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本文像读康德的伦理学那样挺吃力。
马基亚维利说腐败的根源在于道德。都知道马基亚维利是个不讲道德的人。
只有痛苦的人才看的懂。 喜剧就是悲剧。 康德认为诚实是基础。贞观政要也有此种观点，我似乎受此观点影响太深。 而现在人多愿意善意的谎言。 我认为谎言永远都是谎言，不管他前面用任何词语修辞。
我常觉得我如果拿一个恶，去追求善，即使追到了善，善也不并不是想要的善了。
对一人说，我若想听谎话，我就不会去问。 我说骗人说谎言的水平比你高十倍。 我伤心的不是那件事，也不是你为了不让我知道那件事，而对我说谎。 我伤心的是，你不了解我是个讨厌谎言的人。 我讨厌谎言本身。 你不了解我，那前面所有的东西都更加不重要了。 我不喜欢跟不了解我的人说话。
讲道德我能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康德的道德，基督教的道德， 孔孟的道德，朱熹的道德。
我有时候不理解自己是个讲道德的人，还是一个很没有道德的人。 不知为什么现在对人说话，对方常常无法理解，我语句中词语的意思。常常要中断，用两三句话定义一下这个词。甚至扯一两定义，再加上几个故事的例子。 我所研究的东西与朋友所研究的东西，关联度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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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施特劳斯在《 针对马基雅维利的思考》 一书接近结尾的地方指出，马基雅维利不像修昔底德的作品那样令人感到悲凉（sadness），我们可以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找到喜剧，戏仿和讽刺，但却似乎找不到悲剧因素。但既然人的生活并非只是喜剧，那么人性的一个侧面就始终处在马基雅维利的视野之外。那么，为什么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不能让我们感到修昔底德式的悲凉呢？施特劳斯认为，原因在于马基雅维利没有对“普通”事物的神圣感。没有这种“神圣感”○1，悲剧就失掉了它的自然基础。
可是，为什么马基雅维利不能像修昔底德一样持有这种神圣感呢？施特劳斯指出，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之所以缺乏悲剧因素，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以独特的方式混合了重与轻：作为帝王师，马基雅维利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真实性质，他的作品中的“重”就来自他发现的“世界的真理”；但马基雅维利不仅是隐秘的帝王师，还是公开的“共和”导师，要将他的真理告诉所有人，特别是年轻人，而要将“重”的真理与人交流，就只有凭借“轻”的作用。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之所以在重与轻之间交替，是因为唯有借助这样的办法，他才能既“发现”真理，同时又能将他的发现公之于世。轻与重的交替使马基雅维利能够自信地宣称，自己是在讲述全新的学说，能够带来光，照亮太阳不能照亮的东西。 ②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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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
马基雅维利
对经济影响很大的，费孝通先生扯说以粮食为纲的时候，他影响收入。 如果在男耕女织的情况下，还有些内卷化，洋布流行。更加悲剧了。
农村根本都没啥人买洋布，人们不会用经济的角度去看洋布。 妇女觉得自己织布这件事是没成本的。 经济学家觉得自己织布花的成本要远高于去买洋布，问题是那时候中国觉得棉花是自己的，活自己干的。 都是不花钱的，土布跟自己捡的没区别，洋布反而要花钱去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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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的人们在一定时期会形成一些具有一定共性的衣着方式或衣着习俗，这其中包含着特定的社会文化信息。衣着习俗在社会经济稳定时期往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甚至世代相传，鲜有改变；而在社会经济剧烈变动时期则会随之发生较大的变动，出现一些新的衣着方式，甚至流行开来而形成新的衣着习俗。由于衣着方式的日常性和普遍性，使得衣着习俗的快速变动也会连带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产生互动关系，成为社会文化变动的一种因素。
晚清开口通商后，中国社会经济出现了比较剧烈的变动。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洋货输入也大为增多，一些西洋物品流行于中国市场，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洋布的输入及穿用洋布的流行，就是通商后几十年间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洋布的流行，不仅使人们的衣着材料发生了变化，而且还引起其他与此相关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产生了一些社会文化效应，涉及人们的经济生活、社会阶层关系、浪费方式、生活习俗及社会心理，其中也折射出了中国社会早期近代化变迁的一些信息。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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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
