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今天發了不少文章，可能屬於回光返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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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晚清以来西方思想和儒家思想演进》
http://www.tudou.com/playlist/p/l8688196i52954906.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455c4a3083c4bb4cf7ecd1f3.html 王汎森《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_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 《经、史、儒关系的重构与“批判儒学”之建立–以<儒学五论>为中心试论蒙文通“儒学”观念的特质》http://t.cn/zOGcP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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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學是門很值得瞭解的學問。建議多從科學史、科技哲學瞭解下博物學。
http://hps.pku.edu.cn/ 北大哲學系，我最喜歡還是科哲和一些老先生，對別的不太喜歡。
今年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也是《物种起源》问世150周年，全球范围内的纪念活动数不胜数。无疑，达尔文配得上这样的荣耀。在科学史的灿烂星空中，达尔文是最耀眼的明星之一，除了牛顿等少数几人，他的成就无人能够比肩。如果说天文学、物理学上的哥白尼革命更新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那生物学上的达尔文革命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在达尔文之后，这些问题有了新的解答。事实上，达尔文革命全面地波及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为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我们组织了这组文章，关注的均为达尔文革命的人文方面，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人类情感的本质和功能等话题。
达尔文进化论是科学史上最重要的科学理论之一，但人类历史上，恐怕很少有哪种科学理论像进化论这样传得变了形。实际上，很多时候，达尔文是被有意无意“劫持”了，在达尔文的旗号下，流传的未必都是达尔文的观点。
实际上，生物进化论看起来简单，这些理论基本上是用普通文字叙述的，极少用到数学公式。法国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曾深刻地指出：“进化论遇到的一个麻烦在于，每个人都自以为理解它。”（A curious aspect of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is that everybody thinks he understands it,1974）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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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内容提要】在中国古代思想与制度之中，有丰富的政治智慧：道统与政统的双重权威、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民间的清议传统、文官考试与御史制度等等，这些政治智慧与制度实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皇权独霸天下，使得中国政治在若干朝代和历史时期之中保持了清明、理性与有序。如果说这些政治智慧表现为某种有别于欧洲的儒家宪政的话，那么也必须注意到，这种儒家宪政是残缺的礼治型宪政，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限制。儒家宪政是否可以落为现实，最终还是取决于三纲为核心的礼治秩序，依赖于圣君贤相的个人德性，无法从根本上落实宪政所应该解决的统治合法性、权力的有效限制和权力的有序更替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宪政在现代社会之中不再具有独立的光复价值，但其中的政治智慧有可能通过与自由主义的审慎的嫁接，在现代民主宪政的基本架构之中实现创造性之转化。
【关键词】儒家宪政 礼治 双重权威
Abstract： There is plenty of political wisdom in Chinese ancient thoughts and institutions: the double authority of the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dynastic rulership, the joint governance of the state by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king, the free political discussion among intellectuals, the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 the imperial supervisory system, etc. The political wisdom embodied in these institutional practices went to great lengths to constrain the autocracy of the royal power and gave China intervals of serenity, rationality, and order in her history. If such political wisdom can be construed as a semblance of Confucian constitutionalism distinguishable from that of Europ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it is an imperfect, rule-of-rite