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五年本。

关于太平天国历史，一般都是清朝官方写的。  自然就是粤匪，发匪，长毛了。

后来，还有湖南文化人写的，自然也是站在湘军一边。

再后来，孙中山那丫拿着太平天国说事，说他们是革命先烈，折腾出来书，自然赞扬他们是民族英雄，反抗满清。

再后来就是民国二十五年，罗尔纲的这本书。

有吴晗先生写序，很牛啊。

还有汤显龙。 我对吴晗比较熟悉，汤先生不甚了解。不过听着耳熟。  说他是研究经济史的奠基人。

这几个人都没到台湾，没到美帝。 但是，这个时候是民国二十五年，这本书的还是很少受意识形态影响的。

到后来六七十年代，有太平天国学热。    拿着辩证法，拿着马克思主义套太平天国历史。  想看的人自然可以去看。看那时候罗尔纲的书，可以你对了解六七十年代中国历史很有帮助的。

乾隆十三年，乾隆觉得粮食价格涨的太快，通货膨胀。  不利于国家稳定，问大臣怎么回事？    湖南巡抚这样说的。

建国初期，地多人少，地有余， 慢慢的没有余，再后来人有余地不足 。  穷了只有卖地。 地的价格一直涨。 有地的人买更多的地方，土地兼并啥的。  他种地得到粮食再卖高价。

安得不贵呼！    不说多了，说多了那就是借古讽今了。

郝氏一族占国家土地七百分之一。很强大。

出现银贵钱贱的情况。大量白银外流，银子少了更加值钱 。

以前也有篇文章讲过银贱钱贵。那篇文章很有意思。

我觉得意思就是很多土地兼并，旗人占了大量土地，人口曾经。   太平天国的起因一百年前都已经种下了。

土地兼并，人口增加，鸦片战争。加上道光二十九年灾害。

这样再不多难兴邦，那就不正常了。

咸丰黄河改道。

http://www.qingchao.net/lishi/1855xianfeng/

http://www.qingchao.net/lishi/huanghegaidao/

基本上就是茶几了。

水灾旱灾的。 能从上谕看到 河南不下雨，悲剧啊。 今年河南下了那么多雨。

小民颠沛情形不忍设想。 还忧愁的差点睡不着！道光帝真是人民的好皇帝。

丙午，丁未年，古代有个说法， 那叫红羊劫。  看到丙午有感而发，这本上上没讲。

红羊劫，后人还说那是洪秀全，杨秀清。 谐音也是红羊。 越传越邪乎。

再过几年，红羊劫，鸿雪跟那谁？也是红羊劫了。哈哈。

2027年丁未年，那时候等着鸿雪的红羊劫。

“红羊劫”乃是一种历史谶纬之说。南宋理宗时，有一位算命先生柴望,以《丙丁龟鉴》上书提请朝廷注意:每逢丙午、丁未之年，社稷必有祸患。以天干“丙”“丁”和地支“午”在阴阳五行里都属火，为红色，而“未”这个地支在生肖上是羊，每六十年出现一次的“丙午丁未之厄”,后便被称为“红羊劫”。宋人最惨痛的记忆“靖康之耻”,就发生在丙午年（1126年）。据其统计，自秦昭襄王五十二年丙午（公元前255年）,至五代汉天福十二年丁未（公元947年），共经历二十一次丙午、丁未之年，均发生了动乱或天灾。近代的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并未发生在这两个年份，但由于挑旗者洪秀全与杨秀清的姓氏关系（洪、杨），亦被附会为“红羊劫”。文革”发动之年（公元1966年）正值夏历丙午，也被认为是“红羊劫”；杨绛就有《丙午丁未纪事》专为之记。
红羊劫”一说，古已有之。指的是值逢丙午、丁未年，国家会遇大的动乱及灾祸。后人以丙丁属火，色红，未肖羊，故名“红羊劫”。据闻宋朝理宗年间柴望在他所著的《丙丁龟鉴》中说：“丙午丁未者有一，其年皆值中国有浩劫战乱之年。”认为“红羊”年是国家发生灾祸浩劫的年份，说是依据我国战国时代到五代时期的历史统计得出来的。自秦昭襄王五十二年（丙午，公元前255年）至五代汉天福十二年（丁未，公元947年），这期间有一千二百六十载，二十一个丙午、丁未年，其年皆值中国动乱之年。从五代到现在又过了一千多年，历史经过了若干个“红羊劫”，这些年代是不是都有动乱，没有作过统计。上一个世纪，中国经历过两个丙午、丁未年。二十世纪初期的丙午、丁未年间(1906年-1907年)正值辛亥革命暴发的前夕，是否算劫难，众说纷纭。我辈出生也晚，没有遇到过更多的“红羊”，但对唯一的丁未(1967年)记忆犹深，这是典型的、全球公认的、盖棺定论的“中华民族的大浩劫”！

这本怎么说，不能说没有意识形态，只是很轻罢了。

没想到清代也有百年不遇这一说， 我以为只有天朝才能，年年遇到百年一遇的事情。没想到万恶的清朝也能有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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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的时候读《柳如是别传》，最近在看《论再生缘》，虽然我不喜欢诗词一类的东西，但是，只要是陈寅恪先生的文字，还是很喜欢读的。

没想到周恩来丫的，还阻止过陈寅恪这本书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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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陈寅恪写成《论〈再生缘〉》，油印稿由章士钊带到香港，辗转 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一时轰动海外，议论纷纭，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有关方面与郭沫若、周扬、齐燕铭等人交换意见后，决定在内地出版陈著和郭亲自校订的 十七卷本《再生缘》，以回应海外议论。然而，由于这部乾隆年间的虚构作品语涉“征东”,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特殊国际环境下，周恩来、康生出面中止了对 《再生缘》的讨论，陈著与郭氏校订本也被搁置起来。胡乔木拜访陈寅恪时，陈氏因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即指此事。本文利用相关档案材料和当事人信 函，解密了这段有名的公案。
——编者

陈寅恪所言“出版无日”是哪一本著作？
1949年后，陈寅恪先生居广州，任岭南大学（后为中山大学）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因其学术成就，当时，党内有些文人气的领导到穗后，一般都要看望他，如 陈毅、胡乔木、周扬等。陈寅恪为一纯粹学人，对于这些位高权重的人一般都以礼相待，绝无攀缘之意，更无有求之举。即使是关于自己书稿的出版受阻，他也只不 卑不亢地发问，只求知其然，知所以然。

陈寅恪谈自己的书稿出版事，是1962年初春胡乔木来访时。陈的弟子蒋天枢编《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有记载：

（1962年）初春，陶铸同志陪同胡乔木同志到中大看先生，谈及旧稿重印 事，虽已交付书局多年，但却迟迟不予出版。因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笑答云：“出版有期，盖棺尚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159页）

这里，陈寅恪所谈的“旧稿”是指哪一部著作？蒋天枢没有说明。多数陈寅恪研究者，均附会为《金明馆丛稿初编》。《金》书的确经历了磨难，在陈“盖棺”后出 版，但征诸史实，当时陈对胡所谈的“旧稿”，恐怕还不是《金》书。本文结合有关档案材料予以论述，并试图找出“旧稿”何所指的答案。

“旧稿”不可能是《金明馆丛稿初编》
上引《编年事辑》中的记载，多被陈的研究者所引用。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引述后，并未确指为《金》书，而是泛指为“他的著述”（360页），显 示了作者的严谨。朱浩熙著《蒋天枢传》，则将“旧稿”确指为《金》书：

1956年，陈寅恪先生补订《元白诗笺证稿》的同时，也搜集部分昔年论文，编就《金明馆丛稿初编》一书，寄给蒋天枢，嘱送古典文学出版社。……蒋天枢接到 《金明馆丛稿初编》书稿后，于1956年8月专赴北京，将书稿亲自送交古典文学出版社 （今中华书局前身）编辑陈向平先生。……有关编辑提出，书稿中《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有“黄巾米贼”诸语，有伤农民起义形象，要求改动或删除。但 是，陈寅恪宣称拒绝修改，坚持按原作刊行，文责自负，否则宁可不出。双方都不肯作出让步，谈不拢，致使这部论文集的出版日期一拖再拖，数年不能问世。…… 对这件事，陈寅恪先生颇有感触。1962年早春，昔日清华学子、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胡乔木来到广州，在广东省委书记陶铸陪同下，驱车康乐园看望 先生。见面时，谈到《金明馆丛稿初编》出版遭遇尴尬，陈先生半是气愤、半是伤感地说：“盖棺有日，出版无期！”胡乔木半是歉意、半是劝慰地回应说：“出版 有期，盖棺尚远！”（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151—152页）

朱浩熙所云《金》书为1956年编就交付出版社事，源出陈正宏《蒋天枢先生与〈陈寅恪文集〉》（《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1期），但增加了蒋专程到 北京交送书稿的内容。陈正宏根据何在，不得而知。事实上，《金》书是在1963年才编就交付出版社的。其证据有二：

一是有陈寅恪先生自己的“序言”为证。《金》书序言云：“此旧稿不拘作成年月先后，亦不论其内容性质，但随手便利，略加补正，写成清本，即付梓人，以免再 度散失，殊不足言著述也。一九六三年岁次癸卯陈寅恪识于广州金明馆。”朱浩熙也引述了陈这段文字，却视“一九六三年岁次癸卯”之语不见，坚指《编年事辑》 1962年所言即为《金》书，实为不察。

二是新刊布的档案材料表明，《金》书的确是1963年编就交付出版社的。高克勤《〈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文汇报》2007年6月3日8版）一文，根 据藏于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文革”后改称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上编所”）的档案材料，揭示出“上编所”与陈寅恪就《金》书的编辑出版商讨的过 程：

1958年，“上编所”向陈寅恪约稿，陈9月6日复函欣然允诺：“拙著拟 名为 ‘金明馆丛稿初编’，若无特别事故，大约可在1959年2月以后8月以前交稿。”但其后，由于陈“疾病缠绵”和“正写钱柳因缘诗释证稿”等原因，交稿一拖 再拖，直至“1963年3月，陈先生终于将整理好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寄给中华上编，内收文章二十篇”。“上编所”责成梅林、金性尧两位编辑先后审读。当 年9月，两人分别写出审读报告，就稿件中涉及少数民族称呼和邻国关系等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其后，“上编所”领导反复审读后，拟出意见，报上海市出版局，由 他们决定是否出版，时为1966年2月。

高克勤文没有说明“上编所”的审读意见，也不知这份意见也同时上报给了北京中华书局。现根据中华书局所藏档案予以补充：1966年3月，中华书局领导内部 传阅了这份意见。意见中除了稿件涉及少数民族称呼和邻国关系等问题外，还说：“作者从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出发，完全无视封建时代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剥 削、压迫所进行的斗争，而以婚姻集团、地域关系和宗教信仰作为历史演变的根据。”（中华书局总编室编《情况反映》）。

此时，“文革”欲来，风雨满楼，这样的评价自然可以理解。不过，也基本上判了《金》书的死刑。“文革”开始，稿件自然被搁置下来。

高克勤文材料丰富，所述《金》书从约稿到编辑过程甚详，而其结论却无视所述过程，依然认定1962年初春陈、胡对话的书是《金》：

蒋天枢先生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下载，1962年春，陶铸陪胡乔木 到中山大学看望陈寅恪先生时，陈先生谈及旧论文稿集起来重印事，虽已交付书局，但迟迟没有出版，感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 棺尚远。”上述记载中提到的旧论文稿结集指的就是 《金明馆丛稿初编》，书局就是指中华上编。

既然《金》书1963年3月才交稿，何来1962年陈“出版无日”的断言？此说显然不能成立。

杨荣国建议，中华书局拟出版陈寅恪论文集
陈寅恪是著名史学家，1949年后，虽然先后出版了《元白诗笺证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专著，但其散见于报刊的学术文章一直未曾结集出版，不免令学 界遗憾。

1958年2月，在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倡导下，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为加强古籍出版力量，齐燕铭将文化部出版局局长金灿然调任中华书局总 经理兼总编辑，兼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主任。此后，中华书局的出版业务有了转变，被确认为“古籍出版工作”的“据点”（《周扬同志在古籍整理出版 规划小组成立会上的讲话》，1958年2月9日）。其主要任务是：“经中宣部同意，出版文、史、哲的古籍及文、史、哲方面个人的研究著作。”（《齐燕铭同 志的讲话》，1958年2月9日）

中华书局的业务明确以后，一些著名学者的论文集慢慢被纳入出版计划，有学者就提出了出版陈寅恪论文集的要求。这在中华书局所藏档案中，有明显的脉络。

1959年，中华书局将汤用彤著《印度哲学史略》纳入出版规划。8月20日，汤一介在为汤用彤的书稿给中华书局“哲学组同志”的信中，特意提出了一个与汤 著出版无关的建议：

另，我个人有个意见，是否可把陈寅恪先生散见各杂志的论文编辑成书，出 版？

8月22日，“哲学组”负责人严健羽将此信转给“灿然同志、历史一组”，并在信中写道：

把陈寅恪先生的论文编成书事，请历史一组考虑。

从其后的档案材料看，“历史一组”似并未作考虑。

1960年8月，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杨荣国来京公干，大约与中华书局的某人（也许就是与金灿然）见面，谈到了陈寅恪的情况，并提出了出版陈寅恪论文集的建 议。金灿然致信齐燕铭请示：

燕铭同志：
杨荣国同志这次在京时曾谈到关于陈寅恪的两件事情，兹写上供您参考

（一）杨建议我们考虑印陈寅恪的文集（包括解放前后的论文）。杨说陈先生在被批判以后，表示不再教课。如印他的文集，一要不改，二要印快，三要稿酬高。

（二）陈研究《再生缘》后写成一部稿子，以书中主角自况。这部稿子曾经在广东油印，印数少。后来香港有人把这部稿子拿去出版，书前加了一篇序言，说像这样 的书稿，在大陆上是不能出版的，等等。陈知道此事后心情很沉重。

陈的这部书我们已向香港方面去要了，要来后再给您送去。
金灿然
22/8（1960）

同一天，齐燕铭在金灿然信上批示：

陈文集要否印，应请广东省委文教部门考虑。齐燕铭22/8。

在“一要不改，二要印快，三要稿酬高”语下，齐燕铭下划线，批曰：“看内容再说。”

延宕了四个月，金灿然致信杨荣国：

荣国同志：
出版陈寅恪文集问题，广东省委的意见如何？最近我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同志，周扬同志表示可以出，也曾问过郭沫若同志，郭老也认为可以出。如果广东省委同意 出，请把你们对出版的要求和做法告诉我，以便正式向中宣部请示。又，陈寅恪先生最近的政治、思想情况如何？在香港出版了“论再生缘”以后他有什么反映？请 写一书面材料，直接送给中宣部许立群同志或送给我转交都可以。
敬礼
金灿然
12/12

杨荣国回信：

金灿然同志：
两函均送来，关于陈的材料，写好后即直接寄许立群同志处，请释念！至于著作出版问题，中央同意，则由贵局和陈进行商酌如何？（关于渠之论文在整理中）。专 此即复，并致敬礼
杨荣国
21/12 1960