这里pr6了。 庆祝更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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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处在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如日本学者安倍能成称，“康德是一个蓄水池，之前的哲学皆流向他，而之后的哲学又都是从他这里流出的。”这一评价绝不过分，事实上，“即便在《纯粹理性批判》发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对一个从未听说过康德哲学的人，我们也不能认为他在研究哲学，甚至不能认为他有资格谈论哲学。”[1]当代哲学——乃至当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关注的几乎一切问题，当然也包括本文将讨论的“科学与宗教”的话题，都绕不开康德。而康德的意义也绝不仅仅是作为总结者和开创者那样的里程碑式伟大，康德哲学的深刻性并没有因为这二百年的时光而变得过时，相反，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哲学的不断发展，随着现代社会中科学、生态、文化、宗教上新问题、新困境的不断涌现，康德哲学的深刻性反而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康德在今天还是“一个有待我们去挖掘的思想宝藏”[2]。
然而，康德的里程碑意义还包括西方哲学向专业化、学术化的方向的转变，康德本人就是第一位以纯粹的哲学家的身份过完一生的，而他的著作也体现出了这一转折的特点——自康德以后，“人们感到问题急骤地复杂化起来，思想家的观点已不再是那么平易、明白、循循善诱，而是变得晦涩、抽象和莫测高深……”[3]这样一种文风的骤变使哲学研究令人望而生畏，这一转变固然无奈，但也是必须的，是哲学思维深入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于是今天的哲学工作者们，也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即必须牺牲相当的精力，以极大的耐心与毅力，认真地读一读康德。好在我们从这种付出中得到的收获也是足够巨大的。
以笔者目前的能力，远远不足能较全面地把握康德哲学，因此，对康德的了解主要依赖于相关的二手读物，其中庞思奋教授作为哲学导论的《哲学之树》对笔者影响最大，这本书令笔者对初识了康德哲学并惊赞于其丰富和深刻；随后加勒特•汤姆森、杨祖陶先生、邓晓芒先生等等的相关书籍给了笔者更多的帮助。不过，阅读原著始终是最根本的，笔者写作本文前将最多的精力放在了李秋零先生编译的《康德论上帝与宗教》一书，其中收录了康德《论神义论中一切哲学尝试的失败》、《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等关于宗教的专著，并摘选了三大批判中相关的章节，另外笔者也参看了邓晓芒先生的三大批判全译本中的相关内容，由于李秋零先生的节译中未标明原著页码，为方便检索，下文出自《纯粹理性批判》及《实践理性批判》的引文皆选用邓晓芒先生的译文，无论如何，笔者在此向邓晓芒先生、李秋零先生等投身于如此枯燥艰苦的翻译事业的学者们致以由衷的敬意！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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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康德
读到章士钊的一些观点，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杜亚泉。 找了两篇论文。章士钊 杜亚泉 pdf
pdf格式的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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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提出的“除旧布新”，打倒一切旧文化的主张，以章士钊、杜亚泉为代表的反对者
提出用“新旧调和”的方式处理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的问题。章、杜界定了“新”、“旧”的含义，并援引进化论作为
自己的理论基础，在中西文化的选择上，虽然他们不反对引进西方文化，但更注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关键词：章士钊；杜亚泉；新旧调和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6)03—0207—03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除旧布新”，要求打
破一切旧制度、旧文化，学习和重新建立新制度、新文化。新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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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
章士钊
在中国大陆一般人心目中，章士钊（1881-1973）是非常特殊的人物。知识阶层中年纪稍大的，大约都知道毛泽东与他的关系非同一般。文革前夕，毛要谈教育，特地把这个段祺瑞当”执政”时的教育总长找来静聆纶音。文革期间，”知识越多越反动”，焚书坑儒，他的《柳文指要》却由毛特别批准出版。1973年5月25日，根据”最高指示”，一架政府专机把92岁的章老及其亲属和特别配备的医生、护士、秘书、警卫送到香港，名为”探望夫人”， 实则身负恢复与台湾联系的重任，成为震动海内外的重大新闻。年轻一代不知这些荣宠，却从选入中学课本的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名篇和相应的讲解中，确信章士钊与1926年3月18日屠杀包括刘和珍在内的47名学生的惨案有关，是穷凶极恶的”落水狗”。真正研究他的学者不多，论述一直比较持平。1特别对他在《苏报》案前后的表现，论者无不赞叹。近日有的学者还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他正在天津，事情与他无关。但对他的研究有许多不足：不够系统、全面，有不少空白；资料不足；论述不深。随着《章士钊全集》出版，应该尽早填补这些缺陷。
