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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研究中的一件怪事：慈禧竟大规模地向侵略者授勋

admin — Fri, 22 Jul 2011 04:11:37 +0000

老佛爷是英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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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入侵自己国家的军队将官如此大规模地予以奖励，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少见的。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只要能保住皇位不动摇，他们当然要“量中华之物力，结舆国之欢心”，尤其要结日本之欢心。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悲壮的一幕。然而，清朝统治者惊魂稍定之后，并没有像他们在煌煌上谕中所许诺的那样，“将来事定后，再行加恩”。相反，慈禧一伙出尔反尔，恩将仇报，对参加义和团运动的民众，“痛加剿除”，“不留根株”。更出人们意料的是，慈禧和清王朝的高层人士，居然筹划着大规模地向侵略者授勋。这的的确确是一件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怪事。

日本先占户部银库

八国联军耀武扬威地开进北京城后，杀人放火，干出了最卑鄙的事情。在这场野蛮的趁火打劫的过程中，日本兵力占进攻北京的八国联军总兵力的很大比例，气盛势壮，穷凶极恶。

据史料记载，1900年8月14日，由山口素臣中将率领的日军第五师团从东直门、朝阳门一带攻入北京。他们不但疯狂屠杀义和团民众，而且还肆意抢掠，无论是王宫府第，还是百姓民宅，都不放过。数日后，各列强开始对京师划分区域，分地而治。日军因为入城较早，所占据的北城，地面广阔，宫殿星罗棋布。日军较早设立了所谓安民公所。日军警务长《安民告示》称：“东自东四牌楼以北，西自北堂后身，直至阜成门城根以北，为大日本帝国所管辖。尔等良民，务宜各安本业，不可惊惶……倘若无故惊惶，纷纷奔窜，恐反不能分别良莠，自取横祸也。如有不法匪徒，身藏兵器者，一经查出，即照军法惩治，勿谓言之不预也。”发布者署名柴，即柴五郎，是日本陆军最早的中国通。柴五郎长期住北京，对使馆的兵力指挥得当，事后得到了各国政府颁发的勋章。

列强入侵京师，毫无例外均是明火执仗，疯狂掠夺财富，但德国占领区情况最糟，“性情暴恶，专以杀人为能事”。相对来说，“日本最安谧”，显得比其他列强侵略者狡猾。史料记载“洋兵入城后，日本先占领户部银库，以库内尚存银三百万两之数。此次日本劫得公私两款，较他国为多焉”。

朴笛南姆威尔所写的《庚子使馆被围记》则称：“银子一物，在今日已成市间滞积之货，盖人人均有之。初以为日本人之纪律最佳者，亦踵为之。彼将户部所存之银，一取而空，其数在百万磅以上。彼矮小之人，最为灵巧，不过取其多者而已。”日本政府还在《辛丑条约》赔款中，获得了三千四百多万两白银。

清政府奖赏侵华日军将官

可是，清政府还是觉得对日本过意不去。因此，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未久，即着手考虑如何感谢日本侵略者。

当时出使日本大臣蔡钧，向日本外务省呈递照会，转达光绪皇帝的谕旨说：“上年拳匪变乱，禁门以内，日本兵官严饬弁兵，极力保护，洵属睦谊可风，深宫甚为感悦。著蔡钧转达日廷外部，传旨向日皇伸谢。”

庆亲王奕劻是这一事件的策划与执行者。早在清政府正式通知驻日使臣蔡钧之前，奕劻已经开始为奖励日本在北京的驻军做准备工作，曾经致函日本驻北京军队指挥官师团长山口素臣，向他索取“各将官职务资格，以便分别赏给”。奕劻的举动，使这位日本军队的头目也感到莫名其妙。故而山口素臣答复庆亲王只是“谦谢”，并没把奕劻所提之事真当一回事。直到驻日使臣蔡钧将清政府的煌煌上谕和奕劻的亲笔信函送交日本外务省之后，日本人才真的相信，清政府的的确确要奖赏义和团时期的侵华日军了。于是，日本外务省便通知陆军省，开列当时驻北京的将官之官衔与姓名，并且很快由军方开出了一份包括90名将官的名单。

日本军方所开列的受赏名单，于1902年3月15日由日本外务省送交公使蔡钧。紧接着，日本陆军大臣素内正毅于4月20日又附送了第二份名单，其中包括步兵曹长笠井常一等109人。日本政府又把这些名单寄给日本驻北京公使内田康哉，征求他的意见。内田认为军方开列的名单，以山口素臣为首的第五师团人数过多。这与义和团期间，攻占北京的日本军队比例不协调。因此，内田对由日本国内寄来的名单作出修改。经反复交涉，日本政府最后确定了一份199人的名单。

（作者单位：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

荣禄与东南互保

admin — Mon, 28 Mar 2011 02:41:59 +0000

作者：学海无涯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在义和团席卷直隶地区、朝廷发上谕令全国与列强开战的情况下，东南地方实力派经盛宣怀等人倡议，与列强达成局部和平约款，是为“东南互保”。无论从国际法的角度还是从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出发来看，东南互保都是一个极其诡异的事件。之所以称为“约款”而不称“协定”“条约”，是因为东南督抚提出的条件，列强并无作出正式书面确认，而且东南各省事实上并非一个主权国家或临时政府，缺乏签订协定、条约的主体资格，参与各方都本着“事急从权”的原则，以具体行为对约款各条作事实上的承认，并对个别条款作事实上的调整。从中国大一统国家的既成观念而言，中央政府命令各地对外作战，而这十几个行省却与敌方和平相处，贸易如常，洋债照还，在事实上构成了“抗旨”、“通敌”的大罪，而事后清廷不但未加责备，反而褒奖有加，其曲折隐秘之处，尚有加以探讨的必要。

至今为止有关的史学著述皆公认，盛宣怀及其朋僚为此事首先谋划者，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主事人，李鸿章、袁世凯从旁协助。但一直以来我所怀疑者，在于上述人物要么是封疆大吏，要么是奉命总办电报而居于上海（盛宣怀），若无居于中枢的慈禧太后亲信人物暗中为之助力，恐怕难逃“抗旨”之罪。而据现有史料显示，在中枢为之里应外合者，不外军机大臣荣禄、庆亲王奕劻、大学士王文韶三人，而以荣禄起的作用最为重要。

台湾李国祁先生在《张之洞的外交政策》一书中，将刘、张等人小心翼翼从朝廷谕旨中寻找依据的过程描述得颇为惊心动魄。明清以来中央集权达到巅峰状态，总督、巡抚是挂兵部尚书或侍郎、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衔的中央派驻地方长官，并非区域自治性质的王公、土司，即使是咸同之后督抚权力有所扩大，行事也不能与谕旨在字面上产生直接冲突。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的开战上谕辞气十分激烈：“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朕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洩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钦此” [1]。以此衡之，与敌方擅自议和，多少都有“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的嫌疑。

有心人阅读这段时期的上谕，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不同日期的上谕，甚至同一天发出的不同上谕，其内容在逻辑上常有自相矛盾之处，或者上谕内容与京、津实际行动上的自相矛盾。这首先是反映了慈禧本人首鼠两端、进退失据的心态，并与天津战况、东南督抚电奏息息相关，同时也体现出了中央政府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冲突。中枢和地方主和派之间，在事机万急的情况下，通过电报、密信加强联络，里应外合，在联络不畅之时凭借会心默契，协同努力，卒将可视作“叛逆”行为的东南互保合法化。

荣禄、庆王、王文韶三人都拥有办理洋务的经历，庆王此时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荣、王先后都曾在总理衙门行走，也都担任过中外交涉要冲的直隶总督职务，非端王、载澜这些不黯外事者可比。三人都认为拳不可恃，衅不可开，但庆王、王文韶素以圆滑著称，只能在形势有利时从旁协助，故对慈禧进行进言劝谏、在中枢主持拟旨的责任，主要落在实际的领班军机大臣荣禄身上（注：此时名义上的领班军机大臣为礼亲王世铎，但世铎其人庸碌殊甚，毫无主见）。

拳变蔓延至京畿时，荣禄一直因足疾请假未入直，但时刻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从五月初二至五月八日，病中连上七封奏折主剿但无力回天，至五月十一日看到形势恶化，乃“力疾销假”。五月十六日（6月12日）荣禄在覆袁世凯函中，意识到大局甚难挽回，只能相机度势，徐图补救：“现惟有力图补救之一法。而事有可言者，仍有难尽言之时；力有可到者，仍有做不到之处”[2]。五月二十日（6月16日）盛宣怀致函荣禄：“中堂位兼将相，处此危急存亡之秋，若犹存明哲保身之意，隐忍不言，或言之不切，恐不旋踵而奇祸临矣”[3]。这位互保策划者寄希望于荣禄能向慈禧进言，也反映了两者之间有着共同的理念。

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即发出开战上谕的前一天，张之洞、刘坤一等八督抚联衔致电荣禄，请代奏，对驻京洋使“力任保护”，并“明谕各省保护洋商教士”。荣禄覆电不仅表明本人态度，“区区力陈利害，竟不能挽回一二”，而且将京中主战、主和派力量对比情况通报给各督抚，言：“且两宫、诸邸左右，半系拳会中人，满汉各营卒亦皆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万难收拾。虽两宫圣明在上，亦难扭众。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嗣再竭力设法转圜，以冀万一之计，始暂许在总署会晤，冀可稍有转机。而是日又为神机营兵将德国使臣击毙，从此则时局又变。种种情形，千回万转，笔难尽述。庆邸、仁和尚有同心，然亦无济于事。……时局至此，无可如何！沿江沿海，势必戒严，尚希密为布置，各尽其心”[4]。荣禄此处向各督抚表明“庆邸、仁和尚有同心”，证明他已经跟庆亲王、王文韶私下作了沟通，持有共同的立场。东南人士接到电报后，对此语印象极深。而“尚希密为布置，各尽其心”一语，差不多是荣禄能够向东南督抚进行暗示的底线。荣禄身处京师险境之中，加上其军机大臣的身份，不可能像两广总督李鸿章那样明言不奉诏。

荣禄贵为军机大臣、大学士、武卫五军总统，为何说他身处险境？事缘义和团得以迅速壮大并进入京师，与皇位争夺有密切关系。己亥（1899）年端王一派紧锣密鼓策划废光绪帝、立其子溥儁為帝，遭到列强的反对。荣禄从维护大清政权的大局出发，深知废立不得人心，恐怕引起列强干预和南方叛乱，向慈禧进言，行折中之法，维持光绪帝位，立溥儁为大阿哥（皇太子）。端王则将各国认作其成为太上皇的拦路虎，也将荣禄视作敌人。当时京师拳民有一口号，曰“斩一龙二虎”，一龙为光绪，二虎指荣禄、李鸿章，恐怕与端王、庄王纵容有关。端王一派仇视荣禄的铁证，是在六月初四日派人以义和团名义杀害武卫中军营务处副都统、荣禄的亲信庆恒家属，接着又在初十日派人闯入武卫中军营务处，“将该都统掳去，系以巨练，曳诸通衢，道路之人，无不惊骇。继乃拥至庄亲王载勋府内，凌辱百端，旋即致死。而该副都统之母及妻女等六口，向居德胜门外白盐庄地方，已先为该匪所杀，断胫析脰，阖室陈尸，无敢过问者”[5]。庄王如此施为，是想通过高调的杀人行为对荣禄进行恐吓，达到敲山震虎的目的。若荣禄在电报中有过分露骨表示，祸且不测。连慈禧太后最为宠信的户部尚书立山，只因反对与列强开战，也在稍后被处死。可见反战者在京城处在万分危险的境地。荣禄措辞之谨慎，也就情有可原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荣禄在庚子年发出的电报留存甚稀，故只能从他人电报称引中看出荣禄从中调护的努力。

袁世凯五月二十七日给盛宣怀的电报称：“庆、荣电即设法送。尊论甚佳，仍可请李、刘、张主稿约会各督抚联名奏吁可有济”[6]。从行文推测，似乎袁世凯与庆王、荣禄已有约定，请李、刘、张会奏，而为之从中主持。

