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城市不但没有与农村建立起良好的互惠关系，反而以剥削农村的方式两败俱伤。而解决的出路只能在于重新恢复城乡关系，使两者在生产和消费两方面互相补充。
严格说来，费孝通先生这一本新译为中文的著作应取名为《中国乡绅与城乡问题》。所谓“中国绅 士”，在费先生看来是指那些地方上的退休官员或官员亲属，或受到过简单教育的地主。这些“绅士”(China’s gentry)即士大夫阶层。他们主要 分布在中国农村，所以称呼他们为乡绅更为准确。而费先生研究中国乡绅问题也并不仅仅是出于知识社会学的兴趣，而是力图以中国乡绅为出发点来探讨中国的城乡 问题。
费先生认为，乡绅与学者－官员阶层虽然联系密切，但两者仍然相当不同。中国的乡绅并不拥有实质 的政治权力。皇权与绅权之间的博弈，使中国乡绅练就了一套既可以逃避被皇帝随意支配，然而又可以接近权力来源的高超政治手腕，而施用这些手腕的重要立足点 在于乡绅管理下的地方农民。老百姓－乡绅－皇帝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模式最基本的三个层面，乡绅也因此起到了连接国家成员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桥梁作用。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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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5期
Jonathan D. Spence, 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
New York: The Penguin Books, 2007. 332pp.
史景遷著，溫洽溢譯，《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259 頁。
擅長講中國歷史故事的美國耶魯大學教授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近有一書敘述明末散文家、詩人、史家張岱（字宗子，1597-1680?），內容計分九章，一、〈人生之樂樂無窮〉(Circles of Pleasure)，二、〈科舉功名一場空〉(Charting the Way)，三、〈書香門第說從頭〉(On Home Ground)，四、〈浪跡天涯絕塵寰〉(The World Beyond)，五、〈亂世熱血獨愴然〉(Levels of Service)，六、〈王朝傾頹亂象生〉(Over the Edge)，七、〈散盡家產留忠心〉(Court on the Run)，八、〈繁華靡麗皆成空〉(Living the Fall)，九、〈寄諸石匱傳後世〉(Reclaiming the Past)。從這些標題大略可知，史景遷主要在敘述張岱的一生，像他其他許多著作一樣，重點不在理論與議題，而在敘事。史景遷的敘事依舊優美，不過讀者很快會發現，這本敘述張岱的英文書，很不尋常地翻譯了大量的張岱原文，即使不計「覆述」(paraphrase)部份，篇幅亦已超過全書之半，隨便翻開第174-175 頁，幾乎全是英譯張文。
這篇書評因而聚焦於中譯英的問題。史景遷所譯張岱文，有其妥貼而又雅致的一面，例如譯張岱在一篇遊記中的一段話：「山後人家，閉門高臥，不見燈火，悄悄冥冥，意頗淒惻。余設涼簟臥中看月，小傒船頭唱曲，醉夢相雜，聲聲漸遠，月亦漸淡，嗒然睡去。」(On the slopes of the hills, the house gates were all closed and people were sleeping deeply, one could not see the light from a single lamp. In the silent darkness, the mood was somber. I laid out a clean mat in the boat so I could lie there and look at the moon; in the prow of the boat, one of my young serving companions began to chant a song. The drinking I had done blurred with the dream I was having, the sound of the song seemed to recede, the moon itself also seemed to grow paler. Suddenly I was asleep.)（見溫譯本頁33；原書頁28）
這一段中英兩種文字一樣優美。我們注意到史景遷必須用比張岱多三倍有餘的文字來達到相等的美感，但這不是任何英譯者的能力問題，只是顯示古文比現代文字更具簡潔之美。不幸的是，史景遷的譯文有太多的錯誤或可待商榷之處。由於譯文所佔全書篇幅如此之大，指出其中的許多誤譯，應非「找碴兒」(nitpicking)；不過，在此僅能舉其大者，不及細微，以備讀者參考，或也將有功於作者。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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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清一代色情业的发展，在以革命史观为主导的近代社会史研究中是一个不甚深入的问题。一般而言，人们多从道德评价的层面对一些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揭露批判，而很少注意到其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1]同时，晚清政府对娼妓的管理体现出的历史进步性也少有学者提及。因此，笔者利用近年发现的若干史料，对这一问题略做分析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清代前期的色情业状况
西方学界有娼妓的产生起源于宗教的说法。在早期色情业研究著作中，王书奴所著的《中国娼妓史》也移植这一观点，认为中国的妓女起源于殷商的女巫，并将这一时期称为”巫娼时代”。[2]但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认为，以卖淫为职业的妓女之所以产生，最主要的根源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私有制社会建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认为自由妇女的职业卖淫是在人类社会出现雇佣劳动之后，并且是它的必然伴侣。