章士钊一生多姿多彩：革命者、报人、政论家、高官、律师、社会名流。除了有些政治活动颇遭物议外，其他方面都有出色表现。愚意以为最值得后人称道的是他在思想领域的建树，而论述最不充分的也是这些活动。他实际是一位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思想家；通过分析其一生的思想，有助于揭示20世纪中国思潮变迁中两个重要现象：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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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曾经见三个人都提到过布洛克，秦晖先生 陈春声 还有一个老一辈的史学家名字忘记了。
他们推荐了三本书《历史学家的技艺》《法国农村史》《封建社会》。 当时我就快速的翻了一本小册子。后两本都没看，这个月如果有时间，把剩下的两本给翻翻。
他受新实证主义影响，我觉得他思想可取的地方，就是历史是连续的，现在受以前的影响。 倒追溯的一些方法。
问自己问题是有用的，但是去回答他们，是很危险的。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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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克,
社会学
开宗明义，首先解题。在目前的中国，村有两种：自然村与行政村。自然村是指中国农村地区的自然聚落，北方平原地区的自然村通常比较大，南方丘陵水网地区的自然村通常比较小。行政村是中国行政区划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设有村民委员会或村公所等权力机构。在许多地方，行政村与自然村是重叠的；在另外一些地方，一个行政村包括几个到几十个自然村；在个别的地方，一个自然村划分为一个以上的行政村。例如河北省霸县共有自然村324个、行政村380个，山东省招远县自然村750、行政村728，安徽省萧县自然村2124、行政村611，河北省阜平县自然村1229、行政村205，自然村数与行政村数之比分别为0.85、1.03、3.48 、6.00。1 据1986年底统计，全国有自然村365万个，2 另一说在九十年代初有自然村420万个，3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内务室主任佟宝贵说，自然村有535万多个。4自然村的规模大小悬殊，最大的村在河南省兰考县，有2720户、12337人；而湖北省江陵县平均每个自然村只有8户、33人。5 行政村的总数有七十几万个，行政村的人口通常在七八百至四五千之间，典型的也是平均的规模是250户左右，1000人上下。本文中所说的村，主要是指行政村。村政在这里有两个解释：广义的解释是指村子里的权力组织及其活动，狭义的解释是指村级政权组织及其活动。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乡政村治”，村政的提法自然有与之不同的涵义。由于笔者不是主管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官员或专家，因此只能提供一些刍荛者之言。本章将简单回顾历史上村政的演变，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进行批判，并提出村民委员会重新定位和未来村政建设的具体设想。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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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
社会学
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相对平衡的代际关系，建国后的集体化时代也存在相对平衡的代际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代际关系失衡，子女不孝普遍且严重发生，而父母依然为子女婚配耗尽心血。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这种失衡的代际关系只是一种过渡现象，它将被一种更加理性化、较少亲情友好的相对平衡的代际关系所代替。这种新型代际关系将对农村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代际关系/婚姻/乡村治理/理性化
当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巨变，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家庭结构及家庭代际关系正在发生变动。本文以笔者近年来在湖北、安徽、辽宁、河南、湖南等地农村调查的资料与感受为基础，对当前农村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做一个初步的讨论。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代际关系
传统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核心是“反哺”，费孝通将中国代际关系与西方代际关系分别概括为“反馈模式”和“接力模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人的代际关系是子女必须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赡养老人是子女的责任，这种反馈式的代际关系被称为“哺育”与“反哺”。① 而在西方文化中，父母对子女有抚育义务，而子女长大成人后却不一定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他们只对自己的下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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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