金灿然在信上批曰：
一、从“史学论文索引”中把陈的著作查出，开一目录（大体排列一下）给 我。着史一组办，希望新年前能办完。

二、在上级未正式决定前，出版陈的论文集问题，不要在群众中宣传。

待历史一组查出陈寅恪的论文目录后，金灿然将目录送给齐燕铭，并附上一信：

燕铭同志：
关于出版陈寅恪论文集一事，我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同志，他表示可以；也曾问过郭老，郭老赞成。最近接到杨荣国同志信，附上。为慎重起见，我们就手边的材料查 了一下陈到底发表过哪些文章，草目附上（不全）。请考虑可否正式向陈约稿。从争鸣上讲，似可以约稿，但据说他的稿子是不能动的，约了可能有麻烦。

陈关于隋唐史的两本书和一本元白诗笺证稿，解放后均已出版。目录中关于元白诗的文章，均已收入后一本书中。
敬礼
金灿然
6/1

这已经是1961年了。3月，齐燕铭在金的信后批示曰：

可由中华提出向陈约稿，只告他文中如有涉及兄弟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因中 国古代史常有把这些国家作为藩属和文中带有污辱话的情形，今天发表容易引起对方不快），请其慎重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此外问题随其任何论点均不必 干涉（对少数民族似关系不大，因国内问题总好讲清楚，当然也要看讲话的分寸）。又约稿可否通过杨荣国与之面谈，比写信好。

从上述往来信件看：

第一，关于出版陈的论文集，金灿然说曾向周扬请示过，周扬同意。从1962年周扬的一个讲话中能得到佐证。这一年1月8日，周扬在与广东社联等单位的座谈 中指出：

研究机关对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应该担负具体的任务，应该提出整理、研 究资料的具体计划。如梁启超的著作，解放后我们还未出版过，应该挑选出版。近代人物的著作，全国都要研究。需要注解、标点、说明。康有为、梁启超、朱执信 的著作，应该出版，要作整理。对活着的人的著作也应该出版，如陈寅恪、陈垣的著作，就应该出版。只要有学术价值的，政治上不反动，不管观点如何，可以出， 印数可以少一点。我们的遗产本来就不多，老艺人的艺术可以录音保留，老学者的学术著作也要保留，只要他们有一方面的成就，就要继承、不要抹煞。（“周扬与 广东社联座谈记录稿”，1962年1月8日）

第二，出版陈寅恪论文集系杨荣国建议，中华书局主动约稿。从杨荣国信中“关于渠之论文在整理中”一语来推断：杨荣国当向陈寅恪透露了北京中华书局要出其论 文集的想法（陈寅恪整理中的论文，或许就是给“上编所”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如此，中宣部领导周扬同意，中华书局积极，陈寅恪没有理由拒绝，出版陈寅 恪的论文集也成定局了。

1961年11月，在“中华书局1962年编辑发稿计划（初稿）”中，谈到“1962年我局将加强学术著作的编辑和发稿工作”计划时，在“个人研究成果方 面”，将陈寅恪的学术论文集的出版列入计划。

可是，此后，中华方面却再也未提出版陈寅恪论文集事，原因何在？中华书局所藏档案材料中没有答案。而高克勤文所提供“上编所”的档案材料或许可以解答：中 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是北京中华书局的一个分支机构，既然他们已与陈寅恪签订了出版协议，北京方面放弃也顺理成章。

不过，问题似乎还有另外一面。从北京方面提供的陈寅恪论文目录看来，尽管金灿然称之为“草目”，“不全”，但已经尽可能地搜罗了陈的重要论文。这份目录分 “历史”、“文学”、“序跋”、“宗教及其他”四部分，囊括陈的论文69篇。而陈编定的《金》书仅收20篇，大多是文学论述。因此，即使有“上编所”的 《金》书，中华书局还可把目录中《金》书已经收录的去掉，再出一本论文集的必要。可此后却无消息。从这个角度讲，（1）中华书局放弃陈的论文集，或许另外 隐情；（2）从现有材料看，既然中华书局放弃陈的论文集，陈除了尚在编辑中的《金》书外，没有其他书稿放在出版社等候出版，那么，他与胡乔木所谈“出版无 日”的话就无来由。

但，陈、胡二人谈话则有史料根据，不好率意质疑与否定。“出版无日”既然定有所指，是哪一本呢？

“出版无日”是指《论〈再生缘〉》
前引中华书局所藏档案，在讨论陈寅恪论文集的出版过程中，陈寅恪所著《论〈再生缘〉》一书，一直为北京方面所关注。

1954年，《论再生缘》定稿后，陈寅恪油印若干册，并交存学校数册。不料，余英时在香港《人生》杂志1958年12月号上发表《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 书后》一文，推断《论再生缘》“实是写‘兴亡遗恨’为主旨，个人感怀身世，犹其次焉者矣！”第二年，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了《论再生缘》，在海外轰传一时， 议论纷纭。1960年消息传到内地，引起广东和北京方面关注。

广东中山大学领导得到了一本香港出版的《论再生缘》，追查书稿如何流出境外，凡接触过书稿的人都在审查之列。这却难为不知原委的陈先生，回想1956年8 月间，章士钊经广州赴香港，专程来访，曾将油印本《论再生缘》相赠。陈夫人唐晓莹向校方反映，可能是章士钊带到香港。以章士钊的名位和声望，此事不了了 之。但香港友联出版社究竟如何得到《论再生缘》的稿本，还是一个谜。直到20年后，余英时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谈到他 于1958年秋在美国麻省剑桥发现《论再生缘》油印本，交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这才揭开了谜底。

而在北京，由于杨荣国来京的介绍，也引起了金灿然的注意。在前引1960年8月22日金致齐燕铭的信中专门提到，“陈的这部书我们已向香港方面去要了，要 来后再给您送去。”大约在1960年11月至12月初，北京方面得到了港版《论〈再生缘〉》。12月“初旬”，经金灿然介绍，郭沫若看了陈寅恪著《论〈再 生缘〉》（《郭沫若年谱》，下，262页），由此引发了郭沫若对此书的兴趣。自1961年1月至1962年1月，郭沫若反复通读4遍，得见3种版本，发表 9篇文章，两次拜访陈寅恪，并成就一副流传至今的对联:“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学术佳话。上述内容在《陈寅恪的最后二 十年》陈述甚详。

郭沫若何以对《再生缘》兴趣盎然？他自己的陈述是：读到陈寅恪《论〈再生缘〉》的排印本，对“陈寅恪的高度的评价”《再生缘》感到“高度的惊讶”，便“以 补课的心情”来阅读，并想“检验一下：陈教授的评价究竟是否正确”。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

与郭沫若有过交往的陈明远，在谈及此事时说，1961年郭沫若在研究《再生缘》之前，曾与康生交换过意见，隐约揭示出郭突然对《论再生缘》产生兴趣的深层 背景。(陈明远：《我与郭沫若、田汉的忘年交》)。如果陈明远所言不虚，则郭沫若的研究实是负有使命。

这个使命是什么？虽然没有档案材料佐证，但我们可以做合理的推测：

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管理体制，海外学者对内地学者的作品如有涉及到政治层面上的非议，一般说来，内地都会有文章作答。而这作答的文章，虽然是个人署名，但 大致都有官方背景。陈寅恪《论〈再生缘〉》既已在香港出版，余英时以此作了文章，自然会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杨荣国和中华书局（金灿然？）谈，金灿然要向 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汇报，并把找来的港版送郭沫若；而郭沫若则就此事和康生交换意见。这一系列的酝酿后，由郭沫若以学者身份出面赞赏陈寅恪的研究，也就顺 理成章了。这实际上是对余英时以此做文章的回应。否则，我们很难解释郭沫若会在一年之内排炮般地发表文章，因为如果是单纯的学术研究的话，以郭沫若职务众 多、杂务缠身的情况看，恐怕是很难把精力集中于此的。

从另一方面看，余英时在文章中认为，陈的这本书在内地无法出版。在内地方面看来，这是政治上的攻击。如果能出版陈的这部著作，实是对这种攻击最好的回答。 杨荣国向中华书局谈这本书，金灿然派人找这本书，并送给郭沫若，当然是想看看能否出版这本书。

前引杨荣国1960年12月21日函可为上述推测佐证：函云：“至于著作出版问题，中央同意，则由贵局和陈进行商酌如何？（关于渠之论文在整理中）。”所 谈的实际上是两本书的出版。如果中华书局出版陈的论文集，想来并不需要“中央同意”，这里所说的“著作出版问题”，只能是已经惊动齐燕铭、郭沫若、康生等 中央领导人的《论〈再生缘〉》了。

后来的事实表明，中华书局的确直接与陈“进行商酌”。1961年5月上旬，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到广州参加学术会议，顺便拜访了陈寅恪，提出请将《论〈再 生缘〉》一稿修改后交中华书局出版（《陈寅恪最后二十年》320页）。后来出于某种考虑，陈寅恪的书转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前引的“中华书局1962年 编辑发稿计划（初稿）”中，陈寅恪的《论〈再生缘〉》原也列入其中，但因其已列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而被勾掉了。而与此同时，郭沫若应中华书局之 约，开始编辑《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的校样。也就是说，陈寅恪和郭沫若的书要同时出。因此，《论〈再生缘〉》就是陈寅恪惟一一本交付出版社等待出版的 书。

然而，事情并未如人愿。两人的书都没有获得出版，而这同样是来自于中央领导的看法。

有论者注意到这一事实，却把陈寅恪书不能出版怪罪于康生的狭隘，认为康生要见陈寅恪，陈未见，康一气之下把陈的新著《论〈再生缘〉》“枪毙了”。虽然康生 的确批过《再生缘》，但此说也碍难讲通：如果事实真是如此的话，那郭沫若的书还是可以出版的。

关于康生批过《再生缘》，当年中宣部干部黎之有回忆：有一次（那正是郭沫若与陈寅恪讨论《再生缘》作者陈端生的时候），周扬正在教育楼主持部分文艺领导人 会议。康生突然进来，站着说：那个“孟丽君”（《再生缘》中的主人公）可不能再宣传了，那里面讲打高丽，朝鲜方面有意见。他讲完转身走了（黎之：《回忆与 思考——从一月三日会议到六月批示》，《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3期）。

事实上，不仅是康生，周恩来也为此表过态。据当年在《光明日报》工作的穆欣回忆：1962年初，周恩来总理曾经让人给他打招呼，不要再在报纸上讨论《再生 缘》，以免由此伤害中朝友谊，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郭沫若后来未再就此续写文章，从此在报纸上停止了这场讨论。（穆欣：《郭沫若考证〈再生缘〉》，《世 纪》2006年第5期）

由此看来，陈和郭的书无法出版，关键的问题是因为《再生缘》中宣扬元朝皇帝“征讨朝鲜”的战事,“朝鲜方面有意见”，与康生的狭隘无关。

居住岭南的陈寅恪感受到这一事实，却不知背后的真相，故而才有1962年初春与胡乔木的那段对话。盖彼时，胡乔木尚在休养中，也不解其堂奥，故才有“出版 有期，盖棺尚远”的许诺。

迁延至1964年冬，大概陈寅恪也明白了《论〈再生缘〉》的命运，只好为已经“写定之《论〈再生缘〉校补记》作序”。序中有云：“噫！所南心史，固非吴井 之藏。孙盛阳秋，同是辽东之本。点佛弟之额粉，久已先干。裹王娘之脚条，长则更臭。知我罪我，请俟来世。”

以“吴井之藏”、“孙盛阳秋”之典，表达对此书不能出版的遗憾之情。而“点佛弟之额粉，久已先干”一语，典出《杂宝藏语》，盖暗喻1962年胡乔木来访时 作过“出版有期，盖棺尚远”的承诺，有心无力，亦不能兑现；而自己所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竟成谶语，惟“怅望千秋泪湿巾”了。

《再生缘》故事梗概

《再生缘》故事始于十三省都督之子皇甫少华与元城侯爵之子刘奎璧都求婚于 才貌双全的15岁少女孟丽君。孟丽君之父孟尚书决定以比箭的方式择婿。刘奎璧以一箭之差败于皇甫少华，孟丽君成了后者的未婚妻。刘奎璧不服输，多次阴谋陷 害皇甫少华，又借身为皇后的姐姐的权势，终于使皇甫全家抄家问斩。少华及其母、姐潜逃，孟丽君被逼改嫁刘奎璧，不从，遂女扮男装逃离家庭，参加科举考试， 中了状元，官至兵部尚书及丞相，并揭穿了刘氏家族的阴谋，使皇甫一家不仅官复原职而且晋升高官。

故事写至第八卷（二十九回：征东将，奏凯回朝，三十回：刘国丈，全家下狱，三十一回：奖功臣，并赐良姻，三十二回：娶皇妃，更联美眷），其实已有了一个程 式化的结局，但陈端生却不就此停笔，而是用了其余九卷的大部笔墨，描述了整个男权社会逼迫孟丽君回归无名、失语的女性世界和孟丽君用尽心机，保卫自己，反 抗逼迫的尖锐斗争；从而展开了一个广阔的叙述空间。

皇甫少华、皇帝本人与孟丽君同朝共事，虽未完全确认，但早已觉察了她的女性面目。少华多次用尽计谋，企图逼迫孟丽君就范，以便“同偕花烛”；而皇帝本人也 深深堕入情网，一方面逼迫她承认是女性，另一方面又逼迫她承认不是孟丽君而是别方女子，以便将她娶入深宫，封为皇妃。孟丽君为能保卫自己开创出来的独立自 由生活，劳心焦思，左推右挡，冒着“惑乱阴阳，盗名欺君”的死罪，始终不愿回到社会、传统、文化为她设定的女性惟一的归宿：生殖与满足男性。然而，不幸她 终于未能逃脱皇太后的圈套，在一次无法拒绝的赐宴之中，她被药酒迷醉。宫女奉皇后（皇甫少华之姐）之命，乘醉脱靴，暴露了孟丽君的三寸金莲，并盗去她的红 绣软鞋。宫女为皇帝所截，三寸红绣鞋落入皇帝之手。皇帝即将孟丽君秘密送回府第，随即微服造访，要孟丽君承认自己的性别，但不要承认是孟丽君，只说是来自 他乡的未婚女子，否则就要将她打入天牢，治她欺君死罪。孟丽君的父母、翁姑、兄弟、乳母、密友无一例外，都加入逼她“就范”的行列。孟丽君孤单奋战，走投 无路，无法冲决四面八方的天罗地网，终于在绝境中吐血昏迷。陈端生所写《再生缘》十七卷就写到这里。

——摘自乐黛云：《无名、失语中的女性梦幻：18世纪中国女作家陈端生和她对女性的看 法》，原载《中国文化》199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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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rvideo.cn/videoinfo.asp?id=367 余英时访谈录

http://www.ervideo.cn/videoinfo.asp?id=1719 周锡瑞访谈录

两个我很尊敬的历史学家。 余英时谈到燕京大学，一些学者蒋廷黻，陈寅恪，胡适，胡绳，顾洁刚，薄斯年等等的人。

周锡瑞 跟费正清一样都是洋人。 师从费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

讲了写辛亥革命，清末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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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受尽折磨的陈寅恪