果然，在开战上谕发出之后，随着裕禄天津战败消息传来，以及收到五月二十七日刘坤一、张之洞、安徽巡抚王之春、盛宣怀联衔请求保护使馆、剿匪、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和议的电报后，于五月二十九日寄李鸿章等电旨（密诏）中，大大调低了调门，曰：“此次之变，事机杂出，均非意料所及，朝廷慎重邦交，从不肯轻于开衅。……团民在辇毂之下仇教焚杀，正在剿抚两难之际。……现在兵民交愤，在京各使馆势甚危迫，我仍尽力保护。此都中近日情形也。大局安危，正难逆料。尔沿海沿江各督抚，惟当凛遵迭次谕旨，各尽其职守之所当为，相机审势，竭力办理，是为至要”。[7]。值得注意的是对沿海沿江督抚的要求，其词意模棱两可，似乎为东南互保预作地步，也与荣禄此前“密为布置，各尽其心”的命意相通。

六月初一日（6月27日），刘坤一电直隶布政使廷雍转递荣禄：“奉覆电读竟痛哭，时局至此已无可言，但各国增兵八九万，会合猛进，不入京城不止。此时救社稷、安两宫，公宜早为之计，迟则无及。万望保重柱躬，与庆邸共担大事。总之须出而议款，万不可用迁字诀，逼成瓜分之势。德使已矣，其余各使尤须赶紧严护无损。若再有失，将来之祸有万不忍言者，求为城下之盟不可得矣。此间联络各省共筹保疆之策，尽此心力，不敢谓确有把握也”[8]。刘坤一提到荣禄覆电，估计即指上述“密为布置”之电，而此电所言“此间联络各省共筹保疆之策，尽此心力，不敢谓确有把握也”，可谓对荣禄建议的直接回应和具体化。

六月初二日（6月28日）袁昶致函张之洞：“天潢贵胄、弘德师保，力主借拳灭洋，钳荣相、庆邸之口，并造谣云：义和拳入禁城，先杀四人通洋者，荣相、庆邸、崇礼、竹篔。于是，钳口结舌，而宣战之旨决矣。”[9]袁昶在七月初四日与许景澄（即电文中的“竹篔”）因主和一起被杀，显见当时荣禄处境十分艰险，而庆王以宗室亲贵之尊，也不能有完全的保障。

六月初三日清廷有寄驻外公使杨儒等电旨，要求向各国陈明“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并解释“万不得已”的苦衷。此电旨虽暂时无法证实为荣禄主持起草，但从措辞、态度而言，与荣禄此前覆各督抚的电报一脉相承。故东南方面抓住这个电旨精神，于六月十六日由李鸿章领衔会奏：“请明降谕旨，饬各省将军督抚，仍照约保护各省洋商教士，以示虽已开战，其不预战事者皆为国家所保护。”[10] 李国祁先生认为，此电有借机将东南互保事向朝廷备案的用意。李国祁先生进而揭示，清廷于六月二十一日谕旨通饬各省保护洋商教士，刘坤一等人即于二十五日将东南互保事明白奏报：“令饬江海关道余联沅，与之订定章程，长江一带及苏杭内地，各国如不侵犯，我当照常保护。”[11]清廷于六月二十八日寄刘坤一等上谕中，出乎意料明白加以批准：“朝廷本意，原不欲轻开边衅，故曾致书各国，并电谕各疆臣，及屡次明降谕旨，总以保护使臣及各口岸商民为尽其在我之责，与该督等意见正复相同。……即使目前相安无事，亦应严密筹备，以防意外之变。惟总不欲兵衅自我而开。一面将坦怀相与之意宣示各国领事，共筹备救之方，以维大局。不得轻听浮言，致多疑虑，是为至要。”[12]

六月十七日（7月13日）武卫军拿获自使馆外出之教民金四喜，得五国公使密信。荣禄亲自接见金四喜，命其作为信使回使馆区向公使团示好，并于次日力疾入朝向慈禧面奏保护使馆并致送瓜果，其事见于其嗣子良揆的记载《光绪庚子年拳匪扰乱中北京五国使臣联名与外界通消息之书片纪事》[13]。又遣军机章京文瑞到使馆慰问，使双方恢复了正式的沟通渠道，对东南互保的维持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各国因之得到各使（德使已被戕）安全的确信，各使并得以对外发电报，使曾经濒于崩溃的东南互保约款得以延续。

东南方面不但与荣、庆、王三人协商最重大的机密事件，还为此专门启用了在北京只有庆王、荣禄两人能使用的“虎城”密码本。此前东南方面曾谋划由庆、荣请得慈禧密旨，召袁世凯带兵进京定乱，以慈禧首鼠两端的态度和京、津形势，并无可行性，但由此可见荣禄一方与刘坤一一方此时在重大问题的沟通上几乎到了毫无顾忌的地步。

以上只是从往来函电和奏折、谕旨、行为的关联性，对荣禄等三人在维持东南互保中发挥的作用作了揭示，但缺乏荣禄方面的直接文献依据。我认为，荣禄以枢臣身份，暗中与疆吏谋划此等机密事项，事后本人不愿对外宣扬甚至有意掩盖其痕迹，目的仍在维护慈禧的面子和中央政府的权威。但我们尚可以从其亲信幕僚的记述中，窥得蛛丝马迹。

郭则沄《庚子诗鉴》：“方正阳门火盛，有旨召大学士尚侍京堂翰詹入對，咨大计。先公（郭曾炘）官光禄卿，蒿目感愤，手草封事濒千言，命小子缮竟，赍以进。荣文忠公见之，语先公曰：“君言诚正，然吾辈叨居迩列，徒效龙、比，于事何益。意不若居中图补救也。”先公因请于文忠，凡仇外诏旨，概免属草，其间剿伪拳、护外使、饬督抚相机保境诸诏，则先公主之。适东南各省有订约互保之举，阴取决于文忠，其往复电文胥由先公与东抚展转代达。此事外间罕有知者。” [14]此条极为重要，盖郭曾炘曾充军机章京，草诏乃其所擅长；荣禄作为实际领班军机大臣，按雍正以来清朝惯例，握有主持拟旨之权。义和团高潮时，因端王、庄王、载澜辈联合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为其羽翼，加上慈禧之朝令夕改，由不同军机大臣主持拟旨，而出现了前述各上谕之间自相矛盾的现象。由此大体可以证实，荣禄善于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先是对东南大员进行暗示，而后针对东南电奏用谕旨形式加以肯定，使东南互保一步步获得合法性。如无内外配合，疆臣在此事上随时将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而荣禄亲信袁世凯位居山东巡抚，本身既参加东南互保，同时更利用其有力的地理位置与人脉关系，为荣禄与刘坤一等人居间协调，传递消息，在京城电报不通之时，用加急马拨在济南与北京之间传递电报，其贡献也不可抹杀。

光绪二十八年春，易顺鼎致函荣禄：“伏从邸抄得读十月二十八日及十二月二十一日上谕，诚欢诚忭，欣慰莫名。天语煌煌：一则曰保护使馆，力主剿拳；一则曰坚持定见，匡扶大局。嗟夫！以吾师之伟烈精忠，而尚不免于群疑众谤。非两宫圣哲，孰能知其甘苦？为之表明。周公金滕之誓，乐羊中山之书，无以逾此。受业恭读之余，盖不禁喜跃而继之以感泣也。自康、梁余党散布海内，数年以来，天下几无真是非。即如此次拳匪之乱，斡旋补救，皆全仗吾师一人。而上海报馆犹复肆口诋娸，盖康党欲借此以图报复，汉奸欲藉此以媚外人耳。试问使馆之保护，谁保护之？非吾师设法缓攻，不用大炮，而又暗中接济，则使馆何能瓦全也。试问东南大局之保全，谁保全之？虽刘、张两帅保全之，而非有吾师之密电、密信不能也。试问中原一带之保障，谁保障之？虽袁帅保障之，而袁帅固吾师之及门高足，亲传衣钵者也。试问俄约之力阻，谁力阻之，虽刘、张两帅力阻之，而非吾师之赞助主持不能也。”[15]易顺鼎此函也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旁证。《辛丑条约》谈判开始以后，曾有外人拟将荣禄列入“祸首”名单，李鸿章、刘坤一、盛宣怀、袁世凯极力为之洗刷，由刘坤一发起，袁世凯提供荣禄节略（简历），盛宣怀安排在上海西文报纸上为之澄清，李鸿章等更或单独或联名上奏请求将短期被困保定的荣禄召回行在主持大局，也从旁证实了他们之间的联盟关系。

荣禄一贯行事低调，其函牍奏稿未经整理公布，加之作为慈禧宠臣、军机大臣每日入值，重要机密事件多采取面奏方式，故留下的书面记录甚少。郭则沄、易顺鼎为我们揭开这个谜团，提供了有力佐证。故荣禄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三日去世时，上谕对其评价极高，其措辞中有“尽心经画，献纳周详，有为中外所不及知者” [16]。朝廷不欲将机密事项对外宣扬，但又不肯埋没其贡献，故使用了如此独特笔法。据我猜测，“为中外所不及知者”一言，所指不外乎暗保使馆、维持东南互保和废大阿哥数事。

注释：
[1]《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2]《荣禄存札》第410页，齐鲁书社1986年
[3]《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第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4]《荣禄存札》第404页，齐鲁书社1986年
[5]《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下册第10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6]《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愚斋存稿》第843页，台湾文海出版社
[7]《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86-1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8]《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刘忠诚公遗集》第8248页，台湾文海出版社
[9] 《袁忠节公手札》影印本，转引自孔祥吉《清人日记研究》第16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10]《张之洞全集》第三册第215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1]《张之洞全集》第三册第215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2]《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13]《荣禄存札》第423页，齐鲁书社1986年
[14]《义和团史料》上册第4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15] 《荣禄存札》第164-165页，齐鲁书社1986年
[16]《荣禄存札》第421页，齐鲁书社1986年

王铁群：坐失机遇：预备立宪百年祭

admin — Thu, 17 Mar 2011 16:51:04 +0000

袁世凯其实本想当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内阁总理。最后非逼着人家当皇帝。都是满清皇族给逼的。通过分析网站的统计，看到太多的人喜欢去看清朝皇帝的目录。不知为什么，我却很少去关注皇帝。我总觉得皇帝在清朝不重要，特别是在后期。

越来越感觉到体制的力量大于皇帝很多。皇帝的确有权杀任何人，罢黜任何人，不过皇帝必须要承担他所做这件事的后果。在平时杀个人，也就杀了。在晚清这么混乱的局面下，只有扶持汉人。地方督抚都给了汉人。到清末皇族竟然想收权，把给汉人的权利收回。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军权都要收回。这不是搞笑嘛？

维护大清的统治，这些汉人拼了命去干。国家稳定些，就想把权利收回。这些事老佛爷和恭亲王都不曾做过如此愚蠢的事情。想让人给你卖命，又不给人家官做。

我一直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是狗屁。得官者得天下，才是正道。

有人对清末新政的评价是真立宪，有人说是拿着立宪是个幌子，把官员名字换一下而已。袁世凯要改革，老佛爷下令说几个不能改。什么八旗啊，内务府，太监啊。都能改。这不让改，那不改的改革。还能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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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8月清朝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宪政时间表。在此前后，清廷为预备立宪做了大量工作，中国社会呈现民主社会的雏形。

一

宪政也称“宪政民主”、“立宪政体”，是指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为核心，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宪政的本质是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其作用是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维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宪法与宪政有别，宪法是文本、宣言；宪政是实践、制度。有宪法未必有宪政，有宪政必然有宪法。
清朝最后10年，是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外力的压迫和国内要求变革的形势，清朝在1901—1911年对社会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被称为清末新政。在清末新政中，最重要的是日俄战争后的政治改革，即1905–1911年的预备立宪。
1904–1905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结果君主立宪制的蕞尔小国日本战胜了农奴制的庞然大国俄罗斯。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日胜俄败，是立宪战胜专制的铁证。战争初期西方报纸就曾指出：“此战非俄日之战也，乃立宪、专制两治术之战也。”国内报纸也强调，这场战争“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
在这一背景下，实行宪政、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成为许多高级官员和社会贤达的强烈呼声。
日俄战争一爆发，1904年2月云贵总督丁振铎、云南巡抚林绍年便联电奏请变法。1905年6月，袁世凯联合两江总督周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奏，请以12年为期实行立宪。7月周馥又单衔奏请实行“立法、行法、执法”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立宪政体。同月湖南巡抚端方入朝领受闽浙总督一职，也建议实行立宪。两广总督岑春煊也奏请“欲图自强，必先变法；欲变法，必先改革政体。为今之计，惟有举行立宪，方可救亡。”出使各国大臣孙宝琦、杨枢、梁诚、汪大燮等也纷纷上奏朝廷，一致赞同立宪，强调“保邦致治”，“全出宪法一途”。1907年10月，著名学者马相伯在政闻社成立大会上大声疾呼废除专制，他在《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的演说中指出：“天下虽无绝对之良政治，而有绝对的恶政治…质而言之，则曰专制。专制政治，束缚人人之神我，使不得申，故有国家曾不如其无。故生为专制之国民者，必当以排除专制为唯一之义务。”
这些高级官员和社会贤达在立宪问题上的共识和呼吁，成为清末预备立宪的重要动力。
在朝野上下一致要求立宪的形势下，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王朝顺应时代潮流，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宪政改革。

