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型的梵，无形的梵。
现象界的我，是受轮回的，承受业报。自性中的阿特曼清静无为自在长存。又神创世，变成了由大梵创世。
吠檀多同一不二论。梵与我同一不二。宇宙最高实体是梵，梵是绝对真实的存在。解脱的最高目的是亲证梵我如一，认识灵魂的真正本性。
开始算是森林书。 比较了一下古希腊哲学和古印度哲学类似地方很多。
已经跑题万里了。图片是讲左宗棠想搞海军衙门。不少人也想搞，让总理衙门议一议。
李鸿章还整天去视察怪用心。朝廷还是没钱啊。 厘金永远是大问题，还有一封奏折让朝廷对投身海军年轻人，科举上给些优惠。
扯办学堂三角，几何，物理，化学的。 李鸿章懂的还不少。
香帅一个观点不错，都是清朝造的武器成本比向欧洲买还贵。 但是不自己造不行？ 怎么办呢？ 香帅说买人家欧洲的枪管，后堂自己折腾。
一些处理漕督，裁长江水师的观点不错。 不过这个问题和当年废除河运漕粮的问题本质是一样的。 李鸿章想裁撤绿营不是一天两了。无可奈何花落去！
最经典的一个奏折是香帅视察当地海军，列出了n条荒谬。 人家都是搞个面子工程不能认真了。
我比较懒，懒的编辑图片让看的人方便。 爱看就一个一个图片点，不爱看与我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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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我最喜欢的人就是李中堂。 一封信是讲天津教案，一封信是厘金的问题，一个看法很务实。 说了一句经典的话“釐捐愈重偷漏愈多，更空變本加厲。” 中堂極了解社會的人，釐金如果增加，理論上財政收入會隨著增加而增加。是實則不然。
最後一封也是回曾國藩的信， “空言、冗弱、孰堪任重、喜發偉論、進退似不慾從、離題奚止萬里” “兵將怯懦、選練得人僅足以治馬賊” 指望他們禦外患，不是扯淡嗎？
同治九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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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对中法战争一两年前我的认识很肤浅。我知认识到他让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的停滞。台湾的问题。还有以绝对优势人数打赢那个所谓的镇南关大捷。 我对镇南关大捷的看法和僧格林沁的大沽炮台伏击看法一样。很低劣。
后来研究了下越战，研究了下安南的历史。发现以前看法有些片面。 其实中法战争的结果是法国对中国的妥协，而不是中国对法国的妥协。
关于镇南关大捷，还有一个有趣的东西。就是搞社会学知道了。 李世瑜先生考证出刘永福同志还参加过辛亥革命。 想当年那么爱国的人，怎么老了参加反革命呢？反对大清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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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是对中国过去二十年间所执行的新式陆海军计划的第一次外部考验。中国的日子并不好过。在两年之内的陆上和海上的零星战斗中，中国人在经费、人力、物力和威望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中国丢失了对安南（中国人对越南的称呼）传统的宗主权，而且必须让法国人在商业上侵入华南内地诸省（见第二章）。
可是，法国的胜利也远远不是决定性的胜利。［1］ 在中国于1884年“非正式”宣战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刘永福的黑旗军有效地在东京困扰法国人，有时设壕作战，有时巧设埋伏以伺机狙击。1884年6月后期，原左宗棠所部的军官王德榜统率勇营参加作战，在北黎附近经过三天苦战之后打败了法国人。8月初，著名的淮军将领刘铭传率领的军队打退了法国舰队司令礼士卑士对台湾基隆要塞的进攻；10月份，法国人又在淡水遭到严重的挫折。1885年3月23日，中国人在中国-安南边境的镇南关击败了法军，并且在往后的两个星期中接连收复了重镇谅山和安南的其他据点。在某些人看来，当和平谈判迫使双方在1885年4月4日停止了敌对行动时，中国人正在胜利的边沿。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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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在有影响的中国领袖人物的心目中，日本逐渐变成了一个令人不得不佩服的形象。在冯桂芬的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早期对日本制度变革 和对技术作出的努力所流露出的赞扬甚至钦佩之情。李鸿章认为德川后期军事改革的各项措施很好。这些改革虽然是在一个全民发动的运动之外进行的，但它们似乎 把传统和技术结合了起来，并且很自然地有助于形成反西方共同战线的思想。他们的这些态度在明治中兴初期的几年还继续存在。根据一位权威的研究，李鸿章在 1870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以后，“给他深刻印象的是，日本在与西方打交道时取得的相对的成就……以及据说日本已筹集巨款兴建兵工厂和轮船之事。李鸿章感 到中国应与日本友好，也许甚至应派官员驻在该国，以便阻止日本站在西方国家一边。”［1］ 后来日本人利用台湾土著对琉球渔民施加暴行之事，作为在1874年向清朝提出对琉球群岛的领土要求和对台湾采取行动的借口，李鸿章及其同僚开始看出日本可 能是危险的策源地。明治的变革现在开始表现得过于想彻底地赶超西方了。