type of constitutionalism, with its inherent and insurmountable limitations. Whether the Confucian constitutionalism can be turned into reality depends on the orderly rule of hierarchical rite and on the personal virtues of the kings and the premiers. Such constitutionalism comes nowhere near solving such constitutional problems as the legitimacy of ruling, effective power check, and the orderly transfer of power. In this sense, the Confucian constitutionalism by itself hardly deserves resurrection in modern society. Nonetheless, its political wisdom may be cautiously supplanted onto liberalism in order to attain a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 the framework of modern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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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的費孝通先生兩篇文章很不錯。建議自己去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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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硕（四川大学藏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1980年前后提出的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主要指今川、滇、藏三省区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我们知道，中国的总体地形构造是西高东低，这一基本地形趋势使得中国境内大多数河流、山脉都主要呈东-西走向。但在我国西部青藏高原东南缘的西藏东部和四川、云南西部一带，却存在一个非常独特的山脉、河流均呈南-北走向的地理单元，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横断山高山峡谷地带，也地理学上通常所称的“横断山脉地区”[①]。“藏彝走廊”所指的正是这样一个独特区域。该区域因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从这里穿流而过，在峰峦叠嶂的高山峻岭中开辟出一条条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所以自古以来即成为众多民族或族群南来北往、频繁迁徙流动的场所，也是历史上西北与西南各民族之间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孔道。为此，费先生将其称为“藏彝走廊”。“藏彝走廊”一词，可以说比较准确、简约地概括了这一特殊区域的人文特点。不过，需要指出，“藏彝走廊”概念自提出以来，虽在一定程度得到学术界的响应与认同——一些研究西南民族的学者已在其论文中正式使用这一概念并对其作过某些阐述[②]，近年在一些介绍该区域的普及读物中也开始使用“藏彝走廊”一词——但总体看，目前学术界对此概念的使用还不是十分广泛，对它的认识也存在一些歧异和模糊性。目前此概念还更多是在具体从事该区域研究的学者中被知晓和使用，尚未成为我国民族学界乃至其它相关领域普遍知晓和约定俗成的概念。其原因除了人们对“藏彝走廊”所指称的这一具体区域的民族及历史文化特点缺乏了解外，还缘于人们对费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这一历史-民族区域概念的科学价值与学术意义缺乏必要认识。那么，费先生是在什么背景和思路下提出“藏彝走廊”概念的？“藏彝走廊”所指称的这个区域有哪些突出的历史文化特点？它在我国整个民族区域研究中有何特殊地位与价值？显然，这不只是一个概念问题，同时也关涉如何从具体的“历史-民族区域”角度来建立中国民族格局整体视野的问题。此问题颇具深意，对我国当前的民族研究有重要启示作用。本文将围绕费先生所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试就上述问题作一讨论。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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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体用”、“超越”和“重叠共识”等的对话
李泽厚（以下简称李）：你是很早就研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我看过你写的文章。你是搞外国学问的。
童世骏（以下简称童）：对，我的博士学位是在挪威拿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哈贝马斯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关联及讨论，里面有一部分是评论您提出的“西体中用”。
李：是嘛，那是遭到了很多批判的提法。
童：我倒是没有批判。我发现这个提法有非常重要的见地，并且去做了一番解读：我觉得您表达的这一观点跟毛泽东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有共同之处。因为您讲的“西体”，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今体”，也就是指西方影响下的中国当代社会日常生活。如果把它理解为“今体”，那么“中学为用”其实就是“古为今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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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书分为三编熬头编“旧典范的危机”收入五篇文章，论述了晚清思想界的内部变化（“典范危机”），及不同思想家或派别从不同角度对传统思想资源加以哄骗、改造，以图因应这些个变化的测验考试
