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说来社会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新的环境发生了，
人们最初遭遇到的是旧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 生活上发生了困难。 人们不会在没有发觉
旧方法不适用之前就把它放弃的。 旧的生活方法有习惯的惰性。 但是如果它已不能答复人们
的需要，它终必会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守住一个没有效力的工具是没有意义的，会引起生
活上的不便，甚至蒙受损失。
费孝通
拿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去套清代中国和日本历史。哈哈。 纯属吃饱撑着。
01
本文是篇论文。
http://www.qingchao.net/wp-content/uploads/2011/03/01.pdf
兩國在承受西方力量的激烈衝擊之先，都各在對外關係上，處於相當孤立的情況：
中國是行商貿易的時期，即整個對西方的通商事項，完全由廣州具有專辦權利的「行商」主
持，而中外貿易的港口則除葡萄牙所租據的澳門之外，在很長的期間內，一直限於廣州一口。
日本的情況亦然，在 1853 年前約三百年，全日本一直處於所謂「鎖國」的狀態，只開長崎一
口，以維持其對中國與荷蘭的貿易。
日本的情況也大致類似。無論神奈川條約，或稍後繼續簽訂的一批「通商條約」 ，都
是外艦脅迫下的必然之舉。培理的堅船利砲給予日本人的印象，實在太深刻了。但自整體的
情況來看，日本並未像中國一樣，在連續戰敗的情勢下與外人締約。此後，因日本各地仇外，
1863 年和 1864 年乃發生英艦及英、法、荷、美四國聯合艦隊迭次向薩摩及長州兩藩作懲罰
性的進攻行動；但雙方的戰事一直保持地方事件的性質。日人除賠償軍費外，所損失的利權，
尚不嚴重。
（这里就现实出日本的智慧，只是地方闹事，幕府不折腾。 而清不会处理，僧格林沁同志白痴的行为，造成了火烧圆明园。）
兩國與西方所簽訂的條約，在性質上，都是不平等的，絕少發現任何具有互惠互利
性質的明文規定。兩國條約的內容，都包括有近代不平等條約的主要項目，如協定稅則、外
人居住通商口岸權、領事裁判權、傳教權與最惠國條款等；但日本所喪利權的程度，實遠較
中國為輕。就協定稅則而言，中英南京條約中，此項原則即已初步確定，1843 年兩國所簽訂
的「五口通商章程」 ，又就所抽噸稅的價銀明白規定。1858 年所訂通商章程中，復明定有進
出口貨品依貨價值百抽五與子口貨稅值百抽二五的條文。但日本在初期與各國所簽訂的商約
中，協定稅額則大致高達百分之二十，在薩摩、長州反外戰事結束後，幕府再與外人簽訂續
約，始將稅額減至不足百分之五的水準。
再以外人在中、日兩國居留與遊歷的限制而言，根據天津與北京條約的規定，外人
在華可執持護照前往中國內地任何地方遊歷，也可在各省內地任何地方建堂傳教，甚至中國
教民的信教自由，在中外條約中亦獲得明確的保障。但在日本所締結的條約中，外人遊覽地
區則只限定於通商各港埠周圍十里的範圍之內；基督教徒的信教自由權，亦只局限於外人居
留的區域之內，與中國所予外人近乎毫無限制的廣泛權利，差異甚大。
另就領事裁判權而言，無論是主持中國外交或者主持日本外交的人，都是在不明近
代國際間「主權」觀念的情況下，糊塗的自動讓給外國的。他們所看重的，也都是如何保持
傳統的「體制」 ，其他則並不怎樣著重。
但就整個的情況而言，西方人之對待中國實遠較其對待日本為嚴酷。這主要因為在
他們的心目中，中國是著名富國，而日本則是著名窮國。所以，多年來他們即在中國沿海進
行大規模的走私鴉片貿易，而對日本則絕無僅有。而且鴉片戰爭之後，英國不只向中國索據
香港，以為其在遠東地區商務與軍事的基地，而且勒索巨額賠款；此後英法聯軍之役，英除
再添索九龍一部分土地外，又向中國要索了更多的軍費賠償，法國亦獲得同樣數目的賠款。
日本則在其與西方的各次大小衝突中，絕無割地之事。即使在元 1864 英、法、荷、美四國海
軍懲罰長州藩的戰爭結束之後，各國對日本議和的條件亦極寬厚，賠款三百萬元並可分六期
支付。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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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