1875年的纠纷解决后森有礼来北京，李鸿章与他进行了一次引人入胜的谈话，李对日本想与东亚文化传统决裂的意愿表示意外和震惊。在日本外务省官方的 英文谈话记录中，李鸿章谈话的内容如下：“我对贵国近年来作出的几乎一切成绩都深为佩服，但有一件事我还不很理解，这就是你们把古老的民族服装改成欧洲式 样……服装是激起对祖先的神圣回忆的事物之一，后代理应以崇敬的心情永远保持下去。”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森要他相信：“如果我们的祖先还活着的话，他们无 疑会做我们全部做过的事……大约一千年前，他们改穿中国服，因为他们当时发现中国服比原来的穿着要好。”李鸿章反驳说：“你如果出于理智，就应该穿中国 服……它很方便……而且完全可以用贵国产的材料制作。”但森指出：“你们四百年前的祖先谁也不愿意改成本朝开始后改变的服饰（即留辫子）。但毕竟发生了变 化，不过你们的这种变化是强加给你们的，尽管你们不喜欢它。”［2］ 但是，李鸿章一方面警告森不要过分西洋化，并且危言耸听地谈到了借外债的危险性，一方面却在1874年12月的一份奏折中把这两点连同其他措施引为观测日 本所以“其势日张，其志不小”的基础。到1885年他写道：“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在这十年的末期，当李鸿 章的预言已成为事实，并且亲往下关在伊藤博文面前乞和时，他仍极力设法想使中日两国“成为兄弟而不结成仇敌……对我们一方有害之事，对另一方一定也如 此……黄种人准备对付白种人，此其时矣”。［3］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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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870—1895年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是力主在沿海地区搞好防卫准备工作的主要倡导人。1872至1885年清政府在自强的名义下实施的计划，约有五分之四是经李鸿章之手主办的。［1］ 其中有一项是北洋海军建设，这是中国几支舰队中最好的一支。李鸿章也是淮军——显然是清帝国最精锐的一支军队——公认的首领，虽然并无正式头衔。可是，他的权力并非占有压倒优势。他不仅要按照列强时刻警惕地捍卫着的条约体系行事，而且还要周旋在北京的和各省官员的复杂派系政治斗争之中，更不要说还要观察那位善变而任性的慈禧太后的脸色了。李鸿章的活动还受到麻烦的财政制度及各级既得利益集团的限制。他在直隶的职位也不是万无一失的。当左宗棠1881年从新疆回到北京时，醇亲王就显然有意让他接替李鸿章的直隶总督位置。［2］ 李鸿章必须作些妥协才能保持权力，这无疑影响了他的革新计划的质量；但是没有这些妥协，也就根本不会有这些计划。
李鸿章之所以对清朝有价值和他之立于朝廷得以安然无恙，自然是得力于他建立的庞大的勇营。到1871年，淮军约达四万五千人，其中一万三千五百名驻扎在直隶。按照朝廷的旨意，其余部队分别驻在山西（三千人）、湖北（三千五百人）、江苏（四千五百人）及陕西（二万人）。在后来的年代中，李鸿章的部队仍然是主要的保卫力量，不仅在直隶是如此，在其他省份——分别由各该省督抚统带——也是如此。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淮军既战斗在东京，也战斗在台湾；而在1894—1895年与日本发生的冲突中，李鸿章的军队也在各主要战线上作战。［3］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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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楨在江西巡撫任上，這不是同治十一年的事了。這是之前的事情，跟曾國藩交惡。 錢是有限，曾要打天京需要錢。沈葆楨要發展地方也需要錢。
沒辦法只有辭職。
同治十一年的論戰。 福州船政局太花錢了。超出預算三倍多。總理衙門，軍機讓議一議。李鴻章給了個妥協的方案。 半官半商。把船給商人經商用，賺了錢造軍艦。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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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文章都在呆在草稿一个月以上的文章。 本来打算写篇关于李鸿章和左宗棠一系列斗争的分析文章。 懒得打字。 有空再说吧。