社会学,
费孝通
【作者题记：本文由我的博士生杨柳从英文原稿（载Modern China, 26.1, January 2000: 3-31）译成中文，谨此致谢。译稿经我自己三次校阅，基本准确。感谢Arif Dirlik 和一位匿名审稿人1998年春对本文初稿的评议，这些意见促使我作出相当的修改。本文也受益于与Perry Anderson的单独讨论。还要感谢1999年5月8日在加尼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召开的“In search of Alternative Theories and Concepts for Chinese History”(“为中国历史寻找不同的理论和范畴”)研讨会上与会者们对本文的评论意见。一如既往，本文的数次修改都经Kathryn Bernhardt（白凯）阅读并提出意见。】
“近现代”是西方文化向全球稳步扩张的时代。我们该如何理解在非西方世界中随之而来的变化和进程？
政治史习惯使用民族国家的范畴进行思考，这就预设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民族独立的对立、支配-从属与民族自决的对立。而选择似乎是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要么是帝国主义，要么是民族解放。
然而，这种思路可以运用到与政治相对的文化领域中来吗？西方文化的扩张是否必然就是一个“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是否和政治领域一样，只不过是西方支配在文化领域中的一个进程？如果说在民族国家问题上面临着一些非此即彼的选择，那么在文化互动的问题上是否也必须做出同样的选择？是否可以将“文化”与“国家” 等同起来，或者加以类推？ 我们该怎样理解双重文化的影响？
本文集中讨论“文化双重性”与双重文化人这一相对狭窄的主题，以便在一个易于处理的范围内阐明这些问题。首先我将界定文化双重性的涵义；然后简要回顾主要的双重文化人群体，并分析学术和理论领域一般怎样对待中国近现代史中的文化双重性。最后，我会提出一些方法上的、理论上的和实际应用上的意见。
什么是文化双重性？
可以将文化视为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的观念、习俗、技艺、艺术等等，语言则是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本文所说的文化双重性指一个人对两种不同文化的共时性参与，语言双重性指一个人对两种语言的使用。(尽管这里的讨论集中于文化双重性，但显然也适用于文化三重性或更多重性。) 语言双重性是文化双重性的一个有力的和具体的例证。一个既使用英语又使用汉语的人不可避免地要参与这两种语言各自所蕴涵的观念和思维过程。因此一个双语者几乎必然也是一个双重文化人。诚然，在双语的使用中，两种语言互相对译而不产生或很少产生歧义的情形是存在的，譬如指称具体的物体（例如猪、狗） 或简单的观念（例如冷、热）。然而不可避免的是，也有一些语词在两种语言中表面上是对等的，但在使用过程中会涉及到非常不同的文化内涵。这时，语言双重性便变成了文化双重性。
譬如说，“私/private”这个词在英语和汉语中会引起截然不同的联想。在英语中，“private”的意思是“个人的”，与“public/公共的”相对应。从这里派生出一系列的概念：“private property/私有财产”指属于个人的财产，对应属于团体或国家的“public property/公共财产”；保障个人的秘密免受公众注视的“the notion of privacy/隐私观念”和“the rights to privacy/隐私权”；以及处理个人之间私人关系的“private law/私法”和处理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public law/公法”。推而广之，private还用在“private room/私人房间”、“private entrance/私人通道”之类的表达中，表示只为某一个人所专用。所有这些用法中，“private”引起的主要是褒义的联想，是由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和绝对价值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支持着的这种联想。
相比之下，汉语中最接近“private”的对词“私”的内涵却大异其趣。诚然，它也是与“公”相对应的，后者大致相当于英语中的“public”；现代汉语中，也有一些诸如“私事”、“私有财产”等从英语概念转译过来的表达方式。但是，语义上的对等很快就截止了。汉语中的“私”立刻让人联想到的是“自私”或“自私自利”之类的表达。不仅如此，“私”还很快让人联想到不合法的事情，比如私心（自私自利的动机）、隐私 （不体面的秘密）、私通（通奸或[与敌人] 秘密勾结）等等。事实上，“私”常常和耻辱联系在一起，与意味着无私、公平和正义的“公”相比，它是不可取的。“大公无私”这种表达方式可能最充分地体现了“公”与“私”之间的对立。事实上，与“私”有关的意义几乎不可避免地都是贬义的，这是在一个久远的传统中将“公”作为一种道德理想来强调的结果。 再举一个例子，英语中“freedom/自由”一词首先表达出来的观念是免受或者脱离专断权力的支配。其先决条件是承认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对立（广而言之，还有“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对立）。这也是源于古典自由主义关于个体的绝对价值和独立性之假定。