编纂者卞僧慧先生是当年亲炙谱主教诲的清华毕业生，今年已经九十九岁高龄。蒋天枢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自己也曾拜读。友人寄赠这部《年谱长编》后，粗读一过。本谱作为长编，篇幅较另外的一些年谱长编要短（丁文江、赵丰田编梁谱长编在北京家中，不及对比，感觉要两倍于本谱；胡颂平胡谱长编更是煌煌十大卷，四千多页），不过，在内容上，本谱吸收了蒋天枢《事辑》及其后新出版物揭示的一些史料以及一些书信，自然是愈加丰富了。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几件事。赵俪生自传中记录1949年中共进城前讨论接管北平各大学与文化机构，某日论及各校教师到军管会下设文管会报到并登记事。 “有人主张，不管年龄老少，全要亲自来报到。于是有人说，譬如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赵俪生当时就认为，这时一种征服者对于被征服者的姿态，他引用列宁对巴甫洛夫的态度为例，说这值得我们学习，并提高嗓门说：“特别值得成校长学习！”让成仿吾十分难堪。当然，事后赵俪生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复。

还有陆键东在书中已经揭露过的史料，1954年起担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龙潜，组织领导一起又一起运动。在“肃反运动”中，龙潜作惊人之语：“有人企图使岭南大学复辟，如有风吹草动，我在国民党回来之前，先把你们杀光还来得及”。肃杀之气，跃然纸上。

至于文革期间，谱主受尽折磨的种种，吴宓、陈序经、翦伯赞、向达等被凌辱残害的情况，谱中都有叙述，也是那些还在为文革招魂的人士应该阅读的。书中记，1968年12月18日，翦伯赞夫妇服用安眠药自杀身亡。“刘少奇专案组”逼迫翦伯赞证明刘少奇1935年有变节行为，翦拒绝作证。专案组副组长情急之下，拔出手枪，怒吼：“翦伯赞！今天你要不老实交代，老子就枪毙了你！”可怜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就只能以死抗争了。

1949后，谱主多以诗言志，以诗讽世，卞先生虽然也辑录了不少诗，但是对诗的含义，若能将余英时先生著作中的相关考证引入其中，就多些相互发明的阅读效果了。这些最相关的材料书中很少采用，而一些不大相关的时政消息却屡见不鲜。例如1960年5月28日条，全部就是当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内容，虽然可以作为谱主生活困难的背景材料，但是毕竟不是最关联材料。

1950年11月条，记《元白诗笺证稿》由岭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出版线装本事。卞先生称“原书未见，兹据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云云。我很幸运，承蒙中山大学法学教授李启欣先生寄赠一部，成为我的珍藏。封面上当年红卫兵涂鸦的“打到陈寅恪”字样触目惊心。我收到这珍贵的馈赠后曾在博唠阁上写文简要介绍。（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66320010006sq.html）
在编纂技术上，本谱的一个很大缺陷是没有附加索引，对于检索利用相当不便。未知再版时能否改进？

《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卞僧慧纂，中华书局 2010年4月版，X+413pp，精装本，50元。

又及：承蒙“老面”网友指示，附上张求会先生发表在《东方早报》（2010年6月27日）上的文章链接，这是一篇很全面和公允的评论。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31/node2433/userobject1ai227859.shtml

附：我写于1998年的“香港访书记”中对余英时先生著作《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的简介

余英时著《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

在近年来大陆上的“陈寅恪热”的各种文字里，余英时先生的有关观点若隐若现，尤其是涉及到陈寅恪晚年诗文的释义方面，或许是因为余先生的观点不合时宜的缘故，我们往往只能从国内学者的引文里了解一二。冯衣北的《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一书正是与余先生论战的产物。尽管冯著以附录的形式收入了余先生的一些文章，多少弥补了人们只能读到一面之词的缺憾，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家大陆的出版社将余先生这方面的全部文章结集出版，读者毕竟难以得见全豹，仿佛两造争辩于法庭之上，一方口若悬河，全无遮拦，而另一方却受到种种限制，法官以及旁听的人们只能听到他的片言只语，毕竟是很不公平的事情。

也是在都市田园，我买到了余先生的这本书。书的出版者是台湾东大出版公司，列为“沧海丛刊”之一，出版时间在1998年1月，是这次我所买各书里最晚近的一种。实际上，这是作者对于陈寅恪诗文以及思想作出的阐释文章的第三次结集了。在这个增订新版里，除了增订版序外，作者还专门写了一篇“书成自述”，对过去的四十年间由偶然的机缘涉足陈寅恪研究的来龙去脉作了一番介绍。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对大陆某些“新论说家”力图淡化陈寅恪的政治倾向，而以所谓文化的苦恋以及爱国主义来抵御和掩饰某种更深层次追究的做法所给予的犀利评论。另外，在本书里，作者力图重构陈寅恪晚年的精神世界以及价值系统与史学思想，与此同时，我们亦可从中理解作者本人的治史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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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治朝中后期到光绪帝继位的最初几年，大清国对外没有遭遇大的军事冲突。中央一线工作，主要靠倡导变革的恭亲王奕訢来主持。洋务派树起“自强”的大旗，一场“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恭亲王奕訢

恭亲王奕訢（1833–1898），道光帝第六子。自1862年至1884年，主持朝政22年，洋务运动的领导者。

1874年，发生了日本侵略台湾的事件，海疆告急。李鸿章以台湾孤悬海外，必须修筑铁路、架设电线，方可血脉畅通、防外安内。可惜，这种论调因闻者“鲜不咋舌”，如泥牛入海。这年底，同治帝驾崩，李鸿章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进京面见恭亲王时，李再次力陈铁路建设之急之重。恭王倾向于修路，但直言此事反对者众，恐“无人敢主持”。李不死心，寄望于恭王能说动慈安、慈禧，争取两太后的支持。恭王也如实相告，称“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可见当时修筑铁路的阻力之大了。

因为《里瓦基亚条约》的签订，朝廷于1880年初严惩了对俄交涉的特使崇厚。俄国不干，派兵恫吓，战争一触即发。这场危机，虽然最终因清廷宽减崇厚而改派曾纪泽、重开谈判而化解，但全国性的防务问题，再次被摆到了清政府的台面上。奉召进京筹议战事的淮军将领、后来当上台湾第一任巡抚的刘铭传，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正式提议修路，并具体提出了从北京分别到清江浦（今江苏省淮安市）、汉口、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甘肃四条线路。但是经费紧张，不能四路并举，建议先修清江浦至北京线。边疆军事的紧张和刘折说理的透彻，朝廷的立场似乎也有松动，著担任南、北洋大臣的刘坤一、李鸿章就修路“妥议具奏”。

实际上，刘铭传的折子，也正是出自李的授意。这时距离1872年李鸿章因俄国侵占伊犁而首倡“改土车为铁路”，已经过去8个年头了。这年的最后一天，即1880年12月31日（光绪六年的十二月初一日），李回奏了洋洋洒洒近四千字的《妥议铁路事宜折》。指出现在修筑铁路，就好比古人作舟楫以济不通、驯牛马引重致远一样，是大势所趋。他说：

盖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犹居中古以后而屏弃舟车，其动辄后于人也，必矣！

紧接着，李用大段篇幅，论述了修路有增厘金、便运兵、卫京师、利救灾、转物资、促邮政、兴矿务、易招商、安行旅“九利”。对刘铭传“四路以为根本”、“先造清江至京一路”的方案，明确表示赞成。李鸿章一一批驳了顽固派攻击铁路的种种立论：对于资敌一说，他提出只要“坏其一段，扣留火车”，就能“路亦无用，而全路皆废”。对于“夺民生计”一说，他援引英国之例，指出有力者可充任工丁杂役、有财者可开旅店购股份，正是“扩民生计之明证”呀！对于毁民田庐坟墓一说，则提出高价购买（优给价值）或绕道而行（纡折避之）的解决措施。

李鸿章还颇有远见地写到：

惟是事端宏大，经始之初，宜慎之又慎，俾日后勿滋流弊，始足资程式而行久远。

出于这种考虑，他不惜笔墨，坦陈“造路需坚实耐久”。对于修路所需的巨额经费，李提醒朝廷借债“兴大利”不同于“济军饷”，须“由我自主”，否则宁可不借（不如是则勿借也）——他的借债是有条件的。其余如所拟办法应“徐议”、选派“素有名望”的监理人员以“取信于人”、特派“督办大员”统筹兼顾、铁路与矿务“二者相济为功”……所有这一切，都显出了李鸿章超出常人的眼光和超越时代的认识。

一场以是否该修铁路为焦点的大争论，在清政府内部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支持修路的洋务派，主要是地方大员；反对修路的顽固派，大多是中央廷臣。由于缺乏事实支撑，双方基本是以唇枪对舌剑，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守旧派因此得势。一个半月后，也就是1881年2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裁定“铁路断不宜开”；对刘铭传所奏，“著毋庸议”。

另一方面，李鸿章是直隶总督，深谙官场路数。对看似热烈的论战，其实并不抱多大的幻想。他悄悄地动手了。动工地点，则选在由他直接控制的直隶地面。

醇亲王奕譞

醇亲王奕譞（1840–1891），道光帝第七子、光绪生父。能力、水平均不如恭王，但为人谨慎，深谙“明哲保身”之道。

自打6年前的重修圆明园事件后，和慈禧一系列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交锋，已经使恭亲王的政治地位大为动摇。而另一位举足轻重的中枢角色——醇亲王奕譞，此时羽翼渐丰、久静思动，成为太后倚重的对象和外援。李鸿章改走醇王的门路，争取到了醇王的支持。1881年5月，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动工，公开的理由是为了方便运输开平煤矿所产之煤，实际是李鸿章推动全国开筑铁路设想的第一步。唐胥铁路于当年11月修成，总长10公里，是为中国第一条铁路。

1884年4月的“甲申易枢”事件，醇王正式从幕后走上前台。两年后，当醇王到天津巡视北洋海口时，李鸿章再提修路。奕譞建议，如果再修，还是从唐胥路修起，仍以运煤招商为名，以减小阻力。同时，路修于由李鸿章所管辖的直隶，也更易办成。由于有醇亲王做后台，李卯足劲头，把唐胥路先延至芦台阎庄，又延至大沽、天津，到1888年，硬是一点一点修出了总长130公里的唐津铁路。

李鸿章还亲身体验了一把自己主持的工程。坐火车从天津到唐山的260多里地，只走了一个半时辰，令他大为满意。兴头上的李有点儿忘形，于11月借海军衙门（由奕譞主持）的口，提出再把路延到北京通州。好嘛，万岁爷头上动土，大不敬！沉寂多时的守旧势力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时弹章蜂起，掀起了第二次的铁路大争论。这一回合，由于唐津线用事实证明了铁路的优越性，再加上有醇亲王做后台，洋务派也可以“挺直腰板说话”了。湖北巡抚张之洞提出缓建津通线，而另建京城到武汉的卢（卢沟桥）汉线。清廷最终批准了张的建议，也标志着大争论以洋务派的胜利，而告结束。

然而，卢汉线代表了洋务派的胜利，却不能算是李鸿章个人的胜利。谁都看得出，这是朝廷“扶张抑李”的把戏。李鸿章在给其兄、两广总督李翰章的家信中，猛批卢汉线长三千华里，张之洞“大言无实……终要泄底”。对先期修筑卢沟桥到正定府一段，也称自己“年衰力薄，不获目睹其成”，袖手旁观，大泼冷水。

恰逢此时俄国和日本争夺朝鲜、觊觎东北的野心愈发明显，清廷遂于次年宣布缓建卢汉路，改修通达东北的“关东铁路”，仍著李鸿章督办。李大喜过望，不见了“年衰力薄”，立即筹划起直隶境内、从滦州林西镇到山海关的线路来。

到1894年（甲午年）春，至山海关的铁路建成通车。这期间，醇亲王奕譞于1891年去世。由于前线战事失利，加上后来《马关条约》的天价赔偿，清廷终于无力再修建“关东铁路”的关外部分了。

……

1905年9月，京张铁路开工。四年后通车。这是第一条完全由中国人设计、建造的铁路，其设计师詹天佑为后人所景仰。

又过了两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此前，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激起四川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迫使清政府将湖北的大批新军调入四川。这在客观上成为武昌首义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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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年纪大的时候都说《戊戌政变记》多有不实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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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是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梁任公在其《戊戌政变记》中评价到“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这场以清朝的惨败而告终的战争，有太多的细节值得后人审视和借鉴。

进入6月以来，围绕着从朝鲜撤兵的问题，总理衙门与日本驻北京临时公使小村寿太郎之间，开始了近一个半月的频繁交涉。总理衙门坚持双方须先同时撤军、再开相关谈判的立场；而日本方面则是早就打定主意，要借机挑起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战争。因此旷日持久的交涉，注定是只能使日本赢得动员和部署兵力的时间，而不会有丝毫实质性的进展。
和商的同时，清廷对列强的“调停”抱以了相当的期望。然而，各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各打各的“小算盘”。到7月 14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发出“第二次绝交书”，清政府“始则假俄人为钳制，继则恃英人为调停”的设想，也终告落空。

在此关乎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非常时刻，坐镇天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集外交和军事重责于一身的李鸿章，会有怎样的举动，来消弭中日之间很可能一触即发的战争呢？他的这些措施，又有何惊人之处呢？

早在7月12日，李鸿章就秘密通过幕僚伍廷芳拜访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己次，传达他处理朝鲜问题的态度，使日本人明显感到李和总理衙门的立场间有不一致。15日，荒川报告陆奥，李鸿章好像倾向于同意陆奥的某些原则。伍廷芳告诉他“李鸿章能解决朝鲜问题而无需考虑北京的态度。”16日，陆奥回电荒川，尽管李鸿章真的希望解决朝鲜问题，但除非以最明确具体的形式，并通过适当的公认渠道传达给日方外，日本政府将不予考虑。当天，荒川再次报告陆奥，他已将陆奥的意见告诉了伍廷芳，李鸿章倾向于和平解决，但为如何才能展开谈判感到焦虑。“他已非常果断地拒绝了你的建议。”
7月22日，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总办北洋水师营务处道员罗丰禄到日领事馆，极秘密地通知日方，李鸿章决定派他做秘密特使，到东京面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李鸿章“忠诚希望和睦解决，并安排如何就朝鲜问题开展谈判”。李鸿章要求日本政府保证在秘密特使到达东京前，在朝鲜的日本军队不要采取敌对行动，并要求日方对此倡议立即答复。同日，荒川还在伍廷芳的安排下，到天津海关道衙门同盛宣怀密谈。盛告知荒川，中国派军队赴朝是作做样子而不是为了打仗。
这天罗、盛二人的“双簧”，毫无疑问是李鸿章的精心安排。一边是绕开皇帝和朝廷，提出罗丰禄直接访问东京的要求；一边是借盛宣怀之口，表示中国对日的战争准备只是摆样子。在李鸿章看来，这一重大提议必然会在第一时间传达给日本政府。但蹊跷在于，荒川直到23日晚间才将电报拍发，日本外务省24日中午收到。陆奥宗光倒没有耽搁，当天回电表示日本政府“不特别反对罗来日本”，也不能保证在朝日军“放弃敌对行动”。果然，23日，日军攻占朝鲜王宫，诛闵妃（明成皇后）、拘韩王李熙（高宗）；24日晨，日本联合舰队三舰在丰岛海面袭击北洋水师军舰“济远”和“广乙”、击沉运送清兵的“高升”轮。李鸿章苦心孤诣的求和行动，由于日本方面没有做出想象当中的积极配合而作罢。
但话又说回来，李鸿章安排罗丰禄的这次外交试探，绝对是中国外交史上一次极为惊人的非常事件。当时，清政府内部主战的空气趋于高涨。6月25日和7月1日，光绪帝两次谕李鸿章加强备战。7月16日，光绪帝再次对军机大臣宣示主战之意，并传慈禧太后“懿旨亦主战”。当天，军机处电谕李鸿章“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光绪帝、军机处、总理衙门等发给李鸿章的一切指令，都是要他作好开仗准备。那么，另一种解释就显得合乎情理：是李鸿章自行决定，绕开皇帝和朝廷、独辟对日外交的和商途径！而这种做法在甲午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到底是谁授予了他这么大的权利呢？

