂百年前研究的问题。百年来为何没人来做。

有险之处，则宜于岸根打桩，以树枝编成筐，以泥土填成块，再叠石为墙，或砌石为坡，并抛大石块于水底，方足以御水力。其土山两旁，亦须抛石水底，再筑石墙于其上，以阻塌陷，如此则岸土不致为水拖带，河流可以渐清，河患自然日减

而百姓践蹋堤埽挑土砍柳锄草诸恶习

黄河上游，应否建设闸坝，用以拦沙。或择大湖用以减水，亦应考。求治河有此办法，理合声明。上游之山，应令栽种草木，以杀水势。泰西各国，因山水暴发，屡次为灾，饬令于源头及濒水诸山栽种草木，水势遂杀，偶有一二处树木，被人私砍，水势即复猖狂，政府严行禁止，并设官专管树木。西人重视此事，是有效验之明证。查山水暴发，其故有二，一因山上土松，不能吸水；二因山势陡峭，无以阻水。若遍种树木，则树根既能坚土，又复吸水，且可杀其势，从容而下、不至倒泻。倘山上不宜种树，亦应种草，其功虽不及树木之大，亦终胜于无。法国颁行亚尔伯诸山种树律例以来，成效已大著矣。

上游建设堤坝，拦沙。防止滥砍滥伐。
讲究西方那啥处理办法。

查现在武备学堂测量生颇具聪明，又复勤奋，四散测量，不遗余力，惜时日太促，未能详备，所绘之图，只能阅其大概，况各段河中过水之数，以及地之低率，无从查考。至引河河形，惟按海口之地甚平，引河以愈短愈直愈妙。盖河短势直，即低率市增，流水较有力也。河身则以能容盛涨为度，两堤则以能束水为度，又须格外坚固，以防冲决。大约海口所有旧河槽，以不用为妙，以旧槽形皆曲折，堤亦不周备，不如另择新地酌量形势办理之为愈。今无论引河挑在何处，其海口必须有机器挖沙，不能恃水自刷，因河病末除，河沙未减，到处停淤之病，仍不能免，恐新挑之河，不久亦如旧口为沙堵塞不通也。鄙意引河河形，以能容水畅流为度，庶无意外之虑。减水坝为必不可少之件，应设何处，尚未详考。有人指示济南府城下游十八里，原有滚坝之处，似可合用。监工于归途便道履勘，见此坝距黄河尚有五里，原造之意，系引济南诸山清水入黄，以助攻沙，然向未启用。坝门甚小，只有一丈四尺，又与诸河不通，若欲用之，尚须另挑引河以通小清河。查小清河河身，仅足自容，盛涨时水已漫岸，又无河堤约束，若再将黄河灌入，势必漫浸，即济南省城亦恐遭淹溺。鄙意如欲减水，以入徒骇河为宜，然仍须测量筹算方可定议，惟徒骇河亦须加宽添筑河堤，方可合用。

又能举荐有用的。

处理河道有高度，有深度。

似乎已经跑题太远了。跟标题。接着再远一点吧。

2010年，中国住宅房地产投资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高于2009年的10%，为历年之最。若再算上对建材的需求，中国房地产业对GDP的贡献率甚至会更高。相形之下，美国住宅投资开支2005年达到峰值，但也只相当于美国GDP的6%而已。

房地产业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也意味着该产业一旦崩溃，其后果应该比美国楼市产生的影响更严重。近年来，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堪忧的先例。中国政府打击房地产投机行为的同时，房地产投资增长从2007年底的31%大幅降至2009年初的3%。建筑开支大幅萎缩对中国 GDP增长的影响与出口额下降对GDP的影响一样深，中国GDP因此一度降至十年来的最低值6.5%。

从秦晖先生关于佃户，自耕农地租，赋税。一税轻，二税重，集资摊牌无底洞。说贵国自古以来都有此光荣传统。
又从李炜光先生，从税收制度，经济角度扯到房子。当然秦晖先生其他文章也提到过房子问题。

秦晖先生如果貌相，就跟个农民似得的。说话也很不利索。不过听他扯五到十分钟。你都会忘记他是的外表和他的口才。

古代的土地问题，工业革命事情的信贷问题。印度之柴明达尔制。哈哈。
你明白了吧。反正我明白了。很多话不能明说。不能细说哈。

我一直都在思考，把blog写的易读。还是按自己喜欢去写。我怕写的不明不白。鸿雪看不懂。不过鸿雪看不懂的之前还有个问题。就是鸿雪愿不愿意看的问题。不想了。

陈三立与梁鼎芬庚子密札补证

admin — Mon, 28 Mar 2011 03:18:15 +0000

陈三立是陈寅恪先生他爹，陈宝箴（浙江、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侍郎、湖南巡抚）的儿子。

我特别讨厌诗词一类的东西。任公说过小说和诗词是文化中的糟粕。曾国藩中年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后来转型搞诗文，认为文以载道。

陈寅恪可以从诗文来考证历史。唐诗来研究唐朝历史。我读了两三遍依然没读懂的《柳如是别传》也是拿诗文来考证历史。诗文典故，今喻，古喻，这门学问太深，只有天才能懂。只有非常懂才能从中获得巨大的价值。像我这样业余爱好，不打算研究那么深。

打算去日本，日本核电站又严重了，不敢去了。

父母闲着没事打算离婚，我说你怎么现在才离。看我不开心找件事让我惊喜下吗？我累了懒的折腾了，你们也别折腾了。

不知什么时候，从很希望父母离婚，变的还是好好过日子吧。

是鸿雪影响了我，还是身心疲惫。老了。

扯了太多都跑题了。

梁鼎芬这个王八蛋，也是科举出身。竟然敢去告李鸿章大爷，贪污腐败。脑袋被门挤了吧。

被李忠堂给双规了。

后来入香帅幕府，跟辜鸿铭一样，跟着张之洞混。

只能简单讲一下这篇文章的背景，很多历史的文章啊，书啊。如果你不了解书中每个人的背景，书中提到的人之前做了什么，之后做了什么。他的思想，他的派系等。那就根本看不懂这本书。

————————————————————————————————————————————————

“题外作文、度外举事”与“借资鄂帅”背后
——陈三立与梁鼎芬庚子密札补证

上世纪70年代海外学者周康燮先生披露了陈三立写作于庚子年六月十三日（7月9日）的一通密札，并附跋语谓：“文中隐寓别辟蹊径，乘势局事，廓除障碍，以为扭转枢机之图，欲谋拥帝复辟之情，盎然活跃于纸上。如此艰巨任务，唯有寄望于炙手可热之刘坤一与张之洞。”[1] 该札收件人为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亲信幕僚梁鼎芬，内容指向庚子事变时期一部分趋新士绅游说刘、张等南方大吏“题外作文、度外举事”的情节，事涉重大而语多机密，故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此密札后收入吴天任先生所编梁鼎芬年谱[2] ，有关庚子事件或人物研究，亦颇多征引，而解读存异。有论者将之与中国国会游说督抚相联系，视为“借资鄂帅”策略之一部。[3] 还有论者据此反向推导，认为张之洞与其周边幕僚密谋策划，证明其具有“强烈”的“称王念头”。[4] 笔者以为，迄今此札背景尚未充分廓清，而就文句解读，也留有剩意。本文拟综合利用中外史料，对密札略做补正，以期丰富对于这段历史的理解。

