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伊藤博文引发戊戌变法失败，我觉得只是个导火线，只是个老佛爷出手的理由而已。 换个其他的事情，时间到了，老佛爷也是可以出手的。 老佛爷是对人不对事的。

读研究生时，撰写论文《清流与改革》，涉及戊戌变法甚多。在中国近代史上，戊戌变法研究很热，也比较混乱，特别是关于光绪被囚起因，说法纷杂，长期采用袁世凯告密说，近几年这件事基本弄清楚，从各种史实和时间上考察，袁世凯告密说引起可以否定。但是由于当时清廷内的复杂关系和背景，关于慈禧囚禁光绪皇帝再次垂帘听政的最具体原因还是没有解释很清楚。这个问题我一直关注，当年研究这段历史，始终存疑。随着阅历增多，和现代政治的案例，比如，魏京生案，和外国记者交谈是触怒上层的最直接原因，赵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也是其倒台的致命因素，类似情况多多，不一一烦举。我领悟到当初慈禧拿下光绪的最深层原因，应该是对光绪勾结外人的担忧，具体说，日本下野的首相伊藤博文的访华，慈禧怀疑维新派里通外国应是戊戌事变的直接原因。

我也不打算写一篇学术论文，只把一些思路和线索提出来，探讨一下戊戌变法慈禧重新训政，光绪软禁的历史。有个概念认为戊戌百日维新光绪下台是“戊戌政变”是个错误认识，大权始终在慈禧手里，虽然光绪名义亲政，但重大事情都是要经过慈禧，有现代中国政治经验的人都能感悟。如果光绪推翻慈禧，可以称政变，而慈禧拿掉光绪，实质应该算手续正常的免职。从某种意义上说，光绪百日维新采取的措施都是慈禧默许的，虽然秋后算账表示她不满。那什么是慈禧不能容忍，并采取囚禁皇帝措施呢？当然，如果谭嗣同说袁世凯围颐和园，是可以说得通。但袁世凯的告密发生在慈禧拘禁光绪之后，最多起了落井下石作用。

光绪如果采取什么慈禧不能容忍的新政，任用不能容忍的大臣，慈禧说句话即可。变法期间，翁同和这样的重臣，还不是一道旨就开缺了。导致慈禧一定要采取突然手段，免去光绪权力，一定是她不好控制的局面发生。在发生宫变前后，有几个线索值得注意，发生慈禧重新训政谕旨前一天。慈禧从颐和园赶回宫中，手中有御史杨崇伊呈请太后重新训政的上折，折中说“风闻东洋故相依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而慈禧赶到宫中，正是监督光绪第二天会见伊藤博文之事。注意逮捕党人上諭：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到部治罪。諸人被捕後於次日解送刑部。这里面楊深秀以抗疏為德宗不平而被捕，徐致靖因为保荐康有为获罪。四个章京自不必说。唯独张荫桓，不仅名列首位，而且罪责不清楚。虽然菜市口六君子没有张，但张其实也在被杀之列，逃过一命，因为外国人干涉。后其被判流放新疆，一年多后，仍被慈禧下令斩杀于新疆。

张荫桓到底犯了什么大罪，被列为首犯，而终被置于死地，从中可看出戊戌事变的一些真面目。 张荫桓(1837～1900年)，字樵野，广东南海县人。年轻时就很有才干，富有冒险精神。参加科考不顺，转去埋头学习外语，研究洋务，另寻作官途径。后捐钱买了官衔，。以识力过人、才大心细、究心世务、治事精密逐渐晋升。1884年(光绪十年)，张荫桓以通英语、知外务被赏识，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开始外交家生涯。陆续被任命为特派驻美国、秘鲁、西班牙三国使节，长期驻外，成为著名洋务专家和外交家。甲午后张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兼户部侍郎，从此一身兼负外交、财政两大重任，成为清廷重要大臣之一。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李鸿章权势大衰，张的名望大幅提升，由于与翁同和亲密关系，光绪急于学西方变法，依仗张荫桓颇多，人多把他列入帝党。另一方面，他和康有为同为广东南海同乡，康做上层变法宣传，主要联系张荫桓，两人关系密切，朝内皆知。1898年伊藤博文来北京，张是主要负责接待官员，而他在甲午年曾赴日本谈判和谈，与伊藤相识，张与皇帝，康有为，伊藤博文的这种亲密关系，构成一次谣传里通外国阴谋的主角，也成为张戊戌获罪的原因。

戊戌维新期间，伊藤博文辞去日本首相，到中国游历，在当时是个重大事情。中国变法正是看到日本维新十几年后，成为强国打败大清，举国形成共识，向日本学习维新，变法图强。伊藤博文是日本推行维新的最杰出人物，所以很多抱有维新思想的官员对伊藤博文来华，寄予极大希望。伊藤博文在清朝变法运动高潮抵达北京的消息，令维新派群情振奋，许多官员纷纷上书，奏请留伊藤在北京，待以客卿之礼。有人甚至提出封伊藤博文为相。戊戌获罪的宋伯鲁的奏折这样说道：“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舆论并非空穴来风。康有为正是这股风的源头。与康有为非常亲密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回忆录》有这样记录：戊戌年“夏天时，康有为曾经向我咨询改革的方式方法问题，并建议说，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博文担任皇帝的顾问。过了没多久，康有为邀请我进京，担任皇帝的另一位顾问。乘坐同一艘轮船的旅客中，有两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一位是袁昶；另一位叫容闳。”值得注意的是，袁昶正是慈禧在光绪会见伊藤博文前一天接见的官员。如果慈禧向袁求证康有为欲联合伊藤博文变法，应该能得到确认。

正是康援引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使日本和英国的势力渗入中国政坛，才会震动慈禧，采取非常手段。 伊藤博文抵达天津。报刊就有这样评论“伊藤到津，皆云系康有为勾引而来，将入军机矣。守旧者皆惶悚不安。”伊藤博文虽然不是康有为所邀来华，但李提摩太则是康邀来。李到达北京后，“和伊藤博文侯爵住在同一所旅馆里，并同他的首席秘书津田先生进行了长谈。”康有为拜访了李提摩太，并告诉他：我明日将南下“奉谕旨办上海官报”，皇上预定在9月20日、28日先后接见伊藤博文、李提摩太，并正式聘请为变法顾问官。”这说明，康和光绪已经沟通此事，做了安排。随后，康又拜访伊藤博文，进行长时间谈话，内容都是变法事宜。据记载，康和伊藤博文谈话有如下内容：

康有为：“我皇上锐意图变法，固因贵国与敝邦同洲、同种、同文、同俗，特见亲睦，欲据以为师法。草泽士民，亦同此志，愿侯爵幸进而教之！”
伊藤博文：“贵国欲变法，当先除自尊自大之陋习！盖世界中不论何种，皆享生天地之间，岂可贱彼而尊我，自称中华，而斥彼为夷狄之理哉！”

康有为：“敝国四五年前，多持此种议论。自甲午以后，数千年大梦，为贵国所警醒，已无复有此矣。”

伊藤博文：“上而学士，不可妄发议论，排斥外国，当知外国亦有好处。至于小民，尤不可轻易闹教，暴杀外人，是贵国紧要之务也。”

康有为：“侯爵轻蔑敝国甚矣！此种议论，在三年之前发之可也，向老耄各大臣言之可也。敝邦近年之士大夫，年齿在三十以下，无不深知斯义。各省学堂学会、新闻杂志，纷纷并起，民间智识大开，明斯义者，十之六七。”

伊藤博文：“然则贵国数月以来，着意变法，而未见推行之效者，何也？”

康有为于是声泪俱下地讲了一通守旧派阻挠他们变法维新的来龙去脉，恳请伊藤博文在觐见慈禧时努力劝说她回心转意， “侯爵能为皇太后一一言之，即一席话，亦足救我中国四百兆人。岂惟敝国之福，抑东方之局，地球之运，实系于侯爵矣！”

康有为的话并没打动伊藤，他敷衍回答，但是康梁在宫变后，则是在日本和英国保护下逃脱的，主要是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起得作用。充分说明先前互相联系的背景。