李鸿章之所以要在甲午7月，如此不惜一切代价地寻求和平，显然是断定慈禧太后决不愿意在六十大寿之年爆发战争；而他所掌握的北洋陆海军，也没有对日军的必胜把握。李鸿章认为此时“陆军无将，海军诸将无才。殊可虑！”而一旦手里淮军和北洋海军两张“王牌”打光，他在清廷官场上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但是对一点，李鸿章似乎信心满满：只要他能消退密布的战争乌云，就一定能找到办法说服朝廷。只是历史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日军在汉城围宫拘王并挑起丰岛海战，李鸿章的秘密和商再也无法进行，从此湮没于浩瀚的历史文档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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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扑是常熟人，自然就有地方大学的人研究他。就跟湖南人研究曾国藩似的。

就跟贝尔法斯特王后学院，有研究赫德资料一样。

有的人为了争名人，搞名人效应，旅游文化啥的。研究一下那个人，普通老百姓知道本地有这个名人就够了，他做过什么，他写的书，他到底做了哪些事 。为什么做那些事。 who care？

有时候也要感谢这些俗的行为，让像我这样研究历史的人，可以获得很多在图书馆找不到资料。

常熟理工学院人文系沈潜副教授

20世纪初的中国文坛上，著名长篇小说《孽海花》一书的问世，无疑是风行一时的大事。短短二三年时间里，该书先后再版十五次之多，创下销售五万多部的记录。来自文化界的评沦更多激赏之词。在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中，《孽海花》被公认为最有价值的—部作品。

有意思的是，小说出版之初，外界对署名“东亚病夫”的作者究竟为何人一无所知。一代翻译大家林琴南，茌最初读了《孽海花》，推崇备至，叹为奇绝之时，也同样不知道作者是谁。后来由他把作者的真实姓名公诸子世，曾朴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读者记住。那幺．曾朴走过了怎一段人生历程呢?

一

曾朴，初字太朴，后改字孟朴，又字籀斋，号铭珊，笔名东亚病夫， 1872年3月1日出生于江苏常熟一个书香世家。祖上世代为官，祖父曾熙文是清朝道光举人，曾任内阁中书，但官场失意之下，晚年在城西山塘泾岸筑明瑟山庄以自遣，该园一度成为道光、咸丰年间吴中知名文人诗酒吟咏的场所，后来毁于太平军的战火。父亲曾之撰，早年品性洒脱，负有文名，交游遍公卿，与文廷式、张謇、王懿荣并称“四大公车”，但命运不济，三十四岁才中举人，官至刑部郎中，任上恃才傲物，郁郁不得志，眼看仕途升迁无望，年近半百的他便主动弃官，退隐回乡，在原明代万历年间监察御史钱岱所筑“小辋川”的部分遗址上，用了前后二十多年时间，疏水叠石，峙楼迤廊，营建了一座当时常熟城内首屈一指的私家园林－－虚廓园(俗称曾家花园）。园内平冈小阜，曲桥流水，台榭参差，桃柳回环，远衬十里青山，近贴水池风荷。更有回廊碑刻《山庄课读图》长卷一幅，嵌得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李慈铭、张佩伦等当世权贵、名流诗文石刻三十余块。曾之撰以此寄情山水，并服务地方社会；更在养亲教子中，对子孙后代所怀者大，所望者深。

少年时代的曾朴，就在这古朴风雅的宅园里生活和成长。在双亲的慈抚和名师的指导下，他从小研讨课艺，聪慧好学，但又私心喜爱文艺，常常背着他人翻看历来被正统丈人斥为“斫丧性灵”的名家说部、笔记杂集等书籍。要说日后走上文学之路，大概就是在这时打下了最初的根基。一天，父亲在他抽屉里看到所做的骈文辞意美妙，不禁拍案叫绝，满心欢喜。1889年，十八岁的曾朴一度因早恋受挫，终日唉声叹气，父亲见此情状，便带他去北京住了几个月。1890年，曾朴从北京回常熟，先应县试中第一名，后应府试中了第二名，再应院试，考中秀才；第二年中举，成为曾氏家族中前景在望的最年轻的举人。照例，次年应春闱试，但曾朴对当时被读书人视作进身之阶的科举考试多有厌恶，他实在无意功名，为此再三回避。后在父命下不得不赴京应试。不科，进了考场后，他又任性而为，故意将墨汁打翻弄污试卷，并在卷面上题诗一首，诗云：

起来狂笑抚吴钩， 岂有生才如是休?

身世忽然无意沏， 功名不合此中求。

字里行间表达了痛斥科场、鄙薄功名的激愤之情。

不过，慨然投笔、拂袖而去的曾朴，仍拗不过父亲爱子心切的用意，望子成龙的父亲还是花钱为他捐了个内阁中书，以便留京供职。在此期间，曾朴作有《都城酒楼放歌》，关切时事，鞭挞现实，极表愤世嫉俗、豪迈慷慨之气。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适时在京的曾朴，深得与曾家有世代之交的乡前辈、“两朝帝师”翁同龢的赏识。曾朴以所著《补汉书艺文志考》十卷相赠，翁氏认为他年方廿五，著书博赡，惊为“异才”。曾朴因此经常出入于翁氏之门，对翁氏主战御侮的立场多有劝勉。不久，战争以日本强迫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甲午战败的惨痛事实，给了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以极大的震撼和刺激。曾朴目睹外侮日急，国势日蹙，深感供职部曹，浮沉宦海，不足以偿其志，忧国伤世之感弥久弥切。用他的话说：“这时候就觉悟到中国文化需要一次除旧布新的大改革，更看透了故步自封的不足以救国，而研究西洋文化实为匡时治国的要图。”

二

抱了匡时救国的心愿，曾朴与同乡挚友张鸿一起进入了同文馆学习外文。

当时，同文馆里设英、法两种语言学科，其中学英文的人最多，学法文者只有他们两人。曾朴之所以作此选择，在他看来，英文只为通商贸易之用，而法文却是外交折冲必要的文字。不过，同文馆里也学不到多少，教授讲解不清，学生敷衍了事。然而，曾朴从此不甘心放弃，他利用更多的时间，孜孜兀兀，昼夜勤读，不断提高法文水平。据说有一回，因为太投入的缘故，竟然把一杯洗笔水误作茶水喝了下去，如痴如醉的情形由此不难想见。

1898年夏秋间的一个偶然机会，曾朴与友人一起为离沪北上的维新志士谭嗣同饯行，席间结织了曾旅居法国多年，深谙彼邦文学，并与法国文豪伏尔泰时相往还的福建造船厂厂长陈季同，从此真正走上了醉心法国文学的道路。

良师的启蒙和引导，让曾朴大开眼界，受益终生。在多年后主编的《真荚善》杂志上，曾朴还两次刊登了征集陈季同事迹及其作品的启事，称乃师为“中国研究法国文学的第一人”。

五四运动那年，曾朴资助次子曾耀仲留学德国法兰克福医科大学，嘱托儿子就近帮他选购法国文学书籍，以便着手编写法国文学史大纲。有一次以不满荚金一千元，廉价购得了整个私人图书馆近千册藏书，里面全是法国文学名家的一部部皮面精装全集。到了 1927年，曾朴因自感法语发音的不够准确，不顾自己已是五十六岁的年龄，特地在住宅附近找到了一位法国女士开设的法文夜间补习班，并让儿子陪他一起报名参加。从此，每天吃过晚饭后，父子俩就徒步到校，认真听课，前后足足花了半个年头，留下了一段父子同窗的佳话。

三

1897年，曾朴秉承父亲遗命，前往上海创办实业。不过，他的用心似乎不在于此。

在沪期间，他与谭嗣同、林旭、唐才常、杨深秀等维新志士声气相通，多有往来，共同筹谋变法革新活动。至于生意上的事，几乎置之不顾。1898年，正当维新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之际，初秋的北京已是一片肃杀，慈禧大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梁亡命海外，“六君子”被惨杀菜市口。曾朴虽与维新派多有牵涉，但囚当时回了常熟料理父亲丧事，倒也躲过了厄运。

之后不久，供职翰林院编修的常熟名士沈北山因蒿目时局之艰难，孤愤难抑之下，竟冒死上奏，大声吁请慈禧太后交出政权，要求诛杀祸国殃民的荣禄、刚毅、李莲英三凶，此案一时轰动朝野。作为从小情谊笃深的至交，曾朴与他经常保持书信往来，多有精神上的契合、思想上的共鸣。沈北山潜回常熟后，一度藏匿曾宅，不久事泄被捕，曾朴又多方周旋照应，让他在狱中少受折磨。

守孝居家的日子里，曾朴还与丁祖荫、徐念慈、殷次伊、张鸿等邑中新派人士一起，鼓吹革新，热心教育事业。

1898年5月，他们力克地方守旧势力的百般阻挠，创建了常熟第一所小学－－中西学社，首开当地学界新风气。第二年又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扩充，学社学制分寻常、高等班，开设伦理、国文、历史、地理、体操、习字、画图、算学、政治、经济、生理等多种课程，旨在培养尚武精神和爱国思想。

1900年1月，慈禧太后召集王公大臣会议，决定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准备废光绪帝。江南知府经元善联名一千二百三十人上书谏废立(光绪)，曾朴又热心参与，遥相声援。1902年春，精通汉学的日本教育家兼诗人金井雄来到中国，曾朴延请他担任常熟俟实学堂总教习，并在虚廓园开设日语班，曾朴与男女学生数十人一同学习日语。

1903年，曾朴再赴上海，经营茧丝业，但因受外丝大量倾销影响，生意每况愈下，最终导致歇业。1904年，因病在沪休养的曾朴，为打破当时一般学者轻视小说的心理，与丁祖荫、徐念慈等人创办小说林社，意在提倡译著小说，征集并出版创作小说及东西洋小说译本。

由此，一个看似偶然的机遇，激发了曾朴积以时久的创作欲望，成就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这就是，他创作了后来蜚声海内外的长篇历史小说《孽海花》。

四

《孽海花》的成书，有一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

最初创意并撰写《孽海花》的，其实并非曾朴，而是他的好友金松岑。金是活跃于晚清文坛、来自江苏吴江的著名作家，应当时江苏留日同乡会创办于东京的《江苏》杂志之请，他以“揭露帝俄侵略野心”为主题，在该刊1903年第8期上，以“麒麟”为笔名发表了《孽海花》的第一、二回，此后又写成四回。

1904年，曾朴与友人创办小说林社，出版中外小说，金便把已经写了六回的稿子寄去，曾朴看过后认为是个好题材，但嫌其原稿格局过于狭隘，建议“借用主人公做全书的线索，尽量容纳三十年来的历史，避去正面，专把些有趣的琐闻逸事，来烘托出大事的背景，格局比较的廓大”。随即他把自己的这些意见写信告诉了金松岑。没想到，金“以小说非余所喜”之故，干脆来了个顺水推舟，将续写书稿的责任全权委托给曾朴。这样，曾朴开始接续金氏原作，通盘擘划，手拟《孽海花》人物名单，并与金松岑共同商定六十回回目。在曾朴所拟回目与人物名单中，列有“旧学时代”、“甲午时代”、“政变时代”、“庚子时代”、“革新时代”、“海外运动”等六项，共计人物一百十名。

为此，从这一年的9月份开始，曾朴历时三个多月一气呵成，先写出二十回，其中包括对原有六回的重新改写。据说当时所集资料堆了一小间，由专人整理编排备用，：而当书稿第一册刚完成后不久，岳父沈梅孙见书中内容鼓吹革命，所涉又多是先辈友人轶事，当面拍桌斥责他不要命了。怕祸延九族，开罪亲友，老人又把稿子锁在书桌抽屉里不让付印，但曾朴不甘心自己的心血白废，就暗自让妻子偷偷地取了出来。 1905年，二十回的《孽海花》由日本东京翔鸾社分两集印刷，上海小说林社发行。到1930年续写至三十五回，其中前二十回由真美善书店于1928年分两集再版；后十五回先由《真美善》杂志陆续刊载， 1931年将此十五回的前十回结集，由真美善书店出版，是为第三集。后来又将三集合为一册出版。

不过，《孽海花》的全局规划原有六十回，但曾朴生前仅写到三十回，就因精力、体力上的不支，再也没有继续下去。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好在友人张鸿承其遗志，从第三十一回写起，续至六十回，成《续孽海花》，并在1943年交付出版。

五

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曾朴一样热心关注和参与了清末民初风云激荡的政治活动。

1907年11月，清廷拟向英国借款修建沪杭甬铁路，苏浙绅商成立拒款会，通电全国，反对借款，并在上海味莼园集会，拟招集民股，以拒外债，会上，曾朴与马相伯等人慷慨演说。不久，清廷将杀害革命志士秋瑾的浙江巡抚张曾敭调任江苏，消息传出，曾朴又和上海《时报》馆主狄楚青一起，亲自领衔全省各界民众发动驱张运动，为此一度险遭逮捕，但曾朴等人不为所惧，继续坚持，最终迫使清廷收回成命，将张调赴陕西。1909年，曾朴应端方之邀，入两江总督衙门任财政文案。在他以为，“端方身虽满族，也是力主新政大员之一，因思入他的幕中，未尝不可以从内部策动政治的改革”。次年，又因端方保荐，以候补知府身份赴浙江，先后充任杭州地方发审委员、宁波清理绿营官地局会办。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独立。11月杭州新军起义，浙江成立军政府，推汤寿潜为都督；几乎与此同时，江苏独立，举巡抚程德全为都督。曾朴闻讯，随即卸任回沪。未过多久，以曾朴资望之深，被选为江苏省临时议会议员。 1912年民国成立，曾朴赴南京参加参议员复选，期间，张謇心腹遣人游说，以推选他为参议员为诱饵，劝曾朴与张謇“携手协调”，劝他对清查江苏八厘公债一案不必过问，但遭曾朴拒绝。此后利用赴京之机，他又投呈平政院控诉，要求彻底调查江苏善后公债用途并弹劾墨吏。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各地讨袁声势日益高涨。12月，曾朴在沪处理上海旧县署基，正赶上庄蕴宽、钮永建等从广西来上海谋求江苏方面响应反袁斗争。在参加的讨袁军事会议上，曾朴得知经费困难，慨然承担筹措之责，第二天就把自己的私蓄全部拿了出来，以充讨袁军费。1921年，江苏省议会改选，张謇为其子张孝若贿选议长一职，大肆进行拉票活动。事情传开后，曾朴联络地方正派人士，奔走呼吁，竭力反对。

当1924年江苏军阀齐燮元和浙江军阀卢永祥为争夺上海兵戎相见之时，曾朴毅然出任江苏财政厅长，在他只有两个目的：一是控制财政，减少军阀困斗；二是扩大省防军，培植本省自卫力量。在任四个月里，曾朴虽然每天在各方军队催迫粮饷中过日子，但仍克尽己守，并指定将屠宰税等收入作为教育经费的专款，特设教育经费管理处管理，任何军政长官不得动用。先后出任江苏官产处处长、财政厅厅长、政务厅厅长等职期间，曾朴力避恶政，严厉斥责各种纳贿请托的不正之风，守正廉洁，有口皆碑。如在任官产处长兼办沙田事宜时，一次，有友人辇金数十万找上门来，嘱他处分某处沙田，但曾朴知其来意，不为利诱，拒绝了贿赂。后来任职财政厅时，有戚某人听说曾朴想在沪上觅一寓所，就私下里代他租赁了一套巨宅，“几榻帘簟，精丽瑰奇”，可谓一应俱全。曾朴起初不知其详，只是看过后觉得住宅过于奢华了，但当此人告以不需要他花一分钱时，曾朴大为震惊，当即毁了房约，命仆人将器具悉数退还，戚某自讨没趣，“嗫嗫不敢出一语”，悻悻然走了。最后卸任前，有来者请批盐斤加价案，愿以十万元为寿，曾朴厉声呵斥：“难道我曾盂朴只值十万元吗?”