俺对咸同时期清史十分熟悉。关于械斗的原因，以为和太平天国有极大的关系。 械斗12年起于太平天国造反之后，平息于太平天国灭亡之后。 都是极短的时间以内。 太平天国在闹，朝廷无暇管他们。这些边疆民族问题。 灭了长毛朝廷腾出手来收拾他们。他们就老实了。
咸同年间的两广就是杯具之地。
徐广缙在签订了《南京条约》几年之后依然不让洋人进广州城。
叶名琛是个很白痴的人，死到了印度。
黄宗汉站错队，很可怕。竟然站到了肃顺的队伍，不看好老佛爷。 辛酉政变后也被拿下。
其实叶名琛下台后几年，广东不归朝廷管辖。 黄宗汉和王庆云，柏贵，两广总督的官职只存在于纸上。而非现实。那时候两广总督不过是英国人的傀儡。
柏贵叶名琛时期的广东巡抚。 当傀儡被朝廷和皇帝看不起， 英国公使也不把他当人。 杯具啊。杯具。先锋九年郁闷死了。
劳崇光是个值得研究的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干了这么久不容易。
有一个重要原因，他是湖南人，在那个年代。只有湖南人可以在那个位置待那么久。
郭嵩焘又跟毛鸿宾 瑞麟关系特别差。
基本上扯了这十二年的两广总督的事情。 这些人大事太多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管一个小小的群体性事件呢？
下边是两广总督的列表。
徐广缙(正式，1848年7月4日 – 1852年9月7日)
叶名琛 (1852年9月7日 – 1858年1月26日)
黄宗汉 (1858年1月26日 – 1859年5月4日)
王庆云 (1859年5月4日 – 10月7日)
柏贵 (署任，1859年5月4日 – 21日
劳崇光 (署任，1859年5月21日 – 10月7日)
劳崇光 (正式，1859年10月7日 – 1862年10月17日)
刘长佑 (从没到任，1862年10月17日 – 1863年2月14日)
晏端书 (署任，1863年2月14日 – 7月6日)
毛鸿宾 (1863年7月6日 – 1865年3月7日)
吴棠 (代理，1865年3月7日 – 13日)
瑞麟 (代理，1865年3月13日 – 1874年10月17日)
英翰 (1874年10月17日 – 1875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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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写于1999年，是我研究生时的习作。当时参与整理两广总督府的档案，于是利用档案中的有关材料，结合方志、实录、文集等，写了一点自己的心得，最初在香港“清代州政府与地方社会”学术会议上报告自己的想法，后来写成文章，在首届两岸三地研究生研讨会上报告，收入由香港珠海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编辑出版的《两岸三地“研究生视野下的近代中国”研讨会论文集。
咸同年间广东高明县的土客械斗
咸丰四年至同治五年的12年间，在红兵起事抗清的背景之下，广东西路[１]的土客矛盾陡然激化，大规模械斗事件此起彼伏，自广州府至肇庆府，祸延六七邑，史称土客械斗或客匪之乱。此场大冲突不仅事涉土客双方，而且与地方政府、绅士、官兵、团练、会匪、红兵等密切相关。本文将叙述该时期高明县的土客械斗的情形，以期了解这一动乱事件背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２]
一
据史料记载，清初经历了“迁海”与“复界”的巨大社会变动之后，广东西部滨海某些地方出现“地多宽旷”的情况，地方大员遂奏请移民垦辟，于是惠潮嘉及闽赣人民携家带口，赴垦于广东西路。特别是雍正十一年粤督鄂弥达奏请招徕惠潮嘉三处客民到广东西部及广西东部开垦荒地，并给予口粮牛种房舍，大大加速了这一移民的进程。这些移民与土著杂居，“以其来自异乡，声音一致，俱与土音不同，故概以客民视之，遂谓客家云。”[３]土客双方围绕着土地、学额等资源，长期以来明争暗斗。在高明县，自乾隆初年以降，学额争夺成了地方社会的重大事件，以致官员们先后几次立碑来制止冒籍混考的行为。县志云：“夫所谓土著者，其始半田主也；所谓客籍者，其始全佃户也。因开垦而招徕，因招徕而附籍，……生齿日繁，徒党日众，俄而预土流，俄而占学额，识者忧焉，然未有以发也。”