这时京城已经谣言四起，康有为会见伊藤博文被守旧派看做阴谋，甚至传出康有為與張荫桓已經跟日本沟通了，由巡弋在大沽囗外的日本军舰，派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劫制太后送上日舰艇。当天傍晚，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将《吁恳太后即日训政折》“转达颐和园”。送达时，奕劻还特意提醒：“伊藤博文已定于初五日（9月20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为太后有矣。”慈禧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晚上临时决定次日回皇宫一看究竟。而慈禧回宫观察到的，是致命的线索，一个是接见袁昶，了解了康勾结伊藤和李提摩太铁证。而第二天。慈禧监视光绪接见伊藤博文，亲眼看到种种嫌疑，这在张荫桓被流放的路上自己道出。押解张荫桓的官员写过一本《驛舍探幽錄》，书中提到张和押解他的官員問答。官員問：‘聞伊藤久已罷相，此次來華，係伊籐自來游歷乎?抑中朝召來議事乎?’他是如此回答：‘我之禍亦由於此。此次伊藤係自來遊歷。我因與彼有舊，至京時來見我，我遂款以酒筵。伊藤覲見，又係我帶領。時太后在簾內，到班時，我向伊藤拉（握）手，乃外國禮，兩太后不知。上殿時挽伊之袖;對答詞畢，又挽伊袖令出，就賜座，太后請見之，遂疑我與彼有私。及後有康結日本謀劫太后之說，太后愈疑我矣。’光绪召见伊藤博文后，立刻失去人身自由，而原拟定的慈禧召见也取消。

虚拟出的张荫桓，康有为，伊藤博文互相勾结阴谋，应该是慈禧下决断囚禁光绪的最重要原因。慈禧仇外情绪一直是很强烈的，在她当政几十年里，受外国人的屈辱最深，勾结外人，是她最不能容忍的事，从戊戌宫变发生后仅一年多的时间，她甚至怂恿义和团，发出向万国宣战诏书。可见康有为等维新派引洋变法，是她最痛恨，也是不惜废除光绪的主因。所以我们看到，抓维新党，首要案犯是张荫桓，而张因为外国人干涉，当时虽没被斩首，还在事后一年追刑处死。

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很多，新旧冲突，中西冲突，帝后冲突，宫廷斗争等都是重要因素，但是直接引爆皇帝下台，慈禧再次垂帘的，应该是伊藤博文的访华。伊藤博文可能自己也不清楚，他的一次访华，断送了戊戌维新。而发生宫变后，又发生袁世凯告密围颐和园事，康党勾结外人毕竟不能完全坐实，还要顾及洋人势力，所以这种罪行只是含糊其辞，而袁告密谭嗣同围园劫后则成为可以公开的理由。这种戊戌宫变主因的隐蔽，造成多年这段历史的迷惑，研究文章很多，但总说不清楚。里通外国，历来是被默认的最严重罪行，也是最难以澄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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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第一次读到杨士琦的时候，听着挺熟，不是明朝的首辅嘛，后来，看了下才知道，那是杨士奇而不是杨士琦。

哥哥杨士骧，兄弟二人先为李鸿章幕僚，后变成袁世凯幕僚。

袁世凯干的坏事，大多都是这位大爷出的主意。

杨士琦是我这辈子的努力方向。

泗州杨士琦，可能我不是什么好人，所以，喜欢这月的坏人吧。有技术含量的坏人。我要向他学习哈。

历史上对他评价很高。

杨士琦

http://www.qingchao.net/wp-content/uploads/2010/03/yangshiqi.pdf

这个pdf是一篇关于杨士琦的论文，算个抛砖引玉的事情。

中国历史书上留下的不过是谁好，谁坏。 一般都要留下美好的品德，高尚的品德。  就像胡林翼干了很多手段做的事情，都没有留下来，留下的不过是好的事情。

杨士琦策划了无数的牛事，只有两件我十分钦佩。

把宣统忽悠退位。 把瞿鸿禨 岑春煊两位大佬忽悠下去。那一件都是可圈可点的经典。

当然，后来忽悠革命党，前面忽悠庆亲王。

还跟宋教仁的死有关。

还是上海交大的校长。

比杨度牛的很多。

把宣统忽悠下台，前面袁世凯的文章提到过就不再重复了。

稍微说一下干掉瞿鸿禨 岑春煊。

光绪三十三年，戊戌变法是光绪二十四年。

杨士琦反旧账，说丫当年跟康有为梁启超有一腿。

之后，又用photoshop的软件，ps出一个岑春煊和梁启超的合影。

又把瞿鸿禨和老佛爷一次秘密谈话的内容，发给了报纸了。

花几万白银，买通一帮清流参他们。

一套华丽的诬陷好人，把这两位很有背景的大爷弄下台。

岑春煊出身官宦世家，其父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

还跟荣禄关系不错。

瞿鸿禨光绪初年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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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是十分牛b的一年。

前一年戊戌变法，后一年八国联军。

老佛爷要废了光绪丫的，怕洋人不愿意。最后，立了个大阿哥收场。

事件主要人物光绪、老佛爷、荣禄、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等。

光绪皇帝接任皇帝之位，事实上是因为表兄&堂兄同治皇帝过于的短命，在同治皇帝去世的时候，由于他没有留下子嗣，这给皇位继承问题带来极大的困扰。

按常例，同治是“载”字辈，应当从下一辈也就是“溥”字辈中挑选继承人为同治立嗣（同治名载淳，光绪名载湉，宣统名溥仪）。当时在“溥”字辈中，道光长子奕纬之孙溥伦最大，按理应当立他。但这个提议遭到很多皇族近支的反对，他们认为溥伦之父载治不是奕纬的亲生子，而是由旁支过继的，在血缘上差了很多。慈禧太后当时也反对由溥伦继位，因为一旦立了“溥”字辈，她就变成了太皇太后，按祖制就不得垂帘听政而必须退出政治舞台，这是她所不愿意看到的。

在慈禧太后的坚持下，醇亲王奕澴的长子载湉被立为皇帝，也就是后来的光绪。慈禧太后之所以要立光绪，主要原因是光绪的父亲是咸丰的亲弟弟、母亲又是自己的亲妹妹，而且皇帝年幼，便于操纵。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光绪承继的是咸丰皇帝的帝位，慈禧太后由此便可以继续以皇太后的名义垂帘听政。

但是，这样的解决办法打破了祖制并引发了“礼仪” 之争的问题。同治和光绪都是“载”字辈，同治死后无嗣，而光绪承继的是咸丰之位，那同治的位置就不好办了，因为等于到了他那里便“断了后”，而同治的皇后（状元崇绮之女）更是麻烦，她这个皇后按理本应该升为皇太后的，但如此一来没了名分，在宫中不明不白的，最后被迫在同治死后的次年吞金自殉。

在同治和皇后大葬之后，有个名叫吴可读的吏部主事在一座废庙中仰药自殉，以“尸谏”的形式抗议慈禧太后这种破坏祖制的做法，他还留下遗疏指责慈禧太后贪恋权位，不给同治皇帝立后，罔顾亲情。事件发生后，举朝震惊，自知理亏的慈禧太后只得拟定了另一个办法，那就是下诏称光绪承继咸丰帝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后，等生有皇子即承继同治帝为嗣。也就是说，等光绪到时生了儿子，将作为同治的子嗣继位，这样才算把名分问题摆平。

光绪进宫的时候只有四岁，便由既是姨妈又是伯母的慈禧太后照管并亲自过问小皇帝穿衣、吃饭、洗澡、睡觉等生活琐事。但慈禧太后在教育孩子方面并不是什么行家里手，她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案例。

据宫中的太监说，光绪对慈禧太后的称呼是“皇爸爸”，不知何解。由于其至高无上的威权，慈禧太后在对待光绪的教育方法上也是十分的粗暴性急，光绪稍微不合己意，便是讥讽、呵斥甚至责打，这对后来光绪的性格影响极大。小时候的光绪胆小怕事，听到打雷或者大点的声音往往都会颤抖哆嗦。慈禧太后过分的责罚，严重打击了光绪的自信心，以至于其性格既懦弱怕事，但在青少年的时候又会出现强烈的逆反，正如光绪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中的表现一样。

心理学理论认为，儿童每在被自己父母讥笑或者虐待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但在父母的威权下，这种逆反心理又诱发一种内疚感，从而否定自己的行为。长此以往，这种环境长大下的儿童往往患得患失，做事情犹豫不决，缺乏自信。与同治一样，慈禧对光绪造成了巨大的阴影，以至于影响到他的一生。在自卑的同时，光绪往往会不自觉地进行消极反抗，比如见慈禧太后时总是一脸死相，让慈禧太后十分扫兴。这两人的关系，就象是噩梦一样。
光绪亲政后逆反的表现，更是加重了慈禧太后对光绪的不信任，在她眼里，光绪始终是个懦弱自卑、犹豫不决、依赖性强、难以独当大任的孩子，她在光绪亲政后对朝政的不断干涉和把持，很大原因就是出于这种心态。但慈禧太后从不去想的是，光绪之所以成为一个人格心理存在严重缺陷的人，正是因为她的粗暴教育所造成的。