中国最早的官营色情业之起源通常认为是在春秋战国的齐桓公时代， “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资国用，此即教坊花粉钱之始也。”[3]这在当时就招致过反对，《战国策·东周策》中说，在齐桓公宫中有女市七、女闾七百，因为”国人非之”，管仲还不得不”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但从此之后，官营色情业几乎历代不绝，私营的色情业更是蓬勃兴起，在特定时代，召妓、狎妓更成为文人雅集、唱和之际不可缺少的助兴之事。中国文学因而与青楼文化结下了不解的因缘。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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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的意義──中國現代化的第一階段：講授方式、評量方式與參考書目
柯保安著，李榮泰等譯，《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聯經，費正清著，薛絢譯，《費正清論中國》正中，民83李國祁，〈導言〉，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商務，民國74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1979）
天朝體制下的對外貿易：行商制度、「廣州制度」馬士（H. B. Morse）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上海書店，2000）第一卷，頁71-105張哲嘉，〈「大黃神話」─乾隆年間對俄禁運大黃的事件經緯與文化意涵〉，中研院近史所討論會論文
西人對天朝體制的挑戰：早期中英的接觸劉鑒唐、杜文平，〈馬戛爾尼使華原因、目的與南京條約內容的關係探討〉，見張芝聯主編，《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6郭廷以，〈中國近代化的延誤──兼論早期中英關係的性質〉《近代中國的變局》，聯經，1987
中英的磨擦與衝突：鴉片戰爭（一）費正清等編，張玉法等譯，《劍橋中國史（晚清篇）》南天，民國76。第四章：廣州貿易與鴉片戰爭。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第二章：西力的衝擊（上）
中英衝突的擴大與影響：鴉片戰爭（二）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三聯，1997），〈緒論：由琦善賣國而想到的〉，頁1-32蕭致治，《鴉片戰爭與近代中國》（武漢，湖北教育，1999），〈怎樣評價鴉片戰爭中的林則徐與琦善〉，頁265-279
天朝體制的徹底瓦解：不平等條約的束縛王爾敏，〈五口通商初期上海地區暴亂事件所反映秘密會社之生機及適存環境〉，《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二費正清等編，張玉法等譯，《劍橋中國史（晚清篇）》南天，民國76。第五章：〈條約體制的建立〉頁286-316
天朝的內在危機：大清帝國的中衰湘軍與哥老會──試析哥老會的起源問題，《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86），頁389-400李國祁，〈明清兩代地方行政制度中道的功能及其演變〉《近史所集刊》3上，1972-6
近代中國體質的檢驗：太平天國及捻回之亂陳仲玉，〈太平天國的婦女政策〉，《大陸雜誌》42-8柯文（Paul A. Cohen）著，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江蘇人民，1994），第二章
內亂的平定：湘淮軍勇營的崛起賈熟村，《太平天國時期的地主階級》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第十一章，頁349-375王爾敏，〈胡林翼之志節才略及其對於湘軍之維繫〉《清季軍事史論集》台北聯經，1980
動亂的影響：地方勢力抬頭劉廣京，〈晚清督撫權力問題商榷〉《清華學報》新10:2，1974李宇平，〈劉蓉在陝西巡撫任內的表現──湘系人物出任督撫的個案研究〉《教學與研究》4，1982/6
動盪時局的主政者 ：辛酉政變寶成關，《奕訢慈禧政爭記》（吉林文史，1990），頁161-195鄺兆江，〈慈禧形象與慈禧研究初探〉《大陸雜誌》61-3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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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讀一篇論文。 搜不到杯具啊。我想讀的太多東西網上都搜不到。《清華學報》《晚清督撫權力問題商榷》 劉廣京 新 第10卷 卷 第 2 期 民國六十三年七月
台灣的清華大學，不是中國的清華。
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
页158。购买旗昌轮船公司的活动充分体现了官僚、买办结合后所起的作用……在这方面，官僚盛宣怀起了突出的作用。据徐润回忆：向沈葆桢提出建议之初，沈也曾以无款拒绝。但盛宣怀以种种办法指明各处有款可以动用，以说明官款筹集之不难； 特别是他竟敢于冒称招商局已凑集一百二十二万两，而实际上招商局在当时并未真有分文在手。盛宣怀所称之一百二十二万两款项纯系主观愿望，他所指望的即是上面所述盐商、旗昌公司原有华股等款项，这在当时只能是画饼充饥，预为悬想，在后来确也没有一
项成为事实。无怪继任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指摘盛宣怀“工于钻营，巧于趋避”。 然而，正是依靠盛宣怀的官场权术，招商局的贷款获得了封建大官僚的允准，这恰是买办商人所难及的。因之徐润对盛宣怀的伎俩表示“钦佩”不置。 正是根据买办官僚各自具备的特点，招商局主持人在购买旗昌公司时所作的分工是：朱其昂赴江、广、浙等地筹款，唐廷枢留沪料理一切，盛宣怀、徐润、朱其诏去南京与沈葆桢洽商。