[４]诚如该志所言，土客构怨虽深，但自康雍迄嘉道，百年间尚未酿成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事件。迨至咸丰四年（1854），东莞何龙以天地会的名义在石龙圩聚众反清，不久佛山陈开、省北李文茂竖旗响应，动乱很快便蔓延至韶、惠、潮、肇、高、廉各府，一场涉及粤桂湘赣数省，震动京师的红兵运动全面爆发。与此同时，广东西路的土客双方亦陡然间兵戎相见，大规模的械斗蔓延数县，给地方社会带来了重大的冲击和影响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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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史
有次曾经和朋友聊这个问题。说当时的文官，太能迎合老佛爷了。 需要制度上合法，合乎祖制，符合老佛爷的利益，还不能让其他人有闲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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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嗣危机
1875年1月12日，同治病亡，其无子。有清一朝首次遇到需从皇帝子嗣外寻找继承人的严重情况。宗祧继承的原则是“有子立嫡，无子立后”，无子时，以人为方式弥补自然血缘的缺憾，以获得继承人，即为立嗣，以续承宗庙世系。帝嗣的选立，则不仅攸关皇脉延续，更与国家命运关系重大。翁同龢对选嗣过程有亲历记述：“戌正，摘缨青褂。太后召诸臣入，谕云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谕云，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则宣布曰某。维时醇郡王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1]。当晚，载湉从醇王府被迎入宫，成为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九代皇帝。与此同时，两宫也完成再次垂帘听政的“合法化”手续：“朕恭呈慈安……慈禧懿旨，览王大臣等所奏，更觉悲痛莫释，垂帘之举，本属一时权宜，惟念嗣皇帝此时尚在冲龄，且时事多艰，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禀承，不得已姑如所请”[2]。
一般认为，慈禧选帝主要基于以下考虑：载湉年幼，仅只4岁，便于慈禧垂帘听政，如果拥立长君，听政便不合法度。载湉与慈禧关系密切，他是咸丰弟奕譞和慈禧妹叶赫那拉氏所生，既是慈禧的侄子又是外甥。另层原因是，载湉与同治同属“载”字辈，这有违常理，原本继承同治帝位的应该在同治下一辈（“溥”字辈）中寻找，但那样一来，将使慈禧成为虽尊而疏的太皇太后，同治皇后将成为皇太后，慈禧的垂帘听政间隔一辈变得失去名义。所以慈禧只能在同治同辈中寻找。王国维尝言：“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制度）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故天子、诸侯之传世也，继统法之立子与立嫡也，······ 皆任天而不参以人，所以求定而息争也”[3]。同治无子，无法天定，本身就面临“任人者争”的风险和变数，慈禧立嗣顿使宫廷中的各种关系愈发复杂，潜伏下三大危机，也就是有三种关系必须调适。第一，先帝与后帝的关系，光绪继嗣咸丰，光绪之子却要继嗣同治，其间如何理顺？宗祧继承的根据就是血缘与辈份的关系，满人入关前，并无过继法条的规定，时有先兄弟后子侄袭职情况的发生。入关后，受汉族立继嗣子观念的影响，继嗣行为渐趋规范。康熙十年规定：“如无子嗣，准将近族之子，过继为子”[4]。明确选立继嗣对象是“子”而非兄弟，皇室自然不能例外。但慈禧却打破成例，实行兄终弟及，而非父位子继。因事情牵扯到两宫听政和三代皇帝（前朝皇帝咸丰、大行皇帝同治、当朝皇帝光绪），有些利益还互有冲突，有顾此失彼的情况，又使得臣僚的立言特别谨慎。第二，慈禧与同治皇后的关系，慈禧为了揽权，刻意防止在同治下辈中寻找继承人，将光绪的帝位得来不是同治，而是跳到上一辈，来自十三年前就已经去世的咸丰，这样，慈禧还是皇太后，同治后却成了“皇嫂”。这于情（放弃自己亲生儿子）于理（改变顺序继承）都不顺，也使同治皇后与光绪的关系，与两宫的关系，在宫廷中的地位，在在难堪。第三，光绪与醇亲王奕譞的关系，即要防止因其为皇帝生父而操控政权的可能。