面对执政的贪黩、军阀的专横，浮沉于官场的曾朴愈来愈深恶痛绝。至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至江苏，因反对刊、传芳加征亩捐之事未果，他称病请辞，去职归里，从此结束了十多年的宦海生涯。回首往事，曾朴不无悔悟地说：“我的做官，是我的意志吗?不过环境驱迫出来的几出耍猴戏罢了，这是我生活里的几页苦闷史……”

六

1927年，重返文坛的曾朴，迎来了他文学事业的又一个新阶段。

从这一年起，已是五十六岁的曾朴倡议系统翻译和介绍西洋文学名著，并与长子虚白在沪创办 “真荚善”书店，号称“父子书店”，“一方面想借此发表一些作品，一方面也可借此拉拢一些文艺界的同志，朝夕盘桓，造成一种法国式沙龙的空气”。同时主编出版《真荚善》杂志。除修改和续写《孽海花》、创作自传体小说《鲁男子》并发表一些诗文外，他把主要精力几乎都投入在大量翻译与评述法国文学作品上。曾朴以拓荒者的开创精神，辛勤耕耘，不遗余力，成为近代译介雨果贡献最大的翻译家，亦以此奠定了自己作为我国译介法国文学之先驱的地位。

晚年，曾朴住在上海静安寺附近的永寿里。虽然病体衰弱，但他广交文友，家里几乎每天来访者接连不断。此间，与郁达夫、胡适、赵景深、顾仲彝、邵洵美、李青崖等文化名士多有来往，剧作家顾仲彝曾这样回忆道：“他那秀瘦的脸额，清丽的面目，十足代表南方文士的气派。招呼他坐下，立刻就谈到许多常熟风流的掌故，温柔的声调，潇洒的风度，半点儿没有做作，丝毫也没有虚伪，坦率恳挚。”文学家郁达夫亦曾追忆了他当年初识曾朴，两人品茗座谈的情景：“我们有时躺着，有时坐起，一面谈，一面也抽烟，吃水果，喝酽茶。从法国浪漫主义各作家谈起，谈到了《孽海花》本事，谈到老先生少年时候的放浪的经历，谈到了陈季同将军，谈到了钱蒙叟与杨爱 (即钱谦益与柳如是－－笔者注)的身世以及虞山的红豆树，更谈到了中国人生活习惯和个人的享乐的程度与限界。先生的那一种常熟口音的普通话，那一种流水似的语调，那一种对于无论哪一件事的丰富的知识与判断，真教人听一辈子也不会听厌。”1929年春，曾朴还应邀为暨南大学演讲法国文学；当年冬季，又去光华大学作了一次关于诗与小说的讲演。

至1931年秋，“真美善”书店因资金无法周转而歇业，杂志亦即行停办。加之这个时候的曾朴老迈体弱，不能读书作文，心情苦寂之下，他不得不再一次回到常熟。虚廓园里，老人辟出四五亩地的一角，又是布置花坛，又是建造花棚，掘池开径，选择花种，俨然过起了以种花遣岁月的生活。不过，每年秋天到了，他还要去上海儿子家住上一二个月，还会经常邀约许多昔日文友彻夜长谈。

种花自娱的日子里，老人仍惦记着自己因病中辍的《孽海花》写作计划。1934年秋的一天，在与老友张鸿叙旧交谈间，他把自己的这一心事和盘托出，恳切嘱咐友人续写此书，以竞其成。1935年，因感冒并发肺炎，曾朴带着未能续成《孽海花》的遗憾，终于走完了他坎坷的人生历程。

曾朴去世后，由林语堂主办的《宇宙风》杂志最先推出特刊专号纪念，蔡元培、胡适、陈陶遗、黄炎培、柳亚子、吴梅等文化界名流纷纷发表悼念诗文。当年10月7日重九节，来自京、沪、苏等地的社会知名人士及曾朴生前友好七八百人，在常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一时间，素车白马，盛况空前，挽联更是挂满吊唁大厅。

平生事业鲁男子，半世风流孽海花。

著名戏曲作家吴梅的挽联，以曾朴生前所著小说《鲁男子》和《孽海花》入句，对他的文学人生作了精辟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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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 (1917年1月9日)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学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 当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 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 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 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 我何惧？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 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 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 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 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仕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 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已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 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 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 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几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 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之便利，诸 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勖，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 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己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辨，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 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 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已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 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 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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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价值一般，我以为对我有价值的内容不过二十分之一。

不过我心情不好，还是喜欢看看忧伤的文章。

一
多少次走近你，又默然地离开；
多少次离开后，是更加的怀念。
胡林翼，我的寂寞远去的老乡，我心目中的伟丈夫，你蓝色的灵魂和坚韧的心像夕阳里傲然站立的一株木棉。我请求：在百年之后的今天，请打开你落满尘埃的窗口，打开那扇沉重的历史之门，让黛黑的夜色停在远处，让我的手轻轻触摸你发苦的名字，以及久远了的那些你无法言说的折叠的故事。
是的，这是我面对“胡林翼”三个字时的特有的情感，这个名字已不仅仅是对一个远去的人的简单称谓，它成为一个隐喻符号，一面迎风招展的拒腐幡旗，一种能在我的胸口掀起风暴的文化乡愁。
毋须讳言，我一直想写写胡林翼。我总以为，胡林翼是湖湘文化的重要人物，是中国近代史的一座大山，是“同治中兴”的三大名臣之一。三大名臣中的曾国藩、左宗棠早已在高高的庙堂之上享受着香火和叩拜。
而胡林翼呢？谁还记得胡林翼？
这些年来，由于工作的原故，我经常在高速公路上疾驰，在湖南境内，可以看到许多将湖湘文化发扬光大的名人指示牌。例如，在湘乡地段，我们就可以看到曾国藩故居的指示牌；在湘阴地段，可以看到左宗棠故居的指示牌。我甚至想，在炎黄故里，屈原故里，西施故里，刘备曹操诸葛孔明故里，都有人在争执谁是正宗谁是虚假的，甚至大贪官严嵩、和珅的故里，也有人在做“名人效应”的文章。然而，在益阳，我却没有看到那一直以来强烈震撼我心灵的名字。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不甘心，决定去湖南益阳专程寻访。益阳是胡林翼的故地。可我徘徊了许久，竟然空空如也。最后，我来到益阳瑶华山下的一所学校，故人已去，物是人非。我眉头紧锁，独自彷徨，但见红墙绿瓦，书声朗朗，一群少年从我眼前嘻嘻哈哈走过，我忽然有一种冲动，赶上去追问：同学们，谁还记得这所学校的前身？谁还记得胡林翼吗？
或许，今天的中国人大多已经淡忘了这个名字。真可谓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然而，在140多年以前，这个人在这里创办了这所学校，这个人却是湘军的灵魂，是威风凛凛的封疆大吏，是名动朝野的大英雄。
执戈以卫社稷，这本是武人的职责，但是，生逢乱世的胡林翼，却不得不以文人柔弱的双肩，担负起当时连兵家都无法担负的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
当年，谁不知道胡林翼？
前不久的一个偶然机会，我在堂叔家看到了我家的一部族谱。这一看，让我大吃一惊，我的佬爷爷曾是湘军的一个小头目，曾追随胡林翼转战湖北，后来还从南京娶回了一位女子。原来我的血脉里还流淌湘军的血液，原来我的祖上还有这么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我感到震惊，感到不知所措。原来历史上的很多回忆就是这样不经意间来到人们的眼前。
于是我写胡林翼的心情更加迫切。
我就这样穿过历史的烟尘……

二
那是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二十六日，湘军统帅胡林翼在湖北巡抚的任上逝世。武昌城里，顿时是一片哭声，一阵哀乐，一场秋雨。潮湿的街市，弥漫着悲伤的气氛。
胡林翼死了，死在苦撑危局的岗位上，死在大清朝正需要他的时候。从此，他再也不能去摇旗呐喊，再也不能去慷慨悲歌，再也不能去跃马疆场。一个英雄就这样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胡林翼死了，他留下的遗言就是向朝廷上的一道奏折。他忧劳成疾，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他保荐湘军将领李续宾接任湖北巡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考虑的仍然是国家安危，是社稷永固。这是对信念的坚守，是对朝廷的忠诚。可朝廷没当一回事。胡林翼只有49岁，正值人生的壮年，正是大显身手的时候，怎么就言身后事呢？岂料不久，朝廷真的接到了胡林翼死亡的奏报，惊愕之余，一面批准胡林翼的奏折，同意李续宾署理湖北巡抚；一面通告全国，诏加胡林翼为湖广总督，谥文忠，入贤良祠，湖南、湖北和贵州建祠祭奠，并赐其养子胡子勋为举人。
胡林翼死了，曾国藩万分悲痛，苍天可曾知我意？我对孤灯长相泣。曾胡的名字是连在一起的，是情同手足的兄弟。曾国藩是靠战争成就的统帅，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经历过无数的离合，对于生死已经麻木，可胡林翼逝世的噩耗还是让他大哭不止：“润芝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护诸将，天下再难找这样的好人了。”
当时，曾胡是齐名的。毛泽东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国藩）。”然而曾国藩却说：“润芝（胡林翼）之才胜我十倍。”曾国藩虽是自谦，但也有一定道理。他们两人相比，论学术造诣，胡不及曾，但天分强一些；论埋头苦干，胡不及曾，但比曾会变通；论坚忍不拔的能力，胡不及曾，但比曾圆滑；论工作态度，胡不及曾，但胡更重技巧。曾国藩经常累得头晕气得吐血，还有几次要跳河自杀，胡林翼却每每事半功倍，举重若轻。胡林翼功成名就的时候，曾国藩处境艰难，胡林翼就多次上奏保荐曾国藩。曾国藩很真诚地评价胡林翼：“舍己从人，大贤之量；推心置腹，群彦所归。”
是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胡林翼先一步走了，人的生命如此脆弱。曾国藩一天没有出书房，他要向朝廷写奏疏，他要去悼念胡林翼，他要去与太平军决战，他要告诉湘军弟兄，悲痛的力量是巨大的，勇往直前吧！要像胡林翼一样，总是把生命的琴弦绷紧，奏出生命的强音，然后，弦断音绝。想着，哭着，外面是雷声雨声，曾大帅挥泪疾书：
誓清大地山河，一捷湘，再捷鄂，三捷吴，怎奈浔阳告捷，遽陨台星，将军忠勇果忘家，手掷骷髅，都不记上有老亲，下无弱息；
哭断隔江枫荻，生同时，居同里，官同僚，自惭伟略难同，空悲旧雨，此日东南犹苦战，净扫萑符，问谁能匡扶社稷，力挽天心。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情绵绵无绝期。曾国藩就这样以独特的身份，把胡林翼的一生作了一个精辟的概括，给出高度的评价。
胡林翼死了，驻守浙江的湘军将领左宗棠放声大哭。满腔辛酸与谁道，长忆绵绵谁堪比？这是一个刚烈而骄傲的汉子，从不言败，从不掉泪，从不服人。然而，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他不相信这是真的噩耗。他骑匹战马在杭州的郊外狂奔。黄叶纷飞，秋虫哀鸣，左宗棠揪住报信的亲兵连续追问。亲兵陪着左公流泪不止。这天夜里，他一个人关在书房，一盏油灯相伴，一口气写了篇祭文，追忆两人的情谊，直呼胡为自己平生唯一知己：
交公弱年，哭公暮齿。自公云亡，无与为善。孰拯我穷，孰救我褊？我忧何诉，我喜何告？我苦何怜，我死何吊？
我读过很多名人写的祭文，独对左公这“天问”般的悲恸铭记于心。这是荣辱与共的情谊，这是生死之交的倾诉，这是唇亡齿寒的默契。按辈份，胡林翼要称左宗棠为“姻丈”，因为左宗棠是陶澍的亲家，而胡林翼是陶澍的女婿。可他们情同手足。都是一腔碧血，都是一见倾心，他们有共同的理想抱负，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他们都主张经世致用，都维护国家的完整统一。
左宗棠不会忘记，咸丰二年（1852）身为贵州道员的胡林翼写给湖广总督程矞采的推荐信：“湘阴孝廉左君宗棠，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林翼曾荐于林文忠（林则徐），因文忠引疾，故未果行。文忠至湖上时，招至舟中，谈论竟夕，称为不凡之才……”
左宗棠不会忘记，胡林翼写给湖南巡抚张亮基的推荐书：“廉公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其才品超冠等伦。”
胡林翼举贤不避亲，先后七次推荐左宗棠，而且一次比一次强烈。可以说，他就是左宗棠的伯乐。他还举荐了郭嵩焘、李鸿章、李续宾、李续宜、阎敬铭、罗遵殿、严树森等等，这些名字都是晚清天空的灿烂星辰。徐宗干《归庐谈往录》中说：“胡公晚年，专以荐贤为务，知人善任，海内交推。”他的胸怀，放眼的是国家和民族。大清将亡，多么盼望有人去顶天立地啊！这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这是一个创造英雄的时代。很多时候，历史是由细节构成的，英雄可以创造历史。如果没有胡林翼的极力举荐，左宗棠的人生道路可能又是另一番际遇，晚清的历史将会是另一副图景。
英雄都有个性。左宗棠和曾国藩本来是互相欣赏，但相处久了，都恃才傲物，就闹起了矛盾。曾国藩说：“季子自命太高，与我性情相左。”左宗棠就问幕僚：“藩侯以身许国，问他何曾经济。”曾左胡三人同为湖南人，同生于嘉庆十六十七年之间。他们都受楚文化的浸染，都有湖南人的霸蛮性格，敢作敢为，敢为人先，敢于牺牲。胡林翼在左曾两人之间架起了桥梁，当起了和事佬。他给人的感觉是谦逊温和，一脸真诚。他说，同是湖南人，为什么要搞窝里斗呢？让别人看笑话呀！人抬人，无价之宝；人踩人，寸步难行。他还说，我们同朝为官，相煎何急？个人事小，国家事大。说得曾左两人都不好意思。于是坚冰融化，两人又握手言和。一支湘军就这样少了争斗，少了内耗。现在，胡林翼死了，死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左宗棠怎不痛心疾首，泪水涟涟？
胡林翼死了，只有英国人躲在角落里窃笑不止。在这前一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一路烧杀抢掠，一路无恶不作，咸丰皇帝下令对英法宣战。胡林翼派湘军的精锐北上与英法联军作战。清军很快溃败，只有湘军奋勇抵抗。一仗下来，英法联军感叹湘军不怕死，不好惹，是块硬骨头。
在这一个月前，胡林翼还去湘军水师的驻地安庆巡视，水师将领彭玉麟随他左右。他们看到，万里长江，夕阳映照，江山如画，湘军水师的战船正在缓缓由下游向上游航行。两人正得意于风卷军旗如画的豪迈境界，只见两艘钢宇铁楼般的军舰从下游飞速驶来，鸣着汽笛，转眼就超过了湘军水师的战船。军舰上有大炮，有士兵。军舰掀起几丈高的水浪竟将湘军的一艘战船掀翻。随从告诉胡林翼，这是英国人的军舰，经常在长江耀武扬威。长江是中国的母亲河啊，英国人的军舰如此横冲直撞，有血性的中国人见到这样的场景，心情是激愤难耐，肝肠寸裂。胡林翼看着军舰远去，脸色变得惨白，大口地吐着鲜血。他对彭玉麟说：“长毛已经成不了气候，洪秀全不是威胁。以后大清的真正威胁是外患，是来自船坚炮利的洋人。魏源在《海国图志》里面提出的‘师夷之技以制夷’，看来不能再等待了！”
胡林翼是清朝第一个提出要搞洋务运动的官员，他的话很沉很沉，传向了四面八方。后来，曾国藩、彭玉麟攻下安庆，即刻采纳胡林翼的建议开始“师夷之技”，开办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安庆制造局成为了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起点。英国人亡清之心不死。他们要霸占中国的领土，他们当然不希望遇到抵抗，不希望遇到强手，不希望遇到胡林翼这样的血性“蛮子”。现在，胡林翼死了，一个真正的对手死了，一个有远见的战略家死了，洋人们怎不临街起舞？怎不举杯狂庆？
胡林翼死了，大清的天空风雨飘摇，大清的四周危机四伏。当然这时候的清朝还一息尚存，还有如曾国藩、左宗棠们这些英雄去立马横刀。可皇城的根基已经腐朽，制度已经动摇，再多些呐喊又有什么用呢？
不，不！这些悲壮的英雄们都知道自己是殉道者，他们宁愿忍受这样的痛苦，他们宁愿承担这样的牺牲！他们决不能看着自己的国家崩溃，他们有责任去作最后的冲刺，不管结果如何，他们要为这个国家奉献热血和生命，奉献激情和赤诚。
此时此刻，我在武昌的街市行走。他乡的云烟，似昨日的硝烟；他乡的雨珠，似昨日的泪珠。我想起140多年前失去我的湖南老乡时的那场悲伤，那幕哀愁，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个英雄远去了，整个中国近代史都将铭记他的风采与魅力！
一把刀磨得最锋利的时候，它的刀刃不会长久。
但刀刃的光芒却能够切入历史的肌肤。就在胡林翼死后不到50年，武昌城响起了辛亥革命的枪声。我甚至想，如果没有胡林翼在湖北的治理，没有他的开风气之先河，或许没有湖北的最早觉醒。历史的机缘就这样巧合。