一、“题外作文”与“东南互保”系同一时期产物
周康燮跋认陈三立运动勤王为唐才常自立会的呼应队，并“从文义以臆测”：“之洞于勤王复辟运动，似已默许。”[5] 吴天任复按：“自立军勤王，事属非常，香涛巧宦，岂肯造次为之？”两说结论对立，而失误则一，就是将时间上先出之事实引为后发历史的证据，即混淆陈三立意欲“题外作文”与唐才常自立军起事之间的时差。其实，前者与“东南互保”系同一时期之产物，所指向一种“勤王”举措，原是陈三立、张謇等人共鸣的结果。此辈中人身份相似，皆为与东南督抚关系亲近的幕僚或地方士绅，而政治意识上亦有浓厚的“帝党”色彩。[6]
“东南互保”酝酿和决策的过程，上海官绅及江、鄂两处幕僚出力尤多，刘坤一、张之洞最终定计，“幕府有大功”之说应为事实之一面。[7] 陈三立因戊戌政变株连，与其父湖南巡抚陈宝箴同被罢职，归乡息居。庚子年初陈三立移家南京[8] ，与刘坤一往来频繁，虽未正式入刘幕，但对时事多有建言。刘坤一逝后，曾作《祭刘忠诚公文》，彰扬其在戊戌、庚子两大事变中所立功业，文曰：
维公之兴，始率偏旅，儒素奋扬，建威边鄙，遂领名疆,为国藩辅。坐镇东南，前后持节，垂二十年，有炜其烈。戊戌首难，朝野危疑，公矢精诚，抒义陈规，匡于未形，天日回移。亦越庚子，中外骚然，蛇龙之孽，吹沫掀天，海沸江翻，声戒垓埏。几几我公,不衍不恫，阴阖阳开，以施驭控，卒为旋斡，万灵僵俯，天地再清, 咸有宁宇。[9]
庚子肇乱者被喻作“蛇龙之孽”，下笔辛辣，可见陈三立对那拉氏主持之清廷的反感，而刘坤一对内驭控、对外旋斡的手段，则为其所激赏。事实上，当事人瞩望刘坤一者远不止于此，刘厚生曾谓：“当初张謇与何嗣焜、陈三立、沈瑜庆、汤寿潜、施炳燮六人，决定拉拢刘坤一、张之洞两个总督，联合起来以“东南互保”为名，而以推倒那拉氏政权为最大目标。”[10] 按此解说，“东南互保”似仅为手段之一端，而最终指向则在解决帝后政争之大问题。
据《啬翁自订年谱》记庚子五月事：“蔼苍至宁，与议保卫东南。陈伯严三立与议迎銮南下。”[11] 前者即指地方保护之倡议，后者则拈出另一重要题目——“迎銮南下”，此已入勤王运动范围。复按张謇日记五月三十日（6月26日）条：“与伯严议易西而南事。江以杜云秋为营务处，鄂以郑苏龛为营务处，北上。”[12] 其时北京形势告急，已出现宫廷西迁的各路传闻。[13] 信息灵通的盛宣怀从蛛丝马迹最早嗅出形势不妙[14] ，而刘坤一等人对“西迁说”全然不抱乐观之态度。[15] 张謇、陈三立等人惟恐那拉氏挟持光绪帝迁逃内地，与政治保守势力合流，故有密议“易西而南事”，并欲借重江、鄂北上勤王之师迎帝南下，其设想让与彼辈政治意识接近的郑孝胥等人督办营务，也是为操纵军事、便宜行事，做有利于己的安排。
商于刘坤一的细节已难复原，前揭陈三立密札，却可提供一道佐证。据旁注“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可和也”，陈三立似对刘坤一有过劝说，但未奏功，于是转而向张之洞运动，试图通过张幕要人梁鼎芬破路，托其筹商王秉恩，一道说服幕主，然后“由张以劫刘”成就勤王事业。[16] 后来，他们谋“易西而南”虽然未果，但仍未放弃努力，据张謇日记七月二十八日（8月22日）条：“与新宁书，请参政府速平乱匪，为退敌迎銮计。”[17] 当时北京城破，情势已然翻转，“退敌迎銮”作为应对新局势的方案，实则还处在原来“迎銮北上”议论的延长线上。不过时机转瞬即逝，历史上的这一页很快就被翻过去了。