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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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上大学时候，老师讲第一句话讲了一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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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笔法素为后人称道，《王制》(又译《理想国》、《国家篇》) 开篇的场景，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在柏拉图去世后不久， “有人发现，《王制》的开头修改并重写了好些次”〔1〕——如果这话不是编造出来的，那么，至少在公元前二世纪，还可以见到《王制》手稿。哈利喀纳斯苏斯的狄俄尼索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是博学的精通文体的语文学大师，他也讲过： 柏拉图临死前还在琢磨《王制》的第一句话。他非常惊诧，柏拉图当时已经年届80，竟然还在颠过去倒过来摆弄自己笔下的句式。后来，关于《王制》开头的这段传闻在罗马人那里继续流传，比如罗马共和国的大文豪西塞罗就传讲过。到了罗马帝国时期，修辞学大师昆体良(Quintillian) 说得更加活灵活现： 柏拉图死后，人们在他写作用的蜡版桌上发现了几种不同的《王制》开场手稿，修改都围绕着开篇第一句[我昨天下到佩莱坞港]，显然在琢磨这个句子如何尽可能地完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古典语文学大师维拉莫威兹喜欢而且精于考据，他曾专门花力气严格考证过这段传说，得出的结果是真的。他还进一步推测，柏拉图对《王制》的开头改来改去，为的是要与《蒂迈欧》连接起来。不过，当时的学人即便发现了《王制》开篇的不同手稿，也不等于这些手稿就是刚写下的。总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柏拉图给自己的任何对话作品搞了两个版本。只能说，柏拉图至死都还在修改自己的作品。
既然《王制》的开场手稿是柏拉图精心写就的，如果没有直接读过这段短短的开场描写的希腊语原文，的确太可惜。笔者凭靠自己掌握的一点粗浅的古希腊语尝试翻译这段开场，纯属为了自己学习柏拉图的笔法。
一、下到佩莱坞港
[327a]我昨天下到佩莱坞港，同阿里斯东的儿子格劳孔一道，去朝拜女神，同时我也想要看看人们怎样搞这场节庆，因为他们头一回举办这节庆。本地人的游行我觉得挺好，当然，忒拉克人搞的游行看起来也未必就差。做过礼拜、看过游行后， [327b]我们就动身回城。克法洛斯的儿子珀勒马科斯远远望见我们正急急往家里走，就吩咐他的小厮跑过来，吩咐我们等他。小厮从后面拽着我的衣衫拽住我说，珀勒马科斯吩咐你们等等他。
第一句是个工整的句子，动词[我下到] 被置于句首，具有突出、强调意味，因此，中译得尽可能贴近原文语序，事实上，这样的努力并非没有可能。从雅典到佩莱坞港( )，路程大约五公里，“佩莱坞”的希腊文原文在这里是形容词，本来界定[海港]，但省略了“海港”。因此， 就是“佩莱坞港”的简称。不过，这里本来应该有个冠词界定“佩莱坞”，柏拉图违背习规删掉了冠词，使得本来特指的地名具有了泛指的寓意。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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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
柏拉图
唯理主义很可怕，不过无理性更怕。 前几天跟人聊天，他说你觉得用一个词来解释宗教，那个词是什么。我说是科学。我始终认为科学比神学更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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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严复经验主义的政治观的思想贡献在于，他比同时代人更早地认识到那种以抽象的理念与主义为社会蓝图与口号的、力求整体性地解决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将会导致对现存秩序的人为的摧毁与破坏，并带来事与愿违的历史后果。他还认识到，只有在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前提下，渐进地求得新机制在旧机体内的生长，才能实现中国的富强与现代化。早在本世纪初，当他的同时代人还对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就从学理上，把握了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的实质，并对唯理主义的社会政治观的僭妄性进行了相当具有说服力的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严复可以说是中国政治现实主义思想家中的先行者。
严复思想的悲剧性在于，他生活在中国既存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秩序正在走向解体的时代。严复对唯理主义的政治解决方式的危险性作出”超前”的警告，这在当时是远不能为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所能理解的，又由于严复的文章风格过于艰深，这就使严复的相关思想在当时和以后的影响，都远不如胡适的同类文章。于是，学理根坻较为肤浅的胡适，却以他那通俗易懂的杂感式的文字风光一时。而严复更为深刻厚实的分析却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研究与发掘严复在这一方面思想，对于深入研究中国现代政治思潮史中的抽象化”“主义”问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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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
胡适