光绪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作为慈禧太后的傀儡而存在。就连在后宫生活中，慈禧太后也要对光绪加以控制，比如众所周知的光绪选妃事件，结果造成光绪和隆裕皇后（慈禧太后的侄女）长期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两人在一起经常是默坐无言。而光绪后来喜欢的珍妃，却一直为慈禧太后所厌恶。

甲午战败后，光绪愤而欲行变法，但维新不过百日，便遭到慈禧太后的扼杀。苏继武在《戊戌朝变纪闻》里描述了这次政变，说慈禧太后称“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而恽毓鼎也在《崇陵传信录》也提及此事，慈禧太后当时怒骂光绪说：“我抚养你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了半天，说：“我无此意”。慈禧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随后，光绪便被软禁在瀛台。

瀛台本为圆明园三海中的一小岛，三面临湖，只有一桥可以进出。不仅如此，慈禧太后又派来心腹侍卫对瀛台严密看防，光绪的任何举动，都会有人向慈禧太后报告。《金銮琐记》里说，光绪有一次逃到西苑门口，被多个太监强扭发辫拉了回去；还有人就亲眼看见光绪因要上朝而出灜台后，仰首向天而望，刚甩开身边的人走到乾清门，便有太监十余人阻拦去路。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怕民间舆论对她不利，于是又让太监们到酒肆茶坊里去传播谣言，诋毁光绪的种种昏庸不道，无端迷信西法，甚至谋杀太后（此事的有无，目前尚无定论）等等，这下反让人觉得都是光绪的不是，而慈禧太后训政便是理所当然。如此一来，光绪就更加孤立了。

但是，限于皇帝的名分，光绪虽然人被幽禁，但每日还得在慈禧太后的逼迫之下，像个木偶一样上朝召见臣工，这种苦处比禁锢独处恐怕更要痛苦百倍。每次临朝，光绪被置于大庭广厦之中，声音笑貌无一自然，如颠、如聋、如哑，而大臣们对光绪也是以颠聋哑视之，仿佛对待空气一般。

《崇陵传信录》里说：“至戊戌训政，则太后与上并坐，如二君焉。臣公奏对，上嘿不发言，有时太后肘上使言，不过一二语止矣。迁上于南海瀛台，三面皆水，隆冬冰坚结，传闻上常携小奄踏冰出，为门者所阻，于是有传匠凿冰之举。上常至一太监屋，几有书，取视之，《三国演义》也。阅数行掷去，长叹曰：‘朕不如汉献帝！’”

令慈禧太后不快的是，外国使馆常来打听光绪的境遇，颇有干涉之意。对此，慈禧太后深以为恨，便将光绪生病的消息公然诏告天下，并为之延请名医，以证明自己训政的合理性。在历史上，对天下子民公布皇帝病情的事情是极为罕见，因为这往往有皇帝将不久于人世的政治含义，而各省督抚或诧异，或觉得这是废帝的前兆，大都不敢从命。

事实上，早在戊戌年（1898年）坊间便盛传天津阅兵行废立阴谋之说，尽管那不过是空穴来风，但也未必就是无稽之谈。戊戌政变后，废立的传闻更是甚嚣尘上，京师即传出消息说“皇上病势沉重， 恐致不起”。公使们对此的反应，一方面是出于礼节，一方面也是担心有人要谋害光绪，当时“驻京各国使臣闻圣躬不豫，均诣总署问安，并叩致病之由”。
在当时北京的外国使馆人员中到处流传着这样的谣言：“皇上被毒死了”， “皇上病得很重很重”，“皇上被囚禁了”，“新的皇位继承人已经选定”等等，而坊间传闻慈禧太后在政变后不断的处死太监（确有其事），更是加剧了这种恐慌情绪。

在外国人中间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字林西报》不断发布消息，暗指光绪帝已经被谋害，并暗讽各国使节有权知道真相，“这些人都是被遣到中国皇帝的宫廷中充当代表的，而不是被派遣到一个窃居中国宫廷的僭篡摄政那里的。”

外国公使以之所以对废立传闻如此有兴趣，主要是他们大都对维新的光绪皇帝持同情态度而不愿意看到守旧的慈禧太后再度执政。在这些人中间，英国方面表现最为积极，他们的兵舰在戊戌政变之后便开到大沽口外，以示对事件的关注。在主管外务的庆亲王奕劻向英国公使窦纳乐辟谣并表示光绪帝情况良好时，窦纳乐则提出消除外界疑虑的有效办法，那就是“找一位外国医生为光绪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的健康证明书”。为了防住外国公使们的口，清廷最后只好邀请法国使馆医生德对福（）给光绪帝看病并证明病况，结论是“病势无大碍，惟患血虚之症”。

废立之说传开后，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表示反对，两江总督刘坤一约湖广总督张之洞一起争言不可，但后来张之洞突然后悔，途中将折子追回。刘坤一得知后笑道：“香涛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待后图，吾老朽，何惮。”遂复电荣禄，曰：“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荣禄以坤一电入奏，慈禧太后因惧而止。

不仅如此，国人对此也是一片哗然，上海的候补知府经元善在众人拥戴下，征得万人签名，上书反对废立之事。慈禧太后得知后大怒，命立刻捕杀经元善，幸好他及时的逃到了澳门才幸免于难。

在经历了这么多波折之后， “废立”之说也就偃旗息鼓，而突然改成了“建储”计划。事实上，在当时“皇权神圣”的情况下，废黩光绪皇帝并非易事，而慈禧太后改立“大阿哥”也是另有隐情，这往往是研究者所通常所忽略的。

隐情之一，由于光绪皇帝从小就身体较差，从后来的一些病症记录来看，他患有长期肾炎等疾病并导致经常性遗精甚至早泄，其有无生育能力本身就是很大的疑问。对于这一点，慈禧太后想必也是心知肚明，毕竟隆裕皇后是她的亲侄女。

隐情之二，由于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时可能存在谋逆慈禧太后的“围园之谋”，这让慈禧太后在感到伤心的同时，自然而然的想到自己早逝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在之前的许诺中，光绪皇帝生下儿子后将作为同治皇帝的嗣子继承皇位，但考虑到光绪皇帝的身体状况，慈禧太后只能通过立大阿哥的方式来为同治立嗣。

另外，由于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都是幼年继位，这种幼皇帝的朝政制度不仅隐患巨大，也令大臣们感到忧心忡忡，假如光绪皇帝无后，而慈禧太后已经年岁渐高，一旦两人发生意外，必然要再次立一幼年皇帝，这将对未来的朝政带来不可估量的危险。由此，以“立大阿哥”的建储方式作为备选，也有利于改进和完善候补皇帝的教育，为其将来的执政打下良好的基础。毕竟，一个合格的皇帝是需要多年培养的，并不是说上位就上位的。
对清宫内幕颇有所知的御史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里说，当时最热心己亥（1899年）建储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是同治皇后的父亲承恩公崇绮，他在同治及皇后死后便久废在家，郁郁不得志；第二位是同治原来的师傅大学士徐桐，他当时虽然已届80岁，却常常倚老卖老，贪好弄权；第三位礼部尚书启秀，他在戊戌政变后受徐桐举荐入了军机处，也就跟在徐桐的后面想“邀定策功”。

在恭亲王奕訢去世后，当时军机处以礼亲王世铎为首，但世铎是个保守中庸的老官僚，当时最受慈禧太后信任和重用的其实是大学士荣禄，可谓是言听计行，大权实归。徐桐几个人商议好后，便让启秀先去见荣禄，探听下他的意思。荣禄听后大惊，赶紧将启秀打发走，并令门房将访客全部拒之门外。启秀走后，徐桐和崇绮来到荣禄府上，不得其门而入。

不过，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却描述一个更加有趣的画面，说徐桐和崇绮将废立之奏稿密请慈禧太后阅后，慈禧太后说：“你两人须先同荣禄商定”。于是两人便去见荣禄，说奉太后懿旨，将此稿给荣禄看。荣禄接稿看后，突然以手捧腹大叫道：“啊呀，这肚子到底不容啊，适才我正在茅厕，泻痢未终。闻两公来有要事，提裤急出，今乃疼不可忍”。说完，荣禄丢下他们两个跄踉奔入，良久不出。这时天正严寒，徐桐二人纳稿于袖，移座围炉。再说荣禄，其实他哪里是什么肚子疼，其实是偷偷出去找幕僚樊增祥商议对策去了，却把徐桐和崇绮两老头撂那儿了。