二

1908年8月，清朝宣布了宪政时间表：预备立宪出9年为限。在其《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中设计了预备立宪的进度：1909进行省咨议局选举；1910年资政院开院；1917年召开国会，实行宪政!清朝预备立宪，就是试图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为实行正式的民主政治打下基础。
早在1906年9月1日，清朝就发布了《宣示预备立宪谕》。谕旨指出：“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政，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鉴于规制未备、民智未开等，“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虽然仍强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但不可否认，该谕旨是中国专制统治者第一次对宪政制度的肯定和对两千年专制制度的否定。
两年后，清朝宣布了9年预备立宪期限。l908年8月2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发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指出：“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内外臣工同受国恩，均当警觉沉迷，扫除积习……所有人民应行练学自治教育各事宜，在京由该管衙门，在外由各省督抚，督饬备属随时催办，勿任玩延。”谕旨明确要按期完成9年预备立宪：“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有学者指出，这是慈禧太后生前颁布的最后一道谕旨，也可说是她的政治遗嘱。
在宣布宪政时间表前后，或曰在预备立宪期间，慈禧太后大刀阔斧，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

1、考察西洋宪政
1905年9月清朝派遣载泽、戴鸿慈、端方、徐世昌、绍英5大臣出使西洋，考察宪政。24日5大臣及随员登上火车，不料遭遇革命党炸弹恐怖活动。革命党吴樾怀揣炸弹，混入五大臣专车，“适因接驳车辆，车身猛退，而所携之炸弹，撞针受震，未及抛掷，轰然一声，血花铁片，飞溅人丛”。结果，炸伤载泽、绍英等人，吴樾也被炸死。《时报》评论说：“五大臣此次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准备，其关系于中国前途最重且大，凡稍具爱国心者宜如何郑重其事而祝其行。乃今甫就道，而忽逢此绝大之惊险，虽五大臣均幸无恙．然此等暴徒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其罪真不容诛哉!”
恐怖没有动摇清廷取法西方的决心。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电中说：“炸药爆发，奸徒反对宪政，意甚险恶，然益征立宪不可缓也。”(《时报1905年9月29日)1906年夏秋之季，考察团(徐世昌、绍英由尚其亨、李盛铎替代)先后回国，他们进呈了强国必须宪政的考察报告，力陈东西洋各国之所以强盛，“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中国之所以贫弱，“实以仍用专制政体之故”。强调中国若想国富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7页)他们还编成《列国政要》133卷及《欧美政治要义》18章，供立宪参考。
此后，清廷又多次派人出国，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

2、设立专职机构
1905年11月25日，清朝设立了专门的政治体制改革机构“考察政治馆”，其职责是“悉心研究，择各国政法之与中国治体相宜者，斟酌损益，纂订成书，随时呈进，候旨裁定。”(《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1907年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该机构为筹划预备立宪做了大量切实工作。

3、成立资政院和咨议局
清朝预备立宪时期所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分别是国家议院和省议会的过渡形式。
1907年9月20日，光绪帝颁布《设资政院谕》，明确提出设立资政院：“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这表明统治阶层已公开认同现代民主制度。
1907年10月19日光绪帝又发布《着各省速设咨议局谕》。上谕要求“各省督抚均在省会速设咨议局，慎选公正明达官绅创办其事，即由各属合格绅民公举贤能作为该局议员，断不可使品行悖谬营私武断之人滥厕其间。”咨议局的职责是讨论“地方应兴应革事宜”，”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政院储才之阶”(《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1908年7月，清朝颁布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及《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随即各省举行咨议局选举。1909年3月清朝下诏命各省当年内成立咨议局。到当年10月中旬，全国有16省的咨议局相继建立起来。1910年9月全国资政院开院。
资政院和咨议局的创设，使两千年中国政制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中国民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4、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1908年8月27日，清朝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一部君主立宪性质的法律文件。由专制政体升始向立宪政体过渡，自然希望并且习惯于君主保留较多的权力，这是不奇怪的，如规定了“统帅陆海军”等“君上大权”。但皇帝权力毕竟受到了限制，如虽规定皇帝“在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但“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在与《大纲》同时颁布的《议院法要领》中规定：“国家之岁入岁出。每年预算，应由议院之协赞”，即经济大权也非皇帝专制了。
《钦定宪法大纲》宣布，”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还规定臣民的人身、财产、居住等权利均受法律保护。人民的权利第一次得到了法律的承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
对《钦定宪法大纲》的两项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人们常常斥其为象征专制。其实该规定并不违反立宪精神，因为清朝试图建立的是君主立宪制，而世界上君主立宪国家都是君主世袭制，君主为国家元首，其尊严不可侵犯，何以清朝的这种规定就代表专制了？
《钦定宪法大纲》确认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方向，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宪法意义的法律文件，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5、推行地方自治
1905年8月清朝在奉天和直隶开始试办地方自治。1909年、1910年清廷接连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和《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在全国推行民主自治。
辛亥革命前，很多省区的地方自治机构已经成立过半，遍布全国的地方自治局，自治研究所。自治讲习所等官方机构，培训了大批推行民主选举的骨干，地方自治运动蓬勃开展。

6、改革官制
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以三权分立原则，对中央和地方官制进行了改革。中央官制废除了隋朝以来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三省六部制，立法属资政院，行政属内阁各部，司法属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法部监督之)。地方则仿照中央，以省咨议局为立法机关，以总督、巡抚为地方行政机关，以高等审判厅为地方最高审判机关。各府、州、县的机关也按“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官制改革，为预备立宪奠定了基础。

7、实行君主立宪
1911年11月3日，清廷公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简称《十九信条》)，宣布采取英国宪法的“虚君共和”制，实行责任内阁制。《十九信条》对君主的权力作了很大限制，规定“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O4年版，第149页)，实际上这是一部议会君主制宪法。后来的一些宪法学家对其评价很高，认为它是“有清一代之唯一宪法，亦我国历史上之第一次宪法也”(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第56页)。“《十九信条》深得英宪之精神，以代议机关为全国政治之中枢，苟其施行，民治之功可期，独惜其出之太晚耳。倘能早十年宣布实行，清柞或因以不斩，未可知也!”(陈茹玄：《中国宪法史》第15页)

三

清朝预备立宪，使中国社会成为民主社会的雏形，即形成初步的、不成熟的、不完全的民主社会。
在选举方面。民主选举国家或地区的领导人，是民主的主要内容和方式，是民主国家的根本标准。“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论选举权》，《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1908年按照清朝颁布的各省《咨议局章程》及《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各省举行了咨议局选举，选举出的议员既有读书人，也有从政者和从事地方公益事业的人，他们具有问政的能力，质询、辩论，有声有色。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对陕西等地的咨议局选举评价说：“良知和礼节是首次各省咨议局开会的特点”(转见傅国涌：《不能小看的晚清咨议局》)。咨议局选举尽管存在不成熟现象，但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毕竞是由选票产生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在分权制衡方面。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宪政的本质就是制衡政府权力，保障公民的各种权益，防止民主制度变成独裁制度。三权分立是目前政治科学所知道的唯一能防止民主制度变成独裁制度的方法。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即以三权分立为原则，设立中央和府、州、县机关。
作为国会和省议会的过渡形式，资政院和咨议局一经设立，便履行起民主制衡和监督职能，行使起三权分立之一权，绝非今人熟知的橡皮图章所可比拟。《钦定宪法大纲》所附的《议院法要领》规定了“国家之岁入岁出，每年预算，应由议院之协赞”等权力，1911年预算案，资政院的议员们行使权力，详细审核，在我国破天荒第一次实行了预算监督。一个在华的西方记者观察说：“临时议会已在某种意义上掌握了过去从未指望的权力”(《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675页)省咨议局亦然，如张謇为议长的江苏咨议局，对督抚代表的强势行政力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监督和制衡，当行政力量蛮横地抵制对他们的监督时，他们则用集体辞职的方式表达抗议。再如l911年湖北、四川等省的咨议局领导的反对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的保路运动，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等。这些机构还组成联合会，领导国会请愿运动，如1910至1911车由各省咨议局和咨议局联合会领导了四次请开国会运动。总之，资政院和咨议局成为制衡和推动政府前进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其行动表明它们是具有独立品格的机构。
在舆论监督方面。舆论监督是民主的基础，即公民有权接触多种独立的信息来源，并对范围广泛的各种政治事务，享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
预备立宪期间，中国有了很大程度的言论和思想自由。预备立宪时期，民间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们可以自由指陈时政，议论国事，抨击政府，宣传民主。“人人皆得本其本心之所自信，自由发表意见而无所屈避”(《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628页)。出版界可以大张旗鼓地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学、财政、政党、历史、教育等学说，如《民约论》、《万国宪法比较》、《议院提要》、《选举法要论》、《地方自治要鉴》、《立宪国法制述要》等上百种著作被翻译出版，其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对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1904—1907年问世的刘鹗《老残游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宝家的《官场现形记》，这些作品带有鲜明的社会批判色彩，表现了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和绝望，没有宽松的言论自由空间，它们是难以面世的。
在结社自由方面。在民主社会，公民有权结成独立的社团和组织，包括独立的政治党派和利益团体，以便组成压力集团，实现自己的各种权利。
预备立宪期间，中国有了很大程度的结社自由，预备立宪一宣布，“预备立宪宜先组织政党”的呼声便此起彼伏。到“1911年上半年，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相继成立，中国的第一批合法政党出现。”“据考，清末仅商会(含总会和分会)就有900余个。到1909年，各地共建成教育会723个……农学会到1911年至少有总会19处，分会276处。仅此三项相加，已达2千有余”(桑兵：《清末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74页)。
总之，清末新政打开了结束旧体制、开创新制度的通道，使中国自由度空前提高，公民社会的雏形已经形成。，

四

清末预备立宪的实行，使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为君主立宪所取代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经过数年的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宪政认识渐趋一致，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它昭示专制者，应该顺应时势，强力推动民主的实现。
但关键时刻，慈禧太后去世。2008年是慈禧过世一百年，慈禧一生恶行不少，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一切行为，尤其是她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了君主立宪制的时限，并采取了一系列预备立宪的措施。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离世后，摄政王载沣和隆裕太后无能，使清廷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宣统皇帝登基次日，即1908年12月3日，发布《重申仍以“宣统八年为限实行宪政谕》强调9年预备立宪“期在必行，内外诸臣断不准观望迂延，贻误时机”(《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1909年3月6日清廷再次重申预备立宪。后又把预备立宪的年限由9年缩短为5年，并于1911年5月组织了失去人心的“皇族内阁”。即令最后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接受君主立宪，但和平演变的时机已被暴力革命切断。
随着清王朝的倒台，给中国带来无限希望的清末预备立宪也随之葬送。
清末“预备立宪”虽未成功，但其意义重大，值得纪念。
预备立宪虽有弊端，但决不是“假维新”。它是中国两千年“秦政”走向“宪政”的开端，是“宪政”在中国的最初试验。预备立宪承认了代议制、民众的基本权利、地方自治等；它的某些措施触动了清朝专制统治的根本，使中国单纯的专制制度不复存在；舆论监督、分权制衡日益发展，结社和言论自由日益扩大。这些使中国整个社会制度向着民主化方向迈进，中国呈现出民主社会的雏形。
预备立宪的推行，为中国民主积累了资源，准备了物质和社会方面的条件。预备立宪结束后，民主政治及有关法律有些仍在试行，新闻界和社团组织仍然发挥着民主作用，继续推动着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
预备立宪的实践证明，只要政治体制改革的闸门一打开，民主的浪潮必然汹涌澎湃。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应该主动抓住机遇，与民间社会良性互动，积极推动国家的进步和民主。但慈禧太后之后的统治者已无力把握机遇。即使采取有益民主的措施，也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和呼应。
最近邻邦小国不丹顺利地完成了大选，这是由国王辛格自上而下一手推动实行的民主制。凤凰卫视一位嘉宾引用国王辛格的话，解释他为什么要主动实行民主制，他认为推行民主就得趁国泰民安的时候，等到体制造成的社会问题全部暴露出来时，就可能一切都来不及了。清末预备立宪恰可做反证。
时光荏苒，转瞬百年。清末预备立宪曾经给中国带来无限希望，以至人们闻之莫不“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申报》l906年9月l6目)百年之后，令人感慨不已：历尽一个世纪的追求，“宪政‘依然是个梦想！