还需指出，盛宣怀在这次活动中的作用尚不限于此。因为参与这一活动的还有在上海任职的洋务派官僚如冯焌光（时任江海关道）、吴大廷、李兴锐、郑藻如等人，他们都是李鸿章系而与盛宣怀关系较深的洋务官僚；在第一次付款中，盛筹垫二十万两，江海关道允借十万两。 这些都表明洋务派官僚在这次活动中也分外积极。而盛宣怀的“热切”乃是另有企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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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五代是我很熟悉的四段历史之一。 清末最熟悉，其次是战国，然后就是秦汉，最后是五代。日本人对唐朝的研究很深。
记得民国年间，日本人看不起中国，几个学者去日本学习还是什么。日本学者很看不起，后来知道他们是陈寅恪先生的学生，立马尊重的不得了。 这是个特例，日本尊重陈寅恪先生不是因为他是中国人，而是他是个天才。世界知名的天才。 拿唐代的诗去分析历史，最擅长的中古史。 懂满文，突厥文，梵文。不用说德语拉丁语英语这样简单的语言了。 陈寅恪先生十几岁就去日本留学。当然更懂日文。
我是学过半年日文，现在忘记大半。扯的跑题太多。 还好鸿雪她妈懂日文。
唐末五代宋初研究日人論著綜合目錄之幫忙尋求篇
太史政按：此目錄大部分信息來自於本人近期在CiNii網站的辛苦搜索（能下載PDF版的論文已經下載並剔除於本目錄之外，我會陸續上傳到這裏），專供本人托他人尋找論文之時提供信息之用，並非收納此一領域日人論著之全部內容，且隨著相關論著的入手，希望此目錄的篇幅會越來越小。在此，敬請各位同道，若能在自己找資料的時候，順便複製（或者提供尋找途徑）一二以下論著（側重於軍政方面特別是吳·南唐史相關）的話，小子感激不盡！雖然無以為報，但會銘記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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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书可以看，搞学问最杯具的不是不挣钱，而是还要花钱买书。一年几万块钱买书，不说生活，还有鸿雪的开销。
3《感觉的分析》，（奥）马赫著，洪谦等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会有比这更令人信赖的译者吗？
3《宗教与科学》，（英）罗素著，徐弈春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3《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论文续编》，（丹）波尔著，郁韬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
2《罗马盛衰原因论》，（法）孟德斯鸠著，婉玲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
3《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英）孟著，袁南宁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1964年印。
3《海洋政治地理》，（澳）普雷斯科特著，王铁崖等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看到译者的名字，我吓了一跳。
3《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英）克拉潘著，傅梦弼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书被水浸过，否则作为克氏的两大著作之一，这等书应得2。
2《俄美公司》，（苏）奥孔著，俞启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此书属于“沙俄侵华史”蓝封面系列。为了表达终于得到此书的快乐，特定为2。
3《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1814－1914》，（美）杰拉维奇著，福建师大外语系编译室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
2《不得已的说明》，（俄）谢特著，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译组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此书属“白封面”系列。一年前就在孔网看到了，要价不合理，最终导致我取消了和那个山东书店的所有订单，并且从此遵循一个真理：山东人是老实可靠的，山东商人是最不可爱的。这次终于以合理的价格买到了，一本几十页的小书拿在手里，我感到自己恶狠狠地。
3《化学的历史背景》，（美）莱斯特著，吴忠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4《古史辨》（二）、（三）、（五），顾颉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上海古籍的翻印水准，是对这套书的侮辱。上海，可以把很多事情弄的好的不得了，又简直一定会把同样多的事情搞的不可原谅。
3《明末忠烈纪实》，（清）徐秉义，《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此书虽难得，但简体竖排，装订粗劣，更有不少错页。
3《世载堂杂忆》，刘愚生，《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60年。
2《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编，科学出版社，1957年。书前插图中的几张史记诸本书影，有些历久弥新的味道。
2《读史方舆纪要》（三）、（五），（清）顾祖禹，中华书局，195X年。曾在本单位图书馆工具书室诡言一番，借出此书，复印了一套，用过不少次。前年夏天，有位前辈说其父有这套书，虽然老人过世已久，且即使在世也不会用，但是老人乃十分大名鼎鼎之人，这位前辈既不败家，又不缺钱，所以我还是没有。朋友惠赠《万有文库》本第三十一至四十六册，书陈旧而干净，携带很爽，但查询阅读均不爽，且仅全书三分之一，所以非常不爽。前一阵有人光明磊落地对我吹嘘，三百元买了一套，居然就是从孔夫子买自本单位学生的，全然不考虑我的胸中丘壑。我要配齐这套感情深厚的书。
