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海青

《文史知识》200904

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河南铜瓦厢突然改道，之后黄水北徙，夺大清河(即济水)人海。黄河历史上有六次大的改道，铜瓦厢决口改道是黄河历史上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它结束了长达七百多年黄河南流夺淮人海的局面，开始了现行河道和现代黄河三角洲的发育过程。

黄河改道初期的二十年，即咸丰同治时期，无固定河道，河水在北起北金堤、南达砀山、东到运河的三角地带漫流，泥沙多淤积于此，而下游河道水流缓慢，泥沙不多，决溢较少。即使如此，黄河三角洲地区受灾情况也很严重，仅次于鲁西南地区。有资料称：“自河决南阳，东趋利津人海，武定府属县皆在黄河之委，被河患亚于曹州。”(《郭嵩焘日记》卷1)光绪元年(1875)，山东巡抚丁宝桢堵合贾庄决口，并修筑长达一百九十里的南岸河堤；光绪三年(1877)，山东巡抚李元华又修建了近水北堤一百七十馀里。至此，黄河在鲁西南漫流时代结束，河水东夺大清河，流人渤海，形成现今河道；同时，河患也转移到下游河道，且次数增多。对黄河三角洲造成了更严重的危害。原本漫流的河水汇注大清河后，由于“济小黄大……以全黄之水同注于此，势已不能容纳”(光绪《利津县志》卷1“奏议”)，因而下游河道险情频繁，灾害不断，甚至利津一带有“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的说法。光绪十年(1884)，江苏巡抚吴元炳查勘山东河工后奏报：“黄河自铜瓦厢决口后。为山东患者三十馀年，初则濮、范、巨、郓受其灾，继则济、武二郡膺其害。顾上游泛滥，地方不过数十县；下游冲决，则民人荡析，环袤千里。”(《再续行水金鉴》卷144)光绪至清末，山东遭黄灾的州县共53个。其中，黄河三角洲地区就有14个州县遭灾，即齐东、惠民、青城、滨州、蒲台、利津、沾化、乐安、阳信、海丰、邹平、长山、高苑、博兴。

黄河改道以后，三角洲地区河患次数增多，且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所造成的灾祸也就非常惨重。

常年持续的河患使得三角洲地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据统计，自1855年黄河改道至清末的五十七年间，因黄河决溢，三角洲累计有594县(次)成灾，平均每年有11个县受灾。黄河决口后，洪水恣意泛滥。巨浪滔天，大面积的草木、庄稼、动物等被淹没。洪水及所携带的大量泥沙，破坏了三角洲地区的自然面貌，毁坏了植被，造成水系紊乱、河湖淤积。据《山东黄河志》统计，1855年以后，黄河决溢成灾，侵淤徒骇河45次，马颊河7次，北五湖12次。这不仅削弱了蓄泄能力，还在平地上留下了大片沙地和洼地。恶化了气候环境，从而加重了三角洲地区的水、旱灾害。水、旱灾害进一步造成良田荒芜、土地沙化，尤其以黄河泛滥造成的土地沙化最为严重。黄河溃决之后，由于泥沙的沉积，使大量良田严重沙化，危害极大，实与洪水冲击之害相当。很多地区的土地尽被沙压，水退之后，一经微风。尘土飞扬迷漫，且五谷不生，野无青草，土质极差。山东巡抚张曜在1889年4月的奏折中说：“山东地方十馀年来，黄水为患，灾祲频仍，民间地亩或成巨浸，或被沙压，不能耕种，生计日蹙。”(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档》“张曜折”，转引自李文海《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375页)1900年，袁世凯也曾在所上奏折中说，山东滨河各县在夹河以内村庄的良田，水停沙压后，好几年不能播种，更谈不上收获。

除土地沙化外，土地碱化现象也十分严重。由于降雨或洪水灾害，地下水位升高，在蒸发作用下，盐分向土壤表层集结，水去盐留，往往出现盐碱地。黄河决口后，黄河沿岸或其他低洼易涝地区，由于排水不畅．浸泽日久。形成了大面积盐碱地。如蒲台蔡家寨碱地，就是因为黄河改道后河水浸湿及排水不良而形成的，其碱土层有时深达一尺有馀。盐碱地对农作物的生长极为不利，碱层浅的土地经过挑沟、翻地等方式改良后．还可以种植豆、麦之类的作物，碱性较大的地区只能生长芦苇等，再严重的地区只好完全废弃。

肆虐的洪水使得人口锐减，严重阻碍了黄河三角洲社会经济的发展。黄河水灾不仅夺去千百万人的生命，破坏社会生产力，而且吞没了农田民舍等生产生活资料，使老百姓不能恢复再生产。黄河决口的当年，三角洲地区夏、秋两季均绝产，只得靠截留运河漕粮维持生计。在晚清的奏折、上谕中，黄河决口后类似“淹毙人口甚重”、“居民村庄．尽被水淹”等记载屡见不鲜。据估计，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二十三年的连续三次大决口中，黄河三角洲地区死亡人数不下二十万，且“膏腴之地，均被沙压，村庄庐舍，荡然无存”(安徽省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关于捻军的几个问题》，安徽人民出版社，1960，93页)。当时的情景是：黄水源源不绝，前涨未消，续涨骤至，村落被冲，瞬成泽国，极目所至，浩淼无涯；灾民处高地，搭盖窝棚，暂为栖息；济南、武定两府很多州县多陷巨浸之中，人口死者无数。通过这些描述，我们可以看出1855年的黄河大改道给三角洲人民的社会生活带来何等剧烈的灾难性冲击。洪水所过之处，大量土地沙化荒芜，农民失去生产基础；灾后大量农村劳动力急剧流失，农业生产急剧退化。