跟皇帝的生育能力有关的政治

admin — Sun, 06 Mar 2011 02:39:08 +0000

这篇文章有些玩笑，虽说英明的老佛爷杀肃顺用的理由之一，有当年没让老佛爷和慈安太后吃肉。辛酉政变的原因真的因为这个吗？鬼才信。

张鸣这篇文章目的在最后一段，不过现在科学发达了，人家去协和医院哈。就是不听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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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的年月，人的命运很难说，兴衰不定，即使贵为皇帝，也不例外。晚清时节，北京城两次遭遇洋兵打上门来，皇帝两次逃走。清朝这个游猎人建立的王朝，似乎很不善于守城，只要有兵临城下，就两脚抹油，走为上。1860年咸丰北狩，其实英法联军还没有攻城。倒是迷信义和团的慈禧，多少挺了一阵，等到八国联军进了城，才仓皇北逃。

咸丰逃到了承德。按说，承德是皇帝常去的地方，有现成的行宫在，皇帝的供给，应该不是问题。但是，那时毕竟到了末世，凡事乱七八糟，加上皇帝来的不是时候，行宫所在，一时手忙脚乱，什么都备不齐。所以，刚去那阵，即使是皇帝，也无非是萝卜白菜，加上点大肉，比乡下的土财主，吃的还寒酸。至于皇帝身边的后妃们，就更惨，皇后尚好，其余的妃子连肉都吃不上。皇室的饮食，当时也归当朝的宠臣肃顺管。打那时起，肃顺就跟还是贵妃的叶赫那拉氏呕了气。如果肃顺乖一点，别眼里只有皇帝和皇后，早点把懿贵妃叶赫那拉伺候好了，不用太费事，多给点肉吃，说不定祺祥政变就不会发生了。一个个都是娇生惯养的主儿，猛然间连肉都吃不上了，能不冒火吗？

不过，当时皇帝不过三十几岁，而且已经被证明，是有生育能力的，有谁知道竟然气性那么大，活活被洋鬼子给气的一病不起。如果不是这样，皇帝能生几个儿子还没准，那拉氏母凭子贵升为太后的可能性就要大打折扣。肃顺这个满人里一向号称鬼精灵的家伙，早点没有看清形势，也不是没有缘由的。说到底，肃顺的命运，以及后来中国的命运，还是跟皇帝的生育能力有关，如果咸丰跟康熙一样，早早多生几个，多几个妃子养育了皇子，那拉氏即使有机会，也断不会如此牛气——就她肚子争气，养了一个皇帝的独苗。

等到这个独苗长大，不知怎的，跟他亲爹一样，在养儿子方面就是不大灵光。大婚几年，就算发育晚点，十七八岁的人了，怎么说也能人事了，可是皇后和妃子的肚皮都没有动静，然后突然就死掉。有传说是去找娼妓染的脏病，如果传说确实，至少说明他是有欲望也有能力的。因为年轻皇帝的暴死，引发了一场晚清的继承危机，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同治皇帝有儿子，或者说生完了儿子再翘辫子，那么即使他的老娘再霸道，政治野心再蓬勃，也无法寻出一个同治的同辈兄弟来继承皇位，自己依旧做“皇爸爸”（母亲），接着茬临朝听政。无论如何，只能升高一步，做太皇太后。再想干政，就有太多的制度障碍。漫说同治死后的继承风波闹不起来，就是日后的朝廷政治究竟怎样，还真就不好说了。

清朝自咸丰之后，一连三个皇帝，同治，光绪和宣统都没有生育。至少在外人看来，他们的性能力都出了问题。其实，咸丰也就是生了一根独苗，连女儿都没有一个。有人说，这跟王朝的气数有关，末世王朝，就是没有人气。有人说，这是因为此后一直是慈禧当政，阴盛阳衰，宫里阴气过重。还有人说，那是因为英法联军一把火把圆明园给烧了，此后皇帝就只能呆在皇宫里，而北京的皇宫，根本不是个养人的地方，待久了，难免在性上出问题，所以，这几个皇帝，就只能这样了。

别的人家，养得出养不出儿子，也就是跟家业传承有点关系，跟大老婆和小老婆的权力关系有点关联，跟国家政治关系不大。但是，皇帝就不同，他们养几个或者不养儿子，政局就会因此而发生很大的变动。也可以说，国运的转换，跟皇帝的性能力并生育能力有密切的关联。皇帝和后妃床笫之间的那点事，也许办事之时跟常人没有什么不同，但结果却大不一样。皇帝没有儿子，由外藩选人，往往是一场朝廷各派势力的较量，明争暗斗，而且斗完了，继承人选定了，如果年纪尚小，暂时没事，如果已经成年，则马上就会来一波新的换人游戏，一朝天子一朝臣。几家欢乐几家愁。而年纪小的皇帝一旦成年，发现大权旁落，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一场血雨腥风，不是皇帝翘了，就是大臣们死上一堆。明武宗如果不是没有儿子，后来嘉靖朝的大议礼风波就不会发生。明熹宗如果有儿子，历史上权势最大的魏忠贤就不会那么快地完蛋，说不定明朝的灭亡，就会直接亡在这个“厂臣”（当时人们给魏忠贤的尊称）手里。历朝历代，很多明白人想出了好些招数，想要控制这种风险，可惜都收效甚微。王朝政治，但就皇帝生育能力而论，就是一种超级不稳定的政治，给和平交班，平添了诸多的风险。朝臣们的命运多舛，在皇帝的床笫之间就是已经注定的了，死生贵贱，由不得你。至于由此引发的政局动荡，老百姓颠沛流离，也就更没法说了。

若想要皇室的传承，不至于牵累到国家政治，在维护皇室完整的前提下，唯一的办法，是把皇室和现实政治隔开。走到这一步，君主就变成虚位的了，离君主立宪也就不远了。

勝保肃顺的罪名

admin — Wed, 17 Nov 2010 06:53:28 +0000

如果說司法獨立的話，貧道以為大清司法獨立，比某國強的多。但是，那個法律有點那啥，可能不如某國。

貧道讀到勝保和肅順兩位大爺的時候，對他們的罪名很感興趣。

肅順這人甚是有趣，弄死不少人。凡是想上位，不弄死些人是不行的。

簡單說他幾件事，弄死耆英，就是《南京條約》那位大爺。弄死什麼的。忘記怎麼回事了。判的斬監後，肅順打算斬立決。後來變成賜自盡。

還有鹹豐八年的科場舞弊，把主考幹倒殺頭。皇帝說不殺吧。肅順說必須的。就必須的了。後來老佛爺給主考大人平反，讓他兒子直接四品。

鹹豐九年銷票舞弊案，也弄死不少人。當年太平天國，大清拼命的印銀票啊。弄的通貨膨脹，怨聲載道的。有人從中取利，千萬兩的白銀。戶部一二十高官落馬。

就在關鍵時刻，戶部被火災。所有檔案消失了。

鹹豐帝十分英明的認為，這定是有人“故意舉火滅跡”，此事最後牽連數百人。還有戶部尚書也要撤職。

翁心存也下崗。翁心存軍機大臣分管戶部。皇帝老師。他有三個兒子，都是超牛b。翁同龢，翁同書，翁同爵。

肅順還批評穆章阿，人家都下崗好幾年了。哎。

上位就要殺人立威。

不跟肅順一個派系的都被幹掉打壓。如果，沒有英法聯軍進北京，火燒圓明園。肅順不會死。

恭親王本來這輩子都不會有翻身的機會，可惜英法聯軍來了。

讓恭親王去簽《北京條約》議和。給了恭親王一個發跡的機會。恭王若沒有議和時期拉攏的人脈，一定不可能跟經營數十年的肅順集團決戰。

跑題很多了。該說肅順的罪名了。

比較經典的罪名。

鹹豐帝逃跑的時候，沒讓慈禧太后吃飽飯。經常咆哮兩宮太后。坐過皇帝的龍椅。抗拒垂簾聽政。

高度的智慧，才能說出這樣的罪名。

勝保的我就不想簡單介紹了。有篇文章介紹勝保自己去看。

他的罪名也是甚是有趣。

失机、迁延，阻挠、乖谬、疏失、昏愤、欺罔、骄盈、偏私、冒滥、弛纵、骚扰

会陕西回乱炽，多隆阿援军阻隔不能遽达。遂授胜保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八月，转战至西安，解其围。降捻宋景诗中途率众叛走。东路同州、朝邑犹为回踞，诏责胜保专剿东路，命多隆阿进军分任西路。胜保力不能制贼，而忌多隆阿，擅调苗沛霖率兵赴陕，严诏斥阻，不听。命僧格林沁大军监制，乃止。於是中外交章劾胜保骄纵贪淫，冒饷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下僧格林沁及山西巡抚英桂、西安副都统德兴阿察实奏上，密诏多隆阿率师至陕，传旨宣布胜保罪状，褫职逮京，交刑部治罪，籍其家。

二年，王大臣会鞫，胜保仅自承携妾随营，呈诉参劾诸人诬告之罪。诏斥其贪污欺罔，天下共知，苗沛霖已戕官踞城，宋景诗反覆背叛，皆其养筴贻患，不得谓无挟制朝廷之意；念其战功足录，从宽赐自尽，并逮其从官论罪有差。当其被逮也，降捻李世忠已擢至提督，请黜己官为之赎罪，不许。御史吴台寿疏言胜保有克敌御侮之功，无失地丧师之罪，请从末减。台寿兄台朗在胜保军中，诏斥党附，褫台寿职。

記得當年勝保在河南的時候，朝廷派下來兩個人查勝保，都是河南人。說勝保縱容手下強姦婦女。勝保一生氣，就說我把你們兩個人家的不論老幼都給日了。很是流氓了。弄的兩個官要吐血。一個小事能看出勝保的盛氣淩人。

轉載一段文字。

《清史稿》称，咸丰十一年七月“文宗崩于行在，穆宗嗣位，肃顺、载垣、端华等辅政专擅，胜保昌言将入清君侧，肃顺等颇忌惮之。”西汉景帝下诏“削藩”，吴楚七国起兵造反，借口即“请诛晁错以清君侧”。此策曾为中世纪列朝的割据军阀发动反中央战争所反复利用。但满清开国二百多年，还没有这样的先例。据我寡闻所及，尚未见胜保“昌言入清君侧”的原始史料记载，然而由现存胜保的上述奏折，堪称其人确有此意的明证。

因此，肃顺们得到胜保奏折，一面发“上谕”准许胜保前来行在“叩谒梓宫，叩谒后即赴军营”，一面又发“内阁奉上谕”，指责胜保署“钦差大臣、兵部侍郎”衔，具折向皇太后请安，“实属有违体制”，著交部议处，也彰显了他们面对这个满洲军事实力派代表的惧恨交加心态。

