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三本书很不错。
《廿二史札记》，读史札记，三十六卷。清赵翼撰，成书于乾隆六十年（1785年)。
赵翼在史学方面的代表作就是《廿二史札记》。这部书是他自辞官还家后到乾隆六十年前后历二十三年编写而成的。《廿二史札记》对我国历代“正史”作了考证、分析与评论。其中考证《史记》、《汉书》三卷，《后汉书》二卷，《三国志》、《晋书》三卷，《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和《南史》四卷，《魏书》、《齐书》、《周书》和《北史》三卷，《新唐书》、《旧唐书》五卷；《五代史》二卷、《宋史》、《辽史》、《金史》六卷，《元史》二卷，《明史》六卷，计三十六卷，每卷内含若干条，共五百四十四条。因当时《旧唐书》、《旧五代史》尚未被清政府明令为正史，故名《廿二史札记》。
《廿二史札记》对治史方法的探索有其突出贡献，作者善于用归纳法，综合分析重大历史事件。赵翼在读史时注意横向联系，即将同性质的史料集中在一超，“参互较核”，考证异同，并加以归纳组织，便于反映历历史事实的真相。例如卷二十一“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条，就列举了《五代史》本纪、列传的记载约二十多条，使这一史实得到充分的证实。另一方面，赵翼还注意纵向联系，即按时间先后排比史实，对某一历史事件进行自始至终的叙述，如卷十三“太上皇”条，按时间顺序综合各史记载，叙述了从汉到清有关太上皇情况，使人对这一历史事实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廿二史札记》的另一特点是考据与义理相结合。康熙乾隆时期，清廷屡兴文字狱，一些士人不敢冒身家性命之险，遂远离现实，埋头于故纸堆中，考据学兴盛。有的在考据时，仍从事于经学、历史学的研究，并未受繁琐考据的束缚。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虽都被认为是清代最有名的三大历史考证名著。但赵翼的考证又与钱大昕和王呜盛等人的考证不同。钱氏的《廿二史考异》局限于文字校勘和名物训诂，王氏的《十七史商榷》则囿于对典章制度的论述。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则不仅有对历史事实的考证，而且也有自己的评论。赵翼首先对各种吏书的编写方法、史料真伪等加以评论，对这些史书的某些特点、优点加以突出赞扬，对其缺点、疏忽加以批评。他对曲笔、讳饰表示反感，而提倡直书、实录，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大胆地加以评论。例如在《后魏用刑杀太过》条，赵翼揭露后魏统治者刑杀太过，动则族诛，株连甚广，滥杀无辜，因此反对族诛法。在《胡蓝之狱》条中，他还着意揭露了明太祖为了保卫皇权而屠杀功臣，实际上暴露了封建统治者“家天下”的丑恶本质。可见赵翼写《廿二史札记》并非为考据而考据，而是希望通过考据评论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他对古代政治几乎没有多少肯定的结论．多半是对其黑暗腐朽面进行揭露和指责。这些都表明《廿二史札记》超过了一般的考据学著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赵翼生活在清朝由盛转衰的乾嘉时代，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比较尖锐，他摄于清朝文字狱的淫威，因此不敢直接涉及当时的政治，甚至为此而不惜扭曲自己思想，他在评论宋、金关系时，居然对秦桧的投降行径表示赞同，认为北宋的亡国原因在于不与金“修好”，他还斥责明末主张抗清的官僚为“书生误国”，认为他们应该联合清朝镇压农民军。其外，他还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天命所决定的，说：“国之兴亡，全系天命”，这种天人杂糅的历史观以及书中存在的其他不足应加以注意。
评：考证分析廿三年，“参互较核”大贡献；
归纳组织映真相，精评考据义理兼。
《十七史商榷》，考证著作，一百卷。清王鸣盛撰。成书于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前。