在三种关系中，第三种关系最容易解决。各方都不愿此种局面出现，即便是当事人奕譞也没有这种能量和胆量。1875年1月15日，朝廷讨论“醇亲王辞免差事折”。翁同龢上密疏请求为奕譞保留“神机营差事”。未被慈禧采纳，密奏留中未发。第二种关系比较棘手，但同治后无拳无勇，随其很快去世部分得以解决，却也成为后来事发的引子。而以第一种关系最复杂，因其直接牵扯“储位密建”祖制的恪守和继嗣继统间的矛盾悖逆，涉及到三代皇帝乃至皇绪帝位的正统性。正统危机在选嗣当下即已发生，“诸臣承懿旨后，即下至军机处拟旨，潘伯寅意必宣明书为文宗嗣，余意必应书为嗣皇帝，庶不负大行托付，遂参用两人说定议”[5]。从记述看，太后只是提出人选，细节并无考虑，而由近臣来弥缝。翁同龢、潘祖荫的讨论一下子抓到了问题关键，就是如何处置同治、光绪两帝间的平衡，为光绪立嗣寻找入乎情理的解释，慈禧在立嗣时对此明显缺乏考量。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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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司法獨立的話，貧道以為大清司法獨立，比某國強的多。 但是，那個法律有點那啥，可能不如某國。
貧道讀到勝保和肅順兩位大爺的時候，對他們的罪名很感興趣。
肅順這人甚是有趣， 弄死不少人。 凡是想上位，不弄死些人是不行的。
簡單說他幾件事， 弄死耆英， 就是《南京條約》那位大爺。 弄死什麼的。 忘記怎麼回事了。 判的斬監後， 肅順打算斬立決。 後來變成賜 自盡。
還有鹹豐八年的科場舞弊，把主考幹倒 殺頭。 皇帝說不殺吧。 肅順說必須的。 就必須的了。 後來老佛爺給主考大人平反，讓他兒子直接四品。
鹹豐九年 銷票舞弊案， 也弄死不少人。 當年太平天國 ，大清拼命的印銀票啊。 弄的通貨膨脹，怨聲載道的。有人從中取利，千萬兩的白銀。 戶部一二十高官落馬。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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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保
王闿运在肃顺府上当幕僚的时候，正好就是樊增祥他爹樊燮跟左宗棠斗的时候，当时应该郭嵩焘会先找同样是湖南人的王闿运，去和肃顺去谈如何营救左宗棠。
肃顺同志挂在辛酉政变，被凌迟的。治罪的罪名有个很经典，没让我们老佛爷吃饱饭。当年咸丰出逃的时候，肃顺和咸丰一个桌子吃饭，不管老佛爷和慈安。
他要知道老佛爷的手段，当初自己不吃饭，也要给老佛爷吃饱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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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撰《记端华肃顺事》，以白其冤，闿运固尝客肃顺所，有相当之交谊也。考二人之相与，盖自咸丰九年己未，时闿运年二十八岁。闿运卒后，其子代功所编述《湘绮府君年谱》卷一纪是年事云：
四月，会试榜发报罢，以京师人文渊薮，定计留京，寓居法源寺。于时名贤毕集，清流谋议，每有会宴，多以法源寺为归。时龙丈臣居户部尚书肃慎公宅，授其子读。李丈篁仙供职户部主事，为肃所重赏。肃公才识开朗，文宗信任之，声势ピ赫，震于一时，思欲延揽英雄，以收物望，一见府君，激赏之。八旗习俗，喜约异姓为兄弟，又欲为府君入赀为郎，府君固未许也。严先生正基闻之，惧府君得祸，手书诲以立身之道，且举柳柳州急于求进，卒因王叔文得罪，困顿以死，言之深切。府君得书感动，假事至济南，作《上征赋》及《济南途中秋兴》诸诗。尹丈杏农耕云赠诗有云：“行藏须早决，容易近中年。”尽叹府君之不遇也。
十一月，李丈篁仙因事入狱，府君闻之悲感，作幽愤诗，又为书致肃裕廷尚书，代叙其愤。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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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光绪怎么当上皇帝的，也是一个私人笔记。 这人之后是《清史稿》的编纂之一吧。