胜保不防被肃顺们抓住把柄，指他竟敢违反本朝“臣工无具折请皇太后安之例”，只好再上奏折认错，“叩谢‘交部议处’天恩”。或因又与恭亲王们密商，于是到热河谒灵即返，似乎很老实。但他大约得知恭亲王与慈禧要抓捕肃顺等密谋，至少出于对“山雨欲来”的政治敏感，在慈禧违拗肃顺们意向，坚持借送咸丰棺材安葬为名回京之际，又抢先上长篇奏折，声称他坚决拥护御史董元醇关于请求两太后“垂帘听政”的建议。这道奏折，发在前述内阁汉大学士周祖培等公疏的前一天，而内容与周祖培等公疏如出一辙，虽对引用史证申诉皇太后临朝的必要性太过简略，却点名指斥载垣等王大臣均非近支，明白指出：“为今之计，非皇太后躬理万机，召对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另简近支亲王佐理庶务，尽心匡弼，不足以振纲纪而顺人心。”无论他的奏折，是否出于恭亲王的授意，但他的权位，既是满洲军头，又手握卫戍京畿的重兵，如此公开声明支持慈禧与恭亲王夺权，即使在满汉亲贵中的“祖制”守护者中间，也极有威摄性，谁敢不噤声？

倘说辛酉政变，没有胜保的跳踉叫嚣，便不能实现，或者说虽暂时成功也未必持久，大约不算过度推论。

不过胜保也如传统谚谓，小人得志，利令智昏。作为满洲下五旗的世僕，他出身卑微，被满洲宗室权贵所贱视。他发迹变泰的资本唯在军功，而他先前的军功多属假冒虚报，早为识者不齿。他在辛酉政变前后居功骄横，却不悟在恭亲王们眼里无非“功狗”，早已注定兔死狗烹的宿命。辛酉政变得逞，议政王奕訢给他的奖赏，是镶黄旗满洲都统兼正蓝旗护军统领，一身充当八旗两军统帅，地位够高了，却随即打发他去主持剿捻。他以为这是再造帝国的重任，欣然就职，却只会一招，即用官禄收买捻军头目就“抚”。不想捻军头目苗沛霖，比他更狡诈，在诱擒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而受重赏之后，随即倒戈，以致“中外交章，劾胜保骄纵贪淫，冒饷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于是恭亲王获得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同意，下令查办。而委派查办的首席大臣不是别人，正是胜保借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事件而夺取其帅权的僧格林沁亲王。当然僧王对胜保的罪状，件件“查实”。议政王政府唯恐胜保狗急跳墙，在先已将他调往陕西剿捻，密令僧王“监制”，这时又密诏多隆阿率重兵到陕西传旨，“宣布胜保罪状，褫职逮京，交刑部治罪，籍其家。”同治二年（1863），北京三堂会审，胜保仅承认“携妾随营”一条有罪，而相反要求惩办对他诬告之罪。但虎已入柙，岂可宽纵？

于是恭亲王与两宫太后假借同治帝名义下诏，“斥其贪污欺罔，天下共知。苗沛霖已戕官城，宋景诗反复背叛，皆其养痈贻患，不得谓无挟制朝廷之意，念其战功足录，从宽赐自尽”，并逮其从官论罪有差。

就这样，胜保被迫自杀了。他活了四十岁，后半生都为拯救满洲统治权力而战斗。他很卑鄙，不择手段地追求权力。他很荒淫，贪污纳贿买妾样样都干。他很投机，总瞄准中枢权势的未来取向下注。但他弃文从武之后，对于造反的太平军和捻军，一意主“抚”，在个人权力所及之内，能和就不战，招降纳叛固然应受谴责，效应呢？却是动乱地区得到安定，由民不聊生转而民可聊生。因而，胜保为彰显个人“剿匪”业绩，尽可能避免武力冲突，对沦为匪徒的平民，以软性的招抚措施，缓和他们与朝廷的对抗情绪，是否只有否定意义？

据说胜保被逮被他招抚的前捻军首领李世忠，愿以提督官位替他赎罪。而胜保一位幕宾之兄，时任御史，也不避嫌疑，上疏说胜保“有克敌御侮之功，无失地丧师之罪”。他们的尺度相异，见解相近，都以为胜保对清朝功大于过，甚至有功无过。但这样的辩护，可称历史如实而与现状不合，反而促使胜保非死不可。

貧道講這些無非想說一個道理。

這些罪名按到誰頭上，努力查一查都總能查到符合的。或者說，說你有罪你就有罪，無罪也有罪。說你無罪你就無罪，有罪也無罪。罪是個手段。

就像肅順，清史稿說他很清廉，抄家才抄出合計二十萬兩。清官啊。

忘記前一段讀《商君書》《韓非子》裏面一些說法。

古語有雲：文官不貪錢，武官不怕死。

但是商鞅和韓非都覺得，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才是最可怕的。那樣他們都不怕皇帝了。如果不怕死，那他不造反了。文官不貪錢，他就有不臣之心。

官只有怕死和貪錢，皇帝才可以高枕無憂。

胜保何以非死不可？

admin — Wed, 17 Nov 2010 04:22:48 +0000

朱維錚的文章，貧道以為勝保同志，一生就三件事可以講。一就是阻擊太平天國北伐軍，第二件事就是幹倒顧命八大臣。幫英明神武的老佛爺上位。道光二十年舉人。勝保發跡與辛酉政變，也死在辛酉政變。第三件是抓住陳玉成，那也有苗沛霖的功勞。

文中講到世宗的陰險狡詐，見過一些世宗的朱批秘折，似乎是性情中人，似乎沒有一點皇帝的威嚴。

本文怎麼說呢，觀點似乎和前面曾鳴觀點一樣，貧道竊以為，不是廢了丞相，相權就會消失，相權必將以其他的情況出現。

朱元璋是可以廢丞相，朱元璋和世宗雍正是同一類人。事無巨細，事必躬親。其他皇帝呢？能像這兩個精力充沛的人，一天幹十幾個小時工作。看折子批折子嗎？

你可以管住自己，你能管住自己兒子，自己孫子。你獨裁可以，獨裁就是天下所有人，都是你一個人管。累死你。越想獨裁的人，他的子孫就越累，越要想辦法把權利分給別人。不然拿有時間找後宮的mm啊。哪有時間煉丹，哪有時間打獵。

貧道沒覺得作者觀點不對，只是覺得臺一概而論。

發現喜歡獨裁的人，一般都是出身不好，權利來的不正，或者很難。

朱元璋就是個農民，雍正為什麼叫雍正呢？強調自己是正統，皇帝當的比較正。此地無銀三百兩啊。

朱元璋後來的皇帝，一生下來就是皇帝，沒必要去爭，去搶什麼的。覺得一切理所當然。像嘉靖大爺，萬曆大爺活的多麼瀟灑。

貧道不能再說，再說誰說我影射貴國。那可不好了。貴國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

貧道這是批判性的研究滿清和明的腐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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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清世祖亲政初期，他到内三院即后称内阁阅史，与满汉大学士有这样的对话：“问汉高、文、光武，及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孰优？陈名夏曰：‘唐太宗似过之。’上曰：‘不然，明太祖立法周详，可垂永久，历代之君皆不能及也。’”由蒋良骐《东华录》顺治十年（1653）二月保存的这段实录，可谓满洲君主入主北京后将朱元璋开创的明朝体制奉作圭枭的首次表述。

所谓明太祖的立法，焦点就在集权于君主个人。洪武晚年借口丞相胡惟庸、大将蓝玉企图谋反，屠戮开国功臣，株连杀害列侯以下朝臣约一万五千人，随之废除君相共治体制，正是实现君主独裁的手段。

不过由于满洲八旗的军事民主传统，以及满洲征服全国过程面对的复杂矛盾，以致时历三世，直到雍正帝夺取帝位，总算实现祖训。只是这个世宗的手段更诡诈，先勾结掌军权的汉军皇亲，因其妹为康熙皇后而改隶满洲镶黄旗的步军统领隆科多，因其妹早为雍亲王侧福晋并握西南军权的汉军镶黄旗人年羹尧，内外呼应，打掉势力强大的兄弟诸党，然后掉头囚杀隆、年等功臣，实现大权独揽。特别对付年大将军的恶辣策略（参拙作《年羹尧与汪景祺》，《走出中世纪》1987初版），可看作慈禧处理胜保的先例。

前篇《胜保与慈禧》，已略述胜保之死。其实，在辛酉政变中，由恭亲王与慈安、慈禧叔嫂结盟，对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发动突然袭击而能得手，假如没有胜保凭借兵权威迫肃顺等就范，那结局便很难说。关于这位“大将军”于政变后怎样走上死路？以《清代野记》的记述，较诸《清史稿》的胜保传要详尽得多，不妨据它对前篇稍作补充。

《清代野记》作者张祖翼，其父（名不详，书中但称“先君子”）于辛酉政变后入胜保幕府任文案，至胜保被逮共十六个月，携子随胜保从安徽、河南至陕西，因而书中《胜保事类记》篇长事详。书初刊于民国三年，在清亡以后，因而很少避忌（现所见中华书局2007年4月排印本，整理说明却说做了“必要的删节”）。

有趣的是《胜保事类记》，说胜保“生平慕年羹尧之为人，故收局亦如之”。乍看似荒唐，难道胜保不知年大将军被雍正安上罪名达九十二款而强令自杀的下场？他应该是知道的，但仍以当代年大将军自居，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认定时无雍正，自己与当国的恭亲王有深交，而垂帘的两太后乃女流，莫奈我何。他也确实有实力，任剿捻钦差大臣，除原统官兵一万五千人，又收编捻军苗沛霖、宋景诗、李世忠诸部及山东大刀会等共一万五千余人，后者的帮会积习，知“大帅”而不知朝廷，使他有恃无恐。因而他神气得很，自刻二印，一镌“我战则克”，一镌“十五入泮宫，二十入词林，三十为大将”，对所驻行省巡抚发文，都用红笔札示，并向劝阻的幕僚宣称：“尔辈何知？钦差大臣者，即昔之大将军也；大将军与督抚例用札，不以品级论也。”

这位“大将军”在同治初的最大战功，无疑是通过苗沛霖，诱捕了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正如陈玉成所说：“我死，我朝（太平天国）不振矣！”胜保不顾陈玉成痛骂他是自己“手中败将”，向清廷报功，要求入京举行“献俘大典”，不料曾国荃早向清廷表功，声称是他把陈玉成打得全军覆没。

但胜保显然不明兔死狗烹的古训。据《胜保事类记》：“胜之章奏往往自属草，动辄曰‘先皇帝曾奖臣以“忠勇性成，赤心报国”’，盖指咸丰间与英人战八里桥事也。又曰‘古语有云，阃以外将军治之，非朝廷所能遥制。’又曰‘汉周亚夫壁细柳时，军中但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此三语时时用之，意以为太后妇人，同治幼稚，恐其牵掣耳，而不知致死之由，即伏于此矣。”

末语判断是不错的。胜保既奏捻军主力降，陈玉成部太平军败，便给慈禧行调虎离山计的口实，命胜保移师陕西镇压回民造反。恭亲王知晓要害，通过军机处发密书，要他抵陕后“日内切勿上言触怒”，因为他一调动，他的政敌便看出风向变了，纷纷上书弹劾。曾被他札示侮辱的河南巡抚，弹章甚至说较诸回捻粤寇，“惟胜保为腹心大患，观其平日奏章，不臣之心已可概见，至其冒功侵饷渔色害民，犹其余事。”

胜保呢？却不顾恭亲王密书告诫，抵陕数日便上书大发牢骚，说是“凡治军非本省大吏即呼应不灵”，“臣以客官办西北军务，协饷仰给于各省，又不能按数以济，兵力不敷，又无从召募，以致事事竭蹶，难奏厥功。若欲使臣专顾西北，则非得一实缺封疆，不足集事。”在慈禧看来，这不分明是拥军要挟吗？恰好证明此人确有“不臣之心”。于是急调原随僧格林沁起家的满洲悍将多隆阿，率军入陕，怀揣密诏，乘胜保不备，一举将他擒拿解京。

昔读雍正三年（1725）四月清世宗给已降为杭州将军的内兄年羹尧的一道硃批谕旨，曾说：“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个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由此得知雍正帝“怀疑诛忠”，年大将军非死不可的奥妙。时逾百年，胜保自居年大将军，从地位、战功、威望等任何方面，都只配称作东施效颦，照说绝无帝制自为的野心或可能。但慈禧尚未成为一人独裁的僭主，便对胜保疑忌如此之深，以致胜保也非死不可。