三
拥有泉交河，是益阳人的一种福气。这是一个宁静的小村子，离城区三公里。远近的山峦，浓黛淡烟，荒草野树，蜂飞蝶舞。有一条小河，蜿蜒从村前流过。小河碧波潋滟，晶莹如镜。静谧的村子被小河一绕，就多出了一份含蓄，多出了一份灵动。胡林翼的老屋就座落在这个美丽的地方。我去拜谒的时候，是暮春时节。一个破旧的院落，一棵古丹枫，枝繁叶茂，树冠覆盖数亩，大概有五、六百年的树龄了。我的眼前，浮现180多年前的暮春，有一个30多岁的孕妇在这树下歇息，迷迷糊糊中，她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五色鸟衔着一颗灵芝草，飞向丛林，飞向丹枫，飞向她的怀里。梦醒了，孩子出生了。这是嘉庆十七年（1812）六月六日发生的事情。
这孩子就是胡林翼。他的父亲胡达源此时正在岳麓书院读书“迎考”，回家听夫人说起梦境之事，很兴奋。当晚他在日记里记录了这件事：我这儿子是五色鸟转世，吉祥啊！他想了想，觉得“林翼”能代表梦境所托之意，润芝即灵芝的谐音。后来，胡达源做了贵州督学，再任翰林院侍读，对胡林翼的读书学习倾注了很多心血。胡林翼的祖父胡昷韶博学多才，为县学生，在乡间开了个私塾教书。他很疼爱孙子，常对族中人说：“此子俊伟，必昌吾宗，当善视之。”他教胡林翼读书写字，背诵《论语》，背诵《四书五经》。从出生到道光十五年（1835），是胡林翼的读书时期。他拜的老师在当时都是一流的学问家，是经世致用的代表人物，如胡星堂、胡墨希、贺熙龄、蔡用锡、陶澍、林则徐等。
胡林翼就这样走上了读书做官的道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充当帝师王佐。他们治学是为了实现入仕升官的目的，他们所研习的都是官方钦定的四书五经、八股文章，即使是归隐山林、老死乡野的乡儒乡贤，其著述立说也大抵离不了对四书五经的阐述和诠释。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都可以归为传统儒学的范畴。这样的好处是，学而优则仕，通过科举，朝廷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官吏。在这片土地上，只要你是人才，都有可能被选拔上来，不论年长还是年幼，不论富贵还是贫穷，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胡林翼没有丝毫的犹豫，一路过关斩将，一路跌跌撞撞，他要去赶考，要去做官，要去“治国平天下”。
其实，中华民族到了这个时候已经进入了一个特殊时期。西方世界已经开始了近代文化的进程，而我们仍滞留在帝制时代。比如西方已经开始了科学研究，我们满朝上下还在作八股文，讲阴阳五行；比如西方已经在十八世纪中叶就开始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和军事，仍保留唐宋以来的模样；比如西方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养成了强烈的爱国心和深刻的民族观念，而我们则死守忠君思想和家族观念。所以西方的国家虽小，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疆域辽阔，却象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此时，在僻远的乡村，只有胡林翼在刻苦攻读，还有多少胡林翼们头悬梁、锥刺股？皇宫里是风和日丽的壮丽景象，是歌舞升平的盛世童话。嘉庆把皇位传给了道光，大家在忙着选妃选秀，忙着跑官要官，忙着争权夺利。他们哪里知道这是一种回光返照的图景？
一天，贺熙龄在给胡林翼讲《论语》，胡林翼闪着一双清澈的眼睛，说：“今天下之乱不在盗贼，而在人心。”其时，胡林翼只有13岁，好象饱经沧桑，好象什么都明白，贺熙龄大为诧异，在日记里记下了这幕情景。贺熙龄说，胡林翼的早慧，将注定他一生的成就。
胡林翼兴高采烈去京城，一脸的喜色，他沿着我现在正在寻访的这条泥泞小路，没有回头。当年的小鸟就是这般婉转？当年的绿树就是这样婆娑？后来，胡林翼先后两次回过故乡，都是走的这条泥路。第一次是道光二十年（1840）冬天。父亲胡达源死了，胡林翼是为父亲回籍丁忧守制的。他的心情就像冬天里灰蒙蒙的天空，没有一点光亮。他的父亲是病死的，死在翰林院侍读的岗位上。父亲的死，与他有很大的关系。老人家望子成龙，对胡林翼寄予了太多的期望。胡林翼也的确让他骄傲。在胡林翼8岁的时候，两江总督陶澍视察四川东部取道益阳时见胡林翼彬彬有礼，举止气度不凡，认定他将来必定能成大器，便把小女儿陶静娟许配给他。胡林翼19岁时与陶静娟完婚，25岁便从故乡赴京参加会试，中第74名进士，朝考入选第9名，改翰林院庶吉士。道光十八年（1838），任编修，次年为国史馆编修。再后来，道光皇帝亲自点名让胡林翼做了江南会试副考官。
按理，胡林翼会有很好的前程。可是，命运偏偏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主考官文庆违反纪律，让一个不相干的人批阅试卷，被人举报。皇帝本来心情就不好，刚刚将禁烟的林则徐革职，派了个投降派琦善主政广东，琦善解除警戒，坚持和议，引来很多文武大臣的弹劾。皇帝很烦躁，很恼火，责怪文庆添乱，一怒之下，下令文庆谪戌新疆，胡林翼降一级左迁内阁中书。胡达源闻讯大病一场，不久就逝世了。
胡林翼匆匆赶回家，感到很内疚，觉得对不起父亲。他甚至觉得，父亲因他而死，他恨不能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父亲的再生。注视父亲的遗像，他几乎流干了眼泪。今后何去何从？这乡间院落不是他的终老之所，他不愿意在这里耗费他的青春年华。这也不是父亲期待的。这是人生的十字路口。
这时候的胡林翼，没有了繁重的公务，行走在故乡的青山绿水间，渐渐回归于心灵的清纯和空灵。如果说在这之前他有些功名得意，浮夸奢靡，现在他开始了一种自省，一种心理调整，一种自我解剖。这年冬天，大雪纷飞，胡林翼给他的老师林则徐写了一封信，声援林则徐的壮举，倾诉自己心中的忧郁和彷徨。鸦片战争胜负未定，还在如火如荼，只是林则徐被罢官赋闲，一个战士被迫离开战场。
雪还在下，胡林翼的心里如风雪纵横。这个国家到底要向何处去呀？在历史天平的倾斜与升降中，胡林翼深深感到必须承担起国运的重负和时代的使命。他的心中永远保持着祖国这片疆土的神圣。他一边守制，一边研究孙子、岳飞和戚继光的兵法，他认为今后这些兵法一定用得上。
他在等待，等待宝剑出鞘的日子。这一等就是四年。
胡林翼第二次回故乡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秋天。这一次，他在故居住了三天。这次胡林翼回乡的心境与上次是不同的。天气寒了，白霜已降，他马上就要去贵州做官了，那是一个遥远的地方，是边陲，是要塞。这一去山高路远，可能是生死漂泊，也可能是建功立业。生死未卜。胡林翼是回老屋看看母亲，是回乡拜祭父亲亡灵的。
记得半年之前，陶澍曾在两江总督府为胡林翼举办了一场告别宴会。那时胡林翼从湖南老家到南京的岳父家闲住。他在寻找新的机会。在寻找的过程中，他有过困惑，有过寂寞，有过心灰意冷，有过秦淮河畔青楼红袖的沉醉。这天，陶澍请来南京城的大小官员，摆了几十桌酒席。他一身官服，一脸庄严，一语双关：“贤婿呀，我向你敬杯酒，你知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吗？”
大厅里寂静无声。胡林翼脸红了。陶澍接着说：“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每个时代都有浮华，但我们绝不应忘记祖先儒墨的情怀。也许终生怀才不遇，也许一生困顿，但我们怎能因此丧失人的尊严和骄傲？今天我专门为你饯行，你去京城吧，去为国家效力！一切从头开始！”
陶澍的话唤醒了深藏在胡林翼内心的社会责任感，他感到汗颜，感到震撼。胡林翼就这样告别南京，告别如梦的繁华。他在林则徐等人的帮助下，花了一万五千两银子，按陕西捐输例，捐了个内阁中书，并升知府分发贵州补用。就这样，去贵州赴任之前，他取道回了老家。
舜华山下，深山幽谷，有几株芳草在迎风起舞。白发母亲递给胡林翼一炷香。胡林翼迈向父亲的坟头，三叩九拜，深深地说：“林翼为官，绝不以一钱自肥以贻前人羞。”他发誓要干干净净做官。
三天后的清晨，胡林翼站在离家的路口，站在小河边上，挥挥手，告别白发亲娘，作出了人生最光辉的选择。他一转身就起大风了，刚才还静静的小河波浪集聚起来，拧成一股劲，疾驰而来。山影浮动，水鸟惊飞。此时的胡林翼，心里竟激起一种莫名的力量，像催人的号角，像雄壮的交响，像奋蹄的奔马。是啊，这些年的等待，对胡林翼来说是一种力量的积蓄，是一种情感的贮藏，是一种风骨的锻铸。本来，他可以做做学问，钻研理学，或许可以成为一代大儒，后来他真的著作等身，公务之余著有文集五十二卷；他也可以做一个混日子的官老爷，官是捐来的，只要选择去个富裕的地方，一下就可以捞回“本钱”。这个时代，很多人在挖国家的墙脚，没有几个人在为朝廷忠心办事。他还可以崇尚清议，指指点点，高兴时写写批判时政的文章，矜持作态。但是，胡林翼选择了一条不归路。悠悠贵州去，此会在何年？这条不归路其实是一种危机意识，是一种政治觉醒。他知道，前面的道路是曲折的。新与旧，冲击与抵制，挑战与回应，始终存在于他的四周，危机重重。他决定去参与这场变革！

四
贵州的安顺很贫穷，“地无三尺平，人无三两银。”道光二十六年（1846）深秋时节，胡林翼带了一个书童，只身赴任。这一年，他34岁。衙役们捉来一头猪，杀了一只羊，用隆重的苗家礼节迎接新来的知府。
胡林翼请来了街坊邻居，叫来了沿街乞讨的饥民，他把他们请上桌，然后说，我不是来吃肉的，我是来做事的，我与大家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胡林翼的话很朴实，很打动人。他的开场白一下就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他选择来贵州，是来磨练自己的志节的。
胡林翼给安顺的官场带来了一股新风。在府衙，黎民百姓和普通读书人来访的时候，胡林翼总是以礼相待；苗民头目来见，他常要摆上酒席与他们相对畅饮，借此机会详细询问民情地势。恶少来了，他闭门谢客，不傍大款。有人不解，有人说他怎与前任知府不一样？胡林翼却说：“我认为天下公卿百姓无贵贱之分，都是平等的，官不会因为亲民而贱，也不会因傲民而贵，现在的官吏与衙役同流合污，以差胥为心腹爪牙难道他们就高贵吗？”他大胆地整顿吏治。他不接收红包，也不准衙役接收红包。到任一个月后，他就公告要自理诉讼，案件一至，立即审判。一年后，府衙真的没有积案了。
就在人们传颂这些故事的时候，胡林翼下乡去了。他身穿短衣，一双草鞋，打扮得象个农夫。出入于山涧沟壑，访贫问苦，作社会调查，他甚至亲自绘制了上百幅地图，哪里富裕，哪里贫穷，哪里有土匪出没，哪里乡风纯朴，他心里有了一本帐，他要把安顺治理得井井有条。
通过深入地了解民情，胡林翼提出了治理安顺的思路。一是办学。开办学校，组织百姓子弟到学校学习；二是治匪。要把社会秩序整顿好。他独创了一套治匪的办法。苗乡林密箐深，高山孤岭难以仰攻。胡林翼就带领官民修筑碉堡成立团练，以民卫民。他还规定“约十户则设一个牌长，一寨则设团长二三人，数寨则设乡正一二人。”“选择人之有才品身家者，充乡正、甲长之选。”胡林翼在安顺两年，安顺真的安静了。后来，胡林翼又治黔六年，仅黎平一府，办团练1500余案，设卡栅450余处，在安顺一年先后捕捉土匪300名，在镇远捉300名，在黎平捉300名。他在谈笑间轻化干戈，在纶巾间周旋调停。从此以后，贵州出现了几十年没有过的平静。