王鸣盛，字凤喈、西沚，号西庄，生于雍正十年(1732年)，卒于嘉庆二年(1797年)，江苏嘉定人。出身于明司业逢年之家，幼敏慧过人，曾从沈德潜受诗，又从惠栋问经义，遂通汉学。乾隆十九年(1754年)一甲二名进士(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桑擢侍读学士，充福建乡试正考官。升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后因坐滥支驿马，左迁光禄寺卿。旋丁内艰，不再出仕。
鸣盛性俭素，无声色玩好之娱。晏坐一室，明唔如寒士。钱大昕为其妹夫，常相互研讨学术。工诗，大抵以才哺学，以韵达情。古文不专一家，用欧、曾之法，阐许、郑之义，有《诗文集》四十卷。著《尚书后案》三十卷，专述郑康成之学。又著《周礼军赋税》四卷，发明郑氏之旨。撰《蛾术编》一百卷，有说录、说字、说地、说制、说人、说物、说集、说刻、说通、说系十目，仿王应麟、顾炎武之意，而援引尤博。
《十七史商榷》，“商榷者，商度而杨榷之也”。十七史之名，初见于《宋史·艺文志》，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后魏书》、《北齐书》、《后周书》、《隋书》十三史，再加上《南史》、《北史》、《唐书》、《五代史》。明人毛晋的汲古阁刻有十七史，其实只有十五种，缺《唐书》、《五代史》，仍沿用十七史之名。王鸣盛认为，毛晋主刻之书，并未精校一遍，“于为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踌驳，以成是书，故名商榷也”(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
王鸣盛说，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他长期以来，常独处一室，覃思史事，既校始读，也随读随校。甚至购借善本，再三校勘。并搜罗杂史稗说野乘、山经地志、谱谍簿录，以及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钟鼎尊彝之颖识，山林冢墓，祠庙伽兰、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以供佐证，相互检照，以考其典制事迹之实。起初，鸣盛将所考者，记于书的上下空处，字如黑蚁，久之皆满，旋誊抄于别帙，都为一编，而成本书。
计史记六卷、汉书二十二卷、后汉书十卷、三国志四卷、晋书十卷、南史宋齐梁陈书十二卷、北史合魏齐周隋书四卷、新旧唐书二十四卷、新旧五代史六卷，总九十八卷。别论史家义例崖略为缀言二卷，合计一百卷。
王呜盛说，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干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自择。事迹有美有恶，读史者也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一一条析无疑，而后褒贬听之于天下公论。他还主张，“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
王鸣盛的《商榷》卷一，有《史记》集解分八十卷、索隐正义皆单行、迁字子长、子长游踪、《史记》所本、《史记》朔立体例、十篇有录无书、褚先生补《史记》、徐广音义、裴注所采、裴注下半部简略、索隐改补皆非，对《史记》一书的作者、注家、本书体例、取材等，做了具体考证。
又如卷十八，有地理论古、十三部、刺史察藩国、刺史权重秩卑、刺史隶属御史中丞、郡国官简、汉制依秦静而变、刺史太守屡更、太守别称、守尉改名，对汉代的利国、刺史等地方行政官制与监察制度，做了考证研究。如郡国官简条，“十三部分为郡国一百三。其属有蛮夷者曰道。公主所食日邑，侯即封为侯国。每部有刺史，每郡有太守、守之下则都尉与丞。”“每县有令，小县称长。令长之下有丞尉。汉官长数，据表有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而郡国官其简如此。至于令史掾属多有通经术至卿相者。而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掌教化，啬夫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贼盗。其非长吏而代长吏治民，又未尝概从简省也。”王氏还就此议论，“盖其时风气犹朴，故能成治。若后世之吏员，其中固无人材，而所谓里长、保正、总甲、牌头者，又乌可多设焉。”