《胜保事类记》讨论胜保是否罪有应得，说：“惟曾文正公有言，胜克斋有克复保卫之功，无失地丧师之过，虽有私罪而无公罪。人皆服其公允云。”曾国藩的评论“公允”与否，是另一问题，但他暗讥慈禧的心态与雍正毫无二致，倒给怎么看待慈禧的权力取向，颇有启迪。

伊藤博文访华引爆戊戌宫变

admin — Sat, 10 Apr 2010 03:31:24 +0000

说伊藤博文引发戊戌变法失败，我觉得只是个导火线，只是个老佛爷出手的理由而已。换个其他的事情，时间到了，老佛爷也是可以出手的。老佛爷是对人不对事的。

读研究生时，撰写论文《清流与改革》，涉及戊戌变法甚多。在中国近代史上，戊戌变法研究很热，也比较混乱，特别是关于光绪被囚起因，说法纷杂，长期采用袁世凯告密说，近几年这件事基本弄清楚，从各种史实和时间上考察，袁世凯告密说引起可以否定。但是由于当时清廷内的复杂关系和背景，关于慈禧囚禁光绪皇帝再次垂帘听政的最具体原因还是没有解释很清楚。这个问题我一直关注，当年研究这段历史，始终存疑。随着阅历增多，和现代政治的案例，比如，魏京生案，和外国记者交谈是触怒上层的最直接原因，赵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也是其倒台的致命因素，类似情况多多，不一一烦举。我领悟到当初慈禧拿下光绪的最深层原因，应该是对光绪勾结外人的担忧，具体说，日本下野的首相伊藤博文的访华，慈禧怀疑维新派里通外国应是戊戌事变的直接原因。

我也不打算写一篇学术论文，只把一些思路和线索提出来，探讨一下戊戌变法慈禧重新训政，光绪软禁的历史。有个概念认为戊戌百日维新光绪下台是“戊戌政变”是个错误认识，大权始终在慈禧手里，虽然光绪名义亲政，但重大事情都是要经过慈禧，有现代中国政治经验的人都能感悟。如果光绪推翻慈禧，可以称政变，而慈禧拿掉光绪，实质应该算手续正常的免职。从某种意义上说，光绪百日维新采取的措施都是慈禧默许的，虽然秋后算账表示她不满。那什么是慈禧不能容忍，并采取囚禁皇帝措施呢？当然，如果谭嗣同说袁世凯围颐和园，是可以说得通。但袁世凯的告密发生在慈禧拘禁光绪之后，最多起了落井下石作用。

光绪如果采取什么慈禧不能容忍的新政，任用不能容忍的大臣，慈禧说句话即可。变法期间，翁同和这样的重臣，还不是一道旨就开缺了。导致慈禧一定要采取突然手段，免去光绪权力，一定是她不好控制的局面发生。在发生宫变前后，有几个线索值得注意，发生慈禧重新训政谕旨前一天。慈禧从颐和园赶回宫中，手中有御史杨崇伊呈请太后重新训政的上折，折中说“风闻东洋故相依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而慈禧赶到宫中，正是监督光绪第二天会见伊藤博文之事。注意逮捕党人上諭：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到部治罪。諸人被捕後於次日解送刑部。这里面楊深秀以抗疏為德宗不平而被捕，徐致靖因为保荐康有为获罪。四个章京自不必说。唯独张荫桓，不仅名列首位，而且罪责不清楚。虽然菜市口六君子没有张，但张其实也在被杀之列，逃过一命，因为外国人干涉。后其被判流放新疆，一年多后，仍被慈禧下令斩杀于新疆。

张荫桓到底犯了什么大罪，被列为首犯，而终被置于死地，从中可看出戊戌事变的一些真面目。张荫桓(1837～1900年)，字樵野，广东南海县人。年轻时就很有才干，富有冒险精神。参加科考不顺，转去埋头学习外语，研究洋务，另寻作官途径。后捐钱买了官衔，。以识力过人、才大心细、究心世务、治事精密逐渐晋升。1884年(光绪十年)，张荫桓以通英语、知外务被赏识，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开始外交家生涯。陆续被任命为特派驻美国、秘鲁、西班牙三国使节，长期驻外，成为著名洋务专家和外交家。甲午后张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兼户部侍郎，从此一身兼负外交、财政两大重任，成为清廷重要大臣之一。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李鸿章权势大衰，张的名望大幅提升，由于与翁同和亲密关系，光绪急于学西方变法，依仗张荫桓颇多，人多把他列入帝党。另一方面，他和康有为同为广东南海同乡，康做上层变法宣传，主要联系张荫桓，两人关系密切，朝内皆知。1898年伊藤博文来北京，张是主要负责接待官员，而他在甲午年曾赴日本谈判和谈，与伊藤相识，张与皇帝，康有为，伊藤博文的这种亲密关系，构成一次谣传里通外国阴谋的主角，也成为张戊戌获罪的原因。

戊戌维新期间，伊藤博文辞去日本首相，到中国游历，在当时是个重大事情。中国变法正是看到日本维新十几年后，成为强国打败大清，举国形成共识，向日本学习维新，变法图强。伊藤博文是日本推行维新的最杰出人物，所以很多抱有维新思想的官员对伊藤博文来华，寄予极大希望。伊藤博文在清朝变法运动高潮抵达北京的消息，令维新派群情振奋，许多官员纷纷上书，奏请留伊藤在北京，待以客卿之礼。有人甚至提出封伊藤博文为相。戊戌获罪的宋伯鲁的奏折这样说道：“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舆论并非空穴来风。康有为正是这股风的源头。与康有为非常亲密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回忆录》有这样记录：戊戌年“夏天时，康有为曾经向我咨询改革的方式方法问题，并建议说，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博文担任皇帝的顾问。过了没多久，康有为邀请我进京，担任皇帝的另一位顾问。乘坐同一艘轮船的旅客中，有两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一位是袁昶；另一位叫容闳。”值得注意的是，袁昶正是慈禧在光绪会见伊藤博文前一天接见的官员。如果慈禧向袁求证康有为欲联合伊藤博文变法，应该能得到确认。

正是康援引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使日本和英国的势力渗入中国政坛，才会震动慈禧，采取非常手段。伊藤博文抵达天津。报刊就有这样评论“伊藤到津，皆云系康有为勾引而来，将入军机矣。守旧者皆惶悚不安。”伊藤博文虽然不是康有为所邀来华，但李提摩太则是康邀来。李到达北京后，“和伊藤博文侯爵住在同一所旅馆里，并同他的首席秘书津田先生进行了长谈。”康有为拜访了李提摩太，并告诉他：我明日将南下“奉谕旨办上海官报”，皇上预定在9月20日、28日先后接见伊藤博文、李提摩太，并正式聘请为变法顾问官。”这说明，康和光绪已经沟通此事，做了安排。随后，康又拜访伊藤博文，进行长时间谈话，内容都是变法事宜。据记载，康和伊藤博文谈话有如下内容：

康有为：“我皇上锐意图变法，固因贵国与敝邦同洲、同种、同文、同俗，特见亲睦，欲据以为师法。草泽士民，亦同此志，愿侯爵幸进而教之！”
伊藤博文：“贵国欲变法，当先除自尊自大之陋习！盖世界中不论何种，皆享生天地之间，岂可贱彼而尊我，自称中华，而斥彼为夷狄之理哉！”

康有为：“敝国四五年前，多持此种议论。自甲午以后，数千年大梦，为贵国所警醒，已无复有此矣。”

伊藤博文：“上而学士，不可妄发议论，排斥外国，当知外国亦有好处。至于小民，尤不可轻易闹教，暴杀外人，是贵国紧要之务也。”

康有为：“侯爵轻蔑敝国甚矣！此种议论，在三年之前发之可也，向老耄各大臣言之可也。敝邦近年之士大夫，年齿在三十以下，无不深知斯义。各省学堂学会、新闻杂志，纷纷并起，民间智识大开，明斯义者，十之六七。”

伊藤博文：“然则贵国数月以来，着意变法，而未见推行之效者，何也？”

康有为于是声泪俱下地讲了一通守旧派阻挠他们变法维新的来龙去脉，恳请伊藤博文在觐见慈禧时努力劝说她回心转意， “侯爵能为皇太后一一言之，即一席话，亦足救我中国四百兆人。岂惟敝国之福，抑东方之局，地球之运，实系于侯爵矣！”

康有为的话并没打动伊藤，他敷衍回答，但是康梁在宫变后，则是在日本和英国保护下逃脱的，主要是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起得作用。充分说明先前互相联系的背景。

这时京城已经谣言四起，康有为会见伊藤博文被守旧派看做阴谋，甚至传出康有為與張荫桓已經跟日本沟通了，由巡弋在大沽囗外的日本军舰，派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劫制太后送上日舰艇。当天傍晚，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将《吁恳太后即日训政折》“转达颐和园”。送达时，奕劻还特意提醒：“伊藤博文已定于初五日（9月20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为太后有矣。”慈禧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晚上临时决定次日回皇宫一看究竟。而慈禧回宫观察到的，是致命的线索，一个是接见袁昶，了解了康勾结伊藤和李提摩太铁证。而第二天。慈禧监视光绪接见伊藤博文，亲眼看到种种嫌疑，这在张荫桓被流放的路上自己道出。押解张荫桓的官员写过一本《驛舍探幽錄》，书中提到张和押解他的官員問答。官員問：‘聞伊藤久已罷相，此次來華，係伊籐自來游歷乎?抑中朝召來議事乎?’他是如此回答：‘我之禍亦由於此。此次伊藤係自來遊歷。我因與彼有舊，至京時來見我，我遂款以酒筵。伊藤覲見，又係我帶領。時太后在簾內，到班時，我向伊藤拉（握）手，乃外國禮，兩太后不知。上殿時挽伊之袖;對答詞畢，又挽伊袖令出，就賜座，太后請見之，遂疑我與彼有私。及後有康結日本謀劫太后之說，太后愈疑我矣。’光绪召见伊藤博文后，立刻失去人身自由，而原拟定的慈禧召见也取消。

虚拟出的张荫桓，康有为，伊藤博文互相勾结阴谋，应该是慈禧下决断囚禁光绪的最重要原因。慈禧仇外情绪一直是很强烈的，在她当政几十年里，受外国人的屈辱最深，勾结外人，是她最不能容忍的事，从戊戌宫变发生后仅一年多的时间，她甚至怂恿义和团，发出向万国宣战诏书。可见康有为等维新派引洋变法，是她最痛恨，也是不惜废除光绪的主因。所以我们看到，抓维新党，首要案犯是张荫桓，而张因为外国人干涉，当时虽没被斩首，还在事后一年追刑处死。

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很多，新旧冲突，中西冲突，帝后冲突，宫廷斗争等都是重要因素，但是直接引爆皇帝下台，慈禧再次垂帘的，应该是伊藤博文的访华。伊藤博文可能自己也不清楚，他的一次访华，断送了戊戌维新。而发生宫变后，又发生袁世凯告密围颐和园事，康党勾结外人毕竟不能完全坐实，还要顾及洋人势力，所以这种罪行只是含糊其辞，而袁告密谭嗣同围园劫后则成为可以公开的理由。这种戊戌宫变主因的隐蔽，造成多年这段历史的迷惑，研究文章很多，但总说不清楚。里通外国，历来是被默认的最严重罪行，也是最难以澄清的事。