等荣禄回来，他又说： “刚才还没看明何事，今请一看”，于是又接过奏稿看了数行，随后便突然将稿子往火炉里一塞，火焰腾起，荣禄还连声说：“我不敢看哪！”（好个奸猾的荣禄！）徐桐大怒，说：“此稿太后阅过，奉懿旨命尔阅看，何敢如此”。荣禄说：“我知太后不愿作此事”。徐桐两人争说实出太后之意。荣禄说：“我即入见，果系太后之意，我一人认罪。”于是荣禄便去见慈禧太后，痛哭碰头，说冒此大险，万万不值，一旦招起大变，恐怕祸及太后，慈禧太后这才惧而不敢作。

对于此事的结局，《崇陵传信录》作了一个稍微不同的描述，说荣禄去见慈禧太后说：“传闻说将有废立之事，是真的吗？”慈禧太后故作敷衍：“没有啊。这事行得通吗？”荣禄说：“太后要做的话，谁又敢说三道四呢？只不过皇上罪行不明，要是外国公使起而干涉的话，这不可不惧啊。”慈禧太后说：“事情已经泄露出去了，这可怎么办？”荣禄说：“倒也无妨，皇上春秋已盛，仍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弟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子，兼祧穆宗（同治），育之宫中，徐篡大统，这样就师出有名了。”慈禧太后沉吟良久后说：“你说得很对。”几天后，慈禧太后召集近支王公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上两书房、翰林部院尚书在仪鸾殿开会。当时人都以为要行废立之事了，内廷苏拉还说：“今日要换皇上了！”不过最后诏书下来，却是立溥儁为大阿哥之事，也就是历史上说的“乙亥建储”。

荣禄这个人，一向喜欢在幕后操作，对于废立之事，他也不敢轻举妄动。清人笔记上还记载了他寻访李鸿章意见的事情。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里说，荣禄将废立之事告知李鸿章后，李鸿章起而大声道：“此何等事，讵可行之今日。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东朝圣明，更事最久，母子天伦，岂无转圜之望。是在君造膝之际，委曲密陈成败利钝，言尽于此”。荣禄听后急忙回报慈禧太后，说以此事不可行。
《语林》中也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荣禄去见慈禧之前，先拜访了李鸿章。当时李鸿章因为甲午战败，声誉扫地，虽说是入阁办事，实际上无事可做（清代内阁大学士与军机大臣非同日可语也），每日只是闲居贤良寺，门可张罗。一日荣禄来访，两人深谈至晚餐，这时，荣禄屏退左右，说：“太后将行大事，天位当易，惟亡命者肆意鼓吹，恐友邦为所惑，夙知公娴习外情，烦一探其向背。”李鸿章说：“我办外交数十年，皆人先谒我，且此系内政，先询人，失国体。如必询，当授我以两广总督，我先于泰晤士报传其风说，届时外宾必来贺我，询我以国事，我可就而探之。”荣禄大喜，回报慈禧太后不久，李鸿章便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外国公使们听说李鸿章调任两广总督，纷纷来贺，于是李鸿章便转叩其意，外国公使称他们国书是致光绪帝的，今易帝位，是否继续承认，尚须请示本国云云。李鸿章后来便说外国公使不愿承认新帝，于是内禅之议暂止，最后只是立了大阿哥。

随后，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发布诏书：“朕冲龄入承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训政，殷勤教诲，巨细无遗。迨亲政后，正际时艰，亟思振奋图治，敬报慈恩。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惟念宗室至重，前已吁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庙诸大祀，不克亲行。值兹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干忧劳。不遑暇逸，抚躬循省，寝食难安。敬溯祖制缔造之艰难，深恐勿克负荷。且入继之初，曾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用再叩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畀。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钦承懿旨欣幸莫名。谨敬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为皇子。将此通谕知之。”

在皇亲近支中，慈禧太后最终选了端王载漪的次子溥儁为大阿哥人选。载漪为道光第五子奕誴次子，咸丰十年（1860 年）过继给瑞亲王绵忻为孙，袭贝勒爵位；1889年加郡王衔； 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被封“瑞郡王”，不巧诏书错写成了“端郡王”，后来便因错就错改称“端王”了。载漪的福晋，一说是慈禧太后弟弟桂祥之女（慈禧太后的内侄女），另一说是慈禧太后的养女，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载漪的福晋经常出入宫中，颇得慈禧太后的欢心。

由于名位和才干并不突出，载漪在戊戌政变之前少有建言，不为人所注意。但“废立”之说兴起后，载漪很快被推到了前台，而他也绝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机会，随后他几乎是不择手段、费尽心机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以图把儿子溥儁扶上皇帝的宝座。

按照慈禧太后的懿旨，溥儁是按当年吴可读之议而入继穆宗同治为嗣，名号为“大阿哥”。随之，15岁的溥儁被接到皇宫内弘德殿读书，由同治帝的岳父承恩公崇绮和原同治的帝师大学士徐桐为师傅。溥儁的太子地位，很快便在其本生父端王载漪周围形成“大阿哥党”，当时有军机大臣刚毅、大学士徐桐、礼部尚书启秀、户部尚书崇绮等人，此外还有庄亲王载勋、载漪的兄弟载濂、载澜等人。

这些人当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刚毅、徐桐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官僚，他们不通外务，一贯仇洋；另一类则是以载漪弟兄为首的满族亲贵，这些*从小便不学无术，却有着极强的权力欲望。当他们听说外国公使试图阻挠“废立”之后，更是群情激奋，恨得牙痒痒。

由此，这两类颟顸宵小之徒凑在一起，在庚子年胡搞一气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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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六点起床。我神经病了。从今天以后，我每天都会六点半起床。直到我死。

端方这个人，我一直都觉得是个非常奇怪的人，满人。 贪官不必说了。

我只是奇怪为什么，他支持戊戌变法，竟然没事。  人家香帅张之洞能见风使舵，折腾《劝学篇》这样的经典。人家有敏锐的洞察力。

端方有什么？可以被大佬荣禄和李莲英保护，难道就是送点礼，这么简单。还是身份，还是家族牛。

咸丰十一年生，广西八年举人，属于那种内部名额上去的。属于廕生。 就是祖辈有功，后代成绩一般也能当公务员，翰林院。

外放直隶， 光绪二十四年，折腾戊戌变法。 写篇牛文《劝善歌》老佛爷很高兴，不追究他支持戊戌变法的责任。

光绪庚子年八国联军，端方又被外放到陕西巡抚。 接驾有功。 老佛爷去陕西了嘛。 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到巡抚升的很快。

光绪二十六年，河南布政使。后湖北巡抚。

二十八年，湖广总督。

三十年，两江总督。

三十一年，闽浙总督。

宣统元年， 老佛爷挂掉，新人上台，李鸿章的孙子参了丫一本，说什么老佛爷出殡的时候。

丫竟然拿着美帝的照相机拍照。 这是对老佛爷的大不敬。 把丫撤职了。

宣统三年挂掉。还是因为保路运动。

清史稿 端方

端方，字午桥，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由廕生中举人，入赀为员外郎，迁郎中。光绪二十四年，出为直隶霸昌道。京师创设农工商局，徵还，筦局务，赏 三品卿衔。上劝善歌，称旨。除陕西按察使，晋布政使，护巡抚。两宫西幸，迎驾设行在。调河南布政使，擢湖北巡抚。二十八年，摄湖广总督。三十年，调江苏， 摄两江总督。寻调湖南。颛志兴学，资遣出洋学生甚众。逾岁，召入觐。擢闽浙总督，未之官，诏赴东西各国考政治。既还，成欧美政治要义，献上，议改立宪自此 始。三十二年，移督两江，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定长江巡缉章程，声闻益著。

宣统改元，调直隶。孝钦皇后梓宫奉安，端方舆从横冲神路，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劾之，坐违制免。既而御史胡思敬又弹其贪横凡十罪，事下张 人骏，覆奏入，以不治崖检被诃斥，因已罢官，贷勿问。

三年，命以侍郎督办川汉、粤汉铁路。时部议路归国有，而收路章条湘、川不一致，川人大譁。川、鄂为党人所萃，乘机窃发。端方行次汉口， 亟入川，并劾川督赵尔丰操切。命率师往按，寻诏代摄其事。所过州县，辄召父老宣喻威德。至资州，所部鄂军皆变，军官刘怡凤率众入室，语不逊，端方以不屈遇 害。