铜瓦厢改道后，三角洲地区民众赖以为生的盐场十之六七被淹没，致使产盐不旺。位于产盐要区利津县的永阜盐场，自从黄河改道以后，大股河水由该场附近奔腾而下，“以致滩池节年被淹，堤坝冲决，且复顶托纳潮，卤气不升”(《光绪朝东华录》卷1，257页)，而使产盐减少。该盐场原有滩池480副．年产量居山东省各盐场之冠，但自咸丰以来因海潮大作以及改道而来的黄河屡次决口，盐滩淹没殆尽，至1894年仅有60副幸存。盐场被淹，河道亦无法运盐。1855年以前，大清河岸高水深，水流清澈，是“盐运往来通津，亦曰盐河”(乾隆《济阳县志》卷4“河道”)，既无水患，且饶水利；山东巡抚张曜也曾在奏书中称：“今山东黄河原系盐河．两岸城廓、村墟鳞次栉比。”(黄矶《山东黄河南岸十三州县迁民图说》“铁岭庆增序”)三角洲地区所产食盐运往淄博、济南等地或通过运河转运全国各地。但铜瓦厢决口改道后，黄河尾闾循大清河由利津萧神庙、二河盖以下牡蛎嘴人海，昔日的盐运通津不复存在。大清河变成了滔滔黄水。由于河道不固定．河水流速过快，一般船只不能航行，盐场不能顺利运出食盐，盐运也就戛然而止。占经济主导地位的盐业生产逐渐萎缩，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洪水在给黄河三角洲地区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使得昔日退海荒滩成为可耕种的荒地，吸引了大批的移民。移民为黄河三角洲地区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改道之初的二十年，泥沙淤积于黄河漫流的鲁西南地区，河口附近三角洲生成速度缓慢，海岸线基本维持在今耿家局子、老鸹嘴、大洋铺、北混水旺、老爷庙、罗家屋子、友林附近。那时，利津、沾化、无棣、垦利沿海地区及河口等地，基本上都是退海荒滩。贾庄口门合龙及两岸河堤普筑后，泥沙急泻，淤积于河口地带，导致黄河尾闾频繁改道，使黄河在以垦利、宁海为顶点，北起徒骇河，南至淄脉沟口的三角地带循环扫荡，填海造陆速度加快，出现了大面积的无主荒地。光绪八年(1882)六月，南北岭子河决，大量泥沙淤盖于昔日的退海荒滩之上。自此，芦苇深处开始有垦户出入。由于当时政府鼓励垦荒，每亩收费甚微，优惠的垦荒政策和肥沃的新生滩地，吸引了周围的百姓。此后。前来耕垦的人户逐渐增多，甚至为争夺荒地纷起争端。由于淤垫迅速，三角洲不断延伸。明朝时期沾化县城距渤海只有六十里，清乾隆时距海一百四十里，而到20世纪初期已距海超过二百馀里。有一首竹枝词对此作了非常形象的描绘：“年来海若欲东迁．东去潮声向日边。葭浦芦湾三万顷，果然沧海变桑田。”(光绪《利津文征》卷4“诗”)据黄委会水科所、济南水文总站等单位根据有关文献及海图、地形图等资料及实地调查报告分析确认：1855—1938年的83年间，实际行水57年．海岸线向前推进13。3公里，共造陆2400平方公里，平均每年造陆24．6平方公里。这一时期在黄河三角洲地区新建的移民村庄共有303个，其中，利津94个，沾化35个，河口区174个。其后，仍有大量自发移民和政府组织的移民来到三角洲地区垦荒、创业，为今天黄河三角洲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基础。

1855年黄河改道给黄河三角洲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灾难，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但同时也孕育了现代意义上的黄河三角洲。为三角洲人民开发这一地区、发展经济提供了历史的机遇。

(作者单位：滨州学院社会与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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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黄河是一条特别能折腾的河。看看下边的图就知道多能折腾了，花在黄河身上的钱，那是数亿两白银。

被称为总河的江南河道总督部院，自雍正七年（1730年）正式挂牌，到咸丰十年（1860年）被清文宗奕詝一道谕旨裁汰，在清江浦整整130年。
江南河道总督从设立的第一天起，就是以治理清口，确保漕粮北上为主要职责。
黄河夺泗以后，在淮安与淮河相遇，相互争夺下游的入海通道。本来淮河是一条天然河流，下游河槽深广，正常情况下，容泄自身的洪水基本没有问题，自黄河鸠占鹊巢，不仅挤占下游河床的容泄空间，还沉积了大量泥沙，使清口上下经常泛滥成灾。特别是在黄淮交汇处，因河槽狭窄，黄河泥沙壅塞淮河出口及其航道，影响漕船航行。
自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陈瑄开新庄口通漕，这里的沙淤之患，便注定是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所以潘季驯主张束水攻沙，蓄清刷黄，并被历代河臣奉为经典。但水无常势，有时黄弱淮强，清水畅出，泥沙一刷无余；有时黄强淮弱，清水不仅无力敌黄，反遭黄水倒灌，淤及淮、运。
纵观清口400余年治理历史，实际上是治沙史。蓄清刷黄400年，花费的白银以亿计，收效甚微，洪泽湖水位愈蓄愈高，而清口航道却愈治愈坏。到清道光五年（1825年），清口无法行船，漕粮不得不用盘坝短驳，不仅费用增加，而且在盘驳中徒增不应发生的损耗，无可奈何曾一度用灌塘济运，以解决漕粮北上。由于花费成本太高，于是乎漕运转海呼声鹊起。
咸丰元年（1851年），洪泽湖水位太高，开礼坝泄水，无法堵复，一下子冲成今天的三河，洪泽湖从此失去控制，再也无法拦蓄清水，黄水独自占据淮河下游河道。由于没有清水刷沙，黄河沙淤加速，淮河旧道难以承接黄水，最终在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夺山东大清河入海。自此，既无清水可蓄，也无需刷黄，漕粮改为招商船海运，南河总督实在是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为什么又拖了五年到 1860年才正式裁撤？
黄河在铜瓦厢改道前，同时在徐州丰县北决口，咸丰帝责令南河总督杨以增抓紧抢堵，但又拿不出现银，要他按《河工赔修条例》，“即在该道将等应行补还项下设法筹办”，不足银两要他采用“劝捐接济”。就是国家拿不出钱，由管河的人按赔四销六的比例赔钱，不够的向地方“劝捐”。“一俟捐项、赔项集有成数，即将据实奏闻。”按咸丰的旨意，缺口猴年马月才能堵塞？
这时大清帝国刚经过鸦片战争，大量白银流入英国人腰包，国库捉襟见肘，丰北缺口尚且如此，而铜瓦厢决口呢？要数十倍于丰北。咸丰帝束手无策，召开御前会议，“议者有谓因势利导，使河流徙归北趋，由大清河入海……”而咸丰则妄想堵塞决口，恢复旧道，以保持这条漕运的“黄金水道”。因此反驳“若欲从此徙河北流，事关大局，尚须特派大员详加履勘，非可草率从事。”又没有现银可供调拨，仍然想用捐、赔的方法集资堵筑，遭到大多数臣工的反对，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至于特派大员，他看中了南河总督杨以增，认为他 “熟谙河务，于古今治河源流，谅能通晓”。于是九月用五百里驿马送去谕旨，著他履勘。谁知杨以增接旨时间不长，便于第二年正月初四死于任上。
杨以增一死，河督由直隶布政使庚长接任。庚长本不善于治河，咸丰举棋不定，继续物色人选。咸丰十年（1860年）初，河南一股捻军袭击清江，庚长身为河帅，拥有河兵近万，不加抵抗，弃城逃往淮安，衙署被捻军付之一炬，庚长被革职，江宁布政使王梦麟接任河督。
在处理庚长渎职时，黄河改道山东已成定局，御史薛书堂、侍郎宋晋等奏请裁汰南河。最后一任河督王梦麟被裁，在位仅1个月11天。
咸丰十年六月，《裁汰诏》中开列的裁撤理由是： “原以防河险而利漕行，自河流改道，旧黄河一带本无应办之工……所有江南河道总督一缺，着即裁汰。”一语道破明、清两代治理河道的动机：治河仅仅是手段而已，通漕才是目的。
江南河道总督裁撤了，未尽事宜，如防汛抢险，交由地方州县，由于捻逆之乱，地方不靖，江南督抚难以兼顾，江北镇道以下各员，均归漕运总督节制。漕督又同时管理河道。
虽然漕运转海，中里运河尚不失为江苏境内的重要航道，这时清口附近，已成陆地，吴棠接任漕督后，从马头张福河起沿旧河槽，开了一条顺清河，沟通马头三闸与中运河的航运，一直维持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潘俊青）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国难与河患同作。1855年黄河改道经由山东入渤海，这是黄河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从此，原由豫皖苏鲁四省共同承担的黄河下游水患几乎全都落到了山东头上……