五
胡林翼一心一意在贵州经营，他有一番宏图大志。这一年，两条坏消息让他震惊，并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一是林则徐逝世了。这是道光三十年（1850）11月的事情。
林则徐是胡林翼的恩师，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最敬佩林则徐的远见卓识。一场鸦片战争，让中国人输得很惨，但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的致命伤。在这场战争中，林则徐觉悟了。林则徐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买了很多外国船、外国炮，同时派人翻译了外国所办的刊物。他把在广东所搜集的资料，全部给了魏默深。魏受其嘱托，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如果说当时的清廷能够接受林则徐的思想，能够力图改革，我们的近代化要比日本早20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重写。可惜，国人还在昏睡，还在麻木不仁，还在妄自尊大；可惜，主张开放和改革的人死了，胡林翼感到失望，感到悲伤，感到一种沉重的责任感的压迫。他要去完成林则徐未竟的使命。胡林翼将林则徐临终写的一首诗恭恭敬敬地誉写张挂在他的公堂：
小丑跳梁谁殄灭，
中原揽辔望澄清。
关山万里残宵梦，
犹听江东战鼓声。

胡林翼每天都面对这首诗，面对故人的嘱托。他发布了一道办学令，他要兴办教育，他要跟学生讲林则徐的思想，他要试图去改变人们的观念，他要去探索振兴民族的途径。
第二条坏消息是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兵了。这是道光三十年（1850）夏天的事情。是年正月，道光皇帝去世，咸丰即位。是年九月，洪秀全占蒙山县（旧名永安），定国号为太平天国，自称天王。洪秀全本是落第秀才，选择了兴洋教，揭竿起义，于造反中另辟天地，成就个人的功名富贵。
外患未除，内乱又起，胡林翼忧心如焚。这时候，他读到了曾国藩写的“讨贼檄文”：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胡林翼拍案叫绝。孔孟遗教是我民族的至宝，洪秀全要废孔教，那洪秀全就是全民族的敌人。如果说早期的洪秀全起义是为了“有田共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带有革命的性质，那么洪秀全在占领南京以后，深居宫中，将他的宗教变成了疯狂的迷信。杨秀清向他报告国事的困难，他回答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酥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欲出外住，欲在京住，由于尔。朕铁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国藩）乎？”这样的领袖，能复兴民族吗？如果说胡林翼过去是一边埋首于古籍，做一个实践主义的理学家；一边兴利除弊，用平生所学来治理郡县，报效皇朝，现在真有些坐不住了。他立即给朝廷写奏疏，给曾国藩写信，他知道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他有些跃跃欲试，他要争取上前线的机会。他选择了挺身而出，既是为了保国安民守护家园，扶大厦于将倾，同时也是要保护两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实现传统读书人的理想。这是胡林翼个人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与洪秀全一样，他们对人生道路的选择，是他们个人处境、社会地位、政治见解、交游环境的使然。
咸丰五年（1855）春天，胡林翼被任命为湖北巡抚。他是在一个炮火纷飞的日子去上任的，从贵州出发，带了600黔勇。途经湖南的老屋了，他只是朝故乡的方向深深地望了一眼。正是百花齐放，春意盎然的时候，可他不能回家。故乡是一种图腾，人与故乡终生处在角逐中，想走出去时出不去，想回来时却又回不来。胡林翼仿佛听到母亲呼唤他的声音，这声音提醒他，国家的事第一，快快去奔赴新的战场！
湖北的局势很危急。这是咸丰四年（1854）的事情。清军与太平军在激战，武昌三次攻守相易。湖北是战略要地，如果丢了，则中原不保，清廷不保，江山就要易主。可湖北偏偏不争气，吏治腐败，经济崩溃，军无斗志，人心涣散。这是一个烂摊子，是一个马蜂窝，是一个泥潭沼泽。咸丰坐卧不安。咸丰在位只有11 年，没有过几天好日子，一穿上龙袍，就是四处告急，四处救火。他多么希望再现先皇的盛世啊！
咸丰下了一道旨意，他要在全国范围内举贤荐良。兵部尚书文庆推荐了胡林翼。文庆与胡林翼是旧交，在道光二十年（1840）与胡林翼主持江南会试时被降过职。胡林翼降职后不埋怨，不申辩，只是默默地忍受。文庆觉得这是一种品质。他很敬佩这个湖南人的胆识和智慧。他对皇帝说，要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必须重用汉臣，汉臣中以胡林翼最为优秀。贵州的总督和巡抚也推荐胡林翼，咸丰帝终于被说服了。胡林翼就这样当了湖北巡抚。
咸丰皇帝的这一纸任命，对胡林翼来说，是实现理想抱负的极好机会，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他开始了一个政治家的人生实践。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四品道员升为二品巡抚，官位已经和曾国藩齐平了。对于朝廷来说，这一纸任命，保住了武昌，保住了湖北，延缓了清王朝的崩溃。
历史，原来就是在这样的不经意间创造的。

六
古代的知识分子有独立的思想认识，然而大多数处于依附的地位，缺乏独立的文化人格。比如韩愈做了刑部侍郎，一心报国，冒着风险写了著名的《论佛骨表》，被唐宪宗贬逐潮州，激愤之下写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名篇：“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到了潮州，韩愈心态变了，变得凄凄惨惨，悲悲切切，立即上表谢恩悔过，乞怜请罪。想想几千年来，历史上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象韩愈一样，一人二面，充满矛盾。想想现在的官场，又有多少两面人？
胡林翼大权在握了，他会怎样呢？“身处一州之任，而系天下之重。”他是个率性本真的人，在实实在在的办事中浸透技巧和智慧。
如何处理与湖广总督官文的关系，对他是一种考验。胡、官之间存在三种矛盾：一是满人和汉人的矛盾，官文是满人，皇上信任他；二是督抚之间的矛盾，总督、巡抚同居一城，互不买账，明争暗斗，是清代地方政治的痼疾。论官衔，总督高于巡抚；论职权，二者差不多，总督并无节制巡抚的权力。权限差不多，就有权力上的冲突了，于是督抚不和，勾心斗角的事常常发生。三是平庸和强悍的矛盾。官文是个平庸的人。平庸的人往往是小人，小人很阴险，很狡诈。强势的人想成就事业。而你要做事，我就捣蛋，不让你做，不让你伸展手脚，美好的年华和国家的命运，就在这无聊的内耗中慢慢消逝。
一天，官文最宠爱的五姨太过生日，胡林翼动了一个脑筋。官文广发请柬，大操大办。可按规矩，同僚属官们给总督太太祝寿是应该的，为总督的小妾庆祝生日则为非礼。所以，很多官员托辞不来，或观望犹豫。眼看生日要办砸了，小妾寻死觅活，官文也急得团团转。这时候，胡林翼来了，不仅仪仗整齐，还带着厚礼。他这一带头，那些不准备来的和观望的官员都纷纷跟着来捧场。由此，五姨太的寿筵得以圆满举行。酒席宴上，胡林冀趁势打铁，主动提出让出身贫贱的五姨太拜自己母亲为干妈，这就大大提高了五姨太的身价。
这件事后，官文十分感激胡林翼。他们的信任就从这件事开始了。可官文毕竟对胡林翼有些不放心，五姨太就吹枕头风了：我那干哥哥本事大着呢，对你好呢，你放心呀！
胡林翼很谦虚，很会做人。向朝廷请功时，总是将官文的名字写在第一位。官文不用做事还有功劳，心里当然高兴，干脆当起了甩手掌柜，将湖北军政大权全部交给胡林翼拍板。
胡林翼有了用武之地，他开始运筹帷幄，开始发号施令。这时候，咸丰皇帝接到了告状信，是告胡林翼的。告状信说，胡林翼自甘下流，没有骨气，向官文的二奶摇尾乞怜。告状信还说胡林翼盛德之累，不值呀！甚至曾国藩也写信表示不理解。昏黄的灯下，胡林翼踱着方步。他没有时间去为自己争辩，他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心眼那么小，而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个人的面子，或者说个人的荣辱，与国家命运相比算得了什么呢？他心中有一个信念，他想到的是这个国家的安宁，是湖北的稳定，是太平盛世的图景。
zhe天夜里，有人跑到官文总督府游说。他们要官文奏参胡林翼，说他是汉人，权力太大，威信太高，是危险分子。官文训斥来人，说打小报告的都是小人。来人讨个没趣，只好打道回府。第二天，他听说胡林翼的母亲来武昌了，就亲自率领文武官员去到码头迎接。这些，也让胡林翼感动。
敬是钓鱼的诱饵。一曲“将相和”，唱得情真意切，胡、官之间，从此没有了猜忌和怨恨，有的是支持和信任。在这样的环境下，胡林翼开始施展一生的抱负。咸丰帝接到官文的奏报，也很高兴，于是通报全国，说胡林翼是挽救危局的英雄，督抚合作是难得的榜样。这些，的确为胡林翼经营湖北，夺取九江，威逼安庆奠定了政治基础。
接着，胡林翼就扩编湘军，发展湘军。一是胡林翼任湖北巡抚之前，绿营是湖北清军的主力，号称3万人，实际兵力只有4000多人。胡林翼进行了整顿，强化军纪，严惩*淫掳掠。这只队伍很快训练有素。二是扩编水师。在鄂湘军水师约3000人，历经战斗，不断扩编，发展到了8000多人；三是扩充湘军陆师。咸丰五年（1855）罗泽南所部湘军5000多人援鄂，胡林翼将其扩编为2.3万人。四是建立楚军。胡林翼从贵州带了1800多士兵到湖北，他以此为基础，招募土生土长的楚军，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一、二年的时间，胡林翼统率的湘楚军已达6万多人，攻防力量大大增强，成为太平军的劲敌。他对士兵要求极严，一直告诫他们：“养兵所以为民，兵不爱民，民何乐有兵？”由于胡林翼爱民，出身农民的太平军反而没有湘军得民心。
有了自己的军队，就要广辟财源，筹措军饷了。胡林翼着手建立了湖北地方财税体系。一是控制湖北的收支权，设立武昌城粮总局。二是控制收支题奏权。三是截留京饷不解。四是自设税收机构，自办捐税。他对原有的钱漕、关税、盐课等税制进行整顿，严革随规浮费，综核名实，杜绝官吏贪污中饱。他还整饬厘金制度，用士人収厘，将税种扩大到日用百货、盐和牙帖等方面，每年湖北厘金收入达一百三四十万两。湖北经过税收改良，丁、漕、盐、厘四项，年收入达四百余万金。他还重视农业生产，保护商业活动。“将天下第一破烂鄂，变成天下第一富强之省。”湖北从此成为湘军最大的财库。
胡林翼开始整顿吏治，推进改革。他对原有官僚队伍进行严格甄别以后，严参不法官吏，革除书差积弊。他对三类官吏进行参劾。一是不做事的，贪图享受的；二是做坏事的，贪污受贿的；三是贪生怕死的，作战不力的。他一次就撤换了30多人。在严惩不法官吏的同时，他以更大的精力投入到选拔人才、补充官僚队伍上。他选人的标准是重气节，重本领，不拘一格，力图人尽其才。于是，湖北的风气好了，官员的面貌变了。曾国藩大为赞叹：“胡公功在天下。变社会风气为第一，而荡平疆土二千里次之。”
胡林翼就是这样苦心经营，开创了湖北的清明政治。他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使湖北成为当时中国最富强、吏治最清明、风气最正的省份。这些在今天来看可能平常，只要是地方官员都会努力去做，可在当时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智慧？他通过加强湖北政权、军权、财权，使大清的政局悄然发生着变化，从此，中国的政治制度开始演变，中央集权开始下移地方。

七
前不久，我在北京的军事书店闲逛，购得一本《曾胡兵法十三篇》文白对照本。这本书就是当年蔡锷编的《曾胡治兵语录》。这是蔡将军的兵法。他在序中说：“曾胡两公，中兴名臣中铮佼者也，其人其事距今半个世纪，遗型不远，口碑犹存。”到了民国初年，黄埔军校把这本书作为必读教材。校长蒋介石说：“泊乎民国二年失败，吾再将曾国藩与胡林翼诸书集，悉心讨究，不禁而叹胡林翼之才识略见，确高出一世，实不愧为当时之名将。”蒋先生似乎更推崇胡林翼，他把每本书都签名题词赠给学生。民国十一年（1922）3月2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看胡（林翼）集，其言多兵家经验之谈，千古不易之论，非知兵者不能言，亦非知兵者不能知其言之深微精确也。”4月11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崇拜胡公之心，过于曾公矣！”遥想当年，国共两党出身的黄埔军人，正是带着《曾胡治兵语录》走向北伐战场，走向血雨腥风。
我仔细翻阅，发现这部治兵语录，不只谈兵，不只谈战争，更多的是谈怎样培养人的精神品格，怎样培养道德情操，怎样培养部队的灵魂。这些，才真正是战争的决定因素。
胡林翼强调，将领们要有血性，要有理想，要有亮剑的精神和勇气，要敢于打硬仗，打大仗，打没有把握但又一定要打赢的仗。他根据自己长期的学习心得写成《读史兵略》四十六卷和《论语衍义》十卷。此书一出“四海风行，不胫而走。”《读史兵略》开篇就说：“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他的话在湘军中流传，凝成了一种胆气，一种勇猛，一种坚韧。
胡林翼逝世后，曾国藩向皇上写的奏疏，专门叙述他的功绩。主要是战功。首先是在无兵无饷、无官无幕的情况下，克复了武昌；接着是破九江。九江是湘军将领李续宾破的，但是李续宾当时是接受胡林翼的指挥，军队的粮饷、后援后勤的支持也来自湖北。所以这个也是胡的功劳，这是东南战局的一大转机；第三项是攻克安庆。合围安庆是按胡林翼的排兵布阵实施的，第一功臣是胡林翼。我读过曾国藩的很多奏疏，他写的这封奏疏饱含深情，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胡林翼刚刚克复武昌，立即就去打九江，九江打完之后，就遇上陈玉成进攻湖北，刚把陈玉成打跑，又立即出动全部精锐围攻安庆。他若不是早逝，他一定会要主持攻打南京的。他做事情就是这么雷厉风行，只要觉得是对的，哪怕不是他的职责，他也会去做。九江与安庆，本不是他的职责，他没有节制数省军务的授权，没有谁要求他这么做。没有哪一省的长官像胡林翼那样，对怎么去剿灭太平天国，作全盘的考虑。这样做的，只有胡林翼。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没有授命，只有使命。
一个真正的军事家，他肯定是有胸怀，有抱负，有理想的。
我忽然想到，真正能把握《曾胡治兵语录》真谛的是毛泽东。1945年 10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与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时任《新民报》副刊编辑的张恨水说起自己“字润芝”的典故。他说这个字，是我的老师杨昌济先生取的。1915年我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杨先生推荐我读《胡文忠公全集》，我特别喜欢。后来，我又读了《曾胡治兵语录》。杨先生就对我说，司马长卿崇拜蔺相如改名相如。你既然尊敬胡润芝，就干脆改成润芝吧！毛泽东在考虑再三之后，不愿做一个“草头将军”，就去掉了“芝”字的草字头，正式定字为“润之”。 1943年，毛泽东要求八路军《军政杂志》出版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两年后，该书由八路军的山东军区重印出版。胡林翼提出的湘军战略是“扎硬寨，打死仗。”毛泽东活学活用，提出了游击战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打。”这些，被后来的美国西点军校列为军事经典。
确实，天下先有胡润芝，后有毛润之。胡林翼虽在军营，却喜欢读书。他仿效顾炎武的读书方法，常让人朗诵而自己听书，每天研读《资治通鉴》20页，《四书》 10页，而对于《论语》则百读不厌。即使是病了不能进食，也照样不荒废读书听书。这让我联想起毛泽东的读书习惯。毛泽东做眼疾的手术，躺在病床上还让人朗诵岳飞的《满江红》。看来学习是一种境界，一种信仰；看来伟人的很多习惯大多是相似的。