杨士琦

admin — Tue, 23 Mar 2010 06:28:39 +0000

记得第一次读到杨士琦的时候，听着挺熟，不是明朝的首辅嘛，后来，看了下才知道，那是杨士奇而不是杨士琦。

哥哥杨士骧，兄弟二人先为李鸿章幕僚，后变成袁世凯幕僚。

袁世凯干的坏事，大多都是这位大爷出的主意。

杨士琦是我这辈子的努力方向。

泗州杨士琦，可能我不是什么好人，所以，喜欢这月的坏人吧。有技术含量的坏人。我要向他学习哈。

历史上对他评价很高。

杨士琦

http://www.qingchao.net/wp-content/uploads/2010/03/yangshiqi.pdf

这个pdf是一篇关于杨士琦的论文，算个抛砖引玉的事情。

中国历史书上留下的不过是谁好，谁坏。一般都要留下美好的品德，高尚的品德。就像胡林翼干了很多手段做的事情，都没有留下来，留下的不过是好的事情。

杨士琦策划了无数的牛事，只有两件我十分钦佩。

把宣统忽悠退位。把瞿鸿禨岑春煊两位大佬忽悠下去。那一件都是可圈可点的经典。

当然，后来忽悠革命党，前面忽悠庆亲王。

还跟宋教仁的死有关。

还是上海交大的校长。

比杨度牛的很多。

把宣统忽悠下台，前面袁世凯的文章提到过就不再重复了。

稍微说一下干掉瞿鸿禨岑春煊。

光绪三十三年，戊戌变法是光绪二十四年。

杨士琦反旧账，说丫当年跟康有为梁启超有一腿。

之后，又用photoshop的软件，ps出一个岑春煊和梁启超的合影。

又把瞿鸿禨和老佛爷一次秘密谈话的内容，发给了报纸了。

花几万白银，买通一帮清流参他们。

一套华丽的诬陷好人，把这两位很有背景的大爷弄下台。

岑春煊出身官宦世家，其父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

还跟荣禄关系不错。

瞿鸿禨光绪初年状元。

己亥建储废立光绪光绪二十五年 1899年

admin — Mon, 22 Mar 2010 03:44:07 +0000

这一年是十分牛b的一年。

前一年戊戌变法，后一年八国联军。

老佛爷要废了光绪丫的，怕洋人不愿意。最后，立了个大阿哥收场。

事件主要人物光绪、老佛爷、荣禄、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等。

光绪皇帝接任皇帝之位，事实上是因为表兄&堂兄同治皇帝过于的短命，在同治皇帝去世的时候，由于他没有留下子嗣，这给皇位继承问题带来极大的困扰。

按常例，同治是“载”字辈，应当从下一辈也就是“溥”字辈中挑选继承人为同治立嗣（同治名载淳，光绪名载湉，宣统名溥仪）。当时在“溥”字辈中，道光长子奕纬之孙溥伦最大，按理应当立他。但这个提议遭到很多皇族近支的反对，他们认为溥伦之父载治不是奕纬的亲生子，而是由旁支过继的，在血缘上差了很多。慈禧太后当时也反对由溥伦继位，因为一旦立了“溥”字辈，她就变成了太皇太后，按祖制就不得垂帘听政而必须退出政治舞台，这是她所不愿意看到的。

在慈禧太后的坚持下，醇亲王奕澴的长子载湉被立为皇帝，也就是后来的光绪。慈禧太后之所以要立光绪，主要原因是光绪的父亲是咸丰的亲弟弟、母亲又是自己的亲妹妹，而且皇帝年幼，便于操纵。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光绪承继的是咸丰皇帝的帝位，慈禧太后由此便可以继续以皇太后的名义垂帘听政。

但是，这样的解决办法打破了祖制并引发了“礼仪” 之争的问题。同治和光绪都是“载”字辈，同治死后无嗣，而光绪承继的是咸丰之位，那同治的位置就不好办了，因为等于到了他那里便“断了后”，而同治的皇后（状元崇绮之女）更是麻烦，她这个皇后按理本应该升为皇太后的，但如此一来没了名分，在宫中不明不白的，最后被迫在同治死后的次年吞金自殉。

在同治和皇后大葬之后，有个名叫吴可读的吏部主事在一座废庙中仰药自殉，以“尸谏”的形式抗议慈禧太后这种破坏祖制的做法，他还留下遗疏指责慈禧太后贪恋权位，不给同治皇帝立后，罔顾亲情。事件发生后，举朝震惊，自知理亏的慈禧太后只得拟定了另一个办法，那就是下诏称光绪承继咸丰帝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后，等生有皇子即承继同治帝为嗣。也就是说，等光绪到时生了儿子，将作为同治的子嗣继位，这样才算把名分问题摆平。

光绪进宫的时候只有四岁，便由既是姨妈又是伯母的慈禧太后照管并亲自过问小皇帝穿衣、吃饭、洗澡、睡觉等生活琐事。但慈禧太后在教育孩子方面并不是什么行家里手，她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案例。

据宫中的太监说，光绪对慈禧太后的称呼是“皇爸爸”，不知何解。由于其至高无上的威权，慈禧太后在对待光绪的教育方法上也是十分的粗暴性急，光绪稍微不合己意，便是讥讽、呵斥甚至责打，这对后来光绪的性格影响极大。小时候的光绪胆小怕事，听到打雷或者大点的声音往往都会颤抖哆嗦。慈禧太后过分的责罚，严重打击了光绪的自信心，以至于其性格既懦弱怕事，但在青少年的时候又会出现强烈的逆反，正如光绪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中的表现一样。

心理学理论认为，儿童每在被自己父母讥笑或者虐待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但在父母的威权下，这种逆反心理又诱发一种内疚感，从而否定自己的行为。长此以往，这种环境长大下的儿童往往患得患失，做事情犹豫不决，缺乏自信。与同治一样，慈禧对光绪造成了巨大的阴影，以至于影响到他的一生。在自卑的同时，光绪往往会不自觉地进行消极反抗，比如见慈禧太后时总是一脸死相，让慈禧太后十分扫兴。这两人的关系，就象是噩梦一样。
光绪亲政后逆反的表现，更是加重了慈禧太后对光绪的不信任，在她眼里，光绪始终是个懦弱自卑、犹豫不决、依赖性强、难以独当大任的孩子，她在光绪亲政后对朝政的不断干涉和把持，很大原因就是出于这种心态。但慈禧太后从不去想的是，光绪之所以成为一个人格心理存在严重缺陷的人，正是因为她的粗暴教育所造成的。

光绪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作为慈禧太后的傀儡而存在。就连在后宫生活中，慈禧太后也要对光绪加以控制，比如众所周知的光绪选妃事件，结果造成光绪和隆裕皇后（慈禧太后的侄女）长期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两人在一起经常是默坐无言。而光绪后来喜欢的珍妃，却一直为慈禧太后所厌恶。

甲午战败后，光绪愤而欲行变法，但维新不过百日，便遭到慈禧太后的扼杀。苏继武在《戊戌朝变纪闻》里描述了这次政变，说慈禧太后称“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而恽毓鼎也在《崇陵传信录》也提及此事，慈禧太后当时怒骂光绪说：“我抚养你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了半天，说：“我无此意”。慈禧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随后，光绪便被软禁在瀛台。

瀛台本为圆明园三海中的一小岛，三面临湖，只有一桥可以进出。不仅如此，慈禧太后又派来心腹侍卫对瀛台严密看防，光绪的任何举动，都会有人向慈禧太后报告。《金銮琐记》里说，光绪有一次逃到西苑门口，被多个太监强扭发辫拉了回去；还有人就亲眼看见光绪因要上朝而出灜台后，仰首向天而望，刚甩开身边的人走到乾清门，便有太监十余人阻拦去路。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怕民间舆论对她不利，于是又让太监们到酒肆茶坊里去传播谣言，诋毁光绪的种种昏庸不道，无端迷信西法，甚至谋杀太后（此事的有无，目前尚无定论）等等，这下反让人觉得都是光绪的不是，而慈禧太后训政便是理所当然。如此一来，光绪就更加孤立了。

但是，限于皇帝的名分，光绪虽然人被幽禁，但每日还得在慈禧太后的逼迫之下，像个木偶一样上朝召见臣工，这种苦处比禁锢独处恐怕更要痛苦百倍。每次临朝，光绪被置于大庭广厦之中，声音笑貌无一自然，如颠、如聋、如哑，而大臣们对光绪也是以颠聋哑视之，仿佛对待空气一般。

《崇陵传信录》里说：“至戊戌训政，则太后与上并坐，如二君焉。臣公奏对，上嘿不发言，有时太后肘上使言，不过一二语止矣。迁上于南海瀛台，三面皆水，隆冬冰坚结，传闻上常携小奄踏冰出，为门者所阻，于是有传匠凿冰之举。上常至一太监屋，几有书，取视之，《三国演义》也。阅数行掷去，长叹曰：‘朕不如汉献帝！’”

令慈禧太后不快的是，外国使馆常来打听光绪的境遇，颇有干涉之意。对此，慈禧太后深以为恨，便将光绪生病的消息公然诏告天下，并为之延请名医，以证明自己训政的合理性。在历史上，对天下子民公布皇帝病情的事情是极为罕见，因为这往往有皇帝将不久于人世的政治含义，而各省督抚或诧异，或觉得这是废帝的前兆，大都不敢从命。

事实上，早在戊戌年（1898年）坊间便盛传天津阅兵行废立阴谋之说，尽管那不过是空穴来风，但也未必就是无稽之谈。戊戌政变后，废立的传闻更是甚嚣尘上，京师即传出消息说“皇上病势沉重，恐致不起”。公使们对此的反应，一方面是出于礼节，一方面也是担心有人要谋害光绪，当时“驻京各国使臣闻圣躬不豫，均诣总署问安，并叩致病之由”。
在当时北京的外国使馆人员中到处流传着这样的谣言：“皇上被毒死了”， “皇上病得很重很重”，“皇上被囚禁了”，“新的皇位继承人已经选定”等等，而坊间传闻慈禧太后在政变后不断的处死太监（确有其事），更是加剧了这种恐慌情绪。

在外国人中间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字林西报》不断发布消息，暗指光绪帝已经被谋害，并暗讽各国使节有权知道真相，“这些人都是被遣到中国皇帝的宫廷中充当代表的，而不是被派遣到一个窃居中国宫廷的僭篡摄政那里的。”

外国公使以之所以对废立传闻如此有兴趣，主要是他们大都对维新的光绪皇帝持同情态度而不愿意看到守旧的慈禧太后再度执政。在这些人中间，英国方面表现最为积极，他们的兵舰在戊戌政变之后便开到大沽口外，以示对事件的关注。在主管外务的庆亲王奕劻向英国公使窦纳乐辟谣并表示光绪帝情况良好时，窦纳乐则提出消除外界疑虑的有效办法，那就是“找一位外国医生为光绪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的健康证明书”。为了防住外国公使们的口，清廷最后只好邀请法国使馆医生德对福（）给光绪帝看病并证明病况，结论是“病势无大碍，惟患血虚之症”。

废立之说传开后，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表示反对，两江总督刘坤一约湖广总督张之洞一起争言不可，但后来张之洞突然后悔，途中将折子追回。刘坤一得知后笑道：“香涛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待后图，吾老朽，何惮。”遂复电荣禄，曰：“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荣禄以坤一电入奏，慈禧太后因惧而止。

不仅如此，国人对此也是一片哗然，上海的候补知府经元善在众人拥戴下，征得万人签名，上书反对废立之事。慈禧太后得知后大怒，命立刻捕杀经元善，幸好他及时的逃到了澳门才幸免于难。

在经历了这么多波折之后， “废立”之说也就偃旗息鼓，而突然改成了“建储”计划。事实上，在当时“皇权神圣”的情况下，废黩光绪皇帝并非易事，而慈禧太后改立“大阿哥”也是另有隐情，这往往是研究者所通常所忽略的。

隐情之一，由于光绪皇帝从小就身体较差，从后来的一些病症记录来看，他患有长期肾炎等疾病并导致经常性遗精甚至早泄，其有无生育能力本身就是很大的疑问。对于这一点，慈禧太后想必也是心知肚明，毕竟隆裕皇后是她的亲侄女。

隐情之二，由于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时可能存在谋逆慈禧太后的“围园之谋”，这让慈禧太后在感到伤心的同时，自然而然的想到自己早逝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在之前的许诺中，光绪皇帝生下儿子后将作为同治皇帝的嗣子继承皇位，但考虑到光绪皇帝的身体状况，慈禧太后只能通过立大阿哥的方式来为同治立嗣。

另外，由于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都是幼年继位，这种幼皇帝的朝政制度不仅隐患巨大，也令大臣们感到忧心忡忡，假如光绪皇帝无后，而慈禧太后已经年岁渐高，一旦两人发生意外，必然要再次立一幼年皇帝，这将对未来的朝政带来不可估量的危险。由此，以“立大阿哥”的建储方式作为备选，也有利于改进和完善候补皇帝的教育，为其将来的执政打下良好的基础。毕竟，一个合格的皇帝是需要多年培养的，并不是说上位就上位的。
对清宫内幕颇有所知的御史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里说，当时最热心己亥（1899年）建储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是同治皇后的父亲承恩公崇绮，他在同治及皇后死后便久废在家，郁郁不得志；第二位是同治原来的师傅大学士徐桐，他当时虽然已届80岁，却常常倚老卖老，贪好弄权；第三位礼部尚书启秀，他在戊戌政变后受徐桐举荐入了军机处，也就跟在徐桐的后面想“邀定策功”。