2《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方国瑜，中华书局，1987年。此书内容、常见程度、相貌似在2、3之间，且偏于3。但花了不少钱，而且虽常见却不大好买，故2。按，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的学术书，距今不远，但印数不多，且出版之初，新一代学者、学生如将无同之流，往往一哄而买。要这一代人对书松手，还不到时候，所以其实这些书反而不好买。
3《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唐）玄奘，中华书局影印敦煌写本、金藏本、赵城藏本，1981年。此书虽仅残余六卷，甚可重视，可惜这本有点脏乎乎的。最近买的小书，往往不大卫生，得反省一下自己的品味了。
2《在亚洲热带》，（俄）克拉斯诺夫著，刘缘子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十九世纪末，来自乌克兰草原的俄国第一位地理学博士、植物地理学家，坐了几十天的船，到荷兰人治下的爪哇，参观全球第一的热带植物园，用富于文学意味的笔调，和坦诚的土包子眼光，写下了这些花团锦簇的游记。我只看了几十页，就对热带大岛火山丛中的茂物植物园怦然心动了。当年海陵王读柳永词，慨然投鞭渡江，象我。
3《西方名著提要》（历史学部分），（英）汉默顿编，何宁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1962年印。
4 Goldberg & Smith ed. Australian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8. 本来是向店主咨询一下此书的详况，结果没想到店主这样热情啊，我只好买了。没用。
3《考古学和科技史》，夏鼐，《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十四号，科学出版社，1979年。
3《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苏秉琦，文物出版社，1984年。
3《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9期，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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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洋务运动期间，有一批西方人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社会生活。他们中有的掌握了税收大权，如总税务司一职及各海关的主要负责人，长期以来都由洋员担任。有的则担任军事顾问、教官，帮助中国组建近代海陆军；英国军官琅威理甚至受任为北洋水师的副提督(副司令)。而当时被称为洋务的各重要建设项目——造船、机器制造、铁路、电报等，也几乎都离不开西方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中为数更多的人则活跃在文化教育领域，其中多数是传教士，但又分别充任各类学堂的教习，或长期从事翻译出版等活动。简单地说，洋务运动与在华西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海内外学人对此已作了大量研究，但仍有许多重大问题有待进一步弄清。问题之一是如何从总体上恰当地评价他们的活动?这是个不太容易回答的难题。这些外国人流品不一，地位各异；而每一个人的活动又是多方面的，其思想在不同时期往往有变。不过，这并不等于没有轨迹可寻。本文拟对其中的一些方面作些探索，也许对全面回答这个问题有所助益。
《局外旁观论》与洋务思潮的形成
翻检历史资料，人们不难发现一个历史事实，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西方在华人士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曾一再向中国政府提出许多重要的建议或忠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改革中国内政外交的建议，是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作)和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新议论略》。两个文件于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递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奉上谕交各地督抚详慎筹划，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湖广总督官文斥之为“包藏祸心。”江西巡抚刘坤一则认为“断不可从其所请”。《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四十一卷第42、44页，中华书局北京。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抚蒋益澧则说：“自强之道，不待外求”，“毋庸变其法”。闽浙总督左宗棠则认为只学西方的造船便可；洋人的来福枪还比不上广东的鮝枪，包括电报在内“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观而不适用”。同上四十二卷，第59、62、47页。他们在清代大吏中不是以顽固著称的人物，尚且如此反感，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甚至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大陆有些史家仍认为他们的建议负面价值是主要的，他们不过是“要求清政府遵守不平等条约，举办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的事业。”《中国近代史词典》第73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那么，他们究竟说了一些什么呢?