端方性通侻，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建节江、鄂，燕集无虚日，一时文采几上希毕、阮云。

弟端锦，字叔絅。河南知府。赴东西各国考路政，箸日本铁道纪要。从兄入川，变作，以身蔽其兄，极口詈军士无良，同被杀。事闻，赠端方太 子太保，谥忠敏；端锦谥忠惠。

其时转饷官刘燧，荆州驻防、举人、都司赫成额，并赴水死。

————————————

关于端方的死似乎有两个说法。

一个说事发前，端方都知道要哗变了，他觉得自己对部队有恩，他们不会杀他。我觉得吧，还有他想当四川总督。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把那个兵变化解掉。 这就是大功一件。 可以上位。 谁知道事与愿违。真把他杀了。

杀他的人还以民族大义为重，说，你对我们的恩是私恩，杀你是为了国恨，民族大义。

好一句冠冕堂皇呀。

出来另一个版本。  当兵的闹事，想赚钱。问端方要不给，或者他也没钱。 闹的厉害就把他杀了。 之后，拿着他的人头，去别的人那请赏，当自己上位或者发财的筹码。

当然，你是可以分析第一个中说法是，那些革命党人说。 第二种说法是满清余孽说的。

第一种说法为真，第二种说法是谎言。

我不这样认为 。某些人未必是那么的高尚。

某些人未必是那么的低贱。

最后，扯一下端方的牛b事业。

被称为 旗下三才子， 出使过美国。 王国维为他死写过悼词。 汪精卫当年刺杀他。后来换了 宣统他爹。 女儿嫁给了袁世凯的儿子。

后世还有人说，宣统元年，让他下台是清朝自毁长城。如果他还在位清朝就不会灭亡。

我个人认为，他对清朝，对美国的认识。远超的某些所谓的革命党，那些先进思想的人。

他的悲哀在于老佛爷的死。老佛爷如果还活着。 端方恐怕就不会死。

当年，李鸿章的孙子为什么要整他， 按说他跟袁世凯是亲家， 李鸿章和袁世凯家关系似乎还行。 有什么原因，我要去查查资料。有什么矛盾。

他的死可能还跟盛宣怀有关。因为盛宣怀折腾出来的四川保路运行。他非要铁路国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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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掌握生杀予夺大权47年之久，平生杀人多矣，却曾为杀了沈荩而后悔。1903年7月31日，在日本人主办的《天津日日新闻》报馆就职的沈荩在刑部狱中被活活杖死。从被捕到处死仅仅二十天，他的罪状并没有公布。当时，人们一般认为他的死因是在报纸上披露《中俄密约》草案，也有人考证这个说法没有根据，他的死主要是因为他是三年前自立军的首要人物之一，唐才常等遭杀戮后，他侥幸漏网，一直是清廷通缉的要犯。

沈荩下狱那个月正值光绪帝生日，刑部接旨，“万岁月内例不行刑，著即日立毙杖下，钦此。”刑部为此特制了一块大木板，打了二百多下，直打得血肉飞裂，骨头如粉，他都未出一声。行刑者都以为他死了，不料血肉模糊的他发出声音：“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最后只能用绳子将他活活勒死。

据说，这个牢房不久还关押过原广西提督苏元春与名妓赛金花，一位刑部司员因此戏成一语，作为上联：儿女英雄流血党。迄今尚无下联。

一年后，戊戌党人王照获罪下狱，恰巧也关在同一牢房，王照的《方家园杂咏纪事》回忆，“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

沈荩死状之惨不久即公诸于世，连西方人也闻之胆寒。《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把慈禧叫做“那个该杀的凶恶老妇人”。在沈荩送给他的照片背面写下：“沈克诚，杖毙，1903年7月31日，星期五”。也幸亏莫理循保存的这张照片，让我们一百多年后能清晰地看到沈荩的面容。

沈荩之死等于给反对者送去了一个炮弹，因“苏报案”获罪的章太炎在上海狱中写诗追悼，章士钊编了《沈荩》一书，留日学生刊物《浙江潮》、《江苏》纷纷分别批评文章，谴责清廷的暴行，给排满革命再增加一个理由。

当年8月4日，天津《大公报》公开发表沈荩绝命词四首，以往较为流行的是最后一首：

今年三十有一岁，赢得浮名不值钱。

从此兴亡都不管，灵魂归去乐诸天。

诗中传达的是他面对死亡的坦然与达观，相比之下，另外几首诗透露的信息要更多一些，第一首中“菜市故人流血地，五忠六士共翱翔”，坦承他与五年前殉难的 “戊戌六君子”之间的关系，他是湖南人，和谭嗣同是志趣相投的密友。《大公报》最初报道沈荩案时，只是说他“牵涉戊戌之事”，后边的持续报道也始终未涉及案情真相。其实，在他第二、三两首绝命词中，不仅有“谁把辽东今断送，中朝从此失陪都”的诗句，而且直接就有“验疫管关新密约”这样的句子。由这两首绝命诗推测，他的死因似乎与《中俄密约》不无关系。

无论沈荩是否确为《中俄密约》而死，众口一词，百年以来几成定论。慈禧太后一生杀人无数，没有一次像这一次深受中外舆论的责备，沈荩因此被誉为“中国史上第一个殉职的记者”。

因为各国驻京公使“啧有烦言”，当年9月14日，《大公报》的报道说，沈荩杖毙之后，各国公使夫人在觐见慈禧太后时都为沈荩喊冤，慈禧也颇有悔意，表示自己已面谕廷臣，会党要严拿，但千万不可株连良善，以致丧失人心。清廷之所以没有坚持引渡“苏报案”当事人章太炎、邹容，就与沈荩之死大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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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安就是东太后，和英明神武的老佛爷齐名的人。

孝贞显皇后，钮祜禄氏，即慈安太后、东太后，满洲镶黄旗人，咸丰二年二月为贞嫔，五月为贞贵妃，六月册立为皇后，晋升速度极快，这年慈安刚刚15周岁。

有的地方说，慈安是咸丰即位之前的侧福晋，这个说法来自《清史稿·后妃传》上的记载，说她“事文宗潜邸”，不过这恐怕又是《清史稿》的一个讹误。

首先，除了清史稿，其他史料价值很高的《清皇室四谱》、《清历朝后妃列传》仅仅记载了云嫔武佳氏出自潜邸，并没有提及慈安也出自潜邸，这导致清史稿成了“孤证”；其次，《清宫档案揭秘》一书第153页翻拍了慈安入宫的谕旨，原文如下：“咸丰二年二月十一日由敬事房传奉旨，贞嫔英嫔于本年四月二十七日进内，兰贵人丽贵人著于五月初九日进内，春贵人婉常在著于五月十二日进内。钦此。”贞嫔即慈安，居第一位，兰贵人即慈禧，婉常在即婉贵妃，同时谕旨中并没有原潜邸云嫔。岂有藩邸之妃不随嗣皇帝入宫，反而在两年之后，方才和其他秀女一起入宫的道理？第三，慈安生于道光十七年，咸丰即位时，她也只有13岁。在此之前，就嫁给咸丰为侧室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她并不是咸丰的潜邸旧人，而是咸丰二年和慈禧一批进宫的秀女。

慈安入宫谕旨

六个秀女中间为什么偏偏慈安当上皇后，别人只能当妃子呢？这就要说到慈安的家庭了。慈安是清初五大臣额亦都第三子尚书车尔格的后代1，属于满洲八大姓之一。她的曾祖父策布坦做过延绥镇（今榆林）总兵，正二品的武官，和大将军阿桂一起在陕甘一带打过仗，立了不少功，后来因为援军不利，被发配到伊犁，干了几年苦工后，才回到北京。爷爷福克京阿做过西宁办事大臣，属于管理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大臣。老爸穆扬阿曾担任过工部郎中（正五品）和广西右江道的道台（正四品），驻柳州。慈安的嫡母是一个宗室女子，生母姓姜2。

此外，慈安家族还与多个铁帽子亲王结亲。策布坦二女，一女嫁肃亲王敬敏，一女为庄亲王绵哗之母，福克京阿有一女嫁郑亲王端华，穆扬阿一女嫁庄亲王奕仁3。

到了咸丰二年她进宫时，老爸穆扬阿已经去世4，亲王中肃亲王敬敏为她祖姑父，死在辛酉政变的郑亲王端华为她姑父，庄亲王奕仁为她表哥兼姐夫，外加车尔格后裔本身又是镶黄旗大族，家族势力庞大啊。