在恭亲王奕訢去世后，当时军机处以礼亲王世铎为首，但世铎是个保守中庸的老官僚，当时最受慈禧太后信任和重用的其实是大学士荣禄，可谓是言听计行，大权实归。徐桐几个人商议好后，便让启秀先去见荣禄，探听下他的意思。荣禄听后大惊，赶紧将启秀打发走，并令门房将访客全部拒之门外。启秀走后，徐桐和崇绮来到荣禄府上，不得其门而入。

不过，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却描述一个更加有趣的画面，说徐桐和崇绮将废立之奏稿密请慈禧太后阅后，慈禧太后说：“你两人须先同荣禄商定”。于是两人便去见荣禄，说奉太后懿旨，将此稿给荣禄看。荣禄接稿看后，突然以手捧腹大叫道：“啊呀，这肚子到底不容啊，适才我正在茅厕，泻痢未终。闻两公来有要事，提裤急出，今乃疼不可忍”。说完，荣禄丢下他们两个跄踉奔入，良久不出。这时天正严寒，徐桐二人纳稿于袖，移座围炉。再说荣禄，其实他哪里是什么肚子疼，其实是偷偷出去找幕僚樊增祥商议对策去了，却把徐桐和崇绮两老头撂那儿了。

等荣禄回来，他又说： “刚才还没看明何事，今请一看”，于是又接过奏稿看了数行，随后便突然将稿子往火炉里一塞，火焰腾起，荣禄还连声说：“我不敢看哪！”（好个奸猾的荣禄！）徐桐大怒，说：“此稿太后阅过，奉懿旨命尔阅看，何敢如此”。荣禄说：“我知太后不愿作此事”。徐桐两人争说实出太后之意。荣禄说：“我即入见，果系太后之意，我一人认罪。”于是荣禄便去见慈禧太后，痛哭碰头，说冒此大险，万万不值，一旦招起大变，恐怕祸及太后，慈禧太后这才惧而不敢作。

对于此事的结局，《崇陵传信录》作了一个稍微不同的描述，说荣禄去见慈禧太后说：“传闻说将有废立之事，是真的吗？”慈禧太后故作敷衍：“没有啊。这事行得通吗？”荣禄说：“太后要做的话，谁又敢说三道四呢？只不过皇上罪行不明，要是外国公使起而干涉的话，这不可不惧啊。”慈禧太后说：“事情已经泄露出去了，这可怎么办？”荣禄说：“倒也无妨，皇上春秋已盛，仍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弟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子，兼祧穆宗（同治），育之宫中，徐篡大统，这样就师出有名了。”慈禧太后沉吟良久后说：“你说得很对。”几天后，慈禧太后召集近支王公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上两书房、翰林部院尚书在仪鸾殿开会。当时人都以为要行废立之事了，内廷苏拉还说：“今日要换皇上了！”不过最后诏书下来，却是立溥儁为大阿哥之事，也就是历史上说的“乙亥建储”。

荣禄这个人，一向喜欢在幕后操作，对于废立之事，他也不敢轻举妄动。清人笔记上还记载了他寻访李鸿章意见的事情。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里说，荣禄将废立之事告知李鸿章后，李鸿章起而大声道：“此何等事，讵可行之今日。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东朝圣明，更事最久，母子天伦，岂无转圜之望。是在君造膝之际，委曲密陈成败利钝，言尽于此”。荣禄听后急忙回报慈禧太后，说以此事不可行。
《语林》中也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荣禄去见慈禧之前，先拜访了李鸿章。当时李鸿章因为甲午战败，声誉扫地，虽说是入阁办事，实际上无事可做（清代内阁大学士与军机大臣非同日可语也），每日只是闲居贤良寺，门可张罗。一日荣禄来访，两人深谈至晚餐，这时，荣禄屏退左右，说：“太后将行大事，天位当易，惟亡命者肆意鼓吹，恐友邦为所惑，夙知公娴习外情，烦一探其向背。”李鸿章说：“我办外交数十年，皆人先谒我，且此系内政，先询人，失国体。如必询，当授我以两广总督，我先于泰晤士报传其风说，届时外宾必来贺我，询我以国事，我可就而探之。”荣禄大喜，回报慈禧太后不久，李鸿章便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外国公使们听说李鸿章调任两广总督，纷纷来贺，于是李鸿章便转叩其意，外国公使称他们国书是致光绪帝的，今易帝位，是否继续承认，尚须请示本国云云。李鸿章后来便说外国公使不愿承认新帝，于是内禅之议暂止，最后只是立了大阿哥。

随后，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发布诏书：“朕冲龄入承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训政，殷勤教诲，巨细无遗。迨亲政后，正际时艰，亟思振奋图治，敬报慈恩。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惟念宗室至重，前已吁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庙诸大祀，不克亲行。值兹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干忧劳。不遑暇逸，抚躬循省，寝食难安。敬溯祖制缔造之艰难，深恐勿克负荷。且入继之初，曾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用再叩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畀。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钦承懿旨欣幸莫名。谨敬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为皇子。将此通谕知之。”

在皇亲近支中，慈禧太后最终选了端王载漪的次子溥儁为大阿哥人选。载漪为道光第五子奕誴次子，咸丰十年（1860 年）过继给瑞亲王绵忻为孙，袭贝勒爵位；1889年加郡王衔； 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被封“瑞郡王”，不巧诏书错写成了“端郡王”，后来便因错就错改称“端王”了。载漪的福晋，一说是慈禧太后弟弟桂祥之女（慈禧太后的内侄女），另一说是慈禧太后的养女，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载漪的福晋经常出入宫中，颇得慈禧太后的欢心。

由于名位和才干并不突出，载漪在戊戌政变之前少有建言，不为人所注意。但“废立”之说兴起后，载漪很快被推到了前台，而他也绝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机会，随后他几乎是不择手段、费尽心机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以图把儿子溥儁扶上皇帝的宝座。

按照慈禧太后的懿旨，溥儁是按当年吴可读之议而入继穆宗同治为嗣，名号为“大阿哥”。随之，15岁的溥儁被接到皇宫内弘德殿读书，由同治帝的岳父承恩公崇绮和原同治的帝师大学士徐桐为师傅。溥儁的太子地位，很快便在其本生父端王载漪周围形成“大阿哥党”，当时有军机大臣刚毅、大学士徐桐、礼部尚书启秀、户部尚书崇绮等人，此外还有庄亲王载勋、载漪的兄弟载濂、载澜等人。

这些人当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刚毅、徐桐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官僚，他们不通外务，一贯仇洋；另一类则是以载漪弟兄为首的满族亲贵，这些*从小便不学无术，却有着极强的权力欲望。当他们听说外国公使试图阻挠“废立”之后，更是群情激奋，恨得牙痒痒。

由此，这两类颟顸宵小之徒凑在一起，在庚子年胡搞一气也就不奇怪了。

端方

admin — Mon, 22 Feb 2010 22:40:58 +0000

今天，六点起床。我神经病了。从今天以后，我每天都会六点半起床。直到我死。

端方这个人，我一直都觉得是个非常奇怪的人，满人。贪官不必说了。

我只是奇怪为什么，他支持戊戌变法，竟然没事。人家香帅张之洞能见风使舵，折腾《劝学篇》这样的经典。人家有敏锐的洞察力。

端方有什么？可以被大佬荣禄和李莲英保护，难道就是送点礼，这么简单。还是身份，还是家族牛。

咸丰十一年生，广西八年举人，属于那种内部名额上去的。属于廕生。就是祖辈有功，后代成绩一般也能当公务员，翰林院。

外放直隶，光绪二十四年，折腾戊戌变法。写篇牛文《劝善歌》老佛爷很高兴，不追究他支持戊戌变法的责任。

光绪庚子年八国联军，端方又被外放到陕西巡抚。接驾有功。老佛爷去陕西了嘛。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到巡抚升的很快。

光绪二十六年，河南布政使。后湖北巡抚。

二十八年，湖广总督。

三十年，两江总督。

三十一年，闽浙总督。

宣统元年，老佛爷挂掉，新人上台，李鸿章的孙子参了丫一本，说什么老佛爷出殡的时候。

丫竟然拿着美帝的照相机拍照。这是对老佛爷的大不敬。把丫撤职了。

宣统三年挂掉。还是因为保路运动。

清史稿端方

端方，字午桥，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由廕生中举人，入赀为员外郎，迁郎中。光绪二十四年，出为直隶霸昌道。京师创设农工商局，徵还，筦局务，赏三品卿衔。上劝善歌，称旨。除陕西按察使，晋布政使，护巡抚。两宫西幸，迎驾设行在。调河南布政使，擢湖北巡抚。二十八年，摄湖广总督。三十年，调江苏，摄两江总督。寻调湖南。颛志兴学，资遣出洋学生甚众。逾岁，召入觐。擢闽浙总督，未之官，诏赴东西各国考政治。既还，成欧美政治要义，献上，议改立宪自此始。三十二年，移督两江，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定长江巡缉章程，声闻益著。

宣统改元，调直隶。孝钦皇后梓宫奉安，端方舆从横冲神路，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劾之，坐违制免。既而御史胡思敬又弹其贪横凡十罪，事下张人骏，覆奏入，以不治崖检被诃斥，因已罢官，贷勿问。

三年，命以侍郎督办川汉、粤汉铁路。时部议路归国有，而收路章条湘、川不一致，川人大譁。川、鄂为党人所萃，乘机窃发。端方行次汉口，亟入川，并劾川督赵尔丰操切。命率师往按，寻诏代摄其事。所过州县，辄召父老宣喻威德。至资州，所部鄂军皆变，军官刘怡凤率众入室，语不逊，端方以不屈遇害。

端方性通侻，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建节江、鄂，燕集无虚日，一时文采几上希毕、阮云。

弟端锦，字叔絅。河南知府。赴东西各国考路政，箸日本铁道纪要。从兄入川，变作，以身蔽其兄，极口詈军士无良，同被杀。事闻，赠端方太子太保，谥忠敏；端锦谥忠惠。

其时转饷官刘燧，荆州驻防、举人、都司赫成额，并赴水死。

————————————

关于端方的死似乎有两个说法。

一个说事发前，端方都知道要哗变了，他觉得自己对部队有恩，他们不会杀他。我觉得吧，还有他想当四川总督。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把那个兵变化解掉。这就是大功一件。可以上位。谁知道事与愿违。真把他杀了。

杀他的人还以民族大义为重，说，你对我们的恩是私恩，杀你是为了国恨，民族大义。

好一句冠冕堂皇呀。

出来另一个版本。当兵的闹事，想赚钱。问端方要不给，或者他也没钱。闹的厉害就把他杀了。之后，拿着他的人头，去别的人那请赏，当自己上位或者发财的筹码。

当然，你是可以分析第一个中说法是，那些革命党人说。第二种说法是满清余孽说的。

第一种说法为真，第二种说法是谎言。

我不这样认为。某些人未必是那么的高尚。

某些人未必是那么的低贱。

最后，扯一下端方的牛b事业。

被称为旗下三才子，出使过美国。王国维为他死写过悼词。汪精卫当年刺杀他。后来换了宣统他爹。女儿嫁给了袁世凯的儿子。

后世还有人说，宣统元年，让他下台是清朝自毁长城。如果他还在位清朝就不会灭亡。

我个人认为，他对清朝，对美国的认识。远超的某些所谓的革命党，那些先进思想的人。

他的悲哀在于老佛爷的死。老佛爷如果还活着。端方恐怕就不会死。

当年，李鸿章的孙子为什么要整他，按说他跟袁世凯是亲家，李鸿章和袁世凯家关系似乎还行。有什么原因，我要去查查资料。有什么矛盾。

他的死可能还跟盛宣怀有关。因为盛宣怀折腾出来的四川保路运行。他非要铁路国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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