第一，由于虚文粉饰和腐败成风，中国已陷入非常危险之境地。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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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王尔敏
今日有幸，承中国社会科学院贺照田先生的摧毁引介，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郑纳新先生的厚爱宠重，得使拙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论》能在中国大陆地区刊行，以与学界朋友有观摩交会的机会，真是欣幸与兴奋之至。
我做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资料俱是普通常见，人人可作覆按。而研治之道，略加排比，可有四端：第一，我将尽量以当年名 谓、词旨表状当时人之思想，不将今世流行词汇强加于前人头上。第二，深入研探当时言论之时代用心，不批判对与错，但表暴其新创意旨。用现今的话说，要掌握 当时人的动机、智能、心向与目的。第三，比较新旧词意之不同，得出其时思想之新意。第四，把握这一时代思想之内涵，指出思想流趋之动向。总之，像这样条目 标举，无非为使读者稍能看出我治思想史的做法，其实仍很难供承我的治学方法，得其大略而已。
我一生研治史学，在二十世纪之学风下，未尝不受外国史学风气与理论的影响，但未大肆标榜洋人理论而吓诈学界，绝无此纪 录。当然我是默默地应用英国大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所创说的“Calleng and Responose”和美国汉学费正清（John King Faribank）两位大师的影响，同时在治学门径的选择上言，也确信其有助于研究中国近代史上各类问题。特别是中国近代思想制度以及外交这些领域，自是 我入手研究方便的管钥。再作补充说，我当然是谨慎选择，决不轻易接受他人鼓吹的种种理论，那些耍把戏的洋人理论学说，我是一定拒斥。
我在此述说往日经历，绝对无意向国人推介什么治学理论，那是一定有局限的，不要跟随他人，也不要跟随我，学者有充分权 利，自定有利用价值的方法途径。像我所依信的费正清的理论，只能用来处理十九、二十世纪之中国近代史，向上稍推，自无用处。而汤因比的理论，经其立旨，即 在用于解析古往今来历史现象，是完全概括了外力挑战与内部挑战，周顾宽广，探讨深彻，自是西方史家卓越创说。
虽然说长道圆，各现理论精义，然史事复杂万端，切要审慎使用，决不可以史料、史实牵合理论，等于削足适履，且必贻误后世。我以过来人所见，二十世纪此类治史人才，充斥士林，以标榜为能事，特忠告今世纪学者，务要扬弃此弊。
研治近代思想，是既复杂又突出，很具有研磨趣味，当然很有特色。很有追考的价值。我生平在这一领域致力最多，在我一生的研究项目自最有实绩，有一点心得才敢于向学界暴白拙见。我有论著，皆可覆按作为验证。
中国近代思想内涵，庞杂多样，却自具清楚界域，与前代不同。显著的特色，表现横面的外力冲击，这是其一；多半跟随重大史事爆发而有立即的思潮反映，此其二。研治近代思想，这两点最能表达思潮起伏段落。自是鲜明表现特色，亦必并入思想巨流之中。
近代思潮展放，重大历史事件，创造启发契机，实例俱可明见。若鸦片战争，于一八四二年结束，鲜明的“师夷之长技以制 夷”之睿见即为魏源提出。这一观点，正为开启中国现代化的前道，直到今日，仍是国人努力坚持重心。再如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于一八六O年而其时朝野于一八六 一年即启步“自强运动”。此一运动至今仍在延续。在此举例，可以比对各个重大史事后之展放新创思潮，此自代表中国近代思想特色。吾之研究亦即要抓住各不同 段落所进发的思想概念。
何以重视探索近代思想？主要在考察其时的中国知识人物的应变智慧，虽然面对西方强敌帝国主义者之大举侵略，也要估断其因应世变的能力与方法。如果不是昏庸麻木，当可判断并期待有醒觉恢复的时会。此点自足引带我去不断的追考判析，也就不期然作了种种论著。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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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賓四先生是俺敬仰的一位大師。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之前的blog也提到過，由於個人歷史知識匱乏，不敢發表任何看法，對錢賓四的書只有學習。
最近這裡有太多的非學術性文章，嚴重影響了本站的質量。 很是抱歉。 以後關於技術、法學、時政等亂七八糟的東西，絕對不會在這個blog發佈。
对历史一直有浓厚的兴趣。多年来通俗的史书也看了不少，而首推的是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最为风趣易懂。其实也就是这本书，使我在中学时代就基本确立了自己历史观，也一定程度上来说影响了我看历史的角度。
对于一个年青的历史爱好者来说，读历史往往对人物的事迹和著名的战役比较留意。谈起历史也必以人物为核心，秦皇汉武，名将直臣，诸多人物事迹常使人荡起回肠。进而常将身边的人比作一历史人物，并以此为乐。这多少都是受了《中国人史纲》的影响，它就比较重视讲人事。
其实，自司马迁创立了《史记》的记传体，后世正史皆以此体例修史，中国历史的传统何尝又不是以讲人事为主呢？
但我们常说是诸如“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话象不象中国传统的“天命论“，做一代人王地主必是上承天命？呵呵，撤远了。）之类的话，除了人物影响历 史之外，历史自身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这种规律，在我们上学的时候，讲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社会发展史“，也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因对此理论颇不以为 然，也就不太去注意和研究了。在通史中即便看到谈政治，经济制度的章节，也往往大略看看就过去了，了解一些各代制度的梗概就可以了，从惶乇鹱乓 狻?br>