喜欢读黄宗智的文章，不喜欢读科大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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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近代商号的产生有三条途径：有时它是中央政府企业私营化的结果；有时它是从家庭商号建立起来的；在较少数情况下，它来自地区合作发展的努力。本文追溯中国近代商号出现的历史，剖析了中国近代商号产生与制度环境，尤其是公司法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公司法、中国近代商号、公司
近代商号（modern firm)在中国出现有三条途径：有的时候它是中央政府企业私营化的结果；有时它是从一个家庭商号建立起来的；在较少数的情况下，它来自地区合作发展的努力[1]。也许可以把这三条通向近代化的道路压缩为两条，因为地区发展就是地方政府企业私营化，结合地方家庭商号的发展。尽管如此，地方政府的基础是与中央政府不同的，其间的差别必须被注意到。
列举一些近代商号的名字，要比对其近代特性给予非常清楚的定义，或者描述其普遍的情形容易一些。在许多明显已经私营化的政府企业中，应该包括轮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和恒丰纱厂。在从家庭生意成长起来的商行中，人们可能会想到永安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隆机器厂和荣家所有并经营的许多工厂。地方企业的例子有张謇控制下的大生纺织厂及其在通州（江苏省南通县）的联号企业。当然，这些只是晚清到民国的中国近代商号的很小的一部分。他们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的历史学家利用公司档案进行历史研究的几个个案。从我们现有的知识看，要特别强调，关于中国企业的发展，还有许多研究要做。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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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卫,
经济史
科大卫的普通话很差。跟袁伟时有一比了。 发现喜欢的很多人，普通话说的都非常差，四川口音，广东口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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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1993年8月在香港科技大学的系列演讲的一部分。感谢徐泓教授和蔡志祥博士邀请，也感谢黎志刚博士、萧凤霞教授和林至人博士，他们曾对文稿提出修改意见。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15-20世纪中国经济发展中金融制度和商业组织的角色。文章认为，金融制度的缺陷妨碍了20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其根源可追溯至明代食盐贸易的历史。明代食盐贸易包含了商业票据的投机要素，这些商业票据以一种被称为“盐引”的国债为基础。17世纪初“盐引”的废除，意味着向取代金融市场的皇帝荫庇制度的决定性转变，新的做法被称为“官督商办”。至19世纪的最后10年，公司法经通商口岸被引进中国，商业票据市场才再次缓慢出现。股份资本的要求有助于融资市场的重新出现，这一市场所要求的规则，在荫庇制下的贸易中不可能出现。
在本文讨论开始时，应该先说明我对“资本主义”这个名词的认识。我的出发点是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本质的理论。在古典经济学中，财富来自三个方面，即资本、土地和劳动力。资本不同于劳动力，因为它可以积累，也不同于土地，因为它可以流动。因为观念上有明确的分别，古典经济学把价格列为利息、地租和工资的总和。马克思的学说，基于古典经济学。尽管马克思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把资本和土地连贯到劳动力，但马克思的经济学并未超出古典经济学的范畴。我们甚至可以说，整部《资本论》都在讨论资本流通的过程，说明只有在资本流通的过程中，资本家才控制了劳动力。在讨论资本主义萌芽时，不得不同时讨论资本的流通。（注：关于作为《资本论》背景的这一古典经济学解释，参见Louis Dumont,from Mandeville to Marx,the Genesis and Triumph of Economic Ideology,Chicag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
但是，古典经济学家并没有说明资本为什么可以流通。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来说，资本是在以贸易为主体的交换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而因为贸易伴随着劳动分工而产生，所以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顺着这一思路，从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出发考察历史，就会以为，除非遇到人为的阻滞，贸易一定会自然地增长，工业也必定随之而来。这一论点在本世纪初遭到韦伯(Max Weber)和朴兰易(Karl Ploanyi)的挑战，与古典经济学家的假说相反，他们认为，不均等的优势(unequal advantages)并不自然地导致贸易产生，因为贸易只有在适当的制度出现以后，才能进行。他们所讲的制度就是结算信用(settlement of obligations)的办法，例如货币（特别是纸币）、会计、法律，以及马克思自己也注意到的银行。在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笔下，我们看到了历史上这些使商业得以发展的制度产生的大致情形。（注：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1957;Fernand 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transl.by Sian Reynolds,London:Collins,1981.）