最近看了些清的外交史。不过大多精力在西方哲学神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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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1839—1890），湖南湘乡人，字劼刚，大学士，勇毅候曾国藩长子。由二品荫生于同治九年（1870年）引见，“奉旨以员外郎用，钱分户部”。五口通商后，时代风会转变，中外交涉日益纷繁。曾国藩历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曾纪泽随侍乃父，对中外交涉时有所闻，感触甚深。1872年3月，曾国藩去世，曾纪泽在籍守制，抛弃其父理学、古文的衣钵，转而自学英语“久之，亦稍稍解英国语言文字”(曾纪泽：《大英国汉文正使梅君碑》，《曾惠敏公遗集》卷二，第36—38页。)。想不到自学英语，竞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1878年（光绪四年）承袭侯封，翌年“奉旨赏戴花翎”，接替郭嵩焘为驻英、法公使。旋补太常寺少卿。1880年奉命兼充驻俄公使，赴俄重开谈判，经过反复辩论，否定了崇厚签定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收回了伊犁地区及特克斯河流域，声誉鹊起。在中法战争中，始终站在爱国立场上，主张抵抗法国侵略，反对李鸿章投降卖国，1884年被撤去驻法公使职务。1886年回国后，横遭李鸿章的排挤打击，抑郁而死。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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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闲着没事读了些土地问题的文章。 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 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以及华南科大卫、陈春声、施坚雅扯的一些农村问题。 秦晖先生的土地改革。 讲到欧洲的农民战争。 印度的农民莱特瓦尔制、马哈尔瓦里制、柴明达尔制。
当然还有李鸿章，研究黄河问题的事。河工 漕运 盐政是清朝的三大政。 就像贵国的铁路啊，现在叫高铁了。 高速和机场。
李鸿章是甲午战败后，下野治理黄河。 对别人来说这是最肥的差事。不过对中堂来说，是最差的一个工作。
在网上搜了下几乎没人研究过这个问题。
中堂找了个洋人来勘察河道。 寻其根源，用欧美解决问题的办法。
处理黄河水土流失，地上悬河的办法。 觉得比现在都要高明。 这些办法肯定没怎么实施过。
保护堤坝。种草啥的。 河之深浅，宽窄。
又讲藤条 编埽，怎么省钱啊。
讲老百姓多么愚昧，目光短浅的伤害堤坝。
秸料之不靠谱啊，水泡后就腐烂。如沙土一样。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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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
陈三立是陈寅恪先生他爹， 陈宝箴（浙江、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侍郎、湖南巡抚）的儿子。
我特别讨厌诗词一类的东西。任公说过小说和诗词是文化中的糟粕。曾国藩中年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后来转型搞诗文，认为文以载道。
陈寅恪可以从诗文来考证历史。 唐诗来研究唐朝历史。 我读了两三遍依然没读懂的《柳如是别传》也是拿诗文来考证历史。 诗文典故 ，今喻，古喻， 这门学问太深，只有天才能懂。 只有非常懂才能从中获得巨大的价值。 像我这样业余爱好，不打算研究那么深。
打算去日本，日本核电站又严重了，不敢去了。
父母闲着没事打算离婚，我说你怎么现在才离。 看我不开心找件事让我惊喜下吗？ 我累了懒的折腾了，你们也别折腾了。
不知什么时候，从很希望父母离婚，变的还是好好过日子吧。
是鸿雪影响了我，还是身心疲惫。老了。
扯了太多都跑题了。
梁鼎芬 这个王八蛋，也是科举出身。 竟然敢去告李鸿章大爷，贪污腐败。 脑袋被门挤了吧。
被李忠堂给双规了。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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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
中堂去上海拖延北上这一招，后人想学可惜学的不像。 岑春煊同志待在上海也被杨士琦玩死。 当然那件事始末源于丁未大惨案，惹谁别惹李鸿章，李鸿章跟着荣禄大哥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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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再起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协助光绪皇帝发动的戊戌变法，在慈禧太后的铁血镇压下灰飞烟灭，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远走海外，一批支持维新派的官员受到严惩。少为人知的是，晚清重臣李鸿章，虽然并非维新派，但其实对维新派的主张非常认同。虽然李鸿章在戊戌政治风云中能自保平安，但他的观点、态度悉为慈禧所知，戊戌政变后他自然不可能再获重用。不仅如此，他还受到变相惩罚。