二、“陶观察之说词”的日本背景
从戊戌到庚子，一系列政治风波前后相继，论者多已注意到朝野势力分化组合，对北方拳变、东南互保和勤王运动鼎足而三的政治格局予以特别强调。如果不把“勤王”作偏狭的理解，其在庚子语境中应该是一个多义词。现下引用最多、论证最详者，系指以与当时朝廷对立的康、梁为领袖、以民间力量为重心的“勤王举义”。 [18] 在战时应朝廷之召，各省督抚派兵入卫，立意与前者相反，而名目同样号为“勤王”。更有甚者，意欲借用地方勤王之师，专为成全“助（光绪）帝复辟”之谋，在这里两种“勤王”实已合二为一。上述张謇、陈三立所谓“迎銮南下”，也应在这一层面上理解，其所“勤”之“王”已显然有那拉氏与光绪皇帝之别。刘成禺谓， “刘坤一、张之洞长江两督，始终抱不受命共保长江为主旨，保皇党人，多旧朝官，与张尤善。派人说刘坤一独立，不动；又派汪康年等说张之洞，不动，而保皇党唐才常，始有运用哥老会长江起事之举。”[19] 这里叙述的同为“保皇”的事实，也可分解出两层意义：面对“旧朝官”的进说，刘、张均不为所动，中间尚缠绕着政变以后帝后党争之余绪；汪、唐一派的表现，则提示国会与南方督抚间隐而未显的多重联系，这背后又多了外国势力的推手。
密札提及“陶观察之说词”，“龙大令之书牍”[20] ，论者多谓皆不可考，而从文脉推测，立意应与陈三立相合。“陶观察”即陶森甲[21] ，其人游说刘坤一的情节，可据日文史料获得线索。当时趋新群体的活动在东亚同文会报告中有所反映。报告之一：
至于刘坤一的态度，其与张之洞、李鸿章及属下王之春等，同声反对政府意向，屡次进言诤谏，时至今日有骑虎之势，政府既视拳匪为义民，取对外开战之态度，刘坤一亦决心保全南清半壁江山，不令致其瓦解。然以屡受恩遇之老臣，对维系北京朝廷尚存一线希望，是故陶森甲等维新人士四五人，为使早日定计实现南清半壁鸿图，对其百般劝言，合张、李等合之力起而运动，惜毫无反应。[22]
报告之二：
陶森甲、罗治霖作为刘坤一的部下，向刘游说应乘机起事，刘无所反应。陶等向人抱怨，刘不足以成事。[23]
1900年7月下旬，中国国会成立于上海，该会基本上可视作当时背景各异而总体趋新的各派人士的一次集结。陶森甲即是会员之一。[24] 无独有偶，同样作为张之洞旧属的汪康年，一度也以“借资鄂帅”为其政治方针的鲜明特色。国会成立之前，他就“特至湖北以剿拳匪、劾政府之说上诸张孝达制军，又至江宁托人将前说上诸刘岘庄制军”[25] 。这些行动反映了他欲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心态，也包涵了其与日本在华人士密谋的潜因。据宗方小太郎致日本海军省军令部报告（第六十九号附录）：
因义和团事件之故，北支那局面日坏，如一旦溃裂，日本或独立行动，或与英、美联合，拥光绪帝至湖北武昌，开立新都，组织新政府，满洲出身大臣及汉族固陋有碍新政者一概排除，幽闭皇太后及宗室以下大员，剥夺其干预政事之权，在日本等一二国监督帮助之下，施行各项新政，如能一洗旧貌，卓有实绩，则不啻以革命倾覆满洲政府，极利于名正言顺收揽南方支那人心……此际拥皇帝迁都至中原要地号令天下，即使只是表面文章，亦有利于料理眼前时局，收束天下人心。张之洞、刘坤一二人为长江一带最为有力之人物，必预先说服此二人，做好迎驾准备。本日派汪康年（张之洞信任之人）前赴湖北劝说迎驾之事，另派人向刘坤一游说。只是张之洞胆怯，刘坤一过于老成，能否应承此事，难以预料。[26]
宗方小太郎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浪人、“中国通”[27] ，与汪康年交密，政治见解互有影响，而观念不尽相同。[28] 与闻密议者，此外还有井手三郎、井上雅二等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东亚同文会会员。庚子事变期间，东亚同文会各在华支部不同程度地卷入到“东南互保”、中国议会、自立会起义及革命派领导的惠州起义中，在“联邦保全”的政治理念之下，无论策略或实践层面均呈现出驳杂的成色。[29] 部分会员在与维新群体的结合中，政治态度趋向激进，先是推动地方督抚“自立为国”，后来干脆抛开无可指望的旧官僚，直接期待南方秘密结社等民间势力。其行动目标虽然服务于日本利益，却因与日本主流方针不尽相合，多受到国内力量的制约。宗方等人在此期的活跃，即为东亚同文会“南清工作”之一部。汪康年游说之行并未成功，而与之抱相似目的、对刘坤一有所试探者，正是陶森甲。他们行动的时机，刚好在义和团运动兴起，“东南互保”亦尚未定型之时，由于受到日人影响，其“劾政府”主张，又与“自立联邦”的意向相纠结。及国会成立，内部“所执不同”，“离心复甚”[30] ，唐才常另组自立会，一部分志向激进的东亚同文会会员卷入其中，陶森甲也与闻其事[31] 。复按密札，“陶观察之说词”被同样对东南督抚有所企图的陈三立等人引为同调，但后者原欲在“东南互保”基础上再进一步，阻西幸而“迎銮南下”，乘此事变为帝后党争做一了结，而陶森甲所为，基调殆同于汪康年以“剿拳匪、劾政府”为主旨的游说行动，且背后均有日本在华人士推波助澜。可知，双方 “勤王”名目虽然近似，但究其底蕴，已不尽相符。

三、张之洞之于“勤王”的反应
在庚子年面临中枢将倒的前景，各政治派系空前活跃，权重一时的东南督抚也成为外界寄望的对象。东亚同文会汉口支部在6月间致东京本部报告，列举张之洞等人因应时局的诸项举措，分析了“北方一旦决裂，南方即行自立”的前景，对可能出现的“大快事”显示出信心。[32] 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也是东亚同文会成员，当他注意到东南督抚同声宣布排外谕旨为“矫诏”，公然以地方保护与朝廷立异，不禁惊呼为“当朝开国以来一大异观”，并向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鼓动：“此际若予以刘、张、李暗中辅助，使彼等之决心得以彻底实现，将来定会为我邦带来许多利益。” [33]
义和团运动初起之际，也被陈三立等人视为策动东南督抚的最佳时机。吴天任谓“观此密札，而知陈伯严曾参密谋，而先生（梁鼎芬——引者注）亦与闻其事，且亦反证香涛于先生之特予信任”。张之洞幕府当时似有相应活动，前揭孔祥吉文进而论证这一“私下筹划”实系围绕“清廷最高权力的转换”而展开。那么，张之洞真实反应究竟如何？
由于缺少直接的证据，一般论说多由结果反推，言张氏之于勤王“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或谓对唐才常自立军采取“若即若离、模棱两可”的态度[34] ，诸如此类本系心证，原可见仁见智。今据史料，至少能够确知，就谏阻宫廷西迁事，张之洞视同“莱公孤注之举”，不敢置词。[35] 在接奉朝廷号召勤王的上谕后，他曾对亲信有如下表白：“现派兵北上，系奉旨调赴京听用，未言何用，各省皆有，鄙意以扈卫圣驾为主。假如外省若不遵旨，则朝廷不令在鄂矣，何以保全东南乎？此理甚明。”[36] 经湘、鄂两省互商，两省各派五营，合成五千人，由湖南布政司锡良统带，于7月中旬开拔北上。[37] 当时湖北最精锐部队是仿德国军制编练的护军营，张之洞不肯轻易将它置于危地。据日本驻汉口领事濑川浅之进观察：“张氏目前为派兵北上事颇感棘手……因北京政府向各省屡次发出诏旨，要求派兵保护京师，而各督抚也陆续遣送勤王部队北上，若唯独湖南、湖北不派兵队，恐招致嫌疑。张之洞将训练有素的护军营及恺字营专门留用，担当地方保护之责。派遣北上者，为湖南新募兵五营，湖北半数为新募兵，半数为固有之兵，两省合计大约五千人。湖南统带之员为素以顽固排外著称的布政使锡良。张之洞有意将与义和团臭味相投的锡良调离出省。此任命颇有深意。”[38]
从商定派兵到实际起程，差不多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锡良一军在路途上迂回缓进，旷废时日，又受到清廷严旨申饬。[39] 直到庚子事变平息许久后，仍有言官奏劾张之洞“保护则昼夜勤劳，勤王则疲癃应命”[40] ，其陷于清议包围，深恐受责于朝廷，曾向前江苏巡抚、时任军机大臣的鹿传霖说项，所谓“不敢欺朝廷”，是其自辩之词，但对各省“乌合之兵”的根本不信任，则确实反映了他的部分真实想法。[41]
由此观之，张之洞固不乏“入卫之忱”，而诉诸行动已多虚应故事的成分，当时其重心仍在经营地方互保，而对于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甚而直接干预中央政局的激进建言，意态则更多保留。从日本外交档案中，检出张之洞与其幕僚会议的一份记录，正与密札写作时间相符，可以作为有力旁证。据日本驻沙市领事二口美久在7 月中旬致外务省报告：
张之洞就北京骚乱事召集同志秘密会议。本地道台应电召，于本月三日向武汉出发。道台今晨未明时分还归沙市，直接来访，告知会议始末概要。此次召集同志为张之洞所信任之员，有荆州江陵知县候补道朱滋泽、本地道台奭良及张幕府各员，密议事项为针对时局之措置办法及善后策。最极端之意不外两点：一、打倒现政府，组织纯然由汉人领导的新政府；二、联合同志实行中央支那独立计划。目前北京政府之真意及京畿实况尚不明朗。张之洞说，现政府执权者先不必言，李鸿章、王之春一意依托俄国，袁世凯表里不一、反复无常，李秉衡则思想顽迷专意排外，此等附和政府之人尚多。必须制定最为慎重周密的计划，故稍待时局变化，再行会议决定。”[42]
该会议发生在“东南互保”交涉期间，当时南方督抚也才奉到“宣战诏书”不久，适值局势最为敏感的时期。由上述史料看，张之洞召集亲信部属、幕僚聚议应对危机的办法，会上不乏否认现政府、排斥满人以至“地方独立”的激进主张，但张之洞本人态度仍然保守。对于被“拳党”把持的北京政府，已经全无信任，而一道经营“东南互保”的各省同僚能否被引为“同志”，却也同样存疑，所谓“慎重周密的计划”，其实已将前述种种冒险主张排斥在外，幕僚会议无果而终，证明张氏确无自立的勇气。后镇压自立会起义，其时形势已趋明朗，张之洞行事更无顾忌可言，他反对“勤王”的态度可谓一贯。从现有证据看，尚不能表明张氏有异动之意，结合措手“互保”到镇压自立会的表现，其对于两种性质的勤王（入卫/迎銮）的态度，尽显出作为政治官僚保守和圆熟的一面。