对我产生很大触动，让我感觉到制度力量的可怕，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我们以后会谈。《万历十五年》 用文学的笔法，深刻地刻画了在制度面前，上至皇帝，首辅大臣，下至百官，都显得渺小、无力和苍白。真正在左右历史进程的，不是人，而是制度以及决定这些制 度的历史背景。
当然，在学习和研究政治制度之前，必须先对人事有大致的了解。“本来政治应该分为两方面来讲：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要 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离开人事单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似乎干燥乏味，无可讲。“因此奉劝各位学子，没看过两三部中国的简 史，设置对历史断代还不甚了了的话，先不要读这本书。
言规正传，我们还是来谈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在序言中明确讲到，之所以要讲、要研究政治制度，主要是因为两点：一是要全面客观地了解和评价中国文化，就必须要了解传统政治。二是要讲中国政治制度向西方学习，也必须先了解本国传统，然后将外来制度和传统结合。
纵观全书，钱先生有一不厌其烦反复强调的主题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有得有失，而且也不象五四以来所讲的，中国古代完全是“专制“制度，一无是处。另一方面，“我们并不能因其出了毛病，而把此制度一笔抹杀。“总之是强调要客观的看，结合历史背景看制度。
钱先生讲的这个主题对我们这一代应该不是大问题，现在的青年人应该具备了客观看待中国历史传统的思想，只是对传统的具体内容不甚了了，需要补充而已。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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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直到20世纪，曾国藩仍然是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魅力未减，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袁：这的确是非常有趣的现象。蒋介石奉曾国藩为楷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梁启超、蔡锷也崇拜他。甚至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对曾氏推崇备至。1917年他致信友人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长沙。直至1920年6月，他仍虔敬地念叨：“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毛泽东：《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1920年6月23日)，同上第490页。更有趣的是，蒋介石留下了“手钞曾文正嘉言录”的记录，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5年1月2日条。香港龙门书局1965年影印。而毛泽东的《讲堂录》中，也一再摘抄曾氏的格言。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1、592、593页。同时，这不是他们几个人的偏爱，而具有相当的广泛性。20世纪上半叶，《曾文正公家书》是许多家庭的教子书。1949年以后这部书在大陆销声匿迹三十多年，至80年代又成了书店中的常见书。1911年春蔡锷应聘至滇任新军第19镇37协统领官，选编《曾胡治兵语录》为“精神讲话”教材，该军后来在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17年4月，商务印书馆刊行了这本语录。黄埔军样创办伊始，校长蒋氏将之略加补充，又印发全校“人各一编”。国民党老一辈的将领没有读过这本书的恐怕很难找到。如果考虑到共产党的不少名将和重要领导人—周恩来、林彪、徐向前等都曾在黄埔工作或学习；加上1943年延安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刊登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读》，要各级军官学习；《中国兵书集成》第50卷卷首说明，解放军出版社、辽沈出版社联合出版。其影响的广泛和深刻更不容低估。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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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半年前，曾讀過袁偉時先生關於晚清思想史的書。名字是《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還了寫了一兩篇blog，不過這都在另一個blog上。 很多截圖 。wordpress上傳圖片功能太弱了。轉過來麻煩。
記得幾年前第一次讀到袁偉時先生評價李鴻章的文章，也是這種問答的方式。 讀起來挺親切。
本文节选自《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與人物》 第八章。
友：洋务运动的研究热闹了好几年，老兄有何高见?