在《商榷》一书中，王鸣盛并不局限于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的校勘史籍之事，时有议论。他颂扬范晔，“史裁如范(晔)，千古能有几人?”(卷三八《后汉书．翟公巽重修》)称《资治通鉴》一书，是“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卷一百《辍言·资治通鉴上续左传》)。他批评李延寿的《南史》、《北史》，“庇病百出，不可胜言”、“甚少条理”、“删落处不当而欠妥者十之七八”(卷五三《新唐书过誉南北史》)。王鸣盛还指责《晋书·王导传》“多溢美”之词，“所谓翼载中兴，称江左夷吾者，吾不知其何在也”，“导之庸鄙无耻甚矣”(卷五0《晋书·王导传多溢美》)。
王氏在的驰骋议论，可见其论项羽的四谬，“项民谬计凡四。方项梁起江东、渡江而西，并诸军连战胜，及陈涉死、召诸别将会薜计事，此时天下之望已系于项梁。若不立楚怀王孙心即其盾破死于章邯之手，而项羽收其余烬，大可以制天下。范增首倡议立怀王，其后步步为其掣肘。使沛公入关，羽得负约名，杀之江中，得弑主名，增计最拙，大误项氏，谬一。(郦生劝立六国后，张良借前著，筹其不可。在刘如此，在项何独不然)章邯破灭项梁，羽之仇也，乃许之盟，与之和好，立之为王。此事，秦民已不服，又诈坑降卒二十万，失秦民心，谬二。弃关中不都，而东归，乃三分关中，王章邯及其长史司马欣、都尉董翳以距汉，岂知三人诈秦民降诸侯被坑，民怒之刺骨，安肯为守，坐使汉还定三秦如反掌，谬三。汉之败彭城，诸侯皆与楚背汉，范增劝急围汉王荥阳。范增诸所为项王计划，惟此最得，乃又听汉反问逐增，使军心懈解，失汉王，谬四”(卷二《史记·项民谬计四》)。这些见解，多有可参考之处。
评：敏慧过人中榜眼，以才哺学性素俭；
独处一室思史事，传世《商榷》《蛾术编》。
《廿二史考异》，考证著作，一百卷。清钱大昕撰。成书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
钱大昕，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晚称潜研老人。生于雍正六年(1728年)，卒于嘉庆九年(1804年)，江苏嘉定人。乾隆十六年(1751年) 召试举人，授内阁中书。十九年二甲第四十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旋擢任右春坊右赞善，累充乡试主考官，入直上书房，迁詹事府少詹事。乾隆四十年，丁父艰，服阙，又丁母艰，病不复出。
大昕幼慧，善读书，能发古人所未发。博学，研精经、史，于经义之聚讼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民族、金石以及左人爵里、事实、年龄，了如指掌。他参与翻译西人《地球图说》，并参与清廷官修的《音韵述征》、《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诸书，著有《唐石经考异》一卷、《经典文字考异》一卷、《声类》四卷、《唐书史臣表》一卷、《唐五代学士年表》二卷、《宋学士年表一卷》、《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艺文志》四卷、《三史拾遗》五卷、《清史拾遗五卷》、《通鉴注辨证》三卷、《四史朔闰考》四卷、《疑年录》三卷、《潜研堂文集》五十卷、《潜研堂诗集》二十卷、《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养新录》二十三卷、《恒言录》六卷、《竹汀日记诗钞》三卷，以及《廿二史考异》一百卷。
《廿二史考异》，对《史记》、《汉书》、《后汉书》、《续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吏》、《北史》、《唐书》、《旧唐书》、《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二十二部史籍，进行了考证。
大昕自称，他从青年时便爱好史籍，成进士后，“尤专斯业，自史汉迄金元，作者廿有二家，反覆校勘，虽寒暑疾痰，未尝少辍。偶有所得，写于别纸。”乾隆三十二年，乞假归里，稍予编排，年有增益。以后在讲学中，大昕又与学人时加讨论。“间与前人暗合者，削而去之。或得于同学启示，亦必标其姓名。郭象、何洁盛之事，盖深耻之也。”足见他治学的严谨。