注释：
[1]周康燮：《陈三立的勤王运动及其与唐才常自立会的关系——跋陈三立与梁鼎芬密札》，《明报月刊》第9卷第10期，1974年10月。该札文如下：“读报见电词，乃知忠愤识力，犹曩日也。今危迫极矣，以一弱敌八强，纵而千古，横而万国，无此理势。若不投间抵隙，题外作文，度外举事，洞其症结，转其枢纽，但为按部就班，敷衍搪塞之计，形见势绌，必归沦胥，悔无及矣。窃意方今国脉民命，实悬于刘、张二督之举措（原旁注：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可和也）。顾虑徘徊，稍览即逝，独居深念，讵不谓然？顷者陶观察之说词，龙大令之书牍，伏希商及雪澄，斟酌扩充，竭令赞助。且由张以劫刘，以冀起死于万一。精卫之填，杜鹃之血，尽于此纸，不复有云。节庵老弟密鉴。立顿首。”
[2]吴天任编：《梁节庵先生年谱》，台湾艺文印书馆1979年版，第139—140页。
[3]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
[4]孔祥吉：《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学术月刊》2005第8期。
[5]周跋云：“刘禺生有记容闳保国会事，足资此一默许之佐证。”复按刘著《世载堂杂记》，记容闳单名致电张之洞，“劝其联合长江各省，召集国中贤俊，设立类似国会之保国会，成中国独立政府”（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6、131页）。验诸事实，宣言“共保长江” 实有其事，组建“独立政府”则无从谈起，“默许”一说，似难落实。
[6]参看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5—116页。
[7]说详拙文《“上海中外官绅”与“东南互保”——赵凤昌〈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笺释及其它》，待刊。
[8]吴宗慈：《陈三立传略》，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1页。
[9]陈三立：《散原精舍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10]刘垣：《张謇传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
[11]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61页。
[12]《张謇全集》第6卷，第437页。郑孝胥时为芦汉铁路南段总办：“（庚子四月）派护军营分防铁路，凡两哨，名铁路护军营，归总办铁路汉局道员郑孝胥调遣。”（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32页）至8月中旬“奉督宪札，委充湖北全省营务处”，其时已在湖北勤王军北上后，而委办营务的重心仍在弹压“匪党”（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65页）。
[13]《恽毓鼎庚子日记》，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0页；《东抚袁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酉刻到），[14]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电报七》第27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15]《盛京堂来电并致江宁、广东、成都、济南、安庆督署》（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011页。
[16]《江督致鄂督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庚辛史料》，《河北月刊》1935年第3卷第1期。
[17]文中，“雪澄”系王秉恩（1845—1928）字，四川华阳县（今双流）人，同治十二年（1873）举人，1884年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后随同赴鄂，先后主理多项实业，被幕主倚为洋务干才。1900年初派赴上海办理采购，庚子事起后，兼充坐探以通耳目（《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 7959、7969、7983、8001、8003页)。
[18]《张謇全集》第6卷，第440页。
[19]这方面力作参看桑兵前揭书。惟桑书在使用“勤王”概念时，未作明确界定，在描述不同性质的“勤王”事件时混用此一词汇。某种意义上，这也是造成一些读者就“勤王事件的缘起”，始终无法在桑书中找到“清晰的说明”的原因（朱宗震：《评桑兵先生对百年来中国史学的挑战——读〈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第6期）。
[19]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第131页。
[20] “龙大令”，龙泽厚，广西临桂人，康有为弟子。戊戌政变时一度入狱，后列名中国国会，被举为干事，所作“书牍”不详，待考。
[21]陶森甲，字渠林，湖南宁乡人。1876年副贡生，报捐内阁中书，先后佐刘锦棠、左宗棠经理军务。1887年随洪钧出使俄、德等国，并游历英、法考察政治。回国后以道员加二品衔，分发陕西，寻改归江南候补（秦国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5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页）。陶森甲时以道员代表湖北赴上海与议“东南互保”。戊戌至庚子期间，在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中多见其身影，但呈现出来的面目却模糊不清：在代表官方办理交涉的同时，又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会，因与日本的渊源而备受江、鄂两总督倚重，为对日联络牵线搭桥，又有证据表明曾受日人驱使，不断反向供给情报。无怪有论者称呼他为“十分活跃的诡秘人物”。关于像陶森甲这类游走中日之间、同时为双方所用的两面性人物所涉关系较繁，史实层面的情节尚待厘清，不易轻易定性。说详拙文《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双面人”——论陶森甲》，待刊。
[22]《長江一帶の形勢（七月五日）•上海通信》，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第3卷，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9年版，第232—233页。
[23]《秘在上海田锅干事通信（七月十三）》，《近衛篤麿日記》第3卷，第246页。罗治霖，前江苏留日学生监督。
[24]郑大华译，薛军力校：《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近代史资料》总7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页。
[25]汪诒年编：《汪穰卿先生传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第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页。汪康年在庚子前后的事迹，研究成果颇夥，其政治实践有着从借重督抚到投向民间力量的重心转变，先行各说均已注意及此，而各自定位有异。参看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269页；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115—137页。
[26]《義和団事件私信》，明治33年年6月12日，神谷正男编：《宗方小太郎文書》，原书房1975年版，第85页。
[27]宗方小太郎（1864—1923），号北平，熊本县肥后人。1884年初次来华，1890年协助荒尾精创立日清贸易研究所，甲午战争时充任日军翻译，以业绩卓著获天皇召见殊遇。1896年接办《汉报》，东亚同文会发起人之一，长期从事新闻事业，在华活动前后将近40年。其另一隐蔽身份为日本海军省情报人员，1894至 1923年向军令部总计呈送报告近700余篇，内容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
[28]宗方时为东亚同文会汉口支部长，华北义和团事起，于6月11日由上海急遽北上，临行日记云：“汪康年来访。其虽有意约往北清同行，但因与张之洞交涉故，须急赴武昌，待归沪后再行北上。”（《宗方小太郎日记》，明治33年6月1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就革新清朝政治的理想而言，其或与汪康年之辈有所共鸣，但对华所图远不至于此，读他的明治33年7月26日日记，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法令人惊异：“扶植、保全支那，其事甚善。然依据日本的地位，我对待支那，既不可使其过强，亦不可使其过弱。不知感恩为支那人之特色。我若助其强大，反为我害。故维持不强不弱之支那存在，使其畏我、敬我，无力拒我，此为我帝国之至计。是以我待支那之道，应以恩威并施，七分威力用以挟制，三分恩惠借以羁縻。”
[29]参看翟新《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7—101页。
[30]朱维铮、姜义华选注：《章太炎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页。
[31]《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近代史资料》总74号，第121、124页。
[32]《張之洞氏の態度（六月二十七日）•漢口通信》，《近衛篤麿日記》第3卷，第227—228页
[33]《近衛篤麿日記》第3卷，第222页。
[34]唐才常在自立军起事前劝说张之洞的情节，已多为先行研究所注意，而关于张氏的态度却也不乏异说。
[35]《致上海李中堂盛京堂、江宁刘制台、成都奎制台绰将军、福州善将军、西安端抚台、济南袁抚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23页。
[36]《急致东京钱念劬》（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巳刻发），《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1函第2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甲182—32。
[37]《湖南巡抚俞廉三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357页。
[38]《漢口在勤濑川领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張總督ノ北京派兵內情報告ノ件》（明治33年7月9日），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二•北清事変中》，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6年版，第237页。
[39]《著各省督抚飞饬各军迅即援京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36页。
[40]《翰林院编修夏寿田呈》（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80页。
[41]《致鹿滋轩》（光绪二十六年），《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230—10231页。
[42]二口美久报告对朱、奭两人背景有所透露：“前记朱泽滋，小官前年赴任之际，由汉口同船交谈，此人热衷经国时事，痛恨于本国弊政，最为主张革新之人。奭良历任河东及奉天兵备道，去冬就任荆宜施道，对于交通机关、贸易扩张策最为留意，凡有泰西诸书汉译版本，必购来一读，为值得注意之人才。两人前年蒙伊藤侯亲炙，聆听政谈。奭良在京时与林权助多有往还，共同研究时事问题。”（《沙市在勤二口领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張總督ノ秘密會議開催ノ模樣並同總督ノ真意ニ付報告ノ件》（明治33年7月13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二•北清事変中》，第242-243页）奭良，镶黄旗，荫生出身。光绪四年补奉天复州知州。十六年授奉天东边道，二十四年经直隶总督荣禄奏调直隶差委，二十五年授湖北荆宜施道。朱滋泽，四川崇庆州人。同治三年由监生投效江西防军，历经奏保留于湖北补用。光绪十七年报捐同知，历办芦汉铁路汉口专局、汉口劝工劝商局，嗣因总办宜昌、施南会匪事宜，经张之洞等奏保以道员仍留湖北，尽先补用。二十五年委总办善后局、农务局兼总办全省营务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6册，第588、644页）。