最后，同治的孝哲皇后阿鲁特氏是端华的外孙女，也就是慈安表姐的女儿。有了这一层血缘关系，外加孝哲本身便是个难得的才女，难怪选后时慈安太后自然成了她最大的支持。

不 过，虽然慈安家有很多姻亲，但她家却不怎么富贵。到了慈安弟弟广科一代经营的时候，家中府邸已经是“大而无当，漏而且洼。大雨过后，几成水 泽。广（科）仕至杭州将军，虽椒房之戚，亦终身穷困。”⁵这可能和他的父祖都是在偏远的地方为官，而不 是一些富庶之地有关。

注：

1、杜家骥：《清代<玉牒>中的满族史资 料及其价值》引用《钮祜禄家谱》，“策布坦，额亦都第三子车尔格后裔”。

2、《爱新觉罗宗谱》甲册第1684、1975页，丁 册8347页。此外庄亲王奕仁下载，“嫡福晋钮祜禄氏穆扬阿之女”，由于未系具体官职如承恩公或道员，不能排除同名同姓。严谨起见，表哥奕仁是不是同时是慈安姐夫，可以存 疑。

3、4、《清文宗实录》78卷，“追封皇后父原任工部郎中穆扬 阿为一等承恩侯，母宗室氏为侯妻一品夫人，生母姜氏晋封为侯妻一品夫人。”

5、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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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心脏病，外加心情较差。今天更新点文章。

看了不少清朝历史发现，很多时候皇帝的圣旨是未必有用的。光绪的圣旨没用的是必然，因为有老佛爷。但是，貌似其他很多皇帝的圣旨，也有不少都是执行不了的。

很多时候官府的政策根本是无用的。不能通过留下个条文，去看那个时代的历史。

重要的是执行情况，是否被执行，结果是否相反。

【第一种意见：官吏不执行】
光绪急于变法，官吏不予配合，以致他愤概地说“大臣无一可用”，而疆臣皆西后所擢用，不知有皇上，皆置诏书于不问。

【第二种意见 官吏大多还是在不同程度上执行的】
中枢官员，反对的很少，态度积极为数也有限，多数是跟着形势。尽管各省推行新政情况有别，但表明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全国已普遍进行。值得注意的是占了五分之二的洋务派督抚积极主动。

【第三种意见：官吏执行也有客观困难】
光绪新政诏书频频下，可是每一项要落实都有许多实际问题，需要时间，光绪责备督抚，对客观困难估计不足。

【梦史氏按】
源于《戊戌变法记》的第一种意见，流传很久了。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显示的却并非如此，实际情况复杂得多。特别是第二种意见，给我们描绘的是另一幅图景：变法已在全国推开。由此，就关系到戊戌变法是否必然失败，除革命外当时是否还有改革（或曰改良）的路可走。余以为，既然关系到这么重要的问题，那么，第二种意见所依据的史实，是否可靠？还须慎重细究。可惜，以前在这方面多笼统的概括，缺乏如此逐个人逐个人的考察，或许有而未发现，余将继续搜寻，或可能在将建的“人物”栏目中细察。 《戊戌政变记》（梁启超）
《北京戊戌变法史》（刘高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1）

《戊戌变法史述论稿》（蔡乐苏、张勇、王宪明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晚清七十年》（唐德刚 岳麓书社 1999）

执行新政上谕的困难
蔡乐苏等谈执行新政上谕的困难
“《戊戌变法史述论稿》第六章·第四节”摘要

但任何大的变法都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有理论宣传、组织人事、财政经费等多方面的准备，而所有这些都要有充分的时间和经费上的保证。百日维新开始时，除中央最高层人事安排方面作了应急调整外，其他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没有系统展开。……急于求成的光绪皇帝每发一道变法诏令，都要求限期复奏或数日，或一个月，最多不超过两个月，但变法中所涉及的任何一项事业，如办学堂，修铁路、开矿山、设工厂等等，都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这就迫使地方各级大员不得不筹划对策，有的认真筹办，实事求是，办好以后如实奏报；有的按限复奏，塞责了事；有的先奏报实施设想，更慢慢具体落实；有的既不筹办，也不复奏，对变法诏令置之不理。

唐德刚谈新政上谕执行的困难
“《晚清七十年》【叁】·八”摘要
……
再者，新政的施行和步骤当然亦有它本身的困难。就以“废八股改策论”这一考试新政来说吧!八股是空话，策论还不是空话?然写八股文要读圣贤书，还有个“帖括”(英文叫format)可循。写“党八股”式的策论则并此而无之。所以在戊戌夏季有个老实的浙江学政陈学棻上奏说：“改试策论，阅卷艰难，不如八股之易。”光绪览奏不悦说：“陈学棻既不会看策论，可无庸视学。”就把他撤差了。其实如把康有为放出去作学政，以他那一点点的所谓西学知识，恐怕他对策论考卷的批阅，也没个取舍的标准呢!
……
再说改庙宇办学堂吧!当时那几十万座庙宇，几百千万佛道各教的神职人员，也都非等闲之辈。哪能只凭一纸上谕、两页公文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庙门，结婚还俗呢?纵使能废庙办学，则经费、师资、课程、学童哪里来，也非朝夕之功。至于康氏所想像的“举行地方自治”，更属空中楼阁。君不见，我们搞地方自治，搞了大半个世纪，还不是连个半调子的“自治”也未搞出来。光绪爷要在100天之内就可以改旧换新，搞出个奇迹，岂不是痴人说梦?

刘高谈地方官员执行新政上谕
【简说】
晚清当时的行政区有直隶、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台湾及奉天、黑龙江、吉林(此三省设将军管理)等省，除极个别省份未向朝廷上奏推行新政的进展情况外，绝大部分省份都作了回奏。尽管各省推行新政情况有别，但表明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全国已普遍进行。
全国各地区地理环境、文化、经济情况等等各不相同，致使改革面各异。如内地各省改革面宽，边远偏僻省份则改革面窄。
百日维新中，洋务派督抚在力行改革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隶总督荣禄、山西巡抚胡聘之、安徽巡抚邓华熙、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陕甘总督陶模和陕西巡抚魏光焘，皆属于洋务派人物。这8个人占到全国各地督抚总数的五分之二，同时这些人所在省份又多是富饶之区或京畿重地，他们实施改革的面很宽，而且对改革较主动、积极，因之其意义又自非寻常。
【梦史氏按】详说各省督抚执行情况，则文字颇多，但也很有史料价值，扫描校对尚须时日方可饷读者。
清中枢各部执行新政情况
【简说】
清中枢21位任要职的官员中，如刚毅、许应骙始终反对变法，敌视康有为的究系少数。支持变法、赞成推行新政的也为数有限。余者有人对变法认识模糊，对西学所知有限。余者有人对变法认识模糊，对西学所知有限，只好跟着改革步伐慢慢走，缺乏主动精神。还有一些人习于官场权力角逐，见风转舵，对变法采取灵活手腕，善于观望，随时变化。另一些人思想僵化、麻木，对变法又抱有疑问，于是既不表示支持又不表示反对，抱着漠不关心的姿态。