黄河自古以来就水患不断，地处下游的山东更是深受其害，河道时常决口。1898年夏秋，山东黄河再次决口，数十县被淹，受难乡民无数，甚至浮尸蔽水。这时，慈禧出人意料地命令实龄已七十有五的李鸿章前往山东履勘山东河工。派李前往任此苦差，慈禧当有自己的考虑：一是自己通过政变重新训政，想以派如此重臣前往灾区，显示自己对灾情的重视、对灾民的关心，以收买民心，稳定局面；二是李鸿章毕竟同情维新派，且有多人上奏要求弹劾，借此变相惩罚李。
此时已是初冬，而当李鸿章到山东时将是隆冬季节，对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来说，确实难以忍受，所以李鸿章在万般无奈中，上折请求慈禧太后另选他人，但未被慈禧批准。11月30日，李鸿章一行离开北京，他特邀比利时工程师卢法尔(Armand Rouffart)随行。12月11日，他们到达济南。李鸿章接受卢法尔的建议，决定采取近代西方科学方法，首先测绘全河情形，研究沙从何处而生，水由何处而减，探寻根治办法。在有些地段，他还亲率卢法尔及一些官员一同勘测。1899年3月31日，李鸿章返京复命，距他出京正好四个月。在这四个月中，他不顾隆冬严寒，不辞劳苦，驰驱两千里，认真查看，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拿出了治本、治标两套办法，确比许多敷衍塞责、贪图享受甚至以河务谋私利的官员强不少。
不过，李鸿章关于治河的意见却未受到朝廷重视，许多具体建议都被朝廷和有关部门以种种理由推托、否决。李鸿章对此忧心忡忡，生怕水旱之灾会激起民变。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担心地说：“沧海横流之受，不得谓一隅为灾，不关全局也。”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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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
最近还看到雷颐出了本书。 有空翻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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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一直禁止私人创办新式企业。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巨大震动，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像日本那样发展民族私营企业才是强国的根本。同时，由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设厂投资，因此也不便继续禁止民间设厂；再加上清政府此时财政极为困难，无力“官办”新式企业。在危机面前，清政府不得不公开改变以前禁止民间办新式企业的政策，颁布了“饬令招商，多设织布、纺绸等局，广为制造”的电旨。1895年8月，光绪皇帝颁布诏书，敕令官办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更开启了清末官办企业私有化之端绪。这些措施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与之前相比，开始有了较快的发展，中国出现了一个民间兴办新式工业的小浪潮。
清政府此时虽然制定了种种政策、法规，成立了有关机构以奖励、发展私营工商业，使私人企业在这一阶段发展相对较快，但其内部实际上一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反对私营企业。因此，清廷这时的经济政策是对纺纱、碾米、造酒等等这类对于“国计”影响不大的行业放开民营，而对航运、电报、铁路这类对于“国计”有重大关系、原本“官督商办”企业则一直摇摆不定。因为官督商办是1872年李鸿章为了突破官无资金、不会经商，而有资金、有经商才干的商人没有合法办近代企业之权的困境，“遇到红灯绕道走”想出的一个变通办法。简单地说，就是由政府出面、商人出资办近代企业，“官为维持”、“商为承办”，即官府督办，商人自筹股资，并且具体经营。用今天人们熟悉的语言来说，就是“戴红帽子”。这种企业天生的一个缺陷就是产权不明。对这类企业，清政府内部一直就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国有企业，官家自可任意处置，因为本来就是以政府之名而设，而且在经营过程中得到政府的多种优惠待遇，甚至享有某种垄断权。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私人资本强大之后，将削弱统治者的统治力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私人资本强大会使国家富强，朝廷统治基础更加巩固，而且这些企业是商家出资经营，理应为商家所有，国家不应收回；如果收回，应给商人合理的补偿价格。两种政治力量斗来斗去，一时这派占优势，一时那派占上风。直到甲午战后清廷同意发展私营企业，但对“官督商办”企业的“性质”仍无定论。结果必然是清政府在重大经济政策上大幅度摇摆，最终成为清王朝垮台的导火线！