——————————————————————————————

从lz的文章出发，有一些不太成熟的遐想：

1.“庚子肇乱者被喻作“蛇龙之孽”，下笔辛辣，可见陈三立对那拉氏主持之清廷的反感”。陈三立似乎有强烈的帝党认同，戊戌后对那拉氏恶感甚深，后来即使慈禧赦免除康梁以外的戊戌党人，也一直不愿再次出仕，入民国后也坚决不在袁世凯手下当官，不与袁世凯见面（参见陈寅恪《寒柳堂记梦》）。在他的诗文中，凡涉及其父陈宝箴的，皆深具悲愤、抑郁之气，《巡抚君行状》中“以微疾终”一句似乎有言外之意。我一直怀疑陈宝箴是被那拉氏密令江西巡抚赐死，苦于缺乏更多证据。如果此事属实，那么陈三立在庚子拳乱时期积极推动迎銮南下，不仅是为了救光绪帝，似还含有为父报仇的意味。

2.“其时北京形势告急，已出现宫廷西迁的各路传闻。”盛宣怀确实消息极为灵通，慈禧在义和团初入北京时已有西巡的打算，在农历七月二十一日真正出走前，有不止一次的考虑，做了一些准备，蛛丝马迹极多。将来有机会我会用专文写出。
若此说能成立，几乎可以证明慈禧明知义和团不可依靠，抚拳御洋不是出于本心，而是被形势所迫。

3.“勤王”含义其实有三，具体动作有四：康梁保皇党活动（岑春煊的甘肃马队原来可能也是康党计划的一部分，后来岑自己变卦了）；慈禧号召的各省军队入卫；长江流域士绅计划的“迎銮南下”；盛宣怀、李盛铎曾经策划的袁世凯带兵入京，这个动议因袁世凯本人拒绝参与而很快夭折。

4.迎銮派打刘坤一的主意应该是打错了算盘。刘坤一和荣禄从戊戌到庚子，政治主张几乎完全一致，即调和两宫、维护大局，“东南互保”可以说是这种一贯主张在拳乱时期的合理延伸，刘坤一不可能再往前迈出“出格”的一步。

5.没有刘坤一的全力支持，张之洞无法成事，故张很快打消了越过底线的念头，镇压自立军也就顺理成章。

——————————————
关于陈宝箴之死，有笔记说是赐死，但为孤证，相关讨论已经很多，难有确论。最新研究，刚见到李开军：《陈宝箴“赐死”考谬——与刘梦溪、邓小军两先生商榷》，《文史哲》2011年第1期。我个人觉得，赐死可能性实在不大。但陈三立之属帝党，不满那拉氏，应该没有问题。

袁世凯提兵北上，盛宣怀有此建议无疑，但似在李盛铎后。李则是缘于日本外相青木周藏主动提议，这个建议分别与李鸿章、张之洞提出，但反应消极。关于这个问题，论张之洞庚子时期对日交涉的文章，有过一些讨论。