1855年(清咸丰五年)8月1日，黄河决口于河南兰阳(今兰考)铜瓦厢，汹涌黄河水分为三股：“一股由赵王河走山东曹州府以南下注，两股由直 隶东明县南北二门分注，经山东濮州、范县(今属河南)，至张秋镇，汇流穿运(运河)，总归大清河入海。”这是黄河历史上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当时，濮范 以下，寿张以上尽遭淹没，其他如东平、汶上、平阴等州县，凡系运河及大清河所经之地均被波及，山东全省有五府二十余州县受灾，鲁西南、西北广大地区黄水横 流。

灾难性的黄河改道

在黄河此次改道之前，黄河下游流经路线，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大体上经过河南的荥阳、郑州、原阳、延津、封丘、中牟、开封、兰考，后经山东的曹 县、单县，再经安徽的砀山、萧县，最后经江苏的丰县、沛县、徐州、邳县、睢宁、宿迁、泗阳、淮阴、涟水、阜宁、滨海入黄海。铜瓦厢决口后，黄河冲破原有河 道，改向北行，在山东境内夺大清河入渤海。
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向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无论是决口，还是改道， 其造成的灾难都不可言状。在1855年黄河改道之前，黄河连续发生了几次大的溃决，而且溃决后“久不合龙”，到1853年，苏北、鲁南的情形为“饿殍载道 ”、“尸骸遍野”，甚至出现“倒毙之尸，半被饥民割肉而食”的惨状。由于黄河的屡次溃决和清政府的治理不力，当时的豫东、皖北、苏北、鲁南已经成了惨绝人 寰的人间地狱。因而，在黄河改道之后，深受黄水之害的苏、皖民众如庆再生，而山东人民却几乎要承担此后全部的黄河灾难。
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 技术条件下，黄河无论从山东还是从江苏入海都会带来灾难。山东、江苏民众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黄河从对方境内入海，正所谓：“东民身被其灾，痛心疾首，日 盼河之南徙，犹之江南之民万口一声，日冀河之北流。”两省地方官也难以摆脱“异地之官竞护其境”的考虑，为保全当地民众，不得不“以邻为壑”。因此，苏皖 民众庆幸再生之日也就是山东民众流离失所之时。

人祸加剧天灾

1855年8月1日黄河决口之初，清政府曾设想堵口。8月19日，东河河道总督李钧派人在决口处作了一次实地勘察，测得决口东西坝相距实有一百 七八十丈之宽，这么大的决口要想筑堵成功，实在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用工几万至几十万，用银几百万至上千万。而1855年对清政府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年 份，太平天国不仅在南京建立了政权，控制了长江流域的大片地区，而且它的北伐军一度打到北京附近，清政府面临被推翻的危险。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清政府必 然把农民起义当作心头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对黄河的泛滥只能“深堪悯恻”，在“因势利导”、“设法疏消”的幌子下任凭黄水漫流。清廷在9月6日的上谕中 特别强调堵口的困难：“惟历届大工堵合，必须帑项数百万两之多，现值军务未平，饷糈不继，一时断难兴筑。”
清政府在黄河改道前后的无为表现， 使得这次黄河改道的危害极为惨烈。决口当年，山东巡抚崇恩统计，成灾十分(即颗粒无收)的有1821个村庄，灾情九分者有1388个村庄，灾情八分者有 2177个村庄，灾情七分者有1001个村庄，灾情六分者有774个村庄，六分以下者不记。也就是说，灾情在六分以上的村庄就达7161个。咸丰年间，山 东是我国人口密度最高的省份之一，如果每个村庄按200户人家、每户5口人统计，山东受灾六分以上的重灾区难民就逾700万人。当时的情景是，黄水源源不 绝，前涨未消，续涨骤至，村落被冲，瞬成泽国，极目所至浩淼无涯；灾民皆散处山麓高原，搭盖窝棚，暂为栖止；“济南、武定两府如历城、章丘等州县多陷巨浸 之中，人口死者不可胜计。”

相伴而来的苛政兵灾

黄河改道与一般的自然灾害有所不同，一般的自然灾害大多是一过性或间断性的，受灾民众尚有喘息机会，而黄河改道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从 1855年决口到1884年山东黄河两岸堤防修整完成，这30年间山东几乎年年黄水泛滥，即使1884年后，也“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
适 当其时，太平军与英法联军均向清王朝杀来，清政府一方面在上谕中屡屡表示“念及小民荡析离居，难安寝馈”，一方面却又催促山东为战事调拨饷粮和向京师解 款。1856年11月20日上谕“拨山东司库银五万两解往江南徐州军营，以济要需”。1857年11月16日上谕令山东巡抚崇恩“于山东藩运二库迅速筹拨 银五六万两，分起解赴胜保军营以资接济，毋稍迟延”。为应付英法索要赔款，又于1860年10月31日谕令“直隶、山东、河南各解银二十万两……无论何 款，赶紧著拨委员星速兼程进京，赴库交纳，银两一日不到，即英法一日不能退兵”。山东灾民的救命粮、活命款就这样被剥夺挪用。
黄河改道造成的 灾害时间长、范围广、程度深，且逐年加重，清政府枝枝节节的治理和杯水车薪的赈济还赶不上过度的盘剥搜刮，山东沿黄数百万民众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居无 一椽之覆，食无一宿之储”，“毙于饥犹毙于水”。灾民们为了生存或流离他乡，或沦为“盗贼”，由此酿成了咸丰同治年间屡扑屡起的山东民变。而一旦民变发 生，清政府即派重兵镇压，所派兵勇更在灾荒、苛政之后，再一次对民众进行蹂躏。这点连当时拥兵来到山东的僧格林沁都看不下去，他在致军机大臣的信函中写 道：“先闻东省所派兵勇降众，追剿窜匪，该匪只因官兵追尾，到处不敢停留，乡民受灾尚轻，百姓方庆贼之过境，不意兵勇赶至，其奸淫焚掳，十室九空，民之恨 兵，甚于恨贼。”