大昕认为，阅读史籍并非易事。他说，“夫史之难读久矣。司马温公撰《资治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它人读未尽十纸，已欠伸思睡矣。况廿二家之书，文字烦多，义例纷纠。舆地则今昔异名，侨置殊所，职官则沿革迭代，冗要逐时；欲其条理贯串，了如指掌，良非易事。”在他看来，史籍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龋龅前人，实以开导后学。”(序)
钱大昕反对那种言不及义的繁琐考据。他说，“世之考古者，拾班范之一言，挝沈肖之数简，兼有竹素烂脱、豕虎传伪。易斗分作升分，更予琳为惠琳，乃出校书之陋，本非作者之鲁，而皆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曜凡庸，予所不能效也。”同时，他也反对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空泛议论。他说，“更有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住，强作聪明，妄生瘐瘠，不卟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予尤不敢效也。”
《廿二史考异》是钱大昕的历史考证主张之体现。有例如：
卷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楚项条：“别项于楚者，义帝虽项氏所立，羽不为义帝用也。见项梁与沛公起兵，皆在陈涉未败之前，其后权奉义帝，不得竞系于楚。”又《高祖功臣侯年表》的曲周条，“索隐云，县名，属广平。案，(汉志>曲周县，武帝建元四年置。盖景帝之世，郦寄以罪免，国除为乡，至孝武，复置为县。”
卷五，《史记·滑稽列传》，威王八年，楚大发兵加齐条，“按，世家及表，是年齐楚无交兵事。此传之言，多不足信”。
卷十，《后汉书·光武帝纪下》，七年诏郡国出系囚见徒免为庶民条：“按章怀注，范史避太宗讳，民字皆改为人。如《光武纪》，兆人涂炭、为人父母、祖宗之灵、士人之力，是也。今本仍作民者，则宋以后校书者回改。然亦有不当改而妄改者。如建武七年，诏出国出系囚见徒，免为庶民。十一年，启敢灸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灸灼者为庶民。十二年，诏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县官未报，一切免为庶民。十三年，诏益卅l民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十四年，诏益凉二州奴婢，自八年以来自讼、在所官，一切免为庶民。殇帝延平元年，诏宗室坐事没入宫者，今悉免遣，及掖庭宫人，皆为庶民。此庶民本当作庶人，校书者不知庶民与庶人有别，而一例改之。然建武五年，诏郡国出系囚见徒，免为庶人。六年，诏王莽时吏人没入为奴婢，不应旧法者，皆免为庶人。此两处仍未改也。凡律言庶人者，对奴婢及有罪者而言，与他处泛称庶民者，迥乎不同。今本有改有不改，由当时校书不出一手故尔。”
从上列三条可知，大昕的《考异》，论寓于考辨之中。《光武纪》郡国出系囚免为庶民条，集东汉光武有关免奴为良的诏令，便于人们对东汉社会与奴婢问题的研究，并不限于民字的避讳之辨证。梁启超认为，钱大昕“最详于校勘文字，解释训诂名物，纠正原书事实讹谬处亦时有。凡所校考，令人涣然冰释”。(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五)梁启超之评，可为确评。如卷五十二，《唐书·长孙无忌传》，太子承乾废立晋王、以无忌为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条，对同三品考证令人冰释。他写道， “案，<太宗纪>，贞观十七年四月，立晋王治为皇太子，特进肖踽为太子太保，李勋为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宰相表>亦止载肖璃李勋二人。其对无忌为太子太师，房乔为太子太傅。《纪》、《表》皆不书者，非宰相之职，例不当载也。《百官志》，其后李勋以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谓同侍中、中书令也。而同三品之名，盖起于此，亦不举无忌。然则《无忌传》立，同中书门下三品者，殆误矣。吴氏纠谬，谓《宰相表》有阙文，盖考之末审。”
《廿二史考异》，为清代史学名著，在史学史上占有其重要地位。
评：治学严谨详校勘，解释训诂纠谬偏；
廿二史书细考异，涣然冰释史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