【详说】

《北京戊戌变法史》摘要

中枢包括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六部。百日维新中，这几个重要机构中的主要官员执行新政情况，分别叙述如下：
1．军机处的几位大臣：
礼亲王世铎，对变法新政既不钻研，也不关注，只知作宫、贪财，但不揽权。对光绪帝的新政谕旨采取人云亦云的态度。
刚毅：典型的守旧派，反对变法新政。
廖寿恒：支持并拥护光绪帝推行新政。
王文韶：支持洋务变法。光绪帝任用他，是使其与刚毅抗衡，如、刚毅反对修铁路、开矿等，而王则力主之。因此，王对新政的推行起了一定的作用。
钱应溥：乙末(1895年)后任此职，多病，性拘谨，对变法态度不明朗。
裕禄：接近慈禧与荣禄，变法期间无反对新政的言行。
2．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署)的几位大臣：
奕劻：奕訢病故后，受到慈禧重用。胶州湾事件及俄国强租旅大后，光绪帝极思变法图强，通过奕劻向慈禧要权，他在帝、后之间作传话人。变法开始，举凡官员所呈条陈，光绪帝欲推行的新政皆交总署审议具奏，总署与军机处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在推行新政方面，他对康有为提出设制度局的建议逐条批驳，但对其它有关文教、农工商、军事等改革奏疏，则尚能予以支持。当守旧派感到新政触动其利益联合表示反对时，奕劻又充当了联络者，并随时向慈禧举报情况及出谋献策，“政变全由庆王布置，最关筋节”。①
张荫桓：全力支持光绪新政。
李鸿章：是洋务派中最早提出变法的官僚，由于连年遭受清议，在谤言的压力下，只可闲居贤良寺里，不再过问政事。七月十四日(8月30日)，诏裁詹事府等衙门，又谕令大学士、六部尚书等妥速筹议。李鸿章等奉诏于9月5日上折回奏：查会典所载，詹事府归并翰林院；通政司归并内阁；光禄寺、鸿胪寺归并礼部；太仆寺归并兵部；大理寺归并刑部。并提出“归并之后，事既更张，有同新创”，“应由各该衙门移取职掌文卷，悉心校阅”，根据情况办理。同日，又奏：有关各衙门裁并后，对人员的安置提出建议，“所有裁汰之应升应转各员，应由吏部查明，照例题奏，听候录用。其各项属员亦由吏部酌量分别补用，以免向隅”。①光绪帝看到李鸿章等人的奏折，于9月8日谕内阁：“现在裁撤各衙门，业经分别归并，所有各该衙门裁缺各官，未便听其闲散。现当振兴庶务，规画久远，应于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酌设大小官员额缺，以备将来量材任使。著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吏部妥速详议具奏。”②在裁衙门汰冗员问题上，李鸿章并没有像徐桐等守旧人物那样，或是表示反对，或是置之不理听之任之，而是以大学士身份负起责任。办理具体事物，按章查典，分门别类，该裁则裁，应并则并，颇为谨慎，既执行了皇帝的谕旨，又避免了骚乱。
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在百日维新中共呈折、片39件(参阅《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其中包括荐举新政人才、文武科举改制、筹设文武学堂及游学章程、练新军、办团练、农工商务、开矿筑路、设报馆和译书局等。其中除有两折是反对康有为改革官制的条陈外，对其它方面的新政尚能遵行办理。
3。六部尚书(满、汉各一人)：
吏部：徐桐，思想守旧，反对西学。在变法的大形势下也奉谕旨办事，未敢公开表示异议。如9月1日，遵旨上《删定简明则例办理情形折》(见六章四节)；19日上奏《复议广德请将八旗官学改为学堂折》。③对于8月30日上谕裁撤闲散衙门和汰冗员，他表示不能接受和执行。
吏部：孙家鼎，事见前文。
户部：敬信，9月1日呈上《删定则例办理情形折》和《请简派堂官专司勘定则例底本折》(附清单)。前一折中他提出以一年时间完成户部则例的修改。按照实际情况，六部中户部是重要的大部，其管理范围较广且繁琐，尤其是经过乙末新政之后，在收税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若改定则例必牵连很多方面，短时间完成任务是有困难的，因此对敬信的请求，光绪帝并未加以指责。后一折是户部要求专派一员大臣勘定则例底本，被光绪帝驳回。对裁衙门汰冗员，敬信也表示反对。
户部：王文韶，事见前文。
礼部：怀塔布，6月23日诏停八股，改试策论，他代表礼部草拟新的考试章程，并于附片中提出：清宗室乡试和繙译会试也应当改革。①之后，对其它新政并末表示过异议，至王照上书受阻，光绪帝震怒下将其革职，才开始仇恨新政成为反对派。
礼部：许应骙，对康有为等维新派一直持敌对态度，反对重用康有为，反对废八股，反对保国会活动，是个典型的守旧派。
兵部：刚毅，事见前文。
兵部：徐郙，对新政态度不明朗，百日维新中没有反对新政言行。
刑部：廖寿恒，事见前文。
刑部：祟礼，是个恪尽职守的官吏，对变法没有表示过明确态度。
工部：钱应溥，事见前文。
工部：凇溎，生平事迹不详。1897年底，康有为上第五书时，他不肯代递。此外，在变法期间，史料无其它记载。
综如上述：清中枢21位任要职的官员中，如刚毅、许应骙始终反对变法，敌视康有为的究系少数。支持变法、赞成推行新政的也为数有限。余者有人对变法认识模糊，对西学所知有限。余者有人对变法认识模糊，对西学所知有限，只好跟着改革步伐慢慢走，缺乏主动精神。还有一些人习于官场权力角逐，见风转舵，对变法采取灵活手腕，善于观望，随时变化。另一些人思想僵化、麻木，对变法又抱有疑问，于是既不表示支持又不表示反对，抱着漠不关心的姿态。
梁启超谈各级官员抵制变法
《戊戌政变记》第三篇·第一章、第二章摘要
……今综全国大臣之种类而论之，可分为数种类，其一瞢然不知有所谓五洲者，告以外国之名，犹不相信，语以外患之急，则曰此汉奸之危言耸听耳，此一种也。其二则亦知外患之可忧矣，然自顾已七八十之老翁矣，风烛残年，但求此一二年之无事，以后虽天翻地覆，而非吾身所及见矣，此又一种也。其三以为即使吾及身而遇亡国之事，而小朝廷一日尚在，则吾之富贵一日尚在。今若改革之论一倡，则吾目前已失舞弊之凭借，且自顾老朽不能任新政，必见退黜，故出死力以争之，终不以他年之大害，易目前之小利也。此又一种也。呜呼，全国握持政柄之人，无一人能出此三种之外者，而改革党人乃欲奋螳臂而与之争，譬犹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也得乎。
……皇上自四月以来，屡次所下新政之诏，交疆臣施行，而疆臣皆西后所擢用，不知有皇上，皆置诏书于不问。皇上愤极而无如之何。至6月初十日诏严责两江督臣刘坤一、两广督臣谭锺麟、直隶督臣荣禄。又将督抚中之最贤而能任事之陈宝箴，下诏褒勉，以期激发疆臣之天良，使有所劝惩，稍襄新政，不意各疆臣怨望益甚，谤□纷起，而顽固之气，卒不少改，惟嫉视维新之臣若仇敌耳。
【梦史氏按】近年已有专文论证梁氏此著不足为信史（梁氏自己后来也曾表示过不尽可靠之意），关于各级官吏是否无一执行新政上谕，近年也有多种研究成果显示梁氏所说不尽属实。即便当真如此，阅读此段文字，也还很有意义，至少可以看到康梁派当时是怎样认识和对待各级官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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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北京公使馆界图

从这张图上看到，闹义和团的时候，北京当时有十二个国家的公使馆，他们是：美国、荷兰、英国、俄国、意大利、日本、奥地利、法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

一九ＯＯ年六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出了十二份宣战诏书，其中英国收到两份，其他十国各收到一份。葡萄牙没有被宣战。失败之后的辛丑条约也是跟除葡萄牙之外的十一国签订的。

为什么给英国两份宣战诏书？而葡萄牙没有收到？

我怀疑是慌乱之中，秘书们给抄错了，多给英国抄了一份，把葡萄牙给漏掉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送文件的人把文件送错了。从图上看，葡萄牙公使馆在西郊民巷的圈子外面，没准是哪个粗心的衙役把葡萄牙公使馆给漏了。多余的一份宣战书，就顺手给了不远的英国公使馆。

这样葡萄牙成为唯一一个没有被宣战的国家。当然也没有资格参加《辛丑条约》的分赃了。当然怀疑还不是结论，还需要证实。只是作为一个闲聊话题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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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意思的一个小案件，一太监告老还乡，折腾出来数十万两的，财产来源不明。