遂成“糜烂之地”

改道之前，黄河是阻止太平军和捻军北进的一道天险，山东南部诸县“时皆在黄河以北，兵民晏如，逍遥河上，恃以为固。”而黄河自兰阳漫口之后，“ 下游自下北缺口以至曹县，旧河数百里无涓滴之水，俨然平陆，可以万众驰骋。”由于黄河天险尽失，捻军北进再也没有不可逾越的屏障，山东遂成捻军活动的主要区域，“东省捻氛甚炽，曹州、兖州、沂州、泰安、济宁等属二十六州县，均有匪踪出没，济宁、兖州、泗水均各被围。”

为镇压北伐军和捻军，僧格林沁、李鸿章都采取过“以水代兵”的战术，乱挖乱决河堤，平添了许多灾难。1855年，北伐军退守茌平冯官屯，僧格林沁“密决运河之水倒灌贼巢，土墟之中，泥深没髁，官军逼近土捻，烧贼窟数处，生擒捻首李开芳。”后来，李鸿章用“兜围”之法，把西捻军困在黄运之间，他日盼黄河水涨，借此消灭捻军。当阴谋得逞后，竟吹嘘说：“神至之日，黄水复暴涨，自运河以泊马颊诸河无不盈堤拍岸，横溢四出，流潦纵横，于是运河一线，遂为金城巨防，而四面沮洳，贼虽健马如 云，不得不束手就死。”

在无情天灾面前，山东民众还要面对更为惨烈的人为的灭顶之灾。人们意想不到的是，此前为黄河所限不能北驱的捻军趁机进入鲁西南后，遍地的灾民迅速集结为各种类型的反清武装力量，把山东搅得“糜烂无遗”。清政府为了平息民变，屡派重兵赴鲁围剿，这样，黄患、民变、苛政、兵扰叠加而至，终于把黄河改道带来的灾难发展到了极致。

黄河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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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制河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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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以前的「築堤防洪」

黃河下游的堤防工程，在春秋時應已著手興建，到了戰國以後，黃河下游兩岸，漸漸有了區域性的系統堤防，堤防成為防洪的主要方式。但當時仍以限制洪水氾 濫為主，所以黃河兩岸的堤防距離，達五十里之寬。日後人們為了開墾肥沃的河灘地，於堤防臨水ㄧ面增築雙重或多重堤防，使得堤防距離日漸縮小，堤防性質轉 變，成為控制洪水與開墾河灘地之主要手段。

到了兩漢時期，黃河下游已出現石堤，並同時存在堤防寬狹、堤內有堤等現象。漢代有幾次重要的治河工程，如瓠子堵口、東郡金堤堵口與王景治河等等。其中 以王景治河為影響後世最大的防洪工程。東漢明帝永平十二年（69 A.D.），王景主持治河工程。王景與王吳率領軍士數十萬人，修築黃河千里長堤，上起滎 陽（今河南鄭州西北）下至千乘海口（今山東利津縣）。另外，又挖除河道中的石灘，截彎取直，疏浚淤積。此次治河成效卓越，嗣後黃河改行新道，歷經九百多年 沒有重大改道，決溢明顯減少。

隋唐期間的黃河河道，大致上無重大的改變，即走王景治河之故道，但河床的淤高卻日益嚴重。此時期的治河重心，在於重建黃河下游的堤防系統。唐代前期大 修堤防、渠道，初步重建黃河之系統堤防，但後期河患則明顯增多，除自然的環境因素外，更有人為決堤的紀錄，如《太平寰宇記》記載：乾元二年 （759 A.D.），為防止史思明的叛軍南侵，唐守將李銑曾決黃河於長清(今山東長清縣)。此外《新唐書‧五行志》也有：乾寧三年（896 A.D.） 四月，朱全忠決河堤於滑州（今河南滑縣）的事蹟。這些人為的決口，不僅破壞了後期的河防系統，更加重洪水的災情。

宋元時期的「人工改道」

北宋治河的特色在於「人工改道」。歷來黃河改道，多因自然決溢無法堵口，後漸成新河道並加修堤防，但北宋則進行三次堵新復舊的人工改道工程。第一次在嘉祐 元年（1056 A.D.），嘗試堵塞於現今天津附近入海的河道，使之由北流轉為東流，但失敗未成；第二次在熙寧二年（1069 A.D.），再堵北流河 道，使黃河東流，由樂陵、無棣入海，但只維持十二年，又決口向北流入海；第三次在紹聖元年（1094 A.D.），又展開改北流復東流的治河工程，但只維 持五年，又決向北流入海。

南宋建炎二年（1128 A.D.），東京守將杜充，為防禦金兵入侵，決黃河於滑州（今河南滑縣），造成黃河改道，向東南分南、北清河（泗水、濟水）入 海。當金人據有黃河下游後，百餘年間，僅有三、四十年有局部修堤，大部分時間均放任漫流，較不重視水利。

元代治河也多屬於局部修堤，以保護城鎮為主。八、九十年間，黃河下游河道，南北搖擺不定，南入潁水、渦水，北入昭陽等湖。而此時期最著名的治河工程，為賈魯 挽河南流。至元三年（1343 A.D.），黃河決於白茅口（今山東曹縣），氾濫數年無法堵口，當時宰相脫脫採納賈魯之建議，於至正十一年 （1351 A.D.）四月，任命賈魯為工部尚書兼總治河防使，主持堵口工程。

其主要措施有三：首先疏浚舊河道，接著整修堤防，最後進行堵口。賈魯發民夫十五萬人，軍卒二萬人，進行堵口工程，七月即疏浚河道二百八十餘里，八月引 水進入故道，九月開始堵口，他以二十七艘大船，裝石做「石船堤」，並排橫於河道，左右與兩岸相接，前後互相固定，同時鑿沉於河底作堵口之基礎，至十一月完 成堵口工程，挽河走徐州循泗水河道入海，但維持不到十年。

明清時期的「束水攻沙」

明初河患仍頻，永樂年間京杭運河重開，維持運河通暢即成為明代治河措施中最重要的原則。此時期的治河方針，採行南分北堵之策。南分，就是使黃河分道南下， 沿賈魯舊道、渦水及潁水等，循淮河入黃海，藉以分流洪水較不易潰堤。北堵，則是在黃河下游的北岸，修建堅固的長堤，防止黃河於北方決口，造成運河航道受 損。但這個方法短期有利，長期卻有嚴重的問題，由於黃河河水含沙量高，分流容易使泥沙淤積速度加快，造成晚明更嚴重的洪水災害。