两种力量的激烈较量与斗争，集中表现在“轮电之争”和“铁路之争”。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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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今天二月初三。明天二月初四。
《晚清淮系集团研究》 今天在翻这本书。 意识形态痕迹太重。 有七八十年代的风格。 对史论不做任何评价，对史料史实。有些钦佩。
对地方志，一些提督，下级官员的年谱书信。一些史料矛盾之处，互相印证分析出相对合理的结果。
这本书有些章节的史论，意识形态太重我不怪你。那是因为那当时的社会大局问题。
意识形态影响了对大清朝廷的认识。 得出那么低能的结论。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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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讀一篇論文。 搜不到杯具啊。我想讀的太多東西網上都搜不到。《清華學報》《晚清督撫權力問題商榷》 劉廣京 新 第10卷 卷 第 2 期 民國六十三年七月
台灣的清華大學，不是中國的清華。
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
页158。购买旗昌轮船公司的活动充分体现了官僚、买办结合后所起的作用……在这方面，官僚盛宣怀起了突出的作用。据徐润回忆：向沈葆桢提出建议之初，沈也曾以无款拒绝。但盛宣怀以种种办法指明各处有款可以动用，以说明官款筹集之不难； 特别是他竟敢于冒称招商局已凑集一百二十二万两，而实际上招商局在当时并未真有分文在手。盛宣怀所称之一百二十二万两款项纯系主观愿望，他所指望的即是上面所述盐商、旗昌公司原有华股等款项，这在当时只能是画饼充饥，预为悬想，在后来确也没有一
项成为事实。无怪继任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指摘盛宣怀“工于钻营，巧于趋避”。 然而，正是依靠盛宣怀的官场权术，招商局的贷款获得了封建大官僚的允准，这恰是买办商人所难及的。因之徐润对盛宣怀的伎俩表示“钦佩”不置。 正是根据买办官僚各自具备的特点，招商局主持人在购买旗昌公司时所作的分工是：朱其昂赴江、广、浙等地筹款，唐廷枢留沪料理一切，盛宣怀、徐润、朱其诏去南京与沈葆桢洽商。
还需指出，盛宣怀在这次活动中的作用尚不限于此。因为参与这一活动的还有在上海任职的洋务派官僚如冯焌光（时任江海关道）、吴大廷、李兴锐、郑藻如等人，他们都是李鸿章系而与盛宣怀关系较深的洋务官僚；在第一次付款中，盛筹垫二十万两，江海关道允借十万两。 这些都表明洋务派官僚在这次活动中也分外积极。而盛宣怀的“热切”乃是另有企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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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拿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来研究清史，瞎折腾哈。 感觉到上海变成通商口岸之后。 租界才几千洋人，就有好几十万华人。当然，那时候闹太平天国。很多人跑到江郡，后跑到上海逃难。
那些跑到上海的华人，开始适应洋人的生活方式。 大清是个宗族的社会，而这些华人脱离了宗族社会。脱离了大清，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受租借管理，不受大清管理。
同治朝才开始设中西官员共同参与的司法机构。
最近挺忙的，白天读社会学和清史，晚上读《资治通鉴》。
讀了一天資治通鑒，在想呂後死後，呂氏被清洗。 皇帝是惠帝兒子，呂氏監國挺名正言順。 而聯絡齊王造反。 殺光呂氏外戚。 未必是撥亂反正，呂後高估了自己，低估了隱忍不發十五年的功勳集團。 宗族和功勳集團聯合幹掉外戚。 最後，齊王沒當成皇帝。 皇位妥協給了另一個人代王劉恒也就是漢文帝。
代王方今高祖亲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固顺，以仁孝闻于天下。 這不過是個理由，惠帝也是高祖和呂後的兒子。當今皇帝又是惠帝的親兒子，很正確的傳承順序。 爲什麽造反后，就換了皇帝呢？ 文帝上臺就把他處死了。 憑什麼呢？
昨晚思考的问题，希望今晚找到答案。
在晚清，上海基本上就是李鸿章大爷的地盘。李鸿章那肯定不是啥清官。 任人唯亲啥的的确做过。不过如果真是人才，李鸿章一定也会提拔。 中堂一些得力的手下，还真未必是合肥人。
李鸿章的确也贪污，不过大家都贪污的情况下，李鸿章还能把官做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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