荣禄这样的大佬年轻时候，还办过这样个案子。 想不到20年后他可以当军机大臣。

七八十年前的一个人写的笔记。

光绪四年戊寅，有告退太监苏德掘得藏银一案，经言路奏陈，派步军统领顺天府尹查覆。近于吴县彭君心如处，得观其曾祖芍亭先生（祖贤，官至湖北巡抚）手写日记，是年四月纪偕步军统领荣禄遵查此案情形颇详，时官顺天府尹也。兹移录如下：
（初五日）荣大金吾召见后，交到军机处交片，内开：“本月初五日军机大臣口传面奉谕旨，著派荣、彭刻即往查看，钦此。”又交片：“有人片奏：风闻京北上地村居住内监苏德，置有拆房基一所，在沙河镇街中，去岁十月营兵因刨挖碎砖。挖出银一缸，约有一万数千两，官员觊觎，将兵丁法取刑求。苏姓以人情势力，将银归已。今岁二月，苏姓又挖出银七缸、金一铜箱，金系条，银系宝，每宝百两，系前明成化光化字样，约在十数万两，续又挖出银一窖，长五尺，深五尺，宽二尺，每日夜间装车载运，尚在刨挖。询问工人，据云苏姓已奏明皇太后赏给”等语。遵旨即刻驰赴沙河镇，时已酉刻，会同荣大金吾，各带司员，前往查看，并命苏德指引。据称如有以多报少情甘认罪。查毕取供，并取北路同知把总禀供，又派员赴上地村点查窖银秤见斤两确数。亥刻，金吾登舆回城（定例，提督司九门禁钥，不得在城外住宿）。予宿于店。霸昌道续燕甫（昌）来见。（初六日）卯刻，燕甫邀至苏姓地，开更楼门，登楼复视。回店，昌平州吴履福来见。予回城。午刻到署。陈令（嵋）带苏文兴呈验样银，开呈秤银清单。计开：
第一袋碎银九十五斤
二袋小元宝一百二十七斤
三袋小元宝一百四十七斤
四袋方锭八十九斤
五袋小圆锭七十七斤
六袋小圆锭九十二斤
七袋小圆锭七十五斤
八袋小圆锭一百斤
九袋大元宝七十四锭重二百四十二斤（有乾隆年号）
共一千零卅七斤计一万六千五百九十二两。
外有呈样大元宝一锭，方圆小碇五个，不在前数之内。申刻酌定奏稿，与荣金吾删改，即缮稿缮摺。
（初七日）寅刻入朝，卯刻奏事处传：摺留中。……恭录四月初七日奉上谕：“前据御史英俊奏：闻告，退太监苏姓在沙河镇置有房基一处，上年营兵在该处刨出银一万数千两，官员觊觎，将兵丁等刑求，几致酿成重案。本年又刨出金银，约银十数万两。续挖出银一窖，询系该太监奏明皇太后赏给等语，当派荣禄、彭祖贤前往查看。兹据奏称：查明太监苏德在沙河置买铺房及空院一处，共刨出银一万六千六百余两，并无十数万两之多。据苏德供称，此项银两未敢擅动，曾经奏明，奉皇太后懿旨赏给，并无刨出银窖金条等，实系情愿报效。上年营弁王振声暨该太监遣义子苏文兴，均赴北路厅同知衙门呈报，兵丁张邦振等挖出银两，私自藏匿，经该同知讯断，给还地主领回，将张邦振责惩等情。太监苏德在伊房刨出银两，曾据奏明，惟未声明银两确数，当奉皇太后懿旨赏给。现据荣禄等查明具奏，奉懿旨：著将此项银一万四千两交顺天府，以为资遣灾民之需，余银二千六百余两，著赏给苏德。钦此。”
附录奏稿如左：
“奏为遵旨会同查勘沙河镇刨出埋藏银两情形，恭摺覆奏，仰祈圣鉴事：窃照本年四月初五日准军机大臣口传面奉谕旨：著派荣、彭刻即前往查看，钦此。钦遵。并准将附片原奏交阅前来，臣等公同阅看。查原奏内称：‘风闻京北上地村居住内监苏姓置有拆房基一所，在沙河镇街中，去岁十月营兵因刨挖碎砖，挖出银一缸，约有一万数千两，官员觎觊，将兵丁法取刑求。苏姓以人情势力，将银归己。今岁二月苏姓又挖出金一铜箱银七缸，金系条，银系宝，每宝百两，系前明成化光化字样，约在十数万两，续又挖出银一窖，长五尺，深五尺，宽二尺，每日夜间装车载运，尚在刨挖。询问工人，据云苏姓已奏明皇太后赏给等语。臣荣随带员外郎倭什鉴额、铎洛仓、中军副将赵清、参将王山宽，臣彭随带治中萧履中、候补知县陈嵋，会同前往。是日申刻齐抵昌平州属之沙河镇地方，传到内监苏德。先勘得沙河镇镇街路西有铺面数间，进内有大空院一所，询是关闭当铺房屋拆卸地基，四围有院墙。查看房基地身多有刨挖痕迹，地面高下不等。据苏德指验炕箱一处，称系在内陆续刨出小缸一口，瓦坛五个，当时铁镐磕碎一坛，尚有正坛四个，约计银万余两。臣等周历勘视后，回至公所，即据呈验缸坛。并据苏德供称，系直隶景州人，在昌平州属上地村寄居，先前充当乾清门总管太监，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因病乞休。是年置买沙河镇街西关闭当铺空院一块，临街瓦房六间，租与谷姓开设烧饼铺生理，上年十月间捕盗营兵丁由空院内挖出银两，经捕盗营把总王振声禀明北路厅，太监亦遣义子苏文兴呈报厅官，传到张姓等，追出银一千余两，当十钱五百吊，交苏文兴领回。本年三月十九日因盖房使用砖块，刨出小坛一个，内装银两，由是日至二十五日三次连前共刨出银五坛一小缸，约有万余两，分为三次用轿车四辆拉运到家。太监世受国恩，得此异财，未敢丝毫擅动，情愿报效，出于至诚。是月二十八日进内口奏，面奉皇太后懿旨：‘将此项银赏给太监，钦此。’委无铜箱、银窖、金条情事，如虚情甘认罪。并据跪称，实系‘情愿报效，恳求转奏赏收’等各语。质之该太监义子苏文兴，供俱相符。臣等饬派司员倭什鉴额等亲赴该太监寓所点视，大元宝七十五锭，余俱小宝，其方锭碎锭共计一万六千六百余两，宝上有乾隆号者，臣等复加查核，仅止一万余两，并无十数万之多。且验视大元宝，每个重五十两有奇，并非百两，亦无前明成化光化字样。此臣等现在查看讯明之实在情形也。至原奏所称去岁十月营兵刨挖银一缸，官员法取刑求，苏姓以人情势力将银归己一节，臣等饬据北路厅同知郑沂禀称：上年十月二十日捕盗营把总王振声报，该弁亲戚苏文兴在沙河街置有房铺空基一所，嘱为照管，九月间派令雇工鲁楞、兵丁张邦振赴院内挖砖使用，闻有挖出银两私自藏匿情事。又据苏文兴报同前由。该同知传到张邦振、鲁楞查讯，初犹狡供不承，迨经掌责押追，始据实吐，陆续追出银一千三百五十八两，又以银易当十京钱五百吊。该同知以定律所载，官私地内掘得埋藏无主之物，方准收用，今张邦振刨出银两，系在有主地中，理应给主，当传苏文兴将银钱一并具领。张邦振隐匿不报，责惩保释在案。此上年十月捕盗营兵丁掘得银两该厅讯断给还地主领回之实在情形也。所有臣等遵旨前往沙河会同查看讯明各缘由，谨合同恭摺复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请旨。”
（初八日）恭录初七日谕旨，录原奏，札饬霸昌道北路厅，传知苏德，饬令遵旨将所得埋藏银一万四千两交送本府兑收，以为资遣之需。
（十二日）苏德从沙河镇送到所掘藏银一万六千六百余两，予命经历在二堂弹兑库平一万四千归库存储，以备资遣之用，余银二千六百余两交苏德领回，赏给金花红绸。
上谕中谓苏德刨出银两曾据奏明，惟未声明银两确数，当奉皇太后懿旨赏云云，似有回护。苏德之亟以情愿报效为言，或亦宫中授意也。时以久旱，灾民麇集，顺天府正办赈务，兼课资遣，故即以此款拨给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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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有個美國的华人拿這個東西，說釣魚島是他家的。說是盛宣怀的孙女，当年老佛爷用了盛宣怀送的东西，把那个小岛赐给了盛宣怀家。

之后，学者考证出来光绪十九年，盛宣怀的官职不是太常寺正卿。 造假也要技术含量的。那时候是太常寺少卿。

一位教授发表文章说，慈禧太后在那个时间早已不用那两枚图章了，那两枚章的款式是慈禧早些年使用的，据此可以判断“手谕”是假的。

盛宣怀是李鸿章的幕僚，中国洋务运动的先驱，清末任大清邮传部尚书。1916年盛宣怀在上海斜桥寓所（即今南京西路成都路一带）逝世，其家族出资30万两 为他举办丧礼。当时大清已经灭亡，龙已不再是皇帝专用的图案，盛氏家族委托上海物华号贳器铺定制了一部64人抬的龙身灵车及其他礼器，公共租界公部局还特 许扶灵的仪仗在租界通行。这是上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出丧，被叫作“盛宣怀大出丧”，时人作《上海竹枝词·盛杏荪出丧》：
丧仪绚烂满长街，今古中西一列排。
经费宽筹三十万，破天荒是盛宣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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