明代後期，黃河下游決口、洪水頻繁，當時總理河道潘季馴等人提出以「束水攻沙」為核心的治河辦法，運用縷堤束水攻沙，以遙堤防禦洪水，再設置減水壩保護大 堤，並改洪澤湖為水庫，調蓄淮河洪水，增加河水流速，藉以沖刷黃河泥沙，減少淤積的現象。此方法雖然效果不明顯，但變傳統治水為水沙兼治，具有劃時代的意 義，為明清治河方法的主流。

明 清之際，河堤失修，洪水災害頻繁。從順治元年（1644 A.D.）到康熙十五年（1676 A.D.年），三十三年之間，竟有二十三年發生決口災害。為 此，康熙十六年（1677 A.D.）時，任命靳輔為治河總督，主持治河工程，他採用幕僚陳潢的建議，繼承並發展明代潘季馴「束水攻沙」的辦法。

靳輔在治水的過程中，不僅延續「束水攻沙」的方式，更以人力浚挖補強，他認為「新淤」比較疏鬆，可束水沖刷，而「舊淤」則非靠人力疏浚不可，故能獲得 數十年的小康局面。乾隆以後，雖重視黃河防洪工程，但河政日漸腐敗，平均每兩年就發生一次決口，堵口工程費用常高達一千萬兩白銀，成為清政府嚴重的財務負 擔。咸豐五年（1855A.D.）黃河改道入大清河，形成現在的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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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水利史》：作者: 沈百先、章光彩 出版社:臺灣商務印書館

《中國古代著名水利工程》：ISBN:9570507772 作者:朱學西 出版社:臺灣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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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这个人算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人，那时候还是小洪。 一个考了三次都考不上举人的秀才。第二次的人遇见了传教士。

拿了蹩脚的不能再蹩脚的半翻译版圣经。   原教旨主义还是啥。其实，我也是喜欢原教旨主义。

早期的拜上帝教都是冯云山发展的会员。

早期洪秀全写的很多东西，虽然是基督教那啥的形式，内容反而很多收儒家思想影响。什么孝，仁义，诚乱七八糟的儒家思想。

他考过三次科举，说明他思想还是收儒家很重的。

至于后来，为什么会极端的砸烧孔庙，是他不信，还是他对孔子的愤恨 。 不得而知。 还是为了统一宗教。

又看到一个拜上帝教必败的原因，或者说失败的原因。就是他的二元论。

不上天堂就入地狱。  缺乏包容。

早期的两位大佬洪秀全和冯云山忽悠了不少人参与，但是，其他的王也靠这个理由，折腾了不少人。终于自己。

萧朝贵，杨秀清，石达开这些人，当年混起来的时候，不是对教主的绝对忠诚，而是对各自老大的忠诚，高于对教主的忠诚。

如果那时候，人们有古罗马或者美帝的民主思想，似乎会有很好的结果。可惜那是在中国。

我个人感觉这两个原因，对他的失败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造反前十年正好是鸦片战争。 之后门户开放，不少做生意的。产生了一个伟大的行业 海盗。

后来呢，英帝国主义这帮王八蛋，竟然拿军舰，或者私人武装保卫商船。

似乎类似于现在中国军舰在索马里护航。 你让那些海盗喝西北风，都是人混口饭吃不容易。

海盗被迫上岸从良，当了拦路的强盗。 造成了广西地方比较彪悍的强盗。

强盗多了，地方村镇就有民兵保卫。     发展到最后强盗像民兵，民兵像强盗的。他们干的活经常是可以互换，也无所谓。

地方官府对这群大爷的态度， 基本上就是强烈抗议，验证谴责。

基本上会在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强盗们远走高飞以后，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犯罪现场。  来保护广大群众。

折腾了很多年后，到了一个伟大的年份。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  天公作美大旱，还是啥灾。

不造反对不起老天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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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消灭太平天国的主要财政收入恐怕就是厘金吧。

厘金是清代发生的太平天国之乱至1930年代征收的一种地方商业税，因初定税率为一厘，故名厘金。又称厘捐、厘金税。

太平天国军队于咸丰三年（1853年）攻占南京，太常寺卿雷以在扬州驻军，鉴于“国帑空乏，军用不给”采纳幕客钱江的建议，于江苏向商家筹集经费，翌年奏请清廷扩至河南，几年间扩至全国。本来厘金只在水陆要道设厘局征收，后防止商人逃税及相关官员藉以牟利，改各地多设分局，最后厘金可按种类分为百货厘、盐厘、洋药厘、土药厘四类。按其课征环节，可分为出产地厘金，如出产税、出山税等；通过地厘金，如活厘、行厘等通过税；销售地厘分金，如坐厘、门市厘、日捐等交易税。税率由一厘至光绪年间多省税率已达五厘以上。

清末民初已有议论废除厘金，但因改益过巨，政府难以放弃。直至1931年1 月才在强大压力下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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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文章质量太低所以抱歉，考虑这里是否要无限的停止更新。 自己找点别的事情去做吧。

从2月16号记录心脏病以来，似乎每天都有心脏病，还不止一次。以后记录恐怕要记录，哪天心脏病没犯，那天心脏病轻一点吧。

看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的军舰在大沽炮台的大沽口之战。其中一个悖论很有意思。

英国拿着天津条约去换约， 换约的内容就是给他权利让他去北京，条约不签字他不能去北京，不去北京又不能去签那个让他去北京条约。

当然有解决办法，学美国整个马车进北京。不过在那个时代，这应该不是英国能容忍。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清朝已经败了。他依然让英国人要去跪拜皇帝，英国自然不去跪。 英国要以国与国之间来谈事，中国非要以国与部落的形式来谈事。

英法攻进了北京，变成主战派和求和。 人家一走立马强硬派。

僧格林沁曾经在大沽炮台打了一场胜仗，似乎是唯一一场胜仗。

全国欢欣鼓舞，觉得也是可以打赢的。僧格林沁买了外国的炮防守。

在一则中国资料这样说，清帝有意指示僧格林沁去挑起点事端。 找了点乡勇团练去惹事。 有事打算说那是临时工干的。

惹点事情，然后， 英国人那么高傲，一定开战。

运气不好登陆的时候船搁浅了。也没有意识到中国海防能力加强了。 就败了。

曾国藩当年对这件事评价，好像是说未必是福呀。

后来，第二次人家到大沽口，有备而来。 瞬间拿下，僧格林沁也是大败。

当然对第一次的评价一般都是这样的。

此次作战，僧格林沁指挥有方，使联军13艘参战舰艇有6艘丧失战斗力，4艘被击毁击沉，参战官兵1200余人死伤过半。而清军仅32人伤亡，炮台轻度受损。这是q中清军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