李鸿章为何被各种政治势力都当成香饽饽？

admin — Mon, 28 Mar 2011 02:53:55 +0000

中堂去上海拖延北上这一招，后人想学可惜学的不像。岑春煊同志待在上海也被杨士琦玩死。当然那件事始末源于丁未大惨案，惹谁别惹李鸿章，李鸿章跟着荣禄大哥混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东山再起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协助光绪皇帝发动的戊戌变法，在慈禧太后的铁血镇压下灰飞烟灭，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远走海外，一批支持维新派的官员受到严惩。少为人知的是，晚清重臣李鸿章，虽然并非维新派，但其实对维新派的主张非常认同。虽然李鸿章在戊戌政治风云中能自保平安，但他的观点、态度悉为慈禧所知，戊戌政变后他自然不可能再获重用。不仅如此，他还受到变相惩罚。

黄河自古以来就水患不断，地处下游的山东更是深受其害，河道时常决口。1898年夏秋，山东黄河再次决口，数十县被淹，受难乡民无数，甚至浮尸蔽水。这时，慈禧出人意料地命令实龄已七十有五的李鸿章前往山东履勘山东河工。派李前往任此苦差，慈禧当有自己的考虑：一是自己通过政变重新训政，想以派如此重臣前往灾区，显示自己对灾情的重视、对灾民的关心，以收买民心，稳定局面；二是李鸿章毕竟同情维新派，且有多人上奏要求弹劾，借此变相惩罚李。

此时已是初冬，而当李鸿章到山东时将是隆冬季节，对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来说，确实难以忍受，所以李鸿章在万般无奈中，上折请求慈禧太后另选他人，但未被慈禧批准。11月30日，李鸿章一行离开北京，他特邀比利时工程师卢法尔(Armand Rouffart)随行。12月11日，他们到达济南。李鸿章接受卢法尔的建议，决定采取近代西方科学方法，首先测绘全河情形，研究沙从何处而生，水由何处而减，探寻根治办法。在有些地段，他还亲率卢法尔及一些官员一同勘测。1899年3月31日，李鸿章返京复命，距他出京正好四个月。在这四个月中，他不顾隆冬严寒，不辞劳苦，驰驱两千里，认真查看，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拿出了治本、治标两套办法，确比许多敷衍塞责、贪图享受甚至以河务谋私利的官员强不少。

不过，李鸿章关于治河的意见却未受到朝廷重视，许多具体建议都被朝廷和有关部门以种种理由推托、否决。李鸿章对此忧心忡忡，生怕水旱之灾会激起民变。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担心地说：“沧海横流之受，不得谓一隅为灾，不关全局也。”

从山东勘河回到北京后，李鸿章仍然未受重用，闲居了八个月后却突然时来运转，东山再起，重任封疆大吏，被任命为两广总督。从勘河到督粤，这种官运的大伏大起看似命运捉弄，其实是李鸿章一直耐心等待、不断窥测方向、最后果断行动的结果。

原来，虽然慈禧已发动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起来，但光绪皇帝活着对慈禧和守旧派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因此慈禧曾打算以“帝病重”之名谋害光绪。但此时的中国已是“半殖民地”社会，慈禧不能不先试探各国对此的态度。没想到各国纷表反对，甚至表示要派医生到宫中查看光绪皇帝究竟是否确实病重。而且，国内亦舆论哗然，尤其各地绅商纷纷发电，有时甚至数万人联名，要求慈禧归政，确保光绪平安。面对强大反对，慈禧只得打消谋害光绪的主意。但她又于心不甘，打算“废掉”光绪，另立新帝。但这废立之事仍需试探外国的态度，而慈禧等守旧派与洋人交恶，无从打探，于是与李鸿章私交不错的荣禄便走访李鸿章，请李打听外国人的态度。李鸿章认为自己东山再起、重获大权的机会终于来临，便不失时机回答说，这是内政，如果先询问外国人的态度有失国体，但如果派我到外地当总督，外国使节必来祝贺，这时可顺便探问外国态度而又不失国体。除了想重掌大权外，李鸿章提出外放当总督的另一个考虑是远离京城，以避开废立这一至为敏感甚至有关身家性命的宫廷权力之争。荣禄为李之说法所动，所以几天后李鸿章就被任命为两广总督。

李鸿章再获重用任两广总督的消息传来，外国使节果然纷纷前来祝贺。当李鸿章“无意之中”向他们谈起废光绪、立新皇帝的问题，这些使节则表示这是中国内政，他们“理无干涉”，但他们的国书都是给光绪皇帝的，如果另立新君是否继续承认则要请示本国，间接表示反对废立之意。荣禄、李鸿章担心废立会引起外国干涉和国内一些官员反对，因此他们也不太赞成此时废黜光绪。于是荣禄提出了不必过于着急，可先立“大阿哥”、慢慢再取得皇帝“大统”的建议，得到慈禧认可。

而任命李鸿章为两广总督，则是慈禧的老谋深算。对权谋术数，慈禧可能比李鸿章还要精通。李想外放当总督，慈禧则顺势让他当两广总督，因为广东紧邻香港，洋商众多，中外交涉日益繁杂，不懂洋务者很难在此为官，李鸿章当是最佳人选。更重要的是，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在海外华侨、华商中得到广泛支持，声势越来越大，而侨民、侨商大多数都是广东人，所以广东同情维新派的人很多，慈禧认为广东人心浮动、局面不稳，只有像李鸿章这样资望甚高的官员才镇得住。慈禧此举最厉害之处在于，她清楚知道李鸿章从思想、观点上赞成、同情维新，所以一定要李前去镇压维新派，将李置于不能不明确态度的风口浪尖上，这既是对李的考验，又可将李“拉下水”，强迫他也成为与自己一样的维新派的镇压者。

就在任命李鸿章为两广总督的第二天，慈禧便以光绪之名诏谕各省督抚严密缉拿康有为、梁启超：“康有为及其死党梁启超先已逋逃，稽诛海外，犹复肆为簧鼓，刊布流言，其意在蒙惑众听，离间宫廷。”“近闻该逆狼心未改，仍在沿海一带倏来倏往，著海疆各督抚懔遵前谕，悬赏购线，无论绅商士民，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者，定必加以破格之赏，务使逆徒明正典刑，以申国宪。”其中特别强调“沿海一带”、“海疆各督抚”，显然是说给李鸿章听的。

1900年1月7日，李鸿章春风得意、精神抖擞地离京南下，于1月16日到达广州，只隔了一天就接印视事。在政坛失势后仍审时度势、积极活动，最终竟以年近八十之高龄东山再起，重任封疆大吏，李鸿章的能忍能等与终生嗜权恋栈的性格显现无余。

风口浪尖

1900年元月，李鸿章在失意多年之后终于重获重用，当上了两广总督。他的东山再起，与慈禧太后要他前去镇压康、梁维新党人大有关系。而此时，义和团运动正迅速席卷华北大地，一场巨大的政治、社会动荡即将发生。这一切，都使他不能不在狂风巨浪之中身处风口浪尖。