袁：一言难尽。谈起洋务运动总是离不开恭亲王奕訢、曾国藩与李鸿章。除慈禧以外，对19世纪下半叶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人物恐怕就数他们了。而就思想而论，曾国藩是个突出的典型。
曾国藩属哪一家
友：直至20世纪上半叶，曾国藩的影响仍然引人注目，在这几个人中，似乎影响最为深远。但我给你们这些编哲学史的弄糊涂了：有的专章论述，有的却闭口不谈。曾国藩究竟是不是哲学家?
袁：有差别才好。千篇一律，人云亦云的书，你愿意看吗?是不是哲学家未见有法定标准。以家称人或自称，所在皆有，良窳不一，难以深究。至于应否写入专史，这就要看作者的史识如何了。
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一个有趣的问题，曾国藩的思想究竟属哪一家?
时贤把曾氏列为中国近代的重要哲学家(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主要把他视作理学家。这样定位不能说毫无根据。一是他曾师事唐鉴，并向倭仁请益，二人都以理学名世。二则他的有些文章，如《答刘孟容书》、《顺性命之理论》、《书学案小识后》、《送唐先生南归序》等，口口声声：“学者何?复性而已矣。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矣。”曾国藩：《答刘蓉(孟容)书》，《曾国藩全集》书信(一)21页，岳麓书社1990年，长沙。道学味十足。而在其他文章中，也不时流露道学气。不过，多方面地看看曾氏的言行，判定他为理学家，又有轻率之嫌。
第一，应该看到，程朱理学是官学，曾氏出身于翰林，位兼将相，常把修心养性的官话挂在嘴边，自在情理之中。
第二，他受过理学大师的薰陶，熟悉程朱之学，理学对他说来不都是门面话，但那仅是其思想的一部分。同时，学与成家，其中程度大有差别。曾氏讲理学，大体说来，无非是陈陈相因的旧话。而真正称得上家的人，总要给一种学问增添点新内容。
第三，曾氏毕生信守儒学，但儒学不等于理学。
曾氏究竟怎样看待理学?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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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年前希望把 qingchao.net做成一個專業的關於清朝的百科全書。 能找到關於清朝的所有史料。 一些人的筆記，信函，全集。史書，史論什麽的。
當準備去做的時候，發現這是一件要花費太多時間的事情。 根本不是我一個人可以完成的。 又沒打算從qingchao.net盈利。加上很多個人的問題。
自己很多事情的優先級都比維護這個站點高。 有的時候，忘記了自己最初的夢想。 現實就是這樣可怕。
有半年時間都沒管過《讀通鑒論》了。這幾天把這個爛尾工程給結束了。
看不懂古文的這裡有《讀通鑒論》白話文。 還有個不錯的版本。在verycd上。http://www.verycd.com/topics/2783774/
需要使用電驢下載。 我尊重用電驢下載的人，希望不要用迅雷去下載。
至於資治通鑒我只通讀一部份。 秦漢部份，還有就是五代十國。
船山公論郭威。記得前面我還有篇文章講郭威。