八
有人说，胡林翼是现代公仆思想的首倡者和践行者，我很赞同。胡林翼说：“吾辈做官，如仆之看家，若视主人之家如秦越之处则不忠莫大焉”。在他看来，所谓 “做官”，其实就是“做仆”；所谓“主人之家”，其实就是“公家”，其终极指向是“国家和人民”。如前文所述，胡林翼服官贵州之前，曾在父亲墓地发誓： “绝不以一钱自肥以贻前人羞”，后来他担任湖北巡抚，成为湘军领袖，直到生命终结，自始至终贯彻这一信条的。“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钱”是岳飞的理想。胡林翼文武兼备，不光是不怕死，更不爱钱。他为官多年，私储无己，甚至他死后都还欠着债，他在遗嘱中写道“我欠陶（陶澍）但（但明伦）两家的银子，你们要替我陆续归还，我死后，诸君送我的奠银，都要全部用来建设好书院，而不要拿去挥霍！”他构建了一座道德人格的丰碑。
读了这段历史，我的眼角有些潮湿了，对胡林翼的敬重也加深了一份。我常想，胡林翼的公仆思想，对当今许多官员来说，不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吗？
我在一个春日寻访瑶华山。瑶华山在湖南益阳县郊。瑶华山下有座箴言书院，是胡林翼建的，现在是益阳县箴言中学的校址了。当年胡林翼把父亲胡达源葬在瑶华山，就觉得这里茂林修竹，山气岚风，是块风水宝地，一定要建座书院，一为纪念父亲，二是“公之邑人”，为家乡子孙造福。
我看过胡达源的一部著作，叫《弟子箴言》，《弟子箴言》在清末有很大影响。我想这大概是胡林翼为书院取名的来由。他总觉得亏欠了父亲，总觉得教书育人是父亲未竟的事业。县志上有《箴言书院全景图》，那完整严密的屋宇院落的格局，看得出是一所颇具规模的学府。只是现在，由于学校扩建，那古老的斋房和围墙已经大部分拆除，这座书院建在一个皇朝的末世。在湖北巡抚的任上，胡林翼捐积年廉让家人买地营造书院。因为财力匾乏，胡林翼死时书院还未竣工。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李希庵等人将送给胡林翼的奠仪全部用在箴言书院建设上，使书院得以竣工。
湖北布政使庄受祺来到书院担任山长，他是位博学的翰林。他来这里，是为了报答胡林翼的知遇之恩。逝者已安息，生者自奋发。他的官职是胡林翼举荐的。他要完成胡林翼未竟的事业，要去传经布道。庄受祺来了，后来还有曾国藩、左宗棠、黄自源等一批大家在书院伫立和讲学。南来北往的学者负笈而来，他们把理想和哲思留在了瑶华山，书院则成了他们人格精神恣肆飞扬的场所。于是深锁大山的书院一下就有了奇诡瑰丽的世界，有了历史的张力和文化的气韵。文化的薪火，原来是这样传承的。100多年过去了，这里弦歌不绝。
写到这里，我想起《曾胡治兵语录》里胡林翼说过的一句话：改朝换代的标志，是是非颠倒了。错的成了对的，对的成了错的。这句话，有着警示意义。当时的胡林翼，已经预感到了他的那个时代将要终结，可他还要作最好的努力。黑夜给了他黑色的眼睛，他却用它寻找光明。
是啊，一个王朝，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胡林翼壮志未酬，可他的经历和情感，拍打着我的心灵，冲刷我的思绪，我沉浸在不可名状的感动之中。就这样走着，寻着，我忽然发现，我面对的胡林翼的人生，是一座大山，我触摸的只是山上的一条小径，一棵树，一块岩石。
我在不经意间触动了一座大山。
胡林翼死时49岁，与胡林翼同年出生的左宗棠活到72岁，左晚年最大的功勋是收复新疆；比胡林翼大一岁的曾国藩活到71岁，他在胡林翼死后，攻下了天京（今南京），打败了建都十三年的太平天国，还先后做过三任两江总督；而与他们同时稍晚些的李鸿章活到78岁，一直被争议到现在。可惜胡林翼死得太早，来不及更多的展布，便遽尔因病不起，未免是国家民族的重大损失，同时也被湮没在同时代诸位忠臣名将的光影之下。
胡林翼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行走在历史的时空，徘徊在胡公的故地，我一直在思索，胡林翼到底凭什么成为晚清政坛最闪亮的星星？凭什么苦撑危局成为“同治中兴”的三大名臣？
胡林翼是个文化人，平生最大的理想就是经邦济世，振兴清王朝。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有过挫折，有过逆境，有过迷茫，他甚至在给学生的信中感叹：“官是苦海，不努力不能保全地方，过努力则一身一心之苦累，不可言状。”他还在遗嘱中说：“子孙不必学八股文，不要想做官，求做官者必有济于民，与其以官害民，不如为士为农，尚不失祖宗之气。”他为子孙作了个清廉的样板，以至死后灵柩因无钱而不能返乡安葬，是曾国藩等人捐助才得以回家与祖宗们团聚，“质本洁来还洁去。”当时，很多文化人抨击太平天国的造反，他一面率兵平定，一面表示出深深地同情，他持相当客观的态度，向皇帝写奏疏，批评政治腐败。他说：“救地方的急症，莫如选将。医国家的真病，莫如察吏。兵事之所由起也。士气之不振，民心之所变也。凡上下交接之事，诿之幕友。官民交接之事，诿之门丁。州县这所谓小事，即百姓之大事也。今日之小贼，即明日之大贼也。”他还说：“国家之败，皆由官邪。民乱必由官贪。”
湘学一代宗师的王闿运受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委托，撰写《湘军志》，七年成书。王先生在《湘军志》褒胡贬曾，他说，将胡林翼与曾国藩的文集进行了对比阅读，故特别钦佩胡公。的确，胡林翼对于湘军的影响和控制，大于曾国藩。曾国藩虽创建了湘军，但因为受朝廷的猜忌，长期孤悬客位，久不能得督抚之权。而胡林翼表现出的远见卓识，他的胸怀气度，他的谋略和智慧，他的忍耐和顽强，都为湘军注入了灵魂。实际上，他就是湘军的精神领袖。他的精神演化成了湘军的精神。可是，湘军将士也好，太平军将士也好，他们都是中国人，都是骨肉同胞，他们只是在一场残酷的内战中相遇。刺刀见血，血流成河。等待一切都平静了，这个国家并没有发生更新的更积极的变化。交战的双方都是失败者。从这个角度来说，胡林翼其实又是一个悲剧英雄。比如晚年的曾国藩对于其追求的目标也表现出极度的痛苦，对于千万湘军将士冒死拯救的大清也表现出极度的失望，内心的苦闷也是促使他早逝的原因。
孔子的理想是“大道之行也”，项羽的理想是做堂堂正正的英雄，荆轲的理想是为一“义”字，屈原的理想是自己的志向不被沾污。所以失败了也是英雄。他们的失败，只是世俗的失败。我以为，胡林翼是失败了的英雄，他把晚清的政治批得体无完肤。他看得很透彻。这样的政治，当然就会有人造反，当然会有“太平天国” 了。这些话，是没有人敢说的。皇帝已经习惯了三叩九拜，习惯了山呼万岁，习惯了“海晏河清，四海升平”的套话。可他说的是真话，他忠君爱民，因为他有独立的文化品格。他希望他的真话让朝野警醒，让朝野同仇敌忾。如果大家都去粉饰太平，则天下亡矣！可是又有几个人愿听真话呢？夫人陶静娟给他写信，要他注意身体，以身体为重，名利都是身外之物。他回信说：“人生在世，只有一安心德。安心作一忠义人，则亦无他念矣。”胡林翼是这样做的。他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常感叹自己“闻道苦晚”，于是“折节读书”。真正的“维德日新，几乎圣哲。”他戎马一生，从不贪污，不结党，不营私，不计毁誉，生时任劳任怨，死后官囊如洗。“诗能入画方为圣，官到穷时乃是清。”这时候的胡林翼，操守对于他不仅是一种道德，也是一种智慧；不仅是一种品格，也是一种财富。
这是一个文化人的执着和坚定，这是一个从政者的信仰和操守，这样的人，他当然就能凝聚起雷霆万钧之力了。生命本来没有意义，胡林翼为自己的生命赋予了崭新的意义，这就是作为读书人对事业的忠诚，对国事的关切，甚至不惜以生命相殉。胡林翼和他同时代的读书人，生于忧患，在难以想象的深重的民族苦难中，以极大的坚韧、勇气和担当精神，将中华民族推向前进。这正应了鲁迅先生说过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德的人，就有埋头苦干的人，这就是中国人的脊梁。”
于是我想，历史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找到了，思想就永恒。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文天祥的永恒，是因为他保持了中国人的气节和对人生的信念，对死的淡泊，对死的憧憬。胡林翼是永恒的。与其说，胡林翼是一座大山，不如说，他是一只鲲鹏，一只大雕。他有冲天之翼，更有鸿鹄之志。他要振翅高飞，他要血贯长虹，他要义薄云天。可他背负得太重，他怎能背起一个垂死的王朝？最终，他折翅而坠，坠向大海，坠向晚清致命的胸口……
就这样，胡林翼走了，悄悄地，只留下一个苍白的背影，一半模糊，一半清晰。
为了那一半的模糊，我一次次走近又离开；
为了那一半的清晰，我一次次离开又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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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定律是个很重要的历史常识。一般人都该知道，不过我问很多人都不知道。

黄宗羲（1610－1695 年），字太冲，号南雷，称梨州先生，浙江余姚人。1644年，清兵入关后，黄宗羲积极参加抗清义军，失败后隐居，屡拒清朝廷征召。主要著作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等。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是我国古代研究赋税制度最深入、最系统的学者之一。他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指出历史上的赋税制度有“三害”：
“或问井田可复，既得闻命矣。若夫定税则如何而後可？曰：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
意思是说，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农民种粮食却要等生产的产品卖了之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受商人的一层剥削；不分土地好坏都统一征税。黄宗羲的观点以及所反映的历史现象，被现代学者秦晖总结为 “黄宗羲定律”，语出他的论文《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
附录：《明夷待访录·田制三》
或问井田可复，既得闻命矣。若夫定税则如何而後可？曰：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
何谓积累莫返之害？三代之贡、助、彻，止税田土而已。魏晋有户、调之名，有田者出租赋，有户者出布帛，田之外复有户矣。
唐初立租、庸、调之法，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户之外复有丁矣。杨炎变为两税，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虽租、庸、调之名浑然不见，其实并庸、调而入於租也。相沿至宋，未尝减庸、调於租内，而复敛丁身钱米。
後世安之，谓两税，租也，丁身，庸、调也，岂知其为重出之赋乎？使庸、调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杨炎之利於一时者少，而害於後世者大矣。有明两税，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银差，盖十年而一值。
嘉靖末行一条鞭法，通府州县十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顾募、加银之例，一条总徵之，使一年而出者分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馀年，是银、力二差又并入於两税也；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杂役仍复纷然。其後又安之，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值年之差也，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使银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条鞭之利於一时者少，而害於後世者大矣。
万历间，旧饷五百万，其末年加新饷九百万，崇祯间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倪元璐为户部，合三饷为一，是新饷、练饷又并入於两税也。至今日以为两税固然，岂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练饷、新饷之名不改，或者顾名而思义，未可知也。此又元璐不学无术之过也。嗟乎！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无几矣。
今欲定税，须反积累以前而为之制。援田於民，以什一为则；未授之田，以二十一为则。其户口则以为出兵养兵之赋，国用自无不足，又何事於暴税乎！
何谓所税非所出之害？古者任土作贡，虽诸侯而不忍强之以其地之所无，况於小民乎！故赋谷米，田之所自出也；赋布帛，丁之所自为也。其有纳钱者，後世随民所便，布一匹，直钱一千，输官听为九百。布直六百，输官听为五百，比之民间，反从降落。是钱之在赋，但与布帛通融而已。其田土之赋谷米，汉、唐以前未之有改也。及杨炎以户口之赋并归田土，于是布帛之折於钱者与谷米相乱，亦遂不知钱之非田赋矣。
宋隆兴二年，诏温、台、徽不通水路，其二税物帛，许依折法以银折输。盖当时银价低下，其许以折物帛者，亦随民所便也。然按熙宁税额，两税之赋银者六万一百三十七两而已，而又谷贱之时常平就籴，故虽赋银，亦不至於甚困。
有明自漕粮而外，尽数折银。不特折钱之布帛为银，而历代相仍不折之谷米，亦无不为银矣；不特谷米不听上纳，即欲以钱准银，亦有所不能矣。夫以钱为赋，陆赞尚曰“所供非所业，所业非所供”，以为不可，而况以银为赋乎！天下之银既竭，凶年田之所出不足以上供；丰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为银，则仍不足以上供也，无乃使民岁岁皆凶年乎？天与民以丰年而上复夺之，是有天下者之以斯民为雔也。
然则圣王者而有天下，其必任土所宜，出百谷者赋百谷，出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出，斯民庶不至困瘁尔！
何谓田土无等第之害？《周礼》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是九则定赋之外，先王又细为之等第也。今民间田士之价，悬殊不啻二十倍，而有司之征收，画以一则，至使不毛之地岁抱空租，亦有岁岁耕种，而所出之息不偿牛种。小民但知其为瘠土，向若如古法休一岁、二岁，未始非沃土矣。官府之催科不暇，虽欲易之，恶得而易之？何怪夫土力之日竭乎！吾见有百亩之田而不足当数十亩之用者，是不易之为害也。
今丈量天下田土，其上者依方田之法，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中者以四百八十步为一亩，下者以七百二十步为一亩，再酌之於三百六十步、六百步为亩，分之五等。
鱼鳞册字号，一号以一亩准之，不得赘以奇零，如数亩而同一区者不妨数号，一亩而分数区者不妨一号。使田土之等第，不在税额之重轻而在丈量之广狭，则不齐者从而齐矣。
是故田之中、下者，得更番而作，以收上田之利。加其力有馀也而悉耕之，彼二亩三亩之入，与上田一亩较量多寡，亦无不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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