一般认为，有清学术的主流是“汉学”民国以来，不少学人如胡适、傅斯年、刘文典、任鸿隽等，都注意到这一流派中的“科学”意味那是在一种新的思想形式下对既往学术的再估价，而晚清思想“典范危机”的1个重要表现倒是学术界对汉学不满意的一天比一天激化：人们越来更加现汉学所答应的那种路程经过“通经”而“致用”的学术道路无法兑现，各类“新”的思路从而被激拍发来此中，“宋学”及与其相干的“今文经学”一经再起，便成为激荡晚清思想学术史的主潮作者对这两大思潮并未畅谈，而是拔取了两个上下团结两本书做详细分析：《方东树与汉学的阑珊》讨论的是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一书在“反汉学”思想中的职位地方，《清季的社会政治与经典诠释——邵懿辰与〈礼经通论〉》讨论了邵氏的《礼经通论》这一“深接受并审理学传统影响的考证之作”是怎样为晚清今文经学的产生起到了关键效用的
宋学、今文经学和“汉宋融合”之学，都归属“精英”文化的规模但1个时代的危机之所以成为“范畴性”的，其影响所及天然并不限于“精英”人物是以，《道咸年代里民间性儒家学派——太谷学派的研究》（以下略称“《太谷学派》”）将目光转向“中基层士人与黎庶”对“时代挑战”的回覆作者明言，该文只是对于“二手论述的综合与不雅察”但与此前研究不同的是，作者并不把问题放在“民间宗教史”的角度，而是将其放入“十九百年一般思想史”的角度去考察简言之，“太谷学派”力图将儒家文化“宗教化”（包括典籍和组织两方面），从而使与一般人不加干碍的“儒家文献”变为激动庶人的信仰资源这一努力的结果姑置岂论，在一部存眷变化时代的思想史中为“中基层”留下1个位置，展览出生避众人应对困境努力的多元颜色，使得作者对晚清思想变局的讨论更为饱满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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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自《中国人类学评论》第4辑
开场白
王铭铭（北大/民大教授、主持人）：
我们现在身处的这座楼（指中央民族大学2号楼）曾汇聚中国社会科学最高水平的学者，我一直认为应该把它还给社会科学。今天我们请李绍明老师来这里讲座，意义重大。李老师既是这批前辈的学生，也是他们的一员。现在已经七十多岁，是的父亲辈。我学术上得到他的关心和启发很多。简单介绍李老师，他是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 1950年入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后来参加了民族研究的很多工作，到今天算起来已经几十年了，这是我们这些“小萝卜头”没法比的。李老师在两个方面建树颇丰，一是西南民族研究，他在西南民族研究会长期负责领导工作，写了很多学术作品；二是对西南地区民族学和人类学学术氛围的长期维护起到关键性作用。现在我们把时间留给李老师。
讲座
李绍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人类学总的来说属于人文社会科学，是近百年来由国外引进的一门学科，在国内已有相当发展并形成一些学派。按学术传统与惯例，在英、美等国，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或称社会人类学、民族学）、语言人类学与考古人类学这四大部类；在欧洲大陆人类学专指体质人类学，而民族学、语言学与考古学则为与之平行的科学。我国的这门科学因为是分别从不同国度引进的，因此两种体系并存，在业内并没有严格的划分。但在我国现行的学科体系中，将人类学归属于一级学科社会学之下，而将民族学归属于一级学科民族学之下，这就显得有些不顺。本文所述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主要与英、美的这一学科关系较为密切，故从四大部类的人类学这一划分办法。本文仅略述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不妥之处，请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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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07年5月，沟口雄三先生应《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之邀，在“台社”作了有关辛亥革命的学术演讲。“台社”将此次演讲的内容刊发于2007年9月出版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67期上，同时配发了贺照田、杨贞德和钟月岑三位学者的回应文字。本刊此次发表的沟口雄三先生的“辛亥革命新论”一文是他从台湾回东京之后根据在“台社”的演讲内容重新撰写而成的，并由东京大学林少阳先生译成中文首次发表。征得“台社”同意，本刊同时发表了刊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的三篇回应文章。
[内容提要]明末清初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思想家鼓吹“乡治”，极大地拓展了作为“地方公论”产物的“乡里空间”范围，并由县延伸至省一级，直接促进了“一省之力”的成熟和独立，最终形成了辛亥革命以各省独立获得成功这一独特形态。这种视角有别于传统的现代性坐标，可以使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有更全面的把握。
Abstract： In the initial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a group of thinkers represented by Huang Zongxi promulgated the idea of “village autonomy”. As a result， “the space of village autonomy”， which was formed by “local public opinions”， was greatly expanded， extending from the county level to that of the province. The autonomy of “provincial power” began to assert itself， and this finally led to the widespread attempt and success of provincial independence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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