这些商业制度也溢注到政府和社群之中。如果这些可以导致资本流通的制度被描述为带有资本性(capitalist)的话，那么，也有理由用同样的词语来描述接受了这些制度的社会。若将资本主义(capitalism)视为一种理想范式(ideal)，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接受这一范式的社会，带有资本性的制度就是使这一理想范式成为可能的制度。这不是说，社会必然受什么统一的规律所支配——实际上，有哪个社会只是受到一个标准支配的？事实上，韦伯社会学的基本点就在于，社会制度并不总是相得益彰的，而正是在社会制度发生冲突之时，结构才开始变化。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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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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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声
一 生存美学在福柯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福柯的生存美学(l’esthétique de l’existence)，是他长期进行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以及权力和道德系谱学(la généalogie du pouvoir et de la morale)研究的直接成果，也是他自身生活历程的经验总结和实践智慧(phronesis)的结晶，同时又是他在探索西方思想源头和批判古希腊罗马时代原有生存美学古代版本的基础上，为了彻底摆脱近代西方思想及其社会制度的约束，根据现代生活条件而创造性地设计出来的新型的自由生活方式(une nouvelle manière de vivre)。
福柯一生所关怀的基本问题，始终是我们自身的生活命运；为此，他既要探讨我们自身的现状及其历史原因，又要寻求我们自身实现自由的审美生存的出路。所以， 1983年，福柯很明确地指出﹕“思想史的任务，与行为史和观念史完全相反，是要发现和考查，人类自身究竟根据什么条件，不断地反思和考量自身﹑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及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但是，在提出这个非常一般化的问题时，特别是当它涉及到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时候，我认为，这个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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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
瞿同祖先生当年在美帝活的好好的，回国被整。65年回国没人理，到湖南老家。78年才有人理。 回国后身体还行活了三十多年一本书都没有写。 不过跟费孝通一样前半生的书，已经可以把他们看作世界级的大师了。
跟费孝通先生一样都是吴文藻先生的学生。 法学最出名，社会学大师，历史学家，经济学家。
顺便再说一句话。 瞿同祖是军机大臣瞿鸿禨的孙子。 是袁世凯主要政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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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究竟占什么地位，起什么使用？我想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讨论：一、统治者心目中的法律；二、法律与人民生活；三、法律职业。
一、统治者心目中的法律
统治者心目中的法律指的是关于法律的概念、法律的地位、法律的功能。各时期不同，历史上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法律思想的变化；(二)法律内容和精神的变化。
(一)法律思想的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
儒法两家之争是大家所熟悉的，因时间关系，不能详细讨论，只简单扼要地讲几句。儒家主张礼治、德治、人治。儒家所主张的社会秩序是存在于社会上的贵贱和存在于家族中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差异，要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符合他们在家族内的身分和政治、社会地位。不同的身分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这就是礼。儒家认为只要人人遵守符合其身分、地位的行为规范，便可维持理想的社会秩序，国家便可长治久安了。因此儒家极端重视礼在治理国家上的重要性，提出礼治的口号。儒家同时主张德治。孔子说“为政以德”。他比较德刑的优劣，得出结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儒家既坚信人之善恶是教化所致，便坚信教化只是在位者一二人潜移默化的力量，于是从德治主义愆而为人治主义。
法家反对礼治、德治、人治，主张法治。认为国之所以治在于赏罚，一以劝善，一以止奸，否认仁义道德的价值，认为并不足以止乱，无益于治。法律的作用原在禁奸，非为劝善。从法家的眼光来看，只要使人不敢为恶，法律的目的便已达到，原不问人心善恶，也不要求人心良善。法家也反对人治。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通常都是些中人。借助于法律便可治理国家。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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