似乎史书从来原因记录杀了几个敌人，不愿意主要的记录以后死了几万人。

不愿意记录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死几千人，上万人，人家死了几个人。

更不愿意知道，因为此次作战，英国的强硬派才崛起了。本来英国议会是温和派老大。 杀人家公使，打这个船。

双方都这么卖力的开战。

一个评价说中国是傲慢和无知，英国狂傲和野蛮。 折腾成了这场战争。

最后，打到北京。 咸丰爷被“北狩”。  其实，很早都能回来。

他在躲避一件事，就是外国公使会去到北京见他。  他想让人跪，人家不愿跪。

跪与不跪才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爷最关注的问题。 别的割地赔款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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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安就是东太后，和英明神武的老佛爷齐名的人。

孝贞显皇后，钮祜禄氏，即慈安太后、东太后，满洲镶黄旗人，咸丰二年二月为贞嫔，五月为贞贵妃，六月册立为皇后，晋升速度极快，这年慈安刚刚15周岁。

有的地方说，慈安是咸丰即位之前的侧福晋，这个说法来自《清史稿·后妃传》上的记载，说她“事文宗潜邸”，不过这恐怕又是《清史稿》的一个讹误。

首先，除了清史稿，其他史料价值很高的《清皇室四谱》、《清历朝后妃列传》仅仅记载了云嫔武佳氏出自潜邸，并没有提及慈安也出自潜邸，这导致清史稿成了“孤证”；其次，《清宫档案揭秘》一书第153页翻拍了慈安入宫的谕旨，原文如下：“咸丰二年二月十一日由敬事房传奉旨，贞嫔英嫔于本年四月二十七日进内，兰贵人丽贵人著于五月初九日进内，春贵人婉常在著于五月十二日进内。钦此。”贞嫔即慈安，居第一位，兰贵人即慈禧，婉常在即婉贵妃，同时谕旨中并没有原潜邸云嫔。岂有藩邸之妃不随嗣皇帝入宫，反而在两年之后，方才和其他秀女一起入宫的道理？第三，慈安生于道光十七年，咸丰即位时，她也只有13岁。在此之前，就嫁给咸丰为侧室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她并不是咸丰的潜邸旧人，而是咸丰二年和慈禧一批进宫的秀女。

慈安入宫谕旨

六个秀女中间为什么偏偏慈安当上皇后，别人只能当妃子呢？这就要说到慈安的家庭了。慈安是清初五大臣额亦都第三子尚书车尔格的后代1，属于满洲八大姓之一。她的曾祖父策布坦做过延绥镇（今榆林）总兵，正二品的武官，和大将军阿桂一起在陕甘一带打过仗，立了不少功，后来因为援军不利，被发配到伊犁，干了几年苦工后，才回到北京。爷爷福克京阿做过西宁办事大臣，属于管理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大臣。老爸穆扬阿曾担任过工部郎中（正五品）和广西右江道的道台（正四品），驻柳州。慈安的嫡母是一个宗室女子，生母姓姜2。

此外，慈安家族还与多个铁帽子亲王结亲。策布坦二女，一女嫁肃亲王敬敏，一女为庄亲王绵哗之母，福克京阿有一女嫁郑亲王端华，穆扬阿一女嫁庄亲王奕仁3。

到了咸丰二年她进宫时，老爸穆扬阿已经去世4，亲王中肃亲王敬敏为她祖姑父，死在辛酉政变的郑亲王端华为她姑父，庄亲王奕仁为她表哥兼姐夫，外加车尔格后裔本身又是镶黄旗大族，家族势力庞大啊。

最后，同治的孝哲皇后阿鲁特氏是端华的外孙女，也就是慈安表姐的女儿。有了这一层血缘关系，外加孝哲本身便是个难得的才女，难怪选后时慈安太后自然成了她最大的支持。

不 过，虽然慈安家有很多姻亲，但她家却不怎么富贵。到了慈安弟弟广科一代经营的时候，家中府邸已经是“大而无当，漏而且洼。大雨过后，几成水 泽。广（科）仕至杭州将军，虽椒房之戚，亦终身穷困。”⁵这可能和他的父祖都是在偏远的地方为官，而不 是一些富庶之地有关。

注：

1、杜家骥：《清代<玉牒>中的满族史资 料及其价值》引用《钮祜禄家谱》，“策布坦，额亦都第三子车尔格后裔”。

2、《爱新觉罗宗谱》甲册第1684、1975页，丁 册8347页。此外庄亲王奕仁下载，“嫡福晋钮祜禄氏穆扬阿之女”，由于未系具体官职如承恩公或道员，不能排除同名同姓。严谨起见，表哥奕仁是不是同时是慈安姐夫，可以存 疑。

3、4、《清文宗实录》78卷，“追封皇后父原任工部郎中穆扬 阿为一等承恩侯，母宗室氏为侯妻一品夫人，生母姜氏晋封为侯妻一品夫人。”

5、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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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在肃顺府上当幕僚的时候，正好就是樊增祥他爹樊燮跟左宗棠斗的时候，当时应该郭嵩焘会先找同样是湖南人的王闿运，去和肃顺去谈如何营救左宗棠。