在两广总督任上，李鸿章首先必须面对如何处理与维新派的关系。1月24日，清廷封时岁十五的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这是顽固派欲废黜光绪的一种试探。此谕一出，全国舆论沸腾，一片反对之声，康、梁加紧了在广东的活动，准备“武装勤王”。对康、梁，李鸿章一方面“奉职而行”，严禁其党羽在广东活动；另一方面又留有某种余地，不想与维新派彻底决裂。由于捉拿不到康、梁，慈禧怒而严令李鸿章将康、梁在广东的祖坟铲平，但李却以种种理由迟迟不动，因为他知道在中国传统中，只有对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之人才“铲祖坟”。所以他上奏说现在局面非常不稳定，“惟虑激则生变，铲平康坟，似宜稍缓”。但慈禧大怒，痛斥李鸿章“语殊失当，康逆罪大恶极，如真欲乘机起事，岂留一逆坟所能遏止。该署督身膺疆寄，惟当不动声色，力遏乱萌，傥或瞻顾彷徨，反张逆焰，惟李鸿章是问”。在慈禧的威逼下，李鸿章不得不铲平康、梁祖坟，但暗中仍与康、梁有间接来往，互通信件。

所以康、梁对李虽有种种不满，尤其梁启超甚至一度想派人暗杀李，但后来态度软化，改变了暗杀李的主张。总体上康、梁对李的态度与评价是“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然而，随着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李鸿章与革命党孙中山的关系则更复杂微妙，甚至具有戏剧性。

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后，社会动荡，朝政混乱，孙中山认为在华南起义时机到来。他在准备发动起义的同时又想与李鸿章合作，策动以李为首宣布两广独立。孙中山之所以会有争取李鸿章的想法，一方面因为他一直认为李是清廷大员中最为开明的，因此长期对他抱有某种期待；另一方面因为一直与兴中会关系密切的香港立法局议员何启提出他与港督卜力(Henry A. Blake)交往非同一般，可以借港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他们先与李鸿章的心腹幕僚刘学询联系，刘试探性地对李鸿章表示如李有意“罗致”孙中山，他可设法让孙前来。对此敏感话题，李未开腔，仅略点头。刘学询立即捎信给孙中山，说李因北方拳乱也有广东独立的想法，所以请孙中山前来效力。

得此信后，孙中山半信半疑，但最后还是决定前往一试，于1900年6月11日与助手杨衢云、郑士良及宫崎寅藏等三位日本友人从日本横滨出发，于6月17日到达香港海面。就在此时，孙中山又听说李鸿章仍在观望局势，且很可能诱捕自己，于是改派享有治外法权的宫崎寅藏等三位日本友人前往刘学询公馆会谈。会谈虽从晚10点多一直谈到次日凌晨3点，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当宫崎等人返回香港海面时，发现孙中山为防清政府搜捕，已乘船驶往越南西贡。在西贡，孙中山仍一面准备武装起义，一面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

这期间，清廷于6月15日命令李鸿章“迅速来京”，两广总督一职由广东巡抚兼署。接此命令后，李鸿章满腹狐疑。朝廷如此催他迅速进京，却未言何事，更未授新职；朝政为强硬的主战派把持，一些温和的主和派官员性命难保；他本人曾多次冒死电奏朝廷，反对慈禧和顽固派的“联拳灭洋”政策，为顽固派官员和义和团痛恨；得到慈禧支持的义和团明确提出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所谓“一龙”为光绪皇帝，“二虎”为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三百羊”为开明官绅；义和团还提出要将亡命海外的“乱党”、从事维新改良的康有为及梁启超等统统捉拿归案……李鸿章明白，在此种局面下自己贸然北上，不仅无法改变政局，而且凶多吉少，甚至可能有杀身之祸。所以他一方面表示“立刻遵旨北上”，另一方面却想方设法拖延徘徊，拒不北上。

6月21日，清廷对外宣战，但得到李鸿章坚决支持、以两江总督刘坤一及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核心的东南地区的“封疆大吏”们却拒绝执行清廷的向各国宣战谕旨，与列强达成了维持东南局面稳定的“东南互保”协议。“东南互保”由李鸿章的心腹盛宣怀一手导演，但盛认为“东南互保”毕竟只是地方性安定，此时最迫切的是改变朝廷政策，实现全局性安定，而只有李鸿章重新担任“总督之首”和直接参与全局外交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才有可能尽快从根本上改变“国策”。于是，盛宣怀为李鸿章“官复原职”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积极活动。随着战局的恶化，清廷内主和声音开始出现。7月8日，慈禧终于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虽未明言议和之事，但明显是态度有所变化的信号。虽然李鸿章在7月12日尚未得知自己的新职任命，但他觉察到朝政有开始向有利于主和派方向发展的可能，于是决定北上。7月16日，即启程北上前一天，李鸿章得知自己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但生性谨慎的他仍决定只北上半步，先到上海观望局势，再决定是否最后北上。

这时，李鸿章再次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正与八国联军交战的清廷不断催李迅速北上，以打开外交局面。确实，慈禧也不能不开始考虑后路，虽未明言，实有要李鸿章为议和做准备之意。直到7月初，一直对李抱有希望的孙中山又请人与港督卜力联系，希望他能力促自己与李鸿章合作，实现两广独立。卜力则从英国利益出发，对中国以后能否继续统一、稳定没有把握，仅希望华南能保持安定局面，因此通过英国驻广州领事劝李不要北上，留在广州以维持华南稳定。

7月17日，李鸿章乘招商局的轮船离开广州。开船之前，南海县令裴景福前来送行，李鸿章对他纵论时势，大发感慨。此时八国联军刚刚攻下天津，尚未向北京进发，裴景福问李鸿章万一以后京城被攻破，结果将如何。李鸿章回答说列强必会做以下三点：一是剿灭“拳匪”以示威，二是惩办首祸官员以发泄愤怒，三就是索要兵费赔款。裴氏接着问兵费赔款大约会是多少，李鸿章大为伤感，一边流泪一边回答：

兵费赔款之数目多寡，此时尚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作得到否？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

由广州海路北上要经过香港，港督卜力与孙中山对孙李合作实现两广独立仍未完全放弃，还想借此作最后努力。卜力起初甚至想将李强行扣留，由于英国政府的坚决反对作罢。李鸿章在香港上岸时，港府还是准备了盛大的仪仗队，并鸣礼炮十七响，以示尊重。而在此前一天，孙中山已乘船来到香港海面，不放弃与李会面的可能。港英当局通知孙中山，由于几年前应中国政府要求对他的驱逐令尚未期满，所以不准他上岸，但如果李鸿章同意两广独立，即允其上岸与李会谈。在船上，孙中山仍是两手准备，一面等待卜力与李鸿章的会谈结果，一面筹划惠州起义。