德宗就是光绪，穆宗就是同治。 之前有个清朝皇帝谥号庙号的表，想了解可以看下。
德宗承统私记 （清）罗惇曧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穆宗大渐。两宫皇太后御养心殿西暖阁，召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譞、孚郡王奕譓、惠郡王奕详等人。孝钦后泣语诸王 曰：“帝疾不可为，继统未定，谁其可者？”或言：“溥伦长当立。”惇亲王言：“溥伦疏属不可。”后曰：“溥字辈无当立者，奕譞长子今四岁矣，且至亲，予欲 使之继统。”盖醇亲王嫡福晋，孝钦后妹也，孝钦利幼君可专政。倘为穆宗立后，则己为太皇太后，虽尊而疏，故欲以内亲立德宗也。诸王皆愕，不知所对。醇亲王 大惊哭失声，伏地晕绝，恭亲王奕䜣叱之，令内侍扶出。诸王不敢抗后旨，议遂定。是日穆宗崩。帝入居宫中，遂即位，用两宫太后旨：“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 贰，不得已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嗣，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改元光绪。”醇亲王愤郁成疾，疏言： “臣侍从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时值天下多故，尝以整军经武，期睹中兴盛事，虽肝脑涂地，亦所甘心。何图昊天不吊，龙驭上宾，臣前日瞻仰遗容，五内崩裂，已觉 气体难支，犹思力济艰难，尽事听命。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间昏迷惘知所措。迨舁回家，身战心摇，如痴如梦，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病，委顿成废。惟有 哀恳皇太后恩施格外，洞照无遗，曲赐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使臣受帡幪于此日，正丘首于他年，则生生世 世，感戴高厚鸿施于无既矣！谕令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具奏。旋诏准开去各差使，以亲王世袭罔替。醇亲王具疏恳辞，诏不许。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 初，穆宗寝疾，时谓宏德殿行走侍讲王庆祺导之冶游，致疾不起。御史陈彝假他事劾之：谓其为河南考官，撤棘之后，微服冶游，汴省人多知之。并谓街谈巷 议，无据之词，未敢渎陈，要亦其素行不孚之明证。臣久思入告，缘庆祺系内廷行走之员，有关国体，踌躇未发，亦冀大行皇帝聪明天亶，日久必洞烛其人。万不料 遽有今日！悲号之下，每念时事，中夜忧惶，如斯人者，若再留禁廷之侧，为患不细，非独有玷班行而已。诏褫庆祺职。封穆宗皇后为嘉顺皇后。李鸿藻、徐桐、翁 同和、广寿，请开去弘德殿行走，许之。罪总管太监张得喜等戍黑龙江。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奏：“窃维立继之大权，操之君上，非臣下所得妄预。若事已完善；而理 当稍为变通者，又非臣下所可缄默也。大行皇帝冲龄御极，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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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是咸丰和老佛爷的儿子。名字爱新觉罗载淳。爱新觉罗氏，名载淳（1856年4月27日—1875年1月12日）咸丰六年到同治十三年。
年号本为祺祥，不是同治，老佛爷英明的改为同治。出自《春秋》“同归于治”也就是说母子同治天下。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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