肃顺同志挂在辛酉政变，被凌迟的。治罪的罪名有个很经典，没让我们老佛爷吃饱饭。当年咸丰出逃的时候，肃顺和咸丰一个桌子吃饭，不管老佛爷和慈安。

他要知道老佛爷的手段，当初自己不吃饭，也要给老佛爷吃饱喝好。

————————————————————

王闿运撰《记端华肃顺事》，以白其冤，闿运固尝客肃顺所，有相当之交谊也。考二人之相与，盖自咸丰九年己未，时闿运年二十八岁。闿运卒后，其子代功所编述《湘绮府君年谱》卷一纪是年事云：
四月，会试榜发报罢，以京师人文渊薮，定计留京，寓居法源寺。于时名贤毕集，清流谋议，每有会宴，多以法源寺为归。时龙丈臣居户部尚书肃慎公宅，授其子读。李丈篁仙供职户部主事，为肃所重赏。肃公才识开朗，文宗信任之，声势ピ赫，震于一时，思欲延揽英雄，以收物望，一见府君，激赏之。八旗习俗，喜约异姓为兄弟，又欲为府君入赀为郎，府君固未许也。严先生正基闻之，惧府君得祸，手书诲以立身之道，且举柳柳州急于求进，卒因王叔文得罪，困顿以死，言之深切。府君得书感动，假事至济南，作《上征赋》及《济南途中秋兴》诸诗。尹丈杏农耕云赠诗有云：“行藏须早决，容易近中年。”尽叹府君之不遇也。
十一月，李丈篁仙因事入狱，府君闻之悲感，作幽愤诗，又为书致肃裕廷尚书，代叙其愤。
是肃顺延揽闿运，而闿运以严正基之言，未久即引去。肃顺之势方盛，炙手可热，正基已虞其将败，则缘政尚峻厉，怨家甚多，尤以戊午科场大狱，佐文宗申国法以救积弊，锐行诛谴，深为朝列所切齿耳。《年谱》同卷咸丰十年庚申云：
三月，复还京师，居法源寺。其时同人居京者，蔡舅与循、郭丈筠仙、龙丈臣、邓丈弥之，黔蜀则莫丈子、赵丈元卿、李丈眉生，南则刘丈景韩兄弟，江南则尹丈杏农，江西则高丈伯足、许丈仙屏，迭为文酒之会。其后失意四散，子丈述杏农语为诗云：“吾军久摧颓，不尔非全倾。诙哉杏公语，沉痛不忍听。”盖胜游文会，未久而风流云散矣。
四月，曾文正公始授两江总督之命，进驻祁门。府君于八月出京，往祁门视曾……
十月，还长沙。
十一年辛酉云：
是岁七月，文宗显皇帝晏驾热河，郑怡诸王以宗姻受顾命，立皇太子，改元祺祥，请太后同省章奏。府君与曾书，言宜亲贤并用，以辅幼主，恭亲王宜当国，曾宜自请入觐，申明祖制，庶母后不得临朝，则朝委裘而天下治。曾素谨慎，自以功名大盛，恐蹈权臣干政之嫌，得书不报。厥后朝局纷更，遂致变乱，府君每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也。
闿运于咸丰十年回京，或又与肃顺往还，所举迭为文酒之会之同人，不乏与肃顺相善者，肃顺轻满员，而雅重汉人名流也。未几有英法联军之役，继以政变旋作，肃顺坐叛逆被诛，于是同人星散。惟咸丰十年闿运在京亦为日不多，纵与肃顺气谊相投，非必有甚深之关系耳。民国三年，闿运应总统袁世凯之招，北上就职国史馆长，有《法源寺留春会宴集序》之作，文云：“法源寺者，故唐悯忠寺也。余以己未赁庑过夏，居及两年。其时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主战，郭筠仙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裕庭依违和战之间，而号为权臣，余为裕庭知赏，亦善尹郭，而号为肃党。然清议权谋，皆必有集，则多以法源为归。长夏宴游，悲歌薄醉，虽不同荆卿之饮燕市，要不同魏其之睨两宫。盖其时湘军方盛，曾胡犄角，天子忧勤，大臣补苴，犹喜金瓯之无缺也。俄而大沽失机，苏杭并陷，余同郭还湘，肃从西幸，京师被寇，龙髯莫攀，顾命八臣，俱从诛贬。自此东南渐定，号为中兴；余则息影山阿，不闻治乱。中间虽两至辇下，率无久留。垂暮之年，忽有游兴，越以甲寅三月，重谒金台。京国同人，既皆失职，其有事者，又异昔时，怀刺不知所投，认启不知所问。乃访旧迹，犹识寺门，遂请导师，代通鄙志，约以春尽之日，会于寺寮。丁香盛开，诤筵斯启，群英跫至，喜不遐遗，感往欣今，斐然有作，列其佳什，庶继兰亭，亦述所怀，以和友声云尔。”时年八十三矣。回顾五十余年前事，感慨系之，对于肃顺与己之关系，亦自道其梗概焉。至其咸丰十一年致书曾国藩，主张恭亲王奕当国，为国谋兼为肃顺谋，颇中利害。奕以皇叔而有能名，负重望，使肃顺辈礼下之，引与共事，垂帘之局，盖不易成。孝钦之能倾肃顺辈，正由厚结奕，使为己用耳。闿运怀此，不径向肃顺建议，而言诸曾国藩，亦见其与肃顺关系之非甚密切也。若夫说国藩以自请入觐，申明祖制，以阻太后之临朝，则殊迂阔而远于事情，国藩非卤莽之流，岂肯冒昧出此，自取咎戾耶？
李篁仙为闿运之友，“湘中五子”之一也，以部曹受肃顺之知遇，竟缘事被肃顺奏劾下狱，故闿运致书肃顺，代鸣不平。民国三年闿运为李氏遗诗作序，述所谓“湘中五子”并李氏受知于肃顺暨获咎情事有云：
余故少孤，为叔父所教育，九岁能文，而不喜制举程式，随例肄业城南书院。院长陈先生本钦，名儒也，专攻八比文，礼聘龙先生友夔助校课艺。龙先生熟精四书汇参之学，诸老翰林，如劳罗诸公，皆推服焉。或聚谈讲论，龙先生来，则莫敢先发言。而余与其长子臣交，及武冈二邓子，皆在城南讲舍，李君篁仙亦从其外兄丁果臣居院斋。篁仙早入学补廪生，臣亦举丙午乡试，下第还侍父，居内斋，皆谨饬，独余斥弛好大言，篁仙放诞自喜，余尤与相得，日夕过从，皆喜为诗篇，邓弥之尤工五言，每有作皆五言，不取唐宋歌行旧体，故号为学古。其时人不知古诗派别，见五言则号为汉魏，故篁仙以当时酬唱多者目标为“湘中五子”。后以告曾涤丈，罗罗山睡中闻之，惊问曰：“有《近思录》耶？”时道学未衰，故恶五子名云。然篁仙实先工科举学，八比试帖大卷皆甲于四子；由辛亥乡举应丙辰殿试，卷在进呈十本中，翰林资也。及朝考，误点注，乃置三等，用主事，分户部，以此傺，遂懒散不乐曹司趋走，然以才名见重徐侍郎树铭，因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户部亟理财，设官银号凡五，各识以宇记，因曰五宇。官吏因缘亏空，肃尚书治之，设核对处，以篁仙会王郎中正谊办理。银号欠款，当缴银钱，而辇当十钱抵偿，主者不肯收，辇者委堂下径去。篁仙日趋公，数数见之，漫问曰：“此钱胡为露积庭下？将破坏矣！”吏具言缴款不收故，则曰：“不收，可令更将去。”吏辄应曰：“诺。”即呼辇者还其故号。及大治亏空，王郎中以徇纵当送狱待讯。尚书赵公思救之，从容曰：“下狱太重；即如李主事，亦当下狱耶！”意以肃善李，必可宽也。肃骤见抵，因发怒曰：“皆奏交刑部！”而篁仙入狱。案未结，有夷变，又纵出之。既和，复囚之。改元，不得赦。及诛肃顺，大治肃党，大臣坐罪者相望，篁仙乃以为肃所陷，赦复官。盖在部五年，而在狱两年。