周主威疾笃，遗命鉴唐十八陵发掘之祸，令嗣主以纸衣瓦棺敛己，自谓达于厚葬之非而善全其遗体矣。其得国也不以正，既无以求福于天；其在位也，虽贤于乱君，而固无德于天下，以大服于人；惴惴然朽骨之是忧，而教其臣子使不能尽一日之心力以效于君亲，其智也，正其愚也。尤可哂者，令刻石陵前，以纸衣瓦棺正告天下后世，吾恶知其非厚葬而故以欺天下邪？则乱兵盗贼欲发掘者，抑必疑其欺己，愈疑而愈思发之。汉文令薄葬，而霸陵之发，宝玉充焉。言其可信，人其以言相信邪？
陵墓之发，自嬴政始。骊山之藏，非直厚葬已也，金银宝玉，鼎彝镜剑，玉以为匣，汞以为池，皆非生平待养之资，而藏之百年，愈为珍贵者，是以招寇。若夫古之慎终厚葬、以尽人子之心者，敛襚之衣无算，遣车明器祭器柳衣茵罂赠帛，见于土丧礼者，如彼其备。等而上之，至于天子，所以用其材而极孝养必具之物者，礼虽无考，而萃万国之力以葬一人，其厚可知也。然皆先骨而朽，出于藏而不适于用。则人子之忱以舒，而终鲜发掘之患。先王之虑之也周，取义也正，而广仁孝以尽臣子之情也至；不可过也，抑不可不及也。周主威不学无术，奚足以知此哉！墨氏无父，夷人道于禽兽，唯薄葬为其恶之大者。藉口安亲而以济其吝物寡恩之恶，禽道也。为君父者，以遗命倡之，亦不仁矣。
郭威之低調內斂。
中年討伐河中。說的那句話，臣不敢請，亦不敢辭。 我常拿這句話提醒自己。
對付史弘肇，皇帝，太后。 弄死王峻的手法。 最後又紙衣瓦棺。 柴榮精明可能稍勝與郭威。 穩健遠差于郭威。
若柴榮有郭威一半的穩健。 都沒有宋朝什麽事。
船山公也是一代大儒，從儒家的層面，分析郭威之當皇帝，不正統。 古代禮是很重要的東西，只有神聖的葬禮。對維護統治有好處。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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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散原先生，散原先生是陳寅恪先生的父親。 余大綱的家族是個傳奇啊！
俞大纲《寥音阁诗话》
一
散原先生诗，笼罩万有，出入百家，其境界之高，造语之工，不独为近代第一名手，即魏晋盛唐，亦少匹敌。古今诗人，陶靖节得自然之妙境，杜工部笃人伦之至情，故诗能名世。散原有陶之胸襟，杜之性情，故写景能摄天地万物之精魂，言情则言语出自肺腑。大凡艺术上品，必具入世之真感情，出世之纯境界，图画音乐，莫不然，诗人驱遣文字，犹余事也。
散原先生提濮青士藏山谷老人尺牍卷子诗云：「我诵涪翁诗，奥莹出妩媚，冥撏贯万象，往往天机备，世儒苦涩硬，了未省初意，麤?扫皮毛，后生渺津逮。」於山谷诗推崇至矣。今读山谷诗，谓其奥莹出妩媚，自极的当，谓其贯万象，备天机，似尚不及散原也。按奥莹妩媚，似指句法而言，贯万象备天机，似指内容而言。散原诗句法得之於山谷者至深，若论内容，则山谷实不逮散原。愚尝谓散原诗，具陶之境界，杜之性情，黄之句法，持此解以读散原诗，庶几不远。
散原先生尝自谓三十岁以前，诗宗义山，三十以后，始变体，世人皆以先生诗传江西法乳，与玉溪格调，绝不相谋，但读先生观宋刻任天社山谷内集诗云：「翁诗久远愈论定，立懦顽廉果谁力？世人爱憎说西江，类区门户迷黑白，咀含玉溪蜕杜甫，可怜孤吟吐向壁。」足见先生胸无唐宋界限，且以涪翁为咀含玉溪，所见超人一等。张文襄不喜散原诗，谓为我所不解。此唐宋门户之见也，当时樊樊山易实甫方以晚唐敝体，饮誉京国，先生此论，又岂偶然而发者邪。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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