卜力给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的报告说，他与李鸿章见面后，再三对李鸿章决定离粤北上表示遗憾，甚至劝他说这个任命是由极端保守、首先提出进攻使馆的端王载漪签署的，暗含此令有顽固派官员诱李北上而加害之意。李鸿章则反驳说，此令并非端王签署，确是太后和皇上签署的。卜力一再强调他对广东、香港稳定的重要，力劝他不要轻易离粤北上，但为李鸿章婉言拒绝。相反，李鸿章不仅根本不提与孙中山的合作，反而强调香港总督应禁止颠覆分子以香港为基地，强调威胁香港和广东安定局面的主要因素是香港的“三合会”和其他危险人物，矛头明显指向孙中山。

随后的谈话表明，李鸿章此时更为关注的并非粤、港，而是国家未来面对的局面。他甚至试探性地问以后英国希望谁当皇帝。卜力回答说，如果英国使馆安全，英国主要关心的是恢复秩序、贸易和商业；如果光绪皇帝与以他之名所发诏书所做之事并无关系，英国将不反对光绪皇帝继续统治。此时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已被杀，义和团与清军正在攻打各国驻华使馆。李鸿章显然意识到，如果攻下各国使馆，对清王朝来说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所以他对卜力说，如果只有德国公使被杀，列强就无权决定由谁来当皇帝；但是，如果所有公使都被杀害，情况就不一样，列强这才可合法干预，决定谁当皇帝。同时他进一步问道，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列强将选择谁，并推测说列强可能会选一个汉族人当皇帝。卜力答道，列强“大概会征询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看怎样做最好”。李鸿章紧接着说不管太后有什么过错，她“无疑是中国最有能力的统治者”。然而，英国的殖民部却据此认为李鸿章本人“不是不乐意当皇帝”。这种推测究竟有多大的准确性着实可疑，很可能更多地反映了大英帝国希望李鸿章当皇帝的潜在愿望。

在会谈中，李鸿章还请求联军占领北京后一定要宽宏大量，不要采取报复措施。他告诫卜力说，报复只会激起中国人更普遍的仇外情绪。

总之，此番会谈表明李鸿章现在已毫无与孙中山合作、实现两广独立之意。但孙中山的助手、兴中会领导人之一陈少白仍不死心，还是登上了李鸿章的坐轮，企图让随李而行、也非常热衷此事的刘学询能再三劝说李鸿章改变主意，但刘无奈地对陈说，李鸿章“意甚坚决，无法劝阻”。孙李合作、两广独立的计划至此宣告结束。

李鸿章虽然官复原职好不得意，但对朝局仍不乐观，因此决定还是按以前计划先到上海，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他深知，此时此刻必须慎之再慎，走错一步将满盘皆输，很可能难保性命，所以7月21日到达上海后他便以健康为由，要慈禧赏假二十日。这时，慈禧太后明显乱了方寸，政策非常矛盾。她一方面急盼李鸿章前来与洋人打交道，有求和之意，另一方面仍重用极端主战的顽固派大臣，态度似乎更趋强硬。7月28日她将反对与列强盲目开战的大臣许景澄、袁昶处死，8月7日却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负责与各国外交部电商“停战”，8月11日又将反对开战的大臣徐用仪、立山、联元处死。五大臣被处死，中外震惊，李鸿章在上海得此消息不禁哀叹“成何世界”！很可能，他为自己没有贸然北上感到庆幸，此时更明确表示哪怕被朝廷“严谴”，也不能北行。他在给朝廷的密折中明言了对朝政、对自己有可能被义和团和政敌打杀的担忧：

每读诏书，则国是未定，认贼作子，则人心未安。而臣客寄江南，手无一兵一旅，即使奔命赴阙，道途险阻，徒为乱臣贼子作菹醢之资，是以小作盘桓。

所谓“菹醢”，是指被剁成肉酱。所以有同僚对他正式被任命为议和全权大臣表示祝贺时，他却十分淡然。他深知政治讲究的是实力而不是名分，如果朝廷政治格局不变，慈禧态度无根本性变化，自己其实只有全权之名而并无实权。此时，他不顾“龙颜”有可能“大怒”，多次递折要求慈禧彻底改变态度，一再向慈禧施压，要求一定要将外国驻华使节平安送出京城并且剿灭义和团，他还斗胆要朝廷下“罪己之诏”。当然，他丝毫没有反对慈禧之念，当有外国外交官对他透露各国公使有让慈禧归政光绪的打算时，他断然反对，并为慈禧开脱辩护：“太后训政两朝，削平大难，臣民爱戴，此次拳匪发难，只恐祸起腋肘，不得已徐图挽救。”

此时慈禧自顾不暇，所以李鸿章一直在上海“小作盘桓”，他在等待局面的根本性变化。8月15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仓皇出逃；8月20日朝廷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罪己诏”；9月7日朝廷发布剿灭义和团的谕旨，诬称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非痛加铲除不可”；9月8日朝廷电旨再次表示“罪在朕躬，悔何可及”，几乎是央求李鸿章“即日进京，会商各使，迅速开议”，甚至低三下四宣示李鸿章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乾转坤，匪异人任。勉为其难，所厚望焉”。朝廷竟然公开承认大清王朝此时的生死存亡全赖李某一人，想来也是万般无奈。此时，李鸿章才认为北上议和时机成熟，于9月15日离开上海北上，开始为挽救已经病入膏肓的清王朝作最后的努力。作为晚清重臣长达四十年之久的他，很难做出别的选择。他的命运，已很难与这个腐朽不堪的王朝分开。

总之，从1900年1月中旬李鸿章东山再起任两广总督，到9月中旬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八个月间，政坛风云剧变，充满惊涛骇浪。李鸿章身处政治的风口浪尖，种种无比尖锐的矛盾集于一身，稍有差池则大祸临头。在这短短几个月间，康有为、梁启超的祖坟为他所掘却仍能谅解他，孙中山为反清革命一再策反他，港督卜力想稳定粤、港局面竭力挽留他，慈禧要与列强和谈自保最终不能不完全依靠他。彼此不共戴天的各种政治力量在关键时刻竟都对他抱有某种期望，都如此看重他，而他也能周旋其间、应付裕如，足见其对政治、权谋的把握已是炉火纯青。

清朝历史 » 李鸿章

海军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奏折

相关文章

李鸿章天津教案鸦片

相关文章

中法战争及其后果

相关文章

中国人心目中的明治时期的日本

相关文章

李鸿章与海防

相关文章

同治十一年妥協鬥爭

相关文章

略论曾纪泽、李鸿章关系

相关文章

农民

相关文章

陈三立与梁鼎芬庚子密札补证

相关文章

李鸿章为何被各种政治势力都当成香饽饽？

相关文章

清朝历史 » 李鸿章

海军 李鸿章 张之洞 左宗棠 奏折

相关文章

李鸿章 天津教案 鸦片

相关文章

中法战争及其后果

相关文章

中国人心目中的明治时期的日本

相关文章

李鸿章与海防

相关文章

同治十一年妥協 鬥爭

相关文章

略论曾纪泽、李鸿章关系

相关文章

农民

相关文章

陈三立与梁鼎芬庚子密札补证

相关文章

李鸿章为何被各种政治势力都当成香饽饽？

相关文章

海军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奏折

李鸿章天津教案鸦片

同治十一年妥協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