观李氏之事，亦颇见肃顺之铁面无私，不事阿徇。李本被指目为肃党者，乃反于大治肃党时邀赦而复官，斯亦可云趣事。
醒醉生（汪康年）《庄谐选录》卷三云：“湖南李篁仙（名榕）、严六皆（名咸，溆浦人）、黄瀚仙、邓弥之、邓保之及王某，为肃门湖南六子，肃败，六子尚在都城。已而李以铸钱事被捕治，余五人始惧，相率仓皇南旋。”所谓王某，即指闿运。如所云，“肃门湖南六子”中，其四为“湘中五子”之李王二邓四子焉。其言肃败王尚在都城，闻李被捕治，五人乃相率而去云云，实误。尤舛者，谓李篁仙名榕，李榕固另有其人也。李篁仙，名寿蓉，湖南长沙人，官至安徽道员；李申甫，名榕，四川剑州（今剑阁县）人，尝为曾国藩幕客，官至湖南布政使。二李虽同时之人，岂可混而为一乎？
闿运辛未（同治十年）三月至京，应会试后，曾存问肃顺家，颇恋恋有故人意。《年谱》中未载其事，《湘绮楼日记》则于此略有所记，七月事也。摘录如次：
六日……海岸来，翰仙继至，同车入城，至二龙坑劈柴胡同，见豫庭二儿：一曰征善，出继故郑王端华；二曰承善，年十八，甚英发。园亭荒芜，竹树犹茂，台倾池平，为之怅然。
八日……故郑王子征善来。余本约豫庭子承善来（字智甫，又云禹阶。其弟同善，字禹襄，独与母出居于外，盖豫庭二妾不和也），而以无衣冠不能至。旗人仍习气，讲排场，不能变也。谈久之，无策可振之。宗室禁严如此，亦定制之未善耶！
是月十五日，闿运即出京，盖临行之前，加以存问，念旧有心，而有爱莫能助之感。忆曾闻人言：闿运此次至京，托名会试，实专为访问肃顺后嗣，厚予资助。殆不尽然。居京数月，将行始诣访，苟专为此事而北上，当不如是耳。《年谱》卷二是年云：
正月，府君居衡，已七年，专事撰述，无出游之意。常丈仪庵以为非习劳之义。去岁闻常丈病卒，追其感意，故复为北游。
三月三日至京师，寓黄丈晓岱宅。府君初不欲会试，适值试期，亦不欲示异，遂入试。
谓北游旨在习劳，适值试期，姑与试焉；试期早著功令，相值无乃太巧乎？《日记》四月四日，闻未获售，谓：“余来本不为试事，而勉赴试期。”以下颇作悔艾之语，似其时名心犹未能尽忘也。
《清史稿》闿运传，多用沃丘仲子（费行简，闿运门人也）《近代名人小传》传闿运语，其云“咸丰三年举人……初馆山东巡抚崇恩，入都就尚书肃顺聘。肃顺奉之若师保，军事多咨而后行。左宗棠之狱，闿运实解之”，本诸《小传》所云“咸丰癸丑举人，以贫就食四方，尝馆山东巡抚崇恩、大学士肃顺所。顺奏之若师保，军事多以咨之。左宗棠之狱，因以得解”也。肃顺纵激赏闿运，何至便“奉之若师保”？在费氏之作《小传》，推美本师，或过其质，犹可说也；正中甄采，自宜加慎。闿运系于咸丰七年丁巳中本省补行壬子（咸丰二年）乙卯（咸丰五年）并科举人。《年谱》卷一是年云：
时江西军务紧急，曾文正公督办军务，江南大营亦于去年失陷，金陵贼酋内乱，唯湖南稍得休息，朝议补行壬子乙卯两科乡试，放考官举行科场事。或以告府君宜及期应试者，府君见沿途寇盗充斥，度考官必不能至，辄漫应之。已而闻先祖妣言，乃驰至省城录科，遂入试。是岁领乡荐，中式第五名举人。座主为杨君泗荪、钱君桂森，房考官为鲍君聪。
其为是年中举，自无疑义。若咸丰三年癸丑，则并无乡试，闿运岂能为是年举人乎？（又，闿运似亦未尝馆崇恩；《年谱》卷一载其咸丰九年冬十年春间客山东巡抚文煜所，《湘绮楼丈集》中有《珍珠泉铭》，即作于十年春在山东巡抚署时，《年谱》亦及之。）未言曾馆崇恩，费氏殆以前后任而误记，《清史稿》均未考而援用耳（崇恩为文煜之前任）。肃顺于咸丰十年十二月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闿运已先于八月往祁门，旋回湘，且肃顺迄被诛未晋正揆，《小传》言“馆大学士肃顺所”，亦稍未谛；《清史稿》作“就尚书肃顺聘”，较合。
至关于左宗棠之狱，肃顺从中为力，俾其得免罹祸，薛福成所谓“肃顺推眼楚贤”也。福成《庸庵笔记》卷一言此云：
……是时粤贼势甚张，而讨贼将帅之有功者，皆在湖南……惟肃顺知之已深，颇能倾心推服，平时与座客谈论，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识量，胡文忠公之才略。苏常既陷，何桂清以弃城获咎，文宗欲用胡公总督两江，肃顺曰：“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议，卒有成功。左文襄之在湖南巡抚幕府也，已革永州镇樊燮控之都察院，而官文恭公督湖广，复严劾之，廷旨敕下文恭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肃顺告其幕客湖口高心夔碧湄，心夔告衡阳王闿运壬秋，闿运告翰林院编修郭嵩焘筠仙。郭公固与左公同县，又素佩其经济，倾倒备至，闻之大惊，遣闿运往求救于肃顺。肃顺曰：“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公方与京卿潘公祖荫同值南书房，乃浼潘公疏荐文襄，而胡文忠公上《敬举贤才力图补救》一疏，亦荐文襄才可大用，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之语。上果问肃顺曰：“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肃顺奏曰：“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从之。官公知朝廷意要用文襄，遂与僚属别商具奏结案，而文襄竟未对簿，俄而曾文正公奏荐，文襄以四品京堂襄办军务，勋望遂日隆焉。此说余闻之高碧湄，未知确否。碧湄与壬秋皆尝在肃顺家教其子者也。
所述闻诸高心夔（又字伯足）者若是，盖宗棠之狱得解，甚赖肃顺等，闿运亦颇有劳于其间；而曾国藩之督两江，亦出肃顺推荐。（闿运湘潭人，福成曰衡阳者，盖因自避家讳之故，而书其旧籍。）此外更有传说肃顺之荐国藩由于闿运向之推举者，闿运言其诬。《湘绮楼日记》光绪五年乙卯二月七日云：“季怀问曾涤丈督两江，为余荐之于肃裕庭；又言六云身价三千金，皆了无其事，何世人之好刻画无盐也！”时闿运充尊经书院院长，季怀即薛福成之弟福保，为川督丁宝桢幕客，同在成都。六云